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建國來朝 | 劉廣華

美國總統川普今日訪華,將與習近平會談,全球屏息期待,有人剉著等!

這幾年大陸網民喜歡戲稱美國川普總統為「川建國同志」,主要原因在於大陸網友認為川普從第一任以來所採取的許多對華強硬政策,不但沒有真正打壓到大陸,反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除了削弱了美國自己的國力、國際影響力、與世界各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更變相的幫助大陸內部凝聚團結、促進科技、經濟進步。

直言之,川普就像是臥底在美國的中國偉大建設者一樣,大陸人民對他的景仰,恰如滔滔江水一般,川流不息,無以名之,只能敬之以「建國」!
這種適得其反的例子很多。

早在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時,兩國貿易總額占大陸年度進出口總額13.8%,是大陸第一大出口市場;到2025年時,只剩8.8%,美國退居為大陸的第3大貿易夥伴;而大陸對美國之外的歐盟、東協、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量則完全覆蓋了減少的對美貿易額。
這等於是協助大陸降低了對美的貿易依存度。

還有川普上任以來,退巴黎協定,退TPP,退NAFTA,退WTO,退UNESCO,一路退群退到了2026年1月,總共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機構與委員會;更有甚者的是,還對北約盟國冷嘲熱諷,說人家蹭國防佔美國便宜,不幫忙對伊朗作戰,連對英國都說了重話。
種種舉措都讓美國在國際變得孤立,等於是主動讓出了國際主導權,對大陸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居功厥偉。

再如,2019年將華為及其數百家附屬公司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向其出售晶片、軟體等零組件;孰料,此舉反而逼出了華為自行開發的鴻蒙系統以及搭載7奈米大陸自產晶片的Mate 60 Pro手機。
這不就是協助大陸科技升級嗎?

過去2年鬧得沸沸揚揚的TikTok禁令更是經典。
所謂的TikTok難民(TikTok refugees)因禁令被迫摸進了小紅書,卻赫然發現大陸人民原來不是穿列寧裝、騎腳踏車的藍螞蟻,而是天天在曬精品、美食、旅遊美景的潮男潮女,大陸城市更是無人快遞車、自動駕駛地鐵、跟電動車滿街跑的現代大都會。
西方媒體多年來對大陸的抹黑宣傳,一下破功。

今天晚上川建國同志抵華,明天開始正式會談。
很讓人好奇的是,川建國同志除了建國大業之外,不知對於統一大業會有怎樣的貢獻?
很多人對於川建國同志是有期許的,因為川建國同志除了臥底之外,也是非常稱職的商人同志;萬事皆可談,萬物皆可售,交易萬歲!

畢竟,建國同志早在啟程前,就已經在白宮放出風聲,要和最好的朋友習主席好好聊聊;對於建國同志來說,遙遠東方的那一個小島從來不是什麼不可交易的民主堡壘,比較像是一個離大陸只有67英里,卻離美國有9500英里遠的待售資產。
邏輯其實不難理解。
國內死忠選民知道大豆、牛肉、波音客機、跟石油訂單可以帶來什麼。
至於那東方小島,叫什麼來著?
好像叫做Thailand!

「平議」區桂芝老師與顏擇雅女士 | 郭譽孚

北一女教師區桂芝稱『自己主張零軍購,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出版家與作家顏擇雅女士說:『如果要我補充區桂芝說法,我頂多說,不只和平會來,思想改造也會來。』

區老師的這段話,所針對的是這陣子立法院中對於國防軍費的討論;她反對在當前的時局下,過去軍購的軍備還沒有交貨,而執政者竟然不顧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沉重負擔,還要撥出鉅額的國防預算。因而乃主張零軍購。

她的說法應該不是不可解的?
個人就曾經一次在公車上聽過兩個年輕人反對戰爭,甚至大罵美國川普大總統的。
關於她所謂『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其重點在『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也就是。『零軍購』,即是呼應於今天年輕人『反對戰爭』的道理。

留學美國專修比較文學後回台的這位顏女士,
相當巧妙地把我島民間希望「零軍購」,更追求「兩岸和平」的焦點轉移到恐怖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完完全全避開了區老師所代表的民間拒絕戰爭的紅利,以及對於真實兩岸和平的認知與盼望。

顏女士相當雄辯地大談著她所嫻熟認知的──
『文言文比例會刪減,不少「紅色經典」會變成必讀,像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楊成武〈長征勝利萬歲〉、茹志娟〈百合花〉。像區桂芝這種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就算自願要教這些歌頌社會主義或解放軍的作品,中共也不可能信任你。。。』

相對於區老師的「為民喉舌」與顏女士論述上明顯的「為稻糧謀」,個人不想勉強作人品高下之別,但是以個人長期研究公民教育專業言,個人要指出顏女士的專業上,忽略了時間的因素;就個人長期的研究來看,所有的主義與思想都會在社會現實的變遷中受到教育的。也就是對岸大陸常常強調的那一句老話「摸著石頭過河」。
也就是傳說中老馬克思先生當年曾經夫子自道的宣稱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不與時俱化的意思。。。舉例言之,自從AI問世以來,多少行業不能不受到衝擊、與時俱化。。。即是。

今天的資本主義比起馬克思時代、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到今天川普大總統,有多大的改變,騙死烏克蘭、端掉委內瑞拉總統、毀掉伊朗最高領導人、露出了多少真面目;相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禮運大同而五四運動而三民主義、而北伐、抗戰而「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自力更生、掙扎著由文化大革命「三七開」後展開改革開放。。。把資本主義當作工具。。。溫家寶甚至將資本主義宗師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帶在身上,周遊歐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大時代中,那是怎樣的變化。。。

可惜的顏女士,似乎完全不知道,變化早已經開始;您在美國的研究所見應該確實不假,但是美國並非真實的自由,美國的教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嚴重掛帥的;簡直可說是排斥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由於美國川普大總統的作為似乎已經很難自制,下坡之勢已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當前看來,情勢應該穩步上升;相對的,教科書的問題相信只要是當局逐漸感到總體戰力上沒有問題,時間到了,自然會有更多、更為深刻的自由度。。。例如,前述的那本「道德情操論」竟然被中共接納成為社會重要的一份經典,就是重要的一例!那本書,當年個人在島上讀經濟學時,只知道書名,兩岸都沒有中譯本。如果顏女士不只是為政治服務,真有興趣做較嚴肅的學術探討,建議上網查看該書,如今在對岸有多少個中譯版本?

