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是白打了? | 郭譽申

美國與伊朗簽署了結束戰爭的諒解備忘錄(MOU),這是一個結束戰爭的框架協議,所謂框架協議,表示還有很多細節未談妥,但双方同意立刻停火,並且有意願結束戰爭,未談妥的細節預期在60天內會談判完成。戰爭會就此結束嗎?

先看比較明顯的部份,美伊双方為何同意立刻停火?荷姆茲海峽被美伊在兩頭封鎖,伊朗和海灣國家盛產的石油和天然氣(還有很多其他物資)都出不去,造成伊朗的經濟近於崩盤,以及全球能源價格高漲和通貨膨脹,於是美國民怨升高,將很不利於川普和共和黨的11月期中選舉,因此美伊双方都有意願立刻停火,以便解除荷姆茲海峽的封鎖。

伊朗戰爭會就此結束嗎?這主要看美國和以色列,因為戰爭是美以發起的,伊朗只是不得已被動應戰。美國的主要目標是:
1. 更替伊朗的反美宗教政權
2. 消除其製造核武器的能力
經過月餘的狂轟猛炸和三個多月的軍事對峙和嚴厲封鎖,美國已經知道使用武力,但不進行地面戰,無法達成這兩大目標。這樣繼續戰爭將只是白白浪費公帑,美國因此願意結束戰爭並放棄目標1,而期望以談判達成目標2。美國在諒解備忘錄中給伊朗一些好處,就是要交換伊朗放棄其製造核武器的能力。

上述的兩個目標也是以色列的目標,但以色列還另有兩目標:
3. 削弱甚至消滅黎巴嫩的真主黨
4. 占領黎巴嫩的部份領土,成為自己的屯墾區
若伊朗戰爭繼續,伊朗將難以支助真主黨,有助於以色列達成這兩個目標,因此以色列無意願結束這戰爭。

美伊的結束戰爭備忘錄包含,以色列與真主黨也要停火,真主黨是弱勢的一方,應該願意停火以便休整,以色列會停火嗎?以色列不情願,因此難免找機會有些小動作,成為美伊談判的小障礙,但應該不敢堅持持續打擊真主黨,因此破壞美伊談判及惹火有仇必報的川普。伊朗戰爭看來是有望結束的。

伊朗戰爭始於2月28日美以突襲德黑蘭,炸死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和很多政軍高官,然後双方互相狂轟猛炸一個多月,加上軍事對峙和互相封鎖海峽三個多月,現在幾乎回到戰前的原點,荷姆茲海峽開放通行,美伊跟戰前一樣在談判伊朗放棄製造核武器的對應條件。這場戰爭双方都有不小的損耗,但幾乎是白打了,誰也沒得到多少實質好處。

戰爭是白打了,這不利於強勢方,而有利於弱勢方。美國須承擔侵略者的惡名;其軍事力量連伊朗都搞不定,其國際上的威信勢必有些折損;美國的主要對手是中國,美國有損耗而無所獲,不利於其與中國的競爭。伊朗成功抵抗美國,有助於其國內團結和國際聲望,國家損失雖大,未來卻有可能在荷姆茲海峽收費獲得補償。以色列雖然侵占黎巴嫩的一些領土,其國際名聲跌落谷底,未必划算。

教官的新藝名「第五級保全」 | Albert Yin

為了校園防毒工作,行政院在6月18日推出了實質上是「教官進駐校園」的掃毒新方案,美其名為「第五級保全」,事實上就是換湯不換藥。你懂的,就像「超買不是走私」、「校正回歸不是蓋牌」、「跳電不是缺電」、「新核能不是核能」等昔日名作。

先看這位保全的入職門檻:志願役軍職或特種部隊資歷,受過擒拿術與無人機干擾槍操作訓練,不分男女還得限時跑完3000公尺。光看規格,學校裡要防的彷彿是無人機蜂群與敵軍空降,而不是躲在廁所抽煙彈的青少年。更妙的是,這個超前部署到能擊落無人機的人,依法卻連一點公權力都沒有。又威武又空心,職務說明書本身就是一則笑話。況且再怎麼包裝,都掩蓋不了軍人進入校園的事實。

教官曾在校園待了幾十年,被當作萬惡戒嚴體制的殘留,「黨政軍退出校園」也喊了幾十年,2018年教育部訂出退場時程,問題是教官原本不只是待著,一向要執行夜間巡邏、危機處理、學生的偏差與藥物狀況處理,退場後沒有等量的人接手,導致防治校園犯罪出現破口。

