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中，三個與外省人高度相關的展場——全國眷村、民國文化、徐宗懋圖文館——意外構成了一場無聲的審判。它審判的不是哪一段歷史，而是台灣主流政治，如何在二十年間，同時背叛了歷史與人。

其中最刺眼的對比是：
真正蔣介石色彩最淡的，不是高喊去蔣化的展場，而是「全國眷村」。
這不是巧合，而是一記狠狠打在台灣政治臉上的耳光。

一、民進黨的去蔣化，從未想理解外省人

必須說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主導下的「去蔣化工程」，從來不是為了歷史誠實，而是為了政治動員。
拆銅像、改校名、清標語，看似清算威權，實際操作卻是：
把威權簡化為一個人，
把歷史責任外包給一個族群，
把外省人整體壓縮為「黨國同路人」。

於是，在這套敘事裡：
外省人不再是被動員、被遷徙、被安置的人，
而是天生站在加害者位置的集體名詞。
這不是轉型正義，這是敘事不義。

而「全國眷村」之所以顯得如此刺眼，正因為它拒絕配合這套話術——
它呈現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的人，如何被國家拖進歷史，又被歷史晾在原地。

二、反共藍的民國情懷，同樣不敢面對眷村

但問題不只在民進黨。
國民黨與反共藍長期以來，也同樣在逃避眷村的真實樣貌。他們需要一個「乾淨、正統、英勇」的外省人形象，於是：
外省人被塑造成反共鐵軍，
眷村被浪漫化為忠貞共同體，
所有裂痕、貧困、底層與怨懟，被集體抹平。

在這套敘事裡，蔣介石必須永遠站在中央，因為：
一旦蔣介石退場，
反共藍就必須承認——
他們捍衛的不是民國，而是一段無法收尾的歷史。
這也是為什麼，反共藍最怕的，不是去蔣，而是把眷村講清楚。

三、民國文化與徐宗懋，只是誠實暴露了藍綠的共同困境

「民國文化」展與「徐宗懋圖文館」，至少是誠實的。
它們坦白承認：
一旦敘事焦點放在制度、正統、戰爭與決斷，蔣介石就不可能缺席。
問題不在它們「蔣味重」，而在於——
藍綠二十年來，只允許上述的兩種敘事存在。
結果是：
藍營用蔣介石綁住外省人，
綠營用蔣介石清算外省人，
外省人本身，始終沒有說話的位置。

四、「全國眷村」真正動搖的，是整個藍綠結構

所以，「全國眷村」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它淡化蔣介石，而是它讓蔣介石變得不重要。
它直接拆穿了一個藍綠都不願承認的事實：
外省人之所以成為問題，
正是因為他們被藍綠同時過度政治化。
當外省人被還原為：
一個父親
一個母親
一個在違建眷舍長大的孩子。
藍的神話、綠的控訴，會同時失效。

五、結語：台灣的歷史病，不是威權，而是不肯讓蔣下台

台灣真正未完成的，不只是轉型正義，而是敘事正義。
只要歷史仍然只能服務政黨：
民進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威權象徵
國民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反共領袖
那麼外省人，永遠只能是工具。

今年書展最諷刺、也最誠實的一幕是——
真正讓蔣介石退場的，不是政治清算，而是生活史。
而這恰恰證明了一件事：
當歷史終於回到人身上，
藍綠長期操弄的那套敘事，
就再也站不住腳。

這不是去蔣化的完成，
這是政治對歷史的失效。
——而台灣，至今仍在逃避這一刻的到來。

這個憲法是麥克阿瑟送給戰敗日本國的禮物。
憲法第九條，約束了曾經侵略亞洲的日本，不可以發動境外戰爭。
憲法第九條其實讓日本減少了許多無謂的軍備支出，對於日本的復興有很大的助益。

隨著美國力量的式微，1990年代美國在中東發動波灣戰爭後，日本被國際（特別是美國）強烈批評「只出錢、不出人」，於是被迫提出PKO案，這是繼1960年代的安保事件後的政治爭議，通過此案後日本自衛隊可以出兵海外，但僅能是聯合國維和任務。

