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防與向美國軍事採購十分相關，目前綠藍白三黨正為了軍購預算吵得不可開交。有些軍事家或政論家憂心台灣的未來會與伊朗有些相似，伊朗戰爭雖然只打了一個多月就停火，双方已有不小的損耗，而仍在軍事對峙中，能給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何等教訓？

台灣與伊朗的主要相似點在於都與世界強權長期對抗，伊朗自1979年起與美國長期對抗，而台灣自1949年起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長期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大約還比不上美國，但美國距離伊朗約12,000公里，其軍力又分佈在世界各地，因此中國大陸能施展於台灣的軍力其實超過美國能施展於伊朗的軍力。台灣比伊朗更不利，也因為我島的面積只有伊朗的約1/45，因此承受不起大量的轟炸。

台灣的國防預算只有對岸的約1/20，一向很少自行研發和生產武器裝備，而多倚靠向美國軍事採購。然而美國對我軍購卻姿態極高，曾一再收了錢，但交貨卻一延再延，而我政府根本無可奈何。近年俄烏戰爭和伊朗戰爭已經讓美國的武器生產捉襟見肘，我們的軍購幾乎必定又將延遲交貨，難怪在野黨對軍購預算很不情願而斤斤計較啊！有些人把軍購視為交保護費而不在乎延遲交貨，但美國收了保護費，也不保證會出兵護台啊！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美國出兵護台的可能性是愈來愈低。

伊朗戰爭給世界的主要教訓是，當面對強大得多的敵人時，你必須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也稱為「不對稱作戰戰略」。伊朗的具體作法是重點發展性價比高的飛彈、無人機，而不是傳統的戰機、戰艦；並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飛彈、無人機、雷達系統等裝備，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以保障在戰時武器的存活和持續的生產能力。

台灣的軍事力量遠比不上大陸，我們有實行「不對稱作戰戰略」嗎？比伊朗如何？伊朗在两伊戰爭（1980-1988）後就開始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但台灣到2017—2019年李喜明上將擔任參謀總長時才強調「不對稱作戰戰略」（參見《評李喜明前總長的「整體防衛構想」》），並且李前總長去職後，其構想就幾乎被束之高閣，直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我島才又重新重視「不對稱作戰戰略」，因此台灣在「不對稱作戰戰略」上是遠遠落後於伊朗的。要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大量的飛彈、無人機，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是浩大的工程，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

台灣的武器裝備，不論性能還是數量，都比不上對岸，又沒有盡量隱藏在山裡或地下，在對方的大規模第一擊之下，恐怕大半都將折損而不堪用，要如何保衛台灣？

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一向受美國擺布，美國既不願賣尖端武器（怕台灣共諜多，會洩露軍事機密），又優先考慮美國的利益，台灣的「不對稱作戰戰略」於是被推遲了很多年，要怪誰？

外交再突破。歷史性的一刻！雖然很令我震驚。

來見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一眾車馬裝載著六百箱禮品，浩浩蕩蕩地運往北京。馬戛爾尼的座船被插上「𠸄咭唎貢使」字樣的旗幟，彼此因禮儀問題反覆磋商，最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將英國國王的國書呈遞給乾隆。

躲開中國。兩百三十三年後，民國一百一十五年（2026），改由來自臺灣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國安會諮詢委員黃重彥、外交部長林佳龍與駐史瓦帝尼大使梁洪昇集體向史瓦帝尼王母恩彤碧下跪接贈禮，體現臺灣全體官員對這個位於非洲的泱泱大國的最高敬意。

來回跑兩萬五千公里，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王國展開朝貢外交，只圖替臺灣爭取得來不易的對等與尊嚴，這群來自南島的使者忍辱負重且胸懷遠大，深懂入境隨俗的道理。這是未來會記載到歷史教科書中的一段佳話。國人見此奇景，寧不感慨萬千，涕泗滂沱乎？

國民黨内絕不是所謂親中與親美的鬥爭，而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此觀點揭示了中國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的深層本質。以下將結合相關信息，探討其為何超越了簡單的「親中」與「親美」標籤，而是關乎民族立場與外部干涉的根本性抉擇。

