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下午，投資資訊平台 CMoney 貼出公告：即日起停止提供融資維持率，過去的歷史資料也會陸續下架，以後請以證交所的正式公告為準。被市場解讀為「蓋牌」。特別是那天台股盤中跌破 4 萬點，收在 40,039 點，跌 1,564 點。

什麼是融資維持率？融資就是跟券商借錢買股票，自己出四成，券商借你六成。維持率算的是你手上股票現在值多少，除以你借的那筆錢。剛買進來的時候是 166%，股票跌，這個數字就往下掉。跌到 130%，券商通知你補錢，兩天內不補就直接幫你賣掉，這叫斷頭。
所以在大跌的時候，這是散戶最想知道的一個數字：離 130 還有多遠。

7月27日，有媒體引用民間軟體（CMoney）的估算，說大盤維持率已經掉到 143%，快要出現大規模斷頭。隔天證交所出面澄清，說截至 27日，全市場的整戶擔保維持率是 175%，離 130% 還很遠，143% 那個數字是因為沒有把整戶的因素算完整。

再隔一天，那個被說「算錯」的融資維持率，連同它過去的紀錄一起不見了，這就是「蓋牌」的前因。
但兩邊算的東西根本不一樣。

證交所是把所有信用交易帳戶合起來算，裡面包含做空的人。這波下跌，做空的正在賺錢，他們的獲利被算進分子，平均就被拉高了。民間軟體CMoney拿不到每個人的帳戶資料，只能用市場總量去估，而台股借錢做多的規模遠遠大於做空，估出來的數字只反映了做多那群人的處境。所以同一天、同一個市場，可以有三個數字：證交所 175%，玩股網 158%，玩股網再把 0050 這類 ETF 拿掉、只看個股的部分，是 133%。三個都沒有算錯，它們回答的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問題是，被拿出來安撫市場的答案，並不是市場想問的。

經濟日報 7月28日引述法人的解讀：官方提的175%代表券商的資產跟整個金融體系很安全，不會出現壞帳，不是投資人不會被斷頭；民間軟體估的那個 145% 到 151%，反映的才是純粹借錢做多的散戶現在承受的壓力。

CMoney 的說法是，證交所沒有提供完整的原始資料，它過去只能用公開資訊推估，為了避免估出來的跟官方不一樣造成誤會，乾脆全部停掉。這個理由確實合理，但也是問題所在。

CMoney 的主要收入來自把數據賣給法人：投信、投顧、券商，還有海外的量化交易公司，投資決策支援系統是專門用來滿足專業投資法人機構需求的系統。當CMoney被官方公開點名「你的數字不完整、造成市場誤傳斷頭潮」，既然官方不愛，那麼乾脆整條數據撤掉，連歷史記錄一起清乾淨，對自己來說最保險最安全。

同一段時間，玩股網做的事情剛好相反。它把兩個數字都放出來：7月28日含 ETF 是 163.08%，把 ETF 拿掉只看個股是 139.69%，讓你自己判斷該看哪一個。

兩家一樣拿不到券商後台的資料，一樣是自己估的。差別在客戶。玩股網靠訂閱、課程、社群賺錢，面對的是散戶，不需要跟法人交代數據品質，所以它敢把差異攤開來看。

這幾天的變化，每一步都在處理情緒，沒有一步在處理資訊。市場恐慌，官方出來說體系很安全，民間的悲觀數字接著消失。到 29日收盤，散戶能查到的東西比 27日還少。

證交所要說民間算錯，可以。但不能同時做三件事，說人家算錯、自己不提供正確的、然後讓錯的那個連歷史記錄一起消失。CMoney 說「以證交所正式公告為準」，但指的是哪一個公告？現在根本沒有這個公告。如果證交所認為民間估的會誤導市場，那它就有義務提供正確的、每天更新的、可以往回查的版本。不然它做的就是先把燈關掉，再叫大家相信房間裡沒有危險。

7月30日，玩股網的數據還在更新，當天是 131.72%。

圖：2026 年 7月31日玩股網「上市扣除 ETF 資券進出行情」。

杜承哲醫師又在混淆視聽了？他的說法，恐怕將「地方衛生局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兩種制度在目的、權限與調查工具上的本質差異混為一談。

從食安法規實務以及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權責劃分來看，這項指控確實存在將「地方衛生局常態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檢調深度調查」混為一談的問題。兩者的法定目的、調查權限及可運用的調查工具本就不同，因此不能直接相互類比，更不能以專案調查事後取得的證據或資料，倒推例行稽查依法應於事前發現。以下為客觀分析與事實說明：

