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方面的歷史證言看來，台灣光復，李登輝從日本回台，起初是寄住在未過門的妻子曾文惠的娘家，後來就搬到古亭町螢橋附近一棟名為「普羅寮」的日式房子。

普羅，即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的簡稱，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指的就是無產階級。至於所謂「寮」，也就是日文的「宿舍」。因此，普羅寮也就是指「無產階級的宿舍」。由此可知，李登輝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確是相當左傾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二日早上，李登輝在普羅寮時期的密友郭明哲先生，終於打破向來不談李登輝往事的態度，向我談起他所知道的李登輝及普羅寮的一些往事。

郭明哲(1921-1998)，生於日據時代大甲頂店里小地主家庭，就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參與反日的秘密活動而以「間諜罪嫌」被捕，因未滿十八歲，拘留五十天後判處「不起訴處分」。台灣光復後，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人民協會」，並與大甲地區的青年共組「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七年九月，擔任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第一任校長；一九四九年冬天被捕，但因「無為匪活動具體證據」而被保釋；一九五0年七月，再被檢舉為「謝雪紅留台幹部」而被捕，同年十一月，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因「交待不清」再被提訊，歷經艱苦的偵訊鬥爭後，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南方朔即在<李登輝的共產黨背景>一文揭露有關郭明哲與李登輝之間，「一個政治犯圈子裡廣為人知的故事」:

「李登輝在台大唸書時 (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租房子，四個人合住一間。這四個人均左傾。)，三名室友中，兩名已被處死，另一人曾長期入獄，此人即台灣政治圈子裡有名的郭明哲。此人性格爽朗，穿著隨便。他出獄後，李登輝已當了台北市長。有一天郭明哲心血來潮，突然到市長官邸想看看老朋友。他邋邋遢遢的走到位於台北市徐州路的市長官邸求見，聲稱自己是市長的老朋友。警衛看他的打扮，不相信市長會有這樣的老朋友，拒絕為他通報，兩人就這樣大聲小聲的吵了起來。吵聲驚動了在裡面的李登輝，他出來一看是老友，就叫『明哲兄』，郭明哲就叫他『戽斗仔』(台灣人稱下巴長而向外翹者為『戽斗仔』，李登輝是典型的『戽斗仔』)。兩人遂攜手入廳談話。經過這件事之後，李登輝的警衛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

南方朔所引述的這個「故事」，顯然是根據《前進》等黨外雜誌的「八卦」報導。據郭明哲先生說，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首先，郭明哲就不是李登輝的台大同學，也不是李登輝的三名室友之一。

故事還是從普羅寮講起吧！
郭明哲告訴我，據他所知，普羅寮的房子原本是一棟日本人的宿舍，台灣光復，日本人遣返以後，一個任職水利局工程師的台灣人陳振基就把他接收下來，做為宿舍。陳振基畢業於日本九州農專，在千葉高射砲兵部隊服役時，恰好與當時名為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分配在同一隊，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後來，陳振基即將調職岡山水利局，就把房子讓給還沒有固定住所的李登輝，以及正在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小舅子柯耀南，一同使用。再後來，柯耀南又介紹了張如松和張世輝兩個大甲籍的兄弟，搬來同住。

張如松畢業於台中師範，當時在台北市日新國校教書，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因案槍決；張世輝當時就讀成功中學，一九四八年也考進台大水利系，後來「自首」。因為郭明哲是張氏兄弟的表哥，所以，當時在大甲擔任國小老師的郭明哲，在寒、暑假期間上台北的時候，就到普羅寮打尖。因為這樣，郭明哲認識了李登輝。同時，也因為兩人的年齡(郭明哲大兩歲)與思想傾向都比較接近，所以交情也比較深。

郭明哲記得，當時李登輝的房間裡擺滿了各種左派書籍，同時在書桌面對的牆上還貼了一張列寧的照片。當時，他和李登輝都把列寧當作「革命的導師」。有一次，李登輝看完一部蘇聯的電影後，還笑著告訴郭明哲：「我發現列寧和我一樣，都是『戽斗仔』哩！」郭明哲發現李登輝在言談之間表現著一種「與有榮焉」的得意神情。

