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

我們注意到網路謠言總是一起再起，方興未艾
主要原因是中國有一批反共的人，思維和當前的盎薩西方一個路子
沒讀過一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書，卻見共就反，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洪水猛獸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憲法明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出現一批反共的人
他們大部份來到臺灣、香港、澳門、盎薩國家或歐洲國家
他們夥同西方，等待新中國很快垮台，因為他們堅信民主人權必勝，資本主義必勝
可惜新中國雖然途中也有顛簸，卻是愈來愈盛，愈來愈旺
所謂民主人權必勝、資本主義必勝的國家卻一個個顛簸走貧，潰象畢露
譬如今天美國川普政府關稅及軍事暴力挑戰全世界
國內為清除非法移民，海關警察ICE已經槍殺了70多位無辜的美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工業、科技、軍事、太空和體育都強大到足與美國匹敵的強度
這次華盛頓的習川會上，川普已經被迫表現出「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川耳」的尊敬姿態
而且習近平聽後沒有像劉備那樣大驚失色，筷子落地，而是欣然受之，全球G2的架構已經確定

這一批反共的人失望之餘，更提不出任何新的理論
於是紛紛變成國粉，就是國民黨國民政府或中華民國的粉絲
用讚揚國民黨國民政府或中華民國的方式來噁心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久前網路出現的謠言是，中華民國第52軍被蔣中正派往歐洲參加1944年諾曼第登陸
由於戰功彪炳，中國獲得聯合國五常席位
一時國粉們紛紛網路相傳，額手稱慶，證明中華民國國軍比人民解放軍厲害
其實52軍當時一直駐守雲南，根本不在歐洲，更沒有任何中外戰史記載國軍參與諾曼第登陸
經我們大肆闢謠，才從我們的網友中消失

現在又出現「【震撼】中華民國國歌催人淚下！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選為世界最佳國歌」
MD，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只有得到金牌的國家才能演奏他的國歌
一直到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民國是零金牌的國家，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根本聽不到三民主義的國歌
MD，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從來沒有舉辦過世界最佳國歌的選舉，它是運動會，不是音樂會
一直到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民國是零金牌的國家
MD，中國在奧運會的第一面金牌，是由射擊選手許海峰在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奪得的男子 50 公尺手槍慢射冠軍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是三民主義）在奧運會響起
因為是中國人在奧運會的第一面金牌，所以當時的 IOC 主席 Juan Antonio Samaranch罕見的例外的親自頒獎
這是中國體育史及奧運會史上非常著名的畫面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奧運後的第一次參賽，中國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一舉奪得 15 面金牌
震驚世界，洗雪東亞病夫，也是中國體育史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奪得 48 面金牌超過美國的36面金牌，奠定了體育強國的地位
國粉們只能推出謠言，你是金牌大國，但是中華民國國歌是最好聽的國歌來噁心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推出一位加拿大網路上自封專家的華人音樂油子，出來噁心中華人民共和國
張惠妹是台灣知名歌星，是卑南族原住民，曾經被稱為華語流行樂壇天后、妹神
她被中國大陸封鎖不是三民主義這首國歌，而是她參與了台獨份子陳水扁的就職典禮
這位華裔的加拿大音樂油子捧出張惠妹唱的三民主義國歌是世界最美的
意思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奧運金牌，台灣有奧運最美國歌，噁心中國
還故意詆毀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是音樂油子的視頻

噁心中國的謠言滿天飛，從52軍參加1944年諾曼第登陸，到三民主義國歌催人淚下被選為奧運會世界最佳國歌
但是謠言止於智者，希望我們的網友都是智者

林火旺教授今年出版《民主，其實不簡單》（[1]），介紹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並且評論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太陽花學運、大罷免等。這本書淺顯易讀，是其優點；但身為自由主義者，林教授太偏袒自由民主思想，幾乎不提其缺失，又對對岸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嚴厲批評，成為這書的弱點。（或許筆者的期望太高？）

假使 [1] 出版在本世紀初，它不提自由民主制度的缺失，還可接受，雖然當時民主的實行已開始出現遞減的跡象，被政治學者稱為「民主退潮」。2008年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並導致2010年的歐洲債務危機。金融和債務危機造成歐美多年經濟不振，逐漸激發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種族/民族主義等的興起，重創了西方民主制度，到2016年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達於高峰。此後幾乎所有的政治學者都有共識：西方民主面臨了嚴重危機，而需要尋求拯救之道（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因此當下的 [1]  不提自由民主制度的缺失，是說不過去的。

