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老早以前我就聽過「共濟會」的大名，有正面的傳說也有負面的。《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1]）可算是相當持平的介紹共濟會在全世界的歷史。

共濟會始於16世紀末的蘇格蘭，當時的蘇格蘭國王是詹姆士六世，他任命貴族知識分子William Schaw為「皇室建築總管」，Schaw召集很多技術高超的石匠（free mason，所以共濟會員被稱為freemason）來設計建造皇室建築，這些人形成最早的共濟會。1603年起詹姆士六世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開啟了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逐漸形成現代的英國，隨著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共濟會順勢傳播到全世界。

早期共濟會的規範就是中世紀石匠奉行的《古老職責》，後來逐漸調整適用於一般人，形成1723年發行的《共濟會憲章》，1738年修訂，基本確立了共濟會的體制。共濟會頗受啓蒙思想和神祕主義的影響，其宗旨包含道德、博愛、自由（主要是宗教自由），尤其強調會員間如兄弟般的友誼；但會員必須是男性，生來就是自由之身。共濟會有很多古怪的儀式，又要求會員嚴守會內祕密（洩密有嚴重後果），因此產生神祕的形象，讓外界猜疑。

共濟會會員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為了拓展人際關係而加入，以利於自己的事業生涯。共濟會雖然並無政治主張或宗教傾向，隨著其在各國的大幅增長，有時難免涉入政治或宗教衝突。譬如：

當年的天主教很反對共濟會，甚至曾迫害一些共濟會會員。
在德國地區（當時尚未統一）的光明會（1776―1784）是有政治野心的祕密組織，其領導人加入共濟會並掌控一會所，以擴大其聲勢，使共濟會招致叛亂之名。
拿破崙統治意大利（當時尚未統一）和其後的王國復辟期間，意大利出現不少祕密結社和政治暴動，如燒炭黨、敲鍋黨，都與共濟會有關。
共濟會有助於英國對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統治，英國官員和殖民地菁英都成為共濟會會員，化解双方的隔閡。
進入20世紀的歐洲，共濟會被認為與猶太人有關聯，導致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壓制甚至迫害共濟會，西班牙一直持續到1975年獨裁政權下台。

美國是共濟會最成功的地方，至少14位美國總統，包括美國國父華盛頓，都是共濟會員，這大約是因為共濟會的宗旨符合美國建國的理念，然而共濟會卻無助於解決黑人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早在1778年由普林斯霍爾領導的15名黑人就組成一共濟會所，卻無法獲得美國共濟會所的承認，他們只好向倫敦總會所陳情，在1787年獲得承認。南北戰爭期間，該會所召募組成黑人部隊54軍團，有頗多戰功，卻仍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對待。

共濟會在美國一直很興旺，但到1960年代開始愈來愈萎縮，書中未明說原因，大約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1] John Dickie《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方言文化，2026。（The Craft: 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歐洲人500年來，經過大航海全球殖民掠奪以及工業革命統領世界，至今仍然習以為常。歐洲國家面對中國的復興（西方稱為崛起），無法適應東升西降的殘酷事實。歐洲人就出現了冬天搶購中國製造的電毯、新冠時搶購中國製造的口罩、現今搶購中國製造的冷氣機，卻口口聲聲叫囂中國產能過剩、國家補貼，要求關稅制裁、進口限制，放不下帝國主義的嘴臉。歐洲人在我看來只剩其中一小撮從事古典音樂的族群不是帝國主義的惡棍，我喜歡他們表演的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

今天星期日我就讓自己陷入音樂，分享給大家

閃唱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JcQYVtZMo

正規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yO3fLV5O0&list=RDfzyO3fLV5O0&start_radio=1

閃唱活動於2003年在街頭興起，透過音樂的渲染力，表演者在公共場所製造強烈的驚喜，使冷漠的街頭瞬間充滿音樂的活力，帶動群眾歡樂加入，原是令人喜悅的活動。後來YouTube出現，愈來愈多的閃唱活動請來攝影師拍攝，上傳YouTube推廣，發現這是可以得名獲利的商業行為。閃唱活動走上表演化的商業行銷，2016年之後逐漸隱匿，如今成為歷史。

