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島內學者李其澤教授提出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後，個人由於自身是一公民科教師，長期關切兩岸問題動向，深有所感。

最近，對岸朱鳳蓮女士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吸收兩岸民眾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相對的，島內藍營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博士提出的──「北京應該把智慧與資源用來探討『統一前的和合』……」。

然後，國台辦重申「民主協商」；該一「重申」似乎充分顯示了當前的議論，雖引起各方的關切，實乏進展；甚至，竟似乎有將時局的動向拱手完全交給了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意思。

然而，那真會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所希望的嗎──大家不會擔心美國可能不懷好意，就像在不久前的香港或者當年的台灣二二八一樣，在統一之後，更行暗下毒手，然後名正言順地可以「割韭菜」與「剪羊毛」？或者看到媒體刊載美國戰爭部將派員長駐我國防部；是否將水到渠成地達到其使我島烏克蘭化的可怕發展？

身在此岸，個人願意就兩岸問題的難以進展，提出個人如下的認知：
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大家應該充分地認知現實的各方面，才能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佳的、「更和平、最和平」的抉擇。

我們應該平實地認知種種現實──
甚至，在我島內賴總統前次競選中提出不要有「疑美論」一詞時，個人對於賴總統能夠認知到我們的島上有不容忽視的「疑美論」的存在，感到那沒有完全將「疑美論」抹殺而高標出來的態度，也可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細節。

此外，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岸各方面確實進步驚人，因為國際資訊，流通迅速，事實上很難封鎖；各項物質建設，眼見為憑，真是遠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在精神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期那四、五十年的悲情印象，卻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巨大陰影，應該也是張博士所強調提出的『互信』的問題；那些在家族中慘烈傳述過，或學術界中當年似乎簡直瘋狂的情節，確實會造成其後人狐疑的遲滯態度。或許，如最近黃國樑先生與王炳忠先生所描述的「外省貴族」蔡康永事件正是一例子？

換言之，個人雖然自認是一有左統傾向的人士，個人面對這樣的史實，對於我島內有部分基於這類理由而根本拒絕統一的情況，個人是願意給予若干的同情的。

至於趙少康先生所呼籲，「只要台灣宣布不獨，北京應該宣布放棄對台動武」，似乎只是政治人物在形式上的表態；因其語意上，如何定義「不獨」，趙竟然像忘了綠營早有「務實台獨」的說法；談到要北京宣布放棄對台動武；那麼島上「務實台獨」，如「去中國化」、「人口南洋化」、「台灣掏空化」，仍應「和平」〈風平浪靜〉對台？

換言之，對於張亞中先生所提的「統一前和合」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的。只是「和合」是否應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工作？不只是屬於單方面的問題──就此岸言，不久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還有「統一前綱領」，對岸當局則推出了強調內戰持續中的「反分裂法」；那些「拉扯」對於時局的發展言，真能對於兩岸所企盼的「和平」，產生多少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個由衷企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與其如今日所見兩岸似乎都想從對手處獲得紅利或者民主法治上的保證；但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誠如十六世紀「西里西亞和約」初確立當代國際秩序時，教皇慨然所言──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民主法治的主權說，其實在今日也應該是無用的──一如我們在委內瑞拉，在加薩，在烏克蘭，在伊朗所見的霸權國家的作為，讓列國只能深深遺憾與喟嘆啊。我們真實應該如何，才能避開國際社會的實際亂象而被犧牲？

然而，我卻想起了對岸近幾年來的那句「講好我們的故事」的流行語；我們是否可以試試看以講故事的方式攤開當年兩岸歷史發展的真相？不應該永遠僅被蠱惑在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論述中。

應該由那裡談起？當然，最好由1895年的甲午戰爭談起，或者更早該由1868年，作為「中美關係」的始頁的美中蒲安臣條約談起；可惜時間與篇幅都有限，以下就由大家比較有記憶的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談起吧。。。

那讓人痛心的史實故事是──

一、雅爾達會議的美國大戰略

該會議未邀中國參加，美蘇英就有自己的算盤，例如，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中，美國絕對不提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僅自稱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其實，二戰中，日本侵華的戰略物資有頗多是美國供應的！

中國沒有參加該會議，該會中，卻邀請蘇軍攻擊東三省日軍，但戰後蘇聯如何肯自東北退兵？美國憑什麼代替國府決定？

然而，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卻推稱「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頁310〉

戰後，美國除了竟然建議中國讓東北給中、美、英、法、蘇共管外，還主張中國應該組聯合政府。
然後，1945年底、1946年一月初，蘇聯對訪俄的蔣經國說，只要美軍退出中國，俄國也願意退出中國。

1946年3月底，美軍顧問團竟然提出將在華設立軍校二十餘處，其成績突出者可保送美國軍校深造；戰後各界都希望和平，民間當然難以接受這樣的友好方式；然而，這時美國仍是對於中國聯合政府的主張者，馬歇爾是美國總統派來主持國共調停工作的特使；但是，在大戰後，沒有國家不盼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馬歇爾自然很難得到中國各方的認可，乃有了1947年初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的結局。

