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下旬，陳儀赴台接收前，在福州設下餞行宴。酒桌看似熱鬧，其實暗流湧動：軍統著眼治安與威權控制，台籍人士期盼能在新政中獲得位置，商界關心通路與物價，另有左派在一旁觀察風向。四股力量在同一張圓桌上交會，映照著光復初期即將面對的現實——語言隔閡、用人爭議、物價不穩與治安隱憂。
翌日，陳儀將抵達台北，主持受降典禮；而這前一夜的福州宴席，像是一面鏡子，把台灣戰後初期的矛盾、期待與彼此不安，都先行照了出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5幕 赴台前夕 宴會交鋒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23日（晚間）
地點：福州某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即將赴任，語氣沉穩，胸懷民族情感。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地方主政，恭敬周旋。
許德輝（45歲）：
軍統代表，語氣強硬，警惕左派滲透，與陳儀關係微妙。
李友邦（47歲）：
台灣義勇隊創建人，主張台灣人參政，立場務實。
嚴秀峰（40歲）：
李妻，三青團骨幹，冷靜觀察，潛在統戰橋樑。
沈仲九（43歲）：
延安地下工作者，謙遜低調，善於觀察。
胡允恭（29歲）：
沈仲九助理，低調記錄，冷靜應對。
陳姓商人（約40歲）：
台藉糖鹽商人，高雄大地主，眼光敏銳，捷足先登。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10月下旬　福州送行宴」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前的最後一夜，陳儀在福州設宴。酒過三巡，人人敬語，人人試探。
歷史的風暴尚未來到，但裂痕已然顯現。」
【劇情主體】
（圓桌佳餚豐盛，酒氣氤氳。眾人舉杯言笑，暗藏角力。）
黃市長（舉杯）：
「行政長官即將東渡，肩負重任。我福州市府以薄酒餞行，祝行政長官政通人和，賀台灣重歸祖國！」
陳儀（沉穩回敬）：
「此行赴台，不是為做官，而是為還我山河。台灣五十年未歸，今朝必須重回中華文化。」
許德輝（急切）：
「行政長官，此行不可掉以輕心。島上有殘留的日本人勢力，還有潛伏的左派。我們軍統方面一定全力配合。」
（沈仲九、胡允恭默然記錄。李友邦放下酒杯，語氣穩重。）
李友邦（圓融）：
「行政長官說得對，大家齊心合力，讓台灣五十年的離散成為過去，重回中華文化。」
陳儀（誠懇）：
「李先生有抗日之功，為台灣民眾所敬仰。我們此行，正要結合台灣有志之士，好好地重建台灣。」
嚴秀峰（輕聲）：
「只要給我們三青團多一點信任與參與，我們三青團一定會展現實力。」
許德輝（低聲質疑，壓抑懷疑）：
「三青團有多少實力，真到用時，能派上用場嗎？」
沈仲九（微笑，穩重）：
「靠東靠西都不如靠群眾。我們只要用對人，就能水到渠成。」
（氣氛凝重。黃市長舉杯，語氣爽朗，試圖緩和。）
陳姓商人（穩重中帶幽默）：
「今晚這席，正像未來的台灣。雖然各有立場，但志同道合。這一餐，就由我作東吧！」
（席間先是短暫沉默，接著笑聲響起，壓抑的氣氛逐漸化解。鏡頭推遠，燈火通明，酒宴進入高潮。）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10月下旬，赴臺在即。10月24日，陳儀自上海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10月25日），於臺北公會堂主持『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方由安藤利吉出席並遞交降書。自此，臺灣名義上重歸中國，一場由戰場轉向日常治理的交接，在臺北的正廳與廣場同步展開。」
「而在此前一夜，福州設下餞行宴。軍統要員、臺籍菁英、商界代表與幕僚同席，潛伏者亦在場觀風向。酒過數巡，四股力道逐漸浮現。這場看似餞行的酒局，實則已預演了光復初期的矛盾：語言隔閡、用人爭議、治安問題與物價動盪。」
「10月25日受降當日，陳儀透過廣播發表演說，宣示若干施政方向：
1. 尊重既有習慣，施政不可操之過急；
2. 推行國語教育，並兼顧地方語言與文化；
3. 改革司法，逐步汰換日制；
4. 平抑物價、穩定糧食；
5. 改善勞工待遇；
6. 公正用人，不限省籍；
7. 重建交通、醫療與衛生；
8. 提倡廉政，嚴禁貪污；
9. 維持治安，查緝黑市；
10. 培養地方自治，逐步落實三民主義。
這十要點，描繪出一幅理想藍圖。但隨後的現實卻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物價飛漲、治安惡化、民心失望。福州的酒桌笑語，最終在台灣化作矛盾的序曲。
歷史的裂縫，就從這一夜的酒宴開始擴散。」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5/10/23–10/25）：記錄赴臺行程節點（10/24 松山抵臺、10/25 受降）與當日要務。
•受降典禮官方影像與說明：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相關圖文、年表與典禮儀節敘述。
•李友邦／嚴秀峰回憶材料：戰後初期「臺籍入局」與青年動員的敘述脈絡。
•軍統系回憶與採訪文獻（許德輝相關）：戰後秩序控管、對左翼滲透之警覺與作法。
•沈仲九／胡允恭相關文獻：延安統戰語境與對臺情報工作之回顧（屬回憶層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陳儀率接收班底抵達福州，白日裡忙於政務、接待與整合地方力量；然而夜幕低垂後，另一條隱密戰線也在悄然展開。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在東園飯店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對台情勢、組織動向與可能的合作方式。這場僅有幾盞煤油燈照亮的密談，讓國府接收系統與延安聯絡網首次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夜裡交會。
