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理想與歐美的現實有巨大落差,台灣如何? | 郭譽申

《東昇西降新賽局》([1])以紮實的資料和說明介紹東昇西降的世界趨勢。書中有一章講述,歐美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出現許多缺失,與民主的理想有巨大落差,是「西降」的主要原因和結果。我很贊同,因此列出其主要的小標題如下(斜體字),並加上筆者的簡短闡述。

民主異化為民粹主義
經濟困境與恐懼:民粹主義最肥沃的土壤
自由民主的治理赤字:菁英失去說服力
民粹的甜美與代價:政治承諾與現實治理的巨大落差
民主的理想是選舉出菁英來治理國家,但過去的菁英治理成效不佳,使菁英失去說服力,近年美歐時常選舉出煽動家,如川普,來治理國家,就是民粹,使政治承諾與現實治理呈現巨大落差。

極右浪潮席捲苦悶的西方國家
以憤怒為燃料的政治美學
善於以誇張言詞挑動恐懼
治理世界需要的是複雜的解方
極右路線強烈主張:反移民、文化保守、反全球化、經濟保護主義(如高關稅)等,成為救治美歐的迷藥。

民主制度的極化危機與變形殞落
選舉成為情緒累積後的對抗
政治傷口更深、社會更加撕裂
文化、情緒與社會結構的共同崩壞
政黨的彼此對抗不僅因為政策,更加上文化、情緒因素,幾乎成為仇敵。

失去民享的社會,何來民有與民治的民主政治?
民享危機:民主合法性的侵蝕
民有幻象:被資本綁架的民主
民治困境:選舉機制的失靈
雙重擠壓:K型社會的來臨
貧富差距擴大使民享落空,民有與民治於是成為幻象,侵蝕民主的合法性。

民主政治受富豪控制:寡頭掏空民主價值
財富與權力的合流
媒體與認知控制
制度設計與資本結構的相互作用
社會影響與民主風險
選舉的費用愈來愈高並深受媒體的影響,於是很受富豪寡頭的控制,使民主政治更多服務於富豪寡頭的利益,而一般人對民主制度灰心。

中產階級萎縮,民主根基弱化
中產階級「沙漏化」
中產階級相對貧困化
政治中間地帶同步縮小
中產階級一向是民主制度的根基,K型經濟使中產階級減少並貧困化,因此增加階級衝突,也使政治中間地帶同步縮小。

「部落主義」政治從深層侵蝕民主
現代部落主義政治的特徵
從血緣部落到「認同部落」的轉型
對內政策的敵我劃界
現在的民主政治成為一種認同政治,有同樣認同的人形成一群體,就像一個部落,國家內部於是形成很多認同部落,互相劃出敵我邊界,損害國家的團結。

共識生產機制的瓦解,正將民主推向深層危機
情緒動員凌駕於事實與理性之上
共識生產機制瓦解使民主陷入多重困境
民主政治的極端化使情緒動員凌駕於事實與理性之上,於是難以產生共識,既增加衝突,也損害決策品質。

歐美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各國出現許多缺失,雖然相近但不盡相同。台灣正在進行九合一選舉,各種奧步盡出,擾亂社會人心,似乎不亞於歐美民主的惡質,就讓讀者自行考察和評估台灣的民主實踐有上述的哪些缺失吧!

[1] 陳國祥《東昇西降新賽局:全球霸權的幻滅與重新排序》好優文化,2026。

俄烏戰爭勝負已定?接近結束? | 郭譽申

俄烏戰爭始於2022年2月,至今已經4年又8個多月,戰爭的前两年規模較大,死傷較多,俄軍攻占了烏東頓巴斯地區和少部份的烏南地區,然後逐漸變成拉据戰、消耗戰,双方都少有進展,卻不時以無人機和飛彈攻擊對方的重要軍用或民用設施。

俄烏戰爭的勝負,不取決於目前戰場上規模不算大的互相攻擊和戰鬥,而取決於各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上月以來,歐洲各國的示威抗議運動愈趨擴大,連德國也不可免,雖然主要並不針對俄烏戰爭,卻表示民眾已經不願忍受能源價格高漲、物價普遍上漲、縮減社會福利、排擠教育經費、房價與租金高漲等經濟不振的痛苦。

美國總統川普已經大幅削減對烏克蘭的支助,並要歐洲各國增加承擔,現在歐洲民眾卻表示他們承擔不起,怎麼辦?民意最大,歐洲各國勢必要回應抗議民眾的訴求,至少稍改善民眾的經濟生活,而在債台高築下,縮減對烏國的支助看來是最可能的節約救窮之道。這對烏克蘭很不利,要怎麼繼續作戰?總統澤倫斯基大概每天祈禱,歐洲的示威抗議運動趕快平息,才能繼續支助烏克蘭!

