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看著身邊那些紅藍綠的朋友，我心裡真的會生出一種有點複雜的感受。
不是憤怒，也不完全是無奈，甚至某種程度上，是憐憫。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之中很多人，不是真的在關心政治，而是在把自己沉進某種偉大的敘事裡面。沉迷久了，最後連自己都忘了。
這種事情，現在太常見了。

綠色的朋友很容易相信，只要建立了新的台灣國，一切問題就會跟著解決。台灣的教育、環保、產業、貧富差距、低薪、住宅正義、世代焦慮，甚至兩岸安全，好像都會在建國完成的那一天自動改善。近在咫尺的中國大陸，也彷彿會突然停止干預，國際社會也會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個新國家。
這當然是一種很動人的政治想像，但問題是：這裡面到底有多少是現實，又有多少只是願望？

很多藍色的朋友也差不多。他們相信，只要把現狀維持住，只要還守著「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只要還抱著那部1948年的憲法，台灣就會永遠平安。紅色不可靠，綠色太腐敗，這些他們看得見；但藍色自身的空洞、僵化、失去動員力與失去想像力，他們卻經常視而不見。

紅色的朋友則更不用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聽起來確實熱血，也確實很能刺激情緒。但我一直很想問一句：民族復興了，你孩子的工作就會自動有了嗎？你那被腰斬又腰斬的資產就會回來嗎？你現在每一年焦慮的醫療費用、養老金不足、地方官僚的粗暴與傲慢，會因為一個偉大口號而自動消失嗎？
答案當然不會。

這就是我為什麼越來越難投入這些宏大敘事。
不是因為我冷血，也不是因為我刻意唱反調，而是我越活越覺得：人民自己才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生活才是政治最根本的內容。
如果一套政治語言，到最後只是讓人忘記自己最真實的困難，那它再怎麼壯麗，也很可能只是另外一種麻醉。

說穿了，很多人不是在參與政治，而是在借政治逃避生活。
逃避什麼？逃避那些最沉重、最瑣碎、也最真實的問題。薪水不夠、房租太高、父母老去、小孩教育焦慮、工作沒有未來、醫療越來越貴、社會越來越不信任彼此。這些問題太難看，也太無聊，沒有史詩感，不適合拿來熱血演講。於是很多人寧可把自己投進一個更大的夢裡：建國、統一、保憲、復興。
因為那些詞比較大、比較亮、比較有戲劇性，也比較能遮掩日常生活裡的狼狽。

問題是，歷史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國家的名字不會自動解決低薪，民族的榮光不會自動降低醫療支出，憲法的神聖性也不會自動讓一個社會變得更公平、更有活力。政治可以改善生活，但前提是它真的願意面對生活，而不是只會拿抽象的集體想像來安慰人。

這也是我始終不願意把自己整個交給任何一種顏色的原因。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紅藍綠三邊最大的共同點，不是彼此差異，而是都太容易相信：只要那個偉大目標達成，其他問題都可以順便解決。

這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心理。
因為一旦你相信這件事，你就會慢慢開始原諒所有錯誤。
只要目標夠偉大，過程中的粗暴可以被原諒。
只要立場夠神聖，自己這邊的腐敗可以先不看。
只要敵人夠可惡，自己的無能就可以被暫時掩蓋。

久而久之，政治就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變成一種類似宗教的東西。
宗教不需要你理解，它只需要你相信。
宗教不需要你修正，它只需要你忠誠。
宗教不需要你誠實面對自己，它只需要你不斷重複信條。
而這正是我最怕的事。

很多人不喜歡我這種人，我完全理解。因為我既不願意跟著紅色高喊民族復興，也不願意跟著綠色相信建國萬能，更不願意陪藍色一起把一切寄託在一個越來越空洞的現狀神話上。

對那些已經把自我整個寄放在政治敘事裡的人來說，我這種人當然很討厭。
因為我不是跟他們正面對罵，我只是問一句很掃興的話：
你講的這一套，真的有解決你自己的生活嗎？
這一句話，往往比反對更刺耳。
於是接下來就會出現那些熟悉的標籤：
犬儒、冷血、自私、說風涼話、假中立、假理性、偽裝者。