以上,是個人對於區老師與顏女士在這次對話中的想到的根本問題。個人衷心地樂見兩位女士帶動了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應有的關切。

顏擇雅(1967年—),本名顏秀娟,台灣出版家、著名專欄作家,雅言文化創辦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

歷史不是宿命,而是條件、選擇與偶然性的疊加 | 楊秉儒

歷史最常見、也最誘人的錯覺之一,就是把結果誤認成必然。1949發生了,於是有人說那是1927就註定好的結局;抗戰勝利發生了,於是有人說日本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王朝滅亡發生了,於是有人說它從立國那天起就埋下必亡之因。

這種說法很迷人,因為它讓歷史看起來整齊、簡潔、充滿秩序感。彷彿一切早已寫好,所有人不過是在按劇本登場。
但問題在於:這不是歷史,這只是結果倒推。
歷史之所以是歷史,不在於它最後發生了什麼,而在於在它真正發生的當下,沒有人知道結果。

真正活在1936年的中國人,不知道1937會對日本全面開戰;不知道抗戰還會再打八年;不知道日軍轟炸珍珠港會發生;不知道美國會參戰;也不知道戰爭最後會走向原子彈與結束,當然也不知道1949會到來。

對他們而言,歷史從來不是答案,而是一張資訊不完整、外部變數不透明、每一步都可能改變後續路徑的選擇題。
這正是歷史最根本的特徵:它不是宿命的展開,而是條件、選擇與偶然性不斷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所謂條件,是一個時代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邊界。
1936年的中國,地方軍事集團仍然存在,中央財政仍未整合,國家暴力壟斷尚未完成——這就是條件。

在這樣的條件下,蔣介石可以選擇先剿共後抗日,也可以被迫調整;張學良可以選擇繼續剿共,也可以兵諫;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紅軍可以被消滅,也可以熬過去——這就是選擇。
而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珍珠港,這些突發而關鍵的外部衝擊,則構成了偶然性。

條件:可行性邊界(能做什麼)
選擇:行動路徑(做了什麼)
偶然:路徑偏轉(怎麼發生)

歷史不是直線,而是被三種力量持續拉扯出的軌跡。它不是沿著一條註定的線前進,而是在有限結構中,不斷被推動、被修正、被迫轉向。
這也是為什麼「結果」不能倒推出「必然」。

1949當然不是偶然。它有非常清楚的結構原因:晚清崩解、北洋碎裂、國家能力不足、抗戰重創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在敵後完成組織擴張。這些都是真的。
但「有原因」不等於「有宿命」。

原因是事後可以分析的因果鏈,宿命則是假裝它從一開始就無可更改。
兩者看起來相似,本質卻完全不同:前者承認歷史是演化的結果,後者否定歷史曾有別的可能。
而這正是歷史宿命論者最大的問題:它不是在解釋歷史,而是在取消歷史。

因為一旦一切都註定,選擇就失去意義,決策就失去價值,錯誤也不再是錯誤,歷史就只剩下勝利者的結果朗讀。
這不是分析,這只是神話。

真正的歷史分析,不是替結果找天命,而是回到當時的條件裡,理解人們在不知道答案時為什麼做出那樣的選擇;理解哪些結構限制了他們;理解哪些偶然改變了路徑,最後才理解歷史如何走成今天的樣子。

所以歷史從來不是宿命。
它不是寫好的劇本,不是註定的勝負,也不是勝利者回頭替自己補寫的天命敘事。
它是結構給出的邊界,是人在邊界內做出的選擇,是偶然把選擇推向某個方向,最後才沉澱成我們今天看到的結果。

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也從來不是註定如此。
它只有條件、選擇,以及那些在當時看來微不足道,卻最終改變一切的偶然。

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中國戰場上日軍戰術勝利與戰略被動的弔詭 | Friedrich Wang

談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戰場,常常有兩種很容易滑向極端的講法。一種講法是,日軍戰無不勝,國軍一路潰敗,整個中國只是靠空間換時間,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另一種講法則反過來,把中國戰場寫成日軍屢戰屢敗、節節失利,彷彿從頭到尾都是中國方面穩穩掌控節奏。

這兩種說法,都不夠準確。如果要比較冷靜地概括整個中國戰場的特質,我反而會用一句看起來有些矛盾、其實很傳神的話來形容:
日軍在中國往往勝多輸少,但卻越打越輸。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日軍沒有打勝仗,也不是說中國軍隊在每一場會戰中都能占上風。恰恰相反,若從多數戰役與戰鬥的技術層面來看,日軍通常確實仍然占優。它有更成熟的基層軍官體系,更穩定的火力運用,更高的部隊機動性,更整齊的戰術訓練,也更強的局部突破能力。就連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真正承認日軍在中國吃過的幾次敗仗,也不多,無非是第三次長沙、上高、河套、滇西等幾場。從日本軍人的自我感覺來看,他們在中國戰場確實長期認為自己是「勝多輸少」。

這種說法,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層次,不算錯。
問題在於,戰役打贏,不等於戰略主動;局部獲勝,也不等於整場戰爭正在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而中國戰場最弔詭、也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日軍經常能夠在會戰中取勝,能攻城、能突破、能迫使中國軍隊後撤,甚至能在很多情況下保全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收兵;可是如果把眼光往上拉,從整個戰爭的根本目標來看,它卻愈打愈陷、愈打愈散、愈打愈被動,最後把自己拖進一場沒有終點、沒有收束能力、也沒有戰略出口的巨大泥沼。這一點,恐怕才是理解中國戰場最重要的鑰匙。

一、日軍到底有沒有在中國「打贏」?

