近年中日關係經常給人一種愈來愈危險的感覺。東海、釣魚臺，日本強化西南諸島防衛，中國海空軍活動日益頻繁；臺灣問題又不時成為中日外交交鋒的焦點。兩國輿論中的強硬聲音此起彼落，很容易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東亞是不是正一步一步走向戰爭？

我的看法稍微不同。
中日之間的緊張是真實的，戰略競爭也是真實的，雙方都在增加軍事準備。但在這些表象之下，同樣存在非常強的克制力量。至少就目前而言，北京與東京都沒有足夠理由主動選擇一場全面戰爭。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哪一方突然決定「我要打一場中日戰爭」，而是局部危機、軍事摩擦或第三方事件逐步升高，最後把原本不願意開戰的各方拖進去。

一、摩擦很多，但彼此仍然需要

政治上的敵意，容易讓人忽略一個非常基本的事實：中國與日本依然是兩個高度相互依存的東亞經濟體。
2025年中日貿易總額約3433億美元，在連續數年下降之後重新增長。日本輸往中國的重要商品，包括積體電路、半導體製造設備、精密機械與工業設備；中國則仍是日本重要的製造、消費與供應鏈來源。(jetro.go.jp)

兩國當然都在推動「去風險化」。中國希望提高高階設備與材料的自主能力，日本也努力降低對中國稀土與部分供應鏈的依賴。但降低依賴，並不等於已經脫鉤。
人員往來亦然。日本仍是中國民眾重要的旅遊、留學、工作與移居目的地，中國人口也是日本外來居民與勞動人口的重要來源。

因此中日關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徵：
政治上互相防備，經濟與社會上卻仍然彼此需要。

這不能保證和平。1914年前的歐洲列強同樣有高度經貿往來，倫敦、柏林、巴黎的金融與工商聯繫也十分密切，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爆發。
歷史真正告訴我們的，不是「有貿易就不會戰爭」，而是經濟互賴會讓戰爭代價更加清楚。
今天任何一個中日決策者都知道，一旦全面開戰，遭到破壞的不只是幾艘軍艦、幾座基地，而是數十年建立的東亞產業鏈、航運、金融、能源與市場體系。
這樣的戰爭很難有真正的經濟贏家。

二、日本擴軍，不等於日本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近年日本的安全政策確實發生很大的變化。
軍費增加，遠程打擊能力逐步建立，西南諸島防衛強化，美日軍事整合也日益深入。日本政府甚至希望推進修憲討論，並重新檢討國家安全戰略文件。(japan.kantei.go.jp)
所以，今天再把日本理解成幾十年前那個幾乎完全依賴美國保護的「非軍事國家」，顯然已經不合實際。

但日本增加軍備，與日本主動尋求對華戰爭，依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日本戰後形成的和平主義傳統並未完全消失，更何況人口老化、財政壓力、能源高度依賴海外輸入，都使真正的大規模戰爭成本極高。
一旦中日全面交戰，日本本土、沖繩、西南諸島、美軍基地、港口、機場乃至能源交通線都可能立刻成為戰場。
東京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日本也不至於愚昧到認為，只要跟著美國向前衝，就可以把中國當成一個普通軍事對手。中國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而是一個核武國家與世界級工業大國。
所以日本近年的軍事強化，與其說是「準備進攻中國」，不如說更接近強化嚇阻，讓北京知道動武的成本會很高。

三、中國現在同樣沒有輕率開戰的利益

北京也是如此。
中國目前仍面對房地產、地方財政、人口老化、就業與消費信心等一系列內部問題。此時若主動與日本乃至美日同盟發生全面戰爭，勢必嚴重衝擊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解放軍本身近年也正經歷高層大規模整肅與人事變動。中央軍委及各軍種高層都有重要職位調整，外界也因此持續觀察，這些震盪是否會影響複雜聯合作戰的指揮與協調。這當然不能簡單等同於「解放軍不能打仗」，但至少說明中國軍方正處於高度整頓期。
對一個正在整頓軍隊、又面臨多重內政壓力的國家而言，主動進入一場可能同時牽動日本、美國、臺灣以及整個東亞安全格局的戰爭，絕不是成本很低的選項。
北京與東京都可能彼此不信任，但都知道對方不是可以輕易擊敗的小國。

四、釣魚臺最危險之處，是戰爭不可能只停在幾個小島

真正可能發生軍事摩擦的地方，仍然是東海與釣魚臺／尖閣諸島周邊。
但這恰恰也是全面戰爭最難控制的地方。
釣魚臺距臺灣東北部極近，中華民國政府本身也主張對該島及周邊海域擁有主權。若中國與日本真的在這一海域發生武裝衝突，臺灣幾乎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這不表示臺灣必然參戰，而是臺灣同時具有三種身分：主權聲索者、地理上的直接鄰近者，又位於日本西南諸島、美軍沖繩基地與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

