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下旬，陳儀赴台接收前，在福州設下餞行宴。酒桌看似熱鬧，其實暗流湧動：軍統著眼治安與威權控制，台籍人士期盼能在新政中獲得位置，商界關心通路與物價，另有左派在一旁觀察風向。四股力量在同一張圓桌上交會，映照著光復初期即將面對的現實——語言隔閡、用人爭議、物價不穩與治安隱憂。
翌日，陳儀將抵達台北，主持受降典禮；而這前一夜的福州宴席，像是一面鏡子，把台灣戰後初期的矛盾、期待與彼此不安，都先行照了出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5幕 赴台前夕 宴會交鋒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23日（晚間）
地點：福州某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即將赴任，語氣沉穩，胸懷民族情感。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地方主政，恭敬周旋。
許德輝（45歲）：
軍統代表，語氣強硬，警惕左派滲透，與陳儀關係微妙。
李友邦（47歲）：
台灣義勇隊創建人，主張台灣人參政，立場務實。
嚴秀峰（40歲）：
李妻，三青團骨幹，冷靜觀察，潛在統戰橋樑。
沈仲九（43歲）：
延安地下工作者，謙遜低調，善於觀察。
胡允恭（29歲）：
沈仲九助理，低調記錄，冷靜應對。
陳姓商人（約40歲）：
台藉糖鹽商人，高雄大地主，眼光敏銳，捷足先登。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10月下旬　福州送行宴」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前的最後一夜，陳儀在福州設宴。酒過三巡，人人敬語，人人試探。
歷史的風暴尚未來到，但裂痕已然顯現。」
【劇情主體】
（圓桌佳餚豐盛，酒氣氤氳。眾人舉杯言笑，暗藏角力。）
黃市長（舉杯）：
「行政長官即將東渡，肩負重任。我福州市府以薄酒餞行，祝行政長官政通人和，賀台灣重歸祖國！」
陳儀（沉穩回敬）：
「此行赴台，不是為做官，而是為還我山河。台灣五十年未歸，今朝必須重回中華文化。」
許德輝（急切）：
「行政長官，此行不可掉以輕心。島上有殘留的日本人勢力，還有潛伏的左派。我們軍統方面一定全力配合。」
（沈仲九、胡允恭默然記錄。李友邦放下酒杯，語氣穩重。）
李友邦（圓融）：
「行政長官說得對，大家齊心合力，讓台灣五十年的離散成為過去，重回中華文化。」
陳儀（誠懇）：
「李先生有抗日之功，為台灣民眾所敬仰。我們此行，正要結合台灣有志之士，好好地重建台灣。」
嚴秀峰（輕聲）：
「只要給我們三青團多一點信任與參與，我們三青團一定會展現實力。」
許德輝（低聲質疑，壓抑懷疑）：
「三青團有多少實力，真到用時，能派上用場嗎？」
沈仲九（微笑，穩重）：
「靠東靠西都不如靠群眾。我們只要用對人，就能水到渠成。」
（氣氛凝重。黃市長舉杯，語氣爽朗，試圖緩和。）
陳姓商人（穩重中帶幽默）：
「今晚這席，正像未來的台灣。雖然各有立場，但志同道合。這一餐，就由我作東吧！」
（席間先是短暫沉默，接著笑聲響起，壓抑的氣氛逐漸化解。鏡頭推遠，燈火通明，酒宴進入高潮。）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10月下旬，赴臺在即。10月24日，陳儀自上海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10月25日），於臺北公會堂主持『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方由安藤利吉出席並遞交降書。自此，臺灣名義上重歸中國，一場由戰場轉向日常治理的交接，在臺北的正廳與廣場同步展開。」
「而在此前一夜，福州設下餞行宴。軍統要員、臺籍菁英、商界代表與幕僚同席，潛伏者亦在場觀風向。酒過數巡，四股力道逐漸浮現。這場看似餞行的酒局，實則已預演了光復初期的矛盾：語言隔閡、用人爭議、治安問題與物價動盪。」
「10月25日受降當日，陳儀透過廣播發表演說，宣示若干施政方向：
1. 尊重既有習慣，施政不可操之過急；
2. 推行國語教育，並兼顧地方語言與文化；
3. 改革司法，逐步汰換日制；
4. 平抑物價、穩定糧食；
5. 改善勞工待遇；
6. 公正用人，不限省籍；
7. 重建交通、醫療與衛生；
8. 提倡廉政，嚴禁貪污；
9. 維持治安，查緝黑市；
10. 培養地方自治，逐步落實三民主義。
這十要點，描繪出一幅理想藍圖。但隨後的現實卻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物價飛漲、治安惡化、民心失望。福州的酒桌笑語，最終在台灣化作矛盾的序曲。