先把最基本的一層說清楚。如果有人問: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底有沒有打贏很多仗?答案是:有。而且不是一點點,是相當多。從淞滬會戰、南京、徐州、武漢,到之後一連串掃蕩、進攻、會戰與治安作戰,日軍在多數正規戰役裡都展現出相當強的局部優勢。它常能用較少兵力達成突破,能在關鍵地段撕開中國軍陣線,能依靠火力、訓練與戰術協同,在野戰中給國軍造成重大傷亡。哪怕沒有完全達成預定目標,日軍通常也較能控制撤退節奏,不至於像歐洲東線那樣一場失利就主力崩盤。

所以,如果只從「這場仗誰占了城」「誰最後控制了戰場」「誰傷亡更低」「誰撤退得比較有秩序」這些標準看,日本軍人認為自己在中國「勝多輸少」,當然有其依據。

但問題就在於,戰爭不是單純用「我又打贏一場」就能下結論。
因為戰爭有兩個不同層次:一個是戰役層次,也就是你這場仗有沒有贏;另一個則是戰略層次,也就是這場仗贏了之後,你是不是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結果。中國戰場最複雜的地方,就是日軍在前者常常成立,在後者卻越來越失效。

二、日本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要理解日軍為什麼會出現「戰術常勝、戰略卻越來越輸」的局面,首先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日本對中國作戰,真正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至少有三項非常清楚:

第一,逼蔣介石與重慶國府投降。
第二,殲滅中國中央軍主力,讓中國失去持續抵抗的能力。
第三,把中國戰場從全面戰爭收束成可管理的占領秩序,讓日本能逐步穩定其在華控制。

如果這三件事做不到,那麼即使你攻下再多城市、贏了再多場會戰,戰爭也未必算贏。因為你真正要解決的,不只是某一支部隊,而是一個國家與一整片大陸的戰爭意志、政治中樞與持續動員能力。

而中國的厲害之處,恰恰就在於:
它未必每場仗都能打贏,但它始終沒讓日本得到自己最想要的那種勝利。

你來打,我可以退;
你攻大城,我可以讓出大城;
你要決戰,我可以把主力往後拉;
你要速戰速決,我偏偏把戰爭拖長;
你想靠戰役勝利逼出政治投降,我就用空間、人口、縱深與時間把你的勝利一點點耗散掉。

所以從中國這邊看,抗戰中很多會戰未必漂亮,撤退也常常狼狽,傷亡更是慘重;但從更高層次來看,它卻成功做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讓日本始終無法把戰役勝利轉化成戰略終局。

三、戰術上主動,戰略上被動:中國戰場的真正弔詭

這就是中國戰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日軍是戰術上的進攻者,卻越來越變成戰略上的應變者。
表面上看,日軍一直在進攻,一直在掃蕩,一直在發動會戰,一直在掌握作戰主動。可實際上,這些行動裡相當一部分,恰恰是被中國的持久抵抗、游擊壓力、交通線脆弱與主力保存所逼出來的。

換句話說,日本不是完全照自己的節奏在打,而是慢慢被中國拖進一種「不得不一直打、卻又打不乾淨」的狀態。
這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對中國而言,犬牙交錯、敵後游擊、地方武裝、中央軍主力後撤、空間換時間,本來就是比較有利的生存方式。中國夠大,人口夠多,政權夠分散,地理縱深也夠深。只要中央不倒、主力不滅、外援不斷,這場戰爭就可以一直拖下去。

但對日本來說,這卻是最糟糕的狀態。
它占了很多地方,卻沒有真正占穩。
它打贏很多仗,卻沒有打出結束戰爭的結果。
它控制了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卻在廣大農村、山區與交通節點之外到處漏風。 它不得不到處駐軍,到處掃蕩,到處修補交通線,到處維持治安,最後把自己的兵力、後勤與財政一點一點耗死。

這就形成一個看似矛盾、其實非常典型的局面:
你每次都在贏局部,卻在整體上越來越出不來。
所以我常說,中國戰場最麻煩的,不是日本「打不贏」,而是日本打不乾淨。 這四個字,比任何戰報都重要。

四、武漢之後,日本其實已經該看懂問題了

1938 年武漢會戰後,日軍理論上應該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困境。
武漢失守,廣州也失守,從地圖上看,日本似乎已把中國打得相當慘。可實際上,重慶國府並未投降,中央軍主力仍然存在,中共游擊武力也開始活躍,敵後交通線壓力與地方抵抗不斷擴散。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攻下了戰略大點,卻並沒有真正壓垮中國。

如果這時日本大本營有更高一層的戰略眼光,它應該立刻意識到:中國戰場不能再只是「打一場大會戰、佔一個大城市」的重複遊戲,而必須進入另一階段——重新整理戰場、打通交通線、壓縮中國的機動空間,並以數年時間對既占區域進行更有效率的整合與清剿。

換句話說,日本真正該做的,不是繼續幻想一擊滅國,而是設法把中國戰場整理成一個對自己比較可控的結構。
可惜,它沒有做到。

五、長沙與桂南:方向隱約對了,執行卻爛尾

1939年日軍發動了兩場相當關鍵的作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與桂南會戰。若從戰略方向上看,日本其實不是完全摸錯。湖南與桂南,本來就關係到華中、華南與西南之間的連接,也關係到中國戰場日後能否被切割、壓縮與重新編排。