普羅寮的幾個台灣青年後來也搞起了讀書會。郭明哲曾經建議李登輝等四人讀一些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大集」中具有階級意識的小說，他們也都讀了。其中一本是法國作家寫的《地主》；郭明哲認為讀這本小說，對心理分析有用。另外，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日本女孩所寫的日記體小說，主要描寫戰爭時期的窮困生活；郭明哲聽說，當他假期結束，回台中以後，他們四人仍然繼續再讀這本書，而且每次開飯前(他們合資請了一位三輪車夫太太給他們做飯)，總要先唸一段再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郭明哲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擔任第一任校長，因為交通不便，就沒再去過普羅寮了。但是，李登輝還是與他保持通信聯絡。李登輝不但和他討論畢業論文的大綱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告訴他「脫黨」的事情，說「我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我要離開……」李登輝同時還問他：「我那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的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你就拿回去。」

郭明哲心裡明白，「戽斗仔」已經決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了。
儘管如此，郭明哲在火燒島坐牢期間，李登輝還是經常寄書給他，其中包括日文的統計學以及他發表過的論文抽印本。郭明哲認為，從李登輝論文裡頭經常引用《資本論》的內容看來，當時的李登輝至少在學術上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學者。

一九六五年，郭明哲出獄的時候，正是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前五天。郭明哲回到大甲老家以後，隨即前往台北拜訪李登輝；儘管他穿了一套表弟送他的西裝，可看起來就是一副「鄉下人」的土樣。他按了李登輝家的門鈴，給他開門的曾文惠問他「那裡來的?」郭明哲只簡單地回說一句:「台中。」沒想到，曾文惠立刻很熱情地招呼他：「哦！你是郭明哲先生嗎！」顯然，李登輝還經常向她提起這位老朋友。

有一次，喜歡讀書的郭明哲寫信向已經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借一本新出版的日文書，李登輝卻回信勸他說：「你都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要再讀那些書了，去賺錢吧！我建議你去開一個新型的牧場，我可以想辦法替你借錢……。」隨著李登輝進入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他對待老朋友的態度也逐漸冷淡了。郭明哲知道，他和李登輝已經越離越遠了。

郭明哲第二次去找李登輝是在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但是，兩人見面的實際情況卻與南方朔所描述的情景，大為不同。事實是，郭明哲被官邸的警衛扣起來，然後李登輝出來，看到是他，才讓他進到屋裡。「喝茶吧！有什麼事趕快說！」李登輝的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這時候，李登輝的老婆從屋裡來到客廳。儘管郭明哲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他還沒有報名，她就知道他是誰，可她這次卻冷淡地問李登輝說：「他是誰呀！」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曾經利用視察大甲的機會，前去探望隱居老家的郭明哲。李登輝大概是看到郭明哲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問他說：「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可郭明哲卻回答李登輝說：「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國民黨趕快倒！」

從此以後，李登輝再也不敢去看望這位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以後，郭明哲擔心「個性激昂起來就會衝動」的李登輝會挑起兩岸的戰爭；剛好，國民黨為了替李連拉票，邀請了曾經擔任過台中縣民意代表的人聚會。郭明哲估計李登輝本人一定會到現場拉票，於是就陪同曾任縣議員的妻子前往，想要找機會勸他：一定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郭明哲的妻子在合拍全體紀念照的時候，就設法站到李登輝的後面。她估計，按照習慣，李登輝拍完照，一定會轉身向大家握手。事情果然按照她的判斷進行。當李登輝轉身向她握手的時候，她就用日語告訴李登輝：「我是郭明哲的妻子。」李登輝乍聽之下，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問她說：「他有來嗎？」然後，他就無視於現場大小官僚政客的注目，跟在她的後面，見到了正在會場樓梯轉角處抽煙的老朋友郭明哲。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路上，一意孤行地越走越遠了。兩年後，郭明哲寂寞地病逝。李登輝隨後又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引爆兩岸戰爭的「兩國論」……

很多國家都同時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合稱為民主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過去憑藉民主資本主義引領世界，但近年卻面臨不少困境。《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1]）探討這些實行民主資本主義的高所得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並提出改善的建議。這民主資本主義的世界真能改善嗎？

簡單說，問題在經濟。「過去四十年間，在高所得國家，尤其是美國，所得分配位居中間的群體，其社經地位的發展逐年式微，嚴重打擊了政治。2007年至2012年跨大西洋金融危機的衝擊，使這種侵蝕更加惡化…」而經濟、文化及移民的相互作用，導致人們不再信任政府和民主政治，於是「高所得民主國家出現煽動性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是現今政治的核心危機…」