日本的極右派法西斯成員，幾十年來，一直藉著「正常國家」的偽稱，想要推動廢止憲法第九條，但是都沒有成功，安倍晉三生前也想要改，但沒改成，就被人打死了。

高市早苗更重要的議題，應該是解決日本內政問題，提振日本經濟，復興日本產業，不該是搞憲法第九條。

廢除憲法第九條，這個幕後一直有美國的影子，美國當年急著簽《舊金山和約》，除了要結束戰爭外，最重要的就是日本重新武裝，分擔美國的壓力，因為當時有韓戰背景，美國無法在日本太多駐軍，又擔心蘇聯會偷襲日本，需要日本恢復武裝，建立自我防衛力量。

日本用自衛隊名稱，就是為了避免亞洲其他國家的疑慮，美國其實盯著日本很緊，尼克森與北京發展關係過程當中，對於反霸權這件事情，就不只是針對蘇聯，也把日本是否可能在亞洲成為軍事霸權，提出了討論。

在日本社會內部，如果憲法第九條那麼重要，自衛隊的招募就不會那麼困難了，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日人對於戰爭的慘痛記憶逐漸淡去，大概只有到廣島，看到原爆紀念館，才能提醒大家戰爭的恐怖。

日本是否要廢除「和平憲法」，其實無損於日本的自我防衛，可是一旦廢除了，難免讓外界疑慮，這是日本要擴大介入海外軍事衝突的陰謀，而這個陰謀的幕後，當然就是美國複製《舊金山和約》的經驗，需要日本強化扮演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的角色。

日本境內有那麼多美軍基地，這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那些基地真的是生雞蛋無，生雞屎多；是穩定亞太的力量，亦可能變成引發亞太衝突的導火線。

現在有些人會說：「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國！」他們還打比方：「英國殖民印度，英國會變成印度的朝代嗎？」這種歪論如何破解？

我們反問：英國統治印度時，會說自己是繼承了印度古代阿育王的法統嗎？會說自己是印度文明的繼承者嗎？當然不會！但是元朝和清朝都自稱「中國」，自認繼承中華王朝的正統。

中原的核心吸引力在哪？就在那套以漢字為載體、周朝奠基的「天命觀」和「天下體系」！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核心目標就是爭奪這個「中國正統」，因為只有掌握了它，統治才有最高合法性！看看元、清自己是怎麼說的：

元朝忽必烈，1271年頒佈《建國號詔》，開宗明義：「紹百王而紀統」，我們繼承的是三皇五帝秦漢隋唐這些中華帝王的正統！對外國文書，比如《奉書日本國王》、《詔諭直送使通好日本》，都自稱「中國」。就連最後元順帝被朱元璋趕回草原，他老人家還覺得自己是「中國的元朝皇帝」呢！

清朝更不用說，從順治到乾隆，個個都強調繼承三皇五帝道統，修帝王廟把歷代皇帝（包括元朝皇帝）供起來。康熙在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用拉丁文自稱「中國皇帝」（Sinarum Imperatoris），不是「大清皇帝」；用滿文簽約不稱「大清子民」而直接稱呼為「中國人」。雍正親自寫《大義覺迷錄》，苦口婆心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在於繼承文化道統和實現疆域大一統。乾隆更是直接宣告：「中華統緒，絕不斷線！」

他們持續用漢文、開科舉、尊孔孟，中華文明的血脈何曾斷過？

如今更有歪論稱，「清朝並非中國，只有清國」。更是無知至極。皇帝條約如前所述，就連清朝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二回，談及外國人會寫詩，寶玉、寶釵等人也道：「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可見明清時期，以「中國人」區隔「外國人」習以為常。