一、「黃豆熱損率」屬企業內部品管規格，並非法定食品衛生標準

熱損率的性質：
衛福部所提及的「熱損率」（黃豆受熱焦化程度），本質上是企業採購原料時所設定的內部品質驗收規格（Quality Control，QC），屬於企業內部品管制度的一環。熱損率本身不是法定衛生標準，而是可能影響食品安全風險的重要品質控制指標。

國家法規規範：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政府規範的是食品安全衛生標準，例如最終產品中的苯駢芘等污染物是否超過法定限量。目前國家並未針對進口黃豆訂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熱損率上限」。

因此，中聯油脂將原本內部允收的熱損率由0.5%調整為5%，反映的是企業內部品質管理標準的放寬，屬於企業內部品質管理制度的重大瑕疵或管理缺失，而非法定必須主動申報或公開揭露的衛生標準變更。

二、為什麼地方政府去年查廠查不到？

地方衛生局執行的是依法進行的常態例行稽查，其重點主要包括工廠是否符合GHP（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製程管理、設備環境衛生、食品業者登錄及相關法定文件等事項，必要時也會依法抽驗產品。

然而，在沒有檢舉、重大異常檢驗結果、犯罪嫌疑或中央專案指示的情況下，例行稽查通常不會深入調閱企業歷年採購契約、原料驗收紀錄或內部品質管理規範，更不會主動審查企業是否私下調整內部採購允收標準。因為這並非法定例行稽查的主要內容，也非一般例行行政稽查的主要查核範圍。

三、為什麼中央後來能查到？

在油品苯駢芘超標事件爆發後，衛福部食藥署會同檢調機關展開專案調查，調查方式已不同於一般例行查廠，而是透過專案調查及司法程序，調閱企業內部歷年進貨驗收資料、品管紀錄、留樣檢體及相關文件，才得以比對歷年資料，逐步還原中聯油脂調整熱損率允收標準的決策過程及其內部品質管理問題。

換言之，這類資料是透過重大事件後的專案調查與司法調查取得，與地方衛生局平時例行稽查所能取得的資訊範圍有所不同；兩者在法律依據、調查權限及可取得資料的範圍上，本質即有所差異。

結論

將重大食安事件爆發後，中央主管機關與檢調透過專案調查及調閱企業內部資料所發現的管理缺失，直接歸咎於地方衛生局例行稽查「查不到就是無能」或「查不到就是放水」，忽略了兩種制度在法定目的、調查權限及可取得資料上的根本差異。

例行稽查的目的，是確認業者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專案調查則是在重大事件發生後，運用更高層級的行政與司法調查權限，追查企業內部管理失當或違法事證。兩者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以事後專案調查取得的證據，倒推例行稽查依法應於事前發現。

因此，若要檢討制度，應討論的是現行風險管理、抽驗機制及稽查制度是否仍有精進空間，而不是以專案調查事後取得的證據，倒推例行稽查當時就應發現所有企業內部管理問題。如此論述，恐將「法定食品衛生稽查」與「企業內部品質管理」的界線，以及「地方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在制度設計上的不同職責混為一談。

全球的民主制度普遍遭遇困難，有時被稱為民主的中年危機，《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1]），由其書名似乎在呼應這現象，探討台灣民主面臨的困難。這樣的書理應客觀中性，但筆者讀了一些內容後，卻感覺它全面的褒綠貶藍，絕不客觀中性。翻到最後一頁的出版資訊，我看到：
「*本書之撰寫與出版感謝六度基金會（Paramitas Foundation）陳文雄先生，以及文化部的補助。」
讓我們看看這本文化部補助的書如何不公正的褒綠貶藍：

陳文雄在其推薦序中，為賴清德助選並恐嚇讀者：若2028年賴無法連任總統，「台灣可能步上香港後塵，民主自由功虧一簣，走入黃泉。」

書中指出，台灣藍綠惡鬥，双方各自形成同溫層，網路上假資訊汎濫，造成社會對立，人民厭惡政治。這些都是實情，但書中指控，導致這些缺失的原因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餘緒和轉型正義只做半套所致，卻完全是無稽之談！選舉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很容易形成政黨惡鬥，是選舉民主制度本質上的弱點，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是不斷惡鬥，焉能怪罪於威權統治餘緒和轉型正義不足？民進黨已經執政18年並仍在主政中，不思好好治理國家，與在野黨公平競爭，要解散國民黨，才是全套的轉型正義嗎？

