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高警察制度的開展

川村總督本是大島滿次系，是反後藤新平系的；曾來台任內務局長的他，此時已擔任過滿鐵總裁；返日後，轉任為政友會顧問；更重要是他對我台人的認知，實與在台創立「警察政治」的後藤不遠。

1928年7月，他就任時，中國北伐事業的動盪劇烈，日本的社會也高度不安──該年，日本國內第一次普選後，無產政黨雖僅獲得兩席，仍遭警方大檢舉。

日本當局為壓制社會浪潮而設「特高員警」機關；他來台後的第二天，就在總督府發表施政方針時，充分表現了內務局長的政治敏感，強調：「培養健全之國民精神，與醇良之風氣，同時洞察人心之機微，嚴加戒慎，苟發現與統治方針相反之跡象，當即斷然處置，毫不寬貸。」

同一天，就在台灣成立了「高等員警制度」，管理所有政治活動；也就是除了如過去之偵查取締在各地所謂「要視察人」〈日警對於平常就有異見，不肯順從的知識份子稱之〉之嫌疑者外，特別配置十餘名巡查在日台與中台航線上盤查任何可疑之旅客，並查扣各種不妥之文書 。
當局對於我島社會的宰制真是更為深入了。

1928年12月，恰遇天皇針對普選後的社會局勢發佈「教育振興有關詔書」。可見川村總督的政治嗅覺極佳。

二、女子學院問題

總督早年曾經涉入大島民政長官阿里山鐵道的弊案，因而隨大島離台，不料，多年後出任總督，仍然涉入鐵路弊案中。所幸，傳聞有此轉折。

那是1918年，我台企業家顏雲年依法與日人合資成立炭礦會社，開採臺北平溪的煤礦，為了使所產煤炭順利搬運，而自行建築鐵路，至1921年該耗資達230多萬日圓的鐵路才完工。

然而，1929年4月，川村總督竟決定將該鐵路以很低的價格，收回官營。打擊之下，顏氏企業幾乎無法支持。所幸，顏氏的日籍顧問透過各種關係對川村進行關說，最後在「下屬都已同意，只有總督一人堅持而已」 的情況下，川村以「暫時存下來」作為回應；因此，顏氏是付出了一大筆賄款，而後來總督府對於顏氏鐵路的徵收價格，也提高到150萬日圓。

最後的高層傳說中則有所謂的「川村總督任滿回國，在東京的四谷開辦了一所女子學院，是東京最時髦的學校，而川村總督開辦學校的經費就是當年顏家的賄款。……」，這真是一種難得的政績表現方式。

三、號稱「戒絕」的「修正台灣鴉片令」

長期以來，殖民當局隱匿其曾經對於我先民降筆會戒毒運動的種種打壓，卻積極對於海內外，以「緩禁」為名，宣揚其處理我們島上的鴉片吸食問題；其居心來到本期的1928年底，國際聯盟要求各國嚴禁鴉片的日內瓦萬國鴉片協定，認定將於1929年1月9日生效；當局則是在1928年12月28日，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宣布將於翌年1月施行。

其主要修正內容，除了明白規定「台灣人民不得吸食鴉片」與「部分癮民強迫治療和禁止開設煙館」等條款略有新意，但該新鴉片令的第二條「鴉片不准吸食」之下，竟有但書一項，「但本令施行前之鴉片癮者，由總督特許吸食，而吸食政府發售之鴉片煙膏者，不在此限。」，這是川村總督留下了可說毫無真實進步氣息的、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自卑自嘆」的禁止條款。

四、也來「官有林拂下政策」

此外，前面提及伊澤總督之施政，雖曾發表美言，但是其實際作為讓人遺憾；尤其是他那「官有林拂下」的政策，不但不合公理正義，且帶給當時的社會極大的不安，可說是他最大的失敗；川村總督在政治上是屬「政友會」，與伊澤總督的憲政會本應立於反對的地位，似乎是在這方面也絕不願讓伊澤總督「專美」於前。應該是當年其前任的伊澤的該一政策作為，雖然對於我台人造成廣泛的不滿，但是在退職的官吏中，獲得頗多肯定；因而，他雖是相對立的政黨，他也依照其政策而行。

