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殖民者，為了要能夠向殖民地人民取得自身可以予取予求的統治地位，大約總是要消滅殖民地人民的自尊，打擊他們共同的信念，使他們徹底地臣服在殖民者的腳前。這個「衊華」的問題，應該正是這類的精神問題。

中型國家日本，取得殖民地台灣固然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應該如何治理？況且，他還必須面對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中國；他們固然希望把這個大國消滅，以免未來生出問題，但他們知道那不是短期可能做到的──雖然他們想過兩百多年前這個大國曾經被改朝換代，應該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他們知道那不會太容易，必須講求方法，由根本的、內部的、由內外夾攻地加以屈服──例如，當年後藤長官所謂的「生物政治學」，就是。

回顧日中間的這段歷史過程，中日關係裡，過去實不乏若干的經驗。據稱當年吸收中文為日本的拼音文字，同時還接受若干漢字入其語彙中，通常該作為應該是顯示一民族本身文化資源匱乏，其對漢族應該有尊重與借重的心理，日人卻將該一作為以「言靈」的觀點，來自我肯定──指日本語言之靈性樞紐在於精神而不在形式，認其發音具有神性；漢字之存在只是天神早就為其安排好了的工具；因而，乃能主客易位，頗為自得自大。

此外，當年元朝兩次東征日本皆因颱風而未能成功之故事，其自美為天降「神風」護衛「神國」；加上其戰國時代的動盪，相對於世界上總是血腥的改朝換代，該國竟出現了日本天皇所謂「萬世一系」的得意說法；甚至，至明治維新後更發展出天皇是所謂「現人神」，而人民皆為「神裔」的說法。

不知讀者對上述種種說法感受如何？然而，那是該國近千年來發展出來的說詞，哪裡是短短五十年間就可以在我島民的腦海中完成其塑造？然而，很遺憾的，在日殖五十年中，似乎真的我年輕無知的島民中確實有部分被塑造成功了。

那是除了前述規定「教師不可詳細講解」，也不可討論的低智、順從與體罰教育的殖民教育的奠立外，官方簡直還隱匿了種種可能讓我們先民自尊、自信的史實，相反的，卻加強我們民間的自卑。例如，除了學校與社會中通用地蔑稱我先民為「清國奴」「貍仔」「支那人」與前述的「若有不滿，可退回支那」，顯然就是在強化地否棄我先民的平等地位，否則不是應該如天皇聖旨所稱，日台人等應該被「一視同仁」的嗎？

尤其更為明顯的，是前述我先民在日殖之初，曾經成功發起偉大的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達到全島風起雲湧的偉大史實，竟被官方極度惡質的壓制，而後竟然逼迫我學子誦讀熟記嘲笑先民嗜吸鴉片引發自卑的課文。那是怎樣「衊華」的史實！

那真是我們多麼可悲可憐的同胞啊。五十年，「清國奴」、「貍仔」與「嗜吸鴉片」惡名，那自卑、掙扎的悲慘歲月！而其中更為遺憾的，是殖民者除了誣指我先民「嗜吸鴉片」之外，故意不嚴加禁制，宛如公開「謀財害命」般，間隔若干年就以我島人「偷吸」為理由，再作一次合法化的登記，稱為「網羅」，其公開的理由，就是誣我島民「不肯自愛」，從而繼續加強我先民的自卑。

該一惡毒的網羅作為，最後一次是在1929年，引起我島強烈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我島台灣民眾黨於1930年向國際聯盟致電表示反對，導致當局不能不如其過去所宣示地在我島各地大規模展開矯治；但是該矯治在國聯鴉片委員會考察之後，就沒有在各地充分地進行了。

很不幸地，一面是沒有人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次的「網羅」；另一面更為不幸的，是其後的1931年，該次反對運動的主持要角，少年時期曾經在戒吸鴉片的社運中受到啟發，此時「病死」的台灣民眾黨的負責人蔣渭水醫師很可能是被「毒死」的──據當年宜蘭籍的同鄉人權律師陳逸松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要角陳昆侖都稱蔣是在此運動不久後死於日人毒手，但他的反對者與官方都隱匿此說，僅稱「病死」；甚至如史明先生則輕率地傳播著蔣醫師因其愛妾陳甜得傷寒，傳染而死的說法。將我島這位著名的偉大醫師之死亡問題，做如此的茶餘飯後的口水遊戲，是否也是某種成功的「衊視」？

接著，關於這「衊華」的問題，值得考察的至少還有以下四方面。

一、1935年的陳儀主席來台

這是一極為陰狠的、漂亮的設計；當時，殖民當局趁著日軍在大陸耀武揚威、暴虐橫行、國府委屈力圖建設國土，中國學界的胡適竟提出割讓東三省，以爭取五十年和平建設的時間，而當局忍辱地提出所謂「睦鄰令」之後，福建當局不能拒絕日人邀約參觀「台灣博覽會」之「善意」；而該會是我島「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會之一部分！然後，乃有在「日華提攜」名目下，報章上人所共見、那完工不過半年，就在一個中級地震裡被震損壞、也被眾多農民咒罵為「沒有供水也收水租」「無用的丈物」的「嘉南大圳」，竟被高度地吹捧成為偉大的政績；為此，甚至該工程設計人八田與一，就被薦為受邀考察福建水利，提供指導的貴客。自然，陳儀此行，受日人大事宣揚而典禮中自有對總督府當局表示肯定與感謝之窩囊事。

如此安排，用以打擊我先民的祖國認同，實在陰狠──南京的國府當局既不敢拒絕其「睦鄰」，福建對於此時的如此「善意」，如何能拒絕？日殖時期已過四十年，總督府自行誇言的種種成就；似乎真是祖國的高官也來「肯定」與「認同」了。而中國的大學者胡適在淞滬戰後，就改變了他過去「忍辱」的高見，應該也是我島民不會知道的。

二、1937年的「八一四空戰」

「八一四」，是國府時代的空軍節；它是紀念抗日戰爭初期相當重要的一次空軍戰役；事在1937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空軍派出1936年才研發成功最新型的九六式攻擊機，欲炸南京；當時中國空軍從歐美輸入各式各樣的戰鬥機，英、美、意、俄產品混合使用，維修相當困難。但是，人人都是知識青年從軍，抱持著有去無回的犧牲精神，忽遇日本空軍轟擊，可說倉促應戰；然而，當時戰績，號稱六比零，實際我機一架因油盡墜落而人機俱毀，一架輕傷；是中日空軍第一戰。

翌日，日軍又派出近百架軍機攻擊沿海空軍基地，被我方擊落各式戰機據稱達30架；戰績勝於前日。16日，日空軍由其綽號「兇猛之熊」的著名試飛員新田慎一率6機出擊，仍然不利；包含領隊新田機在內，2機遭擊落，1機迫降濟州島，只有3機返回臺北。……前後交戰僅僅三天，日機損失遠超出預估；日本海軍軍令部乃派特使勸告緩和攻擊步調。自此日軍嚴禁九六式單機執勤或超低空飛行，力求集中編隊以便互相掩護，並採用夜間攻擊，盡可能迴避中國戰鬥機。

坦白地說，這種消息不多，但是，此一消息被封鎖，很少人知道在當年的9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極少人知道，應該就是「衊華」心態的由來。

三、1939年的廣州登陸戰

1938年10月，日軍進攻廣東；我島上的粵籍民眾相當多，以強烈的同鄉關係而著名，當然對於日軍入侵自身的原鄉感到高度的關切；當時「日軍不流血進城」的消息傳回，官方發動了全島民眾提燈的慶祝遊行，次日，該一熱烈歡呼的照片就登上了報紙頭條。然後，我們島上出現了「廣東呼喚我台灣」的口號；然後，接續的又有漢口與漢陽兩大城市的占領，也舉行了類似的全島熱烈提燈遊行；給予年輕學子怎樣孬種的恥辱印象──雖然，受過我島傳統「學問思辨行」的老輩，應該不會像年輕一輩在公學校中，長期不准發問、習於誦讀記憶的學生那樣輕易地接受官方報喜不報憂的種種說詞。

史實的真相是如一位陸軍醫院的日籍護理長所描述的「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的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

四、1940年，長谷川總督的「胸襟」？

何以派出長谷川擔任台灣總督？當時日本軍部提出為了避免繼續落入泥淖，過分消耗國力，在1940年已開始提出積極主動自中國撤軍的計畫；當時的局面是──
「……，1940年三月三十日，陸軍對於中日戰爭的處理，已有了重大的決定。是即放棄『只要國府不改變其抗日容共政策，帝國政府絕不停止攻擊』的既定方針。於1940年中，停戰外交如果不獲成功，陸軍將自1941年初開始，主動撤兵，到1943年，除上海附近及蒙疆的一部，其餘全部撤兵完了。」