於是,吵了幾十年,繞了一大圈,當年主張趕走教官的同一個陣營,端出來的解法是把退伍軍人重新請回校園,換個名字叫保全。人是同一批人,差別在身分。教官是現役軍官,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第五級保全依保全業法根本沒有公權力,連義警義交那種輔助警察的位置都算不上。所以這不是重新發明輪子,是把輪子拆掉輪軸,再貼上一個型號叫第五級:外型留著,唯一有用的法律授權拿掉,權責不分。

更別說,當年反教官的口號本是「國家強制力不進校園」,這次卻順手讓警察憑情資入校查緝,反了幾十年反了個寂寞。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擔心校園變「管訓營」,講的正是這個矛盾。

平心而論,保全當然不等於教官,為了處理毒品問題,又想到了教官的好,行政院保留「我們廢了教官」的姿態,把同一個功能用一個法律上空心、出事沒人扛的形式偷渡回來,比乾脆留著教官或老實建一套文人學務體系都更糟。前者至少有法源,後者至少有專業。

說穿了,「假保全,真教官」這項方案真正的創新不在防毒,而在詮釋「第五級保全不是教官」。至於毒品防不防得了,方案裡沒寫。

比較基隆級(紀德級)驅逐艦與中共055型驅逐艦 | 楊秉儒

看到網路上有人拿基隆級(紀德級)驅逐艦與中共055型驅逐艦做比較。平心而論,基隆級(紀德級)最初於1970年代為伊朗巴勒維王朝量身打造,後因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而改由美國海軍接收服役。2000年代初期,在中華民國長期爭取神盾艦未果的背景下,美國將四艘紀德級驅逐艦出售給中華民國海軍,成為今日的基隆級驅逐艦。

若從歷史定位來看,基隆級在當年確實大幅提升了中華民國海軍的遠程防空能力與艦隊指揮能力;但若單純比較技術世代與系統架構,基隆級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055型驅逐艦之間,確實存在相當明顯的世代差距。

一、三至四十年的技術代差

基隆級(Kee Lung-class)所代表的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美軍大型防空驅逐艦的技術水準,其設計基礎來自斯普魯恩斯級驅逐艦與維吉尼亞級巡洋艦。雖然中華民國接收後曾進行航電與作戰系統升級,但其船體結構、戰管架構與電力系統本質上仍屬冷戰時代產物。

相較之下,055型驅逐艦則代表2010年代末期至2020年代的大型水面作戰艦技術。從匿蹤設計、資料鏈整合、電子戰能力、感測器融合,到全艦資訊化架構,均反映出不同時代的設計理念。若以資訊處理能力來比喻,兩者的差異更接近於功能型手機與智慧型手機之間的世代演進,而非單純噸位大小的差別。

二、真正的差距在感測器與火控系統

基隆級配備AN/SPS-48E三維對空搜索雷達、AN/SPS-49(V)5二維對空搜索雷達,以及AN/SPG-51D射控照射雷達,引導標準二型防空飛彈執行攔截任務。

然而其最大的限制並非飛彈數量,而是火控通道數量。由於依賴照射雷達進行終端導引,其同時交戰能力受到硬體限制。在面對現代飽和攻擊環境時,可同時處理的目標數量存在明顯上限。

055型則採用雙波段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AESA)與高度整合的綜合桅杆設計,在目標搜索、追蹤、抗干擾與多目標交戰能力方面均屬新世代架構。真正的差距不只是雷達性能本身,而是整體感測器融合與戰場資訊處理能力的提升。

三、發射系統與火力密度的世代差異

基隆級雖然可攜帶大量標準二型防空飛彈,但其採用Mk 26雙臂發射器,必須經歷旋轉、裝填、對準與發射等機械循環程序。

相較之下,055型配備112單元通用垂直發射系統(VLS),可依任務需求混合搭載防空、反艦、反潛與對陸打擊武器。垂直發射系統最大的優勢並不只是攜彈量,而是能以極高速度連續發射大量飛彈,迅速建立大範圍攔截網。

目前公開資訊顯示,055可搭載海紅旗-9B長程防空飛彈、鷹擊-18系列反艦飛彈、魚-8反潛飛彈以及對陸巡弋飛彈等多種武器。外界亦普遍認為,其大型通用垂發系統保留了整合未來高超音速武器與反導系統的潛力,但相關性能細節仍未完全公開。