問題是,這兩場作戰最後都沒有形成真正可延續的戰略成果。第一次長沙會戰沒有真正壓住湖南樞紐,也沒把長江中游與華南交通線真正打通。桂南會戰雖然奪取了南寧等地,但後續推進與整合不夠,最終仍然沒把華南、越南方向與中國內地真正縫合成一條穩定的戰略動脈。

這就反映出日本大本營一個極大的毛病:
戰役上常常有局部靈感,戰略上卻缺乏持續到底的收束能力。
它知道某些地方重要,卻不願意為此真正集中主力、長期經營;

它能打一場漂亮攻勢,卻常常打完就散;
它會撕開口子,卻很少真正把口子變成一個穩定的新結構。
所以中國戰場就一直維持在那種半控制、半失控的狀態裡。對日本來說,這正是最要命的。

六、為什麼中國能把日本拖死?

因為中國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於每場都能打贏日本,而在於它知道怎麼讓日本的勝利失效。這裡面有幾個因素:

第一,是主力保存。國軍雖然在會戰中常常受挫,但始終沒有讓自己的主力被日本一次性徹底殲滅。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只要中央軍還在,重慶政府就還在,整個中國抗戰的政治核心就沒有垮。

第二,是縱深空間。中國實在太大了。日本可以佔武漢、佔廣州、佔長沙、佔南寧,但只要重慶不倒,只要西南通道還在,戰爭就不會結束。這種空間,對中國是苦撐的資本,對日本則是無窮無盡的負擔。

第三,是游擊與地方抗力。華北的中共游擊隊、各地的地方武裝、敵後騷擾與交通破壞,使得日本永遠不能只打前線,還得顧後方。這種「你佔了城,但城外不一定是你的」的狀態,讓日本占領區的成本持續上升。

第四,是國際時間。中國撐得夠久,就會等到國際局勢變化。等到歐洲大戰爆發、等到美國逐步制裁日本、等到中國成為同盟國重要一員,日本原本想靠速戰速決取得的政治成果,就慢慢失去了。

所以中國在戰役上常常輸,戰略上卻越來越占便宜。而日本在戰役上常常贏,戰略上卻越來越沒有出口。這就是整個中國戰場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七、1944年的「一號作戰」,恰恰證明日本早就想通,只是想得太晚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日本到1944年春夏才真正大規模推動打通中國南北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遲來的承認。 也就是說,日本不是不知道這條交通線重要,而是太晚才真正去做。

問題是,到1944年時,整個局面早已變了。中國已是同盟國重要一員;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的援助正在到位;日本自己的海空軍已經在太平洋接近毀滅;南方海上交通線也越來越脆弱。這時再來補做1939年就該做的事,就像一個病人拖到全身感染後才決定開刀,已經救不回來了。所以一號作戰不是證明日本突然有了戰略眼光,恰恰相反,它反而證明:日本其實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知道得太晚,也做得太晚。

八、結語:戰術常勝,掩蓋不了戰略迷路

所以,如果要替中國戰場上的日軍下一個比較冷靜的歷史評價,我會這樣說: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往往能在戰役與戰鬥層次占優,這點不必否認;但它始終沒能把這些局部勝利轉化成逼降國府、殲滅主力、穩定占領秩序的戰略終局。結果便形成了一個極為弔詭的局面:戰術上常勝,戰略上卻越來越被動;攻城略地不斷,卻始終走不出一場打不乾淨、也收不回來的大陸戰爭。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戰場真正的歷史意義,不只是在於中國軍隊有沒有在哪一場會戰中打贏日本,而更在於中國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了一個勝利不斷失效的結構裡。這才是蔣介石、重慶國府與整個中國抗戰最核心的成就之一。

再說得更簡單一點:
中國戰場最弔詭之處在於:日軍贏得了戰鬥,卻始終贏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戰爭;國軍雖然常常在戰役中敗退,卻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一場永遠差最後一步的戰略泥沼。

這種「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的歷史現象,不只是中國戰場的特色,也是研究近代戰爭時最值得反覆思考的一課:
一場戰爭,從來不是誰贏了比較多場仗就算贏;真正的問題永遠是,你有沒有越打越接近自己的戰略目的。
而在這一點上,日本在中國,最後其實是輸得很徹底的。

轉述一位陸生眼中的台灣 | 劉莞

今天遇到一位在台灣生活多年的大陸學生,跟他聊了一下他眼中的台灣,他比較深入到台灣社會,很多是我在台灣訪學半年看不到的。他的說法有以下幾點:

1、台灣雖然學費比較貴,但是掙錢的機會也多,收入覆蓋學費不難。普通的打工人哪怕去7-11打工,收入也會不錯,這一點在大陸還做不到。

2、台灣社區居民,倘若遇到問題,通常的處理方式是找里長,閩南語叫做「喬事情」(「喬」是一個接近的發音,好像沒有固定的文字)。里長會接著找很多人去運作這件事,事情足夠大才會找到議員,議員這一層,又會考量事情是否足夠大,有沒有新聞價值或者獲取政治資本的價值,然後再決定要不要管。倘若事情不夠大,運作一番也就沒有下文了。

3、他認為台灣政府的「臨時性」非常高,政府或者非政府的台灣人,很多都很在意國際形象的建立。政府通常很會跟世界局勢的熱點,當前國際社會在關注什麼,他們就很可能通過立法迅速通過一個相關的法案,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進步性,樹立自己「亞洲前列」的形象。至於這個決策對於社會的未來發展有什麼影響,他們就不太管。