是這樣的，所以在1940年底派出了已經不敢衊華的長谷川；為何該總督心甘情願地放低身段，給林獻堂先生的請帖上，自稱「晚生」；為何停止前任小林總督衊視我先民民俗信仰的政策；並且在神道震天的時局中，為台南市派任了一位基督教信徒的市長──他何以獨有如此「胸襟」？

原來，他就是當年淞滬戰爭中，曾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身分指揮那八一四空戰，那位竟沒有能夠取勝的將領；我島民應該很少人能知道「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已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而長谷川是絕對深切認知到的。

在那全軍上下對於中國仍充滿了「衊華」的認知，如何扭轉過去的認知，進而鞏固日軍對於台灣的掌控，在日人「衊華」的大勢下，如何才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作？顯然，一切已經來不及了──雖然東京在大勢已去之下，又找到了另一位絕不衊華的陸軍大將安藤。那是在1939~1940年間著名的崑崙關之役，曾經難敵中國軍隊懷抱炸藥力抗戰車的拉鋸戰考驗，終於只能宣布轉進越南的故事；這兩位總督的故事，應該也是我們島民所難知道的。

我們先民是如此地逐漸地被捏塑了「衊華」的性格；不過，應該在總人口數六百萬人中，人數還不多吧；舉例言之，兩個可能與後來二二八悲劇有關的特殊例子，一在當年的海南島，一在後來發生的「二二八悲劇」的我島上──那是極少數、很遺憾的「征服者心態」的產物──仍有極少數的衊華者啊──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讓人難以想像的「衊華」悲劇 ──是二二八悲劇親歷者描述其同監的余仁德先生先後受審時的一幕──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

前者，以動員的條件言，大約都是受過初等教育，也就是受過公學校低智教育的青年；剛好它們都是曾經深受衊華教育荼毒的，如何能夠深責它們？在戰後的東北，我台胞就帶回了這樣的故事，俄軍入境，日軍潰敗，有日人囑咐女性親屬變裝避禍，婦女驚訝不從；該日人才坦稱，自身當年就是那樣的。

後者，我們不知悲劇主角的那位本島菁英余先生，究竟親歷過多少的委屈，但是，那樣地衊視中國人，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態度嗎？那真就是日本精神嗎？或者只是我們前述過那「低智教育」下的「日本精神」？有沒有想過他面前的檢察官，可能正是抗戰八年中，那三千萬犧牲者的悲慘親友中的一員？

網路上曾經有如此的一則悲劇故事──

網友R女士的父親是一位軍中年輕英挺的攝影官，隨軍來台，認識了R女士青春端莊的母親；郎才女貌，很快地兩人成親，就成了大家羨慕的好一對；但是，一、兩年後，母親才發現自己的夫君每年過年前，總有幾天把自己關在屋內，很有難言心事的樣子。
幾經追問，才知道夫君少年時曾經歷經「南京大屠殺」；當時他還年少，村中突遇日軍清鄉；他們家人走避不及，他躲入閣樓，姊姊就被糟蹋了，他由樓板隙縫中看著一切；也看到姊姊一去不回的背影。。。他無法忘懷。。。

想想看，那位軍事檢察官會不會竟然正好有類似的不幸遭遇？

那次大戰爭，被侵略的中國人犧牲了三千萬人───這兩個故事如果相連，啊，余先生是否可能是正遇到了那三千萬人中的某一位沉痛的、難忘的至親？我們彼此真是極為不幸的兄弟們。

知否，屬於我們的悲劇，到此並沒有結束，一種叫做「轉型正義」的名詞，早已潛伏；然而，沒有「衊華」的教育，過去那場悲劇是否不可能那樣形成？殖民者啊，花盡心思想出來的好名稱！

前述海南島的悲劇與高雄中學的悲劇，是這樣演出續集的──
請看名作家吳濁流對於二二八悲劇的回憶──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但是全景可能應該看我台籍日本兵的如此回憶──
「自從被日軍徵調後，父親常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分，再加上在前線戰場親眼目睹日軍屠殺海南同胞，有一次一天殺了三千人，血流成河，只有十名婦女倖免於死，但被強迫當了慰安婦，面對日本鬼子如此泯滅人性，每當我們台籍士兵私下聚會時，無不熱血沸騰。」

若真如此，廣東或者海南島的民眾，怎能對於戰後當地的日本軍隊沒有痛恨？那絕非當局一句「以德報怨」之類的高調所能勸阻的；但是，是否有部分台籍日本兵根本不知其究竟而捲身於其中，真是所謂的「備受苛虐」，這也就是「二二八悲劇」中被稱來自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為該事件中的主要份子之理由。理解了這一點，當年海南島上我台籍日本兵最高軍階的海軍警備大隊要角吳振武，雖是眾望所歸，他卻拒絕成為當年二二八中二七部隊部隊長的理由，因他是當年確實知道該海南島事件真相的人，知道該一行事並非理由充分。

另一方面，余仁德先生的犧牲，他自己的故事結束了；但是，當年不乏與他親近同類的「衊華菁英」，卻延續了他的精神。寫作「台灣監獄島」的作家柯旗化先生在該自傳中，那所謂的──
「漢學仔老先生有時會躺在課堂旁的床上，大抽鴉片。當老先生呼嚕呼嚕地抽鴉片時，學生們就偷偷逃出課堂，到廟前的廣場去玩耍。漢學仔就這樣唸了二、三個月，不久就不去了。」
「身為統治者的內地人和殖民地住民的台灣人彼此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然而，如果台灣人受過十年的日本教育，不但已習於使用日語，用日文來思考，而且慣於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事實上和內地人已經相差無幾。」

「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體會到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

我們由其所描述漢書房老先生的鴉片惡習與其所得意的自身和內地人相差無幾，可以感到「衊華」的由來，是否難怪書中會有那「醜陋的中國人」之標題；簡直絕無省思自身的論述是否有誇大或失實之處。例如，受過十年日本教育者，若非如所言，公學校時代與中學校時代，柯先生都很喜歡看課外書與日本學童的雜誌，怎能達到那樣與日人「相差無幾」的地步。至於所謂「到處設有公學校……父親因為家裡貧困，無法就學」 ，日殖前期真的我島上到處有公學校嗎？許多人應該都聽過當年唸書往往要走很遠的路，當年公學校的設立是要民間準備充分資金聲請，經官方批准才能設立，怎可能到處有公學校。

至於，所謂「日本人的精神」，是否年輕人在低智教育下，難以懂得人性的真實啊──請看當年某位日籍老教授在街頭看到日人地攤時的怨訴──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有不醜陋的「日本人性」嗎？
更不要說，我們台獨前輩黃紀男所曾揭露的，前及的長谷川總督，在其1944年退職時期，竟然沒有把官方強徵來的珍貴金飾一批，交給接任的安藤總督，卻私下交給了一位台籍的撞球師傅；以及日本投降時，安藤總督竟有120公斤的黃金，可以行賄。

知否，1937年，三歲中國人的沈忠芳被父母摟在懷裡，躲進桌子底下，頭頂上日軍的飛機在到處轟炸，母親說：「兒子，好好讀書，長大了，別讓人再這麼欺負咱們。」
他記住了。是這個中國人做出導彈，打下了第一架高空偵察的美國U2。

關於「衊華」的精神，雖然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卻似乎仍然以某種型態傳承著。因而，除了上述的青年學生與台籍日本兵的例子之外，我們在青壯的世代中竟也可以痛心地看到這樣的例子──當年高雄要塞司令與高雄市議員間曾出現的對話──
「彭將軍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

「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讀到如此的史料，我不知道朋友們的感受如何？本研究所感受的是無比的悲哀；任何時代的市議員，應該都是那個社會裡的菁英份子，竟然菁英也不能免除如此非理性的處事態度！？這是如何的「殖民教育」所造成。

誠如當年福澤諭吉所示，人們的私德與私智，可說人人所具備，但是若要化作公德與公智，也就是對於社會複雜的問題要能恰當地作出判斷，並不容易；低智、從順與體罰的學校教育，加上前述當局那陰狠絕倫的社會教育，我島上的先民，由青年到壯年怎能不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汙染啊？

