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

我到張榮發基金會參加「2026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演講「讓統一成為議題：從文化中國探討兩岸和平」，大家很熱烈展開討論。本場次的議題是「戰爭與和平」，意即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維護海峽兩岸的和平，討論結束後，我與參加本場次的新黨李勝峰副主席、民進黨張俊宏前主席、周祝瑛教授、傅琪貽教授、李炳南教授與林忠山教授合影留念。

兩岸無法承認彼此政治實體的存在，這只是對於何謂「政治中國」尚有不同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同屬一個文化中國的事實，海峽兩岸從來就是文化統一的共同家園，彼此緊密相依，其實可做出這樣的表示：「海峽兩岸共同擁有『文化中國』作為心靈的家園；儘管目前彼此對於『政治中國』尚有不同的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針對如何和平統一，展開具有互信的協商與合作。」

根據民主文教基金會在今年（2026）四月四日到四月七日所做的民調，有高達百分之五十點七的民眾認同「臺灣必須主動面對討論兩岸統一的問題，才是保住臺灣安全和未來的方法」（其中非常同意者有百分之十八點五，還算同意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二），不太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民眾則合計百分之三十四點三，顯見「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實屬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尚不是「統一本身」，如同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中「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不同於「實在的本身」（reality in itself），而是我們對「實在」（reality）展開「語言的外推」、「實踐的外推」與「本體的外推」，「外推」（strangification）就是我們這裡說的「主動面對」，讓「統一」這個真實的議題變得清晰。

《中華民國憲法》始終是統一的憲法，臺灣人民從來都無法自外於中國，兩岸和平統一係攸關整個中國發展的根本道業，真正要處理的關鍵議題應該是認真探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統一」，而不是「誰統一誰」或「誰併吞誰」；重點在於釐清統一過程中究竟要談哪些議題，尤其需要涵蓋民族、民權與民生三大領域的具體議題，指向全體中國人攜手共謀一個「幸福的中國」。

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直接民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地方自治實驗。他仿照美國聯邦制理念，制定《廣東省憲法草案》，在縣級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試圖將廣東建設成為模範省。然而，這場民主實驗卻成為他與孫中山決裂的導火線，最終導致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逐出廣州，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選舉不是最高的目標，中國的統一才是。」這場百年辯論，在今日依然迴盪在歷史的長廊中。

一、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歷史矛盾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衝突，表面上看是政策分歧，實則是根本政治理念的對立。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中國應學習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通過協商實現和平統一。他在廣東的治理確有成效：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並推動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的成立。

孫中山則認為，在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的背景下，必須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通過武力北伐實現全國統一。他將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主張「訓政」是必要過程，因為人民需要被「訓育」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根本理念的差異，使得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二、民主選舉與國家統一的優先性之爭

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的縣長民選，雖是中國地方自治的先聲，卻也暴露了局部民主的局限性。儘管選舉本身具有進步意義，但孫中山認為，若地方自治妨礙國家統一進程，則必須讓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目標。

這種矛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突出。孫中山曾坦言：「護法不過矯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 在他看來，國家統一是實現真正民主的前提，沒有統一的國家，地方民主再完善也難以持久。

三、歷史的教訓與當代啟示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提供了關於國家統一與地方民主關係的重要歷史教訓。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看，孫中山的統一理念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確實更能夠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理念雖然有其合理內核，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難以解決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國家統一是民生發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任何地方性的改革和建設都難以長久。這並非否定地方自治的價值，而是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協調統一。

四、當代意義：統一與發展的平衡之道

從當代視角來看，孫陳之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統一與地方發展應當相輔相成。過度強調中央集權可能壓制地方活力，而過度強調地方自治則可能削弱國家凝聚力。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應當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表面上看是島內政治力量的博弈，實則深受兩岸關係大格局的制約。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改變不了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

結語：歷史的智慧與未來的道路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故事，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它提醒我們，國家統一是發展的基礎，而改革開放則是發展的動力。

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惟願我中華民族統一於一尊，然後可以圖存於世界。」在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這一永恆命題上，我們需要繼續以歷史的智慧，探索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平衡之道。

歷史從不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的思考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與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選舉只是手段，統一才是目標。