一旦衝突由海警對峙升級為自衛隊與解放軍交火，問題很快就不再只是「幾座島屬於誰」，而會變成臺灣—與那國—石垣—宮古—沖繩這整條海空通道如何運作。
美國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
接下來韓國必須重新調整對北韓的戒備，北韓會觀察是否存在可利用的空隙，俄羅斯也會重新計算遠東部署。
所以中日全面戰爭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
它幾乎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場中日戰爭。

五、核武器反而形成了某種「恐怖的和平」

東亞安全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核武器。
中國、俄羅斯、北韓都是核武國家；日本與南韓本身沒有核武器，但都處於美國延伸核嚇阻體系之下。
SIPRI估計，俄羅斯與中國都擁有龐大或快速增長的核武庫，北韓也已具備一定核武能力。(sipri.org)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現象：
核武器使戰爭變得更加恐怖，卻也因此提高了全面戰爭的門檻。

任何東亞主要國家在決定進入大規模戰爭之前，都必須多問一句：
如果常規戰爭失敗，或者局勢逐漸失控，最後會不會碰到核武器？
沒有人敢保證答案永遠是否定的。
這是冷戰留下來最冷酷的政治遺產。美蘇之間彼此敵視四十多年，代理人戰爭打遍全球，卻始終避免直接全面交戰，並不是因為華盛頓與莫斯科彼此信任，而是因為雙方知道真正全面開戰之後，可能沒有勝利者。
東亞今天某種程度上也存在同樣邏輯。

只是核嚇阻還有另一面，也就是所謂「穩定—不穩定悖論」：最高層級的全面戰爭門檻提高，各國反而可能更願意在門檻以下進行軍演、海警執法、空中逼近、經濟制裁與各種灰色地帶行動。
因為每一方都在想：
「這點事情，對方總不至於冒核戰風險。」
於是東亞呈現出一幅看似矛盾的畫面：軍備愈來愈多、軍演愈來愈頻繁、政治語言愈來愈強硬，但真正的大規模戰爭卻長期沒有發生。

六、東亞和平，很大一部分來自歷史記憶

有人認為東亞國家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徵：話往往說得很重，但真正做事時又留下底線。
我不認為這完全是文化。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東亞各國都曾經付出過極其沉重的戰爭代價。
中國經歷抗日戰爭、內戰與韓戰；日本整個戰後國家體制直接建立在1945年的戰敗與毀滅之上；韓國與北韓都知道韓戰意味著什麼；臺灣也清楚，一旦臺海真正進入全面戰爭，數十年累積的經濟與社會成果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遭到摧毀。

因此，二戰後東亞逐漸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升級成本意識」。
這未必是友好，也未必是互信，而是一種對戰爭後果的共同認識。
大家可以軍演，可以增加軍備，可以說狠話，可以彼此威懾，但同時又要設置熱線、危機管理機制與外交溝通管道。
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面準備最壞的情況，一面又努力避免真的走到那一步。

七、真正危險的，是最後誰都退不了

當然，這並不代表東亞可以高枕無憂。
1914年的歐洲給歷史留下最大的教訓，就是世界大戰未必來自某一個領袖事先決定「我要打一場世界大戰」。
塞拉耶佛的一聲槍響之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盟責任、動員時程、國內政治與安全恐懼。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只是在回應別人的行動，結果卻一步一步走進原先沒有人真正預見的全面戰爭。

今天東亞真正需要防止的，也是同樣的事情。
一架軍機逼得太近；
一艘船發生碰撞；
有人死亡；
一次臺海危機向北延伸；
一場東海衝突觸及美日安保體系。
然後民族主義升高，政治人物突然發現：退讓比升級更難向國內交代。
那才是最大的危險。

所以我並不認為今天的中日緊張必然走向戰爭，也沒有必要看到幾次軍演、幾句狠話，就認為東亞大戰已迫在眉睫。
更接近現實的描述也許是：
緊張是真，競爭是真，軍事準備是真；但克制同樣是真的。
經濟互賴讓戰爭不划算；
核武嚇阻讓戰爭太危險；
歷史記憶讓戰爭的代價太清楚；
而各國自身的內部問題，又使主動發動戰爭缺乏必要性。

因此，東亞今天維持的並不是一種彼此友善的和平，而是一種建立在利益計算、實力平衡、歷史記憶與相互恐懼之上的和平。
這種和平並不浪漫，甚至有些冰冷。
但歷史上的長期和平，本來就很少單純建立在人們彼此喜歡之上。更多時候，是各方終於懂得了一件事情：
有些仗，開始很容易；真正困難的是，一旦打起來，沒有人知道最後要怎麼停。

巴西上週完成總統大選，現任總統魯拉在第一輪投票稍落後於小波索納洛（前總統波索納洛之子），卻在第二輪反敗為勝，獲得連任。巴西人口2.15億，國土面積851萬平方公里，占全南美洲約一半，是世界第五大，因此這場選舉對世局有不小的影響。

巴西的總統大選一向是左右之爭，魯拉屬左派，而波索納洛家族屬右派。這場選舉的特別之處在於，川普個人和美國政府幾乎公開介入，支持波索納洛家族及打壓魯拉政府：
1. 提高關稅：2025年，川普政府曾以巴西魯拉政府對前總統波索納洛進行司法追責為由，對巴西商品加徵關稅。
2. 制裁司法人員：推動對參與波索納洛案件的巴西司法人員實施制裁，並限制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的簽證。
3. 安全定性：推動將巴西的主要犯罪組織列為恐怖組織，以此向魯拉政府施加安全管理上的壓力。