調停中，他曾要求蔣停戰達六個月。。。蔣曾使他幾上廬山，加上抗戰期間史迪威與蔣之交惡；雖然，1946年，美方對國府取得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廣泛利權，但其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失望的觀點仍瀰漫於美國國務院，乃有其後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將中國局勢瓦解的責任全歸諸於國府；那使得國府平白失去其奧援，立刻兵敗如山倒。

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府之崩潰極速，在野唯一的實力者中共顯然沒有足夠的實力承接。美國的此一大戰略實在漂亮，這個讓西方礙眼的世界文明古國眼看就要一蹶不振地消失了。個人看來，那不是一個偶然，是美國大戰略上很漂亮的布局。

二、坐看「中共匆匆主政」的漂亮設計

大家都知道，組織上有所謂「幹部決定一切』之說，而當年，中共內部周恩來曾有估計，廣土眾民的土地上，大概要十多年後才能取得政權，順利運轉；怎料到國府如此提早崩潰！。。。中華民族面對著如此的危機！

更細考察之，難怪雖在1950年的韓戰中，新中國因擊敗聯合國軍而有了「揚眉吐氣」的自信，但是並未能避開美國大戰略在幾年前的布局；那是1956年全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在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解放前後，當年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真實處境；是兩年中需要補充五百八十萬黨員，結果只有兩百八十萬；期間緊急吸收與培養的黨員達三百萬人，不僅缺乏充分嚴密的考核和審查，除了有反革命、不革命、機會主義者、壞份子、甚至也有不識字的文盲；而其中不乏十年之後，漸成為中層幹部者──這個角度是我們論述者很少提及的重要問題。

但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可以讀到這樣的史料──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在1948年末以前，中共還沒有掌握過中心城市，即使佔領了，也往往待不長，最後被迫放棄。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中心所在……這一點，南方比北方尤甚。……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5〉
「在人員上，中共方面只有72萬合格的人可以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而在國民黨時期這些部門共有200萬個職位。」〈頁76〉

這應該是當年無論是對黨內的三反〈1951〉、對民族資本家的五反〈1952〉與大躍進〈1957~61〉，以及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的重要背景。。。

對於那個大悲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除了為我們民族大悲劇中所有同胞的不幸，感到悲哀，與當年的新中國的領導者毛先生應會自責之外，也更應該警惕那是美國當年口口聲聲主持聯合政府後漂亮的高招。。。中共是如何應對該亂局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1956年，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除了自我肯定政績，名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初階，以繼續主導社會政經發展外，對於前述可想見潛伏的諸問題，應該如何同時處理？

往後，乃有1957年，在後續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的三面紅旗中，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鼓勵各方人士批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後發展為打擊右派的「反右運動」。不少批判者認為自身受騙，確實不懂辯證思維著，頗吃了大虧。同時的，另外的兩面紅旗，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各自也不是沒有相當缺失的。

若真有今日西方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如何追究責任？只及於戰術？或者也應該充分考慮戰略的部分？──例如，1938年，英、法、德、義的慕尼黑協定怎樣助長了希特勒的擴張？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被瓜分，真是合乎國際正義的嗎？

三、新中國的悲劇──三反、五反、大躍進、以致文革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許多權威人士都傳述著類似瘋狂的解說，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強調其時社會的動盪，個人的悲慘際遇；個人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當年可說每天就看著種種新聞報導，與今天坊間流行的描述極為類似。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公民教師，我不能滿足於只是以「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的態度，來混沌地考察史實──那樣我如何能向學生提倡大家應該理性地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因而，在成為一個公民教師之後，我不能不隨時注意這個問題是否能有更合乎現實與理性的發展脈絡。。。經過種種的努力，以下，是個人探討的結果──

上面的史述，無形中引導我們必須思考新中國初期的政策雖有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等種種不同的名目，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實那是一個整體舊中國大動盪後的大清理工作；相對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前述清理後，開始大建設的工作。

而其後『改革開放』的主持者竟然正是1956年發表那「幹部有嚴重缺額與素質問題」的鄧小平，就應該不只是偶然的巧合；鄧能在毛的考核下獲得復出，應該是鄧確實有難於被取代的辯證實力；他與出身白區工作的領導人，很早就曾有成為毛的接班人地位的劉少奇曾經同在文革初期被稱為「劉鄧集團」而被拉下馬；劉未能渡過該難關──是否這類國際上戰略層次的作為，很難作為內政上的論斷對象，尤其，任何當國者原本必須「概括承受」前朝與國際上的種種──新中國落入了美國前述的戰略布局，又遭遇到國際上蘇共的「批史達林事件」〈1956〉與其高唱「和平共存」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例如，1956年就發生了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衝擊。

尤其，1956年，新中國已認知到建國期間，因美國前述大戰略的啟動，使得共黨的新幹部近三百萬人未經充分的考核與培訓，平均素質很差；加上1958年因蘇共所提關於共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意見，有失國家主權而堅拒，以致1959年6月，當蘇聯在那貧瘠與受苦的時代，一言不合就對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卻更刺激出了對岸著名針對性的596計畫──那「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以致高舉「不要褲子，也要核子」「落後，就要捱打」的洞察與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追求「自力更生」的堅韌尊嚴。