高所得國家的經濟不如以前，有很多原因，有些不受控於自己，譬如中國和新興國家的競爭，以下僅列舉國家本身的一些缺失：
金融業大幅膨脹，產生大量金融商品，非金融企業也參與不少金融活動。
企業的不當治理，如：極力追求市值最大化、管理階層薪酬飊高、逃稅避稅、傷害外部環境或社會。
市場競爭薄弱，促成少數贏家通吃的現象，尤其在金融、保健、科技產業。
這些被作者稱為食利資本主義，「小比例的人口成功地從經濟中抽租，使用他們取得的資源來掌控政府、甚至法律制度，尤其是在美國這個舉足輕重的民主制度表率。」

改善民主資本主義，作者的建議很多，不是革命，是「漸進式社會工程」，最重要的是重振公民精神，包含三個層面：「關心同胞能否安居樂業的能力；渴望創造讓人民以此昌盛的經濟；忠誠於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公開辯論與相互寬容的價值觀。」

書中視中國為民主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競爭者，但不強調對抗，更反對戰爭，也就是主張和平的制度競爭。（筆者贊同這觀點，但反對作者免不了有些詆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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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資本主義有制度優勢，是其支持者一向的主張。現在卻期待人民要有上述的公民精神，才能成功實踐民主資本主義，其制度優勢何在啊？美歐的核心意識形態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公民精神頗有差距，要人民具有公民精神，並不容易！

川普1.0的當選、施政和2021年初的國會山莊騷亂，在書中被視為民主資本主義崩壞的代表性事件。作者大約沒料到還有川普2.0，並且比川普1.0更變本加厲，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要想有所改善，看來至少要等到2029年川普卸任之後，恐怕是緩不濟急！

[1] Martin Wolf《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商業周刊 ，2024。（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Feb 2023）

蔣萬安與童子軍兒子的合照，竟然也被用來造謠抹黑！

這就是造謠，那叫領圈，不叫領結。

童子軍有初級、中級、高級，後面還有獅、長城、國花。但，並非沒配戴就是什麼違規之類，這不是軍隊，不要亂瞎扯。

我的初級章掛到初中畢業，沒有時間換中級章，找這個沒掛高級章的毛病，這個根本不是童軍教育的搞法。

早期制服沒有國旗，晚近才在一般制服繡上國旗，沒有什麼領圈高低的問題。

很多人喜歡把參加過活動的紀念布章縫在制服上，就是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所以大家喜歡什麼，就會繡上去。只要有團次章、縣市籍章、中國童軍條，大抵就可以了。領巾按各團自訂，領圈隨意，木章持有人有專屬英國領巾、皮領圈與木章，完成基本訓練可配皮領圈，完成木章承諾，才能配掛木章。

我在行義、羅浮階段，沒有百里行義章，沒有什麼見習羅浮的章，總團長也沒有說什麼，其實那都是自我修為。環境不同，過去課業重，能參加童軍已是萬幸，家長才不會讓你去考專科章，搞晉級。

大學根本是跳過羅浮這個階段，直接學習服務員的領導與組織能力。

拿進程布章亂扯，除了凸顯對於童軍教育與訓練的不理解，再來就是偏見遮蔽了良知。

普丁：安德烈，謝謝你過來，請坐請坐。
國防部長：報告總統，有啥吩咐。我站著就好。謝謝。
普丁：不是三言兩語的事。坐，坐。
國防部長坐下。普丁揮揮手，勤務兵帶上一壺咖啡，斟上兩杯，普丁先喝了一口放下，才開始說話。

普丁：聽好，我要兩枚速度快到不會被攔的導彈。
國防部長：沒問題，我們有極音速、帶誘餌、最後還能轉彎閃避的智能導彈。
普丁：好，最大載重多少？
國防部長：10噸。
普丁：那麼大？
國防部長：是。
普丁：能射到2500公里遠嗎？
國防部長：5000都行。
普丁笑了：幫我準備好，一枚瞄準柏林的美軍基地，一枚要送到倫敦。除了最後按鈕外，所有動作都要作到位。
報告總統，倫敦沒有美軍基地。
送到倫敦的，是要交給英軍基地享用的。
國防部長：是，知道了。
普丁：把消息賣給線人吧，你跟瓦列里兩個分就好。
國防部長：是。謝謝總統。