一個國家，尤其美國，介入其他國家的選舉，並不罕見，但一般總是盡量隱祕，像川普這樣口無遮攔、不甩國際輿論的卻是少有的。在小波索納洛落選後，川普還立刻接納他逃亡到美國，擺明了要利用及扶植他對抗巴西魯拉政府。

美國也介入台灣的選舉，但與巴西很不同。巴西的親美派（波索納洛家族）與反美派（魯拉）大致是旗鼓相當，台灣的主要政黨卻都親美，近年雖出現「疑美論」，相對於親美派還是小巫見大巫。由於台灣主要的政治人物都親美，會自動到華府接受考察並尋求支持，美國的介入台灣選舉，幾乎都能憑私下運作就有影響力；而且美國對台灣政治人物的好惡不像對巴西政治人物那麼強烈。

美國介入台灣政治和選舉之深，可見於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沈所創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黑熊學院等相關組織，近年遭藍營民代與媒體多次指控在2020年至2026年間，陸續接受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在台協會（AIT）以及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SF）等美方與境外資金的贊助，累計金額超過5,000萬元新台幣。他的作為看來符合所謂的「境外勢力代理人」，雖然他辯稱當時身為大學教授，一切符合規範。（參見如《風評：國難・秘款・沈伯洋》）

沈伯洋與台北市長蔣萬安都親美，差別在於：蔣沒拿美方大筆的錢，自然以台灣利益為優先；而沈拿了美方那麼多錢，恐怕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美國在台灣有沈這樣的代理人，真是深謀遠慮、精於佈局啊！

美國介入巴西與台灣選舉的方式不同，因為親美/反美的環境不同。不論如何不同，巴西人能拒絕美國的干預，但願台灣人也能。

選舉容易被外國介入和影響，連美國的2016年總統大選都不可免（被俄羅斯網軍介入），這可說是選舉民主制度的又一小缺點，卻很少被提起。（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圖為AI產生)