歷史的裂縫，就從這一夜的酒宴開始擴散。」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5/10/23–10/25）：記錄赴臺行程節點（10/24 松山抵臺、10/25 受降）與當日要務。
•受降典禮官方影像與說明：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相關圖文、年表與典禮儀節敘述。
•李友邦／嚴秀峰回憶材料：戰後初期「臺籍入局」與青年動員的敘述脈絡。
•軍統系回憶與採訪文獻（許德輝相關）：戰後秩序控管、對左翼滲透之警覺與作法。
•沈仲九／胡允恭相關文獻：延安統戰語境與對臺情報工作之回顧（屬回憶層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陳儀率接收班底抵達福州，白日裡忙於政務、接待與整合地方力量；然而夜幕低垂後，另一條隱密戰線也在悄然展開。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在東園飯店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對台情勢、組織動向與可能的合作方式。這場僅有幾盞煤油燈照亮的密談，讓國府接收系統與延安聯絡網首次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夜裡交會。
表面上，福州只是赴台前的中轉站；但在這昏黃的雅廳裡，台面上與台面下的準備同時啟動，台灣戰後政治布局的多重軌道，也從此悄悄形成。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4幕 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中旬（上午11點、晚上）
地點：福州——市政府辦公室、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被國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945年年終赴台接收。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配合陳儀整合地方資源。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受延安方面委派任務的學者，沈蕙堂弟，措辭謹慎。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延安方面交辦任務。
李友邦（47歲）：
曾組織「台灣義勇隊」，原軍統系統出身，曾與延安方面有接觸。
嚴秀峰（24歲）：
李友邦夫人，三青團背景，沉著穩重，擅於周旋。
副官、地方官員：
配角，襯托場景。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10月，福州：白天接待，夜晚密談」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接收在即。福州成了臨時前進基地。白天，人聲鼎沸；晚上，低語交錯。這一天，明爭與暗爭同時啟動。」
【上午場景：市政府辦公室】
（國旗與蔣公像高掛，桌上文件堆疊。氣氛緊張莊重。）
黃曾樾（恭敬）：
「行政長官即將赴台上任，我市各部門會全力配合。聽說台灣百姓還留著不少日本統治時期的習慣，政令推行需因地制宜。」
陳儀（口語嚴正，簡潔）：
「所以更要立下紀律，把方針說清楚。百姓都在看，我們得拿出行動，而不是光喊口號。」
（敲門聲。副官入內。）
副官：
「主任，沈教授與助理已候在外。」
陳儀：
「請進。」
（沈仲九、胡允恭進入，整衣行禮。）
沈仲九（從容）：
「市長，久仰大名。」
「行政長官，能隨行赴任，深感榮幸。」
陳儀（審視，語帶試探）：
「你姊常提起你，說你只愛教書，不肯拋頭露面。我還以為你這種書生，不願出來做事。」
沈仲九（微笑欠身）：
「教書久了，能隨行政長官赴台，正好該出來做些事了。」
黃曾樾：
「教授能出馬，真是台灣之福。這位助理是？」
沈仲九：
「胡允恭是我助理，通日語，對台灣民情多有涉獵。」
胡允恭（謙遜）：
「願聽從行政長官、市長的調遣。」
陳儀（從容）：
「台灣需要能做事、敢擔當的人，歡迎你們參加。」
沈仲九：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鏡頭跟拍沈仲九、胡允恭走出門外，陽光照亮長廊，兩人目光一瞬交會——無聲的默契。）
【晚上場景：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煤油燈光搖曳，牆上陰影閃動。樓下樂聲遠遠傳來，混著碗盤聲。桌上放著未動的黑咖啡。）