表面上，福州只是赴台前的中轉站；但在這昏黃的雅廳裡，台面上與台面下的準備同時啟動，台灣戰後政治布局的多重軌道，也從此悄悄形成。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4幕 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中旬（上午11點、晚上）
地點：福州——市政府辦公室、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被國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945年年終赴台接收。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配合陳儀整合地方資源。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受延安方面委派任務的學者，沈蕙堂弟，措辭謹慎。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延安方面交辦任務。
李友邦（47歲）：
曾組織「台灣義勇隊」，原軍統系統出身，曾與延安方面有接觸。
嚴秀峰（24歲）：
李友邦夫人，三青團背景，沉著穩重，擅於周旋。
副官、地方官員：
配角，襯托場景。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10月，福州：白天接待，夜晚密談」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接收在即。福州成了臨時前進基地。白天，人聲鼎沸；晚上，低語交錯。這一天，明爭與暗爭同時啟動。」
【上午場景：市政府辦公室】
（國旗與蔣公像高掛，桌上文件堆疊。氣氛緊張莊重。）
黃曾樾（恭敬）：
「行政長官即將赴台上任，我市各部門會全力配合。聽說台灣百姓還留著不少日本統治時期的習慣，政令推行需因地制宜。」
陳儀（口語嚴正，簡潔）：
「所以更要立下紀律，把方針說清楚。百姓都在看，我們得拿出行動，而不是光喊口號。」
（敲門聲。副官入內。）
副官：
「主任，沈教授與助理已候在外。」
陳儀：
「請進。」
（沈仲九、胡允恭進入，整衣行禮。）
沈仲九（從容）：
「市長，久仰大名。」
「行政長官，能隨行赴任，深感榮幸。」
陳儀（審視，語帶試探）：
「你姊常提起你，說你只愛教書，不肯拋頭露面。我還以為你這種書生，不願出來做事。」
沈仲九（微笑欠身）：
「教書久了，能隨行政長官赴台，正好該出來做些事了。」
黃曾樾：
「教授能出馬，真是台灣之福。這位助理是？」
沈仲九：
「胡允恭是我助理，通日語，對台灣民情多有涉獵。」
胡允恭（謙遜）：
「願聽從行政長官、市長的調遣。」
陳儀（從容）：
「台灣需要能做事、敢擔當的人，歡迎你們參加。」
沈仲九：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鏡頭跟拍沈仲九、胡允恭走出門外，陽光照亮長廊，兩人目光一瞬交會——無聲的默契。）
【晚上場景：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煤油燈光搖曳，牆上陰影閃動。樓下樂聲遠遠傳來，混著碗盤聲。桌上放著未動的黑咖啡。）
（門外三聲輕敲。）
胡允恭起身開門——李友邦與嚴秀峰進入，衣著樸素，神情謹慎。
李友邦（環顧四周、壓低聲音）：
「這裡安全嗎？」
沈仲九（沉著）：
「放心，是我們挑的地方。」（示意入座）
（四人落座，短暫沉默，只有勺子碰杯子的聲音。）
李友邦（直視二人）：
「你們代表那個單位？」
沈仲九（語速平穩）：
「延安的相關部門。」（停一秒）
「是周書記親自交代的。」
李友邦（眉頭一動）：
「過去我聽周書記調度過。今日你們來，不是要人，而是尋求共同推動某些事務？」
胡允恭（謹慎）：
「不是徵召人手，是一起合作。台灣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先各自安置，待時機成熟再聯手行動。」
沈仲九（誠懇）：
「你不是蔣的人，也不是南京要員。你是台灣人，能號召台灣學生及基層百姓，這一點周書記非常器重你。」
李友邦（沉思）：
「是哦，我只在意，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沈仲九（語氣堅定）：
「你想做些什麼，我們願意盡力協助你們。」
（嚴秀峰微微頷首，李友邦神情謹慎。沈仲九暗露支持。四人目光交會，形成初步默契。）
（煤油燈映照著筆記本與地圖，影子搖動。筆線在地圖上交錯，像命運的蛛絲，慢慢連向台灣。）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 年 10 月，陳儀班底在福州集結；白天，陳儀與沈仲九、胡允恭等人在市府商議接收事務與政令推行；夜晚，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情報與動向。當夜煤油燈下的密謀與地圖旁的筆記，標記了明爭與暗鬥同步啟動的時刻；臺灣統一戰線的雛形，正悄然成形於福州的昏黃之中。
李友邦，生於今新北市蘆洲（1906），是台灣著名的抗日份子，早年赴廣州投入黃埔軍系，長期參與抗戰與臺灣抗日運動。1939 年屬國共合作時期，有研究與回憶文獻指出，李友邦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在其建議或統戰構想下，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名義上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實際運作則與周恩來、潘漢年的統戰與情報系統關係密切。1943年國民政府內部掀起「整肅外僑運動」，李友邦遭軍統逮捕，關押於重慶郊外的看守所；其後在周恩來斡旋下獲釋。二戰結束後，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臺，其後轉入三青團體系，先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1946年義勇隊被令解散，改任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在台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但其角色早被質疑並遭軍統監視，由於李友邦倡導「台灣自治」，所以成為台灣戰後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6. 本幕史料來源