4、台灣一些私立學校,跟大陸的大學有簽訂聯合培養大學生的協議,很多時候存在造假、欺騙的行為。對大陸的學生培養方案隨機性很強,可能會因為無厘頭的原因隨便就把課綱給改了。他們會聘用來自大陸的一些專案老師,專門去對接陸生,其中也有很多欺騙的行為,像是做生意,而不是辦教育。

5、十幾年前在兩岸蜜月期,互相派記者去對岸,那時候對於彼此的了解是發自內心比較真誠的。大陸方面也派人專門去學習考察台灣的選舉制度,看能否如何運用於大陸的政治改革,是真心學習。但是現在兩岸差不多處於互不溝通的狀態,除了一些台商。然而商人重利,除了利用政策賺錢,也不能真正起到促進兩岸良性溝通的作用。

6、台灣與大陸的人民對於對方基本上是互相不了解的,多是停留在各自媒體的口號中,很難深入到真實的社會處境、生活體驗中。

7、台灣有些地方,依然在頑強地傳承著一些來自中國傳統的文化,比如男尊女卑、重男輕女,有些女生要為家庭付出很多,在大陸叫做「扶弟魔」,已婚女性也可能會以丈夫為核心。但是獨立女性、不婚主義,也是被大家接受、認為是稀鬆平常的。兩種狀態都在共存。

8、台灣社會對於東南亞地區的人,會有一種天然的輕視,會認為這一類人主要是勞工群體。

由伊朗戰爭看台灣的國防和軍購 | 郭譽申

台灣的國防與向美國軍事採購十分相關,目前綠藍白三黨正為了軍購預算吵得不可開交。有些軍事家或政論家憂心台灣的未來會與伊朗有些相似,伊朗戰爭雖然只打了一個多月就停火,双方已有不小的損耗,而仍在軍事對峙中,能給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何等教訓?

台灣與伊朗的主要相似點在於都與世界強權長期對抗,伊朗自1979年起與美國長期對抗,而台灣自1949年起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長期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大約還比不上美國,但美國距離伊朗約12,000公里,其軍力又分佈在世界各地,因此中國大陸能施展於台灣的軍力其實超過美國能施展於伊朗的軍力。台灣比伊朗更不利,也因為我島的面積只有伊朗的約1/45,因此承受不起大量的轟炸。

台灣的國防預算只有對岸的約1/20,一向很少自行研發和生產武器裝備,而多倚靠向美國軍事採購。然而美國對我軍購卻姿態極高,曾一再收了錢,但交貨卻一延再延,而我政府根本無可奈何。近年俄烏戰爭和伊朗戰爭已經讓美國的武器生產捉襟見肘,我們的軍購幾乎必定又將延遲交貨,難怪在野黨對軍購預算很不情願而斤斤計較啊!有些人把軍購視為交保護費而不在乎延遲交貨,但美國收了保護費,也不保證會出兵護台啊!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美國出兵護台的可能性是愈來愈低。

伊朗戰爭給世界的主要教訓是,當面對強大得多的敵人時,你必須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也稱為「不對稱作戰戰略」。伊朗的具體作法是重點發展性價比高的飛彈、無人機,而不是傳統的戰機、戰艦;並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飛彈、無人機、雷達系統等裝備,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以保障在戰時武器的存活和持續的生產能力。

台灣的軍事力量遠比不上大陸,我們有實行「不對稱作戰戰略」嗎?比伊朗如何?伊朗在两伊戰爭(1980-1988)後就開始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但台灣到2017—2019年李喜明上將擔任參謀總長時才強調「不對稱作戰戰略」(參見《評李喜明前總長的「整體防衛構想」》),並且李前總長去職後,其構想就幾乎被束之高閣,直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我島才又重新重視「不對稱作戰戰略」,因此台灣在「不對稱作戰戰略」上是遠遠落後於伊朗的。要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大量的飛彈、無人機,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是浩大的工程,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

台灣的武器裝備,不論性能還是數量,都比不上對岸,又沒有盡量隱藏在山裡或地下,在對方的大規模第一擊之下,恐怕大半都將折損而不堪用,要如何保衛台灣?

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一向受美國擺布,美國既不願賣尖端武器(怕台灣共諜多,會洩露軍事機密),又優先考慮美國的利益,台灣的「不對稱作戰戰略」於是被推遲了很多年,要怪誰?

世界看好囉!臺灣不只示範一次 | 陳復

外交再突破。歷史性的一刻!雖然很令我震驚。

來見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一眾車馬裝載著六百箱禮品,浩浩蕩蕩地運往北京。馬戛爾尼的座船被插上「𠸄咭唎貢使」字樣的旗幟,彼此因禮儀問題反覆磋商,最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將英國國王的國書呈遞給乾隆。

躲開中國。兩百三十三年後,民國一百一十五年(2026),改由來自臺灣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國安會諮詢委員黃重彥、外交部長林佳龍與駐史瓦帝尼大使梁洪昇集體向史瓦帝尼王母恩彤碧下跪接贈禮,體現臺灣全體官員對這個位於非洲的泱泱大國的最高敬意。

來回跑兩萬五千公里,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王國展開朝貢外交,只圖替臺灣爭取得來不易的對等與尊嚴,這群來自南島的使者忍辱負重且胸懷遠大,深懂入境隨俗的道理。這是未來會記載到歷史教科書中的一段佳話。國人見此奇景,寧不感慨萬千,涕泗滂沱乎?