老實說，我也聽得很習慣了。
只是我從來沒有打算讓所有人喜歡我。
因為比起讓別人喜歡，我更不願意失去我自己。
這句話說來簡單，其實並不容易。人活在群體之中，總是會被各種力量拉扯：家庭、職業、民族、國家、朋友圈、意識形態。每一種力量都希望你更完整地投入、更少保留地站隊、更徹底地交出自己。
可是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最後真正能守住的，可能不是什麼旗幟，而只是那一點點還願意替自己思考、還願意對自己誠實的能力。
如果連這點都交出去了，那麼你站哪一邊，最後其實都差不多。

我不是反對理想。
我也不是反對政治。
我更不是覺得人只要過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我只是越來越相信，政治如果不能讓人活得更像人，那麼再大的理想也會變質。國家如果不把人民當成主體，再神聖的國號也只是招牌。民族如果只剩下榮光敘事，卻忘了個人的尊嚴與生活，那樣的復興最後很可能只是空殼。

所以我有時候真會覺得，那些過度沉迷在偉大敘事裡的人，不是太有理想，而是太害怕面對自己。
害怕承認自己其實只是個普通人。
害怕承認生活問題比政治口號更難。
害怕承認自己所依附的立場，並不能真正拯救自己的不安。
於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整個交給一套現成的語言。讓它替你思考，替你發怒，替你判斷，替你安慰。
這樣當然很省力，但代價就是，你慢慢不再是你自己。

我並不覺得自己多高明。我只是希望，在這樣一個越來越情緒化、越來越部落化、越來越被巨型敘事吞沒的時代，還能保留一點最基本的東西：
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己在乎什麼。
知道生活比口號更真實。
知道人民比敘事更重要。
知道自由比崇拜更珍貴。
如果這樣會讓我看起來不合群，甚至顯得讓人討厭，那也沒辦法。
因為比起成為一個討人喜歡的人，我更害怕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而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能力之一：
在所有偉大的聲音都叫你交出自己時，還願意替自己保留最後一點清醒。

228事變的爆發和鎮壓，造成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及其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產生了挫折與離心，長期傷害了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大多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而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終於通過對內戰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與新的歷史、社會理論的探索，建立了明確的社會階級立場，轉而擁護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肯定中國大陸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迅速投入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反帝、反內戰、反腐敗運動。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新中國。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則針對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全面展開一場秘密的政治大逮捕。與此同時，美國策謀台灣與中國分斷，阻止大陸對台灣的流亡潮，扶植親美反共的所謂「台灣自主分子」；或由美國直接佔領台灣；或經國府同意以聯合國名義佔領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並在這些條件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台灣。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干涉中國內政，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世界兩極對立的結構形成。歷史的進程改變了軌道。台灣與大陸在短暫五年的復合之後再度分隔。

1951年，美國違背1942年華盛頓會議「決不單獨與徳、日、義軸心國媾和」的宣言，在兩岸中國均未獲邀參加的情況下，簽定了《舊金山對日和約》，刻意模糊處理台灣主權歸屬，製造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2年，在美日威脅之下，台北國府接受了以這個帝國主義條款為基礎的《中（台）日和約》。
1953年，韓戰的停戰談判展開。

1954年，台北國府與美國簽定所謂的《中（台）美協防條約》。台灣被納入美國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體系，台北國府在大量美援之下，鞏固和發展了「一個反共、親美的資本主義化的基地政權」。台灣與大陸的分隔，也因為美國霸權的干涉而固定化與長久化。