0. 本劇故事概要
張榮宗的一生，是戰前戰後台灣人政治心路的縮影。他在日治時期以投書、參與地方運動方式反抗殖民，戰後又真心迎接「祖國」來到，相信台灣能藉由語言與文化重新接軌中國。然而接收後的行政腐敗與「五子登科」現象，使他強烈失望，從親中轉為反蔣，最終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中身亡。
他的女婿王明德在白色恐怖年代捲入《光明報》案件，因誤傳與錯誤指控承受長期污名，成為威權時期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其後所留下的創傷與壓力，也深刻影響下一代。
第三代的王世堅成長於戒嚴與解嚴過渡時期，在家族歷史記憶與自身民主運動經驗交織下，成為台灣政壇最具標誌性的反威權人物之一。
本幕透過講堂的方式，回望張榮宗家族三代的政治歷程：從反日、親中，到受中共宣傳影響，再到反蔣與追求民主。它並非單一家族的故事，而是一段台灣社會普遍歷程的濃縮映照。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6幕 島民心變 反轉歷史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大學講堂（投影布幕＋黑板）
場合：專題課〈戰後台灣政治與社會〉，教授專講「台灣人從反日親中，受中共影響，到反蔣。」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50歲出頭，史料派，口吻直白）
丁助教（30歲，操作投影、年表）
學生甲乙丙（插話、提問、反應，帶出觀眾疑問）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台灣人從反日親中，受中共影響，到反蔣。」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老師課堂語氣）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要談一位名字不算家喻戶曉，
但對理解二二八與戰後台灣非常重要的人：張榮宗。
他不是政治家、不是軍人、不是黨國菁英，
他是一位嘉義地方的新聞工作者與知識份子。
但他的一生，幾乎把戰前戰後台灣人，所經歷的命運起伏，完整走過一遍。
【場景一／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字幕＋教授旁白：
「張榮宗，他年輕時「反日」，並不盲目，而是帶著理想去反抗。」
張榮宗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長大。像許多嘉義、台南的青年一樣，他讀報、寫文章，在地方社會運動中表態，認真相信民族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在那個年代，對日本殖民政府提出質疑，是不多見的事，他卻以投稿的方式挑戰殖民制度，用文字描寫台灣農民受到壓迫，並參加地方的社會運動。
【場景二／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字幕＋教授旁白：
「張榮宗在戰後，是真心歡迎祖國的一群人，而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戰後對張榮宗而言，日本始終是外來政權，中國才是自己的文化母體。所以他相信，戰後台灣會迎來新時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可以重新接上祖國的語言與文化，並與祖國一起面向共同的未來。」
學生甲：
「教授，那他是怎麼把這種『親中』情感變成具體行動的？」
教授（點頭）：
「所以他在嘉義辦報、寫社論、參與地方政治論壇。一開始，他是抱著強烈的「親中」情感，這點非常重要。」
【場景二／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教授（走到黑板前）：
「戰後的接收，當張榮宗聽到『五子登科』的現象時，他是真正被嚇到了。」
學生乙：
「教授，他聽到的『五子登科』，到底是什麼？」
教授：
「戰後不到幾個月，張榮宗聽到：不少外省公務員剛到台灣時身無長物，但一接手行政系統，手裡立刻握有『倉庫鑰匙、商業執照、准購權、開罰權、緝私權』。權力本身就能變成財富。所以台灣社會當時流傳一句俗稱：『五子登科——房子、車子、位子、金子、女子。』，這對張榮宗這種有理想的人來說，震撼實在太大了。」
學生乙（舉手）：
「教授，我聽說張榮宗跟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有親戚關係，好像是王議員的長輩？是真的嗎？」
教授（點頭，轉向丁助教）：
「張榮宗是王世堅的外公，也是王世堅的偶像，這一段家族背景，丁助教比我熟。我們請丁助教跟同學說明一下。」
丁助教（起身，走到投影幕旁）：
「同學們，這部分的家族關係，是可以從公開資料查到的。張榮宗，是王世堅的外公。張榮宗的女兒，嫁給了王明德。王明德就是王世堅的父親。」
（投影幕切換成簡易家族示意圖：張榮宗 → 女兒 → 王明德 → 王世堅）
丁助教（單獨投影張榮宗照片）：
丁助教：王世堅的外公，長的真的很帥。
丁助教：回到主題，他們這個家族，讓我們看到『台灣人三代』在二十世紀裡，政治情緒是怎麼一路轉變的。
第一代：張榮宗
—— 日治時期反日、戰後真心迎接祖國、後來因『五子登科』與治理失序而失望，轉向反蔣。在228期間，被捲入混亂衝突中身亡。
第二代：王明德
—— 親眼經歷二二八後的政治清查與白色恐怖氛圍，也受外公張榮宗的思想影響，因此對國府的失望更深，走向反蔣立場。
第三代：王世堅
—— 家族兩代累積的政治傷痕，加上自身的民主運動背景，使他成為後來台灣政壇最強烈、最具標誌性的反威權人物之一。」
（鏡頭切回教授）
教授（微笑補充）：
「所以大家會發現，認識張榮宗，不只是認識一個嘉義地方知識份子，而是順著他的生命軌跡，看見台灣三代人的政治心路：從反日、親中，到受中共宣傳影響、到反蔣的轉折，最後變成王世堅這樣的政治性格。這條脈絡，是一段很典型，也很台灣的歷史。」
學生甲：
「教授，網路上傳說王明德在台大追求一位女同學，結果被說成是《光明報》案的『破口』，是嗎？」
教授（點頭，轉向丁助教）：
「這一段網傳故事，丁助教也比我熟。我們請丁助教跟同學說明一下。」
丁助教（投影片）：
1949年8月18日，台大學生王明德追求一位女同學，想在她面前炫耀，讓這女同學知道自己有參與地下組織，將《光明報》展示並交給這個女子；這個女子將《光明報》隨意置於家中，被其家人發現送警局報案，臺北市警察局立即逮捕王明德並循線破獲中共省工委臺北學生支部。
以上《光明報》被查獲，與王明德無關，是保密局鎖定了印刷地點。調查人員從紙張來源、油墨味道以及字體樣式比對，逐步推理出印刷機應位於基隆地區的中等學校。1949 年 8 月下旬，保密局循線進入基隆中學一帶布控搜查，最終掌握相關線索，展開全面抓捕行動，逮捕鍾浩東、張志忠、盧鈵欽等數十人。
這次破獲行動，才是真正導致中共省工委在台灣北部系統性潰敗的起點。這段事件，也成為侯孝賢 1995 年電影《好男好女》與 2019 年電影《返校》的重要史料來源與靈感基底。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2023-01-17民進黨桃園市前議員王浩宇指稱，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父親王明德是電影《返校》故事的原型，過去在《光明報》事件中出賣同學，自己卻飛黃騰達。對此，長期關注白色恐怖受難者檔案的學者周以正，翻出1949年保密局呈報時任台灣省主席陳誠的報告書，替王明德翻案。
周以正指出，1949年11月20日毛人鳳呈陳誠破獲奸匪基隆市工委會光明報、台大支部、成功支部、屏東之部的報告中指出：成功中學支部案王明德、姚清澤、郭文川、余滄洲、游英、張英俊均判處感化。姚淸澤「經說服後自動供出台大匪方線索因而擴大破獲」，擬免除其刑由本局運用偵補成功支部漏網匪犯。
周以正直言，台大法學院支部的線索是由「姚淸澤」所供出，進而逮捕到吳振祥，再由「吳振祥」供出戴傳李、詹昭光、孫居淸、許遠東、鄭舜茂等人，在保密局運用下「吳振祥」為免除其刑，再供出「戴傳李」，經戴傳李供出的線索，才追到基隆中學。
針對學者周以正幫王明德翻案，指出真正的告密者另有其人。王世堅表示，他這幾天實在是痛心疾首，家族長輩都希望他出來為父親講幾句話，王世堅哽咽表示，「我很愧疚我自己竟然沒這個能力」，在停頓幾秒緩和情緒之後，他非常感謝，台灣史學家的研究。依政治受難者口述史與保密局案件紀錄，王明德在羈押約一年後，以「保釋」方式獲釋。王世堅多次提到，父親一生因本案背負莫須有的標籤，始終無法釋懷，在長年壓抑中走到生命盡頭，於六十二歲辭世。

