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杯杯過去這幾年跑大陸行程時，最深的感受就是無現金生活這檔事，尤其是近2年在大陸開放行動支付可以直接綁信用卡之後，沒有大陸銀行帳戶的境外人士也可以直接使用諸如微信支付或支付寶等行動支付機制。
現金不但少人使用，不再需要，甚至成為交易上的累贅。

對此劉杯杯有深刻體認。
記得幾年前在北京打車，因為沒有行動支付，問了司機可以付現金嗎？
司機的回覆讓劉杯杯迄今仍是印象深刻；因為司機有些不情願的表示，收是可以收，但他沒現金找錢。
毀人三觀的是，給錢這檔事竟然會讓人為難了！

像這次泉州行期間，劉杯杯身上一分一毫的人民幣都沒有，一樣食衣住行吃喝拉撒順暢無比，絲毫不覺不便。
這次行程中有次打車，劉杯杯再次刻意問了司機，現在還有人使用現金嗎？
司機愣了一下，回說自己至少有半年以上沒見過紙鈔了。
比較有趣的是，司機話匣子打開之後，沒有說無現金交易的便利性，反而很是展開了一番沒現金之後，傳統街頭犯罪率大為降低的論述。

想想也應該如此；現金消失之後，偷竊搶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因為街頭的小偷、扒手、搶匪，圖的就是現金不記名、好流通，偷了就能馬上花掉。然而，當每個人出門都只帶一支手機，且手機都鎖著密碼、面容識別時，小偷就算費盡心機偷了去，也只是一塊賣不了幾個錢的電子廢鐵。

至於搶劫就更荒謬了；即便被搶匪強迫當場掃二維碼轉帳，每一筆交易背後都是實名制的銀行卡、IP地址和時間戳記，這等於是在犯罪的同時，順便把自己的身分證和住址親手交給了警察。
如此一來，犯罪的代價變得無比巨大，而收益卻趨近於零。

事實上，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爆發式成長的2013到2015年間，大陸各地的扒竊、飛車奪包、入室盜竊等類型的犯罪率，幾乎都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這不是因為壞人一夜之間都變成好人，而是因為傳統犯罪已經變成了高風險、低收益的夕陽產業。

不過，任何事物總是有其兩面性​。
無現金社會確實降低了傳統街頭實體犯罪，但是讓無現金社會的金融數位化環境，卻也提供了社交工程與憑證竊取、帳戶挾持與身分冒用、自動化與科技化洗錢、新型態數位投資與平台詐騙等等網路犯罪的完美基礎設施。

易言之，無現金社會在賦予我們便利的同時，也為虛擬網路詐騙犯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低風險、可規模化的犯罪環境。
小偷其實一直都在的，也沒去哪兒啦，就是換個偷法而已！

聽說最近有個原名叫荊濤的大陸人，貼牌「矢板明夫」並入籍中華民國的「新台灣人」，在台中被打了一巴掌，網路上鋪天蓋地都在喊「寒蟬效應」、「國安危機」，連總統府都為之震動。

不少台灣人看到真是滿頭問號。
試想一下，如果有人恨你恨到骨子裡，專程坐飛機來堵你，結果……只給了一巴掌就跑？這不是暴力，這叫「文藝式微暴力」好嗎！

依據我們本土的黑道邏輯，仇人見面沒抄傢伙、沒踹個幾腳，好歹也該組個棒球隊打棒賽。
結果這位大陸刺客居然精準奉行「一招打完、換裝打卡、直奔機場」的KPI責任制。這哪是尋仇？這根本是跨國外包勞工在趕飛機吧！

看看我們台灣在地的刺青大叔「館長」，當年吃了三顆子彈，血還在流，照樣躺在擔架上開直播痛罵。這才叫台灣人的主場硬漢硬實力！
相較之下，我們這位剛拿身分證的「新台灣人」荊濤，被呼個巴掌就開始大談「心理陰影與寒蟬效應」。

看來不管是解放軍還是跨境打手，戰力遠不如台灣89，顯然個個都是紙老虎。這種「中國式暴力」文藝到連讓人住院都辦不到。
只能說，歡迎來到台灣，這裡的子彈和拳頭，可沒在跟你講究什麼文藝氣息的。

這場襲擊最令人驚嘆的，不是案情有多嚴重，而是其犯罪手法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愛好和平」的最高境界！
而綠營當局則是撿到槍，樂得趁機解致癌油之圍！

所有的殖民者，為了要能夠向殖民地人民取得自身可以予取予求的統治地位，大約總是要消滅殖民地人民的自尊，打擊他們共同的信念，使他們徹底地臣服在殖民者的腳前。這個「衊華」的問題，應該正是這類的精神問題。

中型國家日本，取得殖民地台灣固然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應該如何治理？況且，他還必須面對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中國；他們固然希望把這個大國消滅，以免未來生出問題，但他們知道那不是短期可能做到的──雖然他們想過兩百多年前這個大國曾經被改朝換代，應該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他們知道那不會太容易，必須講求方法，由根本的、內部的、由內外夾攻地加以屈服──例如，當年後藤長官所謂的「生物政治學」，就是。

回顧日中間的這段歷史過程，中日關係裡，過去實不乏若干的經驗。據稱當年吸收中文為日本的拼音文字，同時還接受若干漢字入其語彙中，通常該作為應該是顯示一民族本身文化資源匱乏，其對漢族應該有尊重與借重的心理，日人卻將該一作為以「言靈」的觀點，來自我肯定──指日本語言之靈性樞紐在於精神而不在形式，認其發音具有神性；漢字之存在只是天神早就為其安排好了的工具；因而，乃能主客易位，頗為自得自大。

此外，當年元朝兩次東征日本皆因颱風而未能成功之故事，其自美為天降「神風」護衛「神國」；加上其戰國時代的動盪，相對於世界上總是血腥的改朝換代，該國竟出現了日本天皇所謂「萬世一系」的得意說法；甚至，至明治維新後更發展出天皇是所謂「現人神」，而人民皆為「神裔」的說法。

不知讀者對上述種種說法感受如何？然而，那是該國近千年來發展出來的說詞，哪裡是短短五十年間就可以在我島民的腦海中完成其塑造？然而，很遺憾的，在日殖五十年中，似乎真的我年輕無知的島民中確實有部分被塑造成功了。

