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如果要找一位最著名的「暴君」，秦始皇恐怕永遠名列前茅。後世談到秦朝，經常想到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修築長城、興建阿房宮與驪山陵墓，以及數十萬乃至更多百姓被迫服役的沉重負擔。秦始皇死後不過數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群雄響應，曾經橫掃六國、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迅速崩潰。
到了漢代，秦朝更成為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反面教材。賈誼《過秦論》那句「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幾乎替秦朝的滅亡下了最後判決：秦靠武力取得天下，卻不知道取得天下之後政治條件已經不同，仍以嚴刑暴政統治人民，因此二世而亡。這套解釋流傳兩千多年，當然有相當充分的歷史依據。
但是，如果稍微放下後世「暴君」的標籤，重新觀察秦始皇本人，卻會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秦始皇的統治確實嚴酷，但他本人是不是一個嗜殺、猜忌、刻薄寡恩的皇帝？答案恐怕未必。至少與中國歷史上一些真正動輒誅殺大臣、清洗功臣的開國君主相比，秦始皇對身邊的重要臣僚，反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信任與容忍。
李斯原本只是楚國上蔡的一名小吏，入秦後逐漸受到重用，最後成為秦帝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秦始皇長期信任李斯，兩家甚至結為婚姻。李斯也深度參與郡縣制度、文字統一以及帝國中央集權的建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信。秦滅楚之前，年輕的李信意氣風發，認為二十萬大軍便足以消滅楚國。秦始皇採納他的意見，結果李信遭到楚軍重創，秦軍損失慘重。對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而言，這種軍事失敗完全可以成為將領喪命的理由。但是秦始皇並沒有殺掉李信。他承認自己判斷錯誤，重新請出老將王翦，動員六十萬大軍攻楚；李信日後仍然繼續參與秦軍的征戰。光是這件事情，就很難把秦始皇簡單描述成一個不能接受失敗、稍有過失便殺人的暴君。
王翦的情況更加值得注意。王翦手握秦國最龐大的軍隊，滅趙、破燕、亡楚，功勞之高，在傳統君主政治中幾乎已經達到「功高震主」的危險程度。但是王翦最終能夠功成身退，家族繼續受到重用。蒙恬、蒙毅兄弟同樣長期受到秦始皇信任，蒙氏家族成為帝國核心軍政集團的重要成員。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並沒有立即展開對開國功臣的大規模清洗。這一點，至少比後世許多開國君主更有氣度。因此，如果我們把「暴君」理解成一位生性殘忍、以殺戮臣下為樂、對功臣高度猜忌的皇帝，秦始皇其實並不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的真正問題，可能出在另一個地方。秦始皇是一個具有驚人意志力的統治者。正是這種意志力，使秦國能夠在十餘年間連續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結束數百年的戰國分裂，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大帝國。天下統一以後，他又迅速推動郡縣制度，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與車軌，修築馳道，整合各國原有制度，北擊匈奴，南征百越，開拓帝國疆域。單獨來看，其中許多事情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問題恰恰在於：他想把所有事情一起做完。這可能是秦始皇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歷史上的許多強勢獨裁者都有一個相似問題——他們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太不相信時間。因為權力高度集中，政策可以迅速推行；因為統治者深信自己的方向正確，便很容易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緊迫感：既然這件事情是對的，為什麼不能現在完成？既然帝國需要道路，就立即修築道路；既然北方存在匈奴威脅，就立即出兵；既然南方百越尚未臣服，就繼續征服；既然帝國制度需要統一，那便立即推動全國性的制度改造；既然皇帝陵寢與宮殿代表帝國威嚴，也要同時動員大量人力興建。每一件事情分開來看，也許都有理由。但是當所有事情在十幾年內同時進行，人民所面對的就是另一種現實。
秦始皇忘記了一件事情：帝國剛剛結束了一場持續數百年的戰爭。戰國後期，各國長期動員數十萬大軍互相征伐。長平之戰、邯鄲之戰、秦滅六國的最後戰爭，都意味著巨大的人口與物資損失。普通百姓真正渴望的，很可能不是另一輪宏大的帝國建設，而只是休養生息。
尤其對原來六國的百姓而言，秦朝並不是他們已經習慣效忠的王朝。一個趙人、一個楚人、一個齊人，不會因為秦始皇宣布天下統一，第二天便突然產生對秦帝國的認同。他們原來有自己的國家、貴族、制度與歷史記憶。項羽出身楚國貴族，張良則來自韓國世代為相之家。對這些六國舊貴族而言，秦的統一不是國家統一的完成，而是自己的祖國遭到消滅。普通百姓未必像貴族一樣具有強烈的亡國意識，但他們同樣需要時間適應新的統治。