6. 本幕史料來源
•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與地方報刊資料。來源：《嘉義市史》、《台灣報業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地方報紙影像。
•戰後「五子登科」現象。來源：王育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史》，1946–1947 年《台灣新生報》、《民報》民生物價與行政腐敗報導。
•王明德與《光明報》相關史料。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資料庫》，臺北市警察局戒嚴時期案件移送紀錄，中共省工委案相關研究（如周以正、藍博洲、李筱峰等）。
•《光明報》真正破口：基隆中學印刷線索。來源：保密局 1949 年破獲報告，《毛人鳳呈陳誠密件》（1949/11/20），盧鈵欽、張志忠等人口述史與訪談資料。
•台大法學院支部破口：姚清澤、吳振祥之供述鏈。來源：保密局 1949 年呈報陳誠之偵辦流程，周以正〈光明報與基隆中學案史料解密〉相關論文，《成功中學支部案》判決書與感化裁定書。
•家族後續：王世堅相關採訪與公開發言。來源：2023–2024 年電視與報紙訪談紀錄（如東森新聞台、壹電視、《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王世堅公開記者會逐字稿。提及家族長期承受的冤屈與壓抑，以及王明德於六十二歲辭世之公開說法。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10月初開始，法國爆發高中學生的抗議運動，然後逐漸擴大，很多其他人也加入，造成嚴重的警民衝突與縱火、破壞事件。法國的抗議運動最近已蔓延到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及阿爾巴尼亞等，全歐單日上街示威的人數動輒幾十萬，被稱為「抗議之秋」，所幸火爆程度還不及法國。

歐洲各國的政經狀況多半相去不遠。法國的公共債務已逼近GDP的119%，預估2027年需償還的公債利息將近GDP的3%，而其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高達5%左右，反映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其他的歐洲國家即使比法國好，也好不了很多；值得注意的，2010年的「歐豬五國」中的四國（義、葡、西、希）都捲起抗議風潮，顯示歐洲頗有長期之病。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的能源價格高漲，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各國還要撥巨款支援烏克蘭及增加本國的國防經費（被川普要求），於是難免形成債台高築、縮減社會福利、排擠教育經費、房價與租金高漲及人民對政治不滿，就導致今日的亂象！不過俄烏戰爭只是近因，歐洲（不算俄羅斯）雖曾很先進，卻已經走下坡多年相對於中美，才是遠因，讓我們探究這部份：

歐洲雖有歐盟，不像中美是統一的國家。歐洲各國有語文、政策、法律的差異，因此其貿易成本較高而市場效率較低，並且各國追求各自的利益，難免有利益矛盾，有時不易化解。

歐洲經歷两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其人民推崇人權、和平等理想，卻少有奮鬥爭雄之心，不像中美的人民分別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美國再次偉大」。

歐美的文化和制度相近，但歐洲比美國多些社會主義，因此歐洲的企業和政府的負擔比較重，而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比較高。

歐美原來都有強大的金融業，但自1970年代金本位完全退位，美元確立為唯一的國際主導貨幣，美國的金融業於是壓倒歐洲，吸引大部份國際資金進駐。

歐洲自1980年代起趨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企業多追求短期的帳面效益，其製造業於是被中國逐漸追上並超越，造成歐洲對中國長期愈趨擴大的貿易逆差。

歐洲的營商環境不如美國如上述，很多科技和商業人才因此離歐赴美發展，導致歐洲1990年代以來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平台、智慧手機、新能源、電動車、機器人、AI等，都落後於中美。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已不構成歐洲的威脅，歐洲卻不智地追隨美國支持北約一再東擴，並在2014年聲援烏克蘭的群眾推翻其親俄政權，導致歐俄的關係完全破裂。俄烏戰爭終會結束，歐俄的惡劣關係卻不容易改善。