俄羅斯是資源豐富的世界第一大國,人口是烏克蘭的4倍多,對烏國更不利的是,俄國的飛行武器可以打擊烏國全境,而烏國的飛行武器只能打到少部份的俄國本土,因此烏克蘭的國土殘破,工業和武器裝備的生產能量遠比不上俄羅斯,而非常需要美歐的支助。當美歐都大幅縮減對烏國的支助,烏國將很難支撐,因為看來至少要支撐两年,等到川普卸任及新總統上任,美國才有可能改變政策、增加支助烏克蘭。

俄烏戰爭至今無法談判結束,因為俄羅斯不願放棄它攻占的烏國領土,而烏克蘭也不願放棄它被俄國攻占的領土,於是双方陷入僵局。現在歐洲爆發廣泛的示威抗議運動,很可能迫使歐洲繼美國之後大幅縮減對烏國的支助,將使俄國振奮,而烏國很難支撐,未來可能喪失更多的領土,甚至丟掉首都基輔。在這不利的狀況,烏克蘭應會願意談判結束戰爭,藉談判至少保住現在擁有的領土。而俄羅斯也可藉談判在國際上認證它所攻占的土地成為俄國的合法領土。這終戰談判,双方必定討價還價,不會很快有進展,但有望在川普剩下的两年任期內完成。

在俄烏戰爭初起時,美歐就對俄國發起很多經濟制裁,經濟制裁是双面刄,對双方的經濟都有損害,當時認為美歐的GDP和人均GDP遠高於俄國,經貿戰應能拖垮俄國,不料現在反而是歐洲先被拖垮,等於預示俄國將會贏得戰勝。其實歐洲還沒那麼虛弱,但因為「歐洲經歷两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其人民推崇人權、和平等理想,卻少有奮鬥爭雄之心…歐洲比美國多些社會主義,因此…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比較高…」(參見《抗議如潮,歐洲為何愈來愈落後中美?》)導致烏克蘭似乎成為敗局已定的苦主。

愛爾蘭九日自駕遊 | 盛嘉麟

9月15日我們兩老在兒子兒媳帶領下,四人赴愛爾蘭旅行,在都柏林機場租了中國製造的比亞迪休旅車,開始九日自駕遊。

因為整個歐洲大陸都陷入了亂哄哄的俄烏戰爭,淪入了亂七八糟的國內選戰、罷工、示威、砸搶、縱火。所以上次我選擇了相對安靜的挪威,這次選擇了孤寂一方的愛爾蘭,希望有個安寧的旅行。

當時英國鬧分裂的蘇格蘭、威爾斯以及北愛爾蘭的三位首席大臣正聚會威爾斯首府,宣佈倫敦政府無權阻撓剝奪三地人民決定自己憲政前途的權利,即要求獨立公投,並重返歐盟。當英國倫敦陷入皮皮挫的時候,沒想到川普在9月12日至13日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愛爾蘭訪問行程,並且發言,主張北愛爾蘭應該脫離英國,併入愛爾蘭共和國,頓時引起倫敦的強烈反彈及愛爾蘭媒體和人民的興奮之情。所以我們到達的時候愛爾蘭也不安寧,好在並不影響我們的行程。

這是我第一次摸到比亞迪汽車,休旅車做工精細,外型漂亮,車內寬敞,為了瞭解內部的電子化設計,兒子在停車場研究試測了一陣子才能開動上路。譬如駕駛座前方就是一個不小的電視螢幕,像電腦或手機一樣有許多圖示(icon)APP,用手指觸碰,即可控制汽車的許多功能,如音響、冷暖氣、燈光、喇叭、GPS等等。它的天窗開出來是整片車頂透天,不是我們經驗中的一小片天窗。它是汽電兩用車,有一台燃油引擎只管替電池充電,沒有其他作用,汽車動力全靠電動馬達,所以結構簡單,加速時動力十足,沒有燃油車的落後感覺。汽電兩用車的目的是為了適應充電樁不足的歐洲國家,可以有電充電,沒電加油。

德國、法國、瑞典這種有自己汽車工業的國家,都在設法抵制中國汽車,但是汽車工業不重要的國家,中國車就比較多。如英國佔15%,挪威 14%,西班牙9%,義大利 9%,波蘭8%,愛爾蘭這樣的農業國家,中國汽車物美價廉,出租公司首先買了很多中國汽車。現在全世界恐怕只剩美國和台灣完全禁止物美價廉的中國汽車進口,是百姓的損失。