就在這個歷史階段，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而重新獲得美國有條件（不准「反攻大陸」）庇護的蔣介石政權，在全島展開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在「反共」的「神聖使命」下，一整個世代（不分省籍與性別）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工人與農民，紛紛被冠上「匪諜」、「潛匪」、「共匪同路人」、「資匪者」的「紅帽子」而鋃鐺入獄。據估計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仆倒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後來就在國民黨當局刻意加以掩蓋扭曲的政治控制下逐漸失落了。在嚴厲反共的社會氣氛下，為了生存，大部份當年倖存的受害者也都刻意遺忘那段被侮辱與被傷害的歷史記憶。這樣，在反共社會的台灣，再加上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洗腦，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隨著歷史的進程成為台灣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因此，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50年代受難者們的價值觀，也就更加不能被當代台灣的一般民眾所接受。那段不契合當代意識形態主流的歷史也就漸漸地不被人們所知。台灣社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2)

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終於看完了這部經典老劇《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部電視劇以兩個家庭為視角，折射出了辛亥革命到1949期間波瀾壯闊的革命史。這裡面沒有強調國共兩黨的對立性，相反，感受到了兩黨不可分割的共融性。

這裡面沒有「反動派」，只有兄弟、戀人、同窗、師生，化解不開的濃郁的情感和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雖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認可不同的主義，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壞人，他們也都能理解對方的選擇。即便是鋼刀對鋼刀地在戰場上相見，依然十分尊重對方的立場，關切對方的安全。共產黨員楊立青，在共產黨打贏了三大戰役後，提起國民黨員的哥哥姐姐，依然在說：「我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立場強加在家人的身上。」我一瞬間有些恍惚：我從小習以為常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這部電視劇裡面有太多讓人流眼淚的場景。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彼此深深相愛，卻迫於現實不能走到一起，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意至死不渝；國民黨員迫於立場槍決了共產黨，但是卻養大了共產黨員的孩子，還把孩子當做嫡系子孫寫入自己的家譜；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員深深敬佩的老師，雖然不得不殺死共產黨員，還是要在行刑之前給予共產黨員黃埔禮遇，聽他最後的教導……

家就是國，國就是家——這句話在這部電視劇裡有了立體而豐富的呈現。一個家族的四個兄弟姐妹，分別歸屬於國共兩黨，這就是那個時代很多家庭的呈現。至此我不再認可「兩頭下注」的說法，就像中國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很多不同的黨派，在一個家族中出現不同的黨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龍生九子各有不同，不同的天賦秉性，就會讓人做出不同的選擇。家族成員如此，國族成員亦如此。哪條道路好，在當時沒人知道，必須通過很多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來探索，不能以某個階段性的結果論單一的是非對錯。

這部劇隱喻了國共兩黨剪不斷、理還亂，深深的骨肉羈絆關係。電視劇在2009年播出，那是兩岸關係的黃金蜜月期，這部電視劇是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當時有很多這樣客觀檢視歷史的電視劇，真的能夠看得出共產黨反思歷史的誠意。人性、情感、客觀的歷史進程高於意識形態，在這部電視劇裡得到比較高的藝術化表達。不愧在網絡平台上廣受讚譽，很多人評價說：「能看到這部電視劇，是一種幸運。」的確如此。

不止牟宗三，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老一輩學人，基本都是反共的。他們為什麼反共？胡適，很明顯，他主張英美式的民主，與親俄的中共水火不容。牟宗三，明顯是反對胡適的，但他也反共。但所謂新儒家學人，未必全都反共，如梁漱溟，牟的老師熊十力等，都不反共。那麼，牟（以及唐、錢、徐等）為什麼反共？

一九四九年前後，知識分子在去留之際的選擇，真是一門大學問。政治上左、右派（或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英美與蘇聯）不同陣營，選擇自然很明顯。但作為中間派，比如新儒家，自我定位並不在這左右兩邊上，那麼他們是如何選擇的？就很值得探究。