《中日修好條規》簽約時，日方不同意清朝在條約中自稱「中國」。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則力爭：「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元清非中國」這種論調哪來的？根源是政治目的！日本在侵華前，特別是20世紀初到二戰期間，為了合理化侵略東北滿蒙，系統性地拋出「滿蒙非中國論」、「元清非中國論」，或稱「征服王朝論」，就是要從歷史和法理上切割中國！當今有些人大肆宣揚此論，不是蠢被忽悠，就是抱持噁心中國的不良居心。觀史當洞燭其奸，勿為讕言所惑。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嚴重動蕩了大半年，導致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通過《香港國安法》。這法律實施以來香港如何？黎智英剛被依此法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巨浪後》（[1]）是一本論文集，包含序論和十篇論文，探討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主要是有關反共反中、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也包括已離開香港的原香港人。

不僅《國安法》，還有香港立法會2024年3月通過的《國安條例》，以彌補《國安法》的不足。《國安條例》就是《基本法》23條的立法，2003年曾嘗試立法但未成功，這時迅速通過。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有反共反中傾向的主要媒體大多經營不下去，而很多公民社會組織也被迫或主動解散。另一方面，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等則順勢興起，相當程度扮演起過去主要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角色。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都可說是小衆媒體，前兩者立足在香港當地，也有聯繫志同道合者的功能，最後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透過網路傳播到香港。這類小衆媒體可以刊出政府不允許的內容，卻不容易被政府查禁，但多有收入有限，營運不穩定的難處。

書中回顧了2010年代的香港在野勢力，分為「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泛民主派大多是成年人，主張溫和路線和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大多是年輕人，主張激進抗爭路線，強調香港人身份，並追求香港自決乃至獨立。這兩派在《國安法》出台以前不時彼此對抗，《國安法》出台後双方才趨向和解，一起對抗中港政府。

書中的主調是反共反中，但一位香港在地的作者馬嶽指出：「個人的觀察是，香港政治和社會事件受海外傳媒報道時，不成比例地是負面和自由受損的個案和新聞，因而海外人士對香港現況的觀感都會很差。不過，對在香港每一天生活的人來說，這些事件發生的頻率並不高，因而感受和體驗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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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國安條例》的實施壓制了香港反共反中的勢力和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這些異議人士或沈潛於社區報、獨立書店之類的小衆媒體，或離開香港，受到一些外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1] 的出版也是台灣政府的一種支持），他們繼續與中港政府隱然對抗，顯示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也顯示《國安法》《國安條例》對香港的安定和安全似乎確有需要。

香港的在野勢力，早期主要是「泛民主派」，能被中港政府所容忍。2014年雨傘運動後「本土派」興起，主張香港自決乃至獨立，抗爭活動愈來愈激進，終造成反送中運動的嚴重動蕩，中港政府於是不再容忍。國民黨像「泛民主派」，民進黨像「本土派」，香港「本土派」激起中共「收復」香港，民進黨執政恐怕也會同樣激起中共收復台灣！

[1] 梁啟智、吳介民（編者）《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左岸文化，2025。

美國「召喚」盧秀燕，究竟在釋放什麼訊號？
最近，美國數度安排與盧秀燕市長互動，這位「媽媽市長」看來即將再次訪美。這樣的安排，當然可以被解讀為美方對國民黨內部路線的一種偏好表態，甚至可以說，是對另一種聲音的柔性警告。
潛台詞很清楚：
美國目前較能接受、也較感到安心的國民黨形象，並不是最近與中國大陸互動頻繁的那一路線。

但問題是，這樣的偏好，真的對國民黨本身有利嗎？

過去十多年，國民黨的主流路線幾乎可以總結為「親美、遠中、低風險、低衝突」。這條路線確實安全，也確實不會被貼上太多標籤。但冷靜回頭看，這條路線為國民黨帶來了什麼政治成果？
答案恐怕很殘酷：幾乎沒有。如果遊戲規則不變，結果為什麼會改變？

如果國民黨始終在民進黨設定的論述邊界內活動，只是努力證明「我們其實也一樣安全、也一樣親美、也一樣不會亂來」，那麼選民自然會問一句最現實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選原版？

在這樣的結構下，國民黨幾乎不可能重新取得執政機會，而民進黨的長期執政，也意味著既得利益結構、內外依附關係與政策惰性將持續下去。
這不只是某一個世代的問題，而是台灣下一代的前途問題。