愛爾蘭共和國(不包括北愛爾蘭)面積是兩個台灣,人口只有550萬,是台灣的四分之一。都市的規模都不大,首都都柏林的人口在100萬上下,竟然沒有地鐵。我們計劃的九天行程是駕車遊透愛爾蘭西南方這一塊區域,會經過首都都柏林、Cork以及Galway三個城市,都保持著傳統歐洲鄉村與小鎮的慢步調風貌。租了三處濱海的單獨的度假屋,一路看起來人煙稀少,所以道路非常狹窄,有來回兩線道已經算是大路,普通道路只有單線道,兩車相遇必須有一方在稍寬處避讓。但是車輛很少,問題不大,愛爾蘭人就這樣得過且過。沿途可見處處是農地、牛羊馬的牧場。雖然道路落後,但是稀疏散佈的居屋都是白色的水泥牆壁及灰暗的瓦頂,比美國單薄的塑膠屋頂,木造房屋厚實漂亮。我們租的都是漂亮的獨立房屋,周邊100公尺看不到鄰居,後院或前院直接面對海岸,波浪不小,晚上聽得到波濤海風。我觀察房屋的外牆都是超過一英呎厚度,異常牢固;廚房用具、鍋碗瓢盆、爐灶抽油煙、咖啡茶具,以及洗澡床鋪、毛巾枕頭、Wi-Fi網路、電話電視、熱水暖氣,基本家具都一應俱全,而且非常清新,看起來愛爾蘭的生活水準十分進步。房屋租金每天大約500歐元,並不算貴。

整個行程的天氣大部分是潤濕陰涼,才9月中旬,屋子已經需要暖氣。四野看去都是綠野無邊,地勢和緩,不見大山。電力都靠電線桿架著細線通到每棟房屋,沒見過高壓電線,也沒有工廠,典型的農業社會。愛爾蘭景色都是綠野千里、牛羊點綴、和緩起伏、小型古堡、小村小鎮,沒有壯大的風景。所以美國有愛爾蘭日,那天大家都會穿綠襯衫慶祝。我們去看了西海岸克萊爾郡(County Clare)著名的懸崖海岸,海浪滔天打在斷崖上煞是壯觀,大風細雨,帶著寒意。

因為住在度假屋,我們就在附近小鎮的超市買食材回來烹煮。歐元匯率接近美元,一眼望去價格和美國差不多,番茄$2.00、包心菜$1.50,但是這裡是Kilo每公斤,美國是Lb每磅,才知道比美國便宜很多;乳製品、奶油、巧克力更是便宜。美國的農產品都是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帶著統一的溫和氣息;愛爾蘭的農產品都是附近小農種植的,我們天天吃到小時候在台灣的濃郁口味。尤其雞肉是走地雞,鮭魚是海捕的鮭魚,番茄是原生的,鮮美可口。不像美國的雞是工廠養殖的雞,鮭魚是魚池養殖的鮭魚,番茄是基改的番茄,幾無口味。許多時候會去當地餐館吃飯,也很好吃,因為沒有小費,感覺很便宜,有時服務好,我們給10%的小費,服務員非常高興;美國餐館的小費是20%,服務員感覺是應該的。所以吃的方面在愛爾蘭的旅程很享受。

愛爾蘭沒有什麼著名的工業,也不是有規模的農業大國,曾經是歐豬五國。當地的城鄉面貌、基礎設施,還是日常生活,都讓人感受不到先進富裕的氣息。但是你去查看他的個人GDP高於13萬美元,居世界第五位,摩納哥、列支敦斯登、盧森堡、百慕達、愛爾蘭;前四名都不是正常規模的小國家,以正常國家而論,愛爾蘭是第一名,讓人不敢相信。原來愛爾蘭不是重要的工業農業國家,卻很會玩金融稅收的把戲。相較於全世界平均公司所得稅率21%~30%,愛爾蘭把公司的所得稅降得特別低,商業營運所得稅是12.5%。立即吸引了各國許多大型企業把歐洲總部、區域總部、重要子公司、研發中心及銷售中心設在愛爾蘭,例如:Apple、Google、Microsoft、Meta(臉書)、Intel、TikTok(字節跳動)、Pfizer等等,超過 1,800 家跨國企業在愛爾蘭設有營運據點。這些公司的全球或歐洲業務有部分營收,利潤及收益便計入愛爾蘭的 GDP,因此使得愛爾蘭的人均 GDP 顯得特別虛胖,在世界名列前茅。經濟學界稱為「愛爾蘭經濟奇蹟悖論」或「妖精經濟學」。