那是除了前述規定「教師不可詳細講解」，也不可討論的低智、順從與體罰教育的殖民教育的奠立外，官方簡直還隱匿了種種可能讓我們先民自尊、自信的史實，相反的，卻加強我們民間的自卑。例如，除了學校與社會中通用地蔑稱我先民為「清國奴」「貍仔」「支那人」與前述的「若有不滿，可退回支那」，顯然就是在強化地否棄我先民的平等地位，否則不是應該如天皇聖旨所稱，日台人等應該被「一視同仁」的嗎？

尤其更為明顯的，是前述我先民在日殖之初，曾經成功發起偉大的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達到全島風起雲湧的偉大史實，竟被官方極度惡質的壓制，而後竟然逼迫我學子誦讀熟記嘲笑先民嗜吸鴉片引發自卑的課文。那是怎樣「衊華」的史實！

那真是我們多麼可悲可憐的同胞啊。五十年，「清國奴」、「貍仔」與「嗜吸鴉片」惡名，那自卑、掙扎的悲慘歲月！而其中更為遺憾的，是殖民者除了誣指我先民「嗜吸鴉片」之外，故意不嚴加禁制，宛如公開「謀財害命」般，間隔若干年就以我島人「偷吸」為理由，再作一次合法化的登記，稱為「網羅」，其公開的理由，就是誣我島民「不肯自愛」，從而繼續加強我先民的自卑。

該一惡毒的網羅作為，最後一次是在1929年，引起我島強烈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我島台灣民眾黨於1930年向國際聯盟致電表示反對，導致當局不能不如其過去所宣示地在我島各地大規模展開矯治；但是該矯治在國聯鴉片委員會考察之後，就沒有在各地充分地進行了。

很不幸地，一面是沒有人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次的「網羅」；另一面更為不幸的，是其後的1931年，該次反對運動的主持要角，少年時期曾經在戒吸鴉片的社運中受到啟發，此時「病死」的台灣民眾黨的負責人蔣渭水醫師很可能是被「毒死」的──據當年宜蘭籍的同鄉人權律師陳逸松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要角陳昆侖都稱蔣是在此運動不久後死於日人毒手，但他的反對者與官方都隱匿此說，僅稱「病死」；甚至如史明先生則輕率地傳播著蔣醫師因其愛妾陳甜得傷寒，傳染而死的說法。將我島這位著名的偉大醫師之死亡問題，做如此的茶餘飯後的口水遊戲，是否也是某種成功的「衊視」？

接著，關於這「衊華」的問題，值得考察的至少還有以下四方面。

一、1935年的陳儀主席來台

這是一極為陰狠的、漂亮的設計；當時，殖民當局趁著日軍在大陸耀武揚威、暴虐橫行、國府委屈力圖建設國土，中國學界的胡適竟提出割讓東三省，以爭取五十年和平建設的時間，而當局忍辱地提出所謂「睦鄰令」之後，福建當局不能拒絕日人邀約參觀「台灣博覽會」之「善意」；而該會是我島「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會之一部分！然後，乃有在「日華提攜」名目下，報章上人所共見、那完工不過半年，就在一個中級地震裡被震損壞、也被眾多農民咒罵為「沒有供水也收水租」「無用的丈物」的「嘉南大圳」，竟被高度地吹捧成為偉大的政績；為此，甚至該工程設計人八田與一，就被薦為受邀考察福建水利，提供指導的貴客。自然，陳儀此行，受日人大事宣揚而典禮中自有對總督府當局表示肯定與感謝之窩囊事。

如此安排，用以打擊我先民的祖國認同，實在陰狠──南京的國府當局既不敢拒絕其「睦鄰」，福建對於此時的如此「善意」，如何能拒絕？日殖時期已過四十年，總督府自行誇言的種種成就；似乎真是祖國的高官也來「肯定」與「認同」了。而中國的大學者胡適在淞滬戰後，就改變了他過去「忍辱」的高見，應該也是我島民不會知道的。

二、1937年的「八一四空戰」

「八一四」，是國府時代的空軍節；它是紀念抗日戰爭初期相當重要的一次空軍戰役；事在1937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空軍派出1936年才研發成功最新型的九六式攻擊機，欲炸南京；當時中國空軍從歐美輸入各式各樣的戰鬥機，英、美、意、俄產品混合使用，維修相當困難。但是，人人都是知識青年從軍，抱持著有去無回的犧牲精神，忽遇日本空軍轟擊，可說倉促應戰；然而，當時戰績，號稱六比零，實際我機一架因油盡墜落而人機俱毀，一架輕傷；是中日空軍第一戰。

翌日，日軍又派出近百架軍機攻擊沿海空軍基地，被我方擊落各式戰機據稱達30架；戰績勝於前日。16日，日空軍由其綽號「兇猛之熊」的著名試飛員新田慎一率6機出擊，仍然不利；包含領隊新田機在內，2機遭擊落，1機迫降濟州島，只有3機返回臺北。……前後交戰僅僅三天，日機損失遠超出預估；日本海軍軍令部乃派特使勸告緩和攻擊步調。自此日軍嚴禁九六式單機執勤或超低空飛行，力求集中編隊以便互相掩護，並採用夜間攻擊，盡可能迴避中國戰鬥機。

坦白地說，這種消息不多，但是，此一消息被封鎖，很少人知道在當年的9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極少人知道，應該就是「衊華」心態的由來。

三、1939年的廣州登陸戰

1938年10月，日軍進攻廣東；我島上的粵籍民眾相當多，以強烈的同鄉關係而著名，當然對於日軍入侵自身的原鄉感到高度的關切；當時「日軍不流血進城」的消息傳回，官方發動了全島民眾提燈的慶祝遊行，次日，該一熱烈歡呼的照片就登上了報紙頭條。然後，我們島上出現了「廣東呼喚我台灣」的口號；然後，接續的又有漢口與漢陽兩大城市的占領，也舉行了類似的全島熱烈提燈遊行；給予年輕學子怎樣孬種的恥辱印象──雖然，受過我島傳統「學問思辨行」的老輩，應該不會像年輕一輩在公學校中，長期不准發問、習於誦讀記憶的學生那樣輕易地接受官方報喜不報憂的種種說詞。

史實的真相是如一位陸軍醫院的日籍護理長所描述的「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的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

