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結束為期15天的訪美行程返抵台灣，今天在常會上，麗文向中常會報告這次訪美的重要成果。

首先感謝所有訪問團成員，以及國際事務部、海外部同仁的辛勞付出，這趟行程非常緊湊，許多同仁每天只睡一、兩個小時，卻始終維持最高的專業與熱情。也感謝駐美代表秦日新大使、前駐美代表袁健生大使，以及所有在美國協助我們的僑胞朋友，因為有大家的努力，這趟訪問才能如此順利圓滿。

這次訪美，我們與美國行政部門、國會議員、智庫學者、大學研究機構及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交流。坦白說，許多會面與對話的深度與層級，甚至超出了我原本的預期。一路從舊金山到波士頓、再到紐約、洛杉磯，我與袁健生大使共同的感受只有一句話：這是一趟前所未有的訪問。

更令麗文感動的是，在許多交流場合中，不少國際友人主動表達對兩岸和平的高度關切，也對我們推動和平、降低衝突風險的努力給予鼓勵與支持；他們甚至不只關心，更真誠的詢問自己能幫忙做些什麼，這讓我們更加確信，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只符合台灣利益、兩岸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對區域穩定與和平的期待。

這次訪美期間，我們也獲得許多國際主流媒體的關注與報導，並與多家重要媒體進行深入交流，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我們有機會向國際社會更清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理念與主張，讓世界聽見不同於政治操作與抹黑攻擊的真實聲音。

同樣讓麗文印象深刻的，還有海外僑界跨越了過去的藩籬，展現出的空前熱情與團結，從舊金山、波士頓、紐約、華府到洛杉磯，每一場僑宴都大爆滿，即便已經換到最大的場地，不少僑胞朋友還是因為買不到票而向隅。大家對和平、繁榮與穩定的期待，跨越了許多過去的界線與藩籬，也讓我深刻感受到海外華人社會凝聚出的強大力量。

這次訪美期間，一位長期關心台灣與兩岸關係發展的美國友人語重心長的對麗文說，他雖然沒有任何黨派立場，但真心希望看到一個更強大的國民黨，為了台灣民主的健全發展，也為了兩岸和平的未來，國民黨必須發揮更重要的角色。

這番話讓麗文感觸良多，我深刻感受到本黨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們承載的不只是支持者的期待，更是許多關心台灣未來、關心區域和平的國際友人的期盼。因此，我們一定要贏得民主選舉，唯有取得人民的信任與授權，才能將和平的理念真正落實。台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永續兩岸和平的主張，都必須建立在主流民意的支持之上，才能長久穩定的延續下去。

在兩岸局勢最緊張、國際社會最焦慮的時刻，我們重新啟動國共交流與對話的平台，正是為了守護中華民國憲法所奠定的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才能為下一代努力開創一條永續和平的道路。因為，唯有創立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國民黨，才是永遠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價值、捍衛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負責任的政黨，這也是兩岸和平交流真正的目標跟方向。

這趟美國之行告一段落，但推動和平的工作才正要開始。感謝所有一路支持、關心與鼓勵的朋友。未來，我們會持續深化與國際社會的交流，也會團結更多認同和平理念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為兩岸、也為區域的穩定與繁榮努力。

日前，廢除監察院的議題再度因政治攻防成為輿論焦點。藍白陣營立委在推動國會改革後，順勢將矛頭指向憲政體制中的監察院，主張透過修憲將其廢除。然而，在野黨明星、台北市長蔣萬安等人對此流露出的附和態度，不僅凸顯了當前政壇對憲政體制的輕率，更暴露出盲目追求政治聲量，甚至不惜拋棄核心歷史價值的短視。