鄭麗文的「反向操作」，真的只是自殺行為嗎？
鄭麗文近期的路線調整，確實讓不少人感到不安，也引來大量唱衰的聲音。有人等著看年底選舉的失敗，有人預言深藍將徹底崩潰。

但或許更值得問的問題是：
國民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果一個政黨只是為了苟活，只是為了延續組織生命，而不願意回應時代結構的變化，那麼這個政黨的消失，或許只是歷史的自然結果。反過來說，如果它連「提供不同思考路線與政策想像」這個最低限度的功能都放棄，那麼存在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如果只是為了不輸、不被罵、不出事，那不如直接併入民進黨，至少誠實。

馬英九時代的教訓，真的學會了嗎？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曾擁有國會四分之三的席次，這在民主政治中幾乎是「全開模式」。結果呢？改革無力、方向模糊、錯失窗口，最終徹底喪失社會信任。這樣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不先拋下勝敗，就連生存都談不上。
最近不少老牌新聞人冷眼旁觀、等著看戲，或許各自都有盤算。但我只想說一句很簡單的話：
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先拋下對勝敗的恐懼，那麼它連生存的空間都會越來越小。
真正能重新掌握輸贏的前提，往往是——先不那麼在乎輸贏。

聽得懂的朋友，自然知道我在說什麼。

北京以可能影響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對美國軍售台灣提出了質疑。
大陸官方媒體含蓄的說明，習近平希望川普謹慎對台軍售，但沒有提到這會影響川普訪問大陸的規畫。

美中對軍售問題沒有共識，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美方後來根本不遵守《八一七公報》的精神，北京也就認為，既然你不仁不義在先，我照我自己意思搞，也是可以的。

不過，美國總統對於訪問中國大陸，因著個人不同，就會有著某種奇特的情結，因為那象徵某種外交成就。競選時，宣稱當選後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的雷根，不僅食言，還去了中國大陸訪問，同時奉送台灣一個《八一七公報》。

1990年代的柯林頓，不是一位擅長外交的總統，巴爾幹半島的亂象，部分起因於柯林頓政府對於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問題不夠謹慎，造成南斯拉夫內部尋求各自獨立，讓某些國家當成是鼓勵與認同，結果就造成了巴爾幹半島多年的戰亂。

不以外交見長的柯林頓，為了訪中，最後與江澤民在上海演出了一場「新三不」（即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狠狠的打了李登輝一巴掌。

如果美國軍售立場堅定，北京推遲或取消川普訪問大陸，這不是不可能，北京斷然不會把話說死，可能暗示、影射，讓川普感到有壓力，只有白宮、國務院能夠對於川普訪中的問題，有最後的影響力，但以川普過去的習慣，最終還是他自己的決斷。

有两個可能，一個是藉口台灣在野黨反對特別預算，就順勢賴給台灣在野黨，然後進行某些調整，讓川普好對北京有所交待，這樣也能化解他訪問大陸的阻礙。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川普不去大陸了，但這位經常模仿雷根的人，難免還是會有些虛榮，想要到北京去走走。

從這個事件看來，台灣就是兩大之間的籌碼，美國玩台灣，北京也玩台灣，拿台灣逗弄川普。最好笑的是，台灣當家的人卻甘於被人玩弄，而不能思考如何開展自己的迴旋空間。
太過依賴美國，就被華府與北京玩到死。

寫出這種文章就想來「洗地」？你把洗地這事想得太容易了吧？這篇論述實際上完全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中華民國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相反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包含歷次的憲法增修條文）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俗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範圍被定性為「大陸地區」，而非「外國」，屬特殊「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管轄形式，兩岸關係為「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實質特殊關係。

具體的法律與實質現狀如下：

憲法層面：《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民國領土分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大陸地區為「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處理兩岸事務的專法，明確區分兩岸人民，大陸人民不具外國人身分，不適用一般「外國」法律規範，自然也不適用《中華民國國籍法》第20條。

