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疑美論」是透過我們不久前所親身耳聞與目見的、關於美國在此次疫情中死亡人數高達百萬人的情況，而產生了種種的疑問；我們認為這種疑問是合理的，現在藉此機會來提出討論，希望能藉此機會，讓我們更理解美國這個世界上相當重要的一個國家。

一、疫情中所見──看看美國對於中國疫情的相關報導──

「去年，當局曾將數億人置於某種形式的封控之下，還發生了毆打離家居民，或將大人和孩子分開隔離的情況。官方敘事也不提去年12月初政府突然取消了「清零」政策後出現的混亂局面，政策180度大轉彎導致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激增，讓醫院和火葬場措手不及。」

「醫院基本都人滿為患，幾乎沒有空間容納更多病人。呼吸機嚴重短缺。布洛芬嚴重短缺。哪怕是醫院也沒有足夠的布洛芬為癥狀嚴重的患者退燒。2020年初疫情剛出現時，西方國家都經歷過這些情況。但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沒有做更多的準備來應對政策方向的轉變。」

美國是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其自二戰後雄霸世界已七十多年，自然各種設備應該都是最先進的；近幾年來，由於中國人自力自強，努力不懈，才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然而對比起來，不但個人國民所得遠不如美國，在全球排名序列上，美國在第七，中國僅在第65的位置，並且美國的人口數為3億，遠不如中國的14億，所以，我們透過美、中兩國人均所得上六比一之差距，可以想見中國人在醫療照護上，必然很難與美國相比；在如此基本的經濟條件大不同的情況下，上述的論述真能有什麼實際上的意義。

更重要的，應該是該清零政策乃是中國抗疫政策中一項重大的實驗，就像中國此前曾經火速地開設臨時隔離病患的「方艙醫院」的實驗，該政策與方艙醫院同樣是第一次實施，當然難免有考慮不周之處，但是它將不只是中國人的寶貴經驗，未來也將是人類抗疫歷史中一項重要的紀錄──相對於西方躺平認命似乎是自我放棄式的。

報導上述新聞的美國報章不是小報，是鼎鼎大名的「紐約時報」。是他們的記者或者撰稿人水準太低，無法認知到美、中兩國間這類根本的差異，所以只能如此很片面地比較、做出缺乏實質意義的描述──還是媒體本身的政策方向如此？

二、所謂人權與言論自由──看看美國人重視的形式民主

在疫情中，好像很關懷中國疫情的「美國之音」除了努力報導它們的中國疫情外，極為重視疫情中社交媒體平台的表現，大力批判媒體平台是否受到審查干擾；卻不問在民主體制的民眾福祉之下，是否有必要過濾、審查？這使我們聯想起民主體制下對於所有公眾事務，都進行普選的必要性，以及其提名是否應該有資格的限制？是否民主體制應該要避開民粹主義的形式主義趨勢？我們是否應該合理的懷疑，這類的形式主義的批判是忽略現實條件的？

讓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
「《美國之音（VOA）中文網》2022/12/14 19:48報導，在中國官方不公布準確訊息的時候，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是大眾分享訊息、了解疫情最新發展的有效管道之一。但這一管道經常遭到審查的干擾。報導指出，經13日測試發現，以「北京疫情」作為熱搜話題下的貼文，受到了嚴格的過濾，僅顯示來自認證帳號或官方帳號的發言。…至於另1條有關北京藥物供應面臨壓力的貼文，下方近200條評論全部被隱藏。…這項報導直指，微博審查了與北京疫情相關的熱蒐話題和關鍵詞，限制了中國網民們對這些話題的討論，以及獲取實時疫情訊息的能力。」

以其所及的「有關北京藥物供應面臨壓力的貼文，下方近200條評論全部被隱藏」來看，顯然那是一個當時可能促發恐慌而於現實疫情的壓制少有助益的消息；對於該條貼文若僅以危害了人權中的言論自由而批判審查者的努力，是否對於當時的疫情控制反而有害？

三、關於悲慘疫情的市民生活

全世界都高調著當前是個民主時代，一切社會的政經施設都應該以民意為依歸；民意主要就是指人民對於他們的現實處境抱持著怎樣的認可與不滿；在這次疫情中，我們確實看到了許多這方面的訊息，例如，網路上人們至少留下了這樣的四則讓人極為哀傷的紀錄──

「3月23日在家中哮喘發作，用藥後無法緩解。19時，家屬駕車送其就診，被醫院拒收。她所工作的東方醫院公告說：我院南院急診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暫時關閉，進行環境採樣和消毒，家屬遂將病人送到仁濟醫院東院救治。23時許，周盛妮去世。」

「根據患者女兒公佈的時間線，早上8 點，其父哮喘發作、暈倒。隨後，小區2 名做核酸的醫生趕到現場進行心肺復蘇，同時告知其家人需要AED。8:45，一輛救護車到樓下，但這是鄰居叫的，求助借AED，未果。該女和鄰居們反復溝通是否可以用私家車或是警察協助的方式送其父親就醫。但由於小區封控，這些方法並沒有成功。9:18，派出所送來一台AED。9:29，第二輛救護車到達。10:00，救護車抬著空擔架下樓。老人離世。」

「經濟學家郎咸平的母親，98歲。據郎咸平微博的講述：老人有點腎衰竭，按照過去的診斷，只要打一針就好了。只是因為上海嚴格規定必須要做核酸後才能就醫，老人在三甲醫院當場做的核酸竟然4個小時都沒出結果，在急診室門口等待了4個小時後，去世。」