​平心而論，監察院近年來因人事酬庸色彩濃厚、效率不彰，確實累積了民間不少怨言。但「制度不彰」應當思索如何「健全功能」，而非動輒高喊「自廢武功」。拉高歷史維度來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打破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堅持將「監察權」與「考試權」獨立出來，正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西方國會兼掌彈劾權時，往往會淪為政黨惡鬥、要挾行政機關的政治工具。唯有讓監察權獨立超然，國家治理才能清明。

​這份百年前的戰略遠見，在當代甚至得到了歷史性的互證。2018年，中國大陸修改憲法，整合機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監察權提升至與行政、司法並列的獨立地位，專職整飭官僚與反腐。這在體制設計的邏輯上，無疑是向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監察獨立的思想隔空致敬，更證明了「監督權專職化」是應對現代龐大國家機器的必然趨勢。

​當連中國大陸都透過修憲，實質肯定並實踐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獨立的制度遠見時；自詡為中華民國憲法與三民主義正統守護者的國民黨中生代，竟然為了眼前的政黨惡鬥，甘願親手拋棄祖宗的法統。這不僅是對歷史最大的諷刺，更是在政治論述上的數典忘祖。

​台灣社會必須看清，當前在野陣營高喊廢監察院，實質上是為了將調查與彈劾權全數收歸立法院。然而，民意代表本質上帶有高度的政黨利益與選情考量。若將需要專業、超然的監察權塞進政治角力的立法院，未來的國家監督只會淪為「政黨作秀與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演進是一筆一畫的累積，憲政體制更非可以隨意拆卸的積木。監察院該改的是人事任用的酬庸文化，而非其獨立監督的憲政價值。我們期盼政治人物在算計政治利益之餘，能多一點對國父建國宏規的敬畏，莫讓一時的政治風暴，盲目吹毀了國家權力制衡的百年基石。

淡江大橋的建造，引來國人與全球佳評，設計者馳名國際，卻是第四次投標才被採用，前三次的設計還得過國際大獎，就是沒被採用。我忍不住批評領導非人，所謂「領導非人」，指的是整個國家的見識不足，領導者無能做正確的決策，任讓揚名國際、招引觀光的機會流逝。

謀生賺錢，這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模式，正常的手段是互易所需，所以增加交易機會是領導者的責任，製造業的交易機會在市場通路，觀光服務業的機會在吸引遊客，兩者都著眼在滿足需求。

領導者要有見識、眼光、願景與執行力才能成格局，前者在個人修養與感悟，執行力則賴團隊，若見識不足或眼光蒙蔽，智商就如同沒受教育的小孩，只知打打殺殺，做個被牽引利用的傀儡。太陽能與風電的重要，大陸已讓世人認知，民進黨政府為反核而推動綠電，卻對綠電一無所識，只知大肆撈錢，不知如何選擇與師從正確科技，投入幾兆元台幣的資金，卻留下艱困的苦果，讓台灣人民無福消受，更因電力不足，只得依靠火力雙電。

人的見識受制於家庭、教育、經歷、環境與自身的天賦，彼此有很大差異，這可稱之為命運，多數人受命運束縛，淪陷於社會中低端，見識更容易蒙蔽。民進黨人多數來自基層，最大的心願是出人頭地，但受到貪婪與奴性洗腦竟認賊作父，把美國當上帝、日本當祖先地奉承，有福我獨享，將不擇手段掠奪當作自然，使黨群擴大完佔權位，更用國家金錢麻醉選民。高階領導沒有素質與教養，沒有工程經濟與治理的頭腦，整個國家還能怎麼依靠？

資本主義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禍害世界，如今更扮演強盜國家，國際誠信已蕩然無存，追蹤各國領導者的素養，多是窮兵黷武損人利己。從美國到歐盟再到印太，少有例外，讓世界的人民難以安居樂業生活，這絕非全世界人民之所願，這類領導者就等著被人民罷黜。領導者用權勢獨裁霸凌，視人命如草芥，除了害人也害己，害的是別國生命財產，回頭也自害國人生命，雖然報應遲緩，讓罪魁禍首能苟延殘喘於一時，然世界正義正抬頭，能饒他們延命多久？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今天，台北地檢署公布了對我和我團隊成員的起訴書。
對於這樣的起訴，我有話要講。