•1945年10月陳儀短暫停留福州、整合幕僚 —— 本幕時空與人物同框之基礎事實（行程紀要與地方年譜可證），黃曾樾（代理市長）與陳儀同席具理據。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p.214–216：記載「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周恩來年譜》（1940–1945 年條）：重慶與延安期間對海外台灣人士之統戰聯絡，與《潘漢年傳》可交叉印證。
•《李友邦先生年譜》（臺北：李友邦將軍紀念館），pp.46–47：述及「抗戰期間曾與周恩來方面人士有過接觸」。
•國家人權記憶庫：〈李友邦〉人物條、〈李友邦案〉事件（生平脈絡、1952 年審判與槍決時序），補足人物後段史實。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 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作為李友邦史事的地面化展示與地方記憶佐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秋，沈仲九在堂姊沈蕙的牽線下，第一次踏入陳儀寓所。表面是親戚互訪，實際上是一場帶有任務意味的接觸。沈仲九以留日背景與學術身分，提出「文化顧問」的構想，藉此尋求參與接收工作的正當窗口；同時暗示可引介胡允恭作為外圍協助。陳儀出於信任家屬，也出於台灣接收任務的需要，對此表達開放態度。這場茶敘語氣平和，但其背後象徵著國府接收體系與外部力量的第一次交會。
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行政命令的延伸，而多了一條安靜卻持續推進的隱線。情報與人脈的佈局，正悄悄從南京一間書房開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3幕 拜訪陳儀 暗線成形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9月中旬
地點：南京—陳儀寓所（室內／客廳茶敘）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國府受命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表面友善，內斂多思）。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留日背景，為陳儀圈內之知識分子（肢體斯文，但眼有深意）。
沈蕙（約50歲）：
陳儀之妻，出身良家、有社交能力，溫婉能體面招待賓客，是沈仲九進入陳家的一個重要牽線者。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潘漢年指派前往南京進行接觸任務。年輕機警、言行謹慎，擅長周旋與偽裝，表面為學者或助理身分，實為外圍聯絡與掩護者。
助手／女傭（可選）：
端茶、出入，做為場面自然流露之角色。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秋 南京——暗中角力的起點」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年9月，重慶談判場內握手寒暄，檯面下卻暗潮洶湧。南京作為國府中樞，成了另一個無聲戰場。沈仲九憑姻親之便走入陳儀寓所；這不是敘舊，而是一場有備而來的試探。」
場景描寫
（陳儀寓所內，午後光線柔黃。客廳中老式茶几、幾盞檯燈，牆上掛字畫。女傭端茶，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寒暄有禮）
對白與動作
（入場：門響。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行禮寒暄）
陳儀（和藹招呼，語氣禮貌）：
「仲九，好久不見。近日時局多變，來得正好。請坐——上茶。」
沈仲九（斯文一笑，目光審慎掃過陳設）：
「謝謝姊夫。日本終於投降了，百姓總算盼到安寧的日子。聽說姊夫即將赴台接收，若我能為台灣的回歸盡分心力，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學習與挑戰。」
（沉穩的過場，侍者退至一旁）
陳儀（略顯意外）：
「哦？仲九，有意赴台？」
沈仲九（語氣平和、含試探）：
「我教的是社會學，對日本社會與台灣情形略有涉獵。若能以『文化顧問』之名，協助姊夫擔任民心教化工作，或可減少接收期的摩擦。」
陳儀（沉思片刻，露出歡迎而審慎的笑）：
「此話當真，只是台灣形勢複雜，仲九若願意赴台，姊夫當然歡迎。」
沈仲九（含蓄而堅定）：
「太好了。我還想推薦我的學弟協助我。他叫胡允恭，也是學社會學，小四歲，對台灣情勢有基本了解，人機靈也懂日文。」
陳儀（口氣慎重，語帶警惕）：
「很好、可以哬，你跟你學弟連絡後，就可以安排動身了。記住你們是有任務的，赴台的事，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沈蕙（淡然一笑，端菜出場緩和氣氛）：
「看你們聊的這麼開心，飯菜好了，你們邊吃邊聊。」
【場景收束】
（氣氛平和。鏡頭由餐桌近景緩推遠，低聲交談、餐具輕響。燈光漸柔。沈仲九面露微笑，眼神卻深沉。畫面凍結於三人同框之間。）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分段顯示）