並且，他不是在任期中就進行，而是在下臺的前夕，就像對於顏氏企業鐵路的低價收購一樣，是在下臺的前夕，離台之前，一氣批准了70多件引起那時深受民眾黨強烈批判的「官有地拂下」的定案 ；此外，他那帶來「新鴉片特許問題」，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的「修正鴉片令」，也是此時公布的。

1929年7月，田中內閣因皇姑屯事件而解體，新閣屬民政黨，這位政友會的川村於是下台。

睽違十年，我又來到了澳門，這是我第三次踏上這座城市。第一次大約是在1999年，當時還是一次家族旅行；第二次是2016年前後，與一位學者朋友來參加會議；這一次則是2026年，我獨自前來參加一場學術活動。二十多年過去，城市依然在，人卻已經不同。第一次同行的幾位親人如今已經不在人世；第二次與我同行、談笑風生的學者朋友，也在2024年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這一次再來澳門，看到一些熟悉的景物，難免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

然而，澳門本身卻比我記憶中更加繁華。酒店更豪華，商場更巨大，交通與公共建設更加完善，大學校園也今非昔比。這次到澳門大學參加學術活動，無論校園、設備或學術隊伍，都讓我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如果只看物質生活，很難否認這二十多年來澳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2025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約為4180億澳門元，實質成長4.7%，人均GDP約60.7萬澳門元。全年入境旅客突破4000萬人次，其中約2900萬來自中國大陸；相較於澳門本身不到百萬的人口，這是一個極為驚人的數字。

這座城市最著名的產業，當然還是賭博。我這個人偏偏逢賭必輸，每年過年跟親戚打牌，我大概都是負責送錢的那一個，所以從來沒有培養出賭博興趣。但既然到了澳門，不去賭場看看，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於是晚上走進幾家賭場。裡面燈火輝煌，人聲鼎沸，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遊客坐在賭桌旁，籌碼不斷流動；酒店、餐飲、購物、娛樂與情色，在賭場周圍形成一套龐大的消費系統。

2025年澳門博彩毛收入約2474億澳門元，比前一年增加約9%。這不是一個普通觀光產業的規模，而是一部巨大的慾望機器。可是走出賭場，又會看到另外一個澳門。我看到一對夫妻在外面激烈爭吵，不知道是不是輸了錢；有人喝得爛醉，嘴裡念念有詞；也有一些衣著普通的人，在賭場裡失魂落魄地走來走去，臉上沒有任何享樂的表情。賭場外面還站著一些不同年齡的女子，毫不避諱地招攬客人。在那個空間裡，金錢、性、酒精、僥倖與欲望混合在一起。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人類既然有欲望，歷史上就一定有人經營欲望。賭博、酒精、情色與奢侈消費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文明社會。問題從來不是一句「這些東西好不好」就能解決，而是：一個城市能不能把欲望控制在制度裡？又能不能承擔它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澳門一位朋友跟我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我們澳門人不賭博，賭場都是開給你們遊客的。」
我聽了大笑。這句話當然不能當真。澳門人不是天生具有抵抗賭博的特殊基因。不過我後來查了一下資料，卻發現這句玩笑背後還真的有一點現實基礎。澳門官方委託的2019年調查顯示，居民參與澳門賭場博彩的比例只有9.4%；居民整體博彩參與率也從2007年的59.2%降至2019年的40.9%，博彩失調盛行率則從高峰期的6%降到0.8%。澳門從2009年開始推動「負責任博彩」，政府、大學與社福機構也建立了相應的宣導與防治體系。

換句話說，「澳門人不賭博」固然是句玩笑，卻呈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博彩是澳門的產業，卻不必然是澳門人的生活方式。澳門人可以在酒店上班，可以做餐飲、零售、金融、交通，也可以直接或間接依靠博彩旅遊產業生活；但是下班以後照樣買菜、接小孩、喝茶、回家。於是形成一幅頗有意思的景象：全世界的人到這裡追逐欲望，而本地居民負責經營欲望。