2002年，我離開了我所熟悉的演藝事業，進入了我完全陌生的立法院。這24年來，我努力捍衛原住民的尊嚴並推動了無數原民法案，也爭取了部落的基礎建設。勤走部落、傾聽族人的聲音，成為了我的日常。當年，我很幸運，認識了熟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立法院運作的張俊傑先生和他的團隊夥伴們。在立法院他們熱誠奉獻、各司其職的專業投入，讓我能夠將有關立法院的行政庶務完全信任地交給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專注在問政和行走部落的工作上。

全台灣有七百多個部落，分布在山上、海邊和離島。如果再加上在都會區討生活的族人，我工作和服務的範圍幾乎涵蓋了全台灣，這和區域立委的單一選區是截然不同的。這樣遼闊的選區，對於一個沒有政黨奧援的無黨籍立委來說，從來就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我的助理團隊必須是一群急公好義、機動性高、覆蓋面廣、並且能力出眾的夥伴。

二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助理團隊一步一腳印地走遍了部落、都會和離島，了解了我族人們的生活，發掘了我族人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且透過訪調、立法和政策執行的方式，努力地去解決問題。令我感動欣慰地是：族人們感受到我們的努力，並且用選票表達了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從參政之初的八千多票到後來的五萬多票，族人們長年溫暖的支持，成為我們問政最堅實的依靠。

除了原住民族的議題之外，作為一個立法委員，關切社會福利和國計民生也是我的職責。這使得我必須關切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必須監督政府的施政績效。如果沒有一個全方位助理團隊的集體努力和協助，我將無法成為今天的高金素梅。

對於這次同樣被起訴的張俊傑先生，我要為他說句公道話。張俊傑先生，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傑哥，他不僅是我的助理，我質詢稿的主筆，更是我問政、參與社運的老師。傑哥早在上個世紀的台灣黨外時代，就投入原住民族運動，參與創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他在1990年代擔任過林正杰先生的立法院助理。1999年，「921大地震」後，傑哥為山區受災原住民的權益奔走呼籲。「蒼生無言，俠為其聲」，傑哥用行動證明了「俠之大者」應有的風範。這樣一位「不愛其軀，不衿其能」，為原運無私奮鬥終身的人，始終都是我的榜樣！傑哥您辛苦了！我們的團隊沒有讓您失望！

對於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銷」和「梅園文創」的部分，我要強調，我沒有成立公司，也沒有出資，這兩項事業都是一群長年來熱愛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們，為了部落的經濟產業、小農推廣、手工藝品推銷以及在地就業的需求，所搭建起來的平台，並非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這個平台協助了部落的婦女、小農和年輕人的就業，這些攸關族人生計的議題，一直是我和我的團隊助理露子、怡君和智葟主任長年來關注的工作。對於我的助理們因案而疲於奔命，我感到不捨，為他們抱屈，並且為他們「不忘初衷」的堅持，感到榮幸，謝謝你們！

至於新冠快篩的問題，大家想必都還記得當年疫苗和快篩都兩缺的緊急情況吧！那個時候，不但人民恐慌，缺乏資源的原住民部落情況更是嚴峻！當他們紛紛打電話來緊急求助的時候，身為一個立法委員難道可以視而不見？見死不救嗎？

為了緊急解決這樣的危機，我在網路上呼籲各界能捐贈口罩和快篩給部落，也謝謝各界溫暖地捐贈和支援，讓我們原住民部落得到了及時的守護。當年要到各部落甚至於疫區去發放快篩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由於缺少防護衣，各地方的議員夥伴和我的助理團隊們必須要穿上雨衣、雨鞋，戴上三層口罩，挨家挨戶地去部落、文健站、學校、教會、消防隊、照護機構發放快篩試劑，發放對象不限身分及年齡。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五年前救命防疫的人民義舉，現在竟然會成為被起訴的依據呢？各位議員夥伴和助理們，你們被搜索和約談，非常不公平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公道自在人心！你們無私的奉獻大家都有看到，部落都會記得！