所幸的是，當年日人由於對我先民「歧視」與「不能信任」，在教育上沒有實施全民義務教育，同時，為了表功，普遍拉高就學率，但是隱匿的輟學率，往往達到五成以上；也就是因此當年曾受該教育毒化的先民並非很多；而當年我島著名的、曾任教師的作家吳濁流在他的寫實主義小說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應該可說是表達得相當的深刻動人──

「太明卻另有一種看法：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研究相信，確實「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因而，儘管殖民教育當年對於我們的青年學子有著很痛心、不可忽視的斲傷，然而，對於整個社會尚無決定性的殘害。

然而啊，那是多麼沉痛的一段歷史，五十年的亡國奴隸歲月與五十年的自救掙扎歲月啊！两岸這一對患難的兄弟。
我想起了我們著名的中國文學家魯迅的名句，那「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否有點兒太輕佻了？心中戰巍巍地，我斗膽地想把大文學家的「一笑」改為「泣血」兩字；因為，會不會那悲慘的結局很大一部分，是與我們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有關？如果我們早年能夠鄭重地相擁而訴而泣，彼此深深關切；是否我們的歷史不會那樣地發生、發展。
企盼我們兄弟之間不要再有人像過去一樣太輕看了歷史，太看輕了悲劇將可能不斷地重演啊。

高雄中學校長莊福泰在臉書發表戀殖言論，造假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统治，筆者不得不為文駁斥之。

1. 「規劃多於落實」：只看藍圖不看普及率，許多文獻或簡報照片提及的先進「直飲台」或「歐式公共噴泉」，通常出現在當年的「都市計畫圖」或極少數針對日本本土官員、殖民高層設計的指標性場所（如臺灣總督府週邊、臺北北門、高级神社或特定火車站前）。
真實情況：在當時的臺灣街頭，絕大多數地方設立的只是洗石子外觀的「公共水栓（公共水龍頭）」，目的是讓沒錢接管線的一般民眾去挑水回家。

2. 無視日本因戰線過長、物資極度匱乏，許多晚期的重工業、發電廠和都市擴張計畫，最終都流於紙上談兵，或蓋到一半就因缺乏鋼筋水泥而停工。
盟軍轟炸：戰爭末期，台灣多處重要基礎設施（如新竹機場、高雄港、日月潭發電廠）遭到美軍全面性毀滅轟炸，多數在日人投降時早已癱瘓。

3. 設計缺陷與地理不服
日本早期的工程技術在面對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如高頻率颱風、地震、地質破碎、劇烈降雨）時，確實經常出現設計問題。
鐵公路與水利工程：經常在一次大颱風或地震後便集體崩塌（例如早期阿里山林業鐵路的崩塌與修復代價極高），技術多是在一次次「壞掉、重修」。
公共衛生與都市底層：現代化的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初期主要優先供應給日本官員與日僑聚集的高級住宅區（如城內區），多數台灣人聚集的舊街區依舊面臨環境髒亂與傳染病威脅。
阿里山林業鐵路（壞了又修、修了又壞）：日本政府為了砍伐檜木，不顧台灣阿里山區地質破碎、地震頻繁且有梅雨與颱風，強行開闢。1912年通車後，幾乎每年遇到大雨就發生嚴重坍方、路基流失或橋樑斷裂，很多路段是處於「一邊壞、一邊修、無法穩定通車」的狀態，根本是設計上的邊坡安全係數嚴重不足。
下淡水溪鐵橋（高屏溪舊鐵橋）：1913年完工時被譽為亞洲第一長橋，但工程師嚴重低估了台灣南部河川「荒溪型」的特性（乾季沒水，夏季颱風時洪峰流量極度恐怖），導致鐵橋完工後頻頻遭遇嚴重沖刷，橋墩屢次受損需要不斷加固與重修。

4.「大高雄都市計畫」根本胎死腹中，完全沒蓋起來。文中把1936年的「大高雄都市計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事實上：
流於紙上藍圖：這個計畫發布後沒幾年，日本就全力投入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國家財政全面破產，物資嚴重匱乏。
戰時全部停擺：計畫中絕大多數的林蔭大道、新產業區、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日據時期連一根土都沒挖。像是高雄港著名的「港史館」建築，當時因為二戰財務緊縮，只蓋了原設計的1/3就草草完工湊合使用。
反而是戰後才實踐：高雄今天市區的棋盤狀道路（中山路、中華路等）和圓環格局，雖然參考了當年的部分藍圖，但真正花大錢去徵收土地、開闢、柏油鋪路、拉管線的，高達九成以上都是戰後台灣政府實施的。日據末期的高雄市區，除了鹽埕哈瑪星，絕大多數地方都還是魚塭、農田與荒地。
「港市合一」是編造的謊言：當年是極端的「港市分離」。文中宣稱日據時期有「港市合一、系統聯動」的思維，這在歷史上完全相反。
極端集權與掠奪：日據時期的高雄港完全由總督府主導，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把南台灣的糖、米、物資最快地運回日本母國。
地方政府毫無權限：高雄市役所（市政府）對於高雄港的營運、規劃、財政收益完全無權過問。港口的利益全部直接上繳總督府，港區被劃為軍事與專管重地，市區的都市發展必須完全「讓路」給港口。這種中央集權掠奪、地方完全被犧牲的結構，才是後來造成高雄幾十年來「港市分裂、市民無法親近海洋」的歷史始作俑者。
日月潭發電尾水：是地理必然，而非「生態一體」。文中拿日月潭發電尾水回饋下游農業，當作日本技師有「總體生態與多功能一體（Integrated Approach）」的證明，這是典型的拿現代時髦詞彙去強行貼金。
地理重力的自然結果：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原理，就是利用日月潭與門牌潭（水里）之間巨大的「落差」進行引水發電。發完電的水，本來就會順著重力自然流進水里溪、再匯入濁水溪。
下游本來就是農田：濁水溪下游本來就是彰化、雲林的農業大米倉。發電後的尾水流進濁水溪，下游農民自然會引水灌溉。這在工程上是「順應地形的必然水路」，日本技師當時的核心目標是高效率榨取「電力」，下游順便撿到水用，根本不是因為當時有什麼「現代生態一體化、環境永續」的崇高大系統思維。

5. 文中拿高雄40至50米寬的林蔭大道，吹捧成是為了未來幾十年車流量預留的「完美餘裕空間」，這完全是倒果為因的軍事美化。真實目的：
防空、防火與軍事調度：1930 年代中後期，日本已經進入全面戰爭體制（準備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都市計畫之所以把馬路拉得極寬，核心考量是「防空疏散」與「防火巷」。當時空襲戰術興起，日本本土都市因為木造房屋密集、馬路狹窄，一被轟炸就引發全城大火（後來的東京大轟炸正是如此）。因此在高雄等軍事重鎮規劃超寬馬路，是為了防止市區被盟軍轟炸時火勢跨越街道蔓延，同時也是為了方便軍隊、坦克與物資的大型軍事調度。
根本沒考慮現代民生車流：日本技師當時壓根沒預料到戰後台灣會經濟起飛、機車與汽車暴增。這種純粹出於「戰時防禦」的軍事規劃，在戰後被台灣政府接收並延用後，才「剛好」容納了現代車流，成為軍事備戰的副產品。

6. 二峰圳用地下取水，是因為「蓋地上大壩技術根本不成熟」！文中將鳥居信平在屏東設計的「二峰圳」地下伏流水工程，讚美成注重生態、順應自然的極致工法，這更是無視當時技術限制的過度解讀。
地理現實的無奈選擇：屏東林邊溪的上游山區地質極度破碎，每逢夏季颱風暴雨，山洪會挾帶鋪天蓋地的砂石衝下山（這就是台灣特有的荒溪型河川）。在 1920 年代，日本的工程技術根本沒有能力在這種高強度、高含砂量的亂石河床上興建穩固的地面攔水壩。如果勉強蓋了地上壩，不出三年就會被泥沙完全填平或直接被山洪沖毀。
成本與技術的權宜之計：鳥居信平之所以選擇「地下堰堤（集水暗渠）」來收集伏流水，是因為這在當時是唯一能避開地表山洪沖刷、且成本最低、技術最可行的工程手段。這純粹是面對台灣險惡地理環境時，因為蓋不出地表大壩而做出的技術妥協。
目的是殖民企業的利益，非保護生態：二峰圳的興建資金與開發目的，完全是為了「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萬隆農場）」能有穩定的水源灌溉甘蔗、壓榨砂糖送回日本。這項工程在當時完全是商業與經濟掠奪考量，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者腦袋裡根本沒有「現代生態保育」或「環境永續」的概念。