那時原來是第二次五年計畫，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由百花齊放、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組成的，雖未能順利成功，但「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已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文化大革命應該更是有迎戰前述美國大戰略的意義──1966年，當初混入黨內的300萬黨員，應該已有相當數量成為中級幹部了。

四、關於改革開放之後，如何通過六四事件

很早以前，在島內我們就聽過關於以「三七開」的觀點，處理毛時代功罪的說法，個人則到1993年前後，才知道對岸「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批判，至少進行到1985年前後，也就是其規模直到「改革開放」的七、八年後，中共該一自我批判才告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是在1989年前後，個人為了年輕稚幼的理想，離開教育界的舒適圈；希望深入社會，理解社會，進而能改造社會；偶獲機會進入台大附近的聯經門市部，在附近的著名的大陸書肆，發現竟然有對岸編輯，1985年印行、高校整黨工作的內部發行的讀物；例舉其主要內容，有清華大學黨委的「認真進行徹底否認『文革』教育」、「積極開展理想和紀律教育─北京大學整黨經驗」、「把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高校整黨的突破口─遼寧師範大學黨委」等，外界難得一見的史料──尤其重要的，應該是可以見到其種種自我批判的內容與其自我批判的結果。

以遼寧師範大學的報告中，最後有「主要的收穫」之說可為例──
「總結我校徹底否定『文革』專題教育的收穫，突出有四點：1.廣大黨員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感情，進一步否定了『文革』，解開了不少認識上的釦子。每個黨員都總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驗教訓，清理了『左』的影響……2.改善了同志關係，增強了團結。……過去……常常有人向我們和上級反映我校『文革』問題解決的不徹底。現在，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大家認識一致了……3.校、系都找出了『左』的影響和『文革』遺風的主要表現，一些『左』的傳統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黨內一些『左』的偏見和情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正和克服。廣大黨員認清了『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危害……尊重知識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明顯的增強……4.促進了核查工作。由於認識提高了，一些黨員主動檢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並能對自己知道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出證和提供線索，為核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犯有較重錯誤的同志，經過談心幫助有了很大轉變。」〈「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整黨文摘增刊，中共遼寧省委整黨辦公室，中共遼寧省委「整黨文摘」編輯部編，頁43。〉

嚴格言之，當然上述史料的真實性，應該受到各方合理的懷疑；然而，由596計畫中「自力更生」之決意，其實不難想像「改革開放」中那「四個現代化」的必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對岸社會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左」的力量的干擾，個人以為，應該就是當年整個否認文革的自我批判工作，由「三七開」到根本批判「文革」，確實曾經真實而充分地進行辯證所獲得的成果。

而改革開放中突然出現的「天安門事件」，如果個人記憶不錯，當時對岸社會的批判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那社會上有「姓『社』？還是姓『資』的批判，並非全沒有理由；但是，在前述1980年代的自我批判中，對岸社會內部對於社會政經發展都有了更為開闊與細膩的認知。

同時，天幸，前述在1956年主持那篇重要報告的鄧小平還能健在，他應該也是當時最能雄辯地說服所有異議者的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也聽說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喝的都是美國自香港送來的可樂；他的「無論黑貓或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說，將資本家與生產關係、生產力都放到某種可以順手取用的工具地位；而1992年，八十八歲的他的南巡更是確立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怪當然可以承繼中華民本主義禮運大同的開闊道路，於焉開展。。。

其後，溫家寶先生擔任國務總理期間〈2003~2013〉，更曾經五次公開推薦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被西方輕忽，強調「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名著「道德情操論」；2011年12月，更曾攜該書訪歐，可以作為一極有意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襟懷展示。

個人看來，中共當局此後的作為顯然已完全脫離了美國大戰略的陷阱，換言之，當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無比巨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這傷痛之縮小，除了將如所有人類悲劇隨著時間的療癒而成為陳跡外，可能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內戰經驗的一大遺產，希望人類社會的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悲劇！──由於更多人將認清那是美國當年極為漂亮與厲害的大戰略？──天幸，我們中華民族、這個世界文明古國，竟然今日似乎已能夠歷盡劫難而得新生！

以上，我們透過對於上述的當代歷史故事的講述，是否能確實讓我們島內與對岸的朋友們增加彼此的互信呢？
我這個公民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了今天所謂的「講好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故事」的標準呢？

北一女教師區桂芝稱『自己主張零軍購，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出版家與作家顏擇雅女士說：『如果要我補充區桂芝說法，我頂多說，不只和平會來，思想改造也會來。』

區老師的這段話，所針對的是這陣子立法院中對於國防軍費的討論；她反對在當前的時局下，過去軍購的軍備還沒有交貨，而執政者竟然不顧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沉重負擔，還要撥出鉅額的國防預算。因而乃主張零軍購。

她的說法應該不是不可解的？
個人就曾經一次在公車上聽過兩個年輕人反對戰爭，甚至大罵美國川普大總統的。
關於她所謂『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其重點在『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也就是。『零軍購』，即是呼應於今天年輕人『反對戰爭』的道理。

