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長水野遵對於台灣統治，當時曾提出放逐殺戮、強制同化與放任三案，請樺山定奪；總督竟不裁決。

當時的實況是，總督府的武官都主張殺戮放逐，文官中僅有一、二成反對；而民間由於日本內地人口過多，有移民的需要，因而，其著名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就主張放逐我島民，成為無人島，希望能將日人三、五十萬移民來台。
這就是當時樺山總督沒有裁決而私下運行的統治方案。

試想，當年兩岸航行並不安全，傳說移民來台者，十人中只有一人真能平安抵達我島，而內山又有會出草馘首的原住民。

據我島民回憶，初起時，日軍是──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則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

在台洋人Aminaff觀察台灣局勢而於1895年7月15日發出的信中，所提出的重大疑問：正可以與前及總督拒簽民政局長呈文相聯繫──
「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

而印證當時一位順民林玉銓氏為日軍諜報，在1895年6月30日前後，他對日軍的報告裡卻有令我們後人終於恍然大悟的痛心資料。所謂：
「……銓所經的各莊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人名〉至各莊，請出其人，令其諭其莊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莊宣撫土民，以免各莊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切盼據此函，將此情況轉達上憲大人，請旋即發下告示，託師團司令部寄送中港。銓將持往各村莊加以貼告，以安土民，並阻止逃亡與擾亂。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

另，關於台北城的慘狀，則有如此的紀錄──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余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臺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
「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臺北以南的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25日，……鬥爭、暴行、殺戮以及搶劫，仍屬日常之事。……臺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以上即是當年樺山總督在我島上的概要。

二○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可能在數周或數月內便會結束。當時許多人預測，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軍事力量，烏克蘭恐怕難以長期抵抗；也有人認為，只要西方國家持續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終究無法承受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其規模與影響力早已遠遠超越了兩國之間的衝突。

今天的俄烏戰爭，不只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也已經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逐漸成為近八十餘年來歐洲最漫長的一場高強度戰爭。它所考驗的，不只是雙方軍隊的戰鬥能力，而是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不同國際體系的綜合承受能力。戰場上的勝負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不是某一場戰役，而是哪一方能夠把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工業、財政與社會體系維持得更久。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一場典型的「耐力競賽」。

戰爭初期，俄羅斯希望利用快速突擊與裝甲部隊，在短時間內迫使烏克蘭政府屈服。然而，這項構想很快便因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隨後，俄軍逐步調整戰略，將重點放在東部戰線，以火炮、航空與步兵逐步推進，試圖透過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的人力與裝備，最終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逐漸放棄全面反攻、迅速收復失土的構想，而是利用西方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遠程飛彈、情報支援與電子作戰能力，將戰場延伸至俄羅斯本土。近兩年來，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軍火庫、機場、鐵路樞紐、能源設施乃至於軍事工業區，都反覆遭到無人機與飛彈襲擊。烏克蘭非常清楚，以自身有限的人力與資源，難以在正面戰場完全擊敗俄軍，因此只能不斷提高俄羅斯繼續作戰的成本，希望迫使俄方逐漸失去持續戰爭的能力與意志。

這也使得今天的俄烏戰爭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局面。
俄羅斯希望透過地面戰場逐步蠶食烏克蘭；烏克蘭則希望透過科技與遠程打擊，逐步削弱俄羅斯後方的經濟命脈。雙方都沒有能力迅速擊倒對方，只能依靠時間，等待對方先支撐不住。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誰能打贏某一場戰役，而是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戰爭型態，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同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無論德國、法國、英國或俄羅斯，都曾經認為只要再堅持幾個月，對方就會率先崩潰。然而，最後真正首先倒下的，卻是沙皇俄國。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在長期戰爭、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與社會動盪的交互作用下，最終爆發革命，結束了延續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段歷史至今仍提醒世人：戰爭不只是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更是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

今天的俄羅斯，當然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的沙皇帝國。
它仍然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完整的軍工體系，也透過與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制裁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長期戰爭仍然帶來巨大負擔。大量軍費支出、勞動力流失、能源設施反覆遭受攻擊，以及持續受到金融與科技制裁，都使俄羅斯不得不把越來越多資源投入戰爭。