四、末端防禦能力的差距

基隆級主要依靠Mk 15方陣快砲作為最後一道防線。

055型則同時配置H/PJ-11型11管30毫米近防砲與24聯裝海紅旗-10近防飛彈系統,形成「飛彈攔截+機砲攔截」的雙層末端防禦架構。

在現代海戰環境下,這種多層次防禦體系能有效提升對高速反艦飛彈與飽和攻擊的生存能力。

結論:承認代差,才能找到真正的方向

基隆級驅逐艦並非落後到毫無價值。憑藉其大型艦體、優異耐波性、長程防空能力與艦隊指揮空間,至今仍是中華民國海軍最重要的區域防空平台之一。

然而若從單艦技術指標與作戰系統世代來看,055型驅逐艦確實代表更新一代的大型水面作戰艦發展方向。兩者之間的差距,不僅體現在飛彈數量或排水量,更體現在感測器融合、資訊處理、火控架構與整體作戰體系的演進。

與其否認客觀存在的技術代差,不如正視現實。唯有認清自身優勢與限制,才能更理性地思考未來海軍建軍方向,以及中華民國在不對稱作戰、艦隊更新與整體防衛戰略上的真正需求。

只有誠實面對差距,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

由馬英九、川普、巴菲特看養生 | 林定謀

養生到底是為了健康,還是為了折磨自己?
看看這三位阿公的人生:

1號阿公:75歲的馬英九
一輩子都是「模範生」。作息超規律,從年輕到老堅持晨跑、控制飲食。結果近期的新聞卻瘋傳,他似乎出現了忘東忘西的失智症狀…

2號阿公:79歲的川普
人生的「叛逆份子」。每天只睡四小時,堅信「運動會消耗生命電池」,所以從不運動。靠麥當勞續命,把 Diet Coke 當水喝,結果現在還能天天在台上扭腰擺臀跳舞,操縱國際大事,每天狂語,世界股票被他搞得像雲霄飛車!

3號阿公:95歲的股神巴菲特
華爾街的「快樂男孩」。高齡95歲,每天還在狂灌5罐可樂,早餐必配麥當勞,看到蔬菜就皺眉。結果人家腦袋比誰都清楚,算錢靈活不輸 AI!

看完只能說…科學的盡頭真的是玄學!你可以不信邪,但不能不信玄啊!
我們天天計較卡路里、逼自己吃水煮餐、為了一餐沒吃青菜而充滿罪惡感;結果看看別人,喝可樂吃漢堡卻活得生龍活虎。

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警惕:心情的愉悅,或許才是人體最強的防腐劑。壓力與焦慮對身體的傷害,可能遠比一杯含糖飲料還要大。與其每天為了「絕對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不如放寬心胸。

65歲以上,最厲害的殺手已經不是三高,新的四大殺手:
第一名 (憂鬱症)
第二名 (自閉症)
第三名 (癡呆症)
第四名 (失憶症)

如何防護呢?
1. 常聚餐聊天,可以預防老人憂鬱症
2. 吹牛說狂話,可以避免老人自閉症
3. 動腦筋買賣股票,可以防止老人癡呆症
4. 胡說八道聊八卦,可以消除老人失憶症
老人四大殺手的對策,原來就是這麼簡單,只找幾位好友聚聚,就天南地北的胡說亂語,就都醫好啦 !

外省人真實存在:自我否認無法換取認同 | 陳復

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百年黃埔:一所軍校與一個時代的交會 | 陳永恩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一天,後來成為黃埔校慶日。百年來,黃埔不只是一所軍事學校,更像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

黃埔成立之初,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孫中山希望建立一支有理想、有紀律的新式革命軍,因此創辦黃埔軍校。當時國民黨是主要創辦力量,但共產黨員也參與其中,形成了黃埔早期特殊的政治環境。

黃埔校園裡,既有後來成為國民黨軍重要將領的人,也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領袖的人。周恩來曾任政治部主任,林彪、徐向前、陳賡等後來成為中共重要軍事人物;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等則成為國民政府軍隊的重要將領。

因此,黃埔最特殊之處在於:同一所學校、同一批時代青年,後來走向不同道路。1927年國共分裂後,昔日同窗成為不同陣營的軍政骨幹,並在後來數十年的歷史中彼此對抗。

但從歷史角度看,黃埔精神本身又超越了單一政治陣營。它代表的是那個時代中國青年對國家、民族與變革的追求。無論後來站在哪一方,許多黃埔出身者都在中國近代史留下深刻的痕跡。