 國民黨內部路線的歷史脈絡與派系分化

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歧並非新現象，而是長期以來權力分配、路線定位模糊和派系利益拉扯的集中體現。有分析指出，其內部大致可歸為三種路線：

「美國國民黨」：此路線以馬英九、朱立倫等人為代表，雖堅持「九二共識」，但更強調「一中各表」，其政策核心是「不統、不獨、不武」，主張在安全上依賴美國。這種路線被認為在根本上符合美國希望兩岸「分而不離、和而不合」的戰略利益，即維持兩岸現狀，避免走向統一。 

「本土國民黨」：以王金平為代表，根基深植於臺灣地方派系，更關注地方利益與選舉得失。在兩岸論述上，他們往往採取模糊或迴避的態度，傾向於「維持現狀」，對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缺乏動力。 

堅持民族立場的路線：以洪秀柱、張亞中等人為代表，明確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主張深化兩岸聯結，背靠大陸發展。 

 當前路線鬥爭的主要表現

近期的黨內矛盾，突出體現在對兩岸關係根基「九二共識」的解讀以及整體戰略方向的搖擺上。

「九二共識」的解讀分歧：黨內在「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上存在深刻矛盾。一方主張「一中各表」，甚至傾向於將其工具化、空洞化；另一方則強調「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和平發展基石的重要性，認為其核心在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整體戰略的模糊化：國民黨中央曾提出「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試圖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尋求平衡。然而，這種策略在實踐中常表現為戰略模糊和被動反應。例如，在迎合美國所謂「安全承諾」的同時，卻難以提出清晰、可行、能說服選民的兩岸和平方案，導致其在關鍵議題上常陷入「被動接招」的境地。 

 路線迷失的背後原因

國民黨在關鍵問題上屢屢迷失方向，源於以下幾個結構性問題：

選舉利益的短期考量：面對臺灣地區內部的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為爭取選票，傾向於採取模糊策略以討好不同陣營的選民，缺乏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原則性兩岸政策的勇氣。 

深陷美國戰略軌道：有觀點認為，國民黨內部分勢力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對美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其政策制定常以符合美國戰略目標為重要考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戰略自主性。 

本土派系的利益閉環：以地方勢力為基礎的本土派，其政治重心往往在於維護地方層面的利益分配，對全局性的兩岸關係大戰略缺乏興趣和遠見，這進一步加劇了黨的內耗和戰略短視。 

 路線選擇與未來走向

國民黨的路線選擇，不僅關乎其自身的政治前途，更牽動著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親美」路線的潛在風險：緊緊依附美國戰略，可能導致臺灣地區被綁上外部勢力的戰車，從而喪失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敘事權，甚至將臺灣推向大國博弈的前沿，增加臺海局勢的複雜性和風險。 

堅持民族大義的根本出路：歷史與實踐表明，臺灣的前途命運始終與祖國大陸緊密相連。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在民族復興的大義下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才是保障臺海和平、促進臺灣繁榮穩定的根本之道。一個清晰、連貫、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戰略方向，才是國民黨乃至臺灣地區應對變局的正途。 

總而言之，中國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確實需要超越「親中」或「親美」的表面標籤，而必須從民族利益與外部干涉的角度審視。唯有認清歷史大勢，做出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正確抉擇，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最近這一波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看起來很可能正如先前不少人所預判的那樣，不是以一方徹底勝利收場，而是以一種相當典型的中東式方式，暫時停在一個誰都沒有真正滿意、卻又都不得不先喘一口氣的狀態。

從路透近期多篇報導看，現在比較接近的情況，並不是「和平已經來了」，而是脆弱停火、臨時安排與低信任談判並存：美伊對話仍在試探，巴基斯坦持續斡旋，中國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但整個局面仍然非常不穩。這也就是說，眼前比較像是戰火先壓一壓，而不是戰爭真正結束。

從這個角度看，若有人現在就急著宣布「伊朗大勝」或「美以大敗」，其實都太早，也太情緒化。這場戰爭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並不表示伊朗已經一躍成為什麼新興超級強權，更不表示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優勢突然消失。比較接近現實的說法是：伊朗證明了自己很難被單靠空襲、導彈與定點斬首迅速打垮；但這和它因此躍升為“世界第四強”，根本不是一回事。