「9月上旬，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警備總司令；接收台灣進入籌備期。」（停幾秒）
「同月中旬，沈仲九經由姻親進入陳儀寓所，以『文化顧問』之名取得信任；胡允恭則奉延安指令，準備南下，成為外圍掩護。」（停幾秒）
「這場餐敘看似家常，實則具有重要象徵。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國府的單線劇本，幕後已有另一條隱線介入。」（停幾秒）
「五十年殖民剛結束，台灣社會既歡欣又不安：百姓盼新政，卻憂慮前途；國府謀政通人和，內部卻有矛盾。真空的縫隙，正好提供中共地下黨的佈局。」（停幾秒）
「沈仲九以日語與學養處理日本遺留事務；胡允恭年輕有活力，便於外圍活動。兩人一內一外相互支援，從台灣接收開始，逐漸深入後續的治理。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9–10月條）——記載赴台籌備與接見親友之事。
•《沈氏宗譜》支卷三，第32頁——說明沈蕙與沈仲九為堂親。（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八一一決定」，指導對台滲透與統戰。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胡允恭、沈仲九任務佈署。
•胡允恭〈關於沈仲九問題的幾點意見〉（1954年，南京大學）——說明兩人合作背景。
•《饒漱石回憶錄》（1983年內印本）〈戰後華中局會議〉節——述對台策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抗戰甫告結束，中國正準備重建，但國共關係已暗伏緊張。重慶談判吸引全國目光之際，中共中央在場外同步研判戰後局勢，認為沿海與島嶼將成為未來關鍵節點，其中台灣尤需提前布局。周恩來、潘漢年、饒漱石等人於重慶與華中多次溝通，形成一致判斷：接收台灣期間，必須以人脈與情報工作搶得先機。於是決定循「學者—親屬」的方式切入，由沈仲九以姻親與文化身份貼近陳儀，而胡允恭則負責外圍掩護與聯絡。
這一幕揭開整個佈局的序曲：台灣表面由國府接收，但背後的資訊與人脈角力，早在戰後的第一個月就已悄然展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幕 渝京密議 布局台灣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8月28–29日（抗戰結束、國共重慶談判期間）
地點：重慶，國共談判場外一處僻靜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董必武：
生於1886年3月5日，湖北黃安人，時年五十九歲。他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任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副代表，常駐重慶曾家岩五十號，負責對外談判與法政統戰工作。
周恩來：
生於1898年3月5日，江蘇淮安人，時年四十七歲。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南方局書記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首席代表，主持整個重慶談判與國共接觸的方針。
饒漱石：
生於1903年9月，江西德興人，時年四十二歲。彼時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駐地在安徽蚌埠，全面負責華中與華東地區的政治與軍事部署。抗戰勝利後，他主持「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會議，將福建、廣東、海南與台灣列為統戰與情報工作的前哨。
潘漢年：
生於1906年1月，江蘇宜興人，時年三十九歲。身為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先在蘇南、南京間從事情報與對外工作，接獲饒漱石指令後赴蚌埠開會，隨即飛往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報告華中局的研判與台灣方向的構想。
這四人分處不同層級：董、周掌總方針於重慶，饒主持中層部署於蚌埠，潘承上啟下往返兩地。彼時，他們的年齡相差二十載，卻在同一條指令線上，共同推動戰後對沿海與台灣的政治滲透與情報佈局。
胡允恭（胡邦憲）：
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夏，中共中央內部定調：戰後須搶佔『接收與輿論』先機。」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日本投降，戰火雖熄，但國共內戰的火種正在醞釀。1945年8月下旬，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談判，史稱＜重慶談判＞，外界以為是中國和平的開始，其實雙方己展開明爭暗鬥。就在同一時間，中共內部研判：接收期的沿海與島嶼節點，關係全局。台灣，必須早點佈局。」
【場景描寫】
（重慶夜雨剛停，會議室燈光昏黃。牆角中國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由董必武及周恩來領頭的小型工作討論，燈光昏黃，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
【對白與動作】
董必武（語氣鎮定，手指輕敲桌面，語速緩慢而堅定）：
「台灣五十年割據在外，百姓早已盼望歸來。國府忙於接收，陳儀己奉命赴任。按我黨『八一一決定』，此刻我們必須搶先佈局，否則後患無窮。」
潘漢年（輕聲，遞出一份檔案）：