四、1940年，長谷川總督的「胸襟」？

何以派出長谷川擔任台灣總督？當時日本軍部提出為了避免繼續落入泥淖，過分消耗國力，在1940年已開始提出積極主動自中國撤軍的計畫；當時的局面是──
「……，1940年三月三十日，陸軍對於中日戰爭的處理，已有了重大的決定。是即放棄『只要國府不改變其抗日容共政策，帝國政府絕不停止攻擊』的既定方針。於1940年中，停戰外交如果不獲成功，陸軍將自1941年初開始，主動撤兵，到1943年，除上海附近及蒙疆的一部，其餘全部撤兵完了。」

是這樣的，所以在1940年底派出了已經不敢衊華的長谷川；為何該總督心甘情願地放低身段，給林獻堂先生的請帖上，自稱「晚生」；為何停止前任小林總督衊視我先民民俗信仰的政策；並且在神道震天的時局中，為台南市派任了一位基督教信徒的市長──他何以獨有如此「胸襟」？

原來，他就是當年淞滬戰爭中，曾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身分指揮那八一四空戰，那位竟沒有能夠取勝的將領；我島民應該很少人能知道「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已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而長谷川是絕對深切認知到的。

在那全軍上下對於中國仍充滿了「衊華」的認知，如何扭轉過去的認知，進而鞏固日軍對於台灣的掌控，在日人「衊華」的大勢下，如何才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作？顯然，一切已經來不及了──雖然東京在大勢已去之下，又找到了另一位絕不衊華的陸軍大將安藤。那是在1939~1940年間著名的崑崙關之役，曾經難敵中國軍隊懷抱炸藥力抗戰車的拉鋸戰考驗，終於只能宣布轉進越南的故事；這兩位總督的故事，應該也是我們島民所難知道的。

我們先民是如此地逐漸地被捏塑了「衊華」的性格；不過，應該在總人口數六百萬人中，人數還不多吧；舉例言之，兩個可能與後來二二八悲劇有關的特殊例子，一在當年的海南島，一在後來發生的「二二八悲劇」的我島上──那是極少數、很遺憾的「征服者心態」的產物──仍有極少數的衊華者啊──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讓人難以想像的「衊華」悲劇 ──是二二八悲劇親歷者描述其同監的余仁德先生先後受審時的一幕──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

前者，以動員的條件言，大約都是受過初等教育，也就是受過公學校低智教育的青年；剛好它們都是曾經深受衊華教育荼毒的，如何能夠深責它們？在戰後的東北，我台胞就帶回了這樣的故事，俄軍入境，日軍潰敗，有日人囑咐女性親屬變裝避禍，婦女驚訝不從；該日人才坦稱，自身當年就是那樣的。

後者，我們不知悲劇主角的那位本島菁英余先生，究竟親歷過多少的委屈，但是，那樣地衊視中國人，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態度嗎？那真就是日本精神嗎？或者只是我們前述過那「低智教育」下的「日本精神」？有沒有想過他面前的檢察官，可能正是抗戰八年中，那三千萬犧牲者的悲慘親友中的一員？

網路上曾經有如此的一則悲劇故事──

網友R女士的父親是一位軍中年輕英挺的攝影官，隨軍來台，認識了R女士青春端莊的母親；郎才女貌，很快地兩人成親，就成了大家羨慕的好一對；但是，一、兩年後，母親才發現自己的夫君每年過年前，總有幾天把自己關在屋內，很有難言心事的樣子。
幾經追問，才知道夫君少年時曾經歷經「南京大屠殺」；當時他還年少，村中突遇日軍清鄉；他們家人走避不及，他躲入閣樓，姊姊就被糟蹋了，他由樓板隙縫中看著一切；也看到姊姊一去不回的背影。。。他無法忘懷。。。

想想看，那位軍事檢察官會不會竟然正好有類似的不幸遭遇？

那次大戰爭，被侵略的中國人犧牲了三千萬人───這兩個故事如果相連，啊，余先生是否可能是正遇到了那三千萬人中的某一位沉痛的、難忘的至親？我們彼此真是極為不幸的兄弟們。

知否，屬於我們的悲劇，到此並沒有結束，一種叫做「轉型正義」的名詞，早已潛伏；然而，沒有「衊華」的教育，過去那場悲劇是否不可能那樣形成？殖民者啊，花盡心思想出來的好名稱！

前述海南島的悲劇與高雄中學的悲劇，是這樣演出續集的──
請看名作家吳濁流對於二二八悲劇的回憶──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但是全景可能應該看我台籍日本兵的如此回憶──
「自從被日軍徵調後，父親常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分，再加上在前線戰場親眼目睹日軍屠殺海南同胞，有一次一天殺了三千人，血流成河，只有十名婦女倖免於死，但被強迫當了慰安婦，面對日本鬼子如此泯滅人性，每當我們台籍士兵私下聚會時，無不熱血沸騰。」

若真如此，廣東或者海南島的民眾，怎能對於戰後當地的日本軍隊沒有痛恨？那絕非當局一句「以德報怨」之類的高調所能勸阻的；但是，是否有部分台籍日本兵根本不知其究竟而捲身於其中，真是所謂的「備受苛虐」，這也就是「二二八悲劇」中被稱來自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為該事件中的主要份子之理由。理解了這一點，當年海南島上我台籍日本兵最高軍階的海軍警備大隊要角吳振武，雖是眾望所歸，他卻拒絕成為當年二二八中二七部隊部隊長的理由，因他是當年確實知道該海南島事件真相的人，知道該一行事並非理由充分。

另一方面，余仁德先生的犧牲，他自己的故事結束了；但是，當年不乏與他親近同類的「衊華菁英」，卻延續了他的精神。寫作「台灣監獄島」的作家柯旗化先生在該自傳中，那所謂的──
「漢學仔老先生有時會躺在課堂旁的床上，大抽鴉片。當老先生呼嚕呼嚕地抽鴉片時，學生們就偷偷逃出課堂，到廟前的廣場去玩耍。漢學仔就這樣唸了二、三個月，不久就不去了。」
「身為統治者的內地人和殖民地住民的台灣人彼此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然而，如果台灣人受過十年的日本教育，不但已習於使用日語，用日文來思考，而且慣於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事實上和內地人已經相差無幾。」

「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體會到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