2006年，美國專欄作家Thomas L. Friedman出版了那本廣為人知的書《The World Is Flat》。那一年，全球化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許多人相信，人類社會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國界的重要性將逐漸下降，資本、技術、勞動力與資訊可以跨越國界自由流動。市場與科技將取代地緣政治，經濟互依將降低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回頭看，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樂觀的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十幾年間，世界確實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放氛圍。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對抗的格局消失。許多國家逐漸接受市場經濟體制，自由貿易與跨國投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旋律。1995年成立的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象徵著全球貿易制度的制度化，而2001年中國加入WTO，更被視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里程碑。

在那個年代，世界似乎真的在變小。跨國企業迅速擴張，全球供應鏈逐漸形成。一個產品可能在矽谷完成設計，在台灣製造晶片，在中國組裝，再銷往歐美市場。資訊科技的革命讓距離不再是限制。電子郵件、網際網路、全球航空旅行，使得商業與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

在那樣的氣氛之中，許多知識分子相信經濟全球化將逐漸改變國際政治的邏輯。甚至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說法——「麥當勞理論」。意思是說，只要兩個國家都擁有麥當勞速食餐廳，它們之間就不太可能爆發戰爭。這種說法雖然帶著幾分幽默，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一種普遍信念：經濟互相依存將使戰爭變得不再理性。

然而歷史往往比理論更複雜。如果從今天回頭看，全球化的黃金年代其實只維持了不到二十年。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世界的氣氛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第一個轉折出現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源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迅速擴散到全球，使人們第一次開始質疑全球化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市場的高度互聯，本來被視為效率與繁榮的象徵，但在危機爆發時卻成為風險迅速傳播的管道。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機揭露出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許多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逐漸發現，產業外移與國際競爭正在削弱本國的就業機會。全球化確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並沒有平均分配。

隨後十年間，政治上的變化逐漸浮現。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讓歐洲再次感受到地緣政治衝突的陰影。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更象徵著全球化政治共識的瓦解。許多選民開始質疑自由貿易與跨國制度，認為這些制度未必真正代表本國利益。

如果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全球化的經濟基礎，那麼2010年代後期的政治變化則動搖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礎。

進入2020年代後，世界局勢的轉變更加明顯。中美貿易衝突、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能源競爭與軍事衝突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旋律。2022年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讓歐洲重新回到戰爭陰影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強調「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過去二十年間建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開始被重新檢視。許多國家提出「去風險化」或「友岸外包」等政策，希望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如果說2000年代的關鍵詞是效率，那麼今天的關鍵詞則變成安全。

這種變化並不只是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深層的歷史轉折。如果把歷史的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局勢其實並不完全陌生。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世界，也曾經經歷過一次高度全球化。當時國際貿易快速增長，資本與人口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非常密切。在1913年的歐洲，許多知識分子同樣相信戰爭已經變得不可能。經濟互相依存被視為維持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1914年，一場看似局部的危機卻迅速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徹底摧毀了十九世紀建立的全球化體系。

歷史給我們的提醒其實非常清楚：經濟互依並不必然消除政治衝突。今天的世界當然與1914年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全面戰爭的成本極高，而全球經濟的複雜程度也遠超過一百年前。然而，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並沒有消失。國家利益、地緣政治與權力競爭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驅動力。

因此，與其說全球化已經終結，不如說全球化正在轉型。未來的世界很可能不再是一個完全開放、完全自由流動的全球市場，而是一個由不同區域經濟體系構成的多中心結構。北美、歐洲、東亞等區域經濟圈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產業與科技網絡，而全球貿易則在這些區域之間維持某種程度的連結。換句話說，世界不再是完全平的，但也沒有回到完全封閉的狀態。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全球化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段真實的生活經驗。許多人曾經相信市場與科技將逐漸削弱國界的重要性，而國際合作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然而歷史總是充滿反覆。開放與保護、合作與競爭，往往在不同時代之間交替出現。二十年前的全球化樂觀，也許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特殊時期。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地緣政治回歸，也未必是歷史的終點，而可能只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世界或許不再像當年想像的那樣平坦，但它仍然是一個彼此相連的世界。而在全球化的幻與醒之間，我們這一代人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昨天傳出賴清德總統在出訪友邦史瓦帝尼前臨時喊卡，今天麗文在主持中常會時對此表達遺憾。其實在賴總統出訪前，麗文就表達過由衷的祝福，希望出訪順利圓滿成功，很可惜最後沒有辦法成行，但更遺憾的是，總統府與國安團隊氣急敗壞，不是躲進同溫層討拍取暖，就是把氣出在在野黨身上。