「我這裡有一位合適人選，沈仲九，上海大學教授，留日多年，日語流利，且與陳儀家屬有親屬關係。沈仲九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的夫人。沈仲九若能以顧問之名接近陳儀，這應該是最好的安排。」
周恩來（挑眉，語帶疑慮）：
「沈仲九……這個人性格怎麼樣？會不會話太多、鋒芒太露，如果是這樣可能會壞事。」
潘漢年（不疾不徐）：
「上個月在蚌埠，向書記饒漱石報告過。沈仲九是教社會學的，當然懂心理學，也懂得分寸。我們建議另派胡允恭（胡邦憲）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周恩來（沉吟後點頭）：
「好，就這麼辦。風險在所難免，但這個安排非常好。」
董必武（點頭，目光沉穩，語氣低沉而有力）：
「好。從現在起，這件事要絕對保密。沈仲九是明線，胡允恭是暗線。記住，我們不是去搶位子，而是要搶先知道新的狀況，搶先瞭解新的佈局。」
【結語收束】
燈光漸暗。文件袋收進皮箱，地圖上那抹紅圈愈發刺眼。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中國表面迎來重建，但國共之間已劍拔弩張。當世人將目光集中在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中共幕後卻悄悄佈局：台灣必須先下手為強。
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戰勝利前就開始的部署。世界局勢瞬息萬變：日本宣布投降，美軍進駐東京，蘇聯紅軍長驅東北，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與毛澤東雖然舉著『和平建國』的旗幟，但誰都清楚，內戰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了關鍵棋子。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準備接收台灣。名義上是恢復台灣主權，實際上已為國共內戰布陣。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為舉足輕重的棋子。陳儀受命出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接收台灣。而中共地下組織，也同步滲入台灣。
中共深知共軍一時無法登台，唯有在輿論與人事佈局可以搶得先機。於是，沈仲九，一位上海大學教授，有留日背景，他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夫人，這成了中共地下黨最佳的切入點。胡允恭以年輕外圍的身份隱身其側，兩人一明一暗，構成雙層布局。
觀眾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場周恩來參加的三人密會；但實際上，這已是情報戰的第一槍，沒有槍響，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6. 本幕史料來源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即「八一一決定」，確立以滲透與統戰為主的對台策略。
•《周恩來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關於國共談判與戰後接收問題的談話〉。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潘赴蚌埠、重慶之行與「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
•《饒漱石回憶錄》（內部印行本，1983），〈戰後華中局會議與福建台灣問題〉節。
•《董必武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卷三，記載1945年8月重慶南方局活動與統戰討論。
•《陳儀日記》1945年9月條（國史館藏），作為後續沈仲九接近陳儀之時序比對。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個人對於認識二二八事件有相當強烈的疏離感，疏離感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祖輩全都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由大陸來臺，我的家族並沒有任何人直接參與到此一事件中，這個事實對我們產生心理的距離；
其二，從李登輝擔任總統到賴清德擔任總統，總有人要將二二八事件導向「外省人原罪說」，意即這是來自「外省人迫害本省人造成的悲劇」。
這兩者相加到我們身上，對我個人而言，始終有著「莫名所以」的感受，這根本是我們家族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卻打從我一出生到現在，只因我是外省族群（其實對某些人而言，這就是指稱「我不是臺灣人」，該「臺灣人」的定義甚至直接等於閩南族群），就要背負著「犯罪的十字架」，在各種公共場合承受著莫名的指責，好像我們這群人生活在臺灣充滿著罪惡性，這種無端被人標籤化與妖魔化，甚至拒絕承認生活在臺灣合法性帶來的痛苦，現在陸配與其家人大概頗能感同身受，這卻是我青年時間相當沉重的負擔。