同樣地，烏克蘭的情況也並不輕鬆。
若沒有歐盟、英國、美國以及其他盟友持續提供武器、資金、情報與訓練支援，烏克蘭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防衛能力。這也表示，今天的戰爭已經不能簡單理解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長期博弈。
也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斯拉夫民族內戰」已經不足夠。
它更像是一場關於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競爭。

俄羅斯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緩衝區，並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勢力範圍；西方則希望維持冷戰結束後逐步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不接受以武力改變國界。雙方真正競爭的，不只是幾座城市、幾條戰線，而是未來歐洲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國際規則之上。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樣貌。
大量低成本無人機，開始對傳統高價值武器形成巨大威脅；人工智慧協助目標辨識、衛星即時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擊，以及精準飛彈，都已經成為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那種依靠大量坦克與裝甲部隊快速突破的戰爭模式，正在被新的科技逐步改寫。

這並不是說傳統陸軍已經失去價值，而是說未來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再單純依靠某一種兵種取得勝利。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涵蓋軍工生產、人工智慧、能源安全、資訊科技、外交聯盟與經濟體系的全面競爭。
因此，俄烏戰爭真正展現出的，其實是一場文明組織能力的較量。
今天我們常說，一場戰爭決定了一個時代。但真正決定時代的，往往不是某位將軍，也不是某一場會戰，而是戰爭背後整個文明是否具有持續應對危機的能力。

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帝國都不是敗在某一次戰役，而是敗在長期消耗之下，逐漸失去維持制度運作的能力。軍隊需要武器，武器需要工廠，工廠需要能源，能源需要交通，交通需要財政，財政則需要一個仍然相信未來的社會。這是一條完整的文明鏈條，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斷裂，再強大的軍隊也可能逐漸失去戰鬥能力。

因此，我始終認為，今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方又奪下了幾個村莊，也不是哪一座油庫遭到襲擊，而是哪一方的整個國家體系開始出現不可逆轉的疲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喜歡用「誰一定會贏」來評論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看來，雙方都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承受能力，也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俄羅斯沒有快速取勝，烏克蘭也未能收復全部失土，戰爭逐漸進入一種漫長而殘酷的消耗階段。

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留下的歷史意義，恐怕還不是領土的變化，而是它重新定義了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
它告訴世人，全球化並沒有消除戰爭；科技並沒有終結戰爭；人工智慧與無人機也沒有讓戰爭變得輕鬆。相反地，它們只是讓戰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也讓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或許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回顧這場戰爭時，不會只記得哪一年攻下了哪一座城市，而是把它視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重要轉折點。它將深刻影響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也將影響各國如何理解科技、軍事、外交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戰爭終究有一天會結束，但它留下來的問題，恐怕還將影響下一個世代。對所有希望和平的人而言，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哪一方徹底毀滅另一方，而是當戰火終於熄滅之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下一場大戰的安全秩序。因為真正值得文明追求的，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讓和平能夠比戰爭維持得更久。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義號召下，決議「團結禦侮 一致對外」。抗日戰爭進入中期以後雙方漸生閒隙時而發生武力衝突。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兩黨分別在各地爭搶地盤，大規模衝突隱約可見。

1945年8月，蔣委員長力邀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談和平協議，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居間為證。為保障毛澤東人身安全，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主席等人一同搭飛機自延安前往重慶。毛主席穿戴周恩來為他挑選的英式禮帽（國父經常使用），舉止略顯「鄉土」（毛平日喜與農民接近）。因為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神情顯得有些緊張，赫爾利親切問毛搭飛機的感覺，毛回答說：「我還是覺得腳踏實地比較好」。毛澤東等人在重慶停留約43天，當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共有7個大要，但實質上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那只是個意向書，把具體的問題留給日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雖然簽訂了和平意向書，但雙方均積極佈署武裝力量，內戰已在許多地區爆發。主要戰場包括：長江下游江蘇省中部以北至徐州以南地區、山西省東南部、美國協助將華南國軍以空運方式載往東北及華北，共軍自華北、江蘇、山東輸送兵力進入東北。