我們由其所描述漢書房老先生的鴉片惡習與其所得意的自身和內地人相差無幾，可以感到「衊華」的由來，是否難怪書中會有那「醜陋的中國人」之標題；簡直絕無省思自身的論述是否有誇大或失實之處。例如，受過十年日本教育者，若非如所言，公學校時代與中學校時代，柯先生都很喜歡看課外書與日本學童的雜誌，怎能達到那樣與日人「相差無幾」的地步。至於所謂「到處設有公學校……父親因為家裡貧困，無法就學」 ，日殖前期真的我島上到處有公學校嗎？許多人應該都聽過當年唸書往往要走很遠的路，當年公學校的設立是要民間準備充分資金聲請，經官方批准才能設立，怎可能到處有公學校。

至於，所謂「日本人的精神」，是否年輕人在低智教育下，難以懂得人性的真實啊──請看當年某位日籍老教授在街頭看到日人地攤時的怨訴──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有不醜陋的「日本人性」嗎？
更不要說，我們台獨前輩黃紀男所曾揭露的，前及的長谷川總督，在其1944年退職時期，竟然沒有把官方強徵來的珍貴金飾一批，交給接任的安藤總督，卻私下交給了一位台籍的撞球師傅；以及日本投降時，安藤總督竟有120公斤的黃金，可以行賄。

知否，1937年，三歲中國人的沈忠芳被父母摟在懷裡，躲進桌子底下，頭頂上日軍的飛機在到處轟炸，母親說：「兒子，好好讀書，長大了，別讓人再這麼欺負咱們。」
他記住了。是這個中國人做出導彈，打下了第一架高空偵察的美國U2。

關於「衊華」的精神，雖然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卻似乎仍然以某種型態傳承著。因而，除了上述的青年學生與台籍日本兵的例子之外，我們在青壯的世代中竟也可以痛心地看到這樣的例子──當年高雄要塞司令與高雄市議員間曾出現的對話──
「彭將軍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

「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讀到如此的史料，我不知道朋友們的感受如何？本研究所感受的是無比的悲哀；任何時代的市議員，應該都是那個社會裡的菁英份子，竟然菁英也不能免除如此非理性的處事態度！？這是如何的「殖民教育」所造成。

誠如當年福澤諭吉所示，人們的私德與私智，可說人人所具備，但是若要化作公德與公智，也就是對於社會複雜的問題要能恰當地作出判斷，並不容易；低智、從順與體罰的學校教育，加上前述當局那陰狠絕倫的社會教育，我島上的先民，由青年到壯年怎能不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汙染啊？

所幸的是，當年日人由於對我先民「歧視」與「不能信任」，在教育上沒有實施全民義務教育，同時，為了表功，普遍拉高就學率，但是隱匿的輟學率，往往達到五成以上；也就是因此當年曾受該教育毒化的先民並非很多；而當年我島著名的、曾任教師的作家吳濁流在他的寫實主義小說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應該可說是表達得相當的深刻動人──

「太明卻另有一種看法：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研究相信，確實「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因而，儘管殖民教育當年對於我們的青年學子有著很痛心、不可忽視的斲傷，然而，對於整個社會尚無決定性的殘害。

然而啊，那是多麼沉痛的一段歷史，五十年的亡國奴隸歲月與五十年的自救掙扎歲月啊！两岸這一對患難的兄弟。
我想起了我們著名的中國文學家魯迅的名句，那「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否有點兒太輕佻了？心中戰巍巍地，我斗膽地想把大文學家的「一笑」改為「泣血」兩字；因為，會不會那悲慘的結局很大一部分，是與我們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有關？如果我們早年能夠鄭重地相擁而訴而泣，彼此深深關切；是否我們的歷史不會那樣地發生、發展。
企盼我們兄弟之間不要再有人像過去一樣太輕看了歷史，太看輕了悲劇將可能不斷地重演啊。

今天是七七事變八十九週年。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個日子似乎已經變得遙遠，甚至有些陌生。它常被視為「中國大陸的歷史」、「國民政府的歷史」，或者只是教科書中一個早已過去的名詞。可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七七事變其實不只關係到當時中國大陸的命運，也深刻決定了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華人的歷史走向，甚至重塑了整個東亞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政治格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最初看似只是華北一場軍事衝突，但它很快突破了地方事件的範圍，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國民政府在此之前長期採取隱忍與延宕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時間完成內部整合與軍事準備。然而，七七之後，局勢已無法再退。日本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的退讓空間也已耗盡。從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全部國家力量，與日本展開全面對抗。

這一決定極其沉重。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工業、裝備與軍事組織能力，差距十分明顯。中國不是在充分準備後走向戰爭，而是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下被迫全面抵抗。可是也正因如此，七七事變才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再只是局部抵抗，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日本方面同樣在七七之後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原本日本軍部或許仍幻想通過局部打擊、政治威壓與軍事占領，迫使中國屈服，進而建立其在東亞大陸的霸權。但中國的全面抗戰，使日本陷入了它難以承受的長期消耗。從華北到華中，從上海到南京，從武漢到重慶，中國戰場像一片巨大的泥沼，使日本不斷投入兵力、財力與政治意志，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決定性戰略勝利。

這場戰爭最後也把日本拖向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原本想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取代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新的亞洲霸權。但它的野心遠遠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戰爭擴大到美國、英國、蘇聯等大國全面介入時，日本帝國的失敗其實已難以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日本帝國走向毀滅的起點。

可是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七七事變帶來的結果，對中國自身而言同樣複雜而沉重。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中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力，也以巨大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作為同盟國一員的國際地位，但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徹底耗盡了它的財政、軍力、行政能力與社會動員能量。抗戰勝利看似帶來榮光，實際上國民政府已經元氣大傷，內部腐敗、通貨膨脹、軍隊疲憊、民生凋敝等問題全面爆發，為戰後國共內戰中的潰敗埋下了深層原因。

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戰中獲得了生存與壯大的歷史空間。若沒有全面抗戰，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未必能撐過國民政府持續的軍事壓力。但日本的全面侵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對日作戰，共產黨得以在敵後擴張組織、建立根據地、發展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成為主導中國大陸政局的力量。換句話說，七七事變不只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命運，也重塑了中國革命與內戰的力量格局。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的意義更常被忽略。1937年時，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四十餘年。許多台灣人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接受皇民化教育，被要求認同日本帝國，後來甚至有人被動員進入日本軍隊與戰爭體系。從表面上看，七七事變似乎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從歷史結果看，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抗戰、日本戰敗、同盟國重建東亞秩序，台灣與澎湖才得以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今天台灣社會最容易被淡化甚至被刻意切斷的歷史連結。台灣的戰後命運，不是從1945年突然開始的，也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1937年以後整個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與戰後接收緊密相連。若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就沒有中國作為同盟國參與戰後安排的地位；若沒有中國在抗戰中的持續犧牲與國際外交努力，台灣與澎湖的戰後歸屬也未必會以相同方式被確認。