直到這兩年來，我開始注意到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尤其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廖繼斌前館長在民國一百一十年（2021）四月八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追思座談中，慷慨激昂替尚未獲賠的外省籍受難者發聲，呼籲政府承認其適用國家賠償的法律地位，並「重新審閱遭駁回的五百一十二件賠償申請案」，尤其再經閱讀唐賢龍在《臺灣事變內幕記》中，記載一則警察單位公布的彙整統計，其中包含外省人死亡四百三十二人，失蹤八十五人，兩者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不禁讓我大惑不解：根據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指出，二二八事件長期是政治禁忌，受難者家屬在恐懼中很難公開訴說其中內容，很多家庭記憶常使用「我們被外省人欺負」這種較口語且較安全的說法流傳，然而，如果這種說法屬實，意即如果二二八事件真是「外省人＝加害者，本省人＝受害者）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理則，前面這群估計超過五百人的外省人到底是怎麼死亡（或失蹤）呢？

根據蔡正元所寫〈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科學討論〉一文指出，其把二二八事件描寫成「本省籍民眾暴動」與「外省籍軍隊鎮壓」的結構，然而，現在的討論常聚焦在後半段，卻對於前半段隻字不談，然而，正因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這十天內，有前面數字的外省人在社會動亂中面臨群眾暴動（包括毆打、羈押與凌虐）而死亡或失蹤，接著纔會有後面軍隊鎮壓情事的發生。蔡正元指出，這些人涵蓋軍公教人員，甚至有無關於任何機關的一般外省人。外省族群死亡與失蹤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種數字比較像是警察系統將蒐集到的資訊快速彙整後對外公佈的統計，其具體名單尚需要再經比對，避免同一人被重複計算（例如不同單位都回報同一案件），然而，這個數字的存在本身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其表示在當時人眼中，外省人的受害現象已經嚴重到需要被警察單位統計與公布，意即外省人面臨死亡威脅並不是後來被人硬加進二二八事件敘事裡，這件事情在當時就已經被視作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僅因「數字可能不精準」否認其所指向的「外省族群受害規模」，這就會把「方法的謹慎」轉化成「敘事的排除」，進而使得外省人受難的歷史事實無法被公共化。更重要的是，外省人在這段期間的遇害並不需要完全依賴前面這一組彙整數字纔能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早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公布其所做《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裡面就直接記載民國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臺北多處出現民眾遷怒外省人「濫施報復」，導致外省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的現象，這導致無辜的公務員與其眷屬，甚至來臺短期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都變成「替罪羔羊」，其根據當時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對此事的回憶，當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該報告提供的內容來自私人的回憶，其數字未經核實（或許有被低估的可能性），但能讓我們獲得無法被否認的結論：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的確發生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致死的現象。

這種嚴重傷害外省人的現象，從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爆發後，隔天（三月一日）就開始在全島蔓延開來。譬如張炎憲、胡慧玲與高淑媛採訪記錄的《悲情車站二二八》，就有當時在八堵車站擔任調車員的謝國全親身見證說法，他表示「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並說「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這就出現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提到其發現隱藏在人跡罕至古道中的〈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並表示該紀念碑「恐怕才是真正的全國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該紀念碑的出現，來自三月一日基隆要塞直屬臺士兵汪烏家在八堵車站被民眾群毆致死（同時還有七名士兵受到傷害），槍枝甚至被奪，這些軍人有帶槍，卻沒有開槍，基隆要塞司令部發文要求八堵車站提供毆打軍人的名單未獲處理，根據《基隆區署二二八事變經過報告書》在當年四月的記載，甚至有流氓數十人持著木棍與短槍直接衝入基隆區署毆打外省籍職員，搶劫其宿舍，奪取派出所的槍枝與彈藥，因此情況惡化到三月九日臺北與基隆宣佈戒嚴。

