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傳統的武士道言，嚴重的錯誤，當事人應該以「切腹」謝罪；雲林大屠殺引來國際媒體的尖銳批判，當局者應該如何是好？為了軍方的面子，陸軍次官兒玉源太郎接任總督，收拾殘局。

他首先以「無方針」，類似「無可奉告」，拒絕成為輿論的目標；進而以其副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學者姿態稱「研究中」，並引出所謂「生物學」原則；拒絕過往的議論。

但是，其副手後藤長官1897年1月為台灣總督府所設計的「台灣鴉片令」，假天皇「仁慈」，「體恤」我台民而允許「老癖癮者」吸食「官方專賣的鴉片」之規定，與其嚴禁日人吸食鴉片，至借用吸食工具或吸食床具，皆在嚴禁之列；顯然有「謀財害命」之陰謀。

我島民間自1898年開始，引進廣東民間流行的降筆會戒毒法，社會自動展開偉大的戒毒運動；至1901年，全台南北之戒毒成績斐然；當時有如下的報導──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1萬5,000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4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劄，頗形繁忙……」

「阿片短銷，嘉義城內阿片煙膏往常銷售每日必四、五十罐之多；近日阿片取次人往辨務署發出三等阿片煙膏一箱，迄今一禮拜之久，尚未銷完。以後若仍如此短銷，營阿片業者必致虧本云。」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如此，我島偉大的社會運動，竟然被禁止；雖然我先民曾經義烈地抗議──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然而，該一偉大的運動終被那惡毒的後藤長官所壓制、扭曲。。。幾乎沒有人敢於紀錄地。。。

因此，後藤長官在我島那著名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奠基工作」，我們由該鴉片毒計與前述的台民放逐史實，可以聯繫其一貫居心。難怪在該一奠基工作之後，在它們號稱偉大的事業進行中，雖號稱「尊重舊慣」，其實對於我島傳統社會的舊有慣習，並不真實尊重；例如，在土地調查中的「隱田」一項，就使得官有地增加達七成；而林野調查之後，更是由於我先民缺乏產權證明者眾多，因而，全台的官有地竟達全島林野面積的九成四。

難怪該所謂「資本主義」的事業完成後，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簡直只有盤旋下降而無上升的情況──當年相對於傳統強調「藏富於民」的好官是──

「清朝時代……當時的工資便宜……，稅金也很少，即使不繳稅金，政府也不會催繳，所以會忘記繳稅金。現在繳的稅金很多，只要慢一天就會被催繳，同時還要被罰二十錢催繳金。……」〈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上册，竹中信子著，熊凱第譯，時報出版，頁467〉
「關於納稅的義務……只有民間人士有納稅的義務，因此他們對官吏有所批評……『不是官吏就不是人。』在台官吏不但有薪資加給，分配到漂亮的官舍，還能免稅，……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竹中信子著，蔡龍保譯，時報出版，頁78〉

由之讓我們想起日本武士儒學大家山鹿素行曾有那極為無情的「民至可愛」之說──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

至於，關於日人學者所稱──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六萬元的差額由……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之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疑似貪汙的新聞很多。」〈頁140〉

此所以，當年我先民所面對的史實，是由1908年起，南北縱貫線鐵路通車，該年起，殖民者宰制能力強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開始下降，1908年，27.2歲；……1930年，22.8歲；1931年，21.5歲；1932年，22.9歲……；可說那是除了少數的買辦階級與地主階級之外，尋常人家罕有改善家庭經濟所致之結果。
也就是在我島上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奠基」，其政績是如此被視為「後藤系」而展開的。

兒玉總督此任期中的重要副手，是著名的後藤長官；兒玉下台前，受到東京當局的重用，常常不在台灣，例如，日俄戰爭時，他常往滿州前線督戰，自然島內大多由後藤決行；兒玉離職前，曾有意向中央推薦實力的後藤接任總督；後藤卻格於日本「武文官」的傳統，拒絕了兒玉的好意；論者有稱，如果後藤當年能夠適時對該傳統做出合理的堅持，或許往後軍國主義的日本就能多一理性自救的機會？或許可以看做是此時期他的另類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