書中嚴厲批評，柯文哲、黃國昌和民衆黨是沒有政治立場的民粹。但民主本就離不開民粹，美國總統川普不是更民粹嗎？柯、黃和民衆黨的崛起大多在民進黨的執政時期，若非民進黨執政太爛，他們何能崛起？

作者們寫作這書時，大罷免已經全部失敗，他們卻極力為其辯護。他們既「抹紅」國民黨的立委們，又稱讚：「除了『抗中保台』與『直接民主』兩大動力，在大罷免運動中，更有許多意義深遠的里程碑面向：(1)公共參與的擴大、(2)國家認同的融合、(3)自組織的強度與韌性。」最可笑的是，他們認定賴清德和民進黨都未介入大罷免，真是自欺欺人！

台灣富裕，書中吹噓「讓台灣脫胎換骨的蔡英文八年」，但指出，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屬於國安危機，可部份歸因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其實國民黨的菁英當年支持建立半導體產業，才是今日富裕的主因；國民黨菁英當年也建立全民健保系統，才能在貧富差距擴大下，維持台灣基本的正義和安定。這些都是書中絕口不提的！

書中推崇，史英教授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推動反體罰、反權威的貢獻，並指出這進步是在解嚴後民主化過程中達成的，暗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須為不當教育負責。史和人本是有其貢獻，但也要看另一面，近年老師不敢管學生、校園內相當失序，他們是否也應扛起部份責任？至於不當的教育方式，日本殖民台灣時的奴化教育恐怕比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責任更大（參見《痛心日殖時期的教育》），因為很多教師都是自日殖時代續任到國民黨時代。

選舉民主要求政黨公平競爭，政府行政中立。文化部補助出版褒綠貶藍的書籍，當然是行政不中立，造成政黨競爭不公平，違反民主的規範。民進黨不是民主進步嗎？

[1] 王家軒、呂苡榕、周聖凱、 林運鴻、謝孟穎《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解嚴38年後的觀察與反思》左轉有書，2025.12。

有時候看著身邊那些紅藍綠的朋友，我心裡真的會生出一種有點複雜的感受。
不是憤怒，也不完全是無奈，甚至某種程度上，是憐憫。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之中很多人，不是真的在關心政治，而是在把自己沉進某種偉大的敘事裡面。沉迷久了，最後連自己都忘了。
這種事情，現在太常見了。

綠色的朋友很容易相信，只要建立了新的台灣國，一切問題就會跟著解決。台灣的教育、環保、產業、貧富差距、低薪、住宅正義、世代焦慮，甚至兩岸安全，好像都會在建國完成的那一天自動改善。近在咫尺的中國大陸，也彷彿會突然停止干預，國際社會也會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個新國家。
這當然是一種很動人的政治想像，但問題是：這裡面到底有多少是現實，又有多少只是願望？

很多藍色的朋友也差不多。他們相信，只要把現狀維持住，只要還守著「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只要還抱著那部1948年的憲法，台灣就會永遠平安。紅色不可靠，綠色太腐敗，這些他們看得見；但藍色自身的空洞、僵化、失去動員力與失去想像力，他們卻經常視而不見。

紅色的朋友則更不用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聽起來確實熱血，也確實很能刺激情緒。但我一直很想問一句：民族復興了，你孩子的工作就會自動有了嗎？你那被腰斬又腰斬的資產就會回來嗎？你現在每一年焦慮的醫療費用、養老金不足、地方官僚的粗暴與傲慢，會因為一個偉大口號而自動消失嗎？
答案當然不會。

這就是我為什麼越來越難投入這些宏大敘事。
不是因為我冷血，也不是因為我刻意唱反調，而是我越活越覺得：人民自己才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生活才是政治最根本的內容。
如果一套政治語言，到最後只是讓人忘記自己最真實的困難，那它再怎麼壯麗，也很可能只是另外一種麻醉。

說穿了，很多人不是在參與政治，而是在借政治逃避生活。
逃避什麼？逃避那些最沉重、最瑣碎、也最真實的問題。薪水不夠、房租太高、父母老去、小孩教育焦慮、工作沒有未來、醫療越來越貴、社會越來越不信任彼此。這些問題太難看，也太無聊，沒有史詩感，不適合拿來熱血演講。於是很多人寧可把自己投進一個更大的夢裡：建國、統一、保憲、復興。
因為那些詞比較大、比較亮、比較有戲劇性，也比較能遮掩日常生活裡的狼狽。

問題是，歷史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國家的名字不會自動解決低薪，民族的榮光不會自動降低醫療支出，憲法的神聖性也不會自動讓一個社會變得更公平、更有活力。政治可以改善生活，但前提是它真的願意面對生活，而不是只會拿抽象的集體想像來安慰人。