民國34年12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卸任軍職，總統杜魯門指派他以總統特使身分來華調停。他在35年1月初分別向蔣、毛出具備忘錄，要求雙方停火止戰。歷經半年時間，調停澈底失敗，國共雙方大打出手。國軍在武力、裝備方面佔全面優勢。蔣委員長預期在短時間內澈底消滅共黨，共軍則以運動戰、游擊戰方式避實擊虛迎戰國軍。調停期間，民國35年5月至7月馬歇爾曾8次親往江西盧山面見蔣委員長，但終以條件未合，國共談判破裂，馬歇爾悵然離去。

35年下半年國軍發動全面進攻，當時共軍主要大本營為：陝北延安、山東臨沂、河北張家口、東北哈爾賓。國軍在這些區域均佈署重兵分進合擊期望殲滅共軍。民國37年以前國軍採取戰略攻勢，共軍則為戰略守勢。

馬歇爾調停失敗，國軍開啓全面大戰。首先選擇目標就是共黨盤據已達10餘年的陜西延安。該地區自抗日戰爭前即已成為共黨的精神堡壘，也是共黨號召民眾、凝聚民心及培訓黨、政、軍菁英幹部的搖籃。國軍決心剷除共黨的窩底，調派大軍責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統一指揮。兩路大軍，整編第1軍、整編29軍，分別駐紮於伊川及洛川。整編軍於抗日戰爭時間相當於集團軍，兩位軍長董釗、劉勘，連同總指揮胡宗南均為黃埔一期生，其陣容可以想見一般，總兵力達23萬人。共黨防禦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

國軍自當年3月13日起向北方展開鉗形攻勢，目標除了攻佔延安外尚包括肅清陝西境內所有的共軍。當時延安共軍雖然無實力抵擋國軍，但表現得從容與鎮定，因為胡宗南的近身機要秘書即為周恩來安排的地下黨員熊向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胡宗南選擇他擔任機要秘書多年，國軍的舉動他很徹底的通報延安，使毛、周得以展開周密的佈署。

熊向暉為一有抱負的青年，見到當時國家社會的混亂與不公，選擇加入共黨，中共建政以後他曾經出任中共駐日大使。他與一些其他地下黨員的事蹟大陸近年來有許多報導，大陸民眾自電影、電視劇瞭解這些地下黨員對共產政權建立的貢獻。

國軍戰事進展順利，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以保存實力。共軍許多戰士力主與延安共存亡，因為延安是他們的精神堡壘。毛澤東極力安撫，他說：「地失人存，人在地還在；人亡地在，人失地也失。」經過勸說，共軍同意撤守。

毛澤東撤守，他說：「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其佈署大致如下：

中央黨部一分為二，由朱德、劉少奇兩位常委率領同志東渡黃河，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建立黨中央。陝北由彭德淮、習仲勳（習近平父親）組織防禦部隊保衛黨中央。毛、周及另位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分別以化名遊走於陝北的山間。毛澤東暫不東渡黃河其實是他的策略，他率領所屬大打游擊戰，以3萬兵力誘使國軍調派主力部隊約23萬人入陝，使關內中原地區無多餘兵力進剿共軍。陝北地區多為山間小路，國軍雖擁有許多重兵器，但很難在那裡發揮作用。

36年3月25日國軍順利進入延安，共軍僅留下少許老弱殘疾者充當俘擄。毛澤東在他的辦公桌上留有字條「胡宗南來到延安，既上不去也下不來，嗚呼哀哉！」（近期美國伊朗戰爭，美國陷入泥淖，其景況使我想起國軍攻打延安的往事。）毛澤東撤離延安，國軍銜尾追擊，始終未能補捉到主力，晚間在山區，雙方可遠觀對方的營火。毛澤東得意之餘寫打油詩「大路通天，一人一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毛在撤離延安時要求彭德懷在1個月內消滅國軍1個團以提振共軍信心。彭德懷1星期後便在距延安僅20公里的青化砭小鎮殲滅國軍整編旅，俘虜旅長李紀雲及士兵4700人，其後陸續在蟠龍鎮、羊馬河殲滅俘擄國軍近萬人，共軍稱其為陝北三捷。