事實上，這是一個重大的外交挫敗，不應該等閒視之。出行前，國安團隊是不是嚴重誤判？還是最後一天才出現不可預知的突發狀況？又或者，這本身就代表國家處境已經萬分艱難？

回顧過去，馬前總統任內主張外交休兵，我們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也成功維持住邦交國。但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這十年，我們的外交友邦如同雪崩般流失，如今已被逼到退無可退的角落。難道不應該用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與檢討？究竟是誤判了什麼形勢？為什麼會誤判？甚至連落地轉機的地方都找不到？

外交一路挫敗，國家舉步維艱，有時候我們應該要檢討自己，而不是總是檢討別人。執政黨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地思考，國家的政策到底出了什麼偏差？抗中真的能保台嗎？事實上，抗中不但無法保台，反而毀台；相反地，本黨主張和陸，才能真正護台、興台、旺台。

問題的根源就是兩岸論述出現嚴重錯誤。當國安單位對非洲國家進行指責時，對方也公開表示，是因為堅守「一個中國」政策。我也要鄭重請教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中華民國憲法，難道不是一中憲法？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支持台獨？全世界都能接受九二共識、不支持台獨，為什麼你們可以一意孤行？

身為在野黨，本黨恪守中華民國憲法，與世界多數國家一樣反對台獨。在兩岸兵凶戰危之際，我們願意勇敢跨出和平的第一步，我們不奢望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但實在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外交面臨如此困境。

另外，日前中共中央台辦宣布的10項惠台政策，已經在台澎金馬各大產業中引發積極熱烈的回響。這十年來，兩岸交流中斷，對許多產業造成嚴重打擊，面臨發展瓶頸，政府卻不聞不問、視若無睹，如今對於陸方提出的政策，卻是酸言酸語、不斷打擊。

麗文要感謝商總召集七大產業工會，共同回應這10項政策。但令人遺憾的是，賴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竟然扣帽子稱產業界受到對岸威脅施壓，這根本是在破壞和平的契機、發展的機會。

民進黨遇到挫折不自我檢討，把氣出在國民黨身上、霸凌在野黨也就算了，但不應該與台灣人民為敵，更不該與台灣人民的發展、福祉為敵，應該謙卑聽聽各行各業的聲音，否則都無法體會大家撐得多辛苦。

希望民進黨無論如何不要忘記從政的初衷。今天看到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趕快沉澱下來，進行全面檢討、調整步伐。不要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葬送所有台灣人民的未來，應該要保護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謀取更大的福祉與利益。

昨天麗文到屏東，看到養殖漁業者憂心石斑魚養大了卻賣不出去。看到這麼多人每天都在為生活拼搏，民進黨你們在拼什麼？我也要提醒民進黨政府與國安團隊，你們是摸著中華民國憲法宣示就職的，領的是老百姓的納稅錢。

面對這樣重大的外交挫敗，台灣何去何從？希望我們能夠冷靜、理性，儘快擴大兩岸交流，讓農漁民、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服務業與觀光產業，都能看到和平帶來的希望與紅利。

中國國民黨會堅定走在這條路上，守護中華民國，堅守中華民國憲法，保護台澎金馬，爭取人民最大的福祉。

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一審認定貪瀆，重判17年徒刑。此案引起很多討論，但多有黨派立場，綠營普遍贊同判決，而藍白則多認為司法不公、政治迫害。撇開柯案和黨派立場，此文持平的探討貪瀆難題的多面向。

首先，貪瀆並不容易揭發。以招標案為例，收賄者洩露底標金額（底價）給行賄者，双方都獲利，自然閉口發財，而旁人不容易看出底標金額已洩露。要揭發貪瀆一般必須查到行賄的金流，若透過金融單位轉帳行賄，會留下行賄的金流證據，因此行賄常使用現金。官員或政治人物若在家中存有很多現金，很可能有收賄的行為。