一架C-17A「全球霸王三號」美國空軍運輸機在陽光燦爛中滑落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CIA局長拉特克利夫坐在美國外交部車隊中進入市區。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局長納雷什金：歡迎歡迎，什麼風吹動大駕光臨？
拉特克利夫：不要開玩笑，你們的「榛樹」怎麼鎖定我們北約了？
納雷什金：我們領導警告過施凱爾，軍援烏克蘭，就會成為我們報復的目標。他們換伯納姆上台後，把我們領導的話當耳邊風。理當消受我們的招待。從蕭茲到梅爾茨，德國也一樣混蛋。
拉特克利夫：那你要我們老川怎麼辦？下來跟你們打一架嗎？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一人受敵，全體視同受敵）。
納雷什金：隨你。誰叫你不管好你的嘍囉。你們老川一心要結案，他們不斷軍援那個折輪司機，要怎麼結案？難道你們老川口是心非，嘴巴講要結案，是想詐唬我們嗎？
拉特克利夫：別！別！沒有那麼多陰謀論。現在要怎麼辦，你開口吧。
納雷什金：哼，先說說你怎麼知道的。
拉特克利夫：馬斯克幾萬個衛星一天到晚在你們頭上轉，什麼事不知道？
納雷什金：我曉得要你透露情報來源，你也是胡說八道一通的。這樣吧，①叫你他媽的嘍囉們別再跟那個折輪司機眉來眼去，②叫那個折輪司機停火上桌，③那四州跟敖德薩別跟我爭了。
拉特克利夫：四個州也就罷了，怎麼敖德薩也要，那人家不是變內陸國了嗎？
納雷什金：我會讓他使用，讓他出海的。只是歸我管就是了。
拉特克利夫：我得回報老川。
納雷什金：那當然。但立馬要那些個王八蛋嘍囉乖一點。
拉特克利夫：你放心。
納雷什金：醜話先講，那兩個王八蛋要是依然死性不改，我放完「榛樹」再跟你報告。
拉特克利夫：何必嘛，我上了飛機就打電話。
納雷什金：還有。
拉特克利夫：還有？
納雷什金：跟那個王八司機講，雙方損失各自承擔。他若想在上桌前轟我民生設施增加我的損失，你看我能不能夷平他基輔。
拉特克利夫：知道了。不過老川能不能管得住他，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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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就是太軟了，才會被欺負。卡尼剛上任參加第一次G7時，像隻哈巴狗在川普身邊阿諛奉承的樣子，被川普一眼看破，值得軟土深掘。所以後來沒給過卡尼好臉色。這回談判，加拿大也一再退讓，退讓到幾乎全盤接受了，美方談判代表回報川普，協議可以簽定了，川普一看不得了，才提出早就準備好的不可能接受的條款，讓加方自動退場，協議破局。川普提出的條件是故意要破局用的。

破局之後，加拿大還是繼續軟，只敢隨美國起舞，美國加徵多少稅，加拿大就精準回敬多少稅。一點都不敢造次，不敢加碼，不敢召回大使，不敢斷交，不敢有一點主權國家被侮辱時應展示的骨氣。不錯，對手是強國，但沒有要你宣戰呀！除了戰爭之外，你可以擺臉色的方式很多。看看金三胖吧，越擺臉色，越能獲得川普的尊敬。卡尼在川普面前是永遠的魯蛇。他還在指望川普回心轉意，可憐可憐他這隻忠心不二的哈巴狗。

不過加拿大沒有骨氣還算有點脾氣的。韓國把三軍統帥交給美國，日本對美唯命是從，連憲法都是美國定的，根本不是正常國家，這些軟骨頭連脾氣都沒有。剩下最後守護的命根子是不會甘願做美國的第51州，高麗棒子不幹，天皇子民也不幹。但再往下有個中國台灣省的小島，是沒有骨頭、沒有脾氣、連命根子都不在乎的，是中國人，又是日本人，又是南島人，若是公投入美，也一定過。

地方政治大老當眾痛斥在野黨主席戰略錯誤，是藍白合作破局的最大戰犯，更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度出拳，並作勢呼巴掌；事後還以「愛之深責之切」的說法辯解，引起輿論譁然。

很難理解的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主政治中，怎麼會出現如此囂張、傲慢、缺乏教養的政治人物？
簡直是毀人三觀。
劉杯杯試著從幾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