路透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很清楚：伊朗確實「遍體鱗傷卻仍握有荷姆茲海峽槓桿」，但停火本身也被形容為「非常脆弱」，這顯示它撐住了，卻沒有真正翻盤。

伊朗這次最值得注意的，確實是它展現出的韌性。高層遭受重創之後，國家機器並沒有立即瓦解，仍能持續反擊，並且把局面拖進談判區間。這一點，恐怕確實讓不少原先低估伊朗承壓能力的人修正了看法。伊朗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這不是一個可以靠幾輪高強度空襲就迅速推翻的國家。

但這種韌性主要是「打不死」，不是「全面崛起」。能撐住，不代表國力就完成躍升；因為國力還包括經濟恢復能力、全球投射能力、盟友網絡、科技金融地位與長期制度穩定，而伊朗在這些層面離所謂世界第四強還很遠。

因此，台灣一些偏親美的評論者，若因為這次美以未能推翻伊朗政權，便立刻把局面講成「美國與以色列神話破滅」「伊朗聲望暴漲」「中東秩序從此改寫」，其實都說得太滿了。戰爭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僵局，一個根本原因是：美國與以色列都不願意，也不敢，真正把戰爭推進到大規模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境內作戰。

原因不神祕，因為一旦走到那一步，後續的政治代價、軍事風險、國際壓力與長期佔領問題，都會遠遠超出空襲與封鎖所能控制的範圍。換句話說，美以這次沒有做到的，不是簡單的「軍事不行」，而更像是「不願或不能付出那樣的政治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仗到今天，並不是伊朗打出了某種壓倒性的勝利，而是美以最終也沒有把自己推到全面政權更替戰的邏輯裡。雙方都踩了煞車。美國與以色列要喘口氣，重新盤點這一輪高強度打擊為何沒有變成政治終局；伊朗也同樣要喘口氣，因為它固然沒有亡國，卻付出了極沉重的基礎設施、經濟與地區影響力代價。把這種局面講成「誰大贏」，其實都失真。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部分支持者原先想像的那種徹底勝利。

而且，如果往更大的中東格局看，伊朗未來仍然不會因此突然擺脫孤立。它當然還有中國、俄羅斯等重要外部支點，但要說它因此重返廣泛國際合法性，顯然太樂觀。更現實的是，它長期扶植的區域代理力量，這次其實受損不小。路透對真主黨的最新報導已很清楚指出，該組織在最近衝突中付出重大軍事與政治代價，黎巴嫩內部對其武裝地位的質疑正在升高；而伊拉克、巴勒斯坦與其他親伊朗力量，也不同程度受挫。這說明一件事：伊朗並沒有因為撐住戰局，就自動把區域影響力推到更高點；相反地，它原有的外圍網絡其實有不少地方正在被削弱。

所以，如果非要給伊朗這場戰爭中的表現下一個比較準的定位，我會說：它贏得的主要不是地位飛升，而是證明自己不是能被輕易清除的對手。這當然有政治效果，也會讓未來任何想靠空中力量速戰速決的人更加謹慎；但這不等於伊朗從此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更不等於它的區域戰略已全面成功。中東不是比誰撐得久就能一次改寫國際位階的地方，更何況伊朗本身還要面對戰後經濟、海峽封鎖、制裁、內部治理與外交困局等重重壓力。

倒是有一個比較值得保留的積極觀察點：伊朗也許能藉由這次沒有被打垮、卻也感受到自身極限的經驗，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某種有限對話的空間。 路透已報導，伊朗透過巴基斯坦提出了有關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與結束戰事的方案，而美伊之間的接觸雖然低信任、低期待，卻並未中斷。這意味著，戰爭的結果未必是單純延續對抗，也可能逼出一種更務實的重新接觸。當然，這不會是一場大和解，更不會迅速解決核、飛彈、制裁與代理人戰爭等根本矛盾，但至少說明：雙方都還知道，最後仍得回到談判桌。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確實可能扮演比過去更重要的角色。北京最近對伊朗問題的外交動作明顯增加，不只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也把荷姆茲海峽重開、停火穩定與談判延續視為重要議題。路透也明確指出，若海峽問題未解，它很可能成為川普訪中期間的重要討論項目。這代表中國未必有能力單手解決美伊對立，但它正在把自己放在一個「穩定器」與「傳話者」的位置上。對伊朗來說，這是一條重要外部管道；對美國而言，中國也可能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中介力量。

