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

這幾年，東亞與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日本與菲律賓正在越走越近。

很多人一看到這個現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美國主導下的「聯手防中」嗎？這樣看當然不能說錯，但若只停在這一層，仍然太過表面。因為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之所以加速靠攏，不只是因為美國要它們這麼做，也不只是單純地反感中國大陸，而是這兩個國家本身都有一種深層而持續的不安全感。說穿了，它們越來越靠近，真正的底色不是野心，而是恐懼。

日本與菲律賓看起來差異很大。日本是全球有數的經濟與科技強國，社會成熟、制度穩定；菲律賓則是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近二十年雖有進步，但整體國力與日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結構來看，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鮮明的共同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典型的海洋型多島嶼國家。國土破碎、海岸線漫長、縱深有限，一旦周邊海域權力失衡，它們會比大陸型國家更早感受到壓力。
第二，它們天然資源都談不上很豐富，對外部貿易、航道安全與海上交通線有高度依賴。
第三，它們在戰後都深受美國影響，各自以不同方式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之中。
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雖然國力不同，但在安全心理上卻有很相似的一面：都知道自己不夠厚、不夠穩，一旦周邊大國競爭升高，首先緊張起來的，往往就是這種島嶼型國家。

也正因如此，若從最純粹的地緣與經濟理性來看，日本與菲律賓其實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善，也應該與台灣維持平和往來。因為對這兩個海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環境不是對抗，而是穩定；不是被迫選邊，而是能在和平秩序中獲益。中國是東亞最大的陸權中心，也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台灣則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日本、菲律賓都有密切的地理與經濟聯繫。照理說，這兩國都更應該希望海峽兩岸與整個西太平洋能長久平穩，而不是不斷升高軍事緊張。

但現實恰恰相反。近年來，日本與菲律賓不但沒有因為與中國經濟聯繫深而放鬆戒備，反而越來越明顯地加強軍備、強化彼此合作，並且更深地向美國安全架構靠攏。這種現象，若只用「反中」來解釋，仍然太簡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們對中國的疑慮，與其說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來自海上壓力與安全感流失。

日本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它雖然富而強，卻始終是一個必須依賴海上交通線、能源進口與國際市場的島國。日本過去幾十年在美國保護傘之下，逐漸把安全問題外包，專心發展經濟，這種模式在冷戰後一段時間看來很成功。但它的前提是周邊海域大致穩定，美國霸權也清楚可靠。如今這些前提都在鬆動。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東海與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俄烏戰爭又讓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後冷戰時代那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和平，可能並不牢靠。於是東京這幾年明顯開始調整方向，提高防衛支出、強化西南島鏈部署、鬆綁軍備出口限制，並與菲律賓、澳洲乃至歐洲國家擴大安全合作。這不是一時情緒，而是整個國家戰略認知正在改變。

菲律賓的不安全感則更直接、更貼身。對日本而言，中國壓力還帶有秩序與遠景的成分；但對菲律賓而言，這是每日都可能在南海直接碰撞的現實。仁愛礁、海上補給、海警衝突、漁場與海域執法爭議，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戰略報告，而是馬尼拉眼前的日常壓力。也正因如此，菲律賓在馬可仕政府上台後，明顯比杜特蒂時代更快地向美國與日本靠攏。這種靠攏，未必來自某種強烈的親美信仰，更像是一個能力有限的海上弱國，在面對強鄰壓力時，選擇尋找更多外部支撐。

所以，如果要抓住日菲近年靠近的真正邏輯，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美國是平台，區域壓力是燃料，而兩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才是發動機。

沒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沒有美軍基地與聯合作戰架構、沒有華盛頓持續把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日本與菲律賓不可能靠得這麼快、這麼深。但如果把所有變化都說成是美國操弄，也同樣不準確。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是：日本與菲律賓各自都有真實的焦慮，而美國剛好提供了它們互相靠攏的工具與機會。

日菲的這種靠近最近幾年已經從政治友好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相互准入協定、後勤支援協議、聯合演訓、情報共享、甚至軍艦與反艦飛彈等防衛裝備的轉移，都顯示雙方的關係不再只是泛泛而談的「合作」，而是正在向準安全夥伴關係邁進。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當然是一種不舒服的發展；對台灣而言，這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台灣東北方向、巴士海峽與呂宋北部海域，本來就是一個連續的海上空間。日本與菲律賓在防務上的靠近，表面上是應對中國，實際上也不可能與台灣周邊局勢完全切開。今天它們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在防中國，但多少也隱含了對台海局勢外溢的預防。