二二八事件中，三月九日是個關鍵時間點，這一時間點前，就是外省人大規模受到無辜傷害的時間段落，這一時間點後則是國家機制主導的鎮壓。根據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的研究（2025），臺灣省專賣局台中分局科員劉青山就是其中被暴民群毆死亡甚慘的例證。劉青山年僅二十八歲，在三月二日被暴民猛擊昏厥送到醫院，隔天（三月三日）晚上，再有流氓十餘人，衝到醫院中割除正在病床上的劉青山耳朵與鼻子，挖其雙眼，再加猛擊令其斃命。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一一０年（2021）五月一日發布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該報告刊登蘇瑤崇的文章〈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傷亡〉，其未經仔細調查就直接表示根據〈臺中市二二八事變傷亡調查表〉中「劉青山」的傷亡原因寫「打撲外傷腦出血」，備考欄位則寫「三月七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死」，判斷該報告「詳盡較為可信」，蜀蓉居士寫的〈臺中歷險記〉紀錄劉青山還被暴民在醫院殘殺的細節則「顯然是刻意抹黑之說」。

蜀蓉居士所寫〈臺中歷險記〉收錄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的《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這本書中，該書的出版來自警備總部柯遠芬參謀長擔任社長主持的正義出版社，只要對當年政府不具信任感的人，大可藉由「作者匿名」來質疑其說法的可信度。然而，有關劉青山死因，張若彤指出：蘇瑤崇所稱劉青山死於「打撲外傷腦出血」，其紀錄來自於「三二報告」（該報告由國防部保密局臺中組通訊員江海濤整理），就算蘇瑤崇不願意信任警備總部的說法，寧可相信保密局的紀錄（不知兩者的有效性高低從何而來），然而劉青山在醫院被殘殺的事情，〈臺中歷險記〉並不是唯一的資料，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其工作的專賣局同事在二二八事件後出版《專賣局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就已經指出劉青山「後送醫院治療，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張若彤質疑拿政府預算來運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什麼有「雙重標準」，對來自安徽的劉青山死因如此錙銖必較，卻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死亡，即使不知其姓名，卻表示「姓名不詳但確有死人」呢？

因此，值得反思的現象是：我們當真想要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嗎？王曉波教授曾在《二二八真相》二００二年版的序言中沉痛指出：「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這就是為何廖繼斌館長會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的序中接著指出：「經過了二十三年頭，二二八事件被渲染成『中國人有計畫地屠殺臺灣人』圖像，除了省籍衝突的暗流外，二二八事件還深深堆疊出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敵意螺旋。」廖繼斌與張若彤並在合著的《我聞二二八：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中的研究指出（2026），隨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償業務在民國九十三年（2014）末逐漸接近尾聲，體制內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開始出現明顯的性質轉變，其開始往支持民進黨的政黨競選活動靠攏，而與本來「體制內平反二二八」的界線呈現高度模糊的狀態。

這就能解釋我作為歷史學者，縱然從研究方法而言，很容易就能檢視任何人的研究是否符合嚴謹的查證程序，但個人卻始終不想觸碰二二八事件的議題，因為這個議題已經被單一政黨壟斷敘事正義，變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稍微有不同角度來探討就會被人惡鬥，而無法就事論事的釐清真相。然而，當我在今年（2026）二月八日參加奉元書院潘朝陽院長與統一聯盟王永主席聯合舉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受邀擔任武之璋主席、廖繼斌館長與張若彤先生演講塲次的主持人，聆聽三位專家的高見，對此深獲精神的療癒與撫慰。武之璋主席指出：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前，其實是外省族群被大規模傷害甚至殺害的一段日子，這個問題長年不被政府重視，釐清其具體的人數與名單，反而持續掩蓋真相的揭露來展開政治操作，他對此深感不能苟同，大家亟需正視這個問題。廖繼斌館長則指出：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的事實不能獲得補償，更不能被社會大眾看見，讓他這位真正屬於閩南族群的二二八受難家屬同樣蒙受巨大的痛苦，畢竟族群和解需要來自對真相的還原。

尤其是當我看見張若彤先生持續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中道角度，不偏於左右，不偏向於中共與台獨這兩端，撰寫多本二二八相關著作，持平還原那段複雜的歷史，不希望那一輩的軍公教人員蒙受不白奇冤，這讓我對這一議題的澄清，終於點燃起希望的火焰。這讓我不禁回想一段塵封太久的往事：在我童年時期，常見乾爺爺王壽椿先生來家中作客，當二二八事件開始見諸報端，在輿論中發酵與討論，祖籍浙江省溫州市的王爺爺曾經跟我說，民國三十六年期間，他正受電信局的委派，在全臺督導架設電線與電竿，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爆發動亂，閩南人只要看見不會說閩南語的外省人就會狂打與殺害，有位本省籍的醫師收留他在家中躲藏十天，期間還要承受高壓面對暴民的敲門盤問，直到整編第二十一師從上海開拔到基隆，臺北重新恢復秩序，他纔能繼續出門工作，他心中很感念這位充滿正義感的本省籍醫師。王爺爺的這段回憶，在我童年時期閱聽到的輿論經驗中充滿著「政治不正確」，我始終只能放在心上，直到若彤的大作問世，我纔終於能把這段往事公諸於世。