選舉民主制度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選舉競爭需要錢來進行宣傳，因此允許政治獻金；行賄者可以把賄款偽裝成政治獻金，將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於是可能導致錢與權結合的金權政治；也可能政治獻金被法官誤認為賄款，於是造成貪瀆寃案。柯文哲的京華城案看來就是一貪瀆寃案（參見《柯文哲應該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

一個國家貪瀆的程度如何？即貪瀆有多普遍？這問題不可能有準確、可靠的答案，因為不可能知道沒揭發的貪瀆有多少；被揭發的貪瀆很多，不表示貪瀆很多；被揭發的貪瀆很少，不表示貪瀆很少。有一些國際機構會評定各國的貪瀆程度，譬如國際透明組織歷年公布全球「清廉印象指數」。這類的指標是對民衆調查其對國家社會的貪瀆程度或清廉程度的印象，一般人的印象多半基於道聽途說，有參考價值但不可能準確可靠。

假設把國家分為三類，富裕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貧窮國家，一般而言，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是最高的。
在富裕國家，有權力貪瀆者有相當高的收入，足以滿足其大部份欲望，因此大多不願有貪瀆行為，以免被揭發和處刑。
在中等國家，雖然多數人民還不富裕，已有部份人民富裕起來，於是彼此多有攀比，使得大家的欲望都高，而國家預算已不少，很多有權力貪瀆者因為欲壑難填，於是甘冒風險而有貪瀆行為。
在貧窮國家，人民普遍貧窮，於是彼此少有攀比，大家的欲望都少，而國家預算有限，貪瀆自然比中等國家少。

根據清廉印象指數，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大多高於富裕國家，以美國為首的富裕國家於是常以此自居道德高點，來批評中等國家，尤其是反美的中等國家。這可算是富裕國家的一項優勢，但清廉印象指數未必準確可靠，而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高於富裕國家，其實是人性使然，如上述。

中等國家若能盡量消除貪瀆，商業競爭於是趨於公平，有助於提升經濟效率，成為富裕國家。要消除貪瀆，懲治和制度有助於使有權力者「不敢貪」「不能貪」，但中等國家最重要的是提升經濟水準，成為富裕國家，使有權力者「不想貪 」。所以，中等國家應該要同時提升經濟和消除貪瀆，兩手都要硬。這是中國大陸在努力的目標。

「中華民國總統」出訪「中華民國友邦」，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不該訕笑。若因不明原因取消，站在中華民國立場，我不樂見。

然而，賴清德是台獨分子，一個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不承認抗戰勝利、歌頌日本殖民、背叛台灣抗日份子的台獨分子。還是個退守SSG（世界貿易組織的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滅農、開放美牛美豬內臟、放寬發芽馬鈴薯檢疫、罔顧食安的政權。
他被任何情況羞辱，我都不會為他抱屈與發聲。
無論是否為中共安排，只能說中共打壓台獨民進黨，並不意外。

馬英九任內維持友邦，掉了一個，大陸也沒和其建交。蔡英文任內斷了十個友邦，但蔡英文仍然能前往史瓦帝尼，怎麼他們沒事，就賴清德有事？
哪怕不問政治立場，此事也凸顯了民進黨的無能，國安與外交團隊極其失靈。

下午還在吹捧賴清德去非洲、不去美國，結果幾個小時立刻被取消。而民進黨只會罵大陸。
記者詢問，「中國以經濟威迫施壓，具體為哪一些手段呢？有掌握哪些情資？」
潘孟安回答，「相信所有在非洲或是在幾個島國，都可以看到中國一帶一路的影子，這些都是在債務陷阱當中。」

中國大陸在非洲有影響力，中國大陸要打壓民進黨，這難道是第一天知道？那外交準備何在？情資何在？預判何在？
更關鍵的，罵完中國大陸以後又如何？

民進黨告訴大家，沒有九二共識能走向世界，現在到底走向哪了？
請問民進黨口中「台美關係最好」的美國爸爸、說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高市早苗，能不能施壓非洲國家，讓賴清德正常出訪？

潘孟安竟然有臉說「證明中國善意是假的」。
鄭習會爭取的善意，是給國民黨、是給台灣人。發布了惠台措施，民進黨全盤否決，甚至抹紅台灣商人，民進黨有什麼臉要中國大陸給民進黨善意？