這也是我始終不願意把自己整個交給任何一種顏色的原因。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紅藍綠三邊最大的共同點，不是彼此差異，而是都太容易相信：只要那個偉大目標達成，其他問題都可以順便解決。

這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心理。
因為一旦你相信這件事，你就會慢慢開始原諒所有錯誤。
只要目標夠偉大，過程中的粗暴可以被原諒。
只要立場夠神聖，自己這邊的腐敗可以先不看。
只要敵人夠可惡，自己的無能就可以被暫時掩蓋。

久而久之，政治就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變成一種類似宗教的東西。
宗教不需要你理解，它只需要你相信。
宗教不需要你修正，它只需要你忠誠。
宗教不需要你誠實面對自己，它只需要你不斷重複信條。
而這正是我最怕的事。

很多人不喜歡我這種人，我完全理解。因為我既不願意跟著紅色高喊民族復興，也不願意跟著綠色相信建國萬能，更不願意陪藍色一起把一切寄託在一個越來越空洞的現狀神話上。

對那些已經把自我整個寄放在政治敘事裡的人來說，我這種人當然很討厭。
因為我不是跟他們正面對罵，我只是問一句很掃興的話：
你講的這一套，真的有解決你自己的生活嗎？
這一句話，往往比反對更刺耳。
於是接下來就會出現那些熟悉的標籤：
犬儒、冷血、自私、說風涼話、假中立、假理性、偽裝者。

老實說，我也聽得很習慣了。
只是我從來沒有打算讓所有人喜歡我。
因為比起讓別人喜歡，我更不願意失去我自己。
這句話說來簡單，其實並不容易。人活在群體之中，總是會被各種力量拉扯：家庭、職業、民族、國家、朋友圈、意識形態。每一種力量都希望你更完整地投入、更少保留地站隊、更徹底地交出自己。
可是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最後真正能守住的，可能不是什麼旗幟，而只是那一點點還願意替自己思考、還願意對自己誠實的能力。
如果連這點都交出去了，那麼你站哪一邊，最後其實都差不多。

我不是反對理想。
我也不是反對政治。
我更不是覺得人只要過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我只是越來越相信，政治如果不能讓人活得更像人，那麼再大的理想也會變質。國家如果不把人民當成主體，再神聖的國號也只是招牌。民族如果只剩下榮光敘事，卻忘了個人的尊嚴與生活，那樣的復興最後很可能只是空殼。

所以我有時候真會覺得，那些過度沉迷在偉大敘事裡的人，不是太有理想，而是太害怕面對自己。
害怕承認自己其實只是個普通人。
害怕承認生活問題比政治口號更難。
害怕承認自己所依附的立場，並不能真正拯救自己的不安。
於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整個交給一套現成的語言。讓它替你思考，替你發怒，替你判斷，替你安慰。
這樣當然很省力，但代價就是，你慢慢不再是你自己。

我並不覺得自己多高明。我只是希望，在這樣一個越來越情緒化、越來越部落化、越來越被巨型敘事吞沒的時代，還能保留一點最基本的東西：
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己在乎什麼。
知道生活比口號更真實。
知道人民比敘事更重要。
知道自由比崇拜更珍貴。
如果這樣會讓我看起來不合群，甚至顯得讓人討厭，那也沒辦法。
因為比起成為一個討人喜歡的人，我更害怕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而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能力之一：
在所有偉大的聲音都叫你交出自己時，還願意替自己保留最後一點清醒。

根據清朝屠寄寫《蒙兀兒史記》的記載，元朝時期按照被蒙古人自己征服的先後時間，在優先順位的排序上，將全體人民區隔成四種階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蒙古人在當時將自己稱作「國人」，這是主體民族；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漢人」要特別加個括號，因為這是指曾經被金朝統治的漢人，包括女真族與契丹族這些臣民；「南人」則是指曾被南宋統治的漢人，或包括西南少數民族這些臣民。這種制度不僅從政治角度裂解「漢人」，藉由資源重新分配來製造彼此的對立性，更從族群投降與依附的先後來判斷其政治可靠程度，各自賦予不同的身份與權利，藉此凸顯蒙古人的優越政治位置，從中羈縻各族群。