實質現狀：大陸地區人民或大陸配偶若要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須先申請「居留」最少4年，再申請「長期居留」2年，才能申請「定居」；於申請「定居」時必須提出「註銷大陸戶籍」的公證書，經許可定居後，需在30天內（特殊情況可延長）持定居證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即可申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這並不等同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故意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是刻意的混淆視聽。

陸配入籍無需放棄中國國籍，只需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在最終「定居」階段註銷大陸戶籍。也請不要把「註銷戶籍」與「註銷國籍」混為一談。

而且，陸配加入中華民國戶籍後，即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資格，擁有投票權；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陸配入籍中華民國滿十年後，方可擔任公務人員。2006年，司法院《釋字第618號》審查了該項法律規定，認其符合比例原則，由是確立規範陸配參政權利的憲政基礎。

因此，從技術法律觀點，兩岸互不隸屬，但並非「國與國」的關係（本國與外國），而是法律上的「特殊地區」關係。

你問我為何陸配無須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家啊！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是真的不懂，還是故意裝作不懂？

《台游追紀》是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家 江亢虎 於1935年出版的台灣遊記。

1. 批判殖民教育與漢文廢除

江亢虎最激烈的批評集中在文化侵蝕。他指出：
漢文衰落：他憂心日本政府推行的國語（日語）教育導致台灣青年逐漸遺忘母語與漢學傳統。
僑校受壓：他特別關注當時台灣的僑校教育，批評殖民政府透過教育體系限制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對中國的認同。
地位落差：他觀察到台灣人與日本人在社會地位、公職機會及薪資待遇上的極大不平等。

2. 外銷優先

大量優質的台灣米與砂糖被運往日本本土，台灣農民雖然辛勤耕作，自己卻往往只能吃番薯籤或劣質米。
專賣制度：日本總督府壟斷了鴉片、鹽、樟腦、菸酒等民生必需品的獲利，這些建設產出的財富絕大部分回流到日本國庫或日本企業手中。

3. 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不對等

江亢虎觀察到，儘管日本設立了學校，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受教權完全不對等：
階級限制：台灣子弟多數只能就讀「公學校」，而日本人則就讀設備較好的「小學校」。
升學天花板：台灣人很難進入法律、政治等核心治理領域，多被引導至醫學或農業等實務領域，目的是為了培養便於殖民統治的工具人，而非真正的領導人才。
有建設無權利：台灣人即便具備高學歷，也難以在總督府中擔任高層職位。這種「有形的現代建設」掩蓋了「無形的政治奴役」，台灣人被排除在決策圈外，無法決定自己家園的未來。

4. 建設品質的「虛有其表」

江亢虎在書中提到，日本的建設往往追求表面上的統一與觀瞻，但缺乏實質的精細度。他觀察到：

材料與質感：
相較於他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古蹟或精細建築，他認為台灣的殖民建築（如某些公家機關或宿舍）顯得單調且缺乏文化底蘊，甚至有一種「臨時性」的感覺，像是為了統治而快速搭建的「盆景」。

設施的「區域失衡」：
他指出日本在台灣的建設極度不完善，因為其分佈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功利性：
城鄉落差極大：所有的現代化建設（電力、自來水、洋樓）幾乎都集中在日本人居住的區域或大都市中心。
廣大農村的荒廢：廣大的農村地帶除了與糖業、林業相關的運輸系統外，基礎設施極其簡陋，品質與大都市天差地遠。這證明了日本並非真心要建設台灣，而是只建設對殖民掠奪有利的「孤島」。

與「滿洲（東北）」的強烈對比：
江亢虎當時已觀察到日本對「滿洲」的投資力道遠勝台灣。
建設規格低落：他認為日本在台灣的鐵路多為窄軌，車廂狹小，與日本在東北打造的高規格準軌鐵路和現代化重工業體系相比，台灣的建設顯得規模狹小且「品質次一等」。
功能單一：他批評台灣的建設品質被侷限在「農業供應」層次，缺乏能讓地方長期繁榮的重工業與科技研發基礎。

江亢虎特別批評教育設施的品質。雖然有公學校，但設備與師資遠遜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這種「不完善」的教育體系，在他眼裡是故意將台灣人的智識品質壓制在低水平，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供應