留學美國專修比較文學後回台的這位顏女士，
相當巧妙地把我島民間希望「零軍購」，更追求「兩岸和平」的焦點轉移到恐怖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完完全全避開了區老師所代表的民間拒絕戰爭的紅利，以及對於真實兩岸和平的認知與盼望。

顏女士相當雄辯地大談著她所嫻熟認知的──
『文言文比例會刪減，不少「紅色經典」會變成必讀，像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楊成武〈長征勝利萬歲〉、茹志娟〈百合花〉。像區桂芝這種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就算自願要教這些歌頌社會主義或解放軍的作品，中共也不可能信任你。。。』

相對於區老師的「為民喉舌」與顏女士論述上明顯的「為稻糧謀」，個人不想勉強作人品高下之別，但是以個人長期研究公民教育專業言，個人要指出顏女士的專業上，忽略了時間的因素；就個人長期的研究來看，所有的主義與思想都會在社會現實的變遷中受到教育的。也就是對岸大陸常常強調的那一句老話「摸著石頭過河」。
也就是傳說中老馬克思先生當年曾經夫子自道的宣稱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不與時俱化的意思。。。舉例言之，自從AI問世以來，多少行業不能不受到衝擊、與時俱化。。。即是。

今天的資本主義比起馬克思時代、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到今天川普大總統，有多大的改變，騙死烏克蘭、端掉委內瑞拉總統、毀掉伊朗最高領導人、露出了多少真面目；相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禮運大同而五四運動而三民主義、而北伐、抗戰而「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自力更生、掙扎著由文化大革命「三七開」後展開改革開放。。。把資本主義當作工具。。。溫家寶甚至將資本主義宗師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帶在身上，周遊歐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大時代中，那是怎樣的變化。。。

可惜的顏女士，似乎完全不知道，變化早已經開始；您在美國的研究所見應該確實不假，但是美國並非真實的自由，美國的教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嚴重掛帥的；簡直可說是排斥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由於美國川普大總統的作為似乎已經很難自制，下坡之勢已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當前看來，情勢應該穩步上升；相對的，教科書的問題相信只要是當局逐漸感到總體戰力上沒有問題，時間到了，自然會有更多、更為深刻的自由度。。。例如，前述的那本「道德情操論」竟然被中共接納成為社會重要的一份經典，就是重要的一例！那本書，當年個人在島上讀經濟學時，只知道書名，兩岸都沒有中譯本。如果顏女士不只是為政治服務，真有興趣做較嚴肅的學術探討，建議上網查看該書，如今在對岸有多少個中譯版本？

以上，是個人對於區老師與顏女士在這次對話中的想到的根本問題。個人衷心地樂見兩位女士帶動了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應有的關切。

顏擇雅（1967年—），本名顏秀娟，台灣出版家、著名專欄作家，雅言文化創辦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

這是一個公民教師的關切與探究。
本文之作，起於幾月前的台灣歷史研究會餐會，由賴總統之「祖國」論述而想起；後受報載建中校友會的劣質餐會事件之傷心而促成。

在我們台灣島史上，「祖國」一詞，意義深遠而複雜；可以想像的，首先是父祖所曾長期居住的國度，是父母親長魂牽夢縈，常常回憶的地方；可能也有童年總是被呵護的、被關懷的，因而乃是父母親長特別難忘的地方。我們的祖國啊。
其次，祖國啊，如果父母親長由於政府失政與社會動亂而被迫離鄉，甚至像清朝末年，確實當局者腐敗而致人們竟然被祖國割讓出去，所謂的「祖國」，可能只是讓不幸的人們產生被遺棄的感受；誰能忍受那樣的棄絕，像在荒野裡生命無助的嚶泣。
其三，太多各自背景與廣土眾民的國家，由不同地點與不同專業切入現實，認知上很難不出現種種的差別；所以，祖國以各自的圖像出現在各自的認知中，應屬正常；由感情上濃郁與淡漠，到理性上各有所強調的批判，不難想像。

就以日殖時期言，所謂「祖國派」就有三種以上的內涵，一是認為應該渡海投效於祖國之建國大業；一是遙遠地籠統地心理上寄望於祖國；一是文化上，因與日人生活習慣與人生態度的明顯不同而認同於祖國。據日警當年的認知，認為在認同於祖國的人們中，有相當部分由於看衰祖國的未來，而拒絕接受祖國者，但是如果未來祖國強大起來，還是會投向祖國的。

面對這個認同的問題，個人是公民教育專業，長期以來就有不能不面對，卻又難以充分拿捏的苦惱。
尤其，如今，時代進步，相對言之，資訊比當年開放很多；要談祖國的問題，卻也仍是個別的認知差異很大，尤其透過深入地考察，如1796年華盛頓大總統對於國會的臨別贈言中，所大力提示於其國會議員的──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那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使得我們很難由過分簡單二分的論述來論斷，對於政治問題判斷的合理性。