（門外三聲輕敲。）
胡允恭起身開門——李友邦與嚴秀峰進入，衣著樸素，神情謹慎。
李友邦（環顧四周、壓低聲音）：
「這裡安全嗎？」
沈仲九（沉著）：
「放心，是我們挑的地方。」（示意入座）
（四人落座，短暫沉默，只有勺子碰杯子的聲音。）
李友邦（直視二人）：
「你們代表那個單位？」
沈仲九（語速平穩）：
「延安的相關部門。」（停一秒）
「是周書記親自交代的。」
李友邦（眉頭一動）：
「過去我聽周書記調度過。今日你們來，不是要人，而是尋求共同推動某些事務？」
胡允恭（謹慎）：
「不是徵召人手，是一起合作。台灣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先各自安置，待時機成熟再聯手行動。」
沈仲九（誠懇）：
「你不是蔣的人，也不是南京要員。你是台灣人，能號召台灣學生及基層百姓，這一點周書記非常器重你。」
李友邦（沉思）：
「是哦，我只在意，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沈仲九（語氣堅定）：
「你想做些什麼，我們願意盡力協助你們。」
（嚴秀峰微微頷首，李友邦神情謹慎。沈仲九暗露支持。四人目光交會，形成初步默契。）
（煤油燈映照著筆記本與地圖，影子搖動。筆線在地圖上交錯，像命運的蛛絲，慢慢連向台灣。）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 年 10 月，陳儀班底在福州集結；白天，陳儀與沈仲九、胡允恭等人在市府商議接收事務與政令推行；夜晚，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情報與動向。當夜煤油燈下的密謀與地圖旁的筆記，標記了明爭與暗鬥同步啟動的時刻；臺灣統一戰線的雛形，正悄然成形於福州的昏黃之中。
李友邦，生於今新北市蘆洲（1906），是台灣著名的抗日份子，早年赴廣州投入黃埔軍系，長期參與抗戰與臺灣抗日運動。1939 年屬國共合作時期，有研究與回憶文獻指出，李友邦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在其建議或統戰構想下，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名義上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實際運作則與周恩來、潘漢年的統戰與情報系統關係密切。1943年國民政府內部掀起「整肅外僑運動」，李友邦遭軍統逮捕，關押於重慶郊外的看守所；其後在周恩來斡旋下獲釋。二戰結束後，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臺，其後轉入三青團體系，先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1946年義勇隊被令解散，改任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在台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但其角色早被質疑並遭軍統監視，由於李友邦倡導「台灣自治」，所以成為台灣戰後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6. 本幕史料來源
•1945年10月陳儀短暫停留福州、整合幕僚 —— 本幕時空與人物同框之基礎事實（行程紀要與地方年譜可證），黃曾樾（代理市長）與陳儀同席具理據。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p.214–216：記載「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周恩來年譜》（1940–1945 年條）：重慶與延安期間對海外台灣人士之統戰聯絡，與《潘漢年傳》可交叉印證。
•《李友邦先生年譜》（臺北：李友邦將軍紀念館），pp.46–47：述及「抗戰期間曾與周恩來方面人士有過接觸」。
•國家人權記憶庫：〈李友邦〉人物條、〈李友邦案〉事件（生平脈絡、1952 年審判與槍決時序），補足人物後段史實。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 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作為李友邦史事的地面化展示與地方記憶佐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吳石案之後，接著就來了李友邦案，李友邦當時並未如吳石一般，有任何提供軍事情報的具體犯行，卻被槍斃了，很懸疑的案件。