首先，可以想見大老對於藍白破局是極度焦慮的，因為在野破局藍白各推出候選人也代表著在野陣營選舉失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真的選舉失敗，對大老而言即代表著地方政治勢力的重組，更預示著自己對當地政治勢力掌控的崩盤。

其次，這也彰顯了大老｢我最大」的心態與傲慢。
大老大半輩子盤踞地方，視當地為自己地盤，盤中禁臠豈容他人染指？遂在面對局勢失控與權力崩盤的危險時，直接歸咎於在野黨主席，強烈的不滿直接轉化為在台上的暴怒。
而也正是這種唯我獨尊的威權心態，大老根本無視公共場合應該維持的基本界線，將個人情緒凌駕於公共禮儀與個人教養之上。

如果從性別與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也正恰恰暴露了女性在高度威權、重男輕女的傳統政黨政治中所面臨的集體悲哀。
一個身為現任黨主席的女性，在遭遇年長男性大老的肢體羞辱時，不能生氣、不能翻臉，甚至必須在事後主動致意、對外宣稱「完全不會介意」。
這種委曲求全可以解釋為大局觀，以和為貴，但本質上卻是對大老的縱容；而大老的恣意為之，更降低了社會大眾對政治人物基本格調的評價。

大老的倚老賣老、囂張、與教養崩解更引起排山倒海的與論譴責。
高齡84歲的大老政壇輩分極高，卻不懂，或刻意不理人情世故，不知自重，將年齡與輩份當成肆意凌辱他人的特權，為老不尊。
再者，大老的行為也囂張至極；在媒體全程錄影，支持者環繞的公開登記場合上作勢動手，在語言上則以長輩身份，以教訓為名行羞辱之實，視在場所有人如無物。

更令人咋舌的是大老所展現來的野蠻教養。
一般人對政治人物最基本的期待是，無論如何不同意對方的政治立場，或甚至是政敵，都應該如君子競爭一般，揖讓而升下而飲，展現出尊重對方的態度，遑論在公開場合對女性進行帶有性別與權力不對等意味的暴力動作。

大老旁若無人地在台上對在野黨主席推打、作勢掌摑、與指著鼻子怒罵，毫無一個曾任縣長、國策顧問、部會首長應有的政治風骨與社會教養，堪稱現代政治文明最壞的示範。
或是，撇開這些亮麗耀眼的政治履歷不論，大老其實一直沒變過，本質上就是一位霸道、粗鄙、傲慢、沒有教養的政治變色龍？

在台灣，「選舉民調」這套遊戲規則運作多年，早已發展成一套高度成熟的「選戰心法」。
當民調擺脫單純的科學調查角色，躍升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時，它對選戰節奏所造成的影響，恐怕遠比單純的「自我感覺良好」複雜得多。

因為民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原本只是拿來「描述選情」。
但當候選人、媒體、支持者、地方組織甚至游離選民都開始相信那個數字時，民調就可能從「描述者」變成「參與者」。
這就是民調文宣化之後真正有趣的地方。

催化「棄保」與危機感：
民調數字從來不只是給支持者看的，更是給游離票與小黨支持者看的。
當一份民調不斷塑造出「某人領先、某人落後」的局面，選民思考的問題就可能從「我最支持誰？」逐漸變成「誰最有機會贏？」
所謂的「西瓜靠大邊」，其實就是這種心理的極端表現。
一方面，領先者可以利用數字營造「勝券在握」的氣氛，吸引中間選民靠攏；另一方面，落後者則可以不斷製造「選情告急」，刺激原本懶得出門投票的基本盤。
於是，一張民調圖表，開始不只是反映選情，而是在改變選民的選擇。

鎖定資源與地方派系：
選舉是一場非常現實的戰爭。
除了選票之外，還需要資金、組織、人脈與地方動員。
所以一份「看起來會贏」的民調，真正的使用者從來不只有一般選民。
金主會看，地方派系會看，地方人士會看。
那些還在觀望「到底要押誰」的人，更會看。
因為派系看重的不是候選人講得多漂亮，而是誰的勝率比較高。
一份漂亮的民調，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張「勝選預告書」。
而一旦地方勢力開始依照這張預告書重新分配資源，民調的影響力就不再只是輿論層次，而會逐步進入真實的選戰結構。