但是，作為一個公民教師，我們卻仍然不能不對這個問題持續地關心，陸續看到各種報導，來自不同的立場，自然衍生出不同的關懷──當前的統獨問題，很大一部分分歧就是如此形成，甚至到最近被強調反戰與反戒嚴的問題，也來自這類的分歧。

例如，2013年前後，我們看到島上的報導稱：中國大陸經濟雖然看似強勁，但內部卻充滿泡沫，打房措施一波波，房價卻壓不下來。4兆刺激經濟政策讓人民幣流向民間，超額的貨幣供給讓炒作成為全民運動，房地產、蒜頭、綠豆、銅、鋁、煤炭、柴油、棉花等從生活必需品到生產原料無所不炒，大小泡沫充斥。值得注意的是，這4兆人民幣的借貸多紛紛在2012年到期，而胡錦濤又將在2013年春天交棒，中共內部面臨政權交替；外部又有美國虎視眈眈，試圖要求人民幣升值，因此2012年將是中共危機最大的一年。

或者如2024年的──在媒體上各種看衰對岸的報導，像美國竟然完全把自身置於事外的所謂──
「中國當然不是對全球經濟疲軟負有唯一責任的國家，全球經濟受到了新冠疫情、戰爭，以及貿易緊張關係的衝擊。但中國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讓情況變得更糟。它大幅削減了海外放貸，並迫使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償還現有貸款。中國通常用延長短期信貸互換和貸款展期的做法，而不是向負債國家提供真正的債務減免。」之類──

甚至也有我島上旅遊的歸客，描述稱──
「車展是車展科技的展現，但是親自走進各地百姓日常生活，生活消費跟公德心水平，社會安全近期一直被（獻忠），排外排日……大陸除了科技進化，人民社會氛圍很壓抑。去走走看看吧！失業率高到嚇人。薪資更回到2005年。」

依照此美國的報導與該歸客所及看來，對岸的「祖國」情勢很不好；然而，離奇的是，另方面我們也看到「祖國」在種種科技發展與基礎建設上，完全沒有停滯的樣態；竟好像只是在堅韌地迎接下一個上升新階段的到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剛巧不巧，我是一個退休的公民教師，經濟狀況使我沒有餘力回祖國實地理解；但是我的專業使我長期關注公民教育的問題──由改革開放前，就努力企圖理解兩岸的異同，無論理論或是實踐上。

這也是個人相信，中國傳統的「學問思辨」的哲學，雖曾由於農業社會士大夫的虛驕身段而在「行」上，曾有「君子不器」的輕忽，甚至蔑視，以致於我國的文明發展，在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的競賽上，大大落後於後起的西方文明；但是百餘年來，在西方文明那「華人與狗，不准進入」之布告與「落後就要捱打」之現實的強大提嘶、激盪之下，其於重振中華文明之效果，應該必然可期。因而，儘管個人所能獲得的祖國資訊很有限，但真是數十年來長期關注著的。

回憶最早的關切，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認知上，我島上當時強調的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其中有「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是『共產主義』」關切社會公道之說法；而島上那時號稱「自由陣營」之一員，逐漸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論述，學子必須接受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所提示的、構築其自由經濟理論核心的「利己心」，其強調那神妙、神通如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一般，足以支配人類社會的「看不見的手」；從而相對地就由忽視，進而取代了孫先生主張的民生觀點。

那時，為了較深入理解種種，個人曾找來西方經濟學說史專著，發現我們島上對於這個根本問題似乎並不真實關注；因而，大宗師亞當斯密的名作《原富》，雖有中譯本兩種──一為文言，一為白話，但是大宗師當年身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講座教授，其另一本關於道德哲學的專書，我島人僅在大宗師的生平中見到該書名與簡介，卻沒有任何中譯本。

當年就讀師範大學，由於設想學生如果提問關切此問題，自己應該如何為之解惑，除非公民教師真實同意民生關懷應該與公民的公共道德完全切割，否則教師自身豈非應該引領學子面對大師那訴諸同情與同理的道德觀。

當時遍尋之下，坊間只有在軍方系統的「西洋文化史」的專書中，曾經提到「休姆與亞當斯密推論一種範圍更廣的學說，堅信道德主要是由反射的同情所決定的。……這一倫理哲學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敘述最為詳盡。」，卻未見於我島經濟學的任何教材中。因而，那時我心中就留下了來自這個視角的問題。

然後，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時還是個兩岸很封閉的時代；我的關懷只能去舊書攤與台大附近的簡體書中去探究；隨著改革開放，我看到對岸豐富的出版物，尤其各種翻譯的經典與學術前沿資料，甚至也有對岸文革後強烈批判文革時，高校在黨務整理方面內部發行的資料，讓我想像著中華文明經過一番「學問思辨行」的具體辯證探索之後，是否將有其重振的新局。

例如，西方內容豐富而深刻的「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竟然出現了中文版，我想像著，人文與社會各科的學界可能受到怎樣的滲透與衝擊；以及各種大名鼎鼎的西方名家與其名著，都有了中文譯本；真可說是個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大環境。想來雖仍有前述華盛頓總統所告誡的恐懼，但在有著核彈自我防衛的屏障之下，如此的開放，民間將能釋放出怎樣的力量？