中國和古典音樂沒有淵源，中國商業音樂（流行歌曲）並不發達。想不到中國是鋼琴製造第一大國，佔世界的80％，除了中國的品牌如珠江鋼琴，其他日本的知名品牌雅馬哈，歐洲的品牌Steinway、Bechstein許多在中國生產。中國也是大中小提琴的琴業製造大國，中國江蘇省的黃橋鎮是世界製琴中心，僅黃橋鎮一地生產了世界30％的各種大中小提琴。中國製琴業憑藉精密的工業化流程、熟練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木材資源，佔據了全球市場 65% ，許多西方品牌也將生產線設在中國或委託代工。

中國古典音樂的學習人數有4000萬人是世界最多，是全球古典音樂市場中，增長最快、規模最龐大、最具潛力的國家。音樂教育、音樂劇院、交響樂團、音樂演唱、音樂唱片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音樂密度不及歐洲，但是在歐洲經濟衰退，古典音樂失去支撐的狀態下，中國的古典音樂正在蓬勃發展，歐洲歌唱明星及交響樂團經常來華演出維持營生。

中國在學習人數、聆聽人數、樂器生產，以及年輕聽眾群體增長速度上，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已然是當今古典音樂世界最重要的發展引擎，中國正在重塑古典音樂版圖，成為世界古典音樂第一大國。

古典音樂之外，代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球共同心聲，曾經揚名世界的歌曲「國際歌（法語：L’Internationale）」在世界已經絕跡，只有堅持社會主義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中國可以聽到。眼見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金主資本家支持選舉，選出政府官員，官員為資本家服務，造成屈指可數富可敵國的富人及廣大的生活艱難的平民，大多數人民只是投票日的工具。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政府不為資本服務，所以見不到馬雲、馬化騰、李嘉誠能夠影響國家。國際歌唯有在中國可以商業的、歡樂的在音樂會上演唱，由大牌歌星劉歡領隊，觀眾和聲合唱，樂融其中，非常動人。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的 Internationale，分享大家。

國際歌演唱會劉歡領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nT5oOGQEg

蘇聯時代1978年的大會齊唱（現已消聲匿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I_Cd8azBY&list=RDwEI_Cd8azBY&start_radio=1

在美洲大陸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曾經生活著數千萬印第安人，他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和歷史。然而，自從歐洲人踏上這片土地，他們的命運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幾百年來，西方歷史文獻裡一直說，印第安人是因為天花等傳染疾病造成大規模死亡，才導致人口銳減，甚至幾乎滅絕。可是如今隨著基因研究的深入，這個說法被戳穿了，露出了背後更殘酷的真相。

印第安人曾經的繁榮

在哥倫布1492年到達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經在這片大陸上生活了幾千年。歷史學家估計，當時美洲的印第安人口大概在5000萬到6000萬之間，遍佈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他們不是單一的群體，而是由無數個部落、酋長國甚至帝國組成，文化和社會形態千差萬別。

在北美的大平原上，印第安人過著遊牧生活，靠狩獵野牛維持生計。他們用野牛的皮做帳篷，用肉做食物，骨頭還能做工具，日子過得簡單卻自給自足。在中美洲，瑪雅人建起了了不起的城市，修金字塔、種玉米，還研究天文學，連日曆都算得比歐洲人還準。南美的印加帝國更厲害，橫跨安第斯山脈，修了上萬公里的道路，連郵遞系統都有，管理著幾百萬人口。

這些社會跟自然的關係很特別。他們敬畏土地和動物，信仰裡充滿了對大自然的尊重。有的部落信多神教，有的崇拜太陽和月亮，宗教儀式裡少不了歌舞和祭祀。他們的藝術也很獨特，陶器上的花紋、羽毛做的頭飾、雕刻的圖騰柱，到現在還讓人覺得驚豔。
可這一切，都在歐洲人到來後變了樣。