不過，看到這裡如果就斷定日本與菲律賓必然會走向與中國全面對撞，我覺得也還太早。因為從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來看，最理想的路線其實並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而是在維持嚇阻能力的同時，盡可能避免自己真的被推上戰爭前線。

日本雖然有錢、有技術，也在快速調整安全政策，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供應鏈與海上穩定的國家。它的利益核心，不在於軍事冒險，而在於秩序穩定。菲律賓就更明顯了。它的財力、工業能力、軍事承受力都不足以長期支撐一場大國對撞。對菲律賓來說，靠近美日是現實選擇，但若因此誤判局勢，把自己推入難以回頭的位置，那代價將遠大於收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最有利的策略，並不是成為某種反中急先鋒，而是做兩件事：
第一，維持足夠的嚇阻，讓中國不能輕易低估它們；
第二，盡可能在區域穩定上扮演建設性角色，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推進失控的對抗結構裡。

說到底，日本與菲律賓這幾年的改變，不只是軍備增加，也不是簡單的外交轉向，而是兩個海洋型國家對區域秩序變化的本能反應。日本因為富而強，調整得更主動；菲律賓因為弱而近，反應得更直接。兩者都在為未來找安全感，但最終是否會真的走向與中國正面衝撞，仍然要看北京、華盛頓、南海與台海局勢，能不能在未來幾年內維持一種不完美、卻仍可運作的穩定。

若不能，日本與菲律賓會繼續武裝下去；若可以，它們最終還是更希望自己成為和平海域中的獲益者，而不是風暴前沿上的犧牲品。這，恐怕才是理解這兩個國家近年變化時，最不能忽略的真正底色。

國台辦發言人近日猛批，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言頻頻煽動兩岸對抗，高調「號令」台灣政治人物「聽訓」，把自己當成了統治台灣的「太上皇」。

外界一般只注意到，大陸官方如此點名特定的美國駐台官員，確實相當罕見，卻很少注意到國台辦發言人還提到，谷立言違背了川普訪問北京時做出的嚴肅表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所謂的「太上皇」，既是説谷立言操縱台灣政治，並暗示他已超越一個職業駐外人員的權限，甚至跟川普對着幹。也就是説，台灣藍綠政客搶着迎合的谷立言，有很多教唆台灣必須這個那個的話，根本也代表不了川普的意志。

講白了，過去蕭旭岑就曾經説，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中，大概也就比科長大一點。可他因頂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頭銜，來到猶如美國屬地的台灣，所以就把自己當成了「太上皇」。實際上，這谷立言最多也只是「欽差」，真正的「皇帝」仍是在白宮的川普。

美國自1978年與台灣當局斷交之後，便改用表面上「非政治性質」的AIT繼續維繫美台關係，除了在台灣本地派駐處長，另有設立在華盛頓近郊的AIT總部主席。然而，自從拜登時期任命的AIT主席羅森伯格被川普免職後，至今都沒有補上新的主席，對川普來説，AIT存在的意義幾乎只剩象徵性的「門面」，谷立言就是守門的「門衞」罷了。

而對谷立言和他代表的龐大美國建制派來説，川普對台戰略收縮的傾向，讓他們感到了危機。正如近來美國《外交事務》期刊連續刊登的多篇文章，都在探討川普「棄台」表現得太明顯，甚至暫停對台軍售，會讓美國本來還可以放久一點的棋子，面臨必須短線拋售的境地。

這些所謂美國建制派，這十年來一直炒作「中國威脅論」，鼓動美國決策圈放任台獨勢力挑釁中國紅線，相信如此才能牽制中國的壯大。他們尤其結合軍火商兜售戰爭，既可通過兩岸對抗牟利，一旦真的炒作過頭釀成戰禍，美國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風險，一切由台灣「自我防衞」，甚至一些反華鷹派還認為，讓台灣去做「豪豬」「毒蛙」，還能替美國消耗中國大陸，美國穩賺不賠。

只不過台灣民眾近年來愈來愈清醒，看清了美國不但不可靠，而且根本是在對台灣敲骨吸髓。谷立言這些美國建制派，於是又發明新的花言巧語，改用「蜂巢」取代「豪豬」，把無人機吹上天，説台灣只要同時擁有空中、水面、水上無人機，就可以像蜂巢從方方面面對付大陸，甚至當美國正在掏空台積電的此時，還鬼扯台灣可以重金發展無人機，便能打造下一個如台積電的「護台神山」。