就在此期間，我赫然竟在公館的某個簡體字的書店，買到了對岸中譯的那本《道德情操論》；我心中大大叫好，如果中國人的「改革開放」只是跟著西方的流行，分一杯羹，卻得來一身的病，然後，只能等著西方的大德們醫完了本國，再來東方救治，豈不可笑、可悲。

對於那樣的「改革開放」，儘管社會上既得利益的公知們可能已很滿意，但是豈非仍然太像當年那「華人與狗，不准進入」的不長進啊？何以「改開」之後不久，就能將此書中譯內部發行，我認知到海峽對岸的中國人，當年「改開」決定的大方向應是頗經深思熟慮、有相當主體性的，不過那是就像「摸著石頭過河」，外人是看不到，就難以說三道四，不易興風作浪的。

個人想像中「改開」的主要著眼點是將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方式當作工具，就像汽車、火車是很好的交通工具，怎能自我設限，污其名而稱其為「走資派」。而該一資本主義大宗師的大作《道德情操論》，其埋沒應是當年資本家為其既得利益而自我設限，乃棄而不用的寶典，如今「洋為中用」，如此「改而開之」，使之服務於社會主義的理想，為何不可以呢？

因此，1989年前後，個人對於當時對岸社會上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民間關於「官倒」的批判可以理解，以及其時由對岸流行到我島的那本以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對比，來看衰對岸發展的小書《河殤》之論述，也感到同情，只是由於個人認知到當時其問題應該只是來自個別人性操持上的偏失，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應沒有錯誤，所以，雖然此岸見獵心喜者與被媒體批判所鼓動的人士不少，但個人對於對岸該一時的現象，不會有太擔心的感受；甚至會有預期風波過後，將有更為開闊時代前景的想像。

很慶幸的，往後對岸的發展果然頗為順利；似乎前述提及的「學問思辨行」之傳統，在我們的時代中獲得了嶄新的強健的生命。

可惜，祖國對於這段「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似乎很無意宣揚；因而，外界很少有學界與媒體論及；我們通常所見的，只有1989年在北京曾經發生過一場讓西方所有先進國家都感到不可接受的，引起各國由各方面發起抵制的大示威行動。當年，西方的抵制，也在我們島上帶動了美名為「野百合」，聲援對岸學運、獲得李登輝總統摸頭的右翼學運。

稍微有些肯定的，大約就是像改開以來，其官方長期推出的各種鄭和研究會，可說直接發展到今天，祖國著名的「一帶一路」的雄心與造船能力已達世界第一，製艦能力更是超越美國，就是其有力的延續。

然而，當年的史實，究竟為何？為何當年沒有關於對岸人文社會上這方面的資訊，它們不重要嗎？

根據網路資料的估計，自從1980年代中，該書中譯本開始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該書先後中譯本至少有二十個以上；已知如，商務印書館、北京理工大學、譯林出版、中國致公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石油工業、上海三聯書店、清華大學、西苑出版、中國商業、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人民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華中師範大學、江西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學、哈爾濱出版、山西經濟、華中科技大學、安徽教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三峽出版社、北京華齡出版社、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等等都各有自身的譯本。。。尤其，最後的這個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的是青少年版，將亞當斯密的這兩本名著都並列在該出版社的青少年文學書目中，讓我們可以想像其讀者群應該早已向下延伸。

而上述最後第二譯本，是以工商經營者為對象，其廣告詞為「若想贏得更幸福的人生，《道德情操論》至少值得我們每人讀三遍──『在步入社會之前，在結婚成家之前，在生養孩子之前』──可想見那是儘量通俗化、滲入以鞏固社會基底的意義。

當然，雖有上述的關注，但是我不可能由此推知該書出版對於對岸社會的實際影響如何？然而，如果沒有相當的效果，有可能各個出版社紛紛將其譯印發行嗎？如果有相當的效果，個人可以想像在兩方面可能產生影響，其一是在民間起心動念之初，就懂得考量同理心與同情心的必要；其二是當經營者一旦遭遇到法律上應負的責任問題時，比較能夠坦然地認知自身的疏失；也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所有類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在對岸的社會中，都將可能因而獲得更好的自我監控。

以上種種，在個人作為公民專業的考察裡，應該是對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四十多年來，對於祖國社會極為重要的公民教育的基礎工作。否則應該不可能各家出版社不約而同地，對其青睞有加。

不過，有趣的是，為何此一工作極少見到各方關切的論述？海內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為何都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發展？──是否由於西方國家雖然號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其實他們確實並非真實奉行自身所高舉的理念；因而，它們不可能承認自身過去可恥的錯誤，連帶的受他們長期餵養、缺乏主體性的島內知識界也難有自身的認知。

尤其，據網路資料，在2004~2011年間，對岸的溫家寶總理任上曾經公開推薦該書五次；同時，還曾經攜帶該書出訪較具社會市場經濟色彩的歐洲各國；這一切都應該是對岸祖國真實的發展吧？為何在我們島上沒有引起相關的報導？更奇怪的，是西方先進國家，那麼多的中國問題專家、那麼多無孔不入的媒體機構，也包括了我們島上培養大陸問題專家的各個機構，都沒有看到前述那幾十年來祖國社會的重要發展脈絡？