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於：
「民調原本是在預測誰會贏，最後卻可能開始幫助某個人贏。」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
政治新聞最喜歡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數字。
「逆轉！」
「領先！」
「差距拉大！」
「民調曝光！」
這些標題永遠比「雙方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更容易吸引眼球。
於是一旦一份民調拋出「A領先B」的結果，接下來幾天的政論節目、新聞報導與社群討論，很容易全部圍繞著這個數字打轉。
大家開始討論：
為什麼A突然領先？
B到底做錯了什麼？
是不是中間選民開始轉向？
是不是棄保正在發生？
原本應該討論政策的選戰，最後變成討論民調。
更麻煩的是，落後的一方還得花力氣證明「這份民調不準」。
結果對手只需要發布一張圖表，就成功逼著另一方進入防守。
這就是典型的議題設定。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選舉生態系。
民調機構發布數字，媒體放大數字，政黨引用數字，候選人利用數字，支持者轉發數字，地方勢力研究數字，最後選民再根據這些數字重新判斷自己的選擇。
這整個循環跑久了，民調就不再只是「測量選情」的工具。
它逐漸變成一種政治心理戰，也變成一種情緒商品。

有人看到領先數字就信心大增。
有人看到落後數字就開始焦慮。
有人因此決定棄保。
有人因此決定歸隊。
有人因此開始押寶。
而媒體則得到一個可以連續炒作好幾天的故事。
說穿了，只要選民依然習慣「只看圖表標題、不看方法附錄」，這種「數字遊戲」在台灣的選舉舞台上就永遠有市場。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可能從來不是：
「這份民調到底準不準？」
而是：
「當大家都開始相信這份民調之後，它還只是民調嗎？」

韓國瑜為了通過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飆罵傅崐萁，被很多藍營群衆罵得很難聽，說他「轉綠」了。上半年，盧秀燕、鄭麗文也曾被藍營群衆痛罵，盧支持高額的對美軍購預算，就被指「跪美」，而鄭訪陸後被指「轉紅」了。韓、盧、鄭大約是藍營目前的三個太陽（蔣萬安屬下一梯隊），自己人不是不能罵，但罵太凶就是自我損傷！

台灣早就流傳藍營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原來似乎指政治人物，但若沒有支持者推波助瀾，政治人物也鬥不起來，所以藍營支持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盧、鄭被痛罵，只是最近的例子，當年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雖有李登輝的特殊因素，不也是內鬥內行？王金平多年來被很多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他至今有「轉綠」嗎？沒有嘛。侯友宜似乎只因曾被陳水扁提拔，就被部份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真是寃枉。藍營就是愈內鬥才愈縮小啊！

政治人物做錯或做得不合民意，同黨的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當然可以批評，但需要有分寸，就是要區別「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自己人一般屬於內部矛盾，可以指出其癥結所在，但不宜惡言相向，也要適可而止，否則就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所以韓國瑜飆罵傅崐萁，與藍營支持者痛罵韓，都是太過火而不宜，有損藍營的團結和形象。

藍營群衆為何喜歡內鬥，把內部矛盾搞成好像敵我矛盾？大約因為大家太關心政治，太在乎政治人物，於是有「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強烈情緒。台灣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可見於當年對陳水扁、馬英九的強烈支持（和強烈反對），幾乎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後來雖然減弱卻從未消散。

我們小老百姓可以關心政治，卻沒理由對政治人物「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一個政治人物，及其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我們更不宜隨意指責高階的政治人物（如韓國瑜）「由藍轉綠」，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都是困難到不可行的工作，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演可不要太投入，太投入就成為傻子了。

藍營從一黨獨大，經歷許多內鬥和分裂而逐漸縮小，現在其政治人物總算學到教訓，頗能互相包容，不再輕易內鬥。藍營的支持者也要學會包容政治人物，不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樣藍營才能大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

202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算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幾天前的8月11日，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總預算案時，身為國民黨團總召的傅崐萁未出席也未授權簽字，韓國瑜罕見的大發雷霆，公開飆罵傅崐萁「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並要其辭總召。這事件讓双方的支持者互罵吵翻天，現在双方的衝突已大致化解，可以平心靜氣地回頭予以討論。

其實韓、傅双方都有理，真正惡劣壞透的是民進黨的總統府和行政院。

賴清德和卓榮泰對在野黨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等於是架空或廢棄立法院。這既違反民主精神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但憲法的解釋權在大法官，而現職的大法官都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獲得提名和任命，因此大法官的釋憲都偏袒民進黨的行政權而弱化立法權。這讓在野黨憤怒卻無可奈何，只好極力杯葛總預算案，以制衡及對抗執政黨的獨裁覇道，傅崐萁就是這對抗派的代表人物，獲得很多藍營群眾的支持。