「4月8日，陳偉，55歲 ；因沒有出門證無法及時前往就醫。去世。」

確實，它們都是活生生的、我們難以接受的悲劇，應該也都是他們的家屬不願意面對，甚至高度悲傷或憤怒的情境；作為這次大疫中的倖存者的我們，應該感同身受，應該痛定思痛，甚至應該主張深入地探究與這次疫情相關的一切責任歸屬；最後既使是難以定論，也希望它們的犧牲能夠成為有助於未來應變的改進上之基礎資料。

人類面對與克服苦難的經驗啊，對於我們有長遠中醫與中藥傳統的中國人而言，不就是「神農氏嘗百草」那樣卑微而崇高地、在千辛萬苦的三、四千年中積累起來的嗎──然而，那僅三百多年、號稱自由、民主、人權、個人自由的美國文化，只能看見些什麼。

四、「百萬人死亡」的意義？

一個以中文發行，其本部似乎是很受到美國照顧的「大紀元媒體平台」〈新唐人電視台、神韻歌劇團、世界法輪功〉，曾經對於此次三年疫情發佈了中國人死亡高達四億人的數字；是否真有那樣多，相信是個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問題；未來的人口學家怕也無法說服那些狂熱的信者。此處我們要談的是美國人的百萬人死亡數的問題。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百萬 拜登稱『悲劇性里程碑』」──這是英國BBC新聞中文網站2022年5月13日的極醒目標題，簡單明瞭；其內文為短長兩句──
「白宮表示，美國已有超過一百萬人死於新冠感染。」
「美國總統拜稱美國在紀念一個『悲劇性的里程碑』，逝去的每一條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損失』。」

這樣的報導是怎樣的意義？用這樣的幾個強烈的字眼，除了空洞的關懷之外，真正的、所謂「悲劇的里程碑」與「不可替代的損失」之涵義是什麼──這個里程碑聽說可能早先很多都被誤記入普通的流感之中？更多數字則可能被設計為偉大藥廠的收割計畫之中？它們真是必要而「不可替代的損失」嗎？

疫情期間，我們看到印度與中國的相關報導特多，但是對於美國的疫情，所見獨少；然而，這一百萬人的死亡宣告，似乎絕非很少的機遇，何以我們所見的、與其相關報導極少？是廣大的美國民眾特別對於這類的死亡具有不凡、「視死如歸」的偉大態度？還是如民間私下討論中所認定的「低端人口」，在美國社會確實居於被根本輕忽的處境所致？

就理性所知，生死之事，無論是關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任何論述中，人們的生命大量消逝的情境，總是時代中應該受到重要關注的問題；然而，很遺憾的，我們在美國的這個導致百萬人死亡的大問題的報導上，竟然沒有看到相應的關切；以至於我們不能不懷疑他們所長期掌控的全球媒體中心，到底關心的是什麼事情？

是他們的基督教傳授的聖經恢復了十九世紀初年的編輯形式，把其篇幅節略清潔到僅剩五分之一內容了，因而，當代低端美國人自認今生生命的存在與否，都不重要，只注重來世天堂的永生了嗎？

或者是如今美國人與其偉大的作家們，由愛默生、傑克倫敦到海明威以來的偉大傳統，如今已經斷絕，因而在這三年疫情中竟然沒有美國人或美國大作家能公開為這百萬人讓人留下一些可以熱淚與省思的深沉故事？

還有，三年疫情間，在「黑人也是人」運動中那魁梧黑人佛洛伊德被警察壓制致死的悲劇事件裡，我們竟然似乎沒有看見那位黑人國防部長表示了多少他對於黑膚同胞的同胞愛，讓我們簡直要懷疑當前這位魁梧、代表美國到處出席會議卻少見其發言的部長先生，真是美國文化所造就的、典型的個人主義者？或者，會不會竟然是一位最新完工的、缺乏感情的AI機器人呢？

以上，是在我們當前動盪危疑的時代中，我們對於美國政府與其行事的又一懷疑。

最糟糕的是，因為最近他們對於我們的種種建議，由巷戰、佈雷戰、一百萬隻AK47、每個家庭一挺AR25突襲步槍等等明顯「缺乏感情」的高見，一項項地提出，然而，我們對於這位盟友，卻還有上述許多不能不「合理懷疑」的疑懼，我們未來要怎樣與這位我們難以理解的重要盟友，進行更多的合作呢？！

眾所周知，美國自2018年開始對中國發起了高關稅貿易戰，至今無停歇的跡象。《隱秘戰爭》（[1]）告訴我們，早在美中貿易戰之前的上世紀1990年代，美國已發起不少長臂管轄的經濟戰，不是針對尚未崛起的中國，主要針對其同樣富裕的歐洲盟國。

美國所發起的長臂管轄經濟戰，主要針對外國企業，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有腐敗行為的企業，如以賄賂爭取訂單。其二，美國對一些敵對國家實行了經濟制裁，譬如禁止某類的投資或貿易，而企業違反了這些經濟制裁的規定。

美國制定了不少法律，來懲罰這兩類的企業和其員工，如：《反海外腐敗法》、追蹤企業賬戶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銀行保密法》、《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伊朗與利比亞制裁法》等等。根據這些法律，觸法的企業會被美國政府罰繳鉅款，而其造成觸法的員工可能被判刑。

美國這些長臂管轄的法律當然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有些國家於是提出抵制性的法律，如《歐盟阻斷法案》，但是都效果不彰。原因很明顯，美國的政經實力遠勝其他國家（中國是唯一例外，因此華為的孟晚舟終獲釋），而且長臂管轄針對企業，即使企業的祖國提供某些支援，美國可以對企業關閉美國的龐大市場，或逮捕企業的重要幹部，因此企業非對美國屈服不可。