這書的主題是基於自由主義的選舉民主制度，與中國大陸其實無關，但作者卻在書中不時嚴厲批評中共的體制。譬如：「中國人民沒有充分的言論、集會、結社和出版的自由，政治自由幾乎是零，而宗教自由更是共產無神論的一大禁忌。一個不尊重公民基本自由、忽視人權的社會…」「中共認定法輪功是邪教，但是一個宗教不論多麼怪異，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都不能說是邪教。」

中國大陸的立國意識形態是馬克思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本就不同，自由主義把自由視為最高的善，社會主義卻有12個核心價值目標（包含自由）：（國家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個人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美國的立國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美國人或許比中國人多點自由，也比較富裕，但整體而言，美國社會有比中國好嗎？至少從監禁率和犯罪率看來，中國比美國好得多（參見《美國的監禁率世界第一》）。

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中國大陸都有很多信徒，何能說宗教自由是中共的一大禁忌？法輪功掌控的媒體，如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台、希望之聲廣播電台等，天天宣傳反對中共的言論，它更像是反共的政治團體而不像宗教，中共禁止它與宗教自由何干？

如 [1]  中所述，自由主義的起因之一是避免宗教戰爭，因此自由主義接受宗教自由和價值觀的多元。然而很多自由主義者，像林教授，卻不能容忍中國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其實違反自由主義接受的價值觀的多元；他們把自由民主推崇為最高的普世價值，同樣也違反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多元；他們不能容忍不同的價值觀，似乎也促使民主國家內的政黨間彼此惡鬥不已。

[1]  林火旺《民主，其實不簡單：一本寫給厭倦政治口水，卻依然熱愛自由者的思辨指南》傳愛家族，2026。

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真正的普世價值。

「聖賢才智平庸愚劣」證明「人類生而平等」不存在。後來一改再改的解釋為機會平等、法律平等、立足點平等，也都與事實不符。先天後天的不平等既是事實的存在，為什麼不承認？反而要在人們心中根植錯誤的觀念？

「生而自由」更不存在。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林立，全因「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都是出於自願，無人強迫。但我們從現在回望，就知道那不是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天有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童工、女工的規定，都是對「契約自由」的限制。人類自群聚以來就必須犧牲一部分個體自由，以利於在外部環境中贏得群體自由，文明愈進步，限制愈廣泛。兩千年前還可以約法三章，今日各國法條千千萬。

「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西方菁英們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他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但盲從以避免落單是群眾心理首要的考量，此現象並非人類所獨有，飛鳥沈魚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菁英們把「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以此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的強凌弱，現在來看一目了然。人們一面接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一面相信菁英們鼓吹的天賦人權說，絲毫不覺得矛盾荒謬。啟蒙運動正是啟菁英而蒙庶民。

強者以思想洗腦弱者，使弱者甘為所用，勝過消滅弱者。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起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弱者很難依靠自己而翻身，必得強者中有孫氏之類，本於求真求實與慈悲博愛來勸善強者，使人類文明建立起保護弱者的政策，脫離物種的進化而另闢天地。在優勝劣敗的大自然法則下，本該被淘汰的弱勢族群受到保護是人類文明逆天而行的作法。可惜西方個人主義強勢文化當道，孫氏基於東方集體主義之服務的人生觀遂遭埋沒。大道之行，仍不脫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世上少數服務的人生觀踐行者多本於自身的人道情操，並不知道孫文學說。

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乃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個人主義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他們服膺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與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力求「清零」在本質上迥然不同。

不論東方或西方，集體或個人，我們必得承認生而自由平等不存在。即使人類文明逆天而行，濟弱扶傾，也不會（且不該）追求強弱平等。世上沒有平等，才不致乏味，也才有人生價值的追求。「生而自由平等」這種實際上是由詐騙集團生產的外國月亮，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棄如敝屣。相形之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天生不平等及濟弱扶傾的「服務的人生觀」比較有道理。文明只是替弱者建立一道基本樓地板，予以保護。但這道樓地板仍然是強者建立的，東西方不同的思維與體制當然對樓地板的品質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高希均是菁英，是強者。他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在個人主義體制下優勝劣敗的思維。一方面能反映真實，另一方面也能刺激進取，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如前述，若非本身具有人道情操，這批菁英「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自私乃成為榜樣」、「此外無是非、沒有道德成份」，奉行叢林法則，無視弱者的存在，當然更不知服務的人生觀。

王又曾在小蔣時代想見小蔣一面都難，進入李登輝/郝柏村時代馬上成為中常委。電視上出現李/郝鏡頭時，旁邊擠也要擠出個王又曾。同樣的，這回馬英九回鄉掃墓，返台時旁邊總是擠個費鴻泰，這就是政客的嘴臉，爭相擠在光環邊上曝光而不覺突兀。但其中仍然風骨有別：政黨輪替後，在阿扁前十次出訪友邦之中，王又曾父子輪流陪同隨行七次，這種事費鴻泰一次也幹不出來。
高希均擠在光環邊上曝光是跟王又曾一樣不拘顏色的。