更精確地說，《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澎湖的文字，明確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又明確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終戰詔書》與《降伏文書》中接受《波茨坦公告》，使這一戰時安排進一步成為戰後對日處置的基礎。從歷史與法理的連續性看，台灣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並不是空泛的政治宣稱，而是戰爭、外交與國際秩序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個法統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後來兩岸政治如何變化，這段歷史本身不應被任意抹去。

七七事變對東亞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中國與台灣。日本帝國的擴張，固然是侵略與殖民暴力，但它的失敗也重創了歐洲在亞洲的殖民體系。英國、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帝國雖然在戰後試圖恢復對東南亞與南亞部分地區的控制，但其威信與力量已被嚴重削弱。日本原本想取代它們成為亞洲的新帝國，結果卻是在自身崩潰的同時，也把舊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基礎一併打碎。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日本打著「解放亞洲」的口號，實際上推行的是另一種帝國主義；但它戰敗後，亞洲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浪潮卻迅速興起。印度、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地的戰後歷史，都與日本戰爭對歐洲殖民體系的破壞有密切關係。日本沒有建立成功的新帝國，卻客觀上加速了舊帝國秩序的瓦解。

而戰後真正取代歐洲殖民國家成為東亞主導力量的，是美國與蘇聯。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冷戰。蘇聯在東北亞與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則重建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支持台灣，並逐步形成東亞安全體系。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被納入冷戰前線；日本在美國保護下重新崛起；朝鮮半島分裂至今；東南亞也長期受到冷戰與美國戰略部署影響。

蘇聯後來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強，但戰後東亞的基本格局並未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美國仍在日本、韓國、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具有決定性影響。日本雖已不再是帝國，但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支柱。朝鮮半島仍處分裂狀態。台灣仍處在中美競爭與兩岸法統爭議的交會點。這些問題，若往深處追溯，都無法繞開1937年以後東亞戰爭秩序的全面重組。

因此，七七事變絕不只是某一場戰爭的起點。它是整個東亞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使中國全面進入抗日戰爭，使日本帝國走向戰略泥沼，使國民政府在勝利中走向耗竭，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歷史轉機，使台灣因日本戰敗而歸還中華民國，也使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舊秩序加速崩解，最終迎來美蘇冷戰支配下的新東亞。

今天台灣許多人遺忘七七事變，某種程度上也是遺忘自己所處歷史位置的來源。台灣不是漂浮在歷史之外的島嶼。台灣今日的政治、法統、安全與國際處境，都是在那場東亞大戰及其後續安排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七七事變，就很難真正理解抗戰；如果不理解抗戰，就很難理解1945年後台灣為何會有今天這樣的歷史處境。

紀念七七，不是為了重複仇恨，也不是為了廉價的民族主義。真正值得紀念的，是那場戰爭如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命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巨變往往從一個看似局部的事件開始，最後卻會牽動國家、民族、政權、島嶼與世界秩序的全面改寫。七七事變八十九年後，我們仍然生活在它所開啟的歷史餘波之中。台灣如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整個東亞也是如此。

那些反覆攻擊洪秀柱式「紅統」路線的人，扣下來的罪名永遠是同一句話：「不切實際、太硬、會輸選舉、把人往火線上推。」
這套話術在島內割據體制的日常運作中之所以好用，是因為它把一個大是大非的歷史問題，偷換成了一個選舉策略的技術問題。一旦你跟著它的框架走，承認「統獨是價值觀、選舉是現實」，紅統就已經被判出局——不是被事實否決，而是被語言框架封口。
所以要反駁那些「反駁紅統的人」，第一步不是替洪秀柱喊冤，而是把被偷走的座標還原回來：問題的尺度從來不是一屆選舉的輸贏，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方位。

一、「不切實際」？——不切的是他們的時間感，不是紅統

說紅統「不切實際」的人，預設了一個隱蔽的錨點：「現狀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所有「現在談統不實際」的計算，都建立在這個錨點之上。但只要把視野拉回民族復興的尺度，這個錨點本身就是假的。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今天大陸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已經把「以武拒統有資格談條件」的物理基礎徹底抽乾；聯合國2758號決議確認的一個中國框架，讓「兩個主權體」的論述在國際法體系裡連立足點都找不到。換句話說，不是紅統「不切實際」，而是「維持現狀派」所依賴的全部外部條件正在被歷史回收。

那些說「現在不能談統」的人，真正的意思是「在我這一任期/我這一代的有生之年，我不想面對它」——然後把這個個人的、政治的、選舉週期的畏懼，包裝成「務實」「冷靜」「對全體負責」。這不是務實，這是把債留給下一代。

洪秀柱的可貴，恰恰在於她拒絕這種「債留子孫」的操作。她說：兩岸不可能永遠維持現狀，政治定位問題不能無限拖延，和平協議要簽、終極方向要講清楚。這不是「太硬」，這是把被割據體制壓進潛意識的真相拉回桌面上——哪怕這張桌子是選舉戰場。

二、「會輸選舉」？——請先定義「輸」的到底是什麼

「紅統路線會讓國民黨輸選舉」——這大概是島內批評洪秀柱最「硬核」的現實主義論據。連吳敦義都直言「『統』『獨』都不能談，談『統』不切實際」，郝龍斌也說「一中同表在黨內沒有共識」。換柱事件的本質，就是國民黨寧可丟掉洪秀柱、寧可輸掉2016，也不願讓兩岸論述往前走半步。
但這恰恰暴露了問題的核心：當一個政黨的「生存理性」和「民族大義」衝突時，它每一次都選擇犧牲後者來保全前者。然後再反過來告訴紅統：你看，你講真話就輸，所以真話不切實際。