7. 1942年把馬路畫寬，根本不是「永續經營」，而是「等著挨炸的防空疏散」！文中特別拿1942年的高雄地形圖，吹捧中正路、中山路在日據末期就規劃得很寬。
真實的1942年背景：1942 年中途島海戰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已經失去優勢，美軍隨時準備反攻並轟炸台灣。
超寬馬路的真相——防空與防火巷：當時總督府在台北、高雄等重要城市發布「防空空地帶（疏散空地）」計畫，強行拆除大量平民房屋，開闢極寬的馬路。這不是為了未來蓋百年都市，而是為了防空襲、防燃燒彈引發全城大火，並方便軍隊疏散。這叫「防空備戰」，不叫「永續藍圖」。拿戰爭末期的防空保命措施，美化成是在幫台灣人規劃百年大計，簡直是胡說八道。
「南進基地」不是資源傾注，而是把台灣當作「免洗的榨取工具」。文中宣稱日本為了南進政策在台灣進行「國家級資源傾注」，這完全背離了經濟史實。
掠奪大於建設：日據末期的「工業化」，核心是「軍需工業化」。日本在台灣發展鋁業（製造零式戰機）、化學工業（製造炸藥），完全是為了支撐前線戰場。
吸乾台灣的資產：為了應付戰爭，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實施極其殘酷的「物資統制」，強行徵收全台的鐵門、鐵窗、銅製品去熔解做子彈。台灣人的稻米被強制低價收購以供應軍糧，全台陷入嚴重的物資匱乏與飢餓。這叫「全面壓榨與掠奪」，根本不是什麼為了向西方證明能力的「示範櫥窗」。所謂「永續經營」在1945年直接破產，留下一個癱瘓的台灣文中宣稱日本是用「100年國土延伸」的心態在經營台灣，但當 1945 年日本戰敗時，台灣的真實狀況是全面癱瘓的爛攤子。
基建全面報廢：由於日本盲目發動戰爭，台灣的重要基建在二戰末期被盟軍炸成廢墟。日月潭發電廠被炸毀、高雄港塞滿了被擊沉的日本軍艦導致航道封鎖、縱貫鐵路因缺乏零件和轟炸幾近斷線。
拍拍屁股走人：日本投降時，台灣正處於極度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產業停擺、霍亂與天花大流行的邊緣。日本政府對台灣根本沒有任何「售後服務」或負責的心態，而是直接丟下一個經濟與物資全面崩潰的台灣給戰後的人民去承受。
文中最後那句「至今仍難以超越的宏觀藍圖」，更是對戰後台灣本土與各方工程人員的極大侮辱。藍圖不等於蓋好：日本畫的圖再漂亮，在1945年時也只是「殘缺的廢墟」或「流產的紙上作業」。

8. 「生物學原則」的恐怖真相：不是科學進步，是「馴化與消滅」。文中把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吹捧得像是一場科學與醫學的溫和治理，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比目魚」的殘酷邏輯：後藤新平的名言是：「不能把比目魚的眼睛改成鯛魚的眼睛。日本的法律不能硬套在台灣。」這句話的核心意思不是尊重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是次等的、還沒開化的生物，不配享有跟日本國民一樣的憲法權利」。
以科學之名行屠殺之實：在生物學原則下，他把抗日的台灣人視為「需要切除的社會毒瘤」或「帶病原的寄生蟲」。他任內頒布了極其殘忍的《匪徒刑罰令》，可以不經正常審判直接處死。在他任內，利用「治安肅正」與「歸順會」等誘騙手段，屠殺與清洗了數萬名台灣人。這種血腥的鐵腕鎮壓，在文中卻被輕描淡寫地包裝成「科學實證優先」的治病。
「三大調查」的真正目的：為了精準掠奪、全面監控。文中宣稱土地調查、人口普查是為了用百年眼光做規劃，這完全是忽視了殖民者的貪婪本質。
為了課稅與搜刮：後藤新平推動「土地調查」，根本不是為了都市計畫，而是為了釐清地權，把原本模糊的土地全部收歸總督府國有，並向台灣農民精確地課徵高額土地稅。調查完成後，總督府的稅收暴增數倍，這叫「精準的財政榨取」。
建立「警察國家」：人口普查與舊慣調查，是為了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與「保甲連坐制度」。只要一個人反抗，全村、全家族都要一起受罰。這種調查是為了打造一個無死角的威權監控網，把台灣人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以便為日本母國提供源源不絕的糖、米與勞力。
「不需討好選民」的代價：台灣人毫無人權，預算全面傾向日本企業。文中讚美當時的駐台技師「不需要討好選民、不需要應付政客，得以用百年眼光規劃」，這話聽在當年的台灣人耳裡，簡直是極大的諷刺。
絕對的獨裁與剝削：工程師之所以不需討好選民，是因為台灣人當時根本沒有投票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政治參與權！總督府掌握了絕對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史稱「六三法」與「總督專制」）。
預算只為帝國與財閥服務：總督府給予工程師極大的財政預算，建設出來的鐵路、水利、港口，優先服務的永遠是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大財閥（如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灣人在這套系統裡只是提供無償勞力的壯丁與被剝削的二等公民，根本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對這些工程規劃表達意見。
關於地質圖的歷史誤解：戰後全面超越文中提到「大部分的地質圖其實都來自日據時代的資料」，這更是對戰後台灣地質學界與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現改制為地質調查及礦業中心）幾十年努力的完全抹殺。
日據資料的侷限：日據時期的地質調查，主要集中在「有經濟價值的礦產區（如金瓜石金礦、基隆煤礦）」以及「預計開發的鐵路沿線」。對於台灣整體複雜的活動斷層、深山地質與防災防災評估，當時的資料非常粗糙且片面。
戰後的科學重建：台灣現代所使用的精密地質圖、斷層分布圖、防災土石流警戒圖，高達九成九以上都是戰後數十年來，利用現代化衛星遙測、鑽探技術一手建立起來的，跟日據時期的舊資料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個人年輕時代相信自由民主，年輕人的衝勁與探索，真讓父母親擔心，唉！
但是，家父母正好是在中國「兒童本位」世代中成長的，所以擔心也只好認了。就那樣，喜歡足球與乒乓運動的我，還喜歡釣魚與讀小說。

我第一次聽到兒童本位的教育，是由母親處聽來的；原來五四運動期間，該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就被引進了中國；四、五年後就被寫進了當年中國國民黨的政綱之中；該一進步教育就開始在各大城市的理想主義者中展開。

那是，大約我十一歲的時候，隨著父親職務的調動而必須由鄉間轉學台北南郊時，母親面對轉學後的適應問題，抱歉地對我說，這裡不比鄉下，你要忍耐喔；我似懂非懂，「這裡的學校有體罰，老師會打手心」，我仍然似懂非懂。最後，母親以「你是男生，可以勇敢忍耐喔」。。。

這是我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時，對於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最深感同情的部分。尤其當我讀到居然學者會跟著日本學界把那段悲慘的史實，稱之為『近代教育』，更是為我們的先民感到強烈的欺騙。

近代教育史上，「近代」，所指的是「對於人的自覺與尊重」，日本當年在我們島上所推行的教育，只是殖民教育，在時間上，可說是「近代殖民教育」，絕對不是可以做為人類偉業起步的「近代教育」。

不只於此的，以此標準來看，日本本身的近代教育只是深深受困於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並不具備近代教育那種充分解放人類潛力的條件。對於日本與其殖民地言，都只是被當作工具，只是我們先民比起殖民者，是地位更為低下一類的工具吧。

因此，我們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教科書的水準，六年級只及於日籍生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對於台籍師通常只能成為日籍師的助手，並且規定對於學生教學時，只能就教科書課文的表面講解，不可深入解說；因而，不僅威嚇我台籍師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並且嚴格要求台籍師要提交教案，然後，教師必須依據該教案教學，不可自由講課。

當年我們島上第一位由國語學校公費保送留學京都大學的教師，就是拒絕接受這樣惡質的規定而提出辭呈的。多麼悲哀的情境啊。。。

然而，我們學術界卻還有這樣的論述──
那是我們留學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周婉窈在其論文中竟然理所當然地說出：
「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相當注重小學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使全部兒童都能入學……」〈「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收入《海行兮的年代》，周婉窈著，允晨文化，頁242。〉

我只是個公民教師，但在上述的真相之前，讀來感到多麼的痛苦與悲哀。

賴清德又發表謬論了，他說國民黨治理台灣不如日本人。

首先我要問：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有讓台灣做一任台灣總督嗎？我敢說，即使日本統治台灣一百年，日本人也不會讓台灣人當台灣主人，可是國民黨治台才滿四十三年，台灣人就當家作主了。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蔡英文整整二十四年，外加賴清德又兩年，加起來共二十六年，你們四人為台灣做了什麼？除了貪污，就是給年輕人洗䐉，把台灣年輕人搞得暈頭轉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台灣自光復以來，自民國三十四年到七十七年李登輝為止，共四十三年是國民黨完全執政，國民黨做了以下幾件大事：

1: 台灣當年的農業百分之八十是佃農，農民種的是地主的地，百分之七十的收成被地主拿跑了，所以農民耕作的興緻不高，土地未發揮最高效益。政府來了以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政策，結果農人有了自己的土地，自然努力耕作，使土地發揮最高效益，於是三七五新娘娶進門，三七五高樓蓋起來，地主雖放棄土地，却得到政府的一筆可觀的補償和股票，他們拿這些去投資工業，於是工業興起了.