黃埔軍校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密不可分,黃埔師生是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核心骨幹,黃埔畢業生在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及印緬戰場等重大戰役中擔任各級指揮官,為國捐軀者難以計數。據統計,抗戰期間有數百名黃埔教官與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領導國軍部隊。 

黃埔軍校(及其各分校)在大陸時期培養了逾二十萬名軍事幹部。抗戰爆發初期,中國軍隊裝備落後且缺乏現代軍官,黃埔生填補了各級基層部隊的領導空缺,成為維持戰力與抵抗日軍的最重要力量。 

抗戰期間極度艱苦,戰前與戰時受訓的黃埔學生與幹部大量投入前線。數以萬計的黃埔子弟在槍林彈雨中殉國,展現了「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的黃埔精神。

黃埔師生的身影遍佈所有關鍵戰區:
正面戰場:如杜聿明、薛岳、關麟徵等黃埔將領,在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中重挫日軍。
遠征軍與印緬戰場:黃埔將領如戴安瀾等,率軍赴緬甸作戰,打通國際交通線。
敵後游擊戰:共產黨陣營內的黃埔教官與學生(如林彪、左權等),在華北敵後戰場牽制大量日軍,參與了平型關戰鬥與百團大戰。

百年黃埔,有光榮,也有複雜;有共同的青春記憶,也有後來的分歧與戰火。今天回望黃埔,不只是紀念一所軍校,更是在理解一個時代如何塑造人物,也如何被這些人物改變。

專打直升機父母的鐵拳 | 劉廣華

這兩天新聞對韓劇《鐵拳教育》(Teach You a Lesson)的報導不斷,由於劇情以現實案例為本,在台灣社會引起高度共情,教育人員、家長各抒己見,甚至有政治人物利用劇情涉及國會議員利用特權處理小孩在校的衝突與霸凌疑雲的橋段進行選舉攻防。

該劇本身也展開鋪天蓋地的宣傳,劉杯杯連刷個臉書都不得閒,沒一會兒就刷到,一刷到就忍不住看幾分鐘,把相關的劇情看了個八九不離十。
既然已經被洗腦了,想著正好暑假將屆,到時再好好的來追追劇。

劉杯杯擔任大學老師20餘年,接觸過的學生霸凌事件不少,直升機父母的案例則不多,畢竟大學生都近成年或已成年。
但不多不是沒有。
經常在各國教育展場中見到蒞場家長人數眾多的有趣現象;許多家長陪小孩前來之外,自己也勤走各攤勤問、勤學、勤做筆記,反而是跟在一邊的小孩一臉厭世或是漠不關心。
嚴格來說,這說不上是直升機父母,家長,尤其是亞洲家長對子女教育表達高度關心很正常。

所謂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指的是對孩子事務過度介入,跟直升機一樣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護著孩子的一舉一動,伺機伸出援手。日文也有類似的「怪獸家長」或「怪物家長」說法,意義類似,主要是從學校角度看,指的是關心孩子過度,老是對學校提出不講理要求的父母。

跟「直升機父母」相對應的詞則是「媽寶」,指的是,不能獨立思考、沒有自信、沒有主見、沒有責任感、一切靠父母,讓父母代為處理所有事務,無法獨立自主的孩子。

劉杯杯大概在10餘年前曾擔任學校大陸交流處處長一職,就曾經看過陸生報到入學時,父母不但一起飄洋過海陪同前來,還進入宿舍親自拆箱、掛衣、折衣、鋪床、疊被、清潔打掃,而小孩閒在一旁,靜觀兩老如僕役、如長工,揮汗如雨,上下折騰,絲毫不以為意,兩代親人一忙一閒,竟是各安本分,渾然不覺哪裡不對。

台灣孩子亦不遑多讓。
曾經有交換到韓國的學生因為宿舍沒有網路、沒有熱水,不直接向校方反映尋求解決之道,而是打電話跟媽媽撒嬌,媽媽百里迢迢打電話跟學校抱怨,同仁再千里迢迢打電話跟姊妹校協商,姊妹校處理完畢之後再千里迢迢,還有點委屈地打電話跟學校回報。
繞了好大一圈,大家都不滿意,只肥了收到電話費的電話公司。

相對於亞洲學生的媽寶形象,劉杯杯也曾經被不聲不響直接摸到辦公室來報到的德國交換生嚇到。
不是應該要接機嗎?不是應該要有學伴幫忙嗎?怎麼就來了?
看著一身風塵僕僕揹著幾乎齊人高的大背包,滿臉落腮鬍,卻又滿臉稚氣,一副不解我們的訝異卻又理所當然的樣子,當下無言。
對西方孩子的獨立性,只有服氣。