天花論是怎麼回事

西方歷史文獻裡常說，印第安人消亡是因為歐洲人帶來了天花、麻疹這些傳染病。道理聽起來挺簡單：印第安人長期與世隔絕，沒接觸過這些病，免疫力幾乎為零，所以一旦染上就死了一大片。書裡還提到，歐洲人甚至故意把帶病毒的毛毯和衣服送給印第安人，搞“生物戰”，結果整個部落都被傳染，人口一下子就崩了。

這個說法流傳了好幾百年，幾乎成了“常識”。比如，美國歷史課本裡常講1630年代的天花疫情，說新英格蘭的印第安部落因此損失了90%的人口。還有人拿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打阿茲特克帝國舉例子，說1519年天花傳到墨西哥，死了幾百萬人，導致帝國崩潰。

乍一看，這邏輯沒毛病。天花確實很可怕，在沒疫苗的時代，死亡率能到30%，要是沒醫療條件，可能更高。可仔細想想，又有點不對勁。如果只是天花，印第安人口怎麼從幾千萬掉到幾百萬，甚至純種印第安人幾乎沒了？30%的死亡率再高，也不可能把一個民族徹底抹掉。更奇怪的是，拉丁美洲的基因資料顯示，印第安男性的血統幾乎絕跡，女性的卻留下來不少。這要是疾病幹的，男女不都該差不多嗎？

基因研究揭開真相

近年，科學家開始用基因技術研究拉美人的血統，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在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這些地方，現代人口的基因組成有很明顯的規律：父系基因（Y染色體）60%到90%來自歐洲白人男性，母系基因（線粒體DNA）卻有90%以上來自印第安女性。

拿哥倫比亞來說，2018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地人的父系基因94%來自歐洲，5%來自非洲，只有1%是印第安人的；但母系基因正好相反，90%來自印第安人，8%來自非洲，2%來自歐洲。墨西哥的資料也差不多，父系裡歐洲基因佔63%，母系裡印第安基因佔85%。秘魯、玻利維亞這些安第斯國家也一樣，混血人口裡歐洲父系和印第安母系的比例懸殊得嚇人。

這說明什麼？如果天花是主因，印第安男女的基因都該大幅減少，不可能男的沒了，女的還在。唯一的解釋是，印第安男性被大規模消滅，而女性被留了下來。這種“性別選擇性消失”跟疾病沒半分關係，反而指向了人為的干預。

殖民者的血腥手段

真相其實早就寫在歷史裡，只不過被天花論蓋住了。歐洲殖民者到美洲後，對印第安人幹的事遠比疾病可怕。

在北美，英國殖民者跟印第安部落打了幾百年的仗。1637年的佩科特戰爭就是一例，殖民者襲擊康涅狄格的佩科特村莊，放火燒屋，殺了700多人，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1763年，龐蒂亞克起義後，英國軍官傑弗裡·阿姆赫斯特還真寫信建議用天花毛毯對付印第安人，雖然沒證據說這招用得有多廣，但殺戮是實打實的。到19世紀，美國政府搞“西進運動”，印第安人被趕到保留地，像“淚水之路”這樣的事件，直接死了幾千人。

拉美的情況更殘酷。西班牙人征服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時，動不動就是屠殺。1519年，科爾特斯帶500人打墨西哥，靠武力加上當地部落的內訌，殺了幾十萬阿茲特克人。1532年，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抓住皇帝阿塔瓦爾帕後勒索了滿屋黃金，然後還是把他殺了。接著幾十年，西班牙人在礦山和種植園裡強迫印第安人幹活，累死餓死的數不清。

有個關鍵點是，西班牙人特別傾向於殺男人，留女人。男人要麼戰死，要麼被抓去當奴隸，最後死在勞役裡。女人則被留下，有的當勞動力，有的被迫跟歐洲男人結合，生下混血兒。這在當時不算啥秘密，16世紀的編年史家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就寫過，西班牙人怎麼虐待印第安人，殺男的、搶女的，連他自己看了都覺得太慘。