用一句比較不正經的說法就是：「你們負責賭，我們負責收錢。」
這當然不能簡單理解成道德上的聰明。澳門模式之所以成立，有非常特殊的歷史與地理條件。它是一個極小的城市，背後卻連接著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它又具有特殊的法律、金融與出入境制度，加上葡萄牙殖民歷史留下來的文化景觀，以及長期累積的博彩、酒店與旅遊產業。

這些條件疊加起來，才形成今天的澳門。所以澳門可以成為澳門，並不代表台北、高雄、上海或者廣州也應該照抄。更何況澳門自己也知道，過度依賴博彩不是沒有風險。近年澳門政府推動所謂「1+4」經濟適度多元化，希望在綜合旅遊休閒之外，發展中醫藥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商貿與文化體育等產業。2026年公布的第三個五年規劃甚至提出，到2030年希望非博彩產業增加值約占GDP六成。

這本身就說明：連澳門也不認為「永遠靠賭場就好了」。然而，我這次重新來到澳門，最值得肯定的反而不是它賺了多少錢，而是這座城市至少做對了一件事情：它知道自己的定位。

世界上的小城市、小國家，最怕的不是小，而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新加坡知道自己是金融、航運與區域服務中心；杜拜知道自己要成為中東的航空、商業與觀光樞紐；澳門則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靠製造業與巨大城市競爭。於是它選擇把旅遊、博彩、酒店、會展、娛樂與特殊文化景觀結合起來，把自己變成一個高度集中的世界級休閒消費城市。這個模式未必高尚，甚至有許多值得批判之處，但它很清楚。

這也是我在澳門時，不免想到台灣的地方。台灣當然沒有必要學澳門發展博彩業。台灣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其實握著不少好牌。半導體、精密製造、醫療、農業技術、高等教育、文化創意、海洋產業，再加上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地理位置，任何一項都可以繼續發展。可是我們的公共討論經常被統獨、藍綠、中美競爭等巨大的政治問題佔據。

這些問題當然並非不重要。但是一個更根本、也更現實的問題是：二十年以後，世界為什麼仍然需要台灣？一個地方真正長久的安全，不能只建立在別人「喜歡你」，而應該建立在別人「需要你」。澳門的案例當然不能直接複製，但是它至少提醒我們：地方再小，只要找到不可輕易替代的位置，就可能取得與自身規模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與繁榮。

只是，找到定位以後，還有第二個問題。有錢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澳門今天非常富裕，城市漂亮，公共設施改善，醫療、教育、交通都有長足進步，澳門大學也比我十年前所見更加成熟。
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昨晚在賭場看到的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也同樣是真實的澳門。GDP是真的。賭桌旁輸掉人生的人，也是真的。繁華是真的。慾望背後的空虛，也是真的。所以我不會簡單說澳門模式是好還是壞。
一座城市首先必須知道如何生存，然後才有資格討論如何生活。澳門第一個問題回答得相當成功。第二個問題，它仍然在尋找答案。

而台灣呢？我們或許連第一個問題，都還應該更認真地想一想。離開澳門前，我忽然想起那位朋友的玩笑：「澳門人不賭博。」我還是覺得很好笑。但仔細想想，這句話也許正是理解澳門的一把鑰匙。
這是一座不一定相信欲望，卻非常懂得經營欲望的城市。它把人性的貪婪、僥倖、享樂與好奇，變成酒店、燈光、工作機會、稅收、道路、大學與公共建設。這是它的聰明。至於這份聰明最終能不能變成一個更健康、更有厚度的社會，那就是澳門下一階段必須回答的問題了。

而對一個重新來到這裡的台灣人而言，我真正帶回去的問題反而不是：「台灣要不要學澳門？」而是：「我們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裡？」

今天中午王慧茹教授相約我與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教授三人聚餐，我們暢談中日文化的異同，席間我請教藤井教授：「如果不求『仰視』，但問如何讓日本社會最終能『平視』中國，使得中日親善和睦相處？」

沒想到藤井教授不假思索，立刻斬釘截鐵回答我：「只有中國徹底打敗日本，日本人才會尊敬中國。」我回答：「我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但由日本人口中告訴我這件事情，特別令人震撼！」