2: 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對未來發展精密工業很有幫助。

3: 推行均富社會，使三級貧民陳水扁、礦工子弟賴清德一樣可以上大學。

4: 推行全世界都贊歎的全民健保，使窮人不會担心無錢看病。以我個人為例，我曾經做了十次心導管手術，裝了十一個支架，如果沒有健保，我何來能力担負這筆費用？

5: 推行十大建設，使台灣經濟起飛，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6: 鎮國之寶的台積電也是國民黨執政時建立的……

我只舉出以上六大項，反觀民進黨他們先後執政了將近十八年，他們做了什麼？賴清德你的良心哪去了!!!

關於日殖台灣悲劇史，現在我們來深入其中的「文化問題」。
殖民者與我島民都是黃種人，除了語言不同之外，就是民族各自的生活方式相異，也就是文化上不同。故古來雖早有「中日同文同種」之說，但那只是順口的說詞，其實，彼此生活習慣與思考模式的差別真是不小。

本文談文化問題，是著重在我島民在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如何保持自身族群文化的存續與發展，受到怎樣的待遇。日本文化可能留下多少影響，例如，戰後頗為出名的我島文化人柯旗化，曾如此描述，日殖晚期的中學生活：
「我根本不知道聽學長訓話時要必恭必敬地低著頭，還仰頭像聽老師授課似地認真聽著。突然，我被叫出列：『喂，你不服氣嗎？出來！』接著，臉上捱了兩三拳。大塊頭看來強壯的低年級學生，往往是高年級生毆打的對象。我長得高又顯眼，常常捱揍。」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不同文化的影響？

首先，當然應該回顧明清以來，隨著移民帶來的種種；中國文化由於農業社會的傳統，不只自然「安土重遷」，還擁有信仰「天地大德曰生」「多子多孫」的「安胎文化」與農業已達到精耕的水準；其生產力足以讓我島上誤信非三十七歲以上的女性，不得生育兒女的平埔族，釋放其偉大母性與突破原住民燒山遊農的生產力限制；更帶來了相對於西方文化雖然暫居於落後，但其潛力無窮的中國傳統文化。

簡言之，福澤諭吉雖曾批判我傳統文化有重視私德，脫離實際的情況，確實是一問題；然而，在我國經典中所高舉的「學問思辨行」之要領，一旦獲得充分檢討執行，絕對有「實學」的效果；這個工作在兩岸中國可說都起自1860年代，那也是我島開放通商口岸的年代；但是此岸的文化發展因日殖五十年間而中斷，對岸的中國人可說正是從此更面對世界各種新的學問，在方方面面進行著「學問思辨行」的工作。那簡直可說正是今日所謂「自立更生」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默默前驅。

就是那一頁悲慘的歷史新頁，中國「公車上書」的維新派與「興中會」的革命派都更精進地、忘我地投入這個開展實學的時代中；可惜我們島嶼被犧牲了，在痛苦中，失去了這個中國人「臥薪嘗膽」共同成長的機會──那是在兩岸高度隔絕且殖民者高壓下，我島的傳統文化只能在「日本天年」中，以接近「苦撐待變」的形式存在。

苦撐之一，是漢書房的數量仍然居高不下；1898年至1902年，書房數分別為1707、1421、1473、1554、1623；1903年，因我民間在1898年發動了偉大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雖在1902年就被當局強力打壓，但其表現讓殖民者不能不肯定其地位。

苦撐之二，是發生了典範教師洪禮修為啟發式教學法抗爭而遭打壓事件〈1910〉；整個過程中，殖民者更加強了其所謂的「國語至上主義」與「德育主義」；以國語學習與道德課目兩者，來充分消耗我先民的時間與精力，挫折學生在知識上的上進心。

苦撐之三，是1915年前後，我島上的大地主與買辦階級，與民間傳統天年觀的地方節義人士，面對難耐的高壓統治，分別組成尋求減壓的「台灣同化會」與延續降筆會抗日精神，後來造成噍吧哖起義事件的宗教活動〈余清芳是當年日警的通譯〉。

苦撐之四，到據台25年後，幾乎日殖後第一個世代的人消失之後，我島上才有了作為我島啟蒙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1920〉的出現。他以中日間親善的橋樑自認，在官方同化政策說詞的隙縫下，進行我島民的自我啟蒙與診斷。
從此，才有了我們今天頗為大家樂道的新時代的到來，例如，著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遠赴東京請願設置議會的事，在民意覺醒的當年，那裡真能表現廣大民意在生活上的強烈不滿，難怪要被苦悶的民間譏為「叩頭請願」，哪裡能充分表現真實民意之萬一？那是日殖時期我島所被允許的啟蒙。不過，這或許也是不能責怪日本的，因為其文化中，強烈的階級性本是不可違抗的 ，無論如何的動機純正，只有「叩頭請願」才被允許。

就在此時的稍前，1919年，對岸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接續在1905年國人同情廣大華工在美國被苛虐待遇的覺悟之後，一面是俄國革命的成功，其領導者列寧被革命家孫中山尊為「革命中的聖人」，自然是影響不小；另一面是美國威爾遜總統關於民族自決的宣傳，加上美國哲學家杜威此時來華。

杜威的來華前先到日本訪問兩個多月，來華後卻因各地反應熱烈而一再延宕行期，至兩年後才離華；據稱曾講演於11省，講演達兩百場；北大校長蔡元培曾推崇其為「西方的孔子」，學者賀麟稱其此行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勝過當代任何的西方思想家。
據稱，當時杜威在家書中的描述，並沒有避開關於中國的黯淡與落後，但是「你想不到，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是公眾意見的勝利，一切都是由這些學校裡年輕的男孩女孩們推動的」。杜威在信中寫道，「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誕生總是伴隨著艱辛的。」；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是在如此的西方新興時潮的強烈衝擊下誕生的。

然後，1922年10月，全國教育會對於國民學校的制度與課程經嚴密討論後，該年新學制第四條就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 其後，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接受了這個進步的「兒童本位」觀點。

甚至，1924年，「國民黨之政綱」的「對內政策」的第十三條下；其文為「厲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另該政綱之末，附有如此的說明：「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但這是日本傳統很難接受的先進體制，因而頗有學者批判日人只接受了該制的形式，並沒有真實接受其進步的精神。而殖民者這時在我們島上努力散播透過國語才能學得先進的西方文明的觀念，推動著可說是虛假的「國語普及運動」。

史實中，1922年，我島所謂的「普及」，其實，其就學率不到三成，且輟學率超過五成；那是前述號稱「國語至上主義」與「德育主義」，其實是消耗學生精力與時間，且肆行體罰的低智教育。教育與文化密切相關，自然如此之教育下，文化也難提升。社會更易於宰制。