熊、梁自有其對共產黨的判斷，姑不論。錢穆反共，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共產黨以俄為師；從思想到制度，完全跟從蘇聯的那一套。錢也反胡適，對英美無好感，但至少這個環境中還有自由，可以不崇美。（相對的，在共黨之下，則無不崇俄的自由。）牟先生呢？除了可能與錢同樣的原因之外，還有來自哲學上的認識。牟的好友唐君毅先生說過，共產黨以階級性取代普遍的人性，這是最不能接受的。錢、牟都不會反對此說。但牟先生更強調的，是共產黨以平等之名鼓動人性中「見不得別人好」的劣根性（這裡的人性當然不是嚴格意義的），形成了作為綱領性質的「階級鬥爭」觀念，且不斷突出、強化，這點是牟最反感的，也認為這是共產黨之「意底牢結」（ideology）之魔性最核心的特徵。

歷史已經為他們的選擇作出了裁判。錢、牟、唐等人的見識與選擇，比起梁、熊、陳（寅恪），顯然是正確的多。但若回到當初，他們誰也不會料到，之後在中國大陸會上演如此的戲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發揮到極致，其所顯現的恐怖效應，使得牟先生等人的反共如同先知一般，成了能「預見未來」的睿智。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其絕對極左信仰下的賣力演出，印證了唐、牟、錢等海外新儒家反對「階級鬥爭」是多麼具有先見之明。

以上所要強調的是，牟宗三等人的反共，關鍵並不在於中共民主與否，而在於中共尊奉的馬列主義中的階級畫分，尤其是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事實上，牟先生在上課或演講中，雖也同情那些在大陸上被批鬥的文化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師友），但也不忘嘲諷他們當年受中共之迷惑，熱中於「民主」，為之搖旗吶喊，結果是自取其辱。牟在大陸時期（49年之前）就反對共黨「新民主主義」，認為區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極其荒謬的。他認為他的一些師友們居然看不明此點，以致受了中共的蠱惑，結果就是上了大當；無怪乎會遭到毛的羞辱。換言之，牟認為，那些心中只有民主而不能肯定人性之普遍性與文化之獨特性的人，雖貴為大學教授，但都是見識太差，沒有真學問。

牟當然不反對民主，但他既反毛，也反對提倡民主最力的胡適。在牟看來，毛的民主在於虛偽，因為民主與階級性根本不相容。胡的民主則在於無根，因為胡的民主要抹去人性中的文化之體，一樣也是不切實際。所以牟提出「良知之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自由」，認為民主要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上去開展而出，才能立於有文化之根的人性之上。

以上所說十分粗略，但這並不重要，只要大體不差即可。因為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於，牟之反共，並不在於共產黨之不民主，而在於共產黨之階級畫分與階級鬥爭的主張。

何以說牟並不在乎民主與否？因為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一樣是不民主的。所以，以民主為由而反共者，在台灣或海外，一樣會對國民黨蔣氏政權表示異見；如胡適、雷震等。即與牟學術路線較為接近的張君勱，因為對蔣之獨裁懷有不滿，而終身未到台灣。同樣對蔣之獨裁不滿並一度與牟為同調的學者勞思光，在離開台灣之後，亦不再親蒞此土，直到解嚴之後。而牟的好友徐復觀先生，多有文章批評蔣之不民主，而牟則無。如果牟與張、勞一樣在乎民主與否，則他大可以留在香港，而不必回到台灣。而在事實上，牟不但常住台灣，並曾受國民黨之邀而在其機關內演講。且一直到台灣解嚴之後，牟氏亦未對蔣在台之「不民主」有所批評，即便只是在口頭上的；且牟氏晚年，亦未曾對台灣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撰文表示支持（可與勞思光、余英時作對比），一如他在大陸時期十分冷靜地看待時髦學者對民主的熱捧。可見在牟氏心中，民主與否，根本不是他評價一個政權的核心關懷。

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牟先生反共不假，但他反共是在反什麼？主要是在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之說。

曾與朋友討論，如果牟先生今天健在，他還會反共嗎？牟先生在世之時，大陸已改革開放，鄧小平明確宣佈不再提「階級鬥爭」的口號；但此時牟先生仍然是反共的，即便大陸邀請，他仍拒絕赴陸。而此時之大陸，雖然沒有毛時代的階級鬥爭，但仍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可見「階級畫分」仍然根深柢固。之後又有八九年的民運，一度有開倒車的跡象。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正式進入改革開放的快車道，而此時距離牟先生之離世，只有三年的時間。