歐洲各地抗議如潮，有近因更有遠因，遠因導致近因，再導致今日的亂象；示威抗議終會結束，但遠因卻不易消除，使歐洲的前途不樂觀。看來世界只剩中美兩強G2的競爭而已。

0. 本劇故事概要
二二八相關討論中，社會上長期流傳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然而若以具體產業切入史料，畫面卻常與想像不同。以公路客運業為例：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續行經營。其後，政府以法規推動公司化與路權整編，並逐步開放次要路線給民營業者承攬。戰後二十多年來，客運業的發展路徑呈現「監理—公司化—民間擴張—公營退場」的結構，而非行政強奪。
史料比對顯示，公路客運公司的產權多由原始台籍股東延續，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趁勢奪取民產的確證。相反地，許多家族企業在戰後交通政策與路權開放下逐步壯大。
本幕透過產業樣本提醒觀眾：談戰後的財產變動，不同行業情況迥異；不可用政治宣傳中的簡化語言一概而論。「政府搶民產」並非普遍現象，更不宜視為二二八的主軸解釋。理解歷史，需要回到法規、股權與制度變遷的具體證據，而非借用國共內戰時期的敘事框架看待全局。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5幕 政府澄清 未奪民財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 年光復後至二二八前後（1946–1947），並延展至 1960–2000 年代
地點：大學課堂（投影設備、史料手冊）、各縣市老車站與客運場站的影像剪輯
事件概述：用「公路客運業」做樣本，對讀「政府強佔民產」的說法；呈現 接收日股＋台籍股東延續、制度規管→民營擴張 的演變路徑。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史學者）：用投影片逐點講解，強調「以證據說話」。
學生甲、乙：拋出社會常見印象與追問，推動澄清。
旁白（學者張若彤口吻）：補充方法論提醒，連回本幕的對照關係。
插敘人物（無台詞）：
早年客運股東、站務／修車工、里民乘客（以黑白默劇／歷史照帶過）。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歷史照片剪接出現）
「1945–2001　臺灣公路客運業的變遷剪影」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畫面延續）
「談二二八脈絡中的『爭奪日產』，須避免流於政治口號。我們以公路客運業為例——用公司股權、接收文件與營運數據，對讀史實。」
【場景一／課堂・燈光漸亮】
（投影依序切換：日治末期自動車社車隊合影 → 光復初年「○○汽車客運公司」招牌 → 各地老車站黑白照。）
教授（指向投影）：
「日治末期，全臺共有二十多家民營自動車社，多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改組為汽車客運公司，日人持股由政府接收，原臺籍股東則延續經營。
請看這張嘉義場站的老照片——董事名冊裡的在地股東，戰後仍在名單上。」
學生甲：
「可是，很多書都說政府當年搶了許多民間產業？」
教授（微笑、語氣平穩）：
「這說法過頭了。以公路客運為例，史料顯示並非如此。」
【場景二／投影片切換・法規與制度節點】
（投影出條列與年表）
教授：「我們不同的時段說明——
1）1947/04： 省級主管機關公布〈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要求集約公司化，或併入公營統調。
2）1969（民58）： 公路局釋出部分路線予民營公司。
3）1974（民63）： 次要路線幾乎交由民間經營。
4）1996（民85）： 公路局轉型為臺灣汽車客運公司，續行釋出路權。
5）2001（民90）： 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
學生乙（追問）：「那有沒有被直接沒收的客運公司？」
教授（頓一下）：「目前所能查到的公開資料、地方志、公司沿革交叉比對，沒有發現政府或外省官員『強佔』的案子；多數由原始股東的持股，由家族延續至今。」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政府沒有搶人民財產，以公路客運為例。」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社會常見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畫面並非如此：
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是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持股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臺籍股東延續經營，其後日人持股再由臺籍原股東承接。政府的角色重在規劃與管理：推動公司化與開放路權、將次要路線委由民營承攬；最終至2001年公營體系退場，路權由國光客運（員工集資）承接。
「關於二二八，社會上常有一句話就是：「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我們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時，畫面就不一樣了：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繼續經營，幾年後日人股權由台籍的原股東承接，並因政府的開放路權不斷擴張。政府主要做的是規劃管理工作，路權開放整併工作，並把次要路線交給民營承攬，最後屬於政府的公路局也步入民營化。備註：本劇提醒大家所謂「政府搶人民財產」，在當時不存在，以公路客運業而言，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資產由在地原始股東家族延續（可由股東名冊、沿革與地方法規比對查證）不要相信當時「國共內鬥」中的政治宣傳。

6. 本幕史料來源
•戰後客運產權接收檔案對讀——日治時期自動車社股權結構與戰後管理法規相互比對，顯示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台籍股東延續經營。〔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歷史檔案＋交通史研究彙編〕
•《臺灣省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1947/4）——明定戰後散亂客運市場之公司化與路權納管原則，為自動車社改組汽車客運公司之法律依據。〔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商業同業公會史料與主管法規年表——記載 1947/4 管理辦法公布後，1969（民58）與1974（民63） 兩度釋出路線予民營業者；顯示政府由集中管理轉向民營化。〔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與各地〈公共汽車營運管理辦法〉——為客貨運之基本管理母法，後續地方路權管理及公司化均據此辦理。〔資料來源：mvdis.gov.tw〕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沿革資料——說明2001年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為公營轉民營的關鍵案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交通部檔案〕
•公路客運發展史研究與業界回憶錄——綜整顯示：自1945–2001年間，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客運公司由原始股東家族延續經營。〔資料來源：交通史研究期刊、同業公會出版物〕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上週立法院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案，規定65歲以上長者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但排除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稅率達到20%的富裕老人。這是藍白在野黨提出及通過的法案，在此九合一選舉的前夕，執政的綠營絕不願讓藍白得分，當然為反對而反對，這法案於是又成為朝野爭論的焦點之一。