國軍胡宗南焦慮萬分，多次要求增兵，可是敗仗接連發生。民國37年2月中旬共軍以「圍點打援」之計包圍伊川，誘使國軍主力整編29軍自洛川來援，共軍在位於洛川、伊川的山間設下埋伏，國軍落入圈套。37年2月28日軍長劉勘率部進入小鎮「瓦子街」，大軍遭到埋伏在四周山地的共軍猛烈的攻擊。國軍受重創無法突圍，旅長李達、周由之戰亡，師長嚴明、軍長劉堪自戕殉國，寫下國共內戰國軍最悲慘的一頁。

劉堪，黃埔1期生，抗日作戰英勇有功，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沒想到犧牲於內戰，共軍元帥彭德懷也為之扼腕。政府遷台以後，陸軍官校於鳳山復校，學校有一教學樓命名為「劉堪」樓，以為後期學生的榜樣。

「瓦子街」戰役後，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7年4月27日共軍收復延安。自民國36年3月18日共軍撤離，僅大約1年多後共軍重新回到聖都。這1年多來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為躲避國軍追擊，四處流竄，行程總計約有1000公里。途經延安、延川、清澗、子長、綏徳、靖邊、米脂、安塞、吳堡…等12個縣城，停留過38個村莊。停留時間最短的僅數小時，最長者為4個月。其中超過1個月的村莊為王家灣、小河村、楊家溝，現今當地都建有紀念舘緬懷過往的革命歲月。

36年12月毛澤東率黨中央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歷經8個月流離，在陝北找到一個比較安定舒適的環境。當地窑洞主人是北大畢業生，熱情接待中共，騰出許多窑洞由中共隨行人員使用。由於戰爭情勢逐漸好轉，毛澤東停留在當地，擘劃新的一年如何發展。37年3月西北戰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3月初「瓦子街」戰役，國軍西北剿總主力整編29軍被殲滅，共軍估即將收復延安。當年毛澤東誓言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即將實現。

中共另一黨中央，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坐鎮於河北省平山縣。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議將兩者合而為一，黨中央設址於西柏坡，毛澤東前往主持大局。37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來到陝北吳堡縣黃河邊登上預先準備好的大木船划過黃河，在對岸山西臨縣渡口下船，繼續東行，來到五台山時因山區大雪，毛、周等人在寺廟住宿3晚。離開時，寺廟住持為其卜卦，卦有言，毛將在1年後完成建國大業。5月3日毛、周等人抵達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會合。

西柏坡是一個約有80個住家的村落，處於華北平原與太平山的交會處。在西柏坡毛策劃與國軍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共軍大獲全勝。民國38年3月共軍進入北平（當時北平尚未易名為北京）。

全國統一在即，共黨中央由西柏坡前進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香清別墅」籌建新政府（按 國父逝世後在移靈南京前，曾暫厝於香山碧雲寺）。38年共黨中央入駐北京中南海，38年10月1日毛澤東於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俯瞰延安城，市中心古城樓，當年國軍由此進入延安

民國36年11月毛澤東打游擊，一行來到陜北榆林的「楊家溝」

民國37年7月初毛澤東一行來到河北山間的西柏坡，策劃攸關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

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嗎？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再跟自己和解，然後用別人的錢賠給自己嗎？

聽起來像法學院考卷上的刁鑽假設，卻是這週真實在美國上演的劇本。七月十三日，南佛羅里達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凱瑟琳・威廉斯（Kathleen Williams）裁定，川普總統與國稅局（IRS）之間的一紙和解自始無效，理由乾脆俐落——這根本不是一場官司，而是一齣「自我交易」（self-dealing）。

一、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故事要從一樁洩密案說起。川普第一任總統任內，國稅局一名約聘人員，把川普的報稅資料洩漏給《紐約時報》與 ProPublica。該員後來因洩密罪被判五年徒刑並定讞。

今年一月，川普與兩個兒子以此為由，向國稅局提起訴訟，主張自己有權獲得一百億美元的「國家賠償」。

弔詭的是在今年五月，他又主動撤回了自己的告訴。然後國稅局對他撤告的「回報」，是一筆約十七億美元的基金，冠上「反武器化基金」（Anti-Weaponization Fund）的名目，說是要補償那些被前朝政府「政治追殺」的人。而更關鍵的，是這紙和解同時給了川普本人、家族與企業一張近乎「永久免查稅」的免死金牌。