以新冠疫情過後的房市問題為例，只見到媒體一面同情揭發建商的炒作，一面猛烈批判投資大眾的可悲處境，卻全沒有考察該事態乃是在上述社會那《道德情操論》的教育脈絡之中的──

試看，2007年5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網曾經報導的溫先生的講話：
「我曾經講過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一大任務是集中精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因為只有物質財富豐富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才有保障；第二，我們必須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溫總理……接著說：「亞當·斯密寫過兩部有名的著作，一本叫《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中有一段話很精彩，他說如果社會財富只集聚在少數人手裡，那是不公平的，而且註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我覺得這個話是對的，所以要講公平，要把正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價值。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講正義，這就需要我們推進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司法制度改革。」（《東風送春綠滿園—溫家寶總理五四青年節看望人大學子紀實》）

是否預告了祖國社會將要發動的種種改革？也因此，往後習近平總書記所推動的種種改革，外人可能感到意外，但是已曾經受到其兩隻「看不見的手」長期薰陶的對岸社會，卻是由於早有「看不見的另隻手」的提醒，往往能在問題醞釀發展之初，就已自行辯證；因而，社會雖受衝擊，卻仍較能保持其安定與發展。而不會如單純資本主義社會之更受衝擊。這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雖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卻可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之處。或許，此一情景當前還是初期的經驗，完全經歷，渡過這個相當艱辛的階段之後，就也能寫入經濟學教科書中，才會公諸於世。

這就是當前祖國的真實處境嗎？1978年對岸的「改革開放」，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正在蓄積其完整的發展經驗。通常我們只見到媒體上刊登的基建、軍事或科技上的消息，卻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如果我們真實關切祖國現狀的話，無論統、獨，無論反戰或是主張戒嚴，是否我們也應該知道在精神與文化這方面頗有意義的情況。

過去曾看到，祖國由1978年開始計畫鄭和五百八十年紀念活動來改變我國明清以來長期鎖國的態度，弘揚國人在海上應有的自信心與開放的精神。四十多年來，果然相當順利，而今常看到對岸新建軍艦下水，甚至不只是祖國的造船能力已經是世界第一，也有其製艦能力超過美國，讓美國軍方擔心的消息；另方面，海陸並進的一帶一路真實推進，已經上手；此時此刻，美國出手打壓乃是時代風浪中可以預見的事，何以祖國仍然敢於進行，莫不是正由於改開以來，祖國運作那看不見的兩隻手，已有成效，有以致之？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島民之歷史經驗使得它們十分現實，閩南語有勸人不要「捉龜走鱉」之說，正是這種現實的表現；尤其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甚至理想主義者，對於祖國的理解是否都太少，而祖國的形象在西方先進國家掌握的媒體中少有正面的形象，使得長期受惡質媒體污染的它們，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而就事論事，確實祖國的情況如何？

個人就以上述所見為例，祖國幾十年來努力進行的該項工作，為何不能公開，不能分享於海峽此岸？只是因為西方國家的傳媒與中國問題專家不肯報導，我們就甘願被牽著鼻子了嗎。。。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此，我們島民如何能夠對祖國事務做出恰當的判斷？如果永遠只能聚焦在小米加步槍或者核彈與高科技或者重量級的基建之上──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解說，為何我那樣看重教育對於社會的影響。。。
為何我鄭重應對Friedrich Wang教授的大文，論當前的中國社會發展（參見《與Friedrich Wang教授論當前的中國社會發展》）
想起當年。。。為何我選擇念師大。。。

除了家境不佳卻總還想自由不羈，就要為自己謀生的考慮外；
因為很早的小學時期，我由宜蘭偏鄉南澳的蓬萊國校隨搬家轉來台北的國民學校，進入一個升學班；那位升學名師張先生以體罰進行教學，是我在南澳所沒有遇到過的；
那時在大陸接受過「兒童本位教育」的母親，在我入該班後曾經正視著我，歉意地對我說──
「對不起，我們小時候，在大陸的教育不是這樣的，這裡不太一樣，你是男子漢，能夠像別人一樣忍耐嗎？」
我感受到母親的期許，默默地點頭；然後我就面臨了，教師那「差一分打一下」的升學教育。。。
也因此，小小的心田中很早我就有了一種自我認知，如果我是一個教師，我一定不要成為那樣的想法。。。某種母親時代曾經存在的自由啊。。。

然後，我在高中期間是那樣地沉迷在牯嶺街的舊書攤，大概有三十個攤位吧，我每天幾乎都會流連其中；每天晚餐以一個烙餅果腹，曾經有一次，在某書攤上，一顧客向老闆詢某書，因老闆答說沒有，顧客正要離去，我在書攤一角應聲，引領該顧客在該書攤取得該書。。。

然後，高中期間在書攤偶然讀到費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書》，原來教師不僅僅是可以給予學生自由，並且還可以達到那樣的高度。。。
這就是個人當時選擇師大的理由。