藍白推動不富裕老人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負擔的主要理由包括：
1. 減輕三明治世代（青壯年）的負擔
2. 消弭城鄉差異的不公平
3. 不影響健保基金收入
4. 善用國家財政紅利

針對立法院通過的《老人福利法》修正案，民進黨政府提出以下的反對論點：
1. 加重青壯年人的負擔與造成世代不公
2. 違法違憲與侵犯行政權
3. 破壞健保財政永續
4. 排擠醫療與醫護預算

藍白在野黨與民進黨政府的論述重點都在其第一條，朝野對這法案竟然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見：

減輕三明治世代（青壯年）的負擔：藍白認為，許多長者的健保費實際上是由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在負擔。由中央統籌補助，能為這些家庭減輕負擔。讓雙親滿65歲、健保依附在子女身上的上班族（例如月入4萬元的勞工），每人每月可省下上千元的眷屬健保費（約1,244元/月）。

加重青壯年人的負擔與造成世代不公：綠營認為，新增支出估計每年高達近390億元，若由中央公務預算或健保轉嫁，將導致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口平均每年須多負擔約3,000多元健保或稅務成本，形同「老人的健保由年輕人買單」，造成世代不公。

朝野對這法案為何得出相反的意見？讓我們評評理。

民進黨政府的邏輯非常簡單：65歲以上老人不繳健保費，必定要有其他人付費來彌補，其他人就是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因此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將增加負擔，於是造成世代不公。
這裡的漏洞在於：這法案有排富條款，只有不富裕的65歲以上老人不繳健保費，而幫他們支付的是中央政府，不是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中央政府的財政主要來自稅收，由於綜合所得稅是累進稅率，營利事業所得稅對小企業有優惠稅率，因此富人和大企業一般負擔較多賦稅（雖然難免有逃漏稅），也就負擔較多不富裕老人不繳的健保費。民進黨政府說，這法案是「老人的健保由年輕人買單」，其實很不正確，是故意挑起世代對立。

藍白的說法是正確的。許多長者已退休而少收入，其健保費實際上是由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在負擔。由中央統籌補助，能為他們減輕負擔，就像扶養未成年子女可以有所得稅減免。

AI的熱潮讓台灣的半導體、電腦、電子產業獲利豐厚，但傳統產業卻不好過，勢必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不富裕的老人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負擔，能稍支助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也能稍拉近貧富差距，因此是一德政，就看無法無天的賴總統是否願意接受！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

拉夫羅夫：看來這回APEC，你們習大大也要親自接機老川（川普）了。
王毅：可不是嗎！尤其中國人講禮尚往來。怎麼樣，你們阿丁（普丁）要不要參一咖？
拉：此話怎講？
王：老川在阿拉斯加不也親自接機你們阿丁嗎？
拉：是阿，那怎樣？
王：阿丁要不要提早一天來APEC，跟我們習大大一起去接老川？
拉：呵呵呵，虧你想得出這個點子，只是便宜了老川。
王：那有什麼，「川建國」又不是只對我們中國。
拉：那倒是。我問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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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OK了。阿丁會提早一天到。不過他還有個更瘋狂的點子。
王：啥？
拉：他說不妨再找金三胖（金正恩）一起接機，老川不是想見他想得要死嗎？咱們三個接他一個，叫老川感激到五體投地，改名「建三國」。
王：哈哈哈，老川會激動到當場中風，你這招可是殺人不用刀呀！
拉：如何？你們是東道主，還得你們拍板。
王：沒問題，我瞭解習，阿丁的建議，只要可能，他總是儘量OK的。不過金三胖那裡要勞駕老兄去講，你就說跟我們講好了。
拉：OK。但此事最重要的是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我這兒就只阿丁跟我。
王：那我這兒就只習跟我。只有到了接機當天，才讓保安理解。
拉：好極了。
王：等等，我忽然想到是不是還要再加一人？
拉：再加一人？誰？
王：你想想，我們找了金三胖跟老川私會，李在明會怎麼想？
拉：嗯…他確實會疑神疑鬼的。
王：我的意思是，要不要乾脆再加個李在明，四個接一個。
拉：我在想阿丁會怎麼想。
王：你跟阿丁說，李、金兩人相處不錯，都對半島和平有加分效果。如果是尹錫悅，我就不做這建議了。其次，邀李、金一起來，既消除他們之間的疑慮，也讓老川知道半島事不勞老美插手。更重要的是，咱們四加一排除掉小日本，對鬼子們也有一定的含義。
拉：對對對，尤其是最後一點，可讓小日本感受到一點壓力。我看不用問阿丁，就這麼辦吧，我跟他報告就是了。李在明那邊是不是你們出馬？
王：我自己跑一趟。
拉：有勞了。您老也太辛苦了。
王：沒事。大家都一樣。準備四接一吧。

秋瑾的女兒是王燦芝，後來改姓秋燦芝，個性豪爽、自幼酷愛武術，曾拜師學習太極、八卦拳與青萍劍，因常替人打抱不平，被鄉里稱為「小俠」。

民國十七年（1928）赴美國紐約大學航空專科學習飛機製造與航空技術，民國十九年（1930）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中國首位女飛行員與首位女性航空工程師，被美媒譽為「東方女飛將」。