我在念清大歷史碩士與博士期間，修過元史專家蕭啟慶教授的課。他研究元朝計有四百七十三位「宰執」，這包括由皇太子擔任的中書令（不常設），還有中書右左丞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再來的副職有右左丞與參知政事，全都合稱「宰執」。這些重臣中，蒙古人與色目人佔比七成，漢人與南人佔比三成，而且兩者的差距隨著官職高低不斷擴大，職位越高漢人與南人的佔比就越低，尤其南人始終遭受嚴重排斥。蒙古人與色目人係政權的主要參與者，尤其色目人的統治技術強，其宰執的任用人數甚至超越蒙古人，但其中擔任宰相者始終是蒙古人為主，平章政事這種高階技術官僚則主要是色目人。

為什麼我們要談元朝那點事兒？這是因為臺灣當前的族群結構，正與這種元朝族群現象如出一轍。臺灣向來有「四大族群」（後來有五大族群）的說法。這種說法的產生，最早出自國立臺灣大學陳紹馨與哥倫比亞大學傅瑞德兩位教授撰寫與出版的《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二冊：社會基圖）。在這本書中，他們根據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戶口普查資料，依照省籍、語言與血緣，將臺灣的族群區隔成「祖籍福建的本省籍民」（意即閩南人）、「祖籍廣東的本省籍民」（意即客家人），還有「山胞」與「外省籍」這兩種人。後來蕭新煌教授則按照四大語系提出「閩南」、「客家」、「山地」與「內地」這四種人。

民國八十二年（1993）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與葉菊蘭兩人正式提出「四大族群」的分類概念後，經過多年，這種對於臺灣族群的區分說法，已是形成相當普遍的族群想像。至於第五大族群新住民族群則向來是頗難清晰釐清的群體，如果拿民國一一三年（2024）三月的統計來觀察，其人數快要六十萬人（已經超過原住民族群五十九萬人），其中大陸籍或港澳籍配偶就有三十八萬人（佔六成五），其餘外籍配偶則有二十一萬人（佔三成五），後者人數前三名是越南、印尼與菲律賓，但前者與後者的族群認同並不相同，甚至前者因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當外省族群認同獲得確立，更有可能會轉而認同自己屬於外省族群。

常見有人說「高級外省人」，或許這曾是某些政治權貴心中的想法，卻絕對不是絕大多數跟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灣的無數外省家庭的真實寫照。我就出生在鐵皮怎麼擋都遮不住天空的眷村中，那條街稱作克難街，我們家就在車子行經會震耳欲聾的馬路上，地上充滿著骯髒的污水，四周洋溢著腐臭的氣息，但即使活得如此艱難，我們家堅持的家風是教養，人再窮志氣都不可窮，相信這是無數外省族群都有的家庭生活經驗。外省人多數沒有機會搭上政治的順風車，當李登輝擔任總統後期開始撕裂族群，強調「臺灣認同」，多數外省人卻接著要承受被批鬥的苦果，「不認同臺灣就滾蛋」成為外省族群普遍面臨的二元對立抉擇。

直到此刻，「外省人」已經變成被污名化的負面詞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的青年不肯承認自己是外省人，如果你膽敢聲稱自己是外省人，你就會被蔑視說成是「中國難民」，說這些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帶有「大閩南主義」思維的閩南族群，這類人在清朝時期壓制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視作日常，解除戒嚴後，依憑著族群的優勢人數比例（佔全臺灣人口超過七成），開始針對外省族群展開攻擊，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要不就閃躲自己的認同，要不就轉而學一口俚俗的閩南語（通常被稱作「臺語」），避免被人認出自己的族群，其實，這種閩南語常是白讀音，而不是文讀音，意即這種「臺灣認同」並不來自真正古典的閩南文化。

檢視當前臺灣社會，不難發現經由民進黨執政十六年（計有陳水扁與蔡英文兩任總統），臺灣社會已經出現「族群階級化」的政治現象，如果我們拿相當於元朝的「宰執」這一統治階層來看：陳水扁總統八年任期中共任命六任院長，包括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還有後來張俊雄再回任，除唐飛是外省人外，其餘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再加上八任副院長，包括游錫堃、張俊雄、賴英照、林信義、葉菊蘭、吳榮義、蔡英文與邱義仁，除林信義是外省人而葉菊蘭是客家人外，其餘六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統治階層中閩南族群佔比七成八，這已經比元朝時期的蒙古人與色目人相加比例還要高。