如果要替這場戰爭眼下的局面做一個比較冷靜的總結，我會這樣說：這場戰爭最終很可能不是誰徹底打垮誰，而是在彼此都不願或不敢把戰爭推到地面全面決戰的情況下，先進入一種脆弱停火與有限對話的狀態。伊朗證明了自己難以被迅速推翻，但這不等於它一躍成為新強權；它真正比較值得期待的，不是“第四強”的幻覺，而是能否利用這次撐住局面的籌碼，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的談判空間，而中國則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再講白一點，就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原先部分支持者以為能做到的事。現在大家都先累了，後面還得回到談判桌。

這話也許不熱血，但比較接近現實。現實世界裡的戰爭，很多時候不是以戲劇性的全面勝利結束，而是在相互受傷、彼此疲憊與外部斡旋之下，先停一下，再重新計算下一步怎麼走。這次波斯灣與中東的局面，看起來大概也是如此。

那位次長就是亂攀比，美國總統會對出訪地點保密，那是因為前往戰地或有衝突的地方，拿萊爾校長比，根本就是胡扯。

尼克森曾經在越戰期間，前往西貢探視官兵，他在公開訪問泰國的行程當中，搭乘直升機前往西貢之後，才對外公開。

那位次長舉了一大堆布希或者拜登，乃至川普的案例，抵達後才公開的事情，但那些都是到有軍事衝突的地方。

萊爾校長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如果真要說，擔心過早曝光，引起北京的政治壓力，這還說得過去，把美國總統扯進來，那就是笑話了。

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前，季辛吉是偷偷摸摸混進北京，但尼克森身為美國總統，第一次破冰前往北京，自然是風光抵達，怎麼會偷偷摸摸？因為不是去戰地，是外交儀節上必然的安排。

艾森豪總統當選後，就任前，曾經前往南韓訪問，探視美軍官兵，即使安抵南韓，也沒有宣布，而是回到美國後才公開，原因無非就是軍事衝突之故。

艾森豪卸任前，到亞洲訪問，原本只想到日本與韓國，但是日本民間為了《安保條例》鬧到全國沸沸揚揚，總理都搞下台了，日本政府無法保證能夠妥善接待艾森豪，艾森豪於是取消了訪問日本，改為前往台灣。

美國總統出訪多是公開安排，沒有公開就是安全考慮。二戰時羅斯福到埃及與蘇聯開會，自然都不可能公開，邱吉爾戰時出訪也是這樣。

但萊爾校長根本就不是這種情況，他是遭遇兩岸的政治衝突。
萊爾校長被針對地惡整，這是咎由自取，陳水扁、蔡英文兩位民進黨總統都能夠順利訪問非洲，馬英九還可以玩玩過境印度，萊爾校長卻出不了門，完全是針對其個人荒誕不經的言行。
你要想的是，為何他的待遇比蔡英文還要差，都是民進黨，為何有如此差別，這個才是大家要檢討的地方。

如果這是元首外交，那就是個完全沒有外交儀節的安排，不顧其代表國家身分，純粹是為了個人面子的鬧意氣之爭。
那架飛機去來台灣都是我們付錢，就算是搭著國王出訪台灣，所有的費用，還是我們出，這架飛機號稱史國購買，其實是我們付錢送給那位國王，金錢外交的變形模式。

當外交變成打游擊，無疑是把民進黨搞成了像是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般的地位，這種非正常模式，如果還沾沾自喜，得意揚揚，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台灣處境有其艱難之處，但也不該搞出這齣外交游擊戰，完全只是為了幫萊爾校長討面子，而不顧體制上的尊嚴。
因為政治正確的緣故，沒有媒體膽敢挑戰國家元首偷偷摸摸的方式出訪。