落後的普通單線道路也有後遺症,有一次一個騎自行車運動的老人被汽車刮倒,等待警車救護車來處理,一小時期間,單線道路兩頭都排成長龍,所有車輛動彈不得。另一次一輛亂停的車輛,堵住了一輛大卡車,找不到車主,卡車司機用鍊條綁住亂停的車,請受堵的一些駕駛人下來一起用力把那輛車拖離主道,一小時期間,單線道路所有車輛動彈不得。即使問題解決後,雙向的幾十輛汽車長龍必須小心翼翼的錯讓才能通過。這都是單線道路造成的困頓,雙線道路便無問題。

有一次我們租的比亞迪的左邊前胎,不小心被路旁石塊撞破,幸好前方不遠處剛好有一個觀景的停車場,我們把車慢慢滑到停車場,不致阻斷單線道路,否則堵車的後果非常嚴重。沒想到比亞迪及一般電動汽車都沒有備胎,我們不能自己換胎自救。兒子連忙和都柏林的租車公司Hertz連絡,對方問明我們的位置,連絡到最近小鎮有更換輪胎的修車行。一小時以後,一輛帶著新輪胎及換胎設備的卡車來到停車場,半小時完成救援。總共費用$600歐元,因為我們租車用的美國信用卡,附帶有國內外旅遊汽車故障救援的費用理賠承諾,Hertz公司的人告訴修車的工人以後,大家愉快的握手致謝道別。這是我們自駕旅行第二次遭遇汽車故障求援,上一次在美國加州的死亡谷,氣溫太高,引擎不能發動,租車公司用卡車運來另一輛汽車替代,我們才能脫險,那次等了四個小時。

完成9日遊之後,登機返回美國時,發現美國在愛爾蘭設有前置海關,我們在都柏林機場先通過美國的護照查核及行李安檢之後,回到美國華盛頓機場便視同國內旅客,直接走出機場,省去排隊入關的手續。目前美國海關在 6 個國家設有前置海關,加拿大、愛爾蘭、巴哈馬、百慕達、阿魯巴(Aruba)和阿聯酋。

愛爾蘭不像英國滿街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穆斯林、黑人、華人(香港人)和東歐人。愛爾蘭產業不發達,又是偏遠的歐洲國家,不是移民所嚮往熱衷的國家,我們只偶而見到極少幾個黑人、印度人及華人。令人驚訝的是愛爾蘭有3,500個中國留學生,中國人望子成龍的留學狂熱沒完沒了。只要是說英語的國家,無論教育檔次高不高,位在天涯海角,都不怕沒有中國留學生。

愛爾蘭的民眾生活水準屬於發達國家,在教育水準、平均壽命、社會福利、人類發展指數上都表現良好,民眾過的是普通西歐中產階級的樸實生活。另一方面,比起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方的繁榮熱鬧,愛爾蘭讓人感覺這個國家並不怎麼樣,人民並不富裕,基礎建設相當落後。

抗議如潮,歐洲為何愈來愈落後中美? | 郭譽申

10月初開始,法國爆發高中學生的抗議運動,然後逐漸擴大,很多其他人也加入,造成嚴重的警民衝突與縱火、破壞事件。法國的抗議運動最近已蔓延到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及阿爾巴尼亞等,全歐單日上街示威的人數動輒幾十萬,被稱為「抗議之秋」,所幸火爆程度還不及法國。

歐洲各國的政經狀況多半相去不遠。法國的公共債務已逼近GDP的119%,預估2027年需償還的公債利息將近GDP的3%,而其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高達5%左右,反映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其他的歐洲國家即使比法國好,也好不了很多;值得注意的,2010年的「歐豬五國」中的四國(義、葡、西、希)都捲起抗議風潮,顯示歐洲頗有長期之病。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的能源價格高漲,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各國還要撥巨款支援烏克蘭及增加本國的國防經費(被川普要求),於是難免形成債台高築、縮減社會福利、排擠教育經費、房價與租金高漲及人民對政治不滿,就導致今日的亂象!不過俄烏戰爭只是近因,歐洲(不算俄羅斯)雖曾很先進,卻已經走下坡多年相對於中美,才是遠因,讓我們探究這部份:

歐洲雖有歐盟,不像中美是統一的國家。歐洲各國有語文、政策、法律的差異,因此其貿易成本較高而市場效率較低,並且各國追求各自的利益,難免有利益矛盾,有時不易化解。

歐洲經歷两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其人民推崇人權、和平等理想,卻少有奮鬥爭雄之心,不像中美的人民分別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美國再次偉大」。

歐美的文化和制度相近,但歐洲比美國多些社會主義,因此歐洲的企業和政府的負擔比較重,而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比較高。

歐美原來都有強大的金融業,但自1970年代金本位完全退位,美元確立為唯一的國際主導貨幣,美國的金融業於是壓倒歐洲,吸引大部份國際資金進駐。

歐洲自1980年代起趨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企業多追求短期的帳面效益,其製造業於是被中國逐漸追上並超越,造成歐洲對中國長期愈趨擴大的貿易逆差。