再來看蔡英文總統八年任期，其共有四任院長，包括林全、賴清德、蘇貞昌與陳建仁，除林全是外省人外，其他三位都是閩南人；再加上五任副院長，包括林錫耀、施俊吉、陳其邁、沈榮津與鄭文燦這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蔡英文擔任總統期間閩南族群佔比八成八。現在將兩任總統合計，則閩南族群佔比高達八成三，由於接著賴清德尚未結束其總統任期，我們還不能「蓋棺論定」，但光就前兩位總統來看，數字會說話，閩南人已經是統治中華民國的統治族群，其竟然比元朝統治中國的蒙古人與色目人兩者相加佔比都還要高，閩南人纔是「高級臺灣人」，其他族群都要向這一族群靠攏，這應該不會有任何疑問。

元朝的四等制更適合拿來思考臺灣的族群階級化現象，主因來自元朝的族群歸類並不完全來自於血緣產生的種族，兩者都是圍繞著政治認同而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位置。現在我們來解釋臺灣社會已經出現的「五等族群階級制」：

第一階級是閩南族群：這個族群是「統治族群」，本來有古典的閩南文化，卻長期被政客利用來「拉幫結派」與「打擊異己」，自身因去中國化浪潮帶來的嚴重影響，正面臨族群意識被淘空的危機，其族群文化的深刻面沒有被闡發。

第二階級是新住民族群：這個族群被政客視作「樣版族群」，尤其是特別彰顯來自越南、印尼與菲律賓的外籍配偶，提供相關母語教學給其孩子學習，課本更會訴說孩子陪著母親回鄉探親，藉此凸顯「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三階級是原住民族群：這個族群同樣是「樣版族群」，常被政客利用來擴大聲稱「我們都是南島語族」，現在民進黨政府更擴大經費支持，展開建構臺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規劃研究，藉此同樣對外展示出「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四階級是客家族群：這個族群是「硬頸族群」，儘管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卻長期不支持民進黨（尤其苗栗縣始終都是鐵板一塊），但該政黨常會拔擢客家人擔任統治階層中的副手位置，藉此彰顯「族群平等」。

第五階級是外省族群：這個族群是「邊緣族群」，長期被人惡意攻擊，任何外省人只有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纔有人生出路，甚至要比閩南族群更激烈主張「臺灣獨立」並攻擊對岸，纔能獲得翻身的機會，加入到統治階層的隊伍中。

按照這個「五等族群階級制」，外省族群多數人普遍已經是「低級外省人」，如果要成為鶴立雞群的「高級外省人」，只有依附統治族群否則別無他法。但解嚴後逐漸發展成這種扭曲且異化的社會現象，這對臺灣族群和解共生絕對不利。元朝依靠族群階級化來鞏固蒙古人的族群利益，但元朝卻只有九十八年的國祚，蒙古人就不得不退回蒙古，中華民國要長治久安，絕對不可能任由閩南族群打壓外省族群來完成。根據西元二００一年人口普查，俄羅斯人佔烏克蘭人口的一成七，當佔比七成八的烏克蘭人多數因不再承認自己是斯拉夫民族，打壓境內的俄羅斯人卻帶來烏俄戰爭，我們更要有膽識主張「臺灣絕對不能變成烏克蘭」。

因此，愛臺灣，就要打破這種族群階級化的壓迫現象。族群議題從來都是政治議題，絕對不可能靠著聲稱臺灣各族群已經長期通婚，就不會有「族群壓迫」的事實，外省族群正靠著「滅絕自身」來取得閩南族群的認同，這種「異化的臺灣認同」從來不是「健康的臺灣認同」。「健康的臺灣認同」需要尊重每個族群都有合法生活於臺灣的空間，怎麼能把長期辱罵某一族群「滾回中國去」視作理所當然？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其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籲請外省族群承認我們已經是「低級外省人」的現實，開始凝聚自身的族群意識，攜手展開族群復振工作，並對外訴求制訂《族群平等法》，正式確立我們族群在法律層面的位階。

各位同胞，承認現實並不可恥，最可恥莫過於任人宰制，知道現實卻拒絕奮鬥。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我曾有個官司，從地院初審，打到高院更七審，歷經了14年，好像整個人的生活，就是在跑法院，那時的我，人疲馬乏，極為無助，對生命悲觀極了。
整個人生，完全翻轉，覺得像掉在谷底，絕望失意，但還是要咬著牙走下去，畢竟人生只有一回，未來路還很長，怎能不堅持？

遇到各種不同的法官，有的疾言厲色，也有的溫和委婉，有的問案時，鉅細靡遺，也有的言詞粗鄙，令人瞠目。
有的法官，端坐庭上，一語不發，閉目養神，彷彿神遊太虛，讓人摸不著頭腦，也有的法官，磨刀霍霍，摩拳擦掌，如臨大敵的，形形色色，讓我大開了眼界。