台大某教授因為相信《天下雜誌》報導的某未上市公司的未來榮景而參與投資，才不過半年，公司收攤，教授四百萬血本無歸，其中兩百萬是親友的，花了教授三年拼命寫書演講才一一還清，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原來所有的報導都是廣告，全本每頁都有價碼，就是沒有信用與格調。

最骯髒的是最大廣告費來源於政治，多年來五星級市長原來可以年年花數千萬買到，對於動輒幾十億的市政建設來說，幾千萬宣導費簡直就是小兒科。《天下》、《遠見》自甘下流，而今五星之由來大白，且看以後如何排名。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數十年，消耗社會巨大成本，禁不勝禁。《天下》、《遠見》在商言商，遵循西方功利主義，謀求事業最大利益，那也罷了，但別再冠以「文化事業」的招牌，帶頭行騙，玷辱斯文了。敢問高希均/王立行，台灣還有不染詐騙的淨土嗎？

走到21世紀，最先進的文明不是LGBTQ的解放，而是謊言的解放。說謊莫說除罪化，甚且成為時尚。做為全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不但總統川普一天可以講30個謊言沒事，連消毒水都可以治新冠。

所有的廣告都是詐騙，尤其是賣藥。
所有的理財都是詐騙，尤其是股票。
所有的媒體都是詐騙，尤其是BBC。
所有的政客都是詐騙，尤其是盎薩。

高希鈞/張作錦的文章曾經撥動我年少的心弦，現在都已被看透。前者市儈，後者囿於僵固的意識形態，俱無可觀。不是文人相輕，若謂言之有物，我不敢讓，參考「奮起」網站。高/張皆為長期擁有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於今之局，難辭其咎。

人類歷史進入2026年，美帝霸權的川普總統就以涉嫌觸犯毒品、恐怖主義等罪名，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架到美國關押，作為驚撼全球民眾的賀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臥榻之側堅守不同體制的社會發展而長期承受非人的封鎖與匱乏的紅色古巴，就面臨了黑幫老大聲稱「即將淪陷」的危急存亡關頭。

問題是，這片哥倫布讚嘆為「人類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僅九十海里的加勒比海最大島國，這個西半球唯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孤島」，這個主要包括白人、混血、黑人，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人與華人的社會，它的生死存亡，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值得我們關注嗎？

現實告訴我們，在台灣，除了棒球和極極少數自稱「後援古巴」的人們，它從來都不曾存在，更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死活，甚至會因為這個紅色異端的被消滅而鳴炮慶祝。

然而，不准疑美的台灣文化界的視野似乎也並非如此狹隘。姑且不論以馬奎斯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經典，至少，幾家主流或獨立出版社也出版了舒詩偉譯/著《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1998)，馬訶士、吳音寧《蒙面叢林》(200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013)，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2016)等，有關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和奴役的鬥爭的好書。其中，那張長期以來風靡全球流行文化，頭戴貝雷帽，深邃憂鬱而充滿戰鬥意志的眼神，長髮飄逸的切·格瓦拉英氣逼人的肖像，應該就是這種戰鬥求存歷史的理想主義符號吧。

2000年5月，我在北京的小劇場看了當地知識文化圈熱烈討論的報告劇《切·格瓦拉》。戲，環繞著格瓦拉的人生選擇，通過正反兩方辯證式的對話而展開，並且通過題為「人間長街」的歌曲，表達了主題思想：
有一條街道，叫做人間長街。
在街的北面，住著幾個富人；
在街的南面，住著無數窮人。
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
壓迫和剝削，鬥爭和反抗。
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

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

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美國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

「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

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年10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前言-上)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最近看到苦勞網的一篇文章《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然後有人討論在台灣要如何實現左獨。但是，在台灣「左」和「獨」終究是不可能同時實現的，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從國際地緣政治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來看是如此。

一旦台灣要往「獨」的方向走，要求台灣社會團結抗中，勢必會以此轉移島內人民注意力、壓制島內爭取勞農權益的聲音和運動，因為社會主義會被視為是大陸滲透、顛覆台灣的意識形態。同時，「獨」也會要求美國的支持，作為對抗大陸的後盾，交換條件是讓美國掌控台灣的各方面。

對於中國大陸，如果台灣作為二戰後合法收復、高度漢化的領土可以分裂出去，那其他省份也有分裂的可能性，中國一旦解體，美國獨霸於世界，只會對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掌控世界有利，這顯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獨」必然和「右」綁在一起。要在台灣實現真正的「左」，至少要不反中，不把反中拿來道德綁架和壓制島上的勞農力量，否則既要「左」又要「獨」勢必淪為空談。