藤井教授解釋：「日本人只服從徹底征服自己的強者，誰強就向誰學習。因此，只有打敗日本，才能獲得日本人打從心底的尊重。」我回答：「果真如此，最終中日只有再度一戰，東亞才能獲得長治久安了。」

很遺憾，我從藤井教授的口中，得知日本人聽不進去孫中山希望日本能做「王道干城」的勸告，這不是因為孫中山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只有「忠」的概念，完全沒有中國人「仁」的情懷。

因此，期待日本人能做個「善良的鄰居」，前提只有中國強盛，並且讓日本完全失去反擊的能量，這兩者是零和關係。但，就算如此，屆時東亞的和平，還是繫於中國怎麼實踐王道，來讓日本徹底風行景從，如同大唐盛世。

藤井教授並說明：日本是個新聞封鎖的社會，各大媒體目前絕對不會報導任何對中國有利的消息，除非有一天日本社會再無法掩飾自己的虛榮。看來不只一人的性格決定命運，一國的文化同樣決定國運。

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春，米價持續飆升，黑市與走私問題持續擴大。為了壓住價格、安定人心，行政長官公署推出《糧食統制規則》，以「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公定價收購」作為核心。政策在會議室裡拍板迅速，但落到民間卻處處碰壁：公定價與市價差距過大，使農民傾向囤售或轉向黑市；越區查緝一嚴，流通更為僵化。
短期內，米價雖略有回落，但官糧制度的斷續與民間的不信任，使統制效果有限。這場表面為了物價與秩序的調整，實際上揭開了戰後初期民眾與政府之間最早的「信任裂縫」。秩序尚未站穩，而民心已開始動搖。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9幕 限區售糧 怨聲四起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3月（《糧食統制規則》發布前後）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3歲）：
行政長官公署主任委員（稱主任）。以抑物價、維持權威為施政核心。
林蔚（5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負責糧政與警政協調。
林忠（31歲）：
台灣廣播電台台長，兼接收專員，隨陳儀赴台接管日人廣播系統。
糧食官員：
政策執行端；夾在政令與民情之間。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3月8日《糧食統制規則》：就近繳售／禁越區／公定價」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米價狂飆，黑市四起。1946年3月上旬，行政公署祭出新令，以『調劑・限運・查緝』先把局面壓住。」
【場景：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日】
（窗外烈日，室內氣壓沉重。長桌正中，一份《糧食統制規則》攤開，字樣刺眼。）
陳儀（手掌一拍）：
「米價不穩，政局就不穩。照這版定案——：
一，就近繳售：收在哪裡、交在哪裡；
二，限區銷售：縣市為界，誰敢越區，抓；
三，公定價收購：一個價，不再一日三價；
四，緝私從嚴：警總、憲兵、警察全上。」
（會議室裡筆聲急促，氣氛緊繃。）
林蔚（向前一步，語速快）：
「主任，還得透明。每一車、每一擔都要簽收留底，紙帳對倉庫，公定價與到貨要公開，否則謠言一起，黑市又回來。」
陳儀（點頭）：
「新聞宣導交給林忠，要讓百姓心裡明白：有米可買，有價可查，有人在管。」
林忠（尊敬）：
「我們廣播電台會加強宣導，提醒民眾遵守限區、限購。」
林蔚（插話）：
「價錢公開，米行門口要寫清楚，有多少米，米價多少，這樣才不會亂。別讓人白排隊，排了買不到會更火大。」
糧食官員（小心翼翼）：
「遵命。只是……公定價和市價差太遠，我怕農民不願出售，源頭就可能斷了。」
（空氣一滯。陳儀指尖輕敲桌面，沉默兩秒。）
陳儀（低聲、斬釘截鐵）：
「先穩住價格，只要人心浮動，米價就跟著亂。源頭問題，先收再說；不服從，就法辦。」
（短暫靜默。林忠與陳儀對望，神色凝重。）
【蒙太奇・執行畫面】
— 糧食局門口，黑板寫著「本日配售：每戶X斤」，隊伍繞街。
— 米行外貼出「公定價」與「到貨時間」，人群擠看。
— 憲兵在路口攔車查米，逐袋開驗，記錄車號。
— 鄉間小路，稻米袋藏進柴堆；夜裡小船悄然出海。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
「限購、限區、查禁越區」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6 年初，米價一路攀升，黑市與走私愈禁愈盛。為壓住價格、安定人心，1946/1/11 行政長官公署廢止米穀統制與配給，並封存各地公倉；市面卻仍見『有米難買』，民怨累積。
同年３月４日設立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下設運輸、查緝等組，配合限購、限區、查禁越區運送，逐步推進糧區劃分與運糧憑證。價格一度回落，但癥結未解——官定徵購價僅約市價三分之一，農民轉向囤售與黑市，供應斷續、信任鬆動。
較為明顯的穩定出現在1947年第二季前後：省府與糧食局強化糧區制度與流通管理、擴充公糧調度，米價才逐步回穩；1949年隨遷臺潮與局勢變動，物價再度走高。」
後記：
「陳儀領導糧食調劑委員會，推動『限購、限區、緝私』，確實在短期內穩住糧價、改善供應。就此而言，他並非不作為、亦非無成效。把他一概貼上『治理無能』並不公允。這應該是當時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國共內戰中雙方都有這種政治宣傳，現在事過境遷了，還這麼說就不對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綜述〉：行政長官公署自1945/10/31公布〈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至1946/1/11廢止徵購與配給、封存公倉的政策時序，顯示糧政調整與物價變化背景。
•〈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成立案〉〈調劑糧食要點處理要項〉——委員會設立與運輸、查緝、平糶各組要點；3月上旬連續發布限運、查緝命令以推行「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出處：TAP資料庫+1〕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0月–1946年1月號——記載糧食管理措施、臨時物價委員會設置，以及林蔚兼任糧政與警政協調職務之公文。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資料——1946年糧政檔案與〈黑市與越區查緝〉研究：呈現當年查禁跨縣運糧、嚴防糧食私運出省之公告與實施情形。
•臺灣大學經濟資料庫——1945/11臺北市官方徵購糙米價132.8元／百公斤、市價468.5–533元／百公斤，顯示徵購價與市價落差近三倍，為黑市與囤積主因。
•臺灣省參議會與糧政檔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1946年省內查緝越區與出省運送紀錄，輔以議會質詢資料，呈現糧政執行困難與地方反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韓國瑜為了通過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飆罵傅崐萁，被很多藍營群衆罵得很難聽，說他「轉綠」了。上半年，盧秀燕、鄭麗文也曾被藍營群衆痛罵，盧支持高額的對美軍購預算，就被指「跪美」，而鄭訪陸後被指「轉紅」了。韓、盧、鄭大約是藍營目前的三個太陽（蔣萬安屬下一梯隊），自己人不是不能罵，但罵太凶就是自我損傷！