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 | 陳永恩

國民黨内絕不是所謂親中與親美的鬥爭,而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此觀點揭示了中國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的深層本質。以下將結合相關信息,探討其為何超越了簡單的「親中」與「親美」標籤,而是關乎民族立場與外部干涉的根本性抉擇。

 國民黨內部路線的歷史脈絡與派系分化

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歧並非新現象,而是長期以來權力分配、路線定位模糊和派系利益拉扯的集中體現。有分析指出,其內部大致可歸為三種路線:

「美國國民黨」:此路線以馬英九、朱立倫等人為代表,雖堅持「九二共識」,但更強調「一中各表」,其政策核心是「不統、不獨、不武」,主張在安全上依賴美國。這種路線被認為在根本上符合美國希望兩岸「分而不離、和而不合」的戰略利益,即維持兩岸現狀,避免走向統一。 

「本土國民黨」:以王金平為代表,根基深植於臺灣地方派系,更關注地方利益與選舉得失。在兩岸論述上,他們往往採取模糊或迴避的態度,傾向於「維持現狀」,對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缺乏動力。 

堅持民族立場的路線:以洪秀柱、張亞中等人為代表,明確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主張深化兩岸聯結,背靠大陸發展。 

 當前路線鬥爭的主要表現

近期的黨內矛盾,突出體現在對兩岸關係根基「九二共識」的解讀以及整體戰略方向的搖擺上。

「九二共識」的解讀分歧:黨內在「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上存在深刻矛盾。一方主張「一中各表」,甚至傾向於將其工具化、空洞化;另一方則強調「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和平發展基石的重要性,認為其核心在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整體戰略的模糊化:國民黨中央曾提出「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試圖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尋求平衡。然而,這種策略在實踐中常表現為戰略模糊和被動反應。例如,在迎合美國所謂「安全承諾」的同時,卻難以提出清晰、可行、能說服選民的兩岸和平方案,導致其在關鍵議題上常陷入「被動接招」的境地。 

 路線迷失的背後原因

國民黨在關鍵問題上屢屢迷失方向,源於以下幾個結構性問題:

選舉利益的短期考量:面對臺灣地區內部的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為爭取選票,傾向於採取模糊策略以討好不同陣營的選民,缺乏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原則性兩岸政策的勇氣。 

深陷美國戰略軌道:有觀點認為,國民黨內部分勢力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對美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其政策制定常以符合美國戰略目標為重要考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戰略自主性。 

本土派系的利益閉環:以地方勢力為基礎的本土派,其政治重心往往在於維護地方層面的利益分配,對全局性的兩岸關係大戰略缺乏興趣和遠見,這進一步加劇了黨的內耗和戰略短視。 

 路線選擇與未來走向

國民黨的路線選擇,不僅關乎其自身的政治前途,更牽動著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親美」路線的潛在風險:緊緊依附美國戰略,可能導致臺灣地區被綁上外部勢力的戰車,從而喪失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敘事權,甚至將臺灣推向大國博弈的前沿,增加臺海局勢的複雜性和風險。 

堅持民族大義的根本出路:歷史與實踐表明,臺灣的前途命運始終與祖國大陸緊密相連。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在民族復興的大義下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才是保障臺海和平、促進臺灣繁榮穩定的根本之道。一個清晰、連貫、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戰略方向,才是國民黨乃至臺灣地區應對變局的正途。 

總而言之,中國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確實需要超越「親中」或「親美」的表面標籤,而必須從民族利益與外部干涉的角度審視。唯有認清歷史大勢,做出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正確抉擇,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國共大將宋希濂、陳賡的一世情誼 | 蘇樂明

宋希濂,黃埔1期生。抗戰後期擔任11集團軍總司令,為中國遠征軍主力,在雲南、緬甸邊境與孫立人部合力夾擊日軍,宋因此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其後轉往新疆擔任警備總司令,負責安定西北疆域。民國38年6月擔任川湘鄂綏靖區司令官負責保衛大西南地區,是蔣總統遷台之前最後希望所託。當年11月保衛戰失敗,宋希濂在西康被俘,解送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59年在戰犯所獲釋以後,曾任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會長為中共十大元帥黃埔1期生徐向前)。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市二環區「德勝門」附近,始建於清末。中共建政時將其定名為「北京戰犯管理所」,也稱為「功德林監獄」。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對於國軍被俘的高階將領訂頒處理原則「一個不殺、一個不審、教育改造」。從各地區俘獲的高階人員(「團」級以上幹部)約1000人,送往位於北京的功德林監獄實施教育改造。功德林監獄收容國軍最高級別的將官,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康澤、王陵基、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人。

戰俘的作息安排大致為每天上午出晨操、聴廣播、下田種地及從事勞動。中午休息後安排教師授課,學員閱讀、自修。晚餐後學員分組討論、撰寫報告。戰俘得到了人格、生活和健康的保護,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庭院打太極、作操),也可下圍棋、玩撲克、打桌球,逢節日還可以自編自導表演節目。由於生活飲食均保持正常,這些步入中老年的將軍,身體健康獲得改善,常年在戰場所累積的身體毛病,在戰俘營裡逐漸痊癒。

1959年經過十年的教育改造,中共政府開始分批釋放這些戰俘,讓他們重返社會。釋放後一個月,中共總理周恩來偕同大將陳賡(黃埔1期,早年即加入共產黨)在北京西長安大街的「民族飯店」(中共建政後為接待外賓興建的高級別旅舘)設宴為這些重返新社會的國軍高階將領接風。30年前他們是同學或學長學弟(全都是周恩來的學生),因為政治信仰不同在戰場廝殺多年,如今相聚一片祥和,把酒言歡,回憶黃埔的生活,歲月催人老,將軍們不勝唏噓!