其實對多數台灣人來説，誰都知道台灣根本沒那個條件搞無人機和大陸較量，這不過又是美國軍火商和民進黨當局拿「抗中」做生意的新花招。可偏偏一直被我稱為「藍美人」的國民黨親美派，卻還幻想如今川普冷待「綠美人」民進黨，「藍美人」便有機會獲得美國寵愛，甚至「藍美人」自己內部都要先爭寵一番，藍營幾個所謂「大咖」搶着訪美比接待規格，包括在台灣也得爭抱谷立言大腿，跟着幫腔「無人機」有多神，對台灣有多麼重要。

這就難怪谷立言能夠僭越川普，自比「太上皇」，因為一堆想當「兒皇帝」的藍綠政客，包括現任的台灣領導人賴清德，都攀不上正牌的「皇帝」川普，只能在台灣緊貼谷立言找安全感，最後就出現這種「太上皇」和「兒皇帝」相互取暖的怪現象。

但説到底，這種怪象也只能在島內瞎搞，終歸要隨「東升西降」及中美走向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逐漸化為歷史的塵埃。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記者：如果伊朗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川普：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伊朗頭上。
記者：如果不是伊朗，而是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沒有記者會問這個問題，所謂平衡報導從不存在。）

美國「雷根基金會」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台灣安全攸關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中國未來可能奪取台灣的行動。
咦！這是什麼報導！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一部分，那不是美國與全世界的共識嗎？（那是與中國建交的必要先決條件）那中國怎麼叫做「奪取台灣」呢？跟美國安全繁榮又有什麼攸關呢？
中國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加州安全攸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川普未來可能侵略加州的行動。

Fox 保守派意見領袖Tucker Carlson說
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近40天內，美國對伊朗進行了2萬4000次空襲。
川普說，這場戰爭進展非常順利，眾所周知，我們已贏很大。伊朗做出了非常大的讓步。我們會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總歸這場戰事非常非常非常成功。進展非常非常順利。他們進行了很好的會談，我們拭目以待。你們知道我們連續三晚重創他們，但現在雙方相處得很好。萬斯說美國在談判中握有所有籌碼。

1川普2梅蘭妮亞、川普三個兒子：3小唐納、4艾瑞克、5巴倫、兩個女兒：6伊凡卡·、7蒂芙尼、女婿8庫許納、川普團隊：9馬斯克、10萬斯、11盧比歐、12赫格塞斯、13貝森特、幕僚長14威爾斯、「邊境沙皇」15霍曼、中東特使16魏科夫、國土安全部前後任部長17諾姆、18穆林、聯準會前後任主席：19鮑爾、20華許、眾院前後任議長：21裴洛西、22強生。

實在湊不出什麼人了，再加上各紅州福音派教主吧，湊到40多人，然後連同白宮與海湖莊園一起給他炸光光。然後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美國會「進行很好的會談」，「相處得很好」，「做出非常大的讓步」嗎？

本篇講的就是「平衡報導」。

記者問佛奇，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佛奇答：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於是記者如實報導，記者沒錯。佛奇也如實解說，佛奇沒錯。
但人們曲解了佛奇的話，以為那表示貓咪不會傳染人類。
結果貓咪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記者沒有繼續問佛奇：那有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佛奇只能答：也沒有。
所以在記者第一次問：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該死的佛奇應該答：我不知道。
而非只答一邊：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卻隱藏了另一邊：也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這就是平衡不平衡的問題。

如果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
川普會說：「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納唐亞胡頭上」嗎？

如果「雷根基金會」的民調管到中國與台灣，不會讓你覺得突兀，
那麼中國民調管到加州也不會讓你覺得荒謬了。

Tucker Carlson不愧是老江湖。
他若只說：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
會有人解釋為：他將支持民主黨。
台灣充斥著這種解釋。把人家沒說的話塞在人家嘴裡。(我也常犯)
所以他必表明：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這叫平衡。(不管支持不支持，都要表示。並不是說「他也不支持」才叫平衡)。

但Tucker Carlson也留下了一些重要問題，他不便繼續探討了。
你會在大選時投獨立參選人嗎？猜你不會，因為那等於廢票。
那你怎麼看待「民主」？民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投票。
對人投票是選舉，對事投票是公投。
越來越多成熟的民主國家投票率走低，
人們對民主最重要的元素不感興趣，或聽天由命，
民主制度仍是普世價值嗎？Tucker Carlson，評評看吧！