美國的長臂管轄經濟戰幾乎無往不利，最主要在於掌握情報優勢。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發展出不少高質量的情報機構，最重要的如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等，這些情報機構原來的主要工作是蒐集共產黨的情報，冷戰後都改為蒐集產業和經濟情報，加上原來就主管經濟安全的一些機構，如證券交易委員會、財政部海外資產辦公室等等，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擁有大幅的情報優勢，使違犯上述法律的外國企業難逃監視。

美國也有法律上的優勢。上述的法律都由美國制定和執行，而英美實行普通法系，與歐陸的大陸法系有相當差異，當企業涉嫌觸犯這些法律時，面對的是美國的司法和政府，企業自然傾向求助於英美的律師事務所（辯護或調整企業以合規），即使英美的律師可能隱約站在美國一方。這使外國企業完全落入美國司法系統的羅網，既可能被罰繳鉅款，還要支出英美律師的大筆費用。

美國被歐洲國家奉為盟主，這個大哥卻以反腐敗、制裁敵對國家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對盟國企業實行長臂管轄，對不合規的企業罰繳鉅款，因此損害盟國的產業和經濟以自利。這樣的大哥不會受到小弟的真心擁護，譬如 [1] 就是一位法國國際關係研究員對美國的控訴（另外可參見《了解《美國陷阱》》），因此美歐聯盟不是鐵板一塊而有些貌合神離。

[1] Le Droit《隱秘戰爭：美國長臂管轄如何成為經濟戰的新武器》中信出版社，2019。

美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大家有沒有懷疑過？許多事業有成的人，想移民去美國；許多留學生，畢業以後，就留在美國，不回他們的祖國了。

他們的人生選擇是根據什麼？因為，從小，我們這社會的各個行業與它們的角落，到處都對於美國有強烈的嚮往，把美國認定為理想的國度，認為他們國力強大而人人生活富裕，他們認定那裏才有真正人樣的、理想的生活。

世界上流傳著美國流傳出來的經濟發展史觀；那是由傳統性社會開始，經過前發韌期、發軔期、成熟期、大眾化高度消費期、超消費期等五個經濟發展階段，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夠脫離這個狀態！

哇，剛好，我們自己與所有的落後地區大約都是在前一、二階段。誰不想上進，進入人人過好日子的大眾化高度消費期，真是沒有出息、那麼不自愛。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著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我島優秀青年，因而，難免出現一種似乎很高尚的設想，即，如果可能為何不讓我島也成為能夠大家高度消費的美國一州呢？

甚至，雖然不久之前，我島上還剛剛有一個名叫做「台灣民政府」的詐騙組織 ，由於詐騙總額高達七億元而被警方破獲，但是因為羨慕美國、仰慕其霸權地位而社會上仍存在著其他類似的嚮往。

我們相信書本上的自由、民主、人權；那些是受到我們當代文明高高標舉的種種核心價值。

我們的教科書中，由不同的角度不斷地聳動我們青少年們的心志，應該立定人生目標，不惜花費十年、二十年的歲月，追求一個多元的，以至於能夠讓所有的人類都能夠實現自身最佳生活的理想國，那讓我們鄙棄自身傳統缺乏當代核心價值的，那樣的諄諄教誨啊。

如今，讓我們由所耳聞與目見到的，美國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槍擊、搶劫、墮胎、麻藥與教育等五方面，來展開我們合理的認知與懷疑？

關於槍擊事件──

過去雖然也有槍擊案發生，但是那對於美國社會而言，還是一種「美國式自由」的特色；如今更多了些，還可以大力忍受，因為我們自身碰到的機會終究不多，若是不去人多的地方，好像就可以訴諸我們島民那不相信自己那麼「衰洨」的心理，來自我安撫，而將它當作那是為了維持「眾善」中，某種「必要之惡」，來處理。

因為，美國終究是有自由的，有兒童本位的，有相當完善的特殊教育基礎，因而，在它的學校中，獲得特殊教育〈含資優〉機會的學生人數比率頗有高過全校學生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者，且擁有所謂「不讓任何孩子落後的法案」的進步國家。

關於搶劫──

但是，如今超級市場附近的搶劫更多了，甚至還出現了警方只受理價值超過美金950元以上的案件的傳聞，其實，是如此罪刑竟由重罪改為輕罪，確實使得停車購物時的危險性大增。這是直接深切關係著人們日常食衣住行生活的情事，無論多麼嚮往改善自身的生活環境，怎能不感到美國的當前情勢是如此地惡化著？

在這個2002年，布希總統簽署這個「不讓任何孩子落後的法案」之後的先進社會，仍有那許多孩子，在那個擁有周到社會救濟事業與福利事業的先進國度中，他們所受的教育竟然落後到那樣讓他們那麼憤懣不滿的程度？這些是怎麼一回事？

關於禁止墮胎──

這是不久之前，去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裁決，推翻了近半個世紀前有關女性墮胎合憲權的「羅訴韋德案」，裁定女性墮胎並非憲法賦予的權利——這一決定可能立即導致墮胎行為在美國22個州屬非法。新聞報導稱，最高法院剛剛向美國已白熱化的文化戰爭投下一枚憲法炸彈，圍繞墮胎問題數十年的紛爭又燃起了新一輪戰火。

怎麼會在女權上如此地大倒退，這真的是民意大翻轉的表示，還是官方有特殊的理由──這時是民主黨的拜登政府？

這是突然間美國社會趨於保守了嗎？還是由於最近疫情消失了一百萬人，有關當局認為有急需補充低端人口的必要所致？

關於毒品合法化──

與此前後另一讓人矚目的社會發展，是一方面毒品泛濫不斷加劇，另一方面美國一些地方卻在推進毒品合法化與非刑事化。2021年7月，羅得島州通過法案，允許吸毒人員在指定場所及醫護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使用非法藥物及毒品，10月份又宣布將設立全美首個「毒品注射中心」。2021年11月，紐約市成為美國首個宣布允許「人們在專業工作人員的監督指導下使用毒品」的城市。馬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等多地也在考慮類似做法。這是為什麼？據稱美國上流社會染毒頗為嚴重，例如，拜登總統之次子就染毒達數十年之久。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稱，其上班族中毒品尿檢呈陽性的人數創20年來的新高，比2020年增加了8%以上。由於勞動力短缺，用人單位不得不降低招工的體檢標準，而且這一現象將長期存在。