基因置換的背後

基因資料跟歷史記錄一對照，事情就清楚了。印第安人的“消亡”不是天花導致的，而是殖民者搞的“基因置換”。他們殺光或累死印第安男人，再跟印第安女人生孩子，下一代就帶上了歐洲父系基因，母系基因還是印第安的。幾代下來，純種印第安人越來越少，混血人口成了主流。

在拉美，這種混血過程特別明顯。西班牙殖民者有個“種姓制度”，把人按血統分成白人、混血兒（梅斯蒂索）、印第安人、黑人等級。混血兒越來越多，到現在，墨西哥人口裡85%是梅斯蒂索，秘魯也有60%以上是混血。純種印第安人只剩少數，集中在偏遠山區。

北美稍微不一樣，美國和加拿大的殖民者更傾向於把印第安人趕走或全殺光，而不是混血。所以那邊的印第安基因保留得更少，現代人口裡印第安血統佔比不到2%。但不管哪種方式，結果都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和血統被抹得一乾二淨。

西方文明的道德問題

這事暴露了西方殖民者在道德上的空洞。他們打著“傳播文明”和“基督教化”的旗號，幹的卻是搶地盤、殺人的勾當。對印第安人，他們壓根沒當人看，覺得是“野蠻人”，殺多少都不虧心。

這種心態不光在美洲有。非洲的奴隸貿易，販了幾千萬黑人，死了上千萬；亞洲的殖民地，像英國在印度、法國在越南，也是搶資源、壓迫當地人。西方列強幾百年來靠暴力搶了半個世界，卻回頭說自己是“文明的燈塔”，這臉皮厚得沒法說。

更讓人寒心的是，這種道德問題到現在也沒完全改過來。看看現代國際新聞，美國動不動就制裁這個、轟炸那個，打著“人權”的旗號干涉別國，哪管當地人死活。這跟當年對印第安人的套路有啥區別？本質上還是強權壓人，利益至上。

印第安人消亡這事，不光是歷史舊賬，更是個活生生的教訓。咱們得好好想想，能從中得出點啥。

首先，得正視歷史。西方國家老說要“面對過去”，可真輪到自己殖民那段，多少人選擇性失明？教科書裡輕描淡寫，博物館裡擺幾件印第安文物就算交代了。真要想改，得老老實實承認錯誤，給受害者一個說法，哪怕是道歉也好。

其次，得警惕西方那套擴張邏輯。現在是全球化時代，西方靠經濟、文化、軍事到處插手，手段變了，心態沒變。別的國家得睜大眼睛，守住自己的底線，別讓人家隨便擺佈。

最後，實力還是硬道理。印第安人當年沒槍沒炮，面對歐洲人的火器只能捱打。今天的世界也一樣，沒點硬實力，誰都可能踩你一腳。國家得強起來，才能不讓人欺負。

印第安人消亡的真相，靠基因研究算是撕開了西方編了幾百年的謊言。天花確實殺了人，但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殖民者的屠刀和貪婪。他們毀了無數生命，也毀了一個個文明，留下的教訓太沉重了。
然後，他們現在又想要把屠刀伸向格陵蘭的因紐特人了……。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之前法國有3970幾萬人口，從19世紀末開始法國的人口成長速度就非常緩慢。

經過四年的大戰，結果法國陣亡189萬左右的軍人，超過400萬軍人終身傷殘或者罹患精神疾病。基本上，18到45歲的男人差不多全部打光。這就是為什麼到了1936年法國表面上看起來擁有強大的軍力，但卻是投鼠忌器，因為已經外強中乾，國家還沒有恢復過來。這時納粹德國的步步進逼，讓法國顯得蒼白無力，只能不斷地綏靖讓步。

這也是歐洲人最後一次似乎靠自己的力量來建構國際秩序，也就是俗稱的凡爾賽體系。法國在東歐扶植幾個小國，包括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等，希望建構一個安全帶，向東是防範蘇聯布爾什維克，另外也等於是對德國進行一種包圍。