對人方面，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也選出了梅克爾。好壞聽天由命。
美國民主也選出了拜登，選出了川普。能否選到不爛的蘋果，大家心裡有數。

對事方面，2016英國以3.78%的領先民意脫歐。
2026三分之二的不分黨派英國選民對脫歐感到失望。
民意不是盲人騎瞎馬，聽天由命嗎？

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民主是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
九成以上的民意通過獨立公投，
卻被所有號稱民主的西方國家否決。
他們一致支持西班牙反加泰獨立，逮補獨立領導人。
一向被西方看不起的全球南方，只在一旁看笑話。
沒人在乎加泰獨立還是不獨立，西班牙反對還是不反對。

再提醒一次：民主是普世價值！

如何從文字看到文明的端倪與演進？筆者選擇「辰」這個在甲骨文中就出現的文字來解析，辰的造字本意是蚌殼一類的水生物，因為辰被假借為地支第五位，就另造蜃字。

辰因其特有外觀，而有星辰、嘴脣的用法，辰的外表看起來有一層又一層的線條，而古人觀星，發現星座排列也是一層一層地上去，就有了星辰的說法，因此辰並不是指某顆星或星座，而是空間的概念，北辰就是指北極星居中眾星拱之，地位無上，所以古人不太敢將辰用在名字上。

辰、層音近並不是偶然，在上古二字可能同音，古人造字有音近義也相關的傳統；時辰是古人認為時間也是一層一層的關係，海市蜃樓中的蜃樓，也是幻影一層又一層的比喻，沈括《夢溪筆談》的<異事>、蘇軾《登洲海市》都有談到海市蜃樓這個議題。

辰分上下兩部，具開合作用，而人的嘴脣也是如此，脣字就被造出來了。
辰其殼薄但是有一定的硬度，古人將辰用來鬆土、除草等農作，農字就造出來了，農上半部的曲是指田地，農另有莀、辳、𨑇等異體字，耕作工具統稱為耒，耕作時的反覆動作為辱（現做耨）。

將辰的邊緣磨成鋸齒狀，可以用來割麥稈、稻稈、瓜、果，辰以產於海中者為佳。辰也可以用來做砭，磨成鋸齒狀的辰也是砭的一種，《黃帝內經》記載，砭、鍼、灸、藥是華夏四大醫術，請注意巫並不在四大醫術之列，砭是石器時代的外科工具，《針灸大成》的九針都是砭的範疇，鍼是用來刺入俞（腧）穴治病，石器時代的鍼，是用隕鐵磨製而成。

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字具有上千年文明記憶與眾多文化意涵，辰字可以衍生出多意，由辰孳生出的字卻可能只有一個意，如農就是耕作，脣只有嘴脣義，這正是華夏文明有變易的靈活性與不易的穩定性。

中國文字具有多樣資訊，這些資訊進入大數據庫，可以提高人工智能思考的深度與廣度，人工智能用中文思考，肯定會比拼音文字佔優勢。

辰用來作耒與砭，在人類發展史上，只有華夏人使用，或許其他人種也用過，但是沒有考古證據，這種在水邊俯拾即得的普通物品，為什麼只有華夏人懂的拿來使用？歐洲人自詡為世界文明的引領者與開拓者，同一時代歐洲人又是如何耕作？

西元751年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時代，種植黑小麥產出比是一比二，同時期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二十，變數是沃與水；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四十至七十。中世紀歐洲農業革命之後，公元1300年代黑小麥產出比提升到一比三、四，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三十；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六十至八十，一年兩收可達一百二十以上。上述產出比數值皆查詢豆包（AI）而得，歐洲如何耕作的問題，讀者自行想像即可。

近代之前或者說殖民世界之前，歐洲人生活的很辛苦，迷信或禁忌一大堆，如：數字十三、星期五、狼、月圓夜、黑貓、異教徒、女巫，都會讓歐洲人忐忑不安。以狼為例，1764至1767年間，法國發生「熱沃當怪獸」（Bête du Gévaudan）事件，一隻狼在數年間殺害了上百人，導致國王派軍隊獵殺，最後狼被「受過神父賜福的銀彈」射殺。

