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鳥說八田與一沒殺人，讓我們看看八田與一的工程死了多少人。

1922年，水庫最關鍵的工程——烏山頭大壩導水隧道（全長約3公里）發生了嚴重的大崩塌與爆炸事故。
這次意外當場造成50多位工作人員死亡，為了蓋這豆腐渣垃圾工程，造成慘重傷亡，這叫沒殺人！外加沒賠償。

三年輪作的掠奪：這套制度強制農民在特定年分必須種植利潤極低的甘蔗。甘蔗必須以政府規定的賤價賣給日本人的「製糖會社」。這導致了著名的「米糖相剋」——農民種得出白米，自己卻只能吃地瓜籤，甚至餓死。這也是一種殺人。

1930年12月，台南發生了多次規模6級以上的中型地震（如12月8日的前大埔地震與12月22日的強震）。震度約4-5級的地震把豆腐渣工程震到「潰堤邊緣」。
大壩嚴重損壞：根據當時報載，完工才半年的烏山頭水庫堰堤崩塌達500坪，損壞長度約330至360尺。

潰堤與放水：一些研究指出，當時官方對此事件的定論甚至是「潰堤」。為了防止壩體徹底崩塌，引發毀滅性洪水沖擊台南市區，當局立即清空庫水，進行了長達一年的修補，導致1931年嘉南平原的農業大欠收。

雖然1930年地震在台南全境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紀錄為數人（如前大埔地震紀錄為5人死亡），但對於烏山頭工地與下游因災情間接死亡的本省人，史料往往記錄得非常隱晦：

工安傷亡的延伸：烏山頭水庫十年工期中官方紀錄殉職134人（多為台灣勞工），但在大壩損壞後的緊急搶修工程中，是否又有勞工因惡劣環境或過勞犧牲，通常被歸類為病死或意外，不計入地震直接死傷。

下游農民的生計之死：地震導致1931年農業產量驟減五成以上。在當時高額水租與日本糧食掠奪的雙重壓力下，無數台灣農民因飢荒、負債、破產而走上絕路，這種「因災導致的慢性死亡」在殖民統計中是不會被列入的。

圖為烏山頭嘉南大圳儲水池堰堤地裂（臺灣日日新報1930/12/11日文版）

昨天傳出賴清德總統在出訪友邦史瓦帝尼前臨時喊卡，今天麗文在主持中常會時對此表達遺憾。其實在賴總統出訪前，麗文就表達過由衷的祝福，希望出訪順利圓滿成功，很可惜最後沒有辦法成行，但更遺憾的是，總統府與國安團隊氣急敗壞，不是躲進同溫層討拍取暖，就是把氣出在在野黨身上。

事實上，這是一個重大的外交挫敗，不應該等閒視之。出行前，國安團隊是不是嚴重誤判？還是最後一天才出現不可預知的突發狀況？又或者，這本身就代表國家處境已經萬分艱難？

回顧過去，馬前總統任內主張外交休兵，我們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也成功維持住邦交國。但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這十年，我們的外交友邦如同雪崩般流失，如今已被逼到退無可退的角落。難道不應該用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與檢討？究竟是誤判了什麼形勢？為什麼會誤判？甚至連落地轉機的地方都找不到？

外交一路挫敗，國家舉步維艱，有時候我們應該要檢討自己，而不是總是檢討別人。執政黨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地思考，國家的政策到底出了什麼偏差？抗中真的能保台嗎？事實上，抗中不但無法保台，反而毀台；相反地，本黨主張和陸，才能真正護台、興台、旺台。

問題的根源就是兩岸論述出現嚴重錯誤。當國安單位對非洲國家進行指責時，對方也公開表示，是因為堅守「一個中國」政策。我也要鄭重請教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中華民國憲法，難道不是一中憲法？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支持台獨？全世界都能接受九二共識、不支持台獨，為什麼你們可以一意孤行？

身為在野黨，本黨恪守中華民國憲法，與世界多數國家一樣反對台獨。在兩岸兵凶戰危之際，我們願意勇敢跨出和平的第一步，我們不奢望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但實在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外交面臨如此困境。

另外，日前中共中央台辦宣布的10項惠台政策，已經在台澎金馬各大產業中引發積極熱烈的回響。這十年來，兩岸交流中斷，對許多產業造成嚴重打擊，面臨發展瓶頸，政府卻不聞不問、視若無睹，如今對於陸方提出的政策，卻是酸言酸語、不斷打擊。