但最後的結果，是完全失敗。英國三心二意，在要不要支持歐洲大陸上面的盟友的問題上始終曖昧不明，因為利益是在海外。其實就算英國人願意全力支持，能不能擋住蘇聯以及後來的納粹德國，還有崛起的其他獨裁國家，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恐怕也不樂觀。

二戰之後，在波茲坦體系之下，西歐進入美國的保護網，東歐被關在蘇聯的鐵幕裡。簡單說，就是歐洲的衰弱，被美蘇兩強各分一半。歐洲失去了文明的主導地位，成為兩個超強的附庸。

現在，歐洲人還有那個勇氣以及實力來重新主導自己的保護傘嗎？烏克蘭戰爭之後，對歐洲來說最大的啟示就是：一旦美國的利益或者觀念改變，那麼誰能來保障他們的安全以對抗俄羅斯？這，考驗歐洲人的智慧以及實力。

盎撒集團、猶太資本，狼狽為奸，歷時至少150年，如今仔細看看，的確效果斐然。尤其是從克林頓組織猶太內閣開始，猶太勢力急速膨脹，忘乎所以，逐步把盎撒勢力視為幫傭、打手。這種局面是遲早會改變的。盎撒的兇殘，絕不下於猶太勢力，這方面值得密切觀察。

歐洲近千年歷史揭示，各地基督教封建勢力，一向有借助猶太資本鞏固政權與取得經濟利益的傳統。然而遇到經濟危機，多將責任推諉至猶太人身上，導致一個個排猶、屠殺、奪財事件。

這些歷史，猶太學者算過兩筆賬：
一是，德國法西斯上臺以前，基督教文化圈早已殺害了至少600萬猶太人口。規模相當德國法西斯統治期間。
一是，德國法西斯排猶期間，歐洲約有16個基督教國家參與、配合了排猶活動。

我問Gemini：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種說法，即德國法西斯消滅歐洲猶太人期間，參與排猶的基督教國家有十六個之多。請問是哪十六個國家？十六個國家的數字確切嗎？

Gemini回答：

“十六個基督教國家”的說法確實是一個模糊的數字，因為它試圖量化一個複雜且程度不同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納粹德國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發起者和實施者。然而，除了德國之外，許多歐洲國家和地區都以不同程度的共謀和合作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具體來說，可以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軸心國盟友

這些國家正式與納粹德國結盟，並在其各自的領土上或其佔領區內積極參與了反猶政策和對猶太人的迫害，甚至直接殺害或協助驅逐猶太人。主要的歐洲軸心國盟友包括：
* 義大利：雖然一開始對驅逐猶太人較為抵制，但在德國佔領義大利北部後，義大利的傀儡政權薩洛共和國積極配合德軍圍捕和驅逐猶太人。
* 匈牙利：在1944年德國佔領後，匈牙利箭十字黨政府積極將猶太人運送到德國集中營。
* 羅馬尼亞：是其中一個積極迫害猶太人的德國盟友，在其境內和佔領區內殺害猶太人。
* 保加利亞：將猶太人移交給德軍進行殺戮。
* 斯洛伐克：作為德國的附庸國，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移交。
* 克羅埃西亞：作為一個由德國和義大利扶持的傀儡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積極自發地迫害猶太人。

被佔領國和合作政權

在德國佔領下的許多國家，其地方政府、員警部隊以及部分公民與德國佔領者合作，協助識別、逮捕和驅逐猶太人。這包括：
* 法國：維希法國政府積極頒佈反猶法律並與德國合作。
* 荷蘭：儘管沒有正式結盟，但荷蘭地方官僚機構和員警部隊協助圍捕、拘留和驅逐猶太人。
* 比利時
* 挪威
* 希臘
* 塞爾維亞（作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有當地傀儡政權）
* 波蘭：在德國的殘酷佔領下，但也有部分波蘭員警和鐵路人員在德國脅迫下參與了驅逐。
* 立陶宛：在德國佔領後，立陶宛當地的輔助部隊和民眾參與了大規模屠殺。
* 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類似，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屠殺。
* 愛沙尼亞
* 烏克蘭：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民族主義者和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白俄羅斯：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奧地利：在被德國吞併後，其猶太人也直接受到納粹迫害。
* 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猶太人被驅逐。