由其衛生部長貝塞拉對此竟稱，「聯邦政府部門不會阻撓各州類似計劃」看來。美國當局真是腦神在在，對於當年海峽兩岸中國人共同飽受的鴉片吸食之苦的故事，似乎真的只看作是自由貿易問題，而非毒品問題；在據稱我島主張不可「疑美」的執政黨也將加快毒品合法化的步伐聲中；我們高度膜拜神國的島民自然更沒有可以不接受美國偉大身教的理由？

關於教育的展望──

此外，面對當前的情勢，如前述，會嚮往移民與留學的朋友們，願意為自身的前途而奮鬥的，大多是相當有遠見的族群，更重視生活的前景；讓我們來看美國未來的前景是否值得期待而大力投資？

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因為高水準的教育保證了人力素質，他能成就未來社會的進退；美國自由主義在國民教育上強調社區主義；所謂的自由，除了各州對於國民小學給予基本維修與運作經費外，其發展可說任由各個社區居民負責；以至於平均收入低下的社區很難有能力改善其受教育的條件，雖然2002年聯邦提出過前述的「不讓任何孩子落後的法案」，也很難改變貧困社區的弱勢背景。這是美國低端人口的主要來源，也是部隊中士兵的重要來源。

以下，我們將以低端人口、高端人口與來自西方教育的自卑，來分述之。

一、低端人口

如果我們對於前述各社會現象有相當的注意，應該不難感受到那些不幸的承受者多是所謂「低端人口」的族群。他們主要被教導要安分地接受命運，成為良好的工具；據稱早在十九世紀初，美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特殊的教材，那是「潔本聖經」，其中的章節只有原本聖經的五分之一左右；所有的進步不被關切，所有的反抗不受肯定；發展到今天，據稱，黑人學童只要學會了四則運算，就會受到教師大大的肯定，但是教師並不會鼓勵孩子更為學習，將可以探究上帝賦予人類理性的全部奧秘，似乎就像1881年，清廷派往美國的留學生，雖然苦苦進修卻不被准許進入軍事院校深造似的。

原來，美國對於其國家的人力素質的運作，是有相當完整的整體設計的；此以1981年前後的雷根時代為例，當時一面批准為現役軍人增加工資百分之十點七到百分之十七；一面停止對約百分之十的領取福利救濟的人發放救濟金；同時，規定禁止「家庭加工」，包括婦女服飾、珠寶、手套、鈕扣、代扣、手帕、和刺繡方面，都在禁止之列。低端人口因而自動成為軍方的奧援。這是在低端人口上的一個「另有任用」的真實例子。

二、高端人口

所謂「高端人口」，在此是針對美國官方公布疫情期間死亡的「低端人口」而說的；其實，對於美國社會的發展，近幾年早有「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的總財富已超過美國全民總財產的32%，其中，近70%的財富增長來自股票和基金，在股票和基金財富上增加超過6.5兆美元，而其他美國人總計增加1.2兆美元。」的情況；顯然，這百分之一的人口是其社會的高端人士；但是在我們這裡所提的「高端」，主要是人口素質上的，不是社經地位上的。

在高素質中，有極小一部份可能進入高端人士；面對美國社會中以前述「吸毒」為代表的落伍者不斷出現，需要有高素質者接替其工作崗位，是其社會發展的中堅。

他們提高人力素質最簡單有效的方法，是以優渥的學術環境吸引世界的高素質的青年，然後，以優渥的收入讓它們遺忘或甚至背棄自身的祖國；然而，在近幾來來赤裸裸的國際局勢的暴露下，還有多少高素質的人力會願意留下來賣命，包括過去留下來的各國高素質移民，有可能覺悟而做出新的抉擇──相對於美國在世界各地製造各國對立，藉機獨霸天下的當年。

而今世界各地應該大多認清了那些矇騙下的惡意，美國還能以類似往日那樣的人力體制繼續得意嗎？

三、西方教育的自大〈以法治為例〉

然而，以上這些讓我們怵目驚心的問題，我們的優質青年們還是可以並不太在乎，因為我們的教科書中，早已經有很好的設想準備了；西方文明鄙棄我們的傳統，當然拒絕為我們的傳統辯護；但是對於它們自身似乎早有很周全而強固的辯護巨網呵護著。此由「法治」上看。

那是針對人類社會本就不可能事事完美，因而，除了固然可以容許它們自身為了人性的理由而犯錯；另一面是就是對於一切不完美，在習俗與道德之後，更以法律作為我們在社會中行為的底線；其表現為我們在社會教育的公共媒體與學校教育的教科書上，在傳統的禮儀與道德之外，不斷與前述核心價值說相表裏、努力彼此呼應的「法治」說；強調所謂的「民主政治就是法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就是責任政治」；高調「司法獨立」或者「權力制衡」之類，好像由於上蒼榮寵，只有西方文明國家才能夠達到。

然而，真的社會問題的要點是在「法治」嗎？如果經濟的果實不夠大，分配上各自無法滿足，或者像今天被美國橫霸地「割韭菜」、「白紙印鈔票」甚至常常「長臂管轄」，若非擁有類似、甚至惡毒超過當年殖民帝國的金融資本主義，相對於社會政經資源往往「捉襟見肘」的各落後地區，「法治」能有多大的功用──請想想前述不久前在美國上場的那條950美元，折合達到三萬台幣的法規。