麗文要感謝商總召集七大產業工會，共同回應這10項政策。但令人遺憾的是，賴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竟然扣帽子稱產業界受到對岸威脅施壓，這根本是在破壞和平的契機、發展的機會。

民進黨遇到挫折不自我檢討，把氣出在國民黨身上、霸凌在野黨也就算了，但不應該與台灣人民為敵，更不該與台灣人民的發展、福祉為敵，應該謙卑聽聽各行各業的聲音，否則都無法體會大家撐得多辛苦。

希望民進黨無論如何不要忘記從政的初衷。今天看到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趕快沉澱下來，進行全面檢討、調整步伐。不要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葬送所有台灣人民的未來，應該要保護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謀取更大的福祉與利益。

昨天麗文到屏東，看到養殖漁業者憂心石斑魚養大了卻賣不出去。看到這麼多人每天都在為生活拼搏，民進黨你們在拼什麼？我也要提醒民進黨政府與國安團隊，你們是摸著中華民國憲法宣示就職的，領的是老百姓的納稅錢。

面對這樣重大的外交挫敗，台灣何去何從？希望我們能夠冷靜、理性，儘快擴大兩岸交流，讓農漁民、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服務業與觀光產業，都能看到和平帶來的希望與紅利。

中國國民黨會堅定走在這條路上，守護中華民國，堅守中華民國憲法，保護台澎金馬，爭取人民最大的福祉。

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一審認定貪瀆，重判17年徒刑。此案引起很多討論，但多有黨派立場，綠營普遍贊同判決，而藍白則多認為司法不公、政治迫害。撇開柯案和黨派立場，此文持平的探討貪瀆難題的多面向。

首先，貪瀆並不容易揭發。以招標案為例，收賄者洩露底標金額（底價）給行賄者，双方都獲利，自然閉口發財，而旁人不容易看出底標金額已洩露。要揭發貪瀆一般必須查到行賄的金流，若透過金融單位轉帳行賄，會留下行賄的金流證據，因此行賄常使用現金。官員或政治人物若在家中存有很多現金，很可能有收賄的行為。

選舉民主制度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選舉競爭需要錢來進行宣傳，因此允許政治獻金；行賄者可以把賄款偽裝成政治獻金，將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於是可能導致錢與權結合的金權政治；也可能政治獻金被法官誤認為賄款，於是造成貪瀆寃案。柯文哲的京華城案看來就是一貪瀆寃案（參見《柯文哲應該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

一個國家貪瀆的程度如何？即貪瀆有多普遍？這問題不可能有準確、可靠的答案，因為不可能知道沒揭發的貪瀆有多少；被揭發的貪瀆很多，不表示貪瀆很多；被揭發的貪瀆很少，不表示貪瀆很少。有一些國際機構會評定各國的貪瀆程度，譬如國際透明組織歷年公布全球「清廉印象指數」。這類的指標是對民衆調查其對國家社會的貪瀆程度或清廉程度的印象，一般人的印象多半基於道聽途說，有參考價值但不可能準確可靠。

假設把國家分為三類，富裕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貧窮國家，一般而言，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是最高的。
在富裕國家，有權力貪瀆者有相當高的收入，足以滿足其大部份欲望，因此大多不願有貪瀆行為，以免被揭發和處刑。
在中等國家，雖然多數人民還不富裕，已有部份人民富裕起來，於是彼此多有攀比，使得大家的欲望都高，而國家預算已不少，很多有權力貪瀆者因為欲壑難填，於是甘冒風險而有貪瀆行為。
在貧窮國家，人民普遍貧窮，於是彼此少有攀比，大家的欲望都少，而國家預算有限，貪瀆自然比中等國家少。

根據清廉印象指數，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大多高於富裕國家，以美國為首的富裕國家於是常以此自居道德高點，來批評中等國家，尤其是反美的中等國家。這可算是富裕國家的一項優勢，但清廉印象指數未必準確可靠，而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高於富裕國家，其實是人性使然，如上述。

中等國家若能盡量消除貪瀆，商業競爭於是趨於公平，有助於提升經濟效率，成為富裕國家。要消除貪瀆，懲治和制度有助於使有權力者「不敢貪」「不能貪」，但中等國家最重要的是提升經濟水準，成為富裕國家，使有權力者「不想貪 」。所以，中等國家應該要同時提升經濟和消除貪瀆，兩手都要硬。這是中國大陸在努力的目標。