請看當年對岸中國的初等與中等教育之一示範表現──
「北平紅廟北師附小……當時那是實行道爾敦制教學最有成效的學校，班上共分為六組，每組七人，有一小組長，課桌是按小組倂對排列。上課時有一位同學領導討論前一天指定預備的課，由同學發問同學自己答，答不出時老師在旁再協助解釋，那是相當有效的啟發式教學法，同學都顯得非常活潑……一學期一次由全校學生推舉北師附小市市長……校中有合作社、郵局〈班際間寫信〉、銀行〈學校發行校內通行紙幣，存款買校內東西均可〉……全部由同學自己利用課餘輪流負責辦理。」
「我是小學四年級考取初中的。……初中時，很流行道爾頓教育制度，即是在未上課前，由老師指定學生先讀某一課，遇有不了解的，上課再由老師講解，這可加強學生的理解與記憶。我本來就有自修的習慣，這樣一來，我更是喜歡自修。……」
「我的高中生活可說多采多姿……學業成績……學校從不排名……我曾擔任全校學生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敢不買學校當局的帳……高二下，我也曾帶領同學在同學集會中與廖西平校長辯論，指責他……畢業考時，同班同學喻志仁得罪了監考的教育廳督學，當時……鄭校長要開除他，同學公推我去解決此事，我公然說服督學先生轉向鄭校長求情不要開除喻志仁……」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在殖民當局的那樣宰制之下，則由於其組成份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分化；前者因其偏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背景，落伍於後來的時潮而漸轉成「地方自治聯盟」，後者則因在強烈的時潮中，路線分歧而有「新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出現；似乎前者的左翼色彩較高，與當時新起的「台灣共產黨」關係較密；後者統戰的意義較濃，強調今日資本家已不足依靠，乃以階級鬥爭的必要，加味於民族運動。

實際上，1927年，台灣民眾黨已獲得21個勞工團體，人數達三千多人的支持；至1928年更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該盟至該年底又有20勞工團體加盟，會員總數達到九千餘人；此外，還有各地青年團體，與地方性的親睦團體支持。值得特別指出的，該黨的要角當年曾是降筆會的乩童，應該親見我先民該一運動如何地偉大奮鬥、成就與其萎頓。

可惜，在1931年前後，由於當局歷經鴉片新特許反對運動與霧社事件的衝擊，加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對於台灣民眾黨的分裂之機會，對於我全島的社會運動展開了全面的壓制而各種「自強與統戰運動」都失去其各自原有的社會地位。

這時候的問題，就由許多學者都肯定了「文協」的啟蒙意義之後，來到了已經啟蒙而看到了理想，看到了現實之後，是否人們就有了足以實現理想的「公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理想的實現，絕非一二高智者的事，也非許多受低智教育者所能成就？

這應該也就是1931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被壓制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曾向當局提出請在公學校開設公民課程，以培養公民自治精神的要求 ；該主張早在1925年，已經在報章上提出過了；「為了『人格教育』遭受蔑視，台灣民報社論亦迭做呼籲，要求對台胞之教育，『不偏重言語、職業方面，應添加公民教育及政治訓練的教程，來養教自治的國民。』」 ，但直到此時民間仍然只能盼望而已。

這些是否可讓我們聯想到，1917年，孫中山作「民權初步」，講解民主時代社會建設的理則，民眾開會的規則，如何才能透過集思廣益的方法，實現社會共同的理想。1918年，孫中山作「孫文學說」，講述國人應有的心理建設，如何而能夠勇往直前。經過謹慎的思考研擬之後，就應該力行實踐，這就是「知難行易」，理想必能及早實現。相對於盼望開設公民課程與自行研擬的「從做中學」，似乎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兩岸文化發展的定位。

此外，關於文化問題，當然不能不關切兩岸的文化運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著怎樣的關聯；相對於過去，兩岸文化人相見似乎只能彼此淚眼相對的感慨，似乎都只是苦撐而已；例如，1912年福建舉人、當代中國新教育的推動者施景琛奉命來台考察，當本地紳商招待時，他們雖能用動人的詩文表達家國之痛，但是無法自在地向市井交流補充自身的精神力量；但是自從新文化運動之後，透過白話文開始有了共同奮鬥的目標〈當時稱為「日用文」或「白話文」〉──雖然其中有各自處境的不同，曾出現國語與閩南語的分歧。

相對的，直到1941年之際，「仍有日人呼籲促進公學校日語教育，認為向來日語教學盡力於方法之講求，而未能獲致充分的效果，其原因之一乃教師並未強有力地灌輸學生國家及國民意識，亦即是欠缺真正進而成為日本人之態度，只不過將日語當作外國語文。其次，一般社會領導階級，尤其是教師，仍未完全自覺，故一般集會或辦公場所仍見台語公然『橫行』。」

據1969年，日裔學者鶴見氏來台調查之判斷，當年的情況是雖然「不少畢業於城市公學校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台籍教師要求他們使用日語比日籍教師嚴格。上述現象之產生必在日據後期，而可推斷者，多數台籍教師之所以有上述表現，蓋受服務成績之考核等外在壓力的影響，其基於自發責任感者很少。」 這應該可以相當的表徵了我島五十年來，雖然飽受殖民教育之擺布，但是苦撐之下，仍然保持了相當高度的文化主體性。

然而，也不得不考察的是，儘管維持了相當的主體性，但是，就如早期師範畢業的留日學生蘇維梁即曾以教育之目的在於『養成一個完全的人』為論述根據，指謫我島殖民教育忽視學生的個性，略謂──
「政府對台灣人施行教育的目的，就不是講究如何教育，然後台灣人個個乃能變作完全的人，卻在講究『如何教育，然後土著民之台灣人乃能善順善忍，而從事國家生產，以富厚其本國』的問題。所以政府自來對台灣人的教育方針，若自教育上的理想而論，要從根底打破，重新建設而後可。設若不然，台灣人終不能作成完全之人，不過供一國家一民族之犧牲已耳。」

其所論真可說是真實而深刻，我島的文化主體性雖然可說站定了腳步，但是如蘇氏所稱的根柢並非沒有受到相當的損傷。殖民教育終究是殖民教育。在當年那樣的殖民統治之下，除了學校中陰行低智教育，只准教師講解課文表面，不准討論問題，即，只能依據受審核過的低智教案講課。

而對我社會上的先民也採取低智的、只能低於腳本以下的知識講述，根據當時的報導，整個社會體制是如此配合「低智教育」的──無論任何集會，如看電影或話劇或是某種集會──
「據文協活動寫真部的某君談，督府某課長為著該部辯士於8月11日夜被當局命令中止事，呼召他到府裡說：『原來當辯士者須在能夠傳說劇本腳本以下學識的人才，然而你們都是在說明那腳本以上學識的人們，才會有今日的被我們有所指謫……』……」

另關於演劇臨監的運作，就是雖隨劇情進行；腳本中沒有的，就不可出現；否則重罰。例如，彰化新劇社曾在演出「復活的玫瑰」時，有農民與樵夫共三人對話，說及農民終日蠅勉工作，還得不到維生所需，都是資本家剝削所致；今後應該相互團結，為本階級而奮鬥、抗爭；日警就以該對話未見於腳本而處罰三演員各罰10元。三人不服，隔日，該劇更受到「禁演」的決定。當時，30元是很大的負擔；「禁演」更是使全團難以維繫。

此外，對於社會運動的講演也是如此宰制，除了成人始可入場外，只准在室內舉行；其發言者都要事先提出發言的腳本，經過審查通過；在活動中必須照本宣科，否則，輕則中斷講演，重則被拘送警所。

那真是一個怎樣令人窒息的時代；當局如此地宰制著各種活動的空間，往往只向少數特定對象示好，其實是設計分化；例如，著名的我島中部耆宿林獻堂作為島上民族派要角，很想為島民閒置資金找到出路，1926年，就在上山總督口頭許諾下，他以民族資本發想，開辦了大東信託；豈料該信託成立後，雖有助益於總督府渡過當年的台灣銀行危機，並未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因而經營艱難；以致在1930年造成到該會社辦理信託業務的新竹某位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破產；該新竹耆宿乃當年北台著名的明志書院的主持人，遂引致我島民族派內部難忘的不幸嫌隙。

在如此的殖民統治之下，我島上作為思考與生活模式所傳承的「社會文化」，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真是多麼悲哀啊。在如此的情況下，我島整個社會的文化真是很難獲得時代充分的滋養與鍛鍊而發展茁壯吧。

而最讓人感覺遺憾的，可能上述我島民族派內部的嫌隙，後來甚至導致光復初期，明志書院派下台北師範系統的半山游彌堅與蘇維梁等對舊日大東信託系統、對曾為皇民奉公會幹部的林獻堂與陳炘提出類「漢奸」之攻擊。使得大戰末期因引導日本國會議員向華謀和而受重視的蔡培火，雖曾對重慶官方推薦我島祖國派領導人林獻堂為不二的領袖人物，但戰後林氏竟然沒有獲得當局重用；或許竟成為後來二二八歷史悲劇沒有能及早剎車的一個不幸的、重大的背景。

精通圍棋布局設計的大和民族的殖民手法，果然可圈可點，我們長期接受低智教育的同胞，有心而乏力，真可說是雖敗猶榮；只是，世界局勢波譎浪詭，美日殖民者都已精銳盡出，我們島民是否應該有自身深刻自省的覺悟？