這也是個人相信，自己透過網路而發現改革開放的可能脈絡，蒐集坊間資料而敢於做出判斷的理由。。。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論》，在中華大地上，幾十年來廣泛地推廣，等於是十八世紀初年，那本演講錄《告德意志國民書》的公開，有了廣泛的精神覺悟的基礎，才有後來著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事業。。。
還有就像我們在李斯的『諫逐客書』中所見，當年大秦帝國的偉大開放，應該也是往後中華文化真正能源遠流長，開枝散葉的深刻例子。。。

以上，分享給我的朋友們，
公民教師絕不教條的譽孚敬白

讀了Friedrich Wang教授的大文──
『為習近平說幾句公道話』
在我島成長的知識分子的論述中，這是頗為平實的觀點；因為確實，習總書記所接手的中國社會不是憑空而來的事物，有其傳承與歷史脈絡。故其所稱──

『在2012年習先生接下大位之前，中國的房地產、地方債等等問題已經很嚴重，再加上經濟快速起飛時的腐敗問題，都讓他接下的是一個表面亮麗，但已經亟待改革的龐大黨國體系。』

該所謂的『公道話』，是有相當的真實性的；也可說有若干為習說話的開脫性；若有可以挑剔的，應該是形容詞太多，同時似乎過去的領導階層都沒有作為似的。。。
因而該論述乃給人一種儘管此時前後對岸中國的科技與軍事的發展極為可觀，但是其社會卻岌岌可危的印象。。。

於是此岸的知識份子、學者專家們，很容易對於西方霸權國家當前的風雨飄搖，看成是習近平的好運道，忽視了對岸中國社會可能已走上了歷史的新階段。

個人想要指出的，對岸中國此時可能正在步上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其所以『新』，可見於三方面：

其一，在於這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竟能充分使用資本主義體制下發明的各種工具，甚至生產方式。

其二，由當年中共之能拒絕親蘇的王明路線到今天在改革開放，反教條、重實踐之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誕生，截然不同於世界革命浪漫有餘的發展。

其三，改革開放下，《道德情操論》與階級鬥爭辯證發展的新階段；階級鬥爭的洪流，第一次面對了他有力的敵手──《道德情操論》；因為無產階級完全取得了政權之後，怎能不深入地控制殘酷血腥的階級鬥爭？無論是誰鬥誰，為人民服務的政權絕對不會嗜血。

在沒有調查與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覺悟下，人民主權雖然反對資本主義的惡質，但是對於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進行調查研究，絕無輕蔑；因而發現了資本主義竟然當年閹割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以我島言，當年的經濟系學生可說完全不知道斯密先生，當年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講座教授，曾有該一論述成書；一個偉大心靈，如此被對待。

我島民只知有主張利己心的《國富論》，不知有強調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論》！是改革開放中，對岸由內部發行開始，1990年代正式印行，至今坊間大約超過二十個譯本；甚至還印行了青少年版。
溫家寶先生曾經公開推薦該書五次，曾經攜帶該書訪問歐洲。。。
有趣的是我們島上的學者專家，簡直沒有人提起過。。。
如今，這樣大規模地研讀該書，同時，向世界推出一帶一路，如果萬事在設計之時，就能有同情心的話，那將是怎樣偉大的新時代。。。

想想看，如果上述為真，習先生所面臨的應該不只是個所謂的「爛攤子」，這是一個開展典範的時代，資本主義工具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從此將定型在社會主義的條框之內；同時，對岸的資本家自幼就會受到體制關於道德情操、同情心的教育，資本家是否將會知所收斂，而因起階級鬥爭的社會問題自然減輕了。。。

以上，是個人拉雜地回應Friedrich Wang教授的大文。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二次大戰前後，東亞地區的秩序觀，
是我們的媒體與教科書上，從來不討論的當代史要點。

大戰中日本虛偽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在戰火中消失了，
但是大戰後，大美帝國的新殖民秩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那就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安保條款，
至今美國還在日本有八十幾個軍事基地，
在1970年代初，美國大力把日本扶植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大美帝國之下的最高階殖民地。。。亞洲四小龍以下，再分別排開。

這時代，「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的青年省思「造反有理」，掀起各先進國家的學潮。

19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可能威脅大美帝國，這個殖民地太不乖了，
《廣場協議》震盪之下，日本失去了尊嚴，充分顯示了其真實的被殖民地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由「造反有理」的深入檢討中，認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為工具而充分利用之。

在深入檢討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大宗師亞當斯密被掩藏與忽視的名作──《道德情操論》，其中強調同情心的重要。。。
該書1979年開始中譯，六年後完稿；經過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至今至少有不同譯本二十多種；估計印行應該達百萬本；2016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青少年版專書，將亞當斯密的兩大經典，《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二書與該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讀物並列。。。

此外，據稱溫家寶先生不僅曾經五次公開向外界推薦該書；並且在2013年還曾經在訪歐期間，攜帶此書而推薦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改革開放」，是否由此書之發行可以讓我們想見其一斑？

這才是真實的大戰前後的東亞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