陳賡為湖南湘潭人,1903年生。他與同鄉宋希濓一起搭火車,同住旅店,同時考入黃埔1期。陳賡進黃埔前即加入共產黨,宋希濂擦肩而過未入共黨,從黃埔開始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器重。

民國14年蔣介石東征陳烱明遭到圍困,千鈞危險之際陳賡背負蔣介石逃離險境,救了蔣校長之命。返回後,蔣介石將陳賡留在身邊擔任機要。蔣知道陳賡是共產黨員,多次勸他歸順,陳不從且設法疏離蔣。民國15年黃埔軍校開始肅清共黨,陳隨同周恩來(時任黃埔政治部主任)到上海潛入民間從事諜報工作。

民國20年陳在上海被捕,蔣將他移往南京軟禁,派許多黄埔1期生遊說他加入國民黨。陳始終不接受,與同學互相大吵,同學對他說:以後戰場相見絕不客氣,我們是槍對槍、砲對砲、鋼刀碰鋼刀。多年後這些遊說他的同學,多人淪為陳的戰俘。同學無功而返,蔣介石親前往規勸亦未見效。經過宋慶齡極力營救,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走陳賡,依蔣的性格凡共黨要員拒不歸順者其結局就是,槍斃!

民國19年起蔣動員大軍進剿共黨,黃埔1期生已有多人擔任師、旅長領軍追擊共軍。陳賡逃,他的鄉親宋希濂、好友胡宗南及許多湖南鄉親同學都在追緝他。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前都是陳賡在逃,西安事變發生,全國陷入諮商討論之際,人在西安的陳賡與宋希濂趁隙在某茶舘私會,青年時期的好伙伴因為信仰不同,站在敵對的雙方。

抗戰勝利後,內戰全面爆發。初期,國軍佔有壓倒性的優勢,陳賡在山西南部延續對日抗戰的戰法,以游擊戰方式應付火力強大的國軍。他機靈的引誘國軍疲於奔命追擊無效,在空隙之間找到機會殲擊國軍,胡宗南(陳賡黃埔1期同學)部號稱天下第一旅的黃正誠(黃埔2期)被殲滅遭俘(送進功德林);黃埔1期同學李鐵軍早先對他說狠話在戰場拼生死,李率3個裝備強大的野戰旅,試圖活捉陳賡,結果被陳打的體無完膚,李自此一蹶不振。

陳賡的戰場在河南、安徽、山東西部,是國共雙方主力所在。徐蚌會戰國軍組成強大的12兵團由陳賡黃埔1期同學黃維領軍,擁有12萬兵力,在安徽東南被陳賡殲滅,陳的同學黃維及學弟楊泊濤等人(均為軍長)被他俘獲送進功德林。徐州剿總司令杜聿明(陳的黃埔同學)被他俘擄,解送功德林。徐蚌會戰後陳賡領軍長驅南下,拿下廣州這個大城,進而大迂廻進軍四川。

徐蚌會戰後國軍節節敗退,蔣總統雖已下野,仍然整編殘部集中於四川,進行保衛大西南。陳賡領軍進攻川東,對手是他的同鄉也是他的黃埔同學宋希濓將軍;國軍防衛川北者是黃埔1期胡宗南,共軍領軍進攻者周士第也是黃埔1期生。4位黃埔1期生捉對廝殺,令人嘆息。國軍失利,胡宗南撤退至台灣,宋希濂被陳賡所屬俘擄。宋在解送北京途中,在長沙稍作休息,陳賡大將適巧在當地,特抽空去探望他。宋仍然戴著青天白日軍帽摇頭嘆氣坐在地板,陳趨前問好並囑咐他好好保重身體。

1953年,韓戰進入末期階段,陳賡受命前往北韓代理彭德懷指揮戰局。經過北京時,陳賡特前往功德林探望黃埔同學及學弟,他將月薪人民幣12元全數買了兩大袋蘋果分享給戰俘同學、學弟,大家將恩怨拋棄一旁,重溫昔日同窗時光。

1955年底旅美科技專家錢學森終於回到祖國,為建設國防科技報效祖國。陳賡當時擔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為中共軍事轉型升級而努力。陳賡陪同錢學森在各地軍事機構考察,錢學森思考如何建構高等級國防力量,研發原子彈、導彈、太空衛星。陳賡依據錢學森需求全力給予支持。當年陳賡問錢學森中國人可不可能製造原子彈,錢學森回答:「怎麼不可能?」。錢學森短短數年間便號召約2700名旅美、歐、俄的中國學人專家投入核武器、導彈、太空衞星的研究。今天中國如此強大的國防科技力量,𦘦基於當年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後陳賡辛勞的奔走各地,心臟病困擾他多年,動過數次手術,1961年與他同様立下諸多戰功的粟裕大將兩人巧合在上海醫院療養,兩位大將難得有此休閒時光,𣈱談以往、憧憬未來。某日陳賡病情再度發作,在夫人坐視之下平靜的離世,享年僅58。他的同鄉,黃埔1期同學宋希濂將軍自功德林釋放後擔任「政治協商委員」,無事一生輕、無憂無慮,經常往返於美國探望子女,經國總統去世後台灣當局同意他來台探望老部下,但臨行前在美國心臟病發作而離世,享年85。兩位將軍都安息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一如當年同進黃埔軍校。

陳賡、宋希濂

不是大勝,也不是大敗:伊朗撐住了,但中東並沒有因此翻盤 | Friedrich Wang

最近這一波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看起來很可能正如先前不少人所預判的那樣,不是以一方徹底勝利收場,而是以一種相當典型的中東式方式,暫時停在一個誰都沒有真正滿意、卻又都不得不先喘一口氣的狀態。

從路透近期多篇報導看,現在比較接近的情況,並不是「和平已經來了」,而是脆弱停火、臨時安排與低信任談判並存:美伊對話仍在試探,巴基斯坦持續斡旋,中國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但整個局面仍然非常不穩。這也就是說,眼前比較像是戰火先壓一壓,而不是戰爭真正結束。