5. 城市規模與氣度（氣象）的落差

「盆景」與「大都」之別：江亢虎認為當時的台北雖然整潔，但與上海、南京等具備國際規格的現代大都市相比，顯得格局狹小、氣象侷促。他在書中描述台灣的城市更像是「殖民地的樣板」，缺乏像近代上海那種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文化深度。
建設品質的「廉價感」：江亢虎觀察到日本在台的公共建築雖然整齊，但相較於上海租界或南京國民政府推動的「首都計劃」中那種宏偉的、結合東西方美學的永久性建築，台灣的建設顯得較為單一、功利，且多為因應統治需求的「次級品」。

6. 工業規格的「次等化」

窄軌 vs 準軌：當時台灣的鐵路系統多採用「窄軌」，這在江亢虎等文人眼中，是技術與規格上的落後。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大陸的主要幹線及日本在東北（滿洲）建設的鐵路多為「標準軌」，規格更高、運載力更強。

重工業缺失：日本對台灣的定位是「農業台灣」，因此建設集中在糖廠、水利等民生輕工業。而當時中國大陸大城市（如武漢、瀋陽）已有較具規模的鋼鐵與機械工業，江亢虎認為台灣的建設缺乏長遠的產業主體性。

文化建設的貧乏：江亢虎強烈批評日本在台建設「重物輕人」。雖然有硬體設施，但缺乏像北大、清華或中大那種具備深厚學術自由與人文底蘊的最高學府。他認為這種「閹割版」的建設品質，是導致台灣文化建設、漢學傳統與現代學術不如大陸都市的核心原因。

7. 識字率的真相：不具深度的「工具人教育」

數據假象：日本宣稱的識字率，大多是指能聽懂簡單日語指令、書寫假名的程度。江亢虎批評這種教育是「斷根教育」，台灣人雖然「識字」（日文字），卻失去了閱讀漢文古籍、傳承民族文化的能力。
品質低下：公學校的課程以勞作、簡易計算與日語為主，缺乏科學精神與人文思想。這種「低標識字率」只是為了方便日本工廠管理台灣勞工，與當時中國大陸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發展出的高等學術與全才教育相比，品質極其低劣。

8. 公共衛生的真相：為了「殖民者」而建設。

防疫大於醫療：日本在台推廣公共衛生（如滅鼠、防治瘧疾），核心動機是擔心傳染病會波及來台的日本官員與軍隊，並確保台灣勞動力不會因為瘟疫而崩潰。
資源分配極端不均：
硬體落差：現代化的自來水、排水系統主要覆蓋在日本人聚居的「城內」或「新市鎮」。
醫療門檻：雖然有醫院，但高昂的費用與文化隔閡，讓廣大底層台灣農民生病時仍只能依賴傳統草藥或神明。江亢虎觀察到，台灣民眾在衛生觀念上並未真正「現代化」，而是被動地活在殖民政令的管制下。

9. 與中國大陸城市的對比

缺乏尖端實力：當時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等機構，其醫療研究水準是國際級的。相比之下，台灣的公共衛生僅停留在基礎的環境清理，缺乏深度的醫學研究與國民體質的全面提升。
社會素質的斷層：江亢虎認為，大陸大都市的現代化是自發的、與文化並行的；而台灣的現代化是被強加的、品質低劣的，這導致台灣人在表面整潔下，內在的知識體系卻是破碎的。

江亢虎在遊歷後曾流露出，台灣像是一個被精心管理但毫無生氣的「模範農場」，而朝鮮與東北更像是一個正在成形的「次帝國中心」。這種「建設不完善」的本質，是因為日本從未打算在台灣建立長久的工業基礎，只是想榨取其農業剩餘。
事實證明：直到二戰末期因應南進政策，日本才開始在台灣發展輕金屬等工業，但那時的技術規格與朝鮮、滿洲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