有人說,相較於西方父母的早早要求孩子獨立自主,亞洲父母較為權威,喜歡也樂意介入干預子女人生的重大決定,成年子女結婚成家後仍舊留住家中的情形屢見不鮮,這在亞洲社會司空見慣,乃是集體主義的文化使然,何足為奇,也不需過於介意。
劉杯杯同意文化差異的說法,對於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說法也覺得很有道理,沒意見。

但是,也必須說,劉杯杯也曾經看過台灣年輕人單槍匹馬的獨闖天涯,哪邊偏僻哪邊去,去越南、去蒙古、去印度教華語,有在怕的嗎?
所以,文化云云,也許只是藉口。
產生霸凌老師的學生跟要人呵護的媽寶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戒不掉奶嘴的直升機父母!

從美國世紀到G2,中國多難興邦 | 郭譽申

過去的一年,許多重要國家的領袖都造訪中國,包括美國總统川普在與伊朗的戰和僵持下也造訪北京,而川普最近還感謝習近平協助解決美伊的爭端。中美成為世界的兩大強權G2,已經是不言可喻,但中國達到這成就絕不容易,是在美國世紀中,經受外界的各種打壓下,一點一滴的脫穎而出,就是所謂的多難興邦啊!

美國自19世紀末至今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是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期間,蘇聯雖然在軍事和政治上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在經濟和民用科技上始終領先,並且領導西方集團成功恢復經濟實力,終於迫使蘇聯承擔不起軍備競賽而國家解體。1990年代後,美國成為世界獨強,其軍事基地佈滿全球各地,成為世界警察,其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洗腦全人類,被學者視為「終結歷史」的典範。美國無疑曾是歷史上最強大、足以支配全世界的唯一霸權,而過去的一百年可被視為美國世紀。

在美國開始美國世紀時,中國正陷入深重的苦難中。中國受到日本的多年侵略,大部份的精華地區都被日軍占領和蹂躪,等到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不久又爆發國共間的血戰,因此到1949年中共始建政時,本就工業化落後的中國幾乎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

中共建政的前30年,主要遵照馬克思主義施政。馬克思是悲天憫人的哲學家、革命家,卻不曾實際治理過國家,而且馬克思主義可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因此是值得探索的治國思想,但武斷的解讀和遵行難免造成不少缺失。更不利的是,在多數時間,中國與美蘇两強的關係都非常惡劣,中美打了3年的韓戰,而中蘇曾有要開戰的危機。在這狀況,中國大陸只能自力更生,雖然在尖端軍事科技,如兩彈一星,頗有進展,人民的生活卻少有改善。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民生獲得長期大幅的改善,但仍承受不少磨難,包括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大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等(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因此不算在內)。更厲害的是,美國自2018年起聯合其盟邦歐盟、日本等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導致在中國的外資出走、中國對美國的輸出縮減、中國的半導體和手機產業受損等,這些都加重了中國本身的難題,如房地產業崩盤、地方債務衝高和國內經濟的內捲。

美國建立了美國世紀,曾經是全球的典範,現在美國仍然強大,但有些外強中乾,不再是全球典範,於是只能與崛起的中國形成G2。中國大陸雖漸趨富強,但國內仍有不少難題需要解決。所幸過去的百年來,中國已經歷、克服了無數的苦難、磨難,比現在面臨的難題更困難得多,多難興邦正是中國的寫照,以及能夠繼續崛起、克服各種難題的底氣。相比之下,美國的崛起過程是太輕鬆容易了,當時的歐洲列強專注於彼此對抗,幾乎完全沒有阻擋美國的崛起。

我不做流氓,還能做什麼? | 董念台

說實在話,我36歲以前,還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流氓!自我25歲到台北後,從清潔工、臨時工、擺地攤、建設公司開發、廣告企劃、拉廣告、仲介一般或特殊買賣等等,我幾乎都有嚐試過,也多次走頭無路!不過無論再怎麼不如意,我好像都是嘻嘻笑笑的面對一切,一點也不覺得「苦」!

37歲再出獄後,我才體會到就業不容易,出人頭地更是一個「夢」,能夠平安有口飯吃,就算是老天在照顧了!但人總是要面對「現實」,也不能餓著肚子,幻想「明天會更好」!