試由今日美國的各種惡質行徑回顧，是否我們很難不認定好萊塢當年西部開拓的影片中的正義與神勇，怕更多只是當年的高級話術吧。若是寫實的故事，怎會來到我們成年後所親見的幾十年中，簡直完全變質了！

過去晚近最好的例子，可能是當年尼克森在水門事件中下台的故事，藉著那大人物──總統先生違法的故事，提示給學子們，「法治」仍將得以伸張的故事，很少鼓勵學生們懷疑其中是否另有止損點的考慮，卻藉著那個機會給其國家留下一個美好的形象；其實，會不會就像南北戰爭，其真正的原因，並非為了解放黑奴，但是所有的史書都強調著自由偉大的林肯形象。

我們今天卻在報章上更讀到過往難以想像，如今卻與烏克蘭悲劇相結合而如假包換的，當今拜登總統兒子的醜聞，曾經由其今日的國務卿布林肯策畫一群中情局的五十位高官，共同簽署保證拜登愛子在烏克蘭清白的文件，從而擊敗其選舉對手──如此執法的高級人員與他們手下低級的工作者，真能在我島人「無錢無勢」「無益於美國利益」時，會提供讓我們足以信任、安居的「法治」嗎？

結語──

總之，個人至今仍然是高度合理地懷疑，今天的美國真仍有當年我們所聞見的那樣的理想性嗎？

會不會只是我們島人通常的一類毛病是，缺乏自信；或者我們很有自知之明，但是我們永遠確實只能知道自己有幾根毛，很難知道別人有幾根毛；對於外人幾根毛只能隨著自信心的強弱而設想；是懊惱或者得意，只能因人而定了。

對於缺乏自信的人，永遠是自卑的，是永遠不敢爭取本應屬於自己的機會的。中國人的法治真的不如美國人的法治？即使今天看到美國拜登總統有數十年毒癮的兒子身上發生了如此的事件，您仍然那樣認定自身不如人？

竟然有人寧願自身與家族親友可能成為美國的低端人口，甚至自身的親朋好友可能被拋棄在當代烏克蘭式的大悲劇中，也要想盡方法努力不只讓自身成為美國人，甚至真是「好心好意地」想將我島成為美國的一州。。。個人慨歎著。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2019年3月開始，到2020年6月30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之後才逐漸平息，期間很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共抗爭，造成不少衝突。這當然是影響深遠而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

《我城存歿》（[1]）集結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和之後所發表的許多支持運動、批評大陸的文章，可算是該運動的一些指導思想。張教授在 [1] 中很少提出自己的論述，而大多引述前人的反共、反極權言論。譬如：

勞思光（1927-2012）《歷史的懲罰》
喬治．歐威爾（1903-1950）《一九八四》
漢娜·鄂蘭（1906-197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史賓諾沙（1632-1677）《神學政治論》
潘霍華（1906-1945）《十年之後》
孟德斯鳩（1689-1755）《論法的精神》
沙特（1905-1980）《沈默的共和國》
凱爾納（1885-1970）《我的反抗》
薩依德（1935-2003）《關於流亡的思考》

這些都是名著，但是都發表於中國大陸崛起以前，這些名家不曾看到中國本世紀的驚人發展，其過去的立論就足以批判現在中國的發展嗎？實在令人存疑。

批判極權主義的論述起初大多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然後擴及蘇聯社會主義。這是大致無誤的，雖然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實現極權的方式很不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與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是頗為相似的，所有產業幾乎都國有化，實行嚴明的計畫經濟，各產業各企業都按照國家的目標生產和分配，而人民的工作也多由國家決定和安排。因為一切的活動都按照國家的計畫而行，而國家大幅介入人民的生活，當時的中國幾乎達到極權的程度。

上述的名家的名作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多是基於他們當年所認知的中國與蘇聯的相似性，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現在的中國大陸大約是國有和私有企業各占一半，實行與台灣和歐美類似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雖然每五年會制定五年規畫，只規畫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絕不會管到各產業各企業的生產目標，而人民的就業則任由人力市場的自由撮合。這樣國家很少介入企業的運作和人民的生活，是現在中國與當年蘇聯的明顯不同，批評者何能把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混為一談，並把蘇聯的極權加諸現在的中國？

大部份的反共理論都是針對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批評其大幅介入企業運作和人民生活的國家極權性。反送中運動之前的香港和台灣都是反共者的避難地，都承繼了這些反共理論。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使這些反共理論都不再適用而失效了。港、台兩地的反共者別再揮舞這些失效的反共理論自欺欺人了，應該多關注造成大陸崛起的許多中共優點。

[1]  張燦輝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左岸文化 ，2022。

哈，如前述，因為我是一個公民教師，也是一個中間選民，我確實不應該有顏色，我應該要儘量的客觀中立，所以其實曾經執政的藍綠都已成為我批判的對象。

前文提到，我島跟著美國走太久了，在「自由陣營」的名號下，長期被『催眠』或該說是被『欺騙』；看上世紀中，美國使用「冷戰」一詞，我們就跟著用，但是『冷』在何處？對於真正捲入戰爭的國家言，它們面對自身廢墟般的社會，有的應是心中無比的「寒意」吧。為何我們要跟著使用它？到如今，號稱「冷戰」已經結束的三十年之後，仍然執迷不悟？

我想這一篇「疑美論」，就由我們的自省談起。

有一個「很醜陋」的東西，我們怎能把它命名為『美麗、美好、美妙、美滿。。。真善美』，那樣的話，我們的整個認知系統可能遭受到多大的扭曲？

我們的祖先很荒謬，或者真的那一切都是命運的注定；使得我們竟然把一個自己認知不多的國家，命名為「美利堅」，簡稱『美國』；該國所處的地塊本來只稱為「亞美利加」，不是嗎？它們不僅殘酷地蓄奴，並且大批屠殺印地安人，那樣的血腥與苛虐，如何能輕易與「美」相連結──那錯誤的命名，是時候了，我們應該如何糾正？