國家元首進行外交訪問，自然是要符合外交儀節，但是台灣的情況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之下，就是很難達到這個理想。
抵達當地，接受軍禮致敬，這只是起碼的標準，雖然那架飛機都是我們花錢供養，但是仍然不是我們的飛機，一位元首用別人的飛機夾帶出訪，看似很靈活出招，其實是難登大雅之堂。

把外交出訪，搞成打游擊，真是讓外交部努力變戲法，化不可能為可能，可是，這絕非好典範。
堂堂正正的出訪被打壓，就改成偷偷摸摸的溜進去，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了，其實沒有改變什麼大局，就是這場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兩岸爭戰當中，小小的一場勝績，可是不會扭轉整個局勢。

這樣的搞法，就能讓世界看見台灣？其實真正關心的並不太多，非洲的新聞網站放在首頁，因為這是非洲事務，很正常，BBC分到非洲新聞頁面，也就是說，這只限定在非洲事務方面。

這個非洲小國靠台灣投入許多金錢資源供養，反正台灣現在邦交國剩下沒有幾個，花起錢來，就沒有以前負擔大了，用錢包養著，直到地老天荒吧。

伊朗戰爭打了39天後，双方同意停火两週進行談判，但談不出結果，川普宣佈繼續停火，但持續封鎖伊朗的港口，期待封鎖能在後續的談判中有利於美國。美國及其盟國對伊朗實施長期的經濟制裁，加上與以色列不時發動情報戰、斬首戰，但伊朗始終不屈服，憑什麼？

首先看軍事方面。早在两伊戰爭（1980-1988）時，伊拉克入侵伊朗，就獲得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較多的先進武器供應。面對伊拉克較精良的武器裝備，著名的伊朗戰略家蘇萊曼尼（2020年被美軍的無人機襲擊身亡）就發展出「非常規戰爭戰略」。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這戰略的成果：武器的重點是性價比高的飛彈、無人機，而不是傳統的戰機、戰艦；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飛彈、無人機，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援助建立親伊朗的國際武裝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加薩哈瑪斯、葉門青年運動等。這樣的戰爭準備讓伊朗在美、以多日的狂轟猛炸下仍保有反擊之力，並且能掌控荷姆茲海峽。

比軍事更重要的是人心，伊朗長期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經濟制裁，人民生活當然不好過，是否願意撐下去？伊朗大約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為它是文明古國，在歷史上曾多次強勢崛起，如阿契美尼德帝國（約前550―前330年）、薩珊帝國（224–651年）、薩法維帝國（1502年–1736年），並且是「伊斯蘭黃金時代」（約在8至13世紀之間）的文化中心（參見《自古至今的伊朗簡史》）。雖然現代化落後，伊朗自18世紀末就是統一的主權國家，以其光榮的歷史，伊朗人大多重視國格、尊嚴，超過經濟生活。

伊朗的政治制度很特殊，將民主選舉和宗教統治相結合。總統和議會像一般民主國家由選民直接選出，但其權力受到伊斯蘭宗教勢力的制約，最高領袖由宗教法學家推舉產生，而宗教法學家由選民投票選出。雖然宗教統治可能阻礙國家的現代化，伊朗的政治制度符合其國情。伊朗為多民族國家，其主體民族波斯人僅占總人口的61%，其餘有亞塞拜然人、庫德人等等，不容易團結。但全國人口中98%信奉伊斯蘭教（其中89%信奉什葉派），宗教統治有助於國家的團結。在歷史上，什葉派屢受多數派的遜尼派打壓，因此是特別堅忍的。

國際透明組織和西方媒體把伊朗評為貪腐墊底的國家（參見Corruption in Iran） ，恐怕有故意抹黑之嫌。伊朗的最高領袖由宗教法學家推舉產生，必定德高望重，恪守伊斯蘭教規，不可能容忍系統性貪腐；若真貪腐墊底，錢多落入私人口袋，不可能在山裡建造出大量的飛彈、無人機，及其生產工廠。

伊朗近年爆發多次規模相當大的反政府群眾示威活動，甚至造成一些死傷，但在伊朗戰爭開打後，這類群眾示威活動未再出現。這顯示伊朗反美反以的民族主義目前蓋過了群眾對政府的不滿。不過，伊朗的西化派與伊斯蘭保守派的意識形態差距大，容易有衝突，仍是其隱憂。

