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常有人說「努力比天分重要」，但若把尺度拉大到國家，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國家當然需要努力發展經濟、建設軍隊、培養人才，可是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一次錯誤的戰略選擇，往往足以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建設成果消耗殆盡。
1930年代的義大利、日本與中國，恰好提供了三種值得比較的道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制度與處境並不相同，不能做簡單的排比。但是到了1930年代後半，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世界秩序開始崩解，德國重新崛起，英、法力量相對下降，美國仍未全面介入，而亞洲又因日本擴張陷入戰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判斷自己的實力、敵人、朋友與不可退讓的底線，便比單純增加幾個師、幾艘軍艦更加重要。
日本最大的危險，是軍事力量超過了國力的底座，戰前日本究竟算不算一個強國？如果從外交地位與軍事力量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總噸位大致按照5：5：3比例配置，日本因此正式取得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地位。到了1941年，日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幾支海上力量之一，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魚雷、夜戰訓練和官兵素質尤其突出。
但是，日本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它的軍事地位，超過了它的綜合國力地位。經濟史學者Mark Harrison估算，1938年日本GDP約1690億1990年國際元，同年的法國約1860億，英國2840億，蘇聯3590億，美國更高達8000億。這些歷史GDP數字本來就只能作為大致比較，但至少清楚反映：日本雖然已經是軍事列強，經濟規模卻遠遠沒有進入美國、蘇聯甚至英國的層級，連法國都仍略高於日本。
更嚴重的是，日本缺乏現代總體戰所需要的能源與原料。美國戰後《戰略轟炸調查》指出，日本本土幾乎沒有石油資源，也沒有鋁土礦，橡膠、鎳、鉻、錫等重要物資同樣嚴重依賴進口。1941年底，日本儲存約4300萬桶石油，但這本質上只是一個正在倒數的戰略庫存。該調查甚至估計，日本戰爭經濟潛力只有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而且工業規模較小，缺少大量生產經驗與足夠的技術工人。
因此，日本有一支「非常強的軍隊」，並不等於擁有「非常強的長期戰爭能力」。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軍人的優秀毋庸置疑。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反覆展現高強度訓練、勇氣、紀律與戰術創造力。珍珠港攻擊本身就是極為複雜而成功的軍事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又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東南亞與西太平洋。
問題是，戰術上的卓越並不能代替戰略上的計算。日本軍方逐漸把過去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內化成一種危險信念：只要敢於冒險、集中精銳、突然攻擊，在對方完成動員以前造成既成事實，就可能迫使國力比自己更強的國家接受談判。 1904年的俄國曾經讓這套思維取得成功，1941年的美國卻不是1904年的俄國。
從九一八到珍珠港：每一次加碼都讓退路更少。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日本取得中國東北，更因為它暴露了日本政治制度逐漸失去戰略糾錯能力。軍方可以先採取行動，中央政府再追認既成事實；而軍事冒險取得短期成果之後，國內又給予喝采。如此反覆，政治人物制約軍人的能力愈來愈弱，軍人則更加相信，只要先行動，政府最後就只能替軍隊收拾局面。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循環：軍事擴張造成外交孤立，外交孤立又被拿來證明繼續擴張的必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原本希望迅速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沒有投降，戰爭逐漸變成龐大的消耗戰。美國外交檔案在1941年已指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部隊與運輸資源。問題於是愈來愈難解。日本要繼續中國戰爭，就需要更多石油、橡膠與戰略原料；需要這些資源，就必須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向東南亞擴張，又必然侵入英、美、荷蘭在亞洲的利益範圍；而美英因此實施經濟限制，又使日本更加缺乏石油。
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本意之一是希望藉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勝利嚇阻美國介入亞洲；但從美國眼中看來，這反而把原本的東亞衝突與歐洲戰爭連接起來，使日本成為軸心國全球挑戰的一部分。三國同盟更明文承認德義在歐洲、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地位。
1941年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後，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並實施全面性出口限制，日本的石油問題更迅速惡化。到了這一步，日本領導層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擴張」，而是承認過去十年的政策失敗，或者繼續加碼。他們選擇了後者。珍珠港計畫的軍事構想其實非常大膽：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迅速奪取南方資源區、建立廣大防禦圈，再利用美國不願承受長期戰爭的心理迫使其談判。它最大的問題不是第一步做不到，而是最後那個政治假設完全錯了。日本成功攻擊了珍珠港，卻沒有使美國退出亞洲，反而把世界上工業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全面拖入戰爭。日本把一流的第一擊能力，誤認成了一流的持久戰能力，這也許就是日本戰略悲劇最精簡的概括。
義大利的問題，同樣是把局部野心誤認成國家實力，同時期的義大利其實存在類似問題。墨索里尼執政後，義大利早已不是正常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而是保留王室外殼的法西斯獨裁體制。但是1930年代前半，義大利在歐洲外交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位置。希特勒重新武裝後，英、法需要義大利共同牽制德國。1935年的「斯特雷薩陣線」，正是英、法、義試圖共同反對德國破壞凡爾賽體系的產物。當時義大利真正珍貴的戰略資產，其實不是多取得一塊殖民地，而是位於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樞紐地位。