歐洲的營商環境不如美國如上述,很多科技和商業人才因此離歐赴美發展,導致歐洲1990年代以來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平台、智慧手機、新能源、電動車、機器人、AI等,都落後於中美。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已不構成歐洲的威脅,歐洲卻不智地追隨美國支持北約一再東擴,並在2014年聲援烏克蘭的群眾推翻其親俄政權,導致歐俄的關係完全破裂。俄烏戰爭終會結束,歐俄的惡劣關係卻不容易改善。

歐洲各地抗議如潮,有近因更有遠因,遠因導致近因,再導致今日的亂象;示威抗議終會結束,但遠因卻不易消除,使歐洲的前途不樂觀。看來世界只剩中美兩強G2的競爭而已。

「民粹」到底是什麼?大教授也誤解! | 郭譽申

媒體和網路上不時會看到「民粹」或「民粹主義」,譬如說:「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民粹到底是什麼?民粹與民主有什麼關係?最近讀了 林火旺教授的《民主,其實不簡單》([1]),發現台大哲學系的退休大教授(專長及研究領域:倫理學、政治哲學 )竟然也誤解民粹的意思。我不是政治學科班出身,卻要在此逞能一下!

書中說:「…民粹也是一種民主形式。理論上,民粹是直接民主,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所有的公共政策由全體公民直接決定。…公投應該是呈現民粹式民主最自然的方式…」
這樣解讀民粹,如何解讀「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美歐近年並沒大搞直接民主和公投啊!

早在古希臘的民主時期,就有討論民粹的問題。雖然當時的人口比現代少得多(雅典城邦只有約5萬公民),人們已經知道直接民主不可行,而必須選舉出少數領導者來做許多日常的公共決策,而這些領導者需要是「菁英」,即具有治理城邦(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對民主樂觀者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會選舉出合格的菁英來擔任領導者;但對民主悲觀者(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民可能選舉出不是菁英的煽動家(善於煽動人民投票給自己)來擔任領導者。後者的狀況若發生就是「民粹」,將會禍國殃民。

所以「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的意思是:美歐近年選舉出的很多領導者,包括川普,都是煽動家,但不具備治理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

民粹是負面的,於是常被政治人物用來指控敵對的政治人物、政治環境等等,因此必須審慎的評估其指控是否真實確定。「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是很多沒有黨派立場的學者的研究結論,因此可說是真實確定的。

「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為何如此?選舉民主期待,選民投票選出合格的菁英來擔任領導者,假使選民不滿意選出的領導者,下次可以投票選出另一位合格的菁英。但美歐近年逐漸走下坡,選民大多不滿意選出的領導者,他們於是不再相信菁英,而傾向選舉出煽動家,不管他/她是否具備治理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這對美歐當然不是好事。

選舉民主制度若實行不好,就可能變成民粹而禍國殃民,因此不是什麼普世價值,不過世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民粹是近年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之一, 林大教授竟然誤解其義,恐怕有誤人子弟之虞,讓學子無法瞭解民粹現象及其影響。

[1]  林火旺《民主,其實不簡單:一本寫給厭倦政治口水,卻依然熱愛自由者的思辨指南》傳愛家族,2026。

剪刀和桿秤的歷史故事 | 張魯臺

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神祕的「共濟會」的簡史 | 郭譽申

老早以前我就聽過「共濟會」的大名,有正面的傳說也有負面的。《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1])可算是相當持平的介紹共濟會在全世界的歷史。

共濟會始於16世紀末的蘇格蘭,當時的蘇格蘭國王是詹姆士六世,他任命貴族知識分子William Schaw為「皇室建築總管」,Schaw召集很多技術高超的石匠(free mason,所以共濟會員被稱為freemason)來設計建造皇室建築,這些人形成最早的共濟會。1603年起詹姆士六世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開啟了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逐漸形成現代的英國,隨著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共濟會順勢傳播到全世界。

早期共濟會的規範就是中世紀石匠奉行的《古老職責》,後來逐漸調整適用於一般人,形成1723年發行的《共濟會憲章》,1738年修訂,基本確立了共濟會的體制。共濟會頗受啓蒙思想和神祕主義的影響,其宗旨包含道德、博愛、自由(主要是宗教自由),尤其強調會員間如兄弟般的友誼;但會員必須是男性,生來就是自由之身。共濟會有很多古怪的儀式,又要求會員嚴守會內祕密(洩密有嚴重後果),因此產生神祕的形象,讓外界猜疑。

共濟會會員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為了拓展人際關係而加入,以利於自己的事業生涯。共濟會雖然並無政治主張或宗教傾向,隨著其在各國的大幅增長,有時難免涉入政治或宗教衝突。譬如:

當年的天主教很反對共濟會,甚至曾迫害一些共濟會會員。
在德國地區(當時尚未統一)的光明會(1776―1784)是有政治野心的祕密組織,其領導人加入共濟會並掌控一會所,以擴大其聲勢,使共濟會招致叛亂之名。
拿破崙統治意大利(當時尚未統一)和其後的王國復辟期間,意大利出現不少祕密結社和政治暴動,如燒炭黨、敲鍋黨,都與共濟會有關。
共濟會有助於英國對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統治,英國官員和殖民地菁英都成為共濟會會員,化解双方的隔閡。
進入20世紀的歐洲,共濟會被認為與猶太人有關聯,導致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壓制甚至迫害共濟會,西班牙一直持續到1975年獨裁政權下台。

美國是共濟會最成功的地方,至少14位美國總統,包括美國國父華盛頓,都是共濟會員,這大約是因為共濟會的宗旨符合美國建國的理念,然而共濟會卻無助於解決黑人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早在1778年由普林斯霍爾領導的15名黑人就組成一共濟會所,卻無法獲得美國共濟會所的承認,他們只好向倫敦總會所陳情,在1787年獲得承認。南北戰爭期間,該會所召募組成黑人部隊54軍團,有頗多戰功,卻仍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對待。

共濟會在美國一直很興旺,但到1960年代開始愈來愈萎縮,書中未明說原因,大約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1] John Dickie《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方言文化,2026。(The Craft: 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

認識自己的國家:義大利留給中等國家的歷史教訓 | Friedrich Wang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欣賞片段貝多芬第九的快樂頌主旋律 | 盛嘉麟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歐洲人500年來,經過大航海全球殖民掠奪以及工業革命統領世界,至今仍然習以為常。歐洲國家面對中國的復興(西方稱為崛起),無法適應東升西降的殘酷事實。歐洲人就出現了冬天搶購中國製造的電毯、新冠時搶購中國製造的口罩、現今搶購中國製造的冷氣機,卻口口聲聲叫囂中國產能過剩、國家補貼,要求關稅制裁、進口限制,放不下帝國主義的嘴臉。歐洲人在我看來只剩其中一小撮從事古典音樂的族群不是帝國主義的惡棍,我喜歡他們表演的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

今天星期日我就讓自己陷入音樂,分享給大家

閃唱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JcQYVtZMo

正規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yO3fLV5O0&list=RDfzyO3fLV5O0&start_radio=1

閃唱活動於2003年在街頭興起,透過音樂的渲染力,表演者在公共場所製造強烈的驚喜,使冷漠的街頭瞬間充滿音樂的活力,帶動群眾歡樂加入,原是令人喜悅的活動。後來YouTube出現,愈來愈多的閃唱活動請來攝影師拍攝,上傳YouTube推廣,發現這是可以得名獲利的商業行為。閃唱活動走上表演化的商業行銷,2016年之後逐漸隱匿,如今成為歷史。

中國和古典音樂沒有淵源,中國商業音樂(流行歌曲)並不發達。想不到中國是鋼琴製造第一大國,佔世界的80%,除了中國的品牌如珠江鋼琴,其他日本的知名品牌雅馬哈,歐洲的品牌Steinway、Bechstein許多在中國生產。中國也是大中小提琴的琴業製造大國,中國江蘇省的黃橋鎮是世界製琴中心,僅黃橋鎮一地生產了世界30%的各種大中小提琴。中國製琴業憑藉精密的工業化流程、熟練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木材資源,佔據了全球市場 65% ,許多西方品牌也將生產線設在中國或委託代工。

中國古典音樂的學習人數有4000萬人是世界最多,是全球古典音樂市場中,增長最快、規模最龐大、最具潛力的國家。音樂教育、音樂劇院、交響樂團、音樂演唱、音樂唱片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音樂密度不及歐洲,但是在歐洲經濟衰退,古典音樂失去支撐的狀態下,中國的古典音樂正在蓬勃發展,歐洲歌唱明星及交響樂團經常來華演出維持營生。

中國在學習人數、聆聽人數、樂器生產,以及年輕聽眾群體增長速度上,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已然是當今古典音樂世界最重要的發展引擎,中國正在重塑古典音樂版圖,成為世界古典音樂第一大國。

古典音樂之外,代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球共同心聲,曾經揚名世界的歌曲「國際歌(法語:L’Internationale)」在世界已經絕跡,只有堅持社會主義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中國可以聽到。眼見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金主資本家支持選舉,選出政府官員,官員為資本家服務,造成屈指可數富可敵國的富人及廣大的生活艱難的平民,大多數人民只是投票日的工具。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政府不為資本服務,所以見不到馬雲、馬化騰、李嘉誠能夠影響國家。國際歌唯有在中國可以商業的、歡樂的在音樂會上演唱,由大牌歌星劉歡領隊,觀眾和聲合唱,樂融其中,非常動人。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的 Internationale,分享大家。