2006年，美國專欄作家Thomas L. Friedman出版了那本廣為人知的書《The World Is Flat》。那一年，全球化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許多人相信，人類社會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國界的重要性將逐漸下降，資本、技術、勞動力與資訊可以跨越國界自由流動。市場與科技將取代地緣政治，經濟互依將降低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回頭看，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樂觀的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十幾年間，世界確實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放氛圍。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對抗的格局消失。許多國家逐漸接受市場經濟體制，自由貿易與跨國投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旋律。1995年成立的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象徵著全球貿易制度的制度化，而2001年中國加入WTO，更被視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里程碑。

在那個年代，世界似乎真的在變小。跨國企業迅速擴張，全球供應鏈逐漸形成。一個產品可能在矽谷完成設計，在台灣製造晶片，在中國組裝，再銷往歐美市場。資訊科技的革命讓距離不再是限制。電子郵件、網際網路、全球航空旅行，使得商業與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

在那樣的氣氛之中，許多知識分子相信經濟全球化將逐漸改變國際政治的邏輯。甚至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說法——「麥當勞理論」。意思是說，只要兩個國家都擁有麥當勞速食餐廳，它們之間就不太可能爆發戰爭。這種說法雖然帶著幾分幽默，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一種普遍信念：經濟互相依存將使戰爭變得不再理性。

然而歷史往往比理論更複雜。如果從今天回頭看，全球化的黃金年代其實只維持了不到二十年。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世界的氣氛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第一個轉折出現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源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迅速擴散到全球，使人們第一次開始質疑全球化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市場的高度互聯，本來被視為效率與繁榮的象徵，但在危機爆發時卻成為風險迅速傳播的管道。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機揭露出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許多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逐漸發現，產業外移與國際競爭正在削弱本國的就業機會。全球化確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並沒有平均分配。

隨後十年間，政治上的變化逐漸浮現。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讓歐洲再次感受到地緣政治衝突的陰影。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更象徵著全球化政治共識的瓦解。許多選民開始質疑自由貿易與跨國制度，認為這些制度未必真正代表本國利益。

如果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全球化的經濟基礎，那麼2010年代後期的政治變化則動搖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礎。

進入2020年代後，世界局勢的轉變更加明顯。中美貿易衝突、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能源競爭與軍事衝突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旋律。2022年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讓歐洲重新回到戰爭陰影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強調「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過去二十年間建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開始被重新檢視。許多國家提出「去風險化」或「友岸外包」等政策，希望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如果說2000年代的關鍵詞是效率，那麼今天的關鍵詞則變成安全。

這種變化並不只是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深層的歷史轉折。如果把歷史的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局勢其實並不完全陌生。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世界，也曾經經歷過一次高度全球化。當時國際貿易快速增長，資本與人口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非常密切。在1913年的歐洲，許多知識分子同樣相信戰爭已經變得不可能。經濟互相依存被視為維持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1914年，一場看似局部的危機卻迅速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徹底摧毀了十九世紀建立的全球化體系。

歷史給我們的提醒其實非常清楚：經濟互依並不必然消除政治衝突。今天的世界當然與1914年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全面戰爭的成本極高，而全球經濟的複雜程度也遠超過一百年前。然而，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並沒有消失。國家利益、地緣政治與權力競爭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驅動力。

因此，與其說全球化已經終結，不如說全球化正在轉型。未來的世界很可能不再是一個完全開放、完全自由流動的全球市場，而是一個由不同區域經濟體系構成的多中心結構。北美、歐洲、東亞等區域經濟圈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產業與科技網絡，而全球貿易則在這些區域之間維持某種程度的連結。換句話說，世界不再是完全平的，但也沒有回到完全封閉的狀態。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全球化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段真實的生活經驗。許多人曾經相信市場與科技將逐漸削弱國界的重要性，而國際合作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然而歷史總是充滿反覆。開放與保護、合作與競爭，往往在不同時代之間交替出現。二十年前的全球化樂觀，也許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特殊時期。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地緣政治回歸，也未必是歷史的終點，而可能只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世界或許不再像當年想像的那樣平坦，但它仍然是一個彼此相連的世界。而在全球化的幻與醒之間，我們這一代人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近年中國經濟不如以前亮麗，一些反共反中者於是趁機唱衰中國，《幻象帝國》（[1]）可說是其中的代表。這書的主旨：『為何本書以「幻象帝國」為題呢？中國獨裁者毛澤東慣於以「紙老虎」蔑稱美國…「紙老虎」這個詞語反而恰如其分地適用於今日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到底中美誰是「紙老虎」？