秦始皇真正需要做的，也許不是繼續高速動員，而是讓天下慢慢習慣「秦」的存在。降低徭役、減輕刑法、恢復生產、吸納六國地方菁英，甚至給原六國人民一些實際恩惠，讓一代人逐漸接受新的帝國秩序。如果這個過程能夠維持二十年、三十年，秦帝國的命運或許完全不同。但是秦始皇沒有給天下這個時間。他也沒有給自己時間。
從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到公元前二一○年去世，秦始皇真正治理統一帝國的時間只有十一年。十一年裡，他卻試圖完成一個正常情況下可能需要兩三代統治者逐步完成的工程。這也是為什麼賈誼那句「攻守之勢異也」如此值得反覆思考。
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恰恰是因為它擁有戰國時代最有效率的國家動員體系。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把農業、軍功、戶籍、刑法與中央權力緊密結合。國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抽取人口、糧食與軍事資源，用於對外戰爭。在列國競爭的環境下，這套體制非常有效。問題是，最適合打天下的制度，未必最適合治天下。戰爭時代要求服從、效率與動員；和平時代卻需要妥協、寬容與休養。 秦始皇完成了軍事上的統一，卻沒有充分完成政治心理上的轉型。他仍然按照征服六國時的節奏治理天下。這或許才是秦亡真正深刻的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最大的問題，不一定是殘忍，而是缺乏節制。他太急， 急著統一制度，急著建立帝國秩序，急著征服新的土地，急著興建象徵帝國力量的大型工程，甚至急著追求長生，希望自己的生命也能夠超越自然限制。這是一個極其強大的統治者常見的悲劇：因為他已經完成太多別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慢慢相信，只要擁有足夠的權力與意志，所有事情都可以立刻完成。可是國家不是工程，人民也不是可以無限制調動的資源。一條道路可以要求十萬人修築，一座城牆可以要求數十萬人施工，但是一個經歷長期戰亂的社會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復，卻不是皇帝下一道詔書便能決定的。秦始皇沒有等到這個恢復完成，秦帝國也沒有。
他死後，原來依靠皇帝個人威望維持的政治平衡迅速崩潰。趙高與李斯改立胡亥，蒙恬、蒙毅被迫自殺；原本受到秦始皇信任的政治與軍事菁英反而在二世時期迅速瓦解。不久之後，陳勝、吳廣起兵。六國舊貴族與地方勢力重新出現。那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帝國，很快土崩瓦解。
這裡也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問題：為什麼秦始皇的名聲後來如此糟糕？ 答案除了秦政本身確實嚴酷之外，還有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秦朝亡得太快。一個王朝如果延續兩百年，它總會有時間替自己的開國君主建立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後代皇帝可以替祖先修飾錯誤，史官可以強調他的雄才大略，人民也會逐漸忘記建國初期的痛苦。秦朝卻沒有這個機會。秦始皇死後三年，天下大亂；又過幾年，秦朝滅亡。於是，解釋秦朝為什麼滅亡的權力，落到了它的繼承者手中。
而漢朝最需要建立的政治敘事，就是：秦為什麼失去天下？答案自然不能是秦的統一錯了，因為漢朝自己也要維持統一帝國。不能說郡縣制度錯了，因為漢朝最後同樣大量使用郡縣。也不能說中央集權錯了，因為漢帝國同樣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於是最合理的答案就是：秦的制度未必完全錯，但秦失去了仁義。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政治解釋。漢朝因此可以一方面否定秦的暴政，一方面繼承秦所建立的大部分帝國制度。政治上反秦，制度上承秦。「漢承秦制」，正是中國帝國歷史最耐人尋味的現象之一。
秦始皇因此成為一位十分特殊的歷史人物。他失敗了，秦帝國只存在短短十餘年。但是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郡縣體系、中央集權以及大一統政治框架，卻深刻影響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換句話說：他的王朝失敗了，他建立的國家模式卻成功了。因此，秦始皇或許可以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失敗的勝利者」。他贏得了天下，卻沒有學會如何讓天下接受自己的勝利。他完成了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卻沒有給社會足夠時間消化這場統一。他建立了延續兩千年的帝國框架，自己的王朝卻成為這套制度第一個犧牲者。
所以今天重新評價秦始皇，既沒有必要替他洗去暴政的責任，也不必把他永遠固定成一個嗜血殘忍的暴君。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秦始皇，也許是一個意志強大、極具行政能力、能夠信任人才，也擁有驚人歷史雄心的帝王。
他的問題正在於，這些優點走得太遠。他相信國家可以改造天下。他相信權力可以壓縮時間。他相信自己可以在有限生命中，把一個新的世界全部建造完成。結果，他完成了許多後世延續千年的制度，卻耗盡了自己王朝最寶貴的政治資源。那就是人民的承受能力。賈誼所說的「攻守之勢異也」，真正值得後世統治者記住的，也許正是這個道理：打下一個天下，可以依靠力量；讓天下願意長久留下來，卻必須懂得節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