單就二月二十八日當天來說，其實是「外省族群受難日」，大量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在十天內無辜遭到傷害甚至殺害，這件事情豈能說跟我們無關？如果我們保持冷漠，正就是在給有心人顛倒敘事的機會。如果探討二二八事件常要拿現在的人權標準來論斷當年的社會現象，我反覆縈繞心中徘徊不去兩個問題：
其一，面對嚴重剝奪被害者人權的現象，當年的政府除宣佈戒嚴與軍事鎮壓外，還有沒有更恰當的辦法來依法制止暴亂？
其二，現在的我們是否能接受同屬中華民國的同胞被無差別攻擊而覺得無關痛癢？
外省族群對臺灣社會的付出至深且鉅，卻始終被污名化對待，甚至子孫常害怕承認自己的祖先來自大陸，使得有相當大量的年輕人已逐漸淡忘自己祖先艱辛渡臺的犧牲與奉獻，這何嘗不來自於對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過程中引發的恐懼心理？當時我在研討會中呼籲廖繼斌館長與武之璋主席兩位前輩攜手合作，有朝一日各自代表自己的族群，共同設立「二二八事件外省族群受難紀念碑」，讓臺灣族群和解跨出重要的里程碑。畢竟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1987年反共戒嚴令解除。在此前後，伴隨著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台灣民眾才敢打破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針對228事件與50年代白色恐怖，展開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運動。

二戰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的繫獄倖存者也在林書揚等人串連推動下成立了最早的政治犯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是，因為長期的嚴密監控，多數成員幾乎都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總動員法」罪名下服刑的政治犯或其家族，潛在的警戒心理仍未全消，所以仍然在章程中十分慎重含蓄地以「共同認識」（而不敢用「行動綱領」的條目）泛泛地表示：「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信條。然而，面對國家安全法的反共基本國策、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反中脫中的分離運動，以及朝野勢力共塑的反共民意結構等三大因素制約，該會的活動多以維繫會員聯絡和生活互助為目標。

1988年，李登輝在兩代強人長期主斷國事所造成的混亂殘局中登上執政黨主席和台北國府元首的職位。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以「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取捨原則」頒布特赦復權令，在衆多受害者之間，僅對具有「造勢效果」與「宣傳意義」的少數「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採取特赦；對其餘數十年來在惡法苛政下的上千犧牲者，則因其「無爲我用」或「弱勢無用」而棄之不顧。就其内容來看，這份特赦名單其實只是作為他與在野黨進行「政治交易」的一張「政治犯牌」而已。

5月30日，「跨黨派立委七人小組」在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一場名爲「特赦及減刑」的公聽會。一九五〇年代曾經在懲治叛亂條例的羅織下被判入獄，經歷過鐵窗歲月數年、十數年、數十年，而倖存於世的所謂叛亂犯出獄者，以互助會會長林書揚為代表，公開質疑此一特赦令。他們指稱，特赦復權令認為「二二八事變中民衆在槍林彈雨中的自衛行爲，或一九五O年代軍法大審時期的上萬蒙難者對國家統一和社會正義的深切企盼」，「屬於永無可赦的罪」；這種「心態不能不説是一種嚴重的階級歧視，甚至近乎法西斯的理念立場。」據此，他們向李登輝提出三條建議：
一、凡所有政治犯不分黨派或有無黨派一律特赦復權，包括工作權。
二、在動員戡亂時期未正式宣布終止以前，應先行凍結國安法第二條全條，不可僅廢除其中有關主張分裂國土之一段。
三、凡在軍法、司法審判中所造成的所有冤案錯案、假案，一律平反。

1991年，台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邏輯上不再視中共為國內叛亂團體，實質上卻是為了將大陸地區外部化、「敵國化」的法理準備。也就是說，它既是島內民主化進程的必然，更是「切斷兩岸過渡性和連結性的信號」。

1992年，李登輝為了拋棄歷史包袱，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228受難家屬致歉，並成立中央跨部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與「二二八賠償辦法」，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然而，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構下產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卻沒有受到台灣社會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重視，而遭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