台灣早就流傳藍營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原來似乎指政治人物，但若沒有支持者推波助瀾，政治人物也鬥不起來，所以藍營支持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盧、鄭被痛罵，只是最近的例子，當年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雖有李登輝的特殊因素，不也是內鬥內行？王金平多年來被很多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他至今有「轉綠」嗎？沒有嘛。侯友宜似乎只因曾被陳水扁提拔，就被部份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真是寃枉。藍營就是愈內鬥才愈縮小啊！

政治人物做錯或做得不合民意，同黨的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當然可以批評，但需要有分寸，就是要區別「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自己人一般屬於內部矛盾，可以指出其癥結所在，但不宜惡言相向，也要適可而止，否則就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所以韓國瑜飆罵傅崐萁，與藍營支持者痛罵韓，都是太過火而不宜，有損藍營的團結和形象。

藍營群衆為何喜歡內鬥，把內部矛盾搞成好像敵我矛盾？大約因為大家太關心政治，太在乎政治人物，於是有「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強烈情緒。台灣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可見於當年對陳水扁、馬英九的強烈支持（和強烈反對），幾乎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後來雖然減弱卻從未消散。

我們小老百姓可以關心政治，卻沒理由對政治人物「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一個政治人物，及其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我們更不宜隨意指責高階的政治人物（如韓國瑜）「由藍轉綠」，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都是困難到不可行的工作，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演可不要太投入，太投入就成為傻子了。