而在審訊的過程，有的法官，刻意選擇性的忽略，也有的法官，不查證據，只憑想當然爾，便宜行事，在法官的眼中，我們只是群待宰的羔羊吧？生殺取捨，皆由他說了算，如此的審判，真能公正嗎？

更有趣的是，有次審案的法官，居然遇到舊時的同學，往日情懷，歷歷在目，如今，一個高高在上，一個淪為階下之囚，令我啼笑皆非，無限感慨。
多年以後，同學會上，再次相逢，陶然一笑，他說沒幫上忙，我說讓你為難了，同學情誼不變，只是有些遺憾，這不就是人生嗎？

所以，我不相信台灣的法官，我也不相信，台灣的司法，整個審判，就像一場猜謎大會，誰也猜不出結果，任憑法官主觀的判斷和當時的心情。

現在的司法，更是複雜，除了法官個人的偏見，又加上了政治的立場，更是無法有客觀公正的判決，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司法，真是個笑話，還能有什麼期待？

國台辦發言人近日猛批，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言頻頻煽動兩岸對抗，高調「號令」台灣政治人物「聽訓」，把自己當成了統治台灣的「太上皇」。

外界一般只注意到，大陸官方如此點名特定的美國駐台官員，確實相當罕見，卻很少注意到國台辦發言人還提到，谷立言違背了川普訪問北京時做出的嚴肅表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所謂的「太上皇」，既是説谷立言操縱台灣政治，並暗示他已超越一個職業駐外人員的權限，甚至跟川普對着幹。也就是説，台灣藍綠政客搶着迎合的谷立言，有很多教唆台灣必須這個那個的話，根本也代表不了川普的意志。

講白了，過去蕭旭岑就曾經説，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中，大概也就比科長大一點。可他因頂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頭銜，來到猶如美國屬地的台灣，所以就把自己當成了「太上皇」。實際上，這谷立言最多也只是「欽差」，真正的「皇帝」仍是在白宮的川普。

美國自1978年與台灣當局斷交之後，便改用表面上「非政治性質」的AIT繼續維繫美台關係，除了在台灣本地派駐處長，另有設立在華盛頓近郊的AIT總部主席。然而，自從拜登時期任命的AIT主席羅森伯格被川普免職後，至今都沒有補上新的主席，對川普來説，AIT存在的意義幾乎只剩象徵性的「門面」，谷立言就是守門的「門衞」罷了。

而對谷立言和他代表的龐大美國建制派來説，川普對台戰略收縮的傾向，讓他們感到了危機。正如近來美國《外交事務》期刊連續刊登的多篇文章，都在探討川普「棄台」表現得太明顯，甚至暫停對台軍售，會讓美國本來還可以放久一點的棋子，面臨必須短線拋售的境地。

這些所謂美國建制派，這十年來一直炒作「中國威脅論」，鼓動美國決策圈放任台獨勢力挑釁中國紅線，相信如此才能牽制中國的壯大。他們尤其結合軍火商兜售戰爭，既可通過兩岸對抗牟利，一旦真的炒作過頭釀成戰禍，美國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風險，一切由台灣「自我防衞」，甚至一些反華鷹派還認為，讓台灣去做「豪豬」「毒蛙」，還能替美國消耗中國大陸，美國穩賺不賠。

只不過台灣民眾近年來愈來愈清醒，看清了美國不但不可靠，而且根本是在對台灣敲骨吸髓。谷立言這些美國建制派，於是又發明新的花言巧語，改用「蜂巢」取代「豪豬」，把無人機吹上天，説台灣只要同時擁有空中、水面、水上無人機，就可以像蜂巢從方方面面對付大陸，甚至當美國正在掏空台積電的此時，還鬼扯台灣可以重金發展無人機，便能打造下一個如台積電的「護台神山」。

其實對多數台灣人來説，誰都知道台灣根本沒那個條件搞無人機和大陸較量，這不過又是美國軍火商和民進黨當局拿「抗中」做生意的新花招。可偏偏一直被我稱為「藍美人」的國民黨親美派，卻還幻想如今川普冷待「綠美人」民進黨，「藍美人」便有機會獲得美國寵愛，甚至「藍美人」自己內部都要先爭寵一番，藍營幾個所謂「大咖」搶着訪美比接待規格，包括在台灣也得爭抱谷立言大腿，跟着幫腔「無人機」有多神，對台灣有多麼重要。