民國二十年（1931）回國，後因「九一八」事變放棄家仇，投身抗日航空教育。抗戰勝利後致力於整理母親秋瑾的遺稿與遺物。民國四十二年（1953）受邀前往台灣繼續從事航空教育。

著有歷史小說《秋瑾革命傳》（英文版名《偉大的犧牲》），並編撰《秋瑾女俠遺集》。民國五十六年（1967）在台北因腦溢血逝世，享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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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記者問王燦芝：「你母親就義時，你還那麼小，對她還有印象嗎？」
她的回答很短：「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那個被後世一遍遍寫進課本、被稱為「鑑湖女俠」的秋瑾，對親生女兒而言，竟然首先是一個記不起來的人。這段訪談刊登於當年的《上海婦女》。

王燦芝1901年出生，名桂芬、字燦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時，女兒其實還差一個多月才滿6歲；兩年後，父親王廷鈞又去世。不到10歲，她和哥哥王沅德已先後失去父母。

母親留給她的，不是長久相處的記憶，而是一個到處都有人告訴她的名字。
秋瑾的朋友還在，文章還在，照片還在，當年一起辦學、革命的人也還在。王燦芝長大以後，等於是從別人的回憶與一張張遺稿裡，一點點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

1920年前後，她來到上海，進入「競雄女校」。
這所學校光是名字就和秋瑾分不開——「競雄」正是秋瑾的字。學校由與秋瑾關係深厚的徐自華等人主持，王燦芝畢業後沒有立即離開，先協助校務，1925年前後又接掌學校工作。
母親當年辦女報、倡女學；女兒長大後，第一份真正投入的工作，偏偏也是女子教育。
但王燦芝後來選的下一條路，更讓人意外。

1927年，她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科行政系。這件事並非後來傳說，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至今仍保存著她當年的學籍資料，以及她準備出國時申請成績證明等文件。

一年後，她去了美國。
在紐約大學航空相關專業裡，她學的不是「坐飛機看看世界」，而是飛機工程、航空教育、駕駛、氣象、無線電等課程。
她也實際接受飛行訓練，1930年前後學成返國。當時報刊與後來校史資料，給了她一個很醒目的稱呼：
「女界航空第一人」。
華東師大檔案資料更直接將她稱為「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考慮到早期航空史上「第一位」常因執照種類與認定標準不同而有不同說法，用她當時獲得的「女界航空第一人」來理解，反而更貼近那個年代。

這個轉折很有意思。
秋瑾那一代女人要先爭的是「能不能讀書、能不能離開家庭、能不能決定自己的人生」；到了她女兒這一代，王燦芝已經直接走進一個幾乎完全由男性掌握的航空世界。
母親騎馬、佩劍，女兒開飛機。
兩代人做的事情完全不同，背後卻有某種很相似的東西：她們都不願意接受「女人只能做到這裡」這條線。

1930年回國後，王燦芝先進入國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工作，之後又到航空學校任教，從事航空教育。當年美國航空界還曾以「東方女飛將」形容她。

可飛行並沒有讓她和母親的故事斷開。
相反地，她人生後半段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替那個自己已經「一點影子都沒有」的母親，把散落各處的文字重新收回來。
早在1920年代，王燦芝就開始整理秋瑾遺稿。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秋瑾女俠遺集》，編者正是王燦芝；後來這本書又在台灣重新出版。
今天很多研究秋瑾的人會接觸到的詩文與資料，其中一部分能完整流傳下來，背後就有女兒長年蒐集整理的痕跡。

這讓母女之間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一般人的母親，是靠一起吃飯、說話、生活，被孩子記住。
王燦芝卻不是。
她只能從朋友口中、舊信裡、詩稿裡、報刊裡，一點點把秋瑾拼回來。甚至那張後來廣為流傳、題有「秋瑾女士遺像」的照片版本，也註明由王燦芝提供。
她沒有童年記憶，只好替母親保存歷史記憶。

後來王燦芝移居香港，再前往台灣生活。1958年，台北中華書局仍出版她所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台灣版；她也繼續整理、撰寫與秋瑾相關的作品。
1967年，王燦芝在台北去世，享年約66歲。國家圖書館的資料也記錄，她晚年仍持續從事秋瑾相關史料的整理與著述。

秋瑾死時，她還沒滿6歲。
31年後接受訪問，她坦白說，自己腦中連母親「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可就是這個幾乎記不起母親模樣的女兒，後來讀母親辦過的女子教育、學母親不肯受拘束的性格，又飛到美國學航空；
等年紀漸長，再把母親留下的詩、文與生平一頁頁整理成書。
秋瑾沒有陪女兒長大。
王燦芝卻用了自己的一生，讓母親沒有從歷史裡消失。

照片：革命先烈秋瑾的外孫女王焱華夫婦回台參加「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中樞春祭典禮全民獻花活動」，並特地到其母親王燦芝的墓前掃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