從這個角度看,若有人現在就急著宣布「伊朗大勝」或「美以大敗」,其實都太早,也太情緒化。這場戰爭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並不表示伊朗已經一躍成為什麼新興超級強權,更不表示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優勢突然消失。比較接近現實的說法是:伊朗證明了自己很難被單靠空襲、導彈與定點斬首迅速打垮;但這和它因此躍升為“世界第四強”,根本不是一回事。

路透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很清楚:伊朗確實「遍體鱗傷卻仍握有荷姆茲海峽槓桿」,但停火本身也被形容為「非常脆弱」,這顯示它撐住了,卻沒有真正翻盤。

伊朗這次最值得注意的,確實是它展現出的韌性。高層遭受重創之後,國家機器並沒有立即瓦解,仍能持續反擊,並且把局面拖進談判區間。這一點,恐怕確實讓不少原先低估伊朗承壓能力的人修正了看法。伊朗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這不是一個可以靠幾輪高強度空襲就迅速推翻的國家。

但這種韌性主要是「打不死」,不是「全面崛起」。能撐住,不代表國力就完成躍升;因為國力還包括經濟恢復能力、全球投射能力、盟友網絡、科技金融地位與長期制度穩定,而伊朗在這些層面離所謂世界第四強還很遠。

因此,台灣一些偏親美的評論者,若因為這次美以未能推翻伊朗政權,便立刻把局面講成「美國與以色列神話破滅」「伊朗聲望暴漲」「中東秩序從此改寫」,其實都說得太滿了。戰爭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僵局,一個根本原因是:美國與以色列都不願意,也不敢,真正把戰爭推進到大規模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境內作戰。

原因不神祕,因為一旦走到那一步,後續的政治代價、軍事風險、國際壓力與長期佔領問題,都會遠遠超出空襲與封鎖所能控制的範圍。換句話說,美以這次沒有做到的,不是簡單的「軍事不行」,而更像是「不願或不能付出那樣的政治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仗到今天,並不是伊朗打出了某種壓倒性的勝利,而是美以最終也沒有把自己推到全面政權更替戰的邏輯裡。雙方都踩了煞車。美國與以色列要喘口氣,重新盤點這一輪高強度打擊為何沒有變成政治終局;伊朗也同樣要喘口氣,因為它固然沒有亡國,卻付出了極沉重的基礎設施、經濟與地區影響力代價。把這種局面講成「誰大贏」,其實都失真。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部分支持者原先想像的那種徹底勝利。

而且,如果往更大的中東格局看,伊朗未來仍然不會因此突然擺脫孤立。它當然還有中國、俄羅斯等重要外部支點,但要說它因此重返廣泛國際合法性,顯然太樂觀。更現實的是,它長期扶植的區域代理力量,這次其實受損不小。路透對真主黨的最新報導已很清楚指出,該組織在最近衝突中付出重大軍事與政治代價,黎巴嫩內部對其武裝地位的質疑正在升高;而伊拉克、巴勒斯坦與其他親伊朗力量,也不同程度受挫。這說明一件事:伊朗並沒有因為撐住戰局,就自動把區域影響力推到更高點;相反地,它原有的外圍網絡其實有不少地方正在被削弱。

所以,如果非要給伊朗這場戰爭中的表現下一個比較準的定位,我會說:它贏得的主要不是地位飛升,而是證明自己不是能被輕易清除的對手。這當然有政治效果,也會讓未來任何想靠空中力量速戰速決的人更加謹慎;但這不等於伊朗從此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更不等於它的區域戰略已全面成功。中東不是比誰撐得久就能一次改寫國際位階的地方,更何況伊朗本身還要面對戰後經濟、海峽封鎖、制裁、內部治理與外交困局等重重壓力。

倒是有一個比較值得保留的積極觀察點:伊朗也許能藉由這次沒有被打垮、卻也感受到自身極限的經驗,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某種有限對話的空間。 路透已報導,伊朗透過巴基斯坦提出了有關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與結束戰事的方案,而美伊之間的接觸雖然低信任、低期待,卻並未中斷。這意味著,戰爭的結果未必是單純延續對抗,也可能逼出一種更務實的重新接觸。當然,這不會是一場大和解,更不會迅速解決核、飛彈、制裁與代理人戰爭等根本矛盾,但至少說明:雙方都還知道,最後仍得回到談判桌。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確實可能扮演比過去更重要的角色。北京最近對伊朗問題的外交動作明顯增加,不只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也把荷姆茲海峽重開、停火穩定與談判延續視為重要議題。路透也明確指出,若海峽問題未解,它很可能成為川普訪中期間的重要討論項目。這代表中國未必有能力單手解決美伊對立,但它正在把自己放在一個「穩定器」與「傳話者」的位置上。對伊朗來說,這是一條重要外部管道;對美國而言,中國也可能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中介力量。

如果要替這場戰爭眼下的局面做一個比較冷靜的總結,我會這樣說:這場戰爭最終很可能不是誰徹底打垮誰,而是在彼此都不願或不敢把戰爭推到地面全面決戰的情況下,先進入一種脆弱停火與有限對話的狀態。伊朗證明了自己難以被迅速推翻,但這不等於它一躍成為新強權;它真正比較值得期待的,不是“第四強”的幻覺,而是能否利用這次撐住局面的籌碼,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的談判空間,而中國則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再講白一點,就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原先部分支持者以為能做到的事。現在大家都先累了,後面還得回到談判桌。

這話也許不熱血,但比較接近現實。現實世界裡的戰爭,很多時候不是以戲劇性的全面勝利結束,而是在相互受傷、彼此疲憊與外部斡旋之下,先停一下,再重新計算下一步怎麼走。這次波斯灣與中東的局面,看起來大概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