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李登輝身上，有如下的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竟然就認同了該說法，視其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當年的史實為何！

真相是日本當局竟完全沒有依照國際條約的規定，本是「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日本國准割讓地方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之外者，任其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 ；哪裡有「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那樣惡霸引申的道理。

請考察我們先民對於當年史實的描述──
「我民俱思清官已去，唯望平治，盡皆歸降。不意此賊大非人類；任意肆虐，無大小之最，無善惡之分，無黑白之辨，唯肆殺戮；拏之即決，燒庄燬社，淫辱婦女，種種非法，難以盡擬，本總統…與伊抗拒……誓欲滅彼……實為我生靈，並非希圖漁利也。」

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甚至，當年乃木總督也承認──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且進而表示──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

關於此情況我們可由當年松芳內閣關於「台灣實況」的史料來理解──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
難怪乃木總督有所謂「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之說。

由於李登輝是基督教徒，此引當時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遣來台的日本人大儀元一郎曾坦白地如是描述隨日軍來台的13,000位平民，指出──
「他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墜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
「1893年9月，馬偕返國休假，此時北部教會已有教堂六十，傳道員六十名，信徒兩千六百四十一名。但甲午戰後，日本接收台灣，教會受到擾亂，北部約有二十座教堂被日軍占用，信徒在政權交替期間被殺及失蹤者約七百三十五名。」
作為基督徒的李先生，都沒聽說過嗎？

因而，儘管到1898年，日方報章仍然努力自我粉飾這段其自知醜陋的史實，公開有所謂：
「自28年〈1895〉6月至29年〈1896〉3月30日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內閣閣員責之以無政績可言。輿論主張懷柔主義對內地人不利，甚至咒罵未採取驅逐本島人以內地人取代之策。雖其議論之狂妄本不足取，但當時俗論之盛，風靡於世。」
的混淆自欺之詞。

但是來到1902年，我島上民間的報紙還曾如此描述當年的情況──
「卑劣之醜行助長種種惡風……當時冒險投機之空想逐漸發生，僥倖射利之心理不分官民支配全部在台之內地人。同時，另一方面引來奢侈、虛飾、輕浮、放蕩等惡風，厚顏無恥，道德敗壞、荒淫無度等卑劣行為亦在『台灣不同於內地』之所謂台灣精神驅使下，使在台內地人思想甚為墮落腐化。……彼等所蓄之金錢即所謂泡沫錢，以只知今日有，不知明日如何為常事。故彼輩此項積蓄之使用不過如下二途，獲悉用之於非生產性消費，餘者亦用之於賄賂……一時，台灣之中心台北自不待論，連以台中、台南為首如埔里社、台東、花蓮港以至番界，悉被奢侈淫靡之惡風所席捲。隨之，都暴露出道德敗壞、寡廉鮮恥四處流行。或揮霍委託資金、詐欺騙錢、偽造私人文件、恐嚇斂財等事，……民間之主要惡風摘記若干：因雇員盜用公款而造成非常之損失；用報紙、雜誌等文明之利器作惡，道德敗壞，居間抽頭；為僧侶、傳道者陷入墮落醜行；擁有堂堂招牌之商人陸續失敗，對損失與不講信義，毫不介意；半官半商之徒，欺瞞土著居民，貪圖不義之富貴；甚而因寡廉鮮恥罪而入獄之罪人在青天白日之下被邀出席歡迎之宴；藝妓娼妓之操賤業者，亦在嚴肅之會議儀式上橫行等等。」

而我島史界人物則仍然以如此的某種總督府的史實而陳述之──
「6月17日，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始政紀念典禮後，雖經五個月，總督府仍未公布台灣住民可以行使國籍選擇權，箇中原因，後來總督府文件記載說是由於叛亂陸續發生之故。……」

大約也正是類似原因，我們島上以研究「台灣第一」聞名的我們台灣史專家對於這段歷史能充分把握者已經很少；像可敬的、以研究「台灣第一」著名的莊永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其阿公莊老先生，竟似全不知體恤地責其尊長者為「頑固」；其所批判的理由是──
「1895年，台灣政權轉移，日本憑著和清廷簽訂的『馬關條約』接收台灣，那年阿公正是四十歲盛年。他害怕異民族的統治，會將他辛苦了半生的儲蓄給沒收，而且台灣總督府又頒布台灣住民有二年選擇國籍的權利，不願做『在台的日本人，可以自由離去』。於是他下定決心，返回老家去。」
身為文史專家的莊先生竟似不知道本研究前所指出種種史實，那樣的史實之下！那樣的抉擇真有錯嗎？莊先生那樣進出台灣史，真的曾經理性地探討嗎？

當年台灣總督府實際頒佈國籍選擇權時，已是1896年11月之後；莊老先生若真是當時離台，那時已經是日人在我台展開其毒辣的「攘逐殺戮的排除政策」後，是否極可能阿公與阿嬤當年曾耳聞或親歷前述乃木總督與立見軍務局長所承認的日軍那讓人沒齒難忘的惡行；如果老人家因而對於日人統治不能信任，那怎能只說我們的長者離台是一種「頑固」啊。這是本研究覺得很感驚訝的問題，簡直是個不應該發生的問題。

李登輝學童的遭遇，如所見，確實是李總統當年受訪時所親自描述的，可想而知，也是當時多數年輕人的遭遇，因此對台灣人的被殖民心態影響深遠。這個問題，本研究稱其為「李登輝問題」。

第一階段：武官總督——建立軍人和警察統治（1895—1919）
這段時期日本建立軍人和警察統治系統，屠殺和壓制反日的台灣人。

樺山資紀（1895—1896）：發動「乙未戰爭」，對全台進行無差別掃蕩，造成40萬以上台灣軍民死亡。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在1895年9月上報給伊藤博文的資料中，明確提到台灣西部人口（不計東部）即有300萬人以上。接收一年後的殘酷事實（1896）：經過一年的軍事鎮壓（乙未戰爭與各地屠殺），日本再次調查時，人口竟只剩257萬人。

桂太郎（1896—1896）：確立軍事統治方針，將所有抗日志士定性為「土匪」予以擊殺。

乃木希典（1896—1898）：實施「三段警備制」，發生慘烈的 雲林大屠殺，日軍焚毀數千戶民宅，屠殺上萬平民。

兒玉源太郎（1898—1906）：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頒布《匪徒刑罰令》，並誘騙抗日領袖參加「歸順式」後用機關槍集體掃射。

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發動「五年理蕃計畫」，動用正規軍砲擊部落，並建立 通電鐵絲網（電網）圍困原住民，掠奪頂級檜木。

安東貞美（1915—1918）：爆發「西來庵事件」，具名處決人數高達866人，對整個村落進行報復性搜捕。

明石元二郎（1918—1919）：引入「韓國憲兵政治」，強化「特高」警察與「即決處分」，透過《森林法》強占土地收歸國有。

第二階段：文官總督——制度剝削與「精神閹割」（1919—1936）
這段時期日本改用「法律」和「高額稅收」來吸血。

田健治郎（1919—1923）：推動「內地延長主義」，實則是以同化之名消滅漢文化與民族意識。

內田嘉吉（1923—1924）：加強 專賣制度，鴉片與樟腦利潤成為殖民財政的主要來源。

伊澤多喜男（1924—1926）：嚴厲打壓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大量逮捕知識分子。

上山滿之進（1926—1928）：發生 東港事件 等冤獄雛形，強化對台籍精英的監視。

川村竹治（1928—1929）：對農民運動進行「二一二大搜捕」，讓台灣農民陷入「無生可享」的絕境。

石塚英藏（1929—1931）：爆發 霧社事件，日軍甚至使用 糜爛性毒氣 攻擊原住民，震驚國際。

太田政弘（1931—1932）：實施嚴格物價管制，並對農村課以重稅以支付保甲費。

南弘（1932—1932）：延續壓榨政策，確保台灣糖業利潤全數流向日本財閥。

中川健藏（1932—1936）：確立「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方針，閹割台灣工業發展主權。

第三階段：後期武官總督——戰爭動員與「末日掠奪」（1936—1945）
這段時期是「強徵軍工、慰安婦」與「全島資源透支」的高峰。

小林躋造（1936—1940）：啟動「皇民化」，強迫改姓名、禁閩南語，毆打講母語的學生。

長谷川清（1940—1944）：強制徵調20萬台灣青年赴南洋當砲灰，並大規模徵調 慰安婦。

安藤利吉（1944—1945）：最後一任總督，戰敗前夕濫發「武尊千圓券」導致惡性通膨，並下令銷毀所有暴行檔案。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退休教授張文亮在臉書狂讚該系的創系系主任、一百年前來台的杉村鎮夫教授：