總結

因此，如果我們將納粹德國及其正式的歐洲盟友（6個），加上那些被佔領後出現合作政權或地方力量協助納粹實施大屠殺的國家和地區，這個數位遠不止16個。

雖然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十六個國家”名單，但可以明確的是，大屠殺是一個涉及整個歐洲大陸的複雜罪行，除了納粹德國之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認識到，大屠殺不僅僅是單一國家的罪行，而是廣泛的共謀和合作的結果。

轉眼之間，烏克蘭戰爭已進入第四年。這場原本被部分觀察者預期可能在數月內分出勝負的衝突，如今不僅沒有落幕，反而逐步轉化為一場深度消耗戰。

去年秋季，在美國強力介入與戰場現實壓力之下，一度傳出烏克蘭可能被迫接受包括割讓部分土地在內的談判條件。然而，最近四個月戰事不但未見緩和，反而再度升溫，烏軍甚至發動春季反攻。這樣的發展，顯示出戰爭的邏輯早已超越單一國家意志，而進入多層次、長周期的地緣政治博弈。

首先必須理解的是，這場戰爭之所以難以收束，並非單純軍事問題，而是政治正當性與國際秩序的問題。對烏克蘭而言，若正式承認領土永久割讓，不僅意味著軍事失利，更將動搖戰時政權的合法性與民族意志的基礎。過去幾年的巨大犧牲與動員將失去正當性，國內政治壓力恐怕遠大於戰場壓力。因此，即便在外部調停之下，基輔也難以在沒有實質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接受「凍結現狀」。

另一方面，歐洲的角色在這四年間愈發關鍵。相較於美國逐步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歐洲對俄羅斯的安全焦慮更為直接且迫切。若俄羅斯以武力改變邊界而未遭實質遏止，整個歐洲安全架構將被重寫。這也是為何德國、法國、波蘭及北歐國家在軍事與物資援助上仍維持高水位支持。即便華盛頓在政治聲量上有所收斂，歐洲也有充分動機避免烏克蘭在戰略上潰敗。

美國是否轉向，是觀察此局勢的另一焦點。事實上，華府更像是在進行戰略調整，而非全面退出。美國國內對戰爭的疲勞感上升，加上財政壓力與軍工產能限制，使其難以無上限投入。但同時，美國也不能承受俄羅斯獲得明顯勝利的後果。因此，較可能的模式是：降低直接政治壓力，但維持必要軍援水位，以防止戰局傾斜。這是一種「防止失敗」而非「追求決勝」的策略。

至於俄羅斯，雖然承受巨大消耗，包括兵員損失、裝備耗竭與長期制裁壓力，但其戰時動員能力與社會承壓度仍不可低估。俄羅斯經濟已轉向戰時模式，軍工生產保持運作，能源出口在部分市場仍有空間。普丁的策略似乎在於撐過西方政治周期，特別是歐美民主國家的選舉節點。只要西方內部共識出現裂縫，俄羅斯便可在不敗中尋求有利停火條件。

那麼，俄羅斯是否能拉攏其他大國明確站隊？答案其實相當有限。中國在此議題上維持高度戰略模糊。一方面加強經貿往來與外交互動，另一方面始終未正式承認克里米亞併吞合法性，並在口徑上堅持「中立」。這種做法並非偶然，而是出於自身長期戰略考量，包括對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的維持，以及避免與整個西方世界形成直接對抗。印度則在能源與戰略自主間取得平衡，同樣不會為俄羅斯與西方撕破臉。北韓與伊朗雖曾提供部分軍事支援，但不足以改變整體戰略格局。俄羅斯在大國層面的實質支持仍相對孤立。