古代歐洲人們一直在與獸苦鬥，狼、熊、獠牙豬等，一直是歐洲人的現實重擔，尤其是狼，直到近代有了火銃之後局面才翻轉。深夜的狼嚎讓歐洲人戰戰兢兢夜不能寐，因為歐洲沒有城，少數歐洲領主住在石砌的城堡裡，絕大多數歐洲人踡縮在草屋裡，黃昏時分他們會把所有的雞、鴨、豬、牛、羊等，統統趕進茅草屋裡和人同住。當深夜狼嚎與撞門時，他們抵擋不住恐懼時，會將一頭最老的羊或牛推出屋外，讓狼群拖走。
華夏人住在城內或村寨裡，還有更夫值夜報時，安全感天差地別。

歐洲人怕狼怕到基因裡面去了，怕狼嚎尤其是月圓夜的狼嚎，更怕月圓夜突然出現的狼人，更糟糕的是，狼人可能就是他們身邊的親人變身…！這種「隱憂」影響到歐洲人的婚姻與家庭關係，歐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復活節與逾越節同日過，應該在春分後第一個月圓日過節，只因為「隱憂」，他們硬將復活節改在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神應該不會計較這種小事。

聽：反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吹響

圖：廣西頂蛳山遺址博物館的辰型建築

圖：磨製成鋸齒狀的辰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

以浪漫著稱的法國，自戴高樂將軍之後，再無像樣的領導人，長期以來被各種當權派政客搞得亂七八糟、民不聊生。如今在這種酷熱天氣之下，民眾要求裝冷氣的心聲，都要被高高在上的高官吐槽。如果再不做出根本性的改變，照這樣下去，整個國家就要玩完了。

法國素來有革命的傳統。最有名的是，18世紀後期民間有心人士操作「瑪莉王后不知民間疾苦，竟說窮人為什麼不去吃蛋糕」的話題，引發了法國大革命，事後證明「要窮人吃蛋糕」一事純屬謠言。可這一次，法國高官的離譜言論卻是貨真價實的，由於冷氣普及率本就不足，當極端氣溫來襲時，民眾熱得要命，平日坐享冷氣辦公室的女部長竟反對加裝冷氣、稱冷氣「解決不了問題」，簡直就是在踐踏民意，徹底惹怒了法國人！看來非要來一次和平革命下架這個政權不可了！

以目前來講，最有望把法國從水深火熱局面之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國民聯盟的瑪琳·雷朋，法國民族保守派的政治領袖，政壇著名鐵娘子，如今已是第四度參選總統。

當眾多當權派政客跟現實脫節、在那邊唱高調反冷氣之時，雷朋就像童話裡那個揭穿皇帝新衣的孩子一樣，堅持回歸常識，把「大規模裝冷氣」列為主打的政見之一，就是要直球解決極端氣溫的問題。

過去雷朋曾精準地指出左右二元對立的政局只是表面上的假象，真正的戰場在於：以本國人為優先的「愛國者」，對抗那些聽命於既得利益勢力、出賣國家利益的「全球主義者」。被她視為對手的後者，指的正是法國從左派到右派的所有當權派政客，尤其是當今執政的馬克宏政府。為什麼雷朋要說他們是「全球主義者」？因為這些腐敗的當權派政客，全都將跨國財團、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湧入法國的非法移民）的利益，置於法國人的利益之上，還愛用「國際人權」、「普世價值」這一類的話術來包裝自身的惡政。

財團媒體視雷朋為洪水猛獸，不只將她打成「極右」，還說她是「法國最危險的女人」。事實上，雷朋絕非維護資本家及地主階層利益的那種建制右派，而跟當年的戴高樂將軍一樣，都是強調國家民族至上、捍衛傳統家庭價值的民族保守派。她的許多政策，跟傳統左派反而比較接近，包括反對將公共服務進一步私有化，主張將部分關鍵產業收回國有，以遏制資本的擴張；另外也反對在國內種植基因改造作物。在法國左派逐漸墮落，變得不務正業，痴迷於無關民生且敗壞社會倫常道德的DEI之時，雷朋反倒像是「真左派」。

雖然法國政壇人才輩出，在愛國者陣營這方，不乏比雷朋更加優秀的政治人物，但其他這些人知名度都較小，現在只有集中支持雷朋，才最有力量把目前的腐朽政權拉下來，實現真正的變革。