從2月10號到今天，雖然我經常感到身心俱疲，但總會有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為我打氣，給了我很大的力量，謝謝你們的鼓勵！也謝謝我團隊裡的每一位夥伴在這段時間以來頂住壓力，堅定地繼續在崗位上認真工作。經歷這番波折之後，我更加確信：我們真的就是風雨與共的一家人！

此外，我還要謝謝熱心協助我們的律師們，始終關心我的族人朋友們。有你們的扶持和鼓勵，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捍衛原住民族的權利，持續監督政府施政，看緊人民的荷包，保衛和平！

黑夜一定會結束，我們都將會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日菲在5月28日宣布啟動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的劃界談判，範圍就在台灣以東，與我方主張的海域大幅重疊，而台灣沒有被請上桌。外交部第一時間「表達肯定」，被追問後改口，要求日菲考量重疊、與我方協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回了一句，這份協議「不拘束第三方」，菲律賓沒有回應。外交部於是轉身對國內說，談判不影響我國權益，林佳龍還補一句，這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請國人放心。

整件事的關鍵，藏在「不拘束」與「不影響」這兩個詞的縫隙裡。

雙邊協議不能拘束第三方，這是國際法常識，日本沒講錯。但「不能在法律上處分你的權利」，跟「現實上不會動到你的權利」，是兩回事。協議管不到台灣，不代表那條被劃出來的線、線後面跟著的執法與驅離，管不到在那片海上作業的台灣漁船。法律上的不拘束是被動的，它只表示那紙文件強迫不了你，不表示有人會在你的漁民被扣押時出來保護。把「不拘束」說成「不影響」，是這次最該被追究的一句話。因為就在外交部說「不影響」的時候，中國的海警船，已經在6月1日開進了台灣以東。

要看懂日菲為什麼把台灣晾在門外，得先看懂他們在躲誰。對岸對這片海的主張，是台灣是它的領土、台灣以東因此歸它管轄。日菲若要否定這套說法，最乾淨的做法不是去跟對岸爭辯，而是把這片海定義成兩國之間的事，一紙雙邊劃界，就把對岸賴以主張的支點抽掉。可是這一刀要俐落，台灣就必須被當成不存在。一旦承認台灣在這片海有一份不屬於大陸的權利，這裡就多出一個日菲得正式打交道的對象。所以台灣不是被忽略，是被刻意地不給位置。這是利益的排序，不是惡意：日菲防的是大陸，跟台灣也簽過漁業協定，只是當「保住台灣的位置」和「用最省力的方式防堵對岸」相撞時，他們選了後者。

而這一刀能劃得乾淨，台灣當局也出了一份力。被略過，不爭上桌；被婉拒，回頭對自己人說不影響。別人理虧在先，政府卻搶著替對方把理虧抹平。

而被劃進去的，還不只是漁場。專屬經濟海域連同大陸礁層，劃的是海床與底土的資源權，礦產、油氣這些長期而不可逆的東西也在其中。漁是流量，今年捕完明年還來；海床是存量，在別人的劃界裡被分掉，就拿不回來。輿論盯著漁民被扣船，政府也樂得讓話題停在漁權，那塊最重、最久的利益，反而沒人追問。