這就難怪谷立言能夠僭越川普，自比「太上皇」，因為一堆想當「兒皇帝」的藍綠政客，包括現任的台灣領導人賴清德，都攀不上正牌的「皇帝」川普，只能在台灣緊貼谷立言找安全感，最後就出現這種「太上皇」和「兒皇帝」相互取暖的怪現象。

但説到底，這種怪象也只能在島內瞎搞，終歸要隨「東升西降」及中美走向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逐漸化為歷史的塵埃。

偶然在查找資料中，發現一則新聞『貴族仍是大地主 1％的人掌握英國過半土地』，好奇之下再查找英國最大地主，發現這則新聞『英國33歲「最富公爵」要結婚了！身價百億、擁半個倫敦地皮 』，英國最大的地主是休格羅夫納，被戲稱擁有1/3英國的男人，被評為英國女人最想嫁的單身漢，這種只要出身好，一輩子不用奮鬥，就有錢花用，著實令人羨慕。

但是，這類人在英國畢竟是少數，只占1%，99%的英國居民仍需要靠奮鬥才能買房，甚至在倫敦地區，因為休格羅夫納佔有半個倫敦，居住在倫敦地區的居民多數只能租房。像這樣的少數大地主財富的累積是透過大多數人辛勤工作來供養，而且排擠多數人民的生存權、居住權，是我們該摒棄的。因此，像這類的大地主階級是應該透過土地改革，將多餘的土地釋出分配給一般人購買使用的。

有人會說這是祖先留下來的基業，憑什麼過戶給他人？或者是共產黨剝奪人民私有財產，是不公不義。首先，土地真正的擁有者是國家，個人只有使用權。至於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土地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那是因為過去封建時期未對土地有過多的限制，比如土地的繼承、分割、購買數量、用途等，以至於個人會誤認為土地是私有財產，他們多麼希望能像休格羅夫納一樣，靠著土地兼併收租致富。順帶一提，英國是有永久產權的，即購買後沒有房屋稅、土地稅，世代能傳承，我想，像休格羅夫納那樣的英國貴族，土地應該多數是永久產權的。

重新分配過多的、多餘的土地資源，並不是不公不義，真正的不公不義，是靠著佔有壟斷土地資源，吸取人民辛勤勞作的成果而致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國家，遺產稅會這麼高的原因，因為國家反對不勞而獲。有人會說，像休格羅夫納那樣的大地主，也會做慈善公益、造橋鋪路等等，我們不應該對這樣的大善人恩將仇報，剝奪他們的田產。首先，當然肯定大地主不乏有善行善舉，但像大地主這樣階級存在，是對階級的固化、與封建的階級種性制度一樣，是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

民國初建，雖然消滅帝制、實施共和，但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封建的大地主階級依然存在，農民辛勤耕作終年卻食不果腹，地主依靠土地卻能靠收租致富，為了讓大地主釋出土地所有權，必須推動土地改革，因此在中國爆發內戰，由人民支持的共產黨取得勝利。十餘年之後，再廢除西藏農奴制，過去由5%的西藏貴族，掌控西藏95%的西藏土地，不復存在。農奴分得能耕作的土地，徹底完成西藏的解放。

因此，在近代中國大陸與台灣，甚至是日本、韓國都有做過土地改革，基本上消除像像休格羅夫納一樣的大地主階級。人對於所處的立場的不同，對事情的判斷也不同，例如你是一個租房者，往往會抗議房價高昂，但如果你是一個房地投資者，往往希望政府開放購買房產的數量、降低購買房產成本。共產主義並不反對個人透過努力追求財富，反對的是靠壟斷資源的不勞而獲。

多數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反共』，像彭湃這樣的既得利益者，拋棄自身的田產，分給農民耕作，畢竟是少數。因此，要促成土地改革，往往只能是強制性的，有人說共產黨違反人性，是的，是違反人性，是怎樣的人性？是不勞而獲、好逸惡勞的人性，『反共』者並不追求人人平等，相反的是追求階級種性、經濟上的特權。

在台灣，林堉璘、林榮三是台灣最大的地主，擁有的土地多達40萬坪(約1.32平方公里)，但是比起休格羅夫納擁有的土地(約537平方公里)，仍然是小巫見大巫。台灣雖然是進行了土地改革，但是未對購買數量做出限制，或者有但限制極少、稅賦極輕。似乎地主只是變更了型態，由過去的地主轉變成了店主、房東，過去高額的田租轉變成高額的店租、房租而已，消滅階級的不平等竟是這麼的不容易，但有做至少能抑制像休格羅夫納這樣的地主存在，或許台灣的房地政策能效法德國，對於炒房行為處以高額罰金，使其購房成為不是絕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