這筆基金一亮相，立刻被兩黨人士齊聲罵為「小金庫」（slush fund）。外界普遍懷疑，錢最後會流向白宮的政治盟友，包括當年川普敗選國會暴動的參與者。

二、法官看穿了什麼

真正踩下煞車的，是三十五位卸任聯邦法官連署，請求法院重啟此案。威廉斯法官於是深入審查，下了嚴厲的批評判決：從頭到尾，原告與被告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對立，不但沒有所謂的「案件或爭議」，更沒有「誰會勝訴」這種問題。

道理很簡單，本案的被告是財政部及其轄下的國稅局，兩者都是行政部門的一環，最終都聽命於行政首長，也就是川普本人。當原告與被告實質上是同一人時，這場訴訟便失去了「真實對立性」。法院不是被用來解決真爭議，而是被拿去替一樁協議蓋上一枚「合法」的橡皮圖章。更別說這個和解，是把納稅人的錢挪給總統與其追隨者們。

而全案最精彩、也最諷刺的一擊在這裡：威廉斯法官用來證明「川普控制國稅局」的依據，竟是不久前一樁對川普有利的最高法院判決。這個判決擴張了總統對各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沒想到，川普親手在最高法院贏來的權力，反過來成了他「自我交易」的鐵證。他越是能證明自己能擴權號令行政部門，就越是坐實了這個和解是左手給右手錢。

三、附帶的火

裁定的殺傷力不只針對和解本身，法官認定相關律師「惡意」行事、為「不正當目的」提告，並將川普的代理律師布里托（Alejandro Brito）移送佛羅里達州律師公會懲戒，另一名律師則被限制一年內不得在該法院承接案件。

法官甚至把裁定書分別寄往紐約州與華府的律師公會。因為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副司法部長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分別是這兩地律師公會的會員。時間點格外微妙：兩天之後，布蘭奇就要為了正式出任司法部長，前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接受提名聽證。

四、這件事的重量

川普政府替這筆錢取名「反武器化」，一個宣稱要終結「司法武器化」的方案，做法卻是把司法程序本身武器化，拿法院當漂白工具。而買單的，是每一個誠實繳稅的美國人。威廉斯法官的裁定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擋下了十七億美元，而在於它守住了一條線：訴訟必須有真正的兩造，法院不是當權者的公證處。

當然，這終究只是地方法院層級的裁定，行政部門幾乎必定上訴，戰場甚至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川普陣營指控「這是歐巴馬任命的法官」，試圖把一則憲法問題矮化成黨派恩怨。

川普最後是否會終審翻盤還不得而知，但是司法要讓人尊重，就要不畏懼當權者濫權而能守住底線。至少在這個國家，還有法官不願當橡皮圖章。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

這幾年，東亞與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日本與菲律賓正在越走越近。

很多人一看到這個現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美國主導下的「聯手防中」嗎？這樣看當然不能說錯，但若只停在這一層，仍然太過表面。因為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之所以加速靠攏，不只是因為美國要它們這麼做，也不只是單純地反感中國大陸，而是這兩個國家本身都有一種深層而持續的不安全感。說穿了，它們越來越靠近，真正的底色不是野心，而是恐懼。

日本與菲律賓看起來差異很大。日本是全球有數的經濟與科技強國，社會成熟、制度穩定；菲律賓則是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近二十年雖有進步，但整體國力與日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結構來看，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鮮明的共同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典型的海洋型多島嶼國家。國土破碎、海岸線漫長、縱深有限，一旦周邊海域權力失衡，它們會比大陸型國家更早感受到壓力。
第二，它們天然資源都談不上很豐富，對外部貿易、航道安全與海上交通線有高度依賴。
第三，它們在戰後都深受美國影響，各自以不同方式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之中。
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雖然國力不同，但在安全心理上卻有很相似的一面：都知道自己不夠厚、不夠穩，一旦周邊大國競爭升高，首先緊張起來的，往往就是這種島嶼型國家。

也正因如此，若從最純粹的地緣與經濟理性來看，日本與菲律賓其實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善，也應該與台灣維持平和往來。因為對這兩個海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環境不是對抗，而是穩定；不是被迫選邊，而是能在和平秩序中獲益。中國是東亞最大的陸權中心，也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台灣則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日本、菲律賓都有密切的地理與經濟聯繫。照理說，這兩國都更應該希望海峽兩岸與整個西太平洋能長久平穩，而不是不斷升高軍事緊張。