「中華民國總統」出訪「中華民國友邦」，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不該訕笑。若因不明原因取消，站在中華民國立場，我不樂見。

然而，賴清德是台獨分子，一個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不承認抗戰勝利、歌頌日本殖民、背叛台灣抗日份子的台獨分子。還是個退守SSG（世界貿易組織的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滅農、開放美牛美豬內臟、放寬發芽馬鈴薯檢疫、罔顧食安的政權。
他被任何情況羞辱，我都不會為他抱屈與發聲。
無論是否為中共安排，只能說中共打壓台獨民進黨，並不意外。

馬英九任內維持友邦，掉了一個，大陸也沒和其建交。蔡英文任內斷了十個友邦，但蔡英文仍然能前往史瓦帝尼，怎麼他們沒事，就賴清德有事？
哪怕不問政治立場，此事也凸顯了民進黨的無能，國安與外交團隊極其失靈。

下午還在吹捧賴清德去非洲、不去美國，結果幾個小時立刻被取消。而民進黨只會罵大陸。
記者詢問，「中國以經濟威迫施壓，具體為哪一些手段呢？有掌握哪些情資？」
潘孟安回答，「相信所有在非洲或是在幾個島國，都可以看到中國一帶一路的影子，這些都是在債務陷阱當中。」

中國大陸在非洲有影響力，中國大陸要打壓民進黨，這難道是第一天知道？那外交準備何在？情資何在？預判何在？
更關鍵的，罵完中國大陸以後又如何？

民進黨告訴大家，沒有九二共識能走向世界，現在到底走向哪了？
請問民進黨口中「台美關係最好」的美國爸爸、說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高市早苗，能不能施壓非洲國家，讓賴清德正常出訪？

潘孟安竟然有臉說「證明中國善意是假的」。
鄭習會爭取的善意，是給國民黨、是給台灣人。發布了惠台措施，民進黨全盤否決，甚至抹紅台灣商人，民進黨有什麼臉要中國大陸給民進黨善意？

民進黨還嗆「一家人卻連門都不讓你出」。
笑死，民進黨有把中國大陸當一家人？你沒有，憑什麼讓對岸把你當一家人。

實際上，是民進黨執政以來，「中華民國」招牌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矮。
中華民國招牌若要持續擦亮，解方很簡單，回到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自然就能走得出去！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國藩的名字幾乎與「鎮壓太平天國」畫上等號。然而，若僅將其視為一位維護清廷統治的封建大臣，無疑是對歷史的簡化。曾國藩面對的並非傳統的農民起義，而是一場披著基督教外衣、意圖從根本上顛覆中國文明結構的宗教政治革命。

耐人尋味的是，這個以捍衛儒學為家學的家族，在數十年後，竟有多位成員受洗成為基督徒——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曾孫曾約農、曾孫女曾寶蓀等都先後皈依基督敎。這一轉變看似諷刺，實則蘊含著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深層邏輯。

一、曾國藩反對的不是基督教，而是政治化的宗教革命

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痛斥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這不僅是對一個政權的反對，更是對一種文明替代的抵抗。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否定儒家道統，摧毀宗廟，禁止祭祖，重構家庭與倫常秩序。這種以一神論的排他性真理為基礎的宗教政治模式，直接挑戰中國固有的「名教—宗法—倫常」體系。曾國藩敏銳地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文明根基的動搖。

有趣的是，隨著時間推移，曾國藩對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他在1863年致王家璧的信中，對早年《討粵匪檄》中攻擊基督教的言論表示反省，認為「不必錙銖較量，尤不在語言文字」，關鍵在於自強。這種轉變預示著其後代與基督教關係變化的可能性。

二、基督教角色的轉變與家族接受的基礎

曾國藩去世後，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科舉廢除、帝制終結、新文化運動興起，儒家思想不再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與此同時，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形式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從與太平天國相關的政治化宗教，轉變為以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為載體的現代化力量。

這一轉變使得曾國藩家族成員能夠以不同方式接納基督教。曾寶蓀在英國留學期間接受基督教，視其為現代教育與救國之道；曾約農則在東海大學試圖實現「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的文化融合。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曾氏家族成員大多持守「基督教救國論」，試圖將基督教與中國自強目標相結合。曾紀芬認為：「政治之腐敗，社會之黑暗，皆人心之陷溺為之也，而實由於無宗教信仰之故……惟基督教可以救國而已」。這種將宗教與救國相聯繫的思路，與當年曾國藩捍衛儒學以救國的邏輯，驚人地相似。