該文也有討論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否定者認為中共拋棄毛時代的路線，已經變質為壟斷資本主義了。但是，毛時代的路線終究是走不下去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決議文也承認此問題，因此進入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探索。讓人民吃大鍋飯和壓制民營企業的能動性，不能算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依照大陸的自我認知，真正的社會主義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才能算是，目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尚未完成，但也不同於歐美國家讓私人資本放任自流的狀態，屬於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真正的社會主義，還是要同時包容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台灣在兩蔣時期「計劃式的自由經濟」也可以作為借鑒。

回到該文標題，「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一開始要抱持平常心看待歷史上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以及各種帶有左派色彩的統制經濟和社會保障主張；觀察實際的社會經濟問題，再決定哪些學說和概念可以實踐、哪些不適合，在探索中不斷修正實踐。同時也要避免抗中主張壓制民生權益的誤區。真正的左派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不必拘泥於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也不必拘泥於是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只要對人民有益，都不妨嘗試看看。至少要讓台灣回到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正軌，同時借鑒羅斯福新政、早期的英國工黨和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等實踐經驗，並維護兩岸和平，關心和協助大陸的社會主義發展，相信這是台灣左派的出路。

近年不少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如石川禎浩 [1]）都主張，中國已經逐漸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立國的根本意識形態，並且提出警告，民族主義會使中國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並企圖建立全球霸權。中國真是這樣嗎？

稍回顧歷史。中國大陸自1953年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國有化和計畫經濟，快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成效不彰。到1970年代末轉向改革開放，導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並逐漸允許私有企業、農業去集體化。改革開放雖然頗有成效，但是急劇的變革產生很多問題，因此爆發1989年追求民主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改革開放和六四事件被一些學者專家視為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中國喪失其崇高和主導地位的徵兆。筆者不以為然。馬克思的社會演進觀是先有資本主義社會，然後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最後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快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躁進，改革開放之後回歸到社會主義社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正符合馬克思的社會演進觀，因此社會主義仍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從中共的政策看。多年來，大陸一直不惜成本地大肆發展其公共建設，例如高速鐵路到達難以回收的貧困地區，無缐網路覆蓋人煙稀少的荒涼地區等。這種現象有時被批評為投資效益不佳，但是這正是社會主義平等善待所有人民的態度，有助於提升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及縮減貧富差距。

大陸經濟長期增長，然而14億人口中難免仍有不少特別貧窮的人。剩下的貧困地區常有地理、環境等深層的不利因素，全面脫貧絕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中共卻非常認真，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終於達成全面脫貧。大陸龐大，其統計數字不易精確，即使其脫貧統計要打點折扣，仍是了不起的社會主義成就。

大陸加強網路金融的監管與網路電商平台的反壟斷，譬如：螞蟻金服在公開上市（IPO）前夕被擋下，阿里巴巴因壟斷被重罰，而很多網路電商平台都受到反壟斷的督查。這些都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重視公平正義和人民福祉。

新冠疫情期間，大陸的清零防疫措施，造成經濟的損失以及人民的生活不適（如不自由），或許不盡如人意，但是無疑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遠勝歐美，充份體現了社會主義重視生命的人道精神。

上述中共實行的一些政策顯示，社會主義仍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至於民族主義，哪個國家沒有民族主義？川普參選總統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差不多？若無民族主義，美國何必在各方面壓制中國的發展？全球霸權，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比較中美誰更像全球霸權，美國有很多訂定條約的盟國，在不少盟國駐軍，並且在國外有幾百個軍事基地，中國還差得遠，談何全球霸權？

學者專家主張，中國以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作為立國的根本，不過是刻意地建構「中國威脅論」。

[1]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

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會如此的歡唱共產主義《國際歌》，在資本主義泛濫的今天，真讓人感動。(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Internationale，國際的意思)。

蘇聯第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之後，希望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的社會主義浪潮能為世界帶來更好的制度。
因為資本主義野蠻泛濫到現在，貧富差距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狀況。

美國舊金山及各大城市的流浪漢帳篷族，台北火車站外圍的流浪漢，已經泛濫成災，資本主義政府理都不理。

有人住在億萬豪宅，有人擠在斗室，有人睡在人行道上。
有人請客一餐一萬，有人一天只能吃100塊，有人靠救濟食物維生。

政客談的都是戰爭、制裁、封鎖、延長兵役、抗中保台、攀美抱日。
每次聽到共產國際歌的歌聲都帶给我不忘初心的崇高尊敬。

列出我收藏的三個版本共產主義《國際歌》分享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