『他來到台灣，即認為龍安坡經由排水處理，是適合居住的所在，也以精準測量，推動台北的排水工程。
許多教授也聽他建議，前來築屋，例如改善台灣柑橘的先鋒田中長三郎，蓬萊米的育種者磯永吉，台灣植物病理的開啟者松本巍，台灣畜種學之父山根甚信，氣象學主任白鳥勝義，台灣昆蟲學之父素木得一等，皆住此處。
他們是當時的學術菁英，對台灣貢獻重大。他們居住之處，稱為「昭和町」，屬於昭和初期的新建地，現在稱為「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他在1932年建造排水路，降低地下水位，使土地更乾。1935年，工程完成，這是改善台北市都市環境的重大建設。』

文中提到的龍安坡是現在大安區的一部份，現在的青田街、溫州街、永康街一帶，日本來台的台大教授都住在這裡。杉村鎮夫教授完成這裡的排水工程，主要就是嘉惠這些日本來台的教授。

類似上述的例子恐怕不少，請看當年台灣民眾黨對日本殖民者抗議的史料，如是說──

『反對台北市敷設電車──1928年，台北市發表以二百三十萬元預算敷設市營電車的計畫。因為路線劃定極為偏頗，惹起市民的反感。據民眾黨的調查，路線集中在日人居住的地區，即城內至古亭區一帶及中山北路至圓山一帶。台灣人密集地區的大稻埕及萬華全無路線，當時台北市人口只有二十一萬左右，絕大多數又是台灣人。這樣叫多數台灣人出錢建設電車，來供少數日人利用，當然不能使台灣人心服。民眾黨。。。召開對策委員會，除發表反對聲明外，又計畫舉行演講會，展開熱烈的反對運動。但遭官憲彈壓，不但傳單被沒收，講演會開不成，連重要幹部蔣渭水、吳海清等十餘人均被拘押。』〈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自立晚報，頁389，〉

可以呼應證明當年史料真相的，請看日人「台北市史」中的紀錄──

『內地人過窮困生活之貧民，比較少，但台灣人卻相當多，兩者均係在社會上慘敗之落伍者……而台灣人之貧民則在艋舺、大稻埕之台灣人街，且散居於各方面。但貧民群均集中於此處或彼處，因而貧民部落便能立即分辨，其極為不清潔，所發散非常難聞之惡臭，破爛汙穢之衣物，瘦削之身體，傾斜破落之屋內等，任何人要踏進去均不得不躊躅一番，其狀態比起內地貧民窟或貧民部落來，乃有超過數倍之不清潔與悲慘之程度。』

史實就是：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多是為殖民者設計的，當時的台灣人大多享受不到。張文亮教授對杉村鎮夫教授的稱讚恐怕是過譽了！張大教授還把多位日本來台的教授捧得極高，您跟他們領域不同，是憑什麼？只是西方學術界膜拜殖民的近代性，就要跟著膜拜嗎？

黃痿漢這尾變色龍又開始變色了？可是看來這尾變色龍的歷史與邏輯都不太行耶？表面上裝出一副「客觀還原歷史」的樣子，實際上卻在替日本殖民洗白。

首先，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是一場侵略戰爭。沒有清軍與日軍在朝鮮半島與黃海血戰、沒有北洋艦隊潰敗、全軍覆沒，哪來的《馬關條約》？所謂「李鴻章在下關春帆樓簽字」被迫將台灣、澎湖割讓，放棄藩屬國朝鮮，這本身就是日本軍事侵略的結果。把「割讓」從侵略背景中抽離，硬說「日本不是全面侵略，只是接受清廷割地」，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偷換概念」。

其次，黃痿漢刻意淡化當年台灣人民的反抗。日軍是「和平接收」澎湖列嶼的嗎？好像不是吧？從1895年5月29日，負責接收臺灣的日軍部隊從現今新北市貢寮區的澳底登陸開始的「乙未戰爭」，黃痿漢講得好像台灣人當年是排隊歡迎子彈一樣？那「霧社事件」呢？該不會說是莫那魯道這些賽德克．巴萊在跟日軍開「聯歡晚會」吧？這些全是你眼裡的「和平接收」？

台灣民主國、義軍抗日、霧社事件，這些血淋淋的歷史都證明日本並非「和平接收」，而是靠屠殺、鎮壓和殖民統治來站穩腳跟。若真如文中所說「不是就不是」，那麼日本殖民台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與壓迫，不容竄改。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笑死人。

黃萎漢這種言論最陰險的地方在於，口口聲聲說「我沒有美化日本殖民」，實際上卻把侵略合理化、把殖民粉飾成條約安排。這種假中立、真洗地的說法，既侮辱了歷史，也踐踏了無數抗日先烈的鮮血。

別再扯什麼「沒美化」，這種話就是「最下流的美化」。把侵略說成接收，就是在幫殖民者擦屁股。侵略割地還能洗成「和平接收」，臉皮比殖民地還厚。替殖民者辯護的人，比殖民者更可恥。

接下來更好笑了。幫日本殖民台灣的惡行擦屁股都擦不乾淨了，黃萎漢話鋒一轉又轉到兩岸關係上？你不期待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對台灣動武？這種國家大事哪裡輪得到你這尾變色龍置喙啦？

我們中國當年因「甲午戰爭」戰敗被迫割讓台灣與澎湖，後來經過對日抗戰，犧牲了3000多萬中國軍民才光復台灣與澎湖；但因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至今，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不是「發動全面侵略」，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的使命。像黃痿漢這樣的獨台變色龍是無法阻擋的。只要兩岸沒有統一，就不可能「兩岸和平共榮、彼此尊重、國泰民安」。

黃萎漢故意把「清廷放棄台灣與澎湖」單獨抽出來，就是先刻意鋪陳清朝自己不要台灣，日本只是「接收」而已。這種說法掩蓋了「甲午戰爭」的侵略性，為他後面的「兩國論」、「一中一台」、「反共不反中」的獨台邏輯打預防針，可是卻坐實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鐵錚錚的事實。而黃萎漢把軍事侵略說成和平接收，就是替殖民者辯護；把人民反抗簡化成插曲，就是抹殺台灣人的血淚。這種話術，連AI都騙不過。

侵略就是侵略，殖民就是殖民，中國人百年來的血淚史不是你黃萎漢能任意拿來漂白的玩具。

如此的，台灣清華大學？梅貽琦先生帶來我們島上的。。。
是當年美國庚款到今天還在掌控嗎？
否則今日我們尊重的清華大學堂
竟然會是如此地解讀日本的後藤新平。。。

不倒翁：後藤新平的書蹟與生平

很遺憾，今天才看到，所幸，今天看到了。。。哈，2019年
是當年號稱「天然獨」的歲月。。。
原來如此，。。。唉。。。

簡單提幾句吧。。。在這個展覽中，至少有以下的幾個重要的錯誤：

一、台灣當年不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在1895年之前，至少先後有蝦夷與琉球兩地先後成為其殖民地；兩地改名為北海道與沖繩。。。當年後藤說是第一個殖民地，應該是「新手駕車，請多包涵」的意思，並非真的過去沒有處理過殖民地問題；更何況，台灣統治的難處，最主要的問題是1895年到1897年間，當局採取的「攘逐殺戮」，計畫移民無人島的陰謀；但因洋人干涉而未能成功，但我島民已經消失了近百萬人。。。我島民如何能僅以平常「改朝換代只是換個對象完糧納稅」的態度，看待此新的統治者。。。

二、關於我島上的鴉片問題，絕非該文中混淆所論述；1897年，後藤提出的鴉片建議被官方接受，發表專賣制的台灣鴉片令，號稱緩禁，但將嚴格審核發給吸食特許；但實際上，其秘密訓令，各地負責人只要二十歲以上的癮者，付錢就可取得特許，無須嚴格查察；尤其對於女性癮者，一律給照；因而，如此具有醫師身分的所謂『不倒翁』，居然可以如彼介紹？

更何況，1901年前後，我島民自動由廣東引進降筆會戒吸鴉片的偉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竟被此賊以破壞我島傳統的醫療系統而破壞之。。。我有專書《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其中有專文論我島當年此鴉片問題，有意者可以參看。。。

三、太多憤怒，不一。。。清華大學收藏保釣運動資料，卻如此崇日媚美，真是必要的嗎。。。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