直到牟先生去世五年之後，公元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以工農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為一個全民政黨。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寫入了中共黨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中。此時距牟先生逝世已將近十年了。

以事實而論，今天的中國大陸，「階級鬥爭」確實已從各級政府的文件中與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消失了。現實上，也看不到制度性的階級區分與差別待遇。今天之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政治主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已完全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了。國家建設、人民生活水平皆與牟先生在世時不可同日而語。想想牟先生當年對國民黨政權的接受程度，再對照今日的共黨政權，您覺得牟先生還會反共嗎？

牟先生的一些香港弟子（可以李瑞全教授為代表），一直以「牟先生反共」為名，認為《鵝湖月刊》應該反共。我認為這個主張是極其荒謬的，不像是一個哲學學者所應有的見識。牟先生反共，是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反嗎？是反共黨之名，還是反共黨之實？是反馬克斯思想中的不合理的部分，還是凡馬克斯思想都要反？若說牟先生支持民主，那請問牟先生為何不支持胡適？而今天香港民主派與台灣民進黨所謂的民主，是接近胡適的民主呢？還是接近牟先生「開出說」的民主？作為一個自詡為牟氏弟子的人，如果連這些問題都不能區分，我認為他是沒有資格講述牟先生之學問的。

最為可笑的是，牟先生因為反共，終身拒絕進入大陸。而牟氏的反共弟子們，則毫不避諱地到大陸接受學校黨委書紀的招待，公款旅遊吃喝，然後大言要繼承牟氏的反共。與牟先生言行如一相對照，簡直是不知羞恥為何物。有弟子後學若此，牟門群英真該鳴鼓而攻之。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所說的，消滅私有財產，指的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即所謂的資本。馬克思認為雇傭勞動創造出來的是資本，而資本是靠著剝削雇傭勞動而增值的財產。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所以馬克思主張，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例如，土地作為一種資本，它的增值並不是依靠地主的努力得來，而是靠著商業集聚得來的，這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社會的力量，此時這增值的利益應該由全民共享，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家佔有。

那麼，如何將資本變成公共的、而不使資本家所獨佔？將資本收歸國有，並將生產資料公有化，由政府進行合理的分配，此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那麼又是誰以哪個身分階級去分配為合理？當然是以社會為多數的工農無產階級去分配較為合理。因此，共產黨宣言有一句話：『工人革命的第一步，無產階級要上升至統治階級，為自己掙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此即無產階級專政，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領導政府。

無產階級的意思是指沒有生產工具，受雇於資產階級，以工人、農民為代表。而工人農民為社會組成的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受益即代表社會多數人受益。因此，政府若要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則必須是無產階級代表工人農民進入政府。如若是資產階級進入政府，則可能修改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律，犧牲工農等多數人民的利益，例如：名下有多筆土地資產的立法委員，會去修改不利於他們擁有多筆土地的法律嗎？再看美國為何無法禁止槍枝？因為資本家成立的全國步槍協會透過利益輸送，已能成功干擾國會立法禁槍的功用，全國步槍協會雖然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代表不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將生產資料公有化，將生產資料集中於政府管理，並將生產資料合理分配於人民使用。這必須是以多數工農無產階級利益為優先，所以必須是以工農領導的政府，如若再次讓資產階級領導政府，生產資料的分配是否會以無產階級的福祉為優先，還是以資本家財團的利益為優先？這是人民應該考量到的問題。

要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受西方多黨制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另一種方式則是馬克斯列寧倡導的一黨制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我認為接受多黨制的社會主義者容易與資產階級妥協，不易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應該是各種工農會的統一思想行動的集合體，以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參政，則較可能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執政，則代表工農無產階級執政，即代表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的政府執政。