看哪，雖然它在1900年以來，就是世界上國力最強的國家；但是在1840年代，它就跟隨著鴉片戰爭後英國來到我們的土地上「利益均霑」，一起買賣鴉片圖利。一個英吉利，一個美利堅，是那麼理想的搭檔。看來應該是當年某個漢奸給予它們出的好主意。或者沒有那麼嚴重，只是當年我們「與人為善」的國人，對於認知作戰的無知？

1871年，為了破壞「中日修好條規」可能發展為中日軍事同盟，它們指使其駐日公使破壞中日關係；然後，1874年，就有了美國人李仙得導引發生的「台灣牡丹社事件」，然後，再有「甲午戰爭」後贊同割讓我島的馬關條約。

1905年，由於苛虐對待我們華工，那些為它們修築中央太平洋鐵路與開發西部的國人啊，導致我們中國人最早疑美、反美的覺悟──當年，中國各大口岸，甚至新加坡都掀起了抵制美貨的浪潮，甚至上海有教會學校學生退學者，據稱當時的情況是──

「為期一年餘，美國對華貿易因此減少四成，中國工業生產量提高。廠礦投資增加二倍。使國人了解，抵制外貨為和平反抗外力的有效工具。」

這就是我們應該感謝的美利堅啊！讓我們知道了，中國人「持其志勿暴其氣」的「自立自強」，無須「奴顏屈膝」之道──雖然袁世凱奏，請飭各省禁止抵制美國禁工續約。

然後，也才有了美利堅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退回庚子賠款設立清華學堂，以及在華設立協和醫院的計畫；還有美國總統宣告優待赴美華商及遊歷者。

無論是由台灣牡丹社事件起，或者是由破壞中日修好條約起，或者是由鼓勵李鴻章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起，或者由前述的抵制美國禁工續約起，我們怎能不對於美國的作為起疑？怎能不將「美國」之名，視為我們國人最早認知作戰上極為無知的重要實例？

更不要說，大家應該知道的，八年抗戰的前半段，美國如何以「中立不介入」為名，拒絕代運，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後半段，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才改變其立場；在日本與汪偽推出撤除不平等條約之下，才勉強接受廢除治外法權，但是拒絕全面改約，同時，戰爭末期，竟然未經我同意私自把蘇軍引入我富庶的東北，種下了戰後動亂的根苗。

以致於，不僅日本投降後，對於解決蘇軍撤退的問題上，它竟然建議老蔣自行提案請將我東三省由美、中、英、法、蘇五國共管；對於中、美兩國同盟的關係，戰後竟然逼迫國府簽訂雙方絕對不平等、在國府立法院中被國民黨立委批為「喪權辱國」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不久，更有1949年完全把中國惡質時局甩鍋給國府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公布。以至於最後國府不能不來台。

由於美國，國府遷來我島，也由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府在島上站穩了腳步；但是另一種美國利益，卻也將國府的台灣，轉成「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的台灣」，我們是否感受到自身的真實處境處於危疑之中？感受到另一種認知作戰中不斷變臉的「美利堅」，下一步可能是怎樣猙獰、惡毒的恐怖面貌？

藍綠雙方啊，歷史真相是如此的，過去的血淚斑斑與當前它們的種種恐怖的公開規劃，由「巷戰」「佈雷戰」「每戶一挺AK47步槍」與我們柔美的田園風景與傲嬌的台積電，將很快成為廢墟，我們真的可以視而不見嗎？還是等著那一天之後，我們才要由絲毫不懂得「疑美」的遲鈍者，飛躍成「反美」的衝動份子？

昨天提筆此文，有很深的抑鬱，為我們的島嶼命運擔心；一大早看到網上，大甲鎮瀾宮媽祖起駕的空照圖，密密麻麻的人群啊，他們是否也有所覺悟？或者正是由於此類的覺悟才使得他們如此聚集，他們也感到了當前我們社會共同的危疑，以此作為自救之道？

回首過往──
我們「不疑的」美國，他們哪一次的惡質作為不是掛著民主自由的聖潔口號？不敢「疑美」的我島，教科書上從來不敢描述我們前面提及的種種應該「疑美」的史實，以致於我們島上還有多少年輕人由於缺乏人生經驗，缺乏穿透那些口號迷霧所需的洞察力，甚至看到當前烏克蘭自行淪落為廢墟的悲劇，也不懂得反思自身處於多麼危險的處境。

覺醒啊，起來；覺醒啊，起來；真正地起來，像是對岸當前的中國人。不能僅滿足於小確幸地。。。

4月21日，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先生在接受記者訪談時，說了一番話，引起80多位歐洲議員投書，要求法國政府視盧大使為“不受歡迎人物”，並將他驅逐出境。

以下，先將盧大使接受法國LCI電視臺直播專訪的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問：請明確一下你們的立場，因為它似乎飄忽不定。首先，在您看來，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
答：這取決於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歷史上，克里米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的。蘇聯時期，赫魯雪夫把克里米亞送給了烏克蘭。
問：對不起，從國際法看，克里米亞就是屬於烏克蘭。這個問題上可以討論，可以提出爭議，但從國際法角度，克里米亞就是屬於烏克蘭。
答：從國際法的角度，甚至可以說那些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的國際法地位，因為沒有國際協議認定他們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