還算我幸運,多次牢獄災難,加上經歷綠島「流氓」的培訓,黑社會那一套,我又甚有天份,於是也能有模有樣的喬事和處理各種糾紛!尤其我曾和司法單位、情治機關都纏鬥過,以及各種險惡的遭遇,也就莫名其妙的榮登「黑道大哥」之地位!

若以我的個性,甚是討厭與人勾心鬥角!只要吃的好,沒事有個麻將打打,我就十分滿足了!只是沒想到,求生困難,災難追著我跑,弄到最後,我竟然是從事「流氓」的工作,這還真像是老天爺在跟我開玩笑,難道是上天早有安排?

想想自己也會笑,以前也沒做什麼壞事,但沒事就會被告,而且只要被告就起訴,也會莫名其妙的不得不往監獄報到!自從做了「流氓」以後,這30年來,反而一天「牢」都沒坐過,莫非是上帝派我到人間做流氓嗎?還是我只適合做「流氓」?

如今青春不再,美好的歲月都是在災難中度過!年少時期的夢,無一成真,最讓我不服氣的,就是心地還算「善良」的我,居然「流氓」成為我一生的答案?唉!我只好做一個「好流氓」嗎?

訪美行成果報告 | 鄭麗文

終於結束為期15天的訪美行程返抵台灣,今天在常會上,麗文向中常會報告這次訪美的重要成果。

首先感謝所有訪問團成員,以及國際事務部、海外部同仁的辛勞付出,這趟行程非常緊湊,許多同仁每天只睡一、兩個小時,卻始終維持最高的專業與熱情。也感謝駐美代表秦日新大使、前駐美代表袁健生大使,以及所有在美國協助我們的僑胞朋友,因為有大家的努力,這趟訪問才能如此順利圓滿。

這次訪美,我們與美國行政部門、國會議員、智庫學者、大學研究機構及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交流。坦白說,許多會面與對話的深度與層級,甚至超出了我原本的預期。一路從舊金山到波士頓、再到紐約、洛杉磯,我與袁健生大使共同的感受只有一句話:這是一趟前所未有的訪問。

更令麗文感動的是,在許多交流場合中,不少國際友人主動表達對兩岸和平的高度關切,也對我們推動和平、降低衝突風險的努力給予鼓勵與支持;他們甚至不只關心,更真誠的詢問自己能幫忙做些什麼,這讓我們更加確信,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只符合台灣利益、兩岸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對區域穩定與和平的期待。

這次訪美期間,我們也獲得許多國際主流媒體的關注與報導,並與多家重要媒體進行深入交流,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我們有機會向國際社會更清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理念與主張,讓世界聽見不同於政治操作與抹黑攻擊的真實聲音。

同樣讓麗文印象深刻的,還有海外僑界跨越了過去的藩籬,展現出的空前熱情與團結,從舊金山、波士頓、紐約、華府到洛杉磯,每一場僑宴都大爆滿,即便已經換到最大的場地,不少僑胞朋友還是因為買不到票而向隅。大家對和平、繁榮與穩定的期待,跨越了許多過去的界線與藩籬,也讓我深刻感受到海外華人社會凝聚出的強大力量。

這次訪美期間,一位長期關心台灣與兩岸關係發展的美國友人語重心長的對麗文說,他雖然沒有任何黨派立場,但真心希望看到一個更強大的國民黨,為了台灣民主的健全發展,也為了兩岸和平的未來,國民黨必須發揮更重要的角色。

這番話讓麗文感觸良多,我深刻感受到本黨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們承載的不只是支持者的期待,更是許多關心台灣未來、關心區域和平的國際友人的期盼。因此,我們一定要贏得民主選舉,唯有取得人民的信任與授權,才能將和平的理念真正落實。台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永續兩岸和平的主張,都必須建立在主流民意的支持之上,才能長久穩定的延續下去。

在兩岸局勢最緊張、國際社會最焦慮的時刻,我們重新啟動國共交流與對話的平台,正是為了守護中華民國憲法所奠定的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才能為下一代努力開創一條永續和平的道路。因為,唯有創立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國民黨,才是永遠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價值、捍衛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負責任的政黨,這也是兩岸和平交流真正的目標跟方向。

這趟美國之行告一段落,但推動和平的工作才正要開始。感謝所有一路支持、關心與鼓勵的朋友。未來,我們會持續深化與國際社會的交流,也會團結更多認同和平理念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為兩岸、也為區域的穩定與繁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