但現實恰恰相反。近年來，日本與菲律賓不但沒有因為與中國經濟聯繫深而放鬆戒備，反而越來越明顯地加強軍備、強化彼此合作，並且更深地向美國安全架構靠攏。這種現象，若只用「反中」來解釋，仍然太簡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們對中國的疑慮，與其說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來自海上壓力與安全感流失。

日本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它雖然富而強，卻始終是一個必須依賴海上交通線、能源進口與國際市場的島國。日本過去幾十年在美國保護傘之下，逐漸把安全問題外包，專心發展經濟，這種模式在冷戰後一段時間看來很成功。但它的前提是周邊海域大致穩定，美國霸權也清楚可靠。如今這些前提都在鬆動。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東海與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俄烏戰爭又讓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後冷戰時代那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和平，可能並不牢靠。於是東京這幾年明顯開始調整方向，提高防衛支出、強化西南島鏈部署、鬆綁軍備出口限制，並與菲律賓、澳洲乃至歐洲國家擴大安全合作。這不是一時情緒，而是整個國家戰略認知正在改變。

菲律賓的不安全感則更直接、更貼身。對日本而言，中國壓力還帶有秩序與遠景的成分；但對菲律賓而言，這是每日都可能在南海直接碰撞的現實。仁愛礁、海上補給、海警衝突、漁場與海域執法爭議，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戰略報告，而是馬尼拉眼前的日常壓力。也正因如此，菲律賓在馬可仕政府上台後，明顯比杜特蒂時代更快地向美國與日本靠攏。這種靠攏，未必來自某種強烈的親美信仰，更像是一個能力有限的海上弱國，在面對強鄰壓力時，選擇尋找更多外部支撐。

所以，如果要抓住日菲近年靠近的真正邏輯，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美國是平台，區域壓力是燃料，而兩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才是發動機。

沒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沒有美軍基地與聯合作戰架構、沒有華盛頓持續把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日本與菲律賓不可能靠得這麼快、這麼深。但如果把所有變化都說成是美國操弄，也同樣不準確。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是：日本與菲律賓各自都有真實的焦慮，而美國剛好提供了它們互相靠攏的工具與機會。

日菲的這種靠近最近幾年已經從政治友好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相互准入協定、後勤支援協議、聯合演訓、情報共享、甚至軍艦與反艦飛彈等防衛裝備的轉移，都顯示雙方的關係不再只是泛泛而談的「合作」，而是正在向準安全夥伴關係邁進。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當然是一種不舒服的發展；對台灣而言，這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台灣東北方向、巴士海峽與呂宋北部海域，本來就是一個連續的海上空間。日本與菲律賓在防務上的靠近，表面上是應對中國，實際上也不可能與台灣周邊局勢完全切開。今天它們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在防中國，但多少也隱含了對台海局勢外溢的預防。

不過，看到這裡如果就斷定日本與菲律賓必然會走向與中國全面對撞，我覺得也還太早。因為從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來看，最理想的路線其實並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而是在維持嚇阻能力的同時，盡可能避免自己真的被推上戰爭前線。

日本雖然有錢、有技術，也在快速調整安全政策，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供應鏈與海上穩定的國家。它的利益核心，不在於軍事冒險，而在於秩序穩定。菲律賓就更明顯了。它的財力、工業能力、軍事承受力都不足以長期支撐一場大國對撞。對菲律賓來說，靠近美日是現實選擇，但若因此誤判局勢，把自己推入難以回頭的位置，那代價將遠大於收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最有利的策略，並不是成為某種反中急先鋒，而是做兩件事：
第一，維持足夠的嚇阻，讓中國不能輕易低估它們；
第二，盡可能在區域穩定上扮演建設性角色，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推進失控的對抗結構裡。

說到底，日本與菲律賓這幾年的改變，不只是軍備增加，也不是簡單的外交轉向，而是兩個海洋型國家對區域秩序變化的本能反應。日本因為富而強，調整得更主動；菲律賓因為弱而近，反應得更直接。兩者都在為未來找安全感，但最終是否會真的走向與中國正面衝撞，仍然要看北京、華盛頓、南海與台海局勢，能不能在未來幾年內維持一種不完美、卻仍可運作的穩定。