俞按：盧大使固然只提到包括俄羅斯的15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但實際上，那些年，包括四分五裂的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涉及的新獨立國家，少說也有20多個。如果盧大使的“國際法觀點”能夠成立，意味著那麼多的國家的主權地位就都“有了問題”。這就難怪，他的議論頓然引起軒然大波。甚至，俄羅斯、塞爾維亞，都可能暗地罵娘。

這事，讓我憶及1943年的開羅會議。彼時，美國急切希望國民政府積極投入抗日，以便讓盟軍放手對付西線戰場的法西斯勢力，因此召開了開羅會議：一方面授予蔣介石先生“亞洲軍區總司令”的殊榮；同時也答應日本投降後，將臺灣、澎湖等一切竊取自中國的領土，歸還中華民國。

照理，台、澎兩地於1895年甲午戰爭後，通過“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一旦日本戰敗，物歸原主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提出異議，認為日本戰敗後，這些侵佔的領土，應該“通過新召開的國際會議，決定其最終歸屬問題”。

英國為什麼這麼建議？原因不外是出於霸權的處事習慣，認為英國對所有重大國際事務必須參與和具有決策權。換言之，彼時的“國際主導力量”是主張“舉行國際會議”。

可笑的是，邱吉爾作怪的時刻，英國的戰爭處境已是岌岌可危，沒有美國的支援，非做亡國奴不可。於是乎，在羅斯福總統的堅持下，會議上否決了邱吉爾的主張，同時又給足了蔣介石面子。

這說明什麼？說明即便當時“舉行國際會議”的主張，為國際“主流意見”，但畢竟不是白紙黑字的國際法具體規定。同時，也反映著，領土繼承權的問題，更加是個政治問題，或者說，是個拳頭問題，即“新政權是否具有繼承權，還要看繼承方是否具備實力”。

那麼，一般新獨立國家對領土繼承問題，又是持什麼態度？一般而言，並不主張大張旗鼓地舉辦什麼國際會議，讓不想干的國際勢力來決定自己的權益；而是多半主張利益相關的國家或政治實體，通過談判解決領土問題。因而，這就是冷戰結束期間，眾多國家通過雙邊談判，各據一方，紛紛獨立的原因所在。

盧沙野大使先生顯然對這方面的國際法、國際政治一知半解，於是在錯誤時間亂抬槓，發表了不當言論。

問題大嗎？其實盧的言論更加符合霸權國家的一貫主張，而如今卻讓霸權集團當做拽在手裡的小辮子，對他鞭撻起來。當然，他們也會順水推舟，一道把北京政府給批倒批臭。

那麼，一個大使難道就沒有言論自由？當然有！不過，言責自負，尺寸要是拿捏不當，或信口開河，就難免惹得一身騷。

參看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聲明：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前蘇聯是聯邦制國家，對外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這不否認蘇聯解體後各加盟共和國具有主權國家地位。

希望國際爭端以司法正義解決，避開暴力或戰爭，是人類的最高期盼。於是一些職掌國際司法正義的組織在世人的期待中誕生。但令人遺憾的是從歷史的進程中看來，這些組織的運作，依然無法逃避強權國家操弄把持，最後落回到弱肉強食，叢林主義的現實世界中去。最近在盎薩的教唆下，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魯莽下令逮捕俄羅斯總統普京，就是一樁令人啼笑皆非遂行所謂國際正義的鬧劇。

一戰後的國際聯盟，1922年在海牙成立了常設國際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這是人類尋求國際司法正義的濫觴。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隨即向國際聯盟的國際法院求助，控訴日本侵略中國領土。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到中國東北調查，判定日本明顯是侵略者，日本對此置之不理，次年乾脆退出國聯，國聯聲援中國，益增中國人的羞憤與絕望。1935年義大利對阿比西尼亞（衣索比亞）進行毒氣轟炸，國聯決議制裁義大利，義大利同樣以退出國聯回應，國聯聲援阿比西尼亞也淪為廢紙空言。國聯的國際法院總共處理了65樁案件，大都無效，只有在處理弱小國家之間的糾紛發揮些許作用，遇到當時的強權皆束手無策，國際司法正義何曾顯現。

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下設聯合國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簡稱ICJ）。除此之外，有依據羅馬規約（建立歐盟的基礎國際協議）的精神 ，2002年成立了獨立不屬聯合國的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簡稱ICC），主旨在監管種族滅絕，危害人類和發動戰爭的罪行。還有另一由參與國家的獨立仲裁員在1899年組成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簡稱PCA），這也是不屬於聯合國的一個多邊性質的機構，提供仲裁和調解服務，及仲裁後的執行程序。三個法律機構都設在荷蘭海牙，是人類再一次尋求國際司法正義的努力。

聯合國國際法院自1947年以來處理了182樁案件，涉及美國的24件。盎薩霸權國家善於官司訴訟，嫻熟法律技巧，往往用各種手段阻止國際法院發揮功能，甚至乾脆對判決置之不理，消遙法外，不受約束。手段如下：

1）恐嚇提告：使得被欺侮的國家怯於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提告。如1989年美國軍隊非法闖入巴拿馬，逮捕其總統諾列加（Noriega）。但巴拿馬不敢提告美國，懼怕會導致政治和外交的危險後果。

2）費用昂貴：要在這三個國際司法機構提出訴訟，所需要的法律技術及費用，都不是一般國家所能承受。如2013年在美國的挑唆下，菲律賓付給美國的律師3000萬美元，才能向常設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仲裁結果中國根本不予理會，菲律賓的錢也討不回來，白白損失。

3）遙遙無期：如2016 年伊朗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提告美國無理扣押伊朗財產案，以及2018年巴勒斯坦提告美國使館遷移至耶路撒冷案。兩案迄今都沒有下文。