國際歌演唱會劉歡領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nT5oOGQEg

蘇聯時代1978年的大會齊唱(現已消聲匿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I_Cd8azBY&list=RDwEI_Cd8azBY&start_radio=1

印第安人消亡的原因:西方編造的謊言,如今被基因研究揭穿? | 楊秉儒

在美洲大陸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曾經生活著數千萬印第安人,他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和歷史。然而,自從歐洲人踏上這片土地,他們的命運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幾百年來,西方歷史文獻裡一直說,印第安人是因為天花等傳染疾病造成大規模死亡,才導致人口銳減,甚至幾乎滅絕。可是如今隨著基因研究的深入,這個說法被戳穿了,露出了背後更殘酷的真相。

印第安人曾經的繁榮

在哥倫布1492年到達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經在這片大陸上生活了幾千年。歷史學家估計,當時美洲的印第安人口大概在5000萬到6000萬之間,遍佈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他們不是單一的群體,而是由無數個部落、酋長國甚至帝國組成,文化和社會形態千差萬別。

在北美的大平原上,印第安人過著遊牧生活,靠狩獵野牛維持生計。他們用野牛的皮做帳篷,用肉做食物,骨頭還能做工具,日子過得簡單卻自給自足。在中美洲,瑪雅人建起了了不起的城市,修金字塔、種玉米,還研究天文學,連日曆都算得比歐洲人還準。南美的印加帝國更厲害,橫跨安第斯山脈,修了上萬公里的道路,連郵遞系統都有,管理著幾百萬人口。

這些社會跟自然的關係很特別。他們敬畏土地和動物,信仰裡充滿了對大自然的尊重。有的部落信多神教,有的崇拜太陽和月亮,宗教儀式裡少不了歌舞和祭祀。他們的藝術也很獨特,陶器上的花紋、羽毛做的頭飾、雕刻的圖騰柱,到現在還讓人覺得驚豔。
可這一切,都在歐洲人到來後變了樣。

天花論是怎麼回事

西方歷史文獻裡常說,印第安人消亡是因為歐洲人帶來了天花、麻疹這些傳染病。道理聽起來挺簡單:印第安人長期與世隔絕,沒接觸過這些病,免疫力幾乎為零,所以一旦染上就死了一大片。書裡還提到,歐洲人甚至故意把帶病毒的毛毯和衣服送給印第安人,搞“生物戰”,結果整個部落都被傳染,人口一下子就崩了。

這個說法流傳了好幾百年,幾乎成了“常識”。比如,美國歷史課本裡常講1630年代的天花疫情,說新英格蘭的印第安部落因此損失了90%的人口。還有人拿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打阿茲特克帝國舉例子,說1519年天花傳到墨西哥,死了幾百萬人,導致帝國崩潰。

乍一看,這邏輯沒毛病。天花確實很可怕,在沒疫苗的時代,死亡率能到30%,要是沒醫療條件,可能更高。可仔細想想,又有點不對勁。如果只是天花,印第安人口怎麼從幾千萬掉到幾百萬,甚至純種印第安人幾乎沒了?30%的死亡率再高,也不可能把一個民族徹底抹掉。更奇怪的是,拉丁美洲的基因資料顯示,印第安男性的血統幾乎絕跡,女性的卻留下來不少。這要是疾病幹的,男女不都該差不多嗎?

基因研究揭開真相

近年,科學家開始用基因技術研究拉美人的血統,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在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這些地方,現代人口的基因組成有很明顯的規律:父系基因(Y染色體)60%到90%來自歐洲白人男性,母系基因(線粒體DNA)卻有90%以上來自印第安女性。

拿哥倫比亞來說,201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地人的父系基因94%來自歐洲,5%來自非洲,只有1%是印第安人的;但母系基因正好相反,90%來自印第安人,8%來自非洲,2%來自歐洲。墨西哥的資料也差不多,父系裡歐洲基因佔63%,母系裡印第安基因佔85%。秘魯、玻利維亞這些安第斯國家也一樣,混血人口裡歐洲父系和印第安母系的比例懸殊得嚇人。

這說明什麼?如果天花是主因,印第安男女的基因都該大幅減少,不可能男的沒了,女的還在。唯一的解釋是,印第安男性被大規模消滅,而女性被留了下來。這種“性別選擇性消失”跟疾病沒半分關係,反而指向了人為的干預。