若不能，日本與菲律賓會繼續武裝下去；若可以，它們最終還是更希望自己成為和平海域中的獲益者，而不是風暴前沿上的犧牲品。這，恐怕才是理解這兩個國家近年變化時，最不能忽略的真正底色。

國台辦發言人近日猛批，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言頻頻煽動兩岸對抗，高調「號令」台灣政治人物「聽訓」，把自己當成了統治台灣的「太上皇」。

外界一般只注意到，大陸官方如此點名特定的美國駐台官員，確實相當罕見，卻很少注意到國台辦發言人還提到，谷立言違背了川普訪問北京時做出的嚴肅表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所謂的「太上皇」，既是説谷立言操縱台灣政治，並暗示他已超越一個職業駐外人員的權限，甚至跟川普對着幹。也就是説，台灣藍綠政客搶着迎合的谷立言，有很多教唆台灣必須這個那個的話，根本也代表不了川普的意志。

講白了，過去蕭旭岑就曾經説，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中，大概也就比科長大一點。可他因頂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頭銜，來到猶如美國屬地的台灣，所以就把自己當成了「太上皇」。實際上，這谷立言最多也只是「欽差」，真正的「皇帝」仍是在白宮的川普。

美國自1978年與台灣當局斷交之後，便改用表面上「非政治性質」的AIT繼續維繫美台關係，除了在台灣本地派駐處長，另有設立在華盛頓近郊的AIT總部主席。然而，自從拜登時期任命的AIT主席羅森伯格被川普免職後，至今都沒有補上新的主席，對川普來説，AIT存在的意義幾乎只剩象徵性的「門面」，谷立言就是守門的「門衞」罷了。

而對谷立言和他代表的龐大美國建制派來説，川普對台戰略收縮的傾向，讓他們感到了危機。正如近來美國《外交事務》期刊連續刊登的多篇文章，都在探討川普「棄台」表現得太明顯，甚至暫停對台軍售，會讓美國本來還可以放久一點的棋子，面臨必須短線拋售的境地。

這些所謂美國建制派，這十年來一直炒作「中國威脅論」，鼓動美國決策圈放任台獨勢力挑釁中國紅線，相信如此才能牽制中國的壯大。他們尤其結合軍火商兜售戰爭，既可通過兩岸對抗牟利，一旦真的炒作過頭釀成戰禍，美國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風險，一切由台灣「自我防衞」，甚至一些反華鷹派還認為，讓台灣去做「豪豬」「毒蛙」，還能替美國消耗中國大陸，美國穩賺不賠。

只不過台灣民眾近年來愈來愈清醒，看清了美國不但不可靠，而且根本是在對台灣敲骨吸髓。谷立言這些美國建制派，於是又發明新的花言巧語，改用「蜂巢」取代「豪豬」，把無人機吹上天，説台灣只要同時擁有空中、水面、水上無人機，就可以像蜂巢從方方面面對付大陸，甚至當美國正在掏空台積電的此時，還鬼扯台灣可以重金發展無人機，便能打造下一個如台積電的「護台神山」。

其實對多數台灣人來説，誰都知道台灣根本沒那個條件搞無人機和大陸較量，這不過又是美國軍火商和民進黨當局拿「抗中」做生意的新花招。可偏偏一直被我稱為「藍美人」的國民黨親美派，卻還幻想如今川普冷待「綠美人」民進黨，「藍美人」便有機會獲得美國寵愛，甚至「藍美人」自己內部都要先爭寵一番，藍營幾個所謂「大咖」搶着訪美比接待規格，包括在台灣也得爭抱谷立言大腿，跟着幫腔「無人機」有多神，對台灣有多麼重要。

這就難怪谷立言能夠僭越川普，自比「太上皇」，因為一堆想當「兒皇帝」的藍綠政客，包括現任的台灣領導人賴清德，都攀不上正牌的「皇帝」川普，只能在台灣緊貼谷立言找安全感，最後就出現這種「太上皇」和「兒皇帝」相互取暖的怪現象。