更深一層，這件事的勝負不在談判桌上。劃界劃的是紙上的權利分配，海權真正靠的是誰的船能持續待在那片海上。日菲的公務船不可能長期守在離本土這麼遠的台灣以東，大陸卻離得近、待得住，它不跟你爭那張紙，直接派船。於是在紙上被寫出去的大陸，在海面上反而最有條件在場；而離這片海最近、最該在場說話的台灣，在場感最弱。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現在還是推演，但路已經鋪好了。台灣漁船在那一帶被扣、被要求繳保證金，不是假設，2013年的廣大興28號賠上一條人命，2016年的東聖吉16號繳了保證金才把人船換回來。哪天類似的事再發生，而離得最近、最願意現身的是中國海警，跑去「救援」，一個面對扣船與罰金的漁民，不會、也不該為了抽象的主權去拒絕唯一肯來的那隻手。他接受了，不是投共，是他的政府沒有出現在那裡。那一刻大陸要的就到手了：它不必發動劃界、不必在法理上贏，只要在台灣缺席的地方待著，就成了漁翁。它撈到的不是漁，是「台灣以東，是大陸在保護台灣人」這個有畫面的既成事實。法理上爭不到的，一次救援就坐實。

要堵住這條路，最好的辦法本來很清楚：日菲一開始就把台灣拉進來三方一起談，台灣在場，大陸代言的說法破產，海警沒有填補真空的空間，漁民也有自己的管道。問題是這要日菲點頭，而日菲有省事的動機不點頭。但上不了那張桌子，不等於什麼都不能做：台日有漁業協議、台菲有執法合作協定，這兩條線本來就在，台灣大可從這裡要求把劃界對漁權的影響納入協商。這條路門檻不高，不需要日菲先承認台灣是什麼，是台灣單方面就走得動的。

所以該問政府的，不是「為什麼沒能逼日菲讓你上桌」，那難在台灣的地位。該問的是：那些不需要任何人點頭、自己就做得到的事，為什麼沒拿出來。現成的協議管道，目前公開可見的只走到「呼籲」；面對漁民可能在那片海上承受的風險，政府對外的主旋律，也只是「不影響、請國人放心」，而不是把自己在那片海域的實際存在與護漁，明確當成主權主張拿出來講。

一個政府，連自家門口的海都只肯用一紙聲明去守，卻要人民相信，風浪更大的那天，它守得住主權。海都讓到只剩一句聲明了，主權那兩個字，還有多少是真的。

圖為國際海洋邊界資料庫 Marine Regions（比利時弗蘭德斯海洋研究所 VLIZ）。紅色是重疊主張區，也就是多方主張疊在一起、尚未劃分的海域。台灣周邊，尤其台灣以東與東北這片，大面積落在紅色裡，台灣的主張也在其中。日菲此刻要做的，是在這片重疊區裡把線劃下來，卻把其中一個主張方台灣排除在外。這片海客觀上就是未定、重疊，不是哪兩國私下談一談就能分掉的。

鄭麗文正在美國訪問，綠營一貫的唱衰，說她見不到美國有份量的官員和政治人物。綠營的說法半對半錯。因為美台沒有邦交，美國官方又顧慮中國的反對和抗議，美國的官員和政治人物即使會見鄭，多半會要求不得公開，因此即使有會見，在媒體上也如同沒會見，於是鄭就會像是被綠營說中了。這樣鄭訪美還能達成其目標嗎？

首先，鄭訪美本身就是目標。鄭已經訪問中國大陸，又會見了習近平，她必須訪美，才能平衡她的訪中，否則就會被綠營抹紅，說她親中親共賣台。更精確的說，綠營無論如何都會抹紅她，但因鄭訪美，綠營抹紅她的效果將很小，大約只影響綠營原來的支持者。

鄭麗文的主要主張是，「親中」和「親美」要並重，她的訪中和訪美正是實現及宣傳其主張，也藉訪美行希望以直接對話，說服美國贊同，至少不反對，其主張。這是鄭訪美的主要目標。其實美方多半不會公開表示贊同或反對，而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直接對話無論如何比沒有對話好，對話本身就是成果。