近來，國民黨再度拋出重啟「國共論壇」的構想，立刻在台灣輿論場引發強烈反彈。批評者多半直指「賣台」「唱和對岸」「削弱台灣主權」，彷彿只要出現「對話」二字，便已越過道德與政治的紅線。

然而，如果我們願意暫時放下情緒，回到冷靜的戰略分析，就會發現：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喜不喜歡國共論壇」，而是「在當前兩岸的高風險時代，台灣是否承受得起完全沒有對話管道的風險」。

一、當制度性協商全面中斷，「能談」本身就是安全機制

目前兩岸關係的現實是殘酷而清楚的。
官方協商中斷、軍事互信不存在、危機管控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軍演、法律戰、輿論戰與高度對立的政治動員。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誤判、擦槍走火，都可能被迅速放大，演變成不可逆的危機。

從國際政治的基本邏輯來看，真正危險的狀態，不是衝突本身，而是「完全沒有溝通的衝突」。因此，哪怕是非官方、非制度性的對話管道，只要是可預期、可回溯、可被觀察的，都具有實質的戰略價值。

國共論壇的功能，並不在於能談出什麼突破性成果，而在於它至少保留了三件事：
第一，北京可以清楚看見台灣內部並非單一聲音；
第二，台灣仍然保有一條非軍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
第三，在突發危機時，仍然有人能夠「說話」。
在高度緊繃的區域政治中，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裝置。

二、為什麼反而是「在野黨身分」最適合出面？

不少人質疑：為什麼是國民黨？
但恰恰相反，正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它此刻反而具備較大的操作空間。

在野黨不具備政策決定權，不涉及主權承諾，也無法對外代表國家作出正式讓步。這使得它能進行的對話，天然就被限制在「交流、溝通、觀察」的層次，而非實質談判。
在外交實務中，這種角色被稱為「第二軌外交」（Track II diplomacy）。冷戰時期，美中關係的破冰，最早也不是從白宮開始，而是來自學者、智庫、退役官員與非官方交流。
換言之，在野黨出面，反而降低了政治敏感度，提高了容錯空間。這不是漏洞，而是一種戰略設計。

三、「和戰兩手」不是投機，而是小國的基本理性

台灣公共論述中，長期存在一種危險的簡化思維：
只要談，就是軟弱；只要不談，才是堅定。

但任何熟悉戰略史的人都知道，真正成熟的戰略，從來不是單選題。
所謂「和戰兩手」，不是今天談、明天投降，也不是一邊談一邊出賣，而是：
在準備最壞情況的同時，盡力避免最壞情況；
在強化防衛的同時，保留對話空間；
在不放棄任何盟友的同時，也不把所有籌碼押在單一方向。
小國最忌諱的，正是一次性押注。無論是過度倚賴任何一個大國，或徹底切斷另一方的所有溝通管道，歷史都反覆證明，那不是勇敢，而是賭命。

四、為什麼反對聲音如此激烈？因為它動搖了單一敘事

國共論壇之所以引發高度情緒反彈，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破壞了一種簡化而舒服的敘事：
台灣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種道德正確；
只有一種政治立場。
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如此運作的。一個成熟社會，應該允許多重路徑的存在，並且有能力同時處理防衛、對話與風險管理。
把「對話」本身妖魔化，其實不是對中國的不信任，而是對台灣社會理性能力的不信任。

五、國共論壇不是不能談，而是「不能亂談」

當然，這並不表示國共論壇毫無底線。
它至少必須清楚遵守幾個原則：
不涉及主權承諾；
不取代民選政府職權；
過程必須透明、可被社會檢視；
不能成為任何一方的政治背書工具。
只要守住這些界線，它就不是賣台，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

結語：真正危險的，不是有人去談，而是只剩下不能談

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戰爭往往不是因為談太多，而是因為最後沒有人能談。
在制度性協商中斷、區域風險升高的時代，保留一條低敏感度、非官方、可被觀察的溝通管道，不是懦弱，而是成熟。
這不是顏色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
而是台灣如何在高風險環境中，為自己多保留一點空間的問題。
有些門，一旦關上，就很難再打開；
而能不能留一扇半掩的門，往往決定了未來還有沒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