民進黨還嗆「一家人卻連門都不讓你出」。
笑死，民進黨有把中國大陸當一家人？你沒有，憑什麼讓對岸把你當一家人。

實際上，是民進黨執政以來，「中華民國」招牌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矮。
中華民國招牌若要持續擦亮，解方很簡單，回到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自然就能走得出去！

我們常常以為，未來是由制度決定的。選什麼制度、怎麼設計規則、如何分配權力與資源——
彷彿只要架構足夠完整，一切就會朝著可預期的方向前進。

但現實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制度可以設計，
風險可以估算，
路徑可以規劃。
但最後的結果，永遠不是由這些東西單獨決定。
而是由「人」決定。

人不是模型裡的常數，而是變數。
人會改變判斷、會修正立場、會在壓力下重新排序自己的優先順序。
同一套制度，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不同的集體心理之下，會長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制度可以不變，但人會變。
而只要人會變，結果就不可能被完全預測。

我們過去習慣把世界拆成兩層：
一層是「制度設計」，
另一層是「制度運作」。
但真正被忽略的第三層是：
人如何理解制度。
這一層，才是所有變化的起點。

同樣的規則，在不同人眼中會變成不同的現實：
有人看到效率，有人看到限制；
有人看到安全，有人看到風險；
有人看到秩序，有人看到壓迫。
而這些感知，會反過來改變行為。
行為改變之後，制度本身的運作結果也會改變。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
制度設計得夠不夠完美。
而是：
參與其中的人，如何選擇、如何反應、如何調整。

這也意味著一件殘酷但真實的事：
沒有任何一種結構，可以保證在所有時間、所有人群、所有情境下，都產生一致結果。
因為只要人的行為仍然自由流動，結果就永遠是開放的。

因此，當我們討論任何宏觀變遷時，最容易誤判的一件事就是：
把「制度的可能性」，誤認為「結果的必然性」。
但中間永遠隔著一個不可簡化的變數：人。

人會因為利益改變判斷，
也會因為經驗改變認知，
甚至會在同一套規則裡，做出彼此無法理解的選擇。
而這些變化，不是制度可以單獨控制的。

所以最後，如果要把一切複雜性收束成一句話，那會是：
我們可以設計制度，
可以推演風險，
可以建構模型。
但我們無法設計「人」。
而所有未來的不確定性，
正是從這裡開始。

因此，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制度本身。
而是：
在制度之中的人，如何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當我們把所有分析層層剝離之後，剩下的不是結構，不是模型，也不是邏輯。
而是一個更簡單、也更難回答的問題：
當環境改變時——
人會不會也跟著改變？
答案無法預測。
也因此，未來無法被完全計算。
因為它從來不是制度的延伸，而是人的總和。

鄭麗文此行，在大陸有一撥人，說給她的接待規格太高了，嫌棄她不直接講統一；在台灣有一撥人，從各種細節中挑刺，意圖找出「低規格接待」的證據。這兩撥人是同一種人。

不管以後如何，當前鄭麗文帶給人一種衝破陰霾、積極清新的新鮮感，以及正氣感。能夠打破僵局去溝通，就已經很了不起。中國國民黨如果滿足於當「台灣國民黨」，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狀態就令人不屑。鄭麗文不僅積極溝通，還做得這麼好。

能夠讓事情朝向流動的、往前的方向發展，就是好的趨勢。鄭麗文早期在民進黨，想必是看不上當時國民黨的陳舊、腐朽的氣息，後來離開民進黨，是因為民進黨也已經開始變質，從早期用理想主義吸引人，開始轉變成他們自己討厭的樣子……

這股陳腐之氣，如今就在民進黨身上以及國民黨的保守派那裡展現得淋漓盡致。民進黨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帶領台灣走向獨立，於是就龜縮，恐嚇民眾中共多可怕，以此騙選票。川普都一再想來訪華，你民進黨是有什麼資格可以一直言語挑釁拒絕往來？國民黨保守派也是沒出息，一味只想靠美國，跟隨民進黨的敘事邏輯強化本土意識。這兩種表現都很缺乏主體意識。

希望鄭麗文這種立足於國家民族格局思考問題的作風，能夠給更多的台灣人帶來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