藍營從一黨獨大，經歷許多內鬥和分裂而逐漸縮小，現在其政治人物總算學到教訓，頗能互相包容，不再輕易內鬥。藍營的支持者也要學會包容政治人物，不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樣藍營才能大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上山是長州人，與伊澤多喜男總督同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同年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且同屬憲政會。1914年，他任農商省次官，第一次加藤內閣時，曾參與組閣的謀劃。據稱他得接任為台灣總督，乃是由於伊澤的推薦。

何以推薦上山呢？是否如前述伊澤為了與政友會鬥爭，曾經追查後藤新平系的金脈與鈴木商店、台灣銀行的惡質關係，但自身沒有足夠的專業，所以轉身下台之際，就交給曾任農商省次官的黨內同志？他的政績，在不長的任期中，卻相當展示了日本官僚的手段。

1926年，上山就任時，東京政黨間的傾軋仍不斷；同時，東京大震災的復原工作並不順利，且金融上有每下愈況之勢。1927年春，先是3月24日，日本各地銀行因大震災後的金融恐慌而發生擠兌風潮；然後，爆發了台灣銀行給與鈴木商店鉅額的不良貸款事件。

那是在後藤長官時代就開始了的問題。台灣銀行給予這個私人企業的融資額竟然達到三億八千萬元，當時的貨幣發行額是五千三百八十八萬元。台灣銀行認為不可再給予該店任何貸款，故停止了貸款。因此，該商店乃於該年4月5日破產倒閉。與其關係密切的台灣銀行因此而瀕臨破產邊緣。

當時，台灣除外，在日本本國的全部銀行皆發出二十一日的延期付款通告，可見當時的日本是處於經濟危機中。同時，政局動盪；4月20日，新成立的田中內閣，田中首相與上山為同鄉。上山總督採取了關閉日本內地各分行，而島內本行、分行仍繼續營業的方案。如果我島內發生擠兌，對於本島統治必將大大不利；然而，該一嚴重的金融事件，竟然僅在鈴木商店破產的代價下，順利度過了危機；這真是一大重要的政績。

一般僅強調田中首相與上山總督的同鄉關係，並且強調若非1928年6月，久彌宮邦彥親王訪台中時，被朝鮮青年趙明河襲擊，是大逆事件，上山不能不循例請辭。以上山總督在此事件上的功勞與其與田中的同鄉關係，似乎並無下台的必要。

另方面，當年在我島上的時局，正當「台灣文化協會」內部日漸分化之際；該民族意識深厚的團體，在對岸的革命形勢高漲之催動下，其內部左翼力量相應而起；過去獨大的右翼力量逐漸失去了領導權；而1926年8月，據稱也是上山總督與該會右翼深交之始；從而，該年底林獻堂與陳炘等籌組大東信託會社；1926年12月正式成立後，其營運卻不如預期。

至1927年1月2日，該會臨時會，右翼終至退出該會，文協正式分裂，左翼的「新文協」成立。1927年1月4日，總督府警務局提供給當局如何分化我島民的計畫案，「文化協會對策」。其中有讓林獻堂出國的建議，確實5月中，獻堂先生出國旅遊了，要到一年多後，才回到我島。

此時可謂正當東京金融恐慌前夕；該會左翼對於右翼的批判是──
「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加緊彈壓台灣人民反日陣線；另一方面又積極採取卑鄙的利誘、收買的政策分化反日陣線。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在他確立了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把台灣絕大部份土地、資源及整個經濟命脈掌握在其手中的情況下，宣布取消限制『台灣組織企業公司』的禁令，允許本地資本家組織公司經營工商企業，而日本金融資本即乘機吸收本地游資或利用本地資本，使成為被他所控制的企業……這一殖民措施，使台灣的大資本家、地主進一步與日本統治階級勾結起來，而從反日戰線上沒落下去。……」

今天大家所聞名的「台灣民眾黨」就是台灣文化協會在此時先向右分裂，再向左曲折奮起的政治團體。它正式成立於1927年7月。文協時代的總理林獻堂當時赴歐美遊歷，不在島內，被尊為該黨總理，但往後從來沒有真正參與其活動。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