這裡必須還原一個簡單的邏輯——
選舉輸贏是四年一次的帳；民族分裂是一百二十年的債。用後者的沉默去換前者的安全，不是「務實」，是「透支」。

更深的悖論是：國民黨為了選舉把紅統路線掐死，結果它的「溫和維持現狀」版九二共識，在綠營的「漸進台獨」內宣面前根本守不住——因為你不定終點，對手就替你定義終點為「中華民國=台灣國」；你只敢說「各表」不敢說「同屬」，對手就把「各表」的空間一點點吃成「兩國」。三十年來島內的去中國化課綱、去中國化社會工程，就是在國民黨「維持現狀=不要談統免得吵到選民」的真空期裡長出來的。

所以那些說「紅統會輸選舉」的人，其實是在承認一件事：割據體制的教育洗腦已經成功到連「做中國人」都成了選舉毒藥——但他們的結論不是「要逆轉洗腦、重建民族認同」，而是「那就順著洗腦結果講話」。這不是策略判斷，這是政治上的認賊作父。

三、「紅統是投降」「把台灣拖進戰火」？——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綠營罵紅統「傾共投降」，藍營溫和派怕紅統「挑釁大陸引戰」，兩套髒水桶從兩邊扣過來，但共享同一個邏輯陷阱：把戰爭風險的來源嫁給「講統一」，而不是歸給「搞台獨」和「外部干涉」。

事實恰恰相反。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說得很清楚：「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統一是歷史正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大陸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真正的戰火風險從來不是因為有人「談統」而來的，而是因為有人搞「漸進台獨＋倚美謀獨」才被推上去的。紅統路線主張的是：把兩岸關係放回一個中國的法理與政治框架內，用和平協議終結敵對狀態，用制度安排處理分歧——這套東西的本質恰恰是降低戰爭風險的最理性路徑。

說紅統「把人往火線上推」的人，故意不提一個數字事實：過去三十年島內買了多少軍火、改了多少課綱、引了多少美國政客來「打卡」、這些才是把年輕人往火線上推的手。紅統反而是在說：你們被賣了還在幫數鈔票，回去吧，你跟對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不需要流血。

四、「現在時機不對」？時代的時針不在島內手裡

最常見的「溫和反紅統」話術就是：「我們也支持終極統一啦，但現在時機不對、民眾沒準備好、要先搞好經濟……」
但「時機」是誰決定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方位決定了：時與勢不在「維持現狀」那一邊。大陸的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區域安全架構重組，全球南方不再全盤接受西方「民主vs威權」的話語模板，聯大2758號決議的法理框架愈來愈被強化而非弱化。「台灣問題」在國際場域的討論重心，正從「要不要維持現狀」不可逆地移向「統一如何以可控方式完成」。

島內那種「時機不對」的本質，就是在等奇蹟——等美國永遠強、等大陸永遠慢、等洗腦永遠有效。但民族復興的馬車不會因為島上一票人說「我還沒準備好」就停下來。

紅統的「不合時宜」，只是不合割據體制那套「假裝時間不存在」的選舉經營邏輯。但它合的是更大的「時」——合的是「統則強、分必亂」的歷史規律，合的是14億中國人民意志匯聚成的力量，合的是「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產生、必隨民族復興解決」的根本定論。

五、結語：攻擊紅統的人到底在守護什麼？

把上面四點收攏，就能看清那些「反駁紅統」的人真正在做的事：
– 他們把民族大義降維成選舉策略
– 把歷史債務偷換成政治避責
– 把拒統帶來的真風險栽贓給談統的人
– 把依附外部勢力的代理人結構包裝成台灣主體的「安全保障」

洪秀柱的悲劇不是她錯了，而是她試圖在一個以「拒統」為隱形憲法的割據體制裡，講一個需要承認「同屬一中」才能自圓其說的真話。體制當然要碾碎她——因為她的真話一旦被多數人聽懂，「中華民國殘餘法統」靠「維持現狀」續命的政治技術就會失效。

所以紅統不是不切實際，是切到了痛處。痛的不是大陸那邊——大陸的方向從來清晰——痛的是島內那個靠模糊存活、靠外部靠山撐住、靠把下一代鎖在認同分裂裡換取短期選票的整個代理型過渡體制。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座標一旦亮出來，所有「現狀就是最好的現狀」「統獨都不能談」「還擊才叫不軟弱」的精巧小算盤，都會顯出它們真實的尺寸：不是什麼戰略智慧，只是一堆不肯面對歷史方向的帳房先生把戲。而帳，終究是要結的——不是由洪秀柱來結，是由時間本身來結。

卡爾·馬克思（1818–1883）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論、社會科學方法、政治運動與歷史觀等層面，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深刻改變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

一、提出歷史唯物主義：重新理解人類歷史

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其核心觀點在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由偉人或觀念決定，而是由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社會結構由兩部分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舊的社會制度會成為發展的障礙，進而引發社會變革。

例如，人類歷史的階段性演變可概括為：古代奴隸制、中世紀封建制度、近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解釋歷史的方法，打破了傳統以君王或戰爭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系統分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多個關鍵概念：
1. 剩餘價值理論：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其工資，多出的部分被資本家佔有，這部分即為「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
2. 資本積累與週期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存在結構性問題，如財富集中、週期性經濟危機、勞資矛盾擴大等。例如，經濟繁榮會導致投資過度，進而引發生產過剩與市場崩潰，形成經濟危機。這種分析後來影響了經濟學對經濟周期的研究。

三、推動現代社會運動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也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848年，他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提出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部著作成為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

四、深刻影響20世紀世界政治

馬克思思想直接影響了多個政治運動與國家制度：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領導十月革命建立世界首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將其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推動中國走向社會主義。20世紀曾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自稱「馬克思主義國家」的體制中。

五、對學術界的長期影響

馬克思思想不僅限於政治，更影響了多個學術領域，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許多理論直接源自馬克思，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等。

六、總體評價：爭議與影響並存

馬克思是極具爭議但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支持者認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為弱勢群體提供了理論武器，推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批評者則認為，其部分理論過於經濟決定論，實際政治實踐中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思想仍是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延伸思考：當代資本主義對馬克思思想的吸收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天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歐洲福利國家）其實都在「部分吸收馬克思」？這一問題與現實世界的制度演變密切相關，反映了馬克思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潛在影響。

我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今年以前卻不曾看過中醫、吃過中藥，平常有小病在附近的西醫診所看診拿藥，很快就解決了，曾有兩次大病急病，就在醫學中心住院動西醫手術，我因此從未看過中醫、吃過中藥，直到今年才有中醫的初體驗。