李友邦曾經在大陸加入共產黨，這一點，在保密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所記載，李友邦很早就受到懷疑，尤其他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當中成分複雜。李友邦抗日，後來到台灣，其實與中共的往來很少。

但，李友邦的秘書潘華，本名潘淑華，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李友邦將潘華帶在身邊為秘書，潘華在大陸被捕，也是李友邦保出來。

李友邦出事，還是與蔡孝乾案有關，蔡孝乾供出了季澐，季澐來台後與嚴秀峰展開聯繫，嚴秀峰為李友邦妻，嚴秀峰自供由潘華介紹加入共產黨。

嚴秀峰經常把李友邦告訴她的許多政壇耳語，或者是所見所聞，向季澐透露，結果這些被保密局與軍法單位，認為是李友邦洩漏機密。嚴秀峰提供重要軍情，非常可笑的標準，不過，近年來民進黨也是用這種混淆的訊息，整了不少退伍軍官，根本無關機密的事情，都當成軍事機密了。

嚴秀峰的行為，其實比李友邦嚴重，但李友邦槍斃了，嚴秀峰15年。馬英九為嚴秀峰平反，這就跟很多人批評民進黨轉型正義一樣，把一位共產黨員給高舉了，但這無非是人情溫暖。

李友邦罪不至死，卻被槍斃。按照政府解密檔案，是海軍政治部沈中民檢控，稱李友邦沒有自新，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分。這個非常奇怪，因為國民黨似乎早就知道李友邦的共產黨員身分，卻拖了好幾年才透過一個檢控，把李友邦搞死了。嚴秀峰熬了15年出獄，即使後來想出國，都被情治單位盯上，還要向蔣經國報告。

國民黨本來要查扣李友邦的財產，發現他根本沒有財產，只有李家老宅，那還是許多家族成員共同持分，要扣也很難扣。

李友邦案，反映出當年軍法單位與保密局的濫訴，譬如把陳誠對某件事情發脾氣告訴了季澐，這就成了李友邦與嚴秀峰向共諜洩密，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年代，對照後來國民黨受到的報應，想想，也不過剛好罷了。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被帶到中正橋下，檢察官問李友邦，現在要執行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李友邦答曰，沒有。這是李友邦最後的紀錄。

李友邦死前，因為高血壓的問題，從牢裡住在醫院，由憲兵負責監視與照顧，每天血壓高達200，槍決，或許對李友邦亦是解脫。李友邦高血壓，軍方也很緊張，上文請示是否停止審判，老蔣總統不僅不允許停止審判，還下令加速判決。老蔣在4月15日要求速判，17日就判了死刑，但李友邦身體健康惡化，醫生在18日診斷後，認為李友邦活不過3天了，22日行刑，結束了李友邦的一生。

無論軍法處怎麼問，李友邦都否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知道妻子嚴秀峰是共產黨員，對於秘書潘華的言行，也一概不清楚，早年在大陸與共產黨往來，也多以忘記了交代。

軍方片面認定嚴秀峰會加入共黨，向季澐傳遞情報，多是李友邦的關係使然，當年的審判，其實真正的證據不多，用這樣的認定，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定李友邦的罪。李友邦因親友與部屬而亡，但李友邦也算是蔣經國的同僚部屬，李友邦唯一的錯，就是信了國民黨。

李友邦只因兩個人的檢控涉案，這兩人的指控，又有誰去查核過真偽，李友邦就被關入大牢，判了死刑。兩人指控的都是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時期與中共接觸，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抗日啊！

僅有兩人的證詞，兩人還是朋友，並無第三者佐證，這要在今天審判，恐怕大家都會對這兩人的證詞存疑。我懷疑檢控李友邦的那兩人，可能是國民黨內為了搞李友邦，設計出來的圈套，其中一人是軍統出身，到台灣基隆當警察，另一人曾加入新四軍，後來回到國民黨，加入海軍。從這兩人身分，隱約可以感受到是國民黨裡面有人要栽贓李友邦。

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