三、家族四代的轉型軌跡

從曾國藩到曾約農，曾氏家族呈現出一條清晰的轉型軌跡：
曾國藩：儒家文明的最後武裝防衛者，對政治化的基督教保持高度警惕；
曾紀澤等第二代：在帝國邊緣嘗試理解並接納西方制度與技術；
曾約農、曾寶蓀等第四代：在後帝國時代，接納個人化、去政治化的基督教信仰。

這一轉變並非對儒家的背棄，而是傳統士大夫家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創造性轉化。曾寶蓀在創辦藝芳女校時，既採用西式教育，又以祖母名號為校名，體現了對傳統的尊重。曾約農在東海大學強調「以基督教的精神，實現三民主義的教育，並注重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與道德」。這些嘗試都是對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

四、歷史和解的深層意義

曾氏家族與基督教的「歷史性和解」，象徵著近代中國面對西方衝擊時的調適與轉型。這種和解的基礎在於：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角色已從政治挑戰者轉變為文化參與者；同時，儒家思想也從國家意識形態迴歸到文化倫理資源。

這種轉變的關鍵在於信仰的私人化和文化的多元化。當基督教不再企圖取代中國文明主體性，而成為個人精神選擇時，它與儒家傳統的緊張關係自然減弱。曾約農之所以能成為基督徒，正是因為基督教已經不再構成曾國藩當年所擔憂的那種政治與文明層面的威脅。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這種轉變反映了中國文化面對外來衝擊時的一貫模式：從抵抗到選擇性吸收，再到創造性轉化。這種模式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韌性與適應性。

結語

從曾國藩到曾約農，一個儒家家族的信仰變遷，映照出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艱難與複雜。這不是簡單的背叛或轉向，而是一個古老文明在現代性衝擊下的自我調適與更新。

真正的歷史智慧不在於固守傳統，也不在於全盤西化，而在於如曾氏家族那樣，在堅守文化主體性的同時，保持對時代變化的敏感與回應能力。這種智慧對於當代中國如何面對全球化與文化認同的挑戰，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我們常常以為，未來是由制度決定的。選什麼制度、怎麼設計規則、如何分配權力與資源——
彷彿只要架構足夠完整，一切就會朝著可預期的方向前進。

但現實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制度可以設計，
風險可以估算，
路徑可以規劃。
但最後的結果，永遠不是由這些東西單獨決定。
而是由「人」決定。

人不是模型裡的常數，而是變數。
人會改變判斷、會修正立場、會在壓力下重新排序自己的優先順序。
同一套制度，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不同的集體心理之下，會長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制度可以不變，但人會變。
而只要人會變，結果就不可能被完全預測。

我們過去習慣把世界拆成兩層：
一層是「制度設計」，
另一層是「制度運作」。
但真正被忽略的第三層是：
人如何理解制度。
這一層，才是所有變化的起點。

同樣的規則，在不同人眼中會變成不同的現實：
有人看到效率，有人看到限制；
有人看到安全，有人看到風險；
有人看到秩序，有人看到壓迫。
而這些感知，會反過來改變行為。
行為改變之後，制度本身的運作結果也會改變。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
制度設計得夠不夠完美。
而是：
參與其中的人，如何選擇、如何反應、如何調整。

這也意味著一件殘酷但真實的事：
沒有任何一種結構，可以保證在所有時間、所有人群、所有情境下，都產生一致結果。
因為只要人的行為仍然自由流動，結果就永遠是開放的。

因此，當我們討論任何宏觀變遷時，最容易誤判的一件事就是：
把「制度的可能性」，誤認為「結果的必然性」。
但中間永遠隔著一個不可簡化的變數：人。

人會因為利益改變判斷，
也會因為經驗改變認知，
甚至會在同一套規則裡，做出彼此無法理解的選擇。
而這些變化，不是制度可以單獨控制的。

所以最後，如果要把一切複雜性收束成一句話，那會是：
我們可以設計制度，
可以推演風險，
可以建構模型。
但我們無法設計「人」。
而所有未來的不確定性，
正是從這裡開始。

因此，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制度本身。
而是：
在制度之中的人，如何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當我們把所有分析層層剝離之後，剩下的不是結構，不是模型，也不是邏輯。
而是一個更簡單、也更難回答的問題：
當環境改變時——
人會不會也跟著改變？
答案無法預測。
也因此，未來無法被完全計算。
因為它從來不是制度的延伸，而是人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