[1] 與其他唱衰中國的論述一樣，都只強調中國的不利面，如房地產業泡沫破裂、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外資出走等，幾乎不提其有利面，也不與美國相比，更不提美國的不利面，頗有自欺欺人之嫌。

先談經濟。疫情後的這三年，中國內需消費的成長雖然不如預期，其出口仍很強勁，對美國的出口雖減少，對其他地區的出口卻大增，足以彌補其對美的減幅而有餘，尤其中國擅長的電動車、機器人產業都是高成長的未來之星。
美國的GDP看似不錯，卻是高物價、高通膨撐起來的虛胖（中國幾乎沒有通膨），因為GDP的計算是根據所有產出產品的價格，高物價會增大GDP。美國多年來的大幅貿易逆差肇因於製造產業的空洞化，嚴重拖累其經濟。

中美目前都有大量債務，中國因有大幅貿易順差，能夠逐漸償還及減少債務，美國的債務卻是越積越多，還要打仗，所以中國經濟的前景明顯優於美國。

關於國際關係，作者痛惜在川普的總統第一任期，「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加速崛起，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推崇拜登總統為美中關係重新校準方向，有助於西方和亞洲對中國威脅的覺醒。川普第二任期至今的言行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盟國，促使很多西方國家都在這幾個月內造訪中國，積極尋求合作。作者孤立中國的期望因此是完全落空了。此外，作者認定，俄羅斯在烏克蘭屢戰屢敗，大勢不妙，有可能政權垮台，將換成親西方政權，對中國形成包圍的態勢，則是可笑的誤判。

書中全面妖魔化中國大陸，指控中國迫害異議者、買賣及移植死囚器官、在新疆建集中營拘留少數民族等等。這些指控廣泛得令人失笑，譬如：影星趙薇、范冰冰都因逃漏稅被查，卻被歸類為受迫害的異議者！網路大咖馬雲因螞蟻金服的上市受阻而消聲匿跡一陣子，也被歸類為受迫害的異議者！書中摘錄了藝術家和作家艾未未對習近平和共產黨的很多批評。但多年來艾多次進出中國，曾長居中國和國外，雖有不少爭議，正顯示中共對異議者的包容。

作者很擔憂，再任總統的川普會使美國走向孤立，導致國力被削弱（這書的中文版比原來的法文版，增加了一些內容，完成於2025年）。這是書中極少數正確的研判。川普明顯的言過其實、欺世盜名，使美國更像「紙老虎」了。至於習近平，一向只是默默的建設中國，一點都不像「紙老虎」。

[1] Pierre-Antoine Donnet（董尼德）《幻象帝國：天朝中國的自我神話與天下敘事》左岸文化，2025.9。（Chine, l’Empire des illusions, 2024.1）

早期藍營的板塊遠大於綠營，阿扁當選總統是因為藍營的分裂，但在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後，藍營的板塊就持續的逐漸縮減，導致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鄭麗文擔任國民黨主席將近半年，敢言敢衝，敢與綠營直球對決，並且不懼抹紅，出訪大陸，為台灣爭得不少實質利益。這些作為看來有望扭轉藍營選總統三連敗的劣勢。

鄭出訪大陸確有一些風險，若双方稍有失言，必定被綠營大肆抹紅而失分。所幸在6天的行程中，習近平不提統一，鄭的發言激勵人心，中規中矩，不曾失言，綠營當然仍會抹紅，但空洞的抹紅傷不了鄭和國民黨。