然而審議（包括裁減）和通過總預算案是立法院的主要職責，而身為立法院長的韓國瑜需負最大的責任。韓原來也贊同杯葛總預算案，因為教訓獨裁覇道的執政者有正當性，也是中間選民普遍的心聲。但政黨對抗的程度需要符合比例原則，隨著總預算案卡關的時間愈來愈長，杯葛總預算案的正當性和民意支持度就逐漸降低了。總預算案卡關甚至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擋箭牌，其所有的失政都推給總預算案卡關，雖不是事實，卻足以迷惑一般老百姓。所以，總預算案再不通過將不利於在野黨，而有利於民進黨政府，因此韓快刀斬亂麻，迅速促使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通過，是明智之舉。

韓、傅两人都有理都沒錯，只是時間改變了總預算案卡關的影響，因此在野黨需要改變原來的杯葛行動，不得不放行總預算案。两人的支持者實在沒必要意氣用事爭吵不休，傷了同志情誼和黨內團結。

選舉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政黨公平競爭、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制衡。實際上立法院雖有預算審議權，卻不可能一直阻擋預算案通過，而總統和行政院卻可以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總統還有權提名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以及很多獨立機關的重要官員，立法院雖有人事同意權，卻只能阻擋總統擴張勢力，而無法改變什麼，因此立法院根本無法制衡行政權，而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黨就不是公平的競爭。

世界各國實行選舉民主的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執政黨比在野黨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是普遍的現象，因此產生不少隱藏在民主制度下的獨裁者，台灣看來也正走向這不幸的結局！

8月10日的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針對「台糖經營治理及風險控管之檢討」專案報告，簡稱「為何放吳乃仁」質詢會，經濟部長龔明鑫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回答：尊重台糖的談判技巧。

這起牽涉到總統與黨籍派系大老的新聞焦點，從6月到8月，主管機關首次對這件事明確表態，居然是肯定台糖對吳乃仁與1億7397萬的縱放。

被肯定的台糖在同會質詢台上說，8月下旬第二次協商若無合理清償計畫，會再聲請管收。但這幾個月的進展是：管收撤掉了，期限消失了，兩個月過去，退回原點。這叫「台糖的談判技巧」。

提醒大家，台糖手上是確定判決。判決金額不是開價，是既判力。強制執行法給債權人的工具是查封、拍賣、管收，沒有一項叫坐下來談。公股債權的本金與利息若要減免，早有其既定程序。但6月22日撤回的時候，台糖沒有取得任何資產抵押或還款擔保，僅憑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坐下來協商就撤回管收，全台灣沒有一間民間公司會接受這種條件，沒有一間。

台糖不但先把唯一的籌碼「管收」交出去，再問對方要出什麼價。王鴻薇8月10日在質詢時說，吳乃仁方面提出的還款條件是每月償還5萬元，一算要還三百年才能還完。台糖副總蕭基淵當場只回「好像不大相符」，並以協商尚未結束為由，拒絕公開具體內容。有沒有這麼荒謬的？

比較少人問的是另一件事：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

台糖的說法換過四次。從一開始的撤回管收，推給應法官詢問而撤回，「並非主動申請撤回」，接著的版本是相關決定均諮詢台糖法務專業意見。最新的版本是撤回本是希望促成雙方坐下來協商，由台糖授權律師決定。四個版本，做決定的人從公司、法官、法務、最後是一名沒有名字的律師。

一家國營事業要放棄對1.8億元債務人的管收，授權到什麼程度、由誰核定、有沒有經過董事會或報請主管機關，這些絕對是有清楚資訊的，不可能公司內部沒人做決定，最後交給公司外部的律師主導一切。

一個涉及刑事責任的決策，台糖膽敢這樣做，不需要誰下令。做這個決定的人很清楚，做了以後不會有事。這兩個月發展的紀錄把這件事證明得很完整，撤回管收之後沒有人被調查，期限取消之後也沒有人被糾正。月付5萬元見報的同一天，主管機關的部長說那是談判技巧。每一個本來可以說不的環節，都說了可以，沒問題啦。

那麼，到底是誰讓台糖膽敢這樣做？到底台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狗膽知道這樣做也不會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