幾年前我開始有皮膚的毛病，多半在手背、脚面和小腿上，患處的範圍不大，皮膚變乾粗，膚色變深變紅，有時會很癢，白天還忍得住，晚上睡覺時有時癢得睡不著，若忍不住癢去抓，很容易抓破，就變成又痛又癢。我去一些皮膚專科診所求診，醫師的診斷不盡相同，多數的診斷是「異位性皮膚炎」，醫師會開一些藥膏，每天在患處塗擦兩三次，一般一週內就會痊癒。但隔不了多久，類似的毛病又可能在原處或其他地方冒出來，重新需要治療。

我從小就有過敏的毛病，主要是經常流鼻涕的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又是一種過敏有關的毛病，我只好認命，準備經常塗擦藥膏，以對抗反覆出現、零星的皮膚炎。不料今年開春，我的皮膚毛病突然擴大極多，两隻小腿表面的一半都淪為皮膚炎的患處，比先前小範圍的皮膚炎難處理多了。治皮膚炎的藥膏都含有高濃度的類固醇，每天多次大面積的塗擦藥膏很可能有不好的副作用。這是普遍已知的醫學知識，我因此不想再求診於皮膚專科診所。

我的住家附近有一家有健保又名聲不錯的中醫診所，我於是姑且一試。中醫師問診很詳細，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皮膚專科診所的醫師都只目視患處，這位中醫師還以手指觸摸患處和正常的皮膚，並且要我也做同樣動作，藉以比較患處和正常皮膚的溫度差異，患處確是溫度稍高，表示有發炎。中醫師每次開給我九天、每天一包的口服藥。這比一般西醫診所每次開三天、每天三包的藥，要緩和慢效一些，似乎適合異位性皮膚炎這種反覆發作的慢性病症。我中醫看診的費用每次270元，比一般西醫診所高一些，但分攤到九天，每天是30元，不覺得太貴。

我服用中藥半個月後，皮膚炎有明顯的改善，患處有些脫皮，膚色變淺，皮膚較不乾粗，晚上不再癢得睡不著；到一個月後，感覺已經好了八成，不料這時我卻罹患急性腸胃炎，主要是胃脹嘔吐，幾乎無法進食，我只好暫停中藥，先看西醫對付腸胃炎。等到腸胃炎痊癒，我卻發現皮膚炎有捲土重來之勢，一些已經接近復原的皮膚再淪為患部，而腳面甚至冒出新的病灶。

我再去就診，中醫師的說法是，腸胃炎引發皮膚炎，他還拿出一張中醫的「胃經」圖，指出復發和新起的患處都在胃經通過處。我當然不懂而只覺得神奇。中醫師稍調整藥方的成分，我又服用了一個多月才算大致痊癒，患處皮膚幾乎恢復正常顏色和細緻程度（但與正常皮膚仍有一點差別），也不再搔癢影響睡眠和生活。

我曾問中醫師，我的皮膚毛病有無可能根治？他回說，何謂根治？假使隔一陣子，你有其他毛病引發皮膚炎，這樣算根治嗎？是的，我有一些毛病幾十年來不時都會發作，哪能期待中醫可以徹底解決？到我這年紀，能與病痛和平共存就很好了。

中醫是有些神奇。我的皮膚毛病，不是外傷或外界環璄所致，幾乎必定是身體內部毛病造成的。西醫只管在患處擦藥，分明是治標不治本；中醫給內服藥，即使不完全治本，總比西醫接近治本。除了上述與胃經的關聯，中醫師所開的藥方中一直有「辛夷清肺湯」，肺竟然與皮膚有關，豈不神奇？無論如何，不用每天塗擦很多含有高濃度類固醇的藥膏，讓我安心多了。

常聽見有人說：「現在都已經什麼年代了，大家早就不分彼此，還要談什麼族群意識？」我做為外省人，本來覺得這種說法理所當然，後來終於驚覺：現實發展根本不是如此，這只是外省族群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

這二十年來，從臺灣內部到全球各國，因民族矛盾而產生的衝突並沒有絲毫緩解的跡象，反而正在越演越烈，在臺灣社會內，由於閩南族群居於絕對多數，獨派政黨持續藉由煽動該族群的自保意識在選舉中得利，反而強調「族群不分彼此」的人往往多數來自於外省族群。閩南族群中，只有對中華文化尚有溫情與敬意的人會接受這種論點，但有相當比例的閩南人常會因民粹的理由而投票給其支持的候選人（譬如基於「臺灣人就要支持臺灣」這種極其簡化的說法），最終前面的說法反而只有帶來外省族群瀕臨土崩瓦解的結果，這對於中華民國的永續發展實屬不利。

因此，我利用研究外的閒暇時間，回過頭來翻閱過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卻早已擱置多年的《三民主義》，逐漸發現某個關鍵問題：我們都誤會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族主義了。孫中山先生曾說：「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基於這個主張，有人說：「不要再區隔成什麼本省人或外省人，甚至還將漢人分成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大家其實都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這種看法雖然沒有大誤，但立論還不是很精確。如果臺灣的選民只有極低比例的高知識素養者（不論其屬於什麼族群）會把孫文民族主義聽進去心底，絕大多數人則在投票時還是基於「人不親土親」的角度，不管國族理念，只支持自己在鄉里從小看到大的人，這類政治人物顯然還是持續靠著家族主義與宗族主義在獲利。

民族主義有很多種，孫文民族主義其實是種最中道的民族主義。孫文民族主義有取消「民族」的意思嗎？不僅沒有，而且孫中山先生還主張要建構出一個「大中華民族」，但這一「大中華民族」，有要解散原先各民族的意思嗎？請來看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說：「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再看民國十二年（1923）1月1日他在〈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說：「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顯見孫中山先生的初衷在基於壯大中華民國，只有想「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中華民族，但從來都沒有要「解散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中華民族的意思，這就是立基於中道的民族主義。