殖民者的血腥手段

真相其實早就寫在歷史裡,只不過被天花論蓋住了。歐洲殖民者到美洲後,對印第安人幹的事遠比疾病可怕。

在北美,英國殖民者跟印第安部落打了幾百年的仗。1637年的佩科特戰爭就是一例,殖民者襲擊康涅狄格的佩科特村莊,放火燒屋,殺了700多人,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1763年,龐蒂亞克起義後,英國軍官傑弗裡·阿姆赫斯特還真寫信建議用天花毛毯對付印第安人,雖然沒證據說這招用得有多廣,但殺戮是實打實的。到19世紀,美國政府搞“西進運動”,印第安人被趕到保留地,像“淚水之路”這樣的事件,直接死了幾千人。

拉美的情況更殘酷。西班牙人征服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時,動不動就是屠殺。1519年,科爾特斯帶500人打墨西哥,靠武力加上當地部落的內訌,殺了幾十萬阿茲特克人。1532年,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抓住皇帝阿塔瓦爾帕後勒索了滿屋黃金,然後還是把他殺了。接著幾十年,西班牙人在礦山和種植園裡強迫印第安人幹活,累死餓死的數不清。

有個關鍵點是,西班牙人特別傾向於殺男人,留女人。男人要麼戰死,要麼被抓去當奴隸,最後死在勞役裡。女人則被留下,有的當勞動力,有的被迫跟歐洲男人結合,生下混血兒。這在當時不算啥秘密,16世紀的編年史家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就寫過,西班牙人怎麼虐待印第安人,殺男的、搶女的,連他自己看了都覺得太慘。

基因置換的背後

基因資料跟歷史記錄一對照,事情就清楚了。印第安人的“消亡”不是天花導致的,而是殖民者搞的“基因置換”。他們殺光或累死印第安男人,再跟印第安女人生孩子,下一代就帶上了歐洲父系基因,母系基因還是印第安的。幾代下來,純種印第安人越來越少,混血人口成了主流。

在拉美,這種混血過程特別明顯。西班牙殖民者有個“種姓制度”,把人按血統分成白人、混血兒(梅斯蒂索)、印第安人、黑人等級。混血兒越來越多,到現在,墨西哥人口裡85%是梅斯蒂索,秘魯也有60%以上是混血。純種印第安人只剩少數,集中在偏遠山區。

北美稍微不一樣,美國和加拿大的殖民者更傾向於把印第安人趕走或全殺光,而不是混血。所以那邊的印第安基因保留得更少,現代人口裡印第安血統佔比不到2%。但不管哪種方式,結果都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和血統被抹得一乾二淨。

西方文明的道德問題

這事暴露了西方殖民者在道德上的空洞。他們打著“傳播文明”和“基督教化”的旗號,幹的卻是搶地盤、殺人的勾當。對印第安人,他們壓根沒當人看,覺得是“野蠻人”,殺多少都不虧心。

這種心態不光在美洲有。非洲的奴隸貿易,販了幾千萬黑人,死了上千萬;亞洲的殖民地,像英國在印度、法國在越南,也是搶資源、壓迫當地人。西方列強幾百年來靠暴力搶了半個世界,卻回頭說自己是“文明的燈塔”,這臉皮厚得沒法說。

更讓人寒心的是,這種道德問題到現在也沒完全改過來。看看現代國際新聞,美國動不動就制裁這個、轟炸那個,打著“人權”的旗號干涉別國,哪管當地人死活。這跟當年對印第安人的套路有啥區別?本質上還是強權壓人,利益至上。

印第安人消亡這事,不光是歷史舊賬,更是個活生生的教訓。咱們得好好想想,能從中得出點啥。

首先,得正視歷史。西方國家老說要“面對過去”,可真輪到自己殖民那段,多少人選擇性失明?教科書裡輕描淡寫,博物館裡擺幾件印第安文物就算交代了。真要想改,得老老實實承認錯誤,給受害者一個說法,哪怕是道歉也好。

其次,得警惕西方那套擴張邏輯。現在是全球化時代,西方靠經濟、文化、軍事到處插手,手段變了,心態沒變。別的國家得睜大眼睛,守住自己的底線,別讓人家隨便擺佈。

最後,實力還是硬道理。印第安人當年沒槍沒炮,面對歐洲人的火器只能捱打。今天的世界也一樣,沒點硬實力,誰都可能踩你一腳。國家得強起來,才能不讓人欺負。

印第安人消亡的真相,靠基因研究算是撕開了西方編了幾百年的謊言。天花確實殺了人,但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殖民者的屠刀和貪婪。他們毀了無數生命,也毀了一個個文明,留下的教訓太沉重了。
然後,他們現在又想要把屠刀伸向格陵蘭的因紐特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