雷朋現在做的，一如當年的民族英雄聖女貞德，在國家存亡之際，舉起民族革命的大旗，毅然站出來力挽狂瀾。至於她能不能領導廣大愛國者成功戰勝腐朽的當權派勢力、帶領一眾小蝦米打敗大鯨魚？就得看法國人的造化了……

（圖片為AI生成）

偶然在查找資料中，發現一則新聞『貴族仍是大地主 1％的人掌握英國過半土地』，好奇之下再查找英國最大地主，發現這則新聞『英國33歲「最富公爵」要結婚了！身價百億、擁半個倫敦地皮 』，英國最大的地主是休格羅夫納，被戲稱擁有1/3英國的男人，被評為英國女人最想嫁的單身漢，這種只要出身好，一輩子不用奮鬥，就有錢花用，著實令人羨慕。

但是，這類人在英國畢竟是少數，只占1%，99%的英國居民仍需要靠奮鬥才能買房，甚至在倫敦地區，因為休格羅夫納佔有半個倫敦，居住在倫敦地區的居民多數只能租房。像這樣的少數大地主財富的累積是透過大多數人辛勤工作來供養，而且排擠多數人民的生存權、居住權，是我們該摒棄的。因此，像這類的大地主階級是應該透過土地改革，將多餘的土地釋出分配給一般人購買使用的。

有人會說這是祖先留下來的基業，憑什麼過戶給他人？或者是共產黨剝奪人民私有財產，是不公不義。首先，土地真正的擁有者是國家，個人只有使用權。至於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土地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那是因為過去封建時期未對土地有過多的限制，比如土地的繼承、分割、購買數量、用途等，以至於個人會誤認為土地是私有財產，他們多麼希望能像休格羅夫納一樣，靠著土地兼併收租致富。順帶一提，英國是有永久產權的，即購買後沒有房屋稅、土地稅，世代能傳承，我想，像休格羅夫納那樣的英國貴族，土地應該多數是永久產權的。

重新分配過多的、多餘的土地資源，並不是不公不義，真正的不公不義，是靠著佔有壟斷土地資源，吸取人民辛勤勞作的成果而致富，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國家，遺產稅會這麼高的原因，因為國家反對不勞而獲。有人會說，像休格羅夫納那樣的大地主，也會做慈善公益、造橋鋪路等等，我們不應該對這樣的大善人恩將仇報，剝奪他們的田產。首先，當然肯定大地主不乏有善行善舉，但像大地主這樣階級存在，是對階級的固化、與封建的階級種性制度一樣，是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

民國初建，雖然消滅帝制、實施共和，但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封建的大地主階級依然存在，農民辛勤耕作終年卻食不果腹，地主依靠土地卻能靠收租致富，為了讓大地主釋出土地所有權，必須推動土地改革，因此在中國爆發內戰，由人民支持的共產黨取得勝利。十餘年之後，再廢除西藏農奴制，過去由5%的西藏貴族，掌控西藏95%的西藏土地，不復存在。農奴分得能耕作的土地，徹底完成西藏的解放。

因此，在近代中國大陸與台灣，甚至是日本、韓國都有做過土地改革，基本上消除像像休格羅夫納一樣的大地主階級。人對於所處的立場的不同，對事情的判斷也不同，例如你是一個租房者，往往會抗議房價高昂，但如果你是一個房地投資者，往往希望政府開放購買房產的數量、降低購買房產成本。共產主義並不反對個人透過努力追求財富，反對的是靠壟斷資源的不勞而獲。

多數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反共』，像彭湃這樣的既得利益者，拋棄自身的田產，分給農民耕作，畢竟是少數。因此，要促成土地改革，往往只能是強制性的，有人說共產黨違反人性，是的，是違反人性，是怎樣的人性？是不勞而獲、好逸惡勞的人性，『反共』者並不追求人人平等，相反的是追求階級種性、經濟上的特權。

在台灣，林堉璘、林榮三是台灣最大的地主，擁有的土地多達40萬坪(約1.32平方公里)，但是比起休格羅夫納擁有的土地(約537平方公里)，仍然是小巫見大巫。台灣雖然是進行了土地改革，但是未對購買數量做出限制，或者有但限制極少、稅賦極輕。似乎地主只是變更了型態，由過去的地主轉變成了店主、房東，過去高額的田租轉變成高額的店租、房租而已，消滅階級的不平等竟是這麼的不容易，但有做至少能抑制像休格羅夫納這樣的地主存在，或許台灣的房地政策能效法德國，對於炒房行為處以高額罰金，使其購房成為不是絕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