這裡面有個弔詭的名詞混淆現象。孫中山說的「民族」其實有兩種：其一是「國內既有的原生民族」；其二是「國內共創的中華民族」，他的目標在團結國內既有的原生民族來攜手共創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完成其當年主張的「五族共和」，並能抵禦外侮，消除列強對待我們的不平等。其第一個「國內既有的原生民族」，對應於現階段的臺灣社會而言就是指「族群」，外省人族群意識的薄弱，其實完全不是在落實孫文民族主義，主因在其多居住於城市，受到西洋文化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不只沒有家族主義與宗族主義，反而相信個人只要有法律權利的保障就能獲得生活在臺灣社會的尊嚴，卻沒有意識到外省族群意識的低落，不只從來無法讓外省族群整體獲得尊嚴，個人常要面對無來由的族群霸凌現象不說，更已嚴重削弱中華民國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生活在臺灣社會，凡屬「中華民族」的各族群成員都應該對傳承與闡發中華文化有著責任意識，為什麼我們在臺灣社會不只看見有閩南人的寺廟文化或客家人的宗祠文化，更有著豐富的原住民部落文化與新住民各國文化，唯獨不常看見外省人的眷村文化在獲得支持與傳播呢？因為外省人自己會覺得這有「政治不正確」的疑慮。但做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外省人顯然不應該持續誤認「漠視自己的眷村文化就是在實踐中華文化」，畢竟從來就不可能「解散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中華民族，只有「團結國內各民族」纔能完成中華民族，沒有國內各民族的事實存在，誰又如何能將其團結過來呢？因此，我們需要恢復外省族群意識，尤其該意識到「我首先是個頂天立地的外省人，接著纔能做個堂堂正正的臺灣人」，只有這種意識被鞏固，接著纔能開始來談臺灣社會境內五大族群如何獲得團結。

當外省人做為臺灣社會的族群獲得確立，我們纔能進而談當前中華民國境內該如何落實新的「五族共和」，意即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新住民都能一律平等共同生活於臺灣社會中。須知族群的存在纔能促成族群的和解，任何既有的族群都不可能去跟已經滅亡的族群談和解，此因無人能替該族群的文化反映心聲，當沒有人知道該族群文化的具體內容，又該如何談尊重呢？孫中山先生在其遺囑中表示：「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其想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每個中華民國的子民都能獲得自由與平等，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從來都不能離開族群的自由與平等，外省人只有尋覓並結合願意平等待我的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新住民，大家攜手奮鬥，纔能挽救中華民國於危亡，最終讓個人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就是孫文民族主義的真諦。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五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圖：旅法印象派大師朱德群在台時期所繪的孫中山畫像

從「河洛雅音」看台獨的語言政治矛盾，當前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中，許多人試圖透過「台灣話」來建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族認同。然而，若從語言學與歷史學的深層結構來剖析，一個歷史鐵律無法被抹去：台灣話（閩南話），恰恰是現存中國最古老、保留最完整上古漢語特徵的「中原正統之音」。

一、台灣話的本質

它就是純正的閩南話首先必須釐清，坊間所謂的「台灣話」或「台語」，在語族分類上就是「閩南語」的分支。明末清初，大量福建泉州、漳州的移民橫渡黑水溝來到台灣，將閩南語的音韻、詞彙與語法帶入這片土地。經過數百年的在地融合，台灣話雖吸收了部分平埔族語、日語及現代華語的借詞，但其核心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以及高達九成以上的核心詞彙，與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泉州、漳州的閩南話依然完全互通。將閩南話改稱為「台語」，固然是在地化認同的體現，但無法切斷其與閩南祖地血脈相連的語言學事實。

二、 跨越時空的比較

若將閩南語（台灣話）放在整個漢語發展史的坐標軸上，與客家話、現代河南中原話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極具歷史諷刺的現象：越往南方的語言，反而越接近古代的中原；而真正的中原腹地，古音早已面目全非。

1. 閩南語 vs. 現代河南中原話（中原官話）
現代的河南話屬於北方官話。雖然河南在地理上是古代的「中原」，但由於千百年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元、明、清等頻繁的北方民族融合與戰亂，其語音系統經歷了極端的簡化。現代河南話丟失了所有的入聲韻尾（-p, -t, -k）與閉口音（-m），聲調也大為減少。相比之下，閩南語因地處南方群山屏障，將秦漢時期的「上古漢語」冰封在語音中。例如，語言學大師羅杰瑞、丁邦新皆指出，閩南語完整保留了「古無輕唇音」（如「飯」讀 pn̄g 保持重唇音）與「古無舌上音」（如「豬」讀 tî 無捲舌音）的漢代甚至先秦特徵。就歷史層次而言，台灣話比現代的河南話，更接近兩千年前孔子與漢武帝所說的中原話。

2. 閩南語 vs. 客家話
客家話同樣是中原移民南遷的產物，被譽為漢語的活化石。不過，客家話主要凍結的是唐宋時期的「中古漢語」系統，其韻尾（-m, -p, -t, -k）與《切韻》、《廣韻》等唐宋的韻書高度契合。而閩南語的底層比客家話更為古老。閩南語的口語（白讀音）保留了大量漢代以前的上古音層次，而其文讀音則對應唐宋音。因此，在古老程度的跨度上，閩南語（台灣話）比客家話更具有向歷史深處延伸的穿透力。

三、 歷史的詰問

台獨朋友如何不講閩南話？基於上述的語言學事實，一個巨大的文化與政治矛盾便浮出水面。許多主張「台獨」的朋友，極力在政治上「去中國化」，甚至試圖透過推行「台語運動」來劃清與中國文化的界線。然而，他們在抗爭、宣傳、甚至日常生活中所高度依賴、視為認同圖騰的「台灣話」，其字字句句，無一不是中國古代先賢所留下來的「河洛雅音」。

當台獨支持者用台灣話高喊政治口號、談論日常生活時：他們把「筷子」叫做「箸（tī）」，這是《說文解字》中的先秦正字；他們把「書本」叫做「冊（tsheh）」，這直接承襲了商周時期甲骨文與簡牘的象形本義（象竹簡編綴之形），如《孟子》中的「經典著作皆稱為冊」；他們說的「行（kiânn）」，是先秦《詩經》裡的步行本義。他們發出的每一個短促的「入聲字」，都是唐詩宋詞裡平仄押韻的靈魂。

語言是歷史的鏡子。台灣話（閩南話）的血統與歷史層次，清晰地證明了台灣與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臍帶關係。若要徹底「去中國化」，難道能將這承載了兩千年中國歷史，比現代北京話和河南話還要古老正宗的「中原遺音」徹底拔除、不再使用嗎？這正是台獨認同政治中，最無法自圓其說的文化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