當前戰局呈現出典型的「消耗均衡」特徵：雙方皆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但也不願承認戰略失敗。外部援助維持最低續航，戰場形成拉鋸。這類衝突往往不以戰場決勝收場，而是以政治承受力耗盡為轉折。可能的結局包括一方內部出現重大變化、外部支持枯竭，或形成長期停火但未正式簽署和平協議的「凍結衝突」。以目前情勢觀察，第三種情境機率最高。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國際秩序的重塑。歐洲軍費長期提高已成定局，北約實質擴張，俄羅斯與西方的結構性脫鉤正在加速。能源與糧食供應鏈重新布局，全球南方國家在觀望中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區域衝突，更是一場關於秩序與規則的測試。

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提供兩個重要啟示。第一，大國博弈往往超越道德敘事，最終仍回到耐力與承受力的競逐。第二，國際支持雖重要，但自身社會凝聚力與戰略清晰度才是長期安全的基礎。烏克蘭能夠撐過四年，既來自外部援助，也來自內部意志。

總體而言，烏克蘭戰爭已進入一種「沒有勝利者的僵局」。真正的轉折點可能不在前線，而在各國內部政治與經濟壓力的臨界時刻。這是一場耐力戰，而非閃電戰。若沒有重大的不可預期事件，僵局仍將延續。戰場的炮火聲，已不僅是東歐的回響，而是全球秩序調整的前奏。

西方國家，最近不與美國同步，尋求改善與北京的關係。
某些觀點就認為這會造成台灣的孤立；又或者批評，改善與北京的關係，卻沒有促成北京對於人權等議題的立場有所改變。
在2026年的現在，還存在這種幼稚的國際關係論點，非常好笑。

1949年之後，那些先後承認北京的國家，有哪一個國家是為了改變中國大陸的內部情勢，才決定與台北的國民黨政府斷交，轉移到北京政府呢？一個都沒有。

中國大陸內部的環境如何，那是北京當局自己要面對的問題，他國就算有看法、有態度、有意見，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的內政情況，更不是兩國建立關係的主要考慮。

美國近代最無能，與軍火商、大企業勾結利益最深的艾森豪總統，他在任內與北京展開接觸，雙方開始波蘭會談，這時候的大陸情況如何呢？那麼華府為何仍然要與北京接觸，因為美國有自己的利益考慮。

尼克森與季辛吉打開北京的大門之前，大陸的文革都還沒有結束咧，他們仍然去了，因為這有助讓美國的防衛前沿，推進到中蒙邊境。利益之所在，決策之所在。

從來沒有國家為了他國內部如何，就與這國家如何如何，美國在1950年代以來，藉著軍事與經濟援助，干涉中華民國內政，扶持反對國民黨勢力，又拉又打，那是為了控制台北的國民黨政府為其所有，就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

西方國家不與美國的立場完全一致，這跟孤立台灣有什麼關係，早在1971年10月那次聯大表決（2758號決議）之後，台灣就是孤立了，因為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反對北京，美國的IQ案（重要問題提案，中國的代表權需要2/3贊成才通過）未能過半，已經證明美國的主張，不具有普遍原則，許多歐洲國家只好棄權，或者躲起來不投票。

台灣的孤立，其實是兩岸分裂使然，這不能在國際社會找到辦法，但台灣可以自己營造和平空間，不能用民進黨台獨那套。

2008年到2016年，台灣與大陸關係和睦，在國際社會的現實當中，仍然不會有西方國家對中華民國提出外交承認，可是中華民國的護照，可以獲得許多的外交便利，方便國民免簽旅行，當時西方國家與北京的關係穩定，台灣仍然未能單獨以一個國家身分進入國際社會，但是台灣的狀況比今日要好太多了。

西方國家與北京改善關係，並不會損及台灣利益，台灣的利益只有在兩岸關係穩定，雙方能夠在共識下對話，才能夠存在，當台灣無視於兩岸關係的優位，天天夢想華府的白宮才是救世主，那是癡人說夢。

國際秩序並不是只有圍繞著美國的利益，就是正確的，把美國的利益當成普遍原則，這是從頭開始就是錯誤的論點。
倚美謀獨，是不會有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