讓我們比較鄭的「親中」+「親美」與綠營的「反中」+「親美」。在過去美國獨覇世界的時代，綠營緊抱美國大腿，雖然丟臉，足以「抗中」，還算勉強說得過去。現在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已能與美國分庭抗禮（可見於上月的川普訪中），而且兩岸鄰近、美國遙遠，因此「親美」根本不足以「抗中」，而綠營的「反中」+「親美」勢必陷台灣於險境。台海有危機，美國難免某種程度的捲入，實非美國所願；美國連伊朗都搞不定，怎會想跟中國衝突？所以，鄭的「親中」+「親美」才能讓台海和平、台灣安全、中美和平，對全世界都有好處。這對美國是有說服力的。

鄭麗文的訪美當然也是為了宣慰僑胞，及向僑胞宣傳她的「親中」+「親美」主張。有些僑胞在台灣仍有投票權；即使沒有投票權，也可以影響在台灣的親朋好友，因此鄭的訪美有助於提高藍營的支持度。藍營已經失去中央執政10年，傾向藍營的選民難免有些士氣低落，鄭的訪中和訪美有助於提振傾向藍營選民的士氣。

簡單說，中美現在是世界兩強，台灣「親美」可以加1分，「親中」也可以加1分，綠營的「反中」+「親美」只加1分，鄭的「親中」+「親美」卻可以加2分，自然優於綠營的政策。這對僑胞是有說服力的。

鄭訪美前爆發了馬英九基金會事件，金溥聰、趙少康等人趁機打擊多次穿梭兩岸的副主席蕭旭岑，等於是打擊鄭的「親中」+「親美」路線。鄭雖為蕭和「親中」路線辯護，但當然很為難，因為黨主席應該要團結黨，而馬、金、趙都是比鄭資深的黨內大老，鄭若與他們唇槍舌戰，難免損害黨內團結及黨的形象。鄭在此時訪美，恰好避開黨內的爭執，有望使事件降溫，可算是無心插柳的好處。

長期以來，嘉南大圳被塑造成「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現代化」的象徵，而八田與一則被描繪成深受台灣農民愛戴的工程英雄。然而，若回到歷史現場，許多流傳至今的說法，其實值得重新檢視。

以當年的工程技術而言，嘉南大圳是建得不錯的，但絕非沒有瑕疵，若非後來多年的改善工程，大圳不可能有現在的面貌。

嘉南大圳的興建，固然提高了農業產量，但其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日本帝國的糧食與經濟政策。大量稻米與農產品輸往日本本土，農民卻必須承擔沉重的水費與制度壓力。殖民政府一方面推動工程建設，一方面透過媒體、教育與官方出版品，大力宣傳「現代化奇蹟」、「皇恩浩蕩」與「共存共榮」，藉以合理化殖民統治。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當年的八田與一銅像。

一般流傳的說法認為，這座銅像是嘉南農民感念八田與一而集資興建。然而相關史料顯示，銅像的主要發起者與資金來源，實際上來自工程體系中的日籍官員、技師、包商，以及受益的大地主與製糖財閥，而非一般貧困農民。所謂「農民感恩戴德捐獻」的說法，更多是殖民政府後來塑造的政治宣傳。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甚至曾決定徵收熔解這座銅像作為軍需物資。最後反而是在地人員將其藏匿保存，才得以留存至今。這段歷史，也反映了殖民宣傳與民間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至於八田與一本人，應當客觀看待。他是一位專業、敬業且具有工程才能的技術官僚，但同時也是日本帝國體制下的公務員。他的職責是執行帝國政策，而非現代政治語境中的「愛台灣人士」。在現存書信、日記與官方文件中，也找不到他曾說過「愛台灣」之類的語句。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將八田與一神化或妖魔化，而是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一位具有專業能力與個人操守的工程師，如何同時成為殖民體制運作的一部分。唯有回到史料與歷史脈絡，才能看見嘉南大圳、八田與一，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更完整的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