4）技術刁難：強權國家利用法律程序，使法院駁回或不接受提告。如2014年馬紹爾群島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提告英國，因其多次將馬紹爾群島作為核爆場地，致使該國人民蒙受巨大損害。法院裁定對其沒有管轄權，不能審理。

5）勝訟無效：如1984年尼加拉瓜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提告美國對其軍事破壞，領海布雷及商貿禁運，尼加拉瓜獲得勝訴。但是美國置之不理。

6）威脅法院：美國藉口一小管洗衣粉是化學毒劑，入侵伊拉克，波灣戰爭造成百萬的死傷及難民，舉世譁然，齊聲譴責，引起幾十個國際組織的憤怒，要以戰爭罪向聯合國國際法院控告美國。川普直接威嚇要制裁國際法院的承案檢察官法官，戰爭罪因而無法立案，美國迄今老神在在，既無愧色，亦未受國際法院的審理。

雖然在強權之前，這些國際法院都無能申張正義，任其逍遙法外，但是面對弱小國家卻是孔武有力。如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舍維奇（Milosevic）被控犯下戰爭罪、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2001年遭逮捕，2006年在審判期間死於海牙的牢房中。如前波黑國（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塞爾維亞族的政治領袖卡拉季奇（Karadzic）在2008年被捕，以種族滅絕罪判決40年監禁，2019年上訴再審，判處終身監禁。前波黑國的塞爾維亞族的軍事指揮官穆拉迪奇（Mladic），2011年被捕，2017年判終身監禁。這些案例究竟是在申張正義，還是在助紂為虐呢？

因為烏東地區俄裔居民，多年來屢受烏克蘭軍隊的攻擊，死傷超過十多萬人，為了保護俄裔的兒童，這一次的俄烏戰爭中，俄羅斯兒童福利部負責人勒沃瓦-別洛娃（ Lvova-Belova）將部份俄裔的兒童遷往俄羅斯境內，避開戰火。盎薩美國就藉口戰時強迫移送兒童罪，向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提告普京及勒沃瓦-別洛娃。該院檢察官司卡裏姆·汗（Karim Khan）宣稱：「兒童不能被當作戰利品來對待，他們不能被移送。」接辦該案。因為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不受該院管轄。而且這是具體而重大的案件，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不可進行審判。但檢察官法官明顯為了配合盎薩及北約，在對俄羅斯的軍事打擊、經濟制裁、金融毀滅、政治封鎖之外，再加上司法羞辱。國際刑事法院未經仔細調查，未經開庭審理，草率的在2023年3月21日，遽以戰爭罪名向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布通緝令。這件事立即引發國際討論。

從對強權無能為力，到淪為強權的爪牙打手，這是國際司法正義終於被盎薩美國徹底玩死，墮落崩塌的一天，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最後一日。也是包括聯合國國際法院，常設仲裁法院主掌的國際司法正義的終結。

中間選民們，閒談檢討國民黨與民進黨，對自由民主的批判。

我是不喜歡分別藍綠的，作為中間選民，作為公民教師，我都不應該有偏頗之心。雖然有時候，執政者應該受到更直接的批判，因為，我們面對執政者的錯誤作為等於是警察看到現行犯。

我有一個想法──

會不會是美國的民主自由，過去害死了國民黨；
如今，也害死了民進黨？

沒有那樣西方殖民帝國的本錢，卻跟著西方的文宣走；
如今美國自己也快要困死了，
因為美國長期的揮霍與懶惰？
因為美國所擁有的經濟條件改變了？

個人看來，
有錢人的籠子很大，所以感覺自由度高；
窮人的籠子逼仄，自由度的感覺必然較低。
在富裕以前，談自由，要自由，感覺日子難過，是籠子沒有變大，人口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小；
不思想、考查這樣的現實，是自己脫離現實，怨不得人；

跟著富裕的美國，夢想著大眾消費，完全不知資源有限，是成長的極限；
地球上沒有那樣理想的條件；
其實美國是要全球的市場與原料，自由與民主是它們騙人、不現實的名詞。

康德有一揭穿謊言的說法，很值得參考──
騙子知道全部真相，但是，他們只把其中我們喜歡的，他們想要我們知道的，告訴我們。。。哪些是我們喜歡且想聽的？

自由民主是我們喜歡的，但自由民主需要多少物質基礎，騙子們完全不告訴我們。
那些物質基礎啊，哈，都是他們很努力地殺、偷、搶、騙得來的，當然不能詳細追索，詳細談了。
確實它們很努力，流血、流汗、流淚、還昧著良心，常常向聖母告解，向上帝悔罪，向印地安人、向尼格魯人傳布福音，是很努力地獻身，甚至這物質還包括了它們特別嘔心瀝血地編纂出最乾淨的「清潔本聖經」，只有「原始本聖經」的五分之一厚度。

因此，中國幾十年來的興起，他們很難接受，中國人幾乎全是靠著幾億民眾的節衣縮食，然後發展工商業而成就自身的。。。他們沒有前述西方國家努力地殺、偷、搶、騙的歷史。。。

然而，我們此岸的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教科書上，
從來不敢深入地檢討西方前述關於自由民主的論述。

一如在西方學界論述其偉大的現代化理論時，
只會展示他們所勾勒出來的理想未來，
卻不敢面對他們這些現代化國家當年腥臭血汙的歷史，
坦承該理論具有我們前述的種種問題。

作為中間選民，我們要向執政者提醒：
面對歷史的真相吧，
不要再接收西方國家的欺騙。
那些製造當前烏克蘭悲劇的國家，
那些鼓勵我們接受巷戰、布雷戰，與每個人都發下一把AK47，
那些有意犧牲我們父兄親友，
任令我們先人遺留下來的鄉土，成為受戰火蹂躪的廢墟的惡意者啊！
我們怎能繼續接受他們的欺騙？接受他們惡意的各種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