但是墨索里尼選擇進攻衣索比亞。從短期來看，他勝利了。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墨索里尼的國內聲望一度上升。然而國際聯盟制裁使義大利與英法關係迅速惡化，墨索里尼又逐步向希特勒靠攏。當時外交文件已清楚顯示，義大利政府曾警告，如果制裁繼續，它將保留在歐洲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也就是開始尋求英法之外的合作對象。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短期勝利、長期虧損」。義大利確實多了一個帝國頭銜，卻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自主性。
1940年法國迅速敗亡後，墨索里尼又判斷戰爭即將結束，希望趁最後時刻加入戰勝國陣營分取利益。然而義大利的工業、能源、軍事裝備與後勤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其在北非、巴爾幹與地中海同時進行長期戰爭。
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部因此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兩者都把短暫的戰術窗口，看成了長期的戰略優勢。義大利認為德國馬上就要贏，所以必須趕快上車；日本則認為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所以必須趁現在動手。兩國都敢賭，也都錯估了自己輸不起的程度。
相較之下，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更加弱小。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業基礎薄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不完整，軍事現代化也遠未完成。如果單純比較國力，中國遠沒有日本那樣的選擇餘裕。
可是國民政府外交上至少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它沒有因為與某一強國合作，就把這種合作誤認成國家的永久戰略歸屬。1930年代中德合作相當深入。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訓練部隊，法肯豪森等人的影響相當深；美國外交資料顯示，到1937年中國仍有數十名具有相當專業聲望的德國軍事顧問。1938年，在日本壓力以及德日關係升高之下，柏林才強制要求這批顧問離華。但是南京並沒有因為德國提供軍事技術，就認為中國應該加入德國的國際陣營。中國需要德國的軍事技術，就與德國合作；需要英美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支持，就維持與英美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又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國多邊借力。它當然不是沒有錯誤，更不是某種完美外交。國民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財政、軍事、行政與腐敗問題，戰爭中的決策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但至少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它逐漸確認了一個不能退讓的底線：德國可以合作，蘇聯可以合作，英美也可以合作；但是日本如果要求中國接受其主導的東亞政治秩序，則國家本身的自主性將受到根本威脅。這使中國最後選擇繼續抵抗，而不是以承認日本霸權換取短期和平，雖然代價極為慘烈。
但1943年，美國與英國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長期特殊權利；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又明列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當然，不能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簡化成「站對隊伍的獎品」。這背後有中國數十年的外交努力，也有戰爭造成的國際秩序重組；而1945年的中國更遠遠談不上已經真正具備美蘇那樣的國力。但是不能否認，中國在最危險的國際岔路口沒有把自己綁進最後戰敗的軸心國體系，也因此獲得重新定位國際身分的歷史機會。
真正成熟的戰略，是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把日本、義大利與中國放在一起，並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民族比較聰明。歷史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三個國家所面對的條件不同，政府能力不同，選項也不同。但是它們仍然提醒我們一個共同道理：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有時並不是它最弱的時候，而是它某一方面突然變得很強的時候。因為局部能力的快速增長，最容易製造對整體國力的錯覺。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海軍，便逐漸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橫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帝國；義大利在衣索比亞取得勝利，又看到德軍橫掃西歐，便以為可以低成本參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並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兩個國家都投入了巨大資源，軍人也極為勇敢。問題在於：努力的方向是由戰略決定的。方向錯了，效率愈高，有時反而離災難愈近。
所以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或許不是不停地問：「我們還能得到什麼？」而是首先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這種力量能維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們最不能失去什麼？」墨索里尼沒有保住義大利作為歐洲均勢樞紐的外交自主；日本沒有保住與英美之間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間，反而最終把中國、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其他力量逐一變成自己的敵人。而中國雖然弱小，也遭受極慘重的戰爭破壞，但至少在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上，沒有把短期和平置於國家自主之上。
1945年，三個國家的命運因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歷史最殘酷、卻也最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一課：努力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走多快；選擇，卻可能決定它最後走到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