但説到底，這種怪象也只能在島內瞎搞，終歸要隨「東升西降」及中美走向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逐漸化為歷史的塵埃。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記者：如果伊朗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川普：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伊朗頭上。
記者：如果不是伊朗，而是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沒有記者會問這個問題，所謂平衡報導從不存在。）

美國「雷根基金會」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台灣安全攸關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中國未來可能奪取台灣的行動。
咦！這是什麼報導！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一部分，那不是美國與全世界的共識嗎？（那是與中國建交的必要先決條件）那中國怎麼叫做「奪取台灣」呢？跟美國安全繁榮又有什麼攸關呢？
中國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加州安全攸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川普未來可能侵略加州的行動。

Fox 保守派意見領袖Tucker Carlson說
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近40天內，美國對伊朗進行了2萬4000次空襲。
川普說，這場戰爭進展非常順利，眾所周知，我們已贏很大。伊朗做出了非常大的讓步。我們會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總歸這場戰事非常非常非常成功。進展非常非常順利。他們進行了很好的會談，我們拭目以待。你們知道我們連續三晚重創他們，但現在雙方相處得很好。萬斯說美國在談判中握有所有籌碼。

1川普2梅蘭妮亞、川普三個兒子：3小唐納、4艾瑞克、5巴倫、兩個女兒：6伊凡卡·、7蒂芙尼、女婿8庫許納、川普團隊：9馬斯克、10萬斯、11盧比歐、12赫格塞斯、13貝森特、幕僚長14威爾斯、「邊境沙皇」15霍曼、中東特使16魏科夫、國土安全部前後任部長17諾姆、18穆林、聯準會前後任主席：19鮑爾、20華許、眾院前後任議長：21裴洛西、22強生。

實在湊不出什麼人了，再加上各紅州福音派教主吧，湊到40多人，然後連同白宮與海湖莊園一起給他炸光光。然後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美國會「進行很好的會談」，「相處得很好」，「做出非常大的讓步」嗎？

本篇講的就是「平衡報導」。

記者問佛奇，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佛奇答：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於是記者如實報導，記者沒錯。佛奇也如實解說，佛奇沒錯。
但人們曲解了佛奇的話，以為那表示貓咪不會傳染人類。
結果貓咪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記者沒有繼續問佛奇：那有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佛奇只能答：也沒有。
所以在記者第一次問：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該死的佛奇應該答：我不知道。
而非只答一邊：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卻隱藏了另一邊：也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這就是平衡不平衡的問題。

如果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
川普會說：「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納唐亞胡頭上」嗎？

如果「雷根基金會」的民調管到中國與台灣，不會讓你覺得突兀，
那麼中國民調管到加州也不會讓你覺得荒謬了。

Tucker Carlson不愧是老江湖。
他若只說：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
會有人解釋為：他將支持民主黨。
台灣充斥著這種解釋。把人家沒說的話塞在人家嘴裡。(我也常犯)
所以他必表明：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這叫平衡。(不管支持不支持，都要表示。並不是說「他也不支持」才叫平衡)。

但Tucker Carlson也留下了一些重要問題，他不便繼續探討了。
你會在大選時投獨立參選人嗎？猜你不會，因為那等於廢票。
那你怎麼看待「民主」？民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投票。
對人投票是選舉，對事投票是公投。
越來越多成熟的民主國家投票率走低，
人們對民主最重要的元素不感興趣，或聽天由命，
民主制度仍是普世價值嗎？Tucker Carlson，評評看吧！

對人方面，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也選出了梅克爾。好壞聽天由命。
美國民主也選出了拜登，選出了川普。能否選到不爛的蘋果，大家心裡有數。

對事方面，2016英國以3.78%的領先民意脫歐。
2026三分之二的不分黨派英國選民對脫歐感到失望。
民意不是盲人騎瞎馬，聽天由命嗎？

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民主是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
九成以上的民意通過獨立公投，
卻被所有號稱民主的西方國家否決。
他們一致支持西班牙反加泰獨立，逮補獨立領導人。
一向被西方看不起的全球南方，只在一旁看笑話。
沒人在乎加泰獨立還是不獨立，西班牙反對還是不反對。

再提醒一次：民主是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