藍營的板塊持續縮減，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的主要原因在於，綠營長期宣揚和灌輸其意識形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共和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人要「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反共」「反中」的另一理由是台灣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共產制度（也因此全面「親美」）。
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是「親中」的。
民進黨是本土政黨，既「愛台灣」，也「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因此台灣人應該支持民進黨，而反對「親中」的國民黨。

綠營長期宣揚上述的意識形態，藍營起初還能加以反駁，到2016年初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大獲全勝以後，藍營的政治人物大多不敢再與其抗衡，反而是「拿香跟拜」，既不敢「親中」，更不敢自稱中國人，也對「九二共識」模稜两可。藍營於是被稱為「獨台」「華獨」，幾乎成為綠營「台獨」的跟從者，藍營的板塊因此持續的逐漸縮減。

鄭麗文是洪秀柱之後，第一位正面挑戰綠營意識形態的藍營大咖。她自稱中國人，並要讓台灣人能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她強調，綠營的「反共」「反中」很可能導致台海戰爭，她因此主張，「愛台灣」就要「親中」，以維護两岸和平和台灣安全，亦即「親中」和「親美」要並重。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挑戰綠營的意識形態及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領導國家（參見《蓋洛普民調：全球對中國領導力認可度超越美國　差距近20年最大》）。何能說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政治制度？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自然能夠擴大藍營的板塊及縮減綠營的板塊。

在總統大選，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即意識形態比候選人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更重要。綠營在總統大選連三勝是因為它長期宣揚和灌輸其「反中」意識形態奏效，鄭麗文直攻綠營的意識形態，並宣揚藍營的「親中」意識形態，是對症下藥，勇於挑戰，有望扭轉藍營在總統大選連三敗的劣勢。

從上個世紀到現在，世界不斷有戰爭、不斷有人傷亡，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更有朝代更迭、疫病送命，這中間除了天災，主要的是人禍，用病毒、用軍火，尤其是用精神思想毒害國家、製造內亂戰禍。

雖然各國自由貿易互易所需，煥然四海昇平，但這两年許多大事卻使世界面臨大戰。每天閱讀網絡報導，中東加薩受以色列的毀滅使人憤恨，伊朗戰爭禍害全世界使人無力，資訊越廣布，越了解誰是罪魁禍首，除了以色列人，也包括美國人和猶太人，他們在造孽，在爭權奪利，卻犧牲自己子民，還禍害他人。

近百年來，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富裕國家，這般成就由何而來？為何以美元掌控世界經濟命脈，政府竟背負38兆美元的鉅額負債？又為何要搞性平、同婚、銷售大麻等？真正富裕的不是美國政府，是暗中掌控金融的猶太金權，使美國富強猶如虛幻，被只佔2%人口的猶太人操弄，直接擁有美國70%財富，而實際掌握金權的禍首更是少數。有人問為什麼批判猶太人，其實大家無冤無仇，只是為金融被操縱、生命被玩弄的世人不平，也替美國人不值。

這世間能夠以群力為禍作亂的都是一些掌權者，之所以說「一些」，因為居少數，是分布在各國各組織各群體的少數人。只因貪婪且迷信資本主義，譬如叛亂組織、詐騙團體等的首腦，覬覦他國資產資源和土地，少數人歸屬各群體，納坦雅胡歸屬以色列猶太人，澤倫斯基歸屬烏克蘭。我們不責怪個人，因為執行者是群體或國家，是群體的暴行所致，不是猶太人都犯錯該死，但縱容犯罪就是從犯，美國之為惡操持在猶太金權之手，以總統之名變罪魁禍首。

總是想著什麼時候這個世界能得安寧，不再有戰爭和人禍，能夠互相尊重、互易供需、彼此提攜。慾望推動人們向上奮發，帶動經濟和科技成長，但資本主義不擇手段斂財的貪婪和奢侈文化，把人性帶入無恥忘義、只懂享受的精神文化。出生在台灣的人，被美國資本主義薰陶，承受了兩蔣建樹，卻不感恩其對民族的奉獻，而把成果歸為民主，是台獨份子對抗政府造成的。台灣的成就乃是正確領導和民族力量所致，以前國民黨無能解惑，任讓猶太病毒腐蝕台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