在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機器後，將進行生產資料公有化，並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何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才是共產主義社會改造最難的課題，即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須經過各種領域的專家規劃安排，這不是非專家就能進行的討論。但我們仍能試想一下，在實施土地公有化（生產資料公有化）之後，政府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和控制，政府為唯一的大地主，農民向政府承租土地耕種，政府可以要求農民種植何種作物以符合政府的需求，而政府可以保證農民的收益，雙方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不似放任市場自由，農民因某作物利潤高而搶種，最後因為供過於求而棄收，造成浪費。

計畫經濟雖然可以確保國家戰略物資，但卻不可避免的喪失市場靈活性。中共中央在幾經實驗性的波折後，重新採用陳雲在1957年提出『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的主體，按照市場的變化自由生產則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則是補充，此即中共現行的混合式經濟。

以上，是我目前對於中共現行的政治組織制度上的大略理解。

有些話憋在心裏，實在不舒服。成王敗寇，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理由千頭萬緒，不是一言两語能說清楚的。敗了就是敗了，多說無益。

但是大陸與台灣的年輕朋友，必須有個共識，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國共的鬥爭，是一山不容二虎，毛、蔣之爭是建國路線之爭，不是個人權位、利益之爭，都是為了完成革命，建立新中國，為了中國的富強，為了免於飽受列強的欺壓，為了揚眉吐氣！

國民黨要負起抗日的全部責任，共產黨只需在淪陷區打遊擊戰，不能說沒有功勞，到底是局部戰鬥，且利用喘息的空檔發展勢力，犠牲慘烈的大會戰，卻是國軍全面擔負。

其次就是日本投跭，國軍接收的地區廣大，已兵疲民困，無力再戰，而陳誠的富將窮兵政策，引起士官兵之不滿，尤其是下令各部隊就地集中繳械解散歸鄉，讓這些抗日遠離家鄉的軍士，頓失倚靠，且在逃難的人潮中，到處都是從戰場退下來的傷兵，成了社會的亂源。

八路軍與新四軍，卻是紀律嚴明，深受人民的歡迎，共軍又善於收買人心，相形之下，國軍士氣渙散，焉有不敗之理？

最重要的一點，大家都在議論，老蔣搜括大陸人民的財寶，變成黃金，帶到台灣來。謊話說一百遍，即成真。疑惑的是，怎麼沒有政府財經單位出來還原真相？

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黃金是中央銀行國庫的，抗戰期間，人民能吃两餐稀粥就不錯了，哪來的黃金給你搜括？

我母親在軍統局工作，根本領不到多少薪水，常常燒開水涮包心菜（高麗菜），蘸醬油辣椒就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滿頭大汗，我才四歲不到啊。

在共軍快打到南京時，爸爸帶我們兄弟俩去舘子吃餃子，要用大包包裝滿滿一袋的金圓券，通膨每刻都在漲，伙計不停的在嚒吆喝水餃一個漲200啦！爸爸一大包的錢不夠付，幸好老闆很熟，先賒帳。

那時我已小一，記得很清楚，後來鈔票已經失去信用，民眾直接用銀元（袁大頭）交換，用口吹一下，會嗡嗡響，以資辨識。

爸爸與父執輩同事聊到這一段，都搖頭歎息，說老毛比老蔣高明多了，大量印鈔票，擾亂金融，老蔣又下野，國民黨大勢已去。而且還談到，是要留在大陸，還是跟著老蔣到台灣？

兩岸的年輕人可知道這一段黃金的故事嗎？

老蔣播遷到自由復興堡壘後，痛定思痛，反省檢討，認為敗在沒有讓國軍幹部認識馬克思的唯物辨證法，沒有貫徹國軍的政治工作。因此交待經國先生在北投跑馬場成立復興崗政工幹部學校，在三軍成立政治作戰制度，學習中共的政工制度，連、營並編制有連、營指導員。

可惜唯物辨證法是批判性的，是否定和辨證的哲學。政戰制度非但未能鼓舞官兵士氣，反而在破壞部隊團結，控制官兵思想。政戰官與部隊主官爭名奪利，成為部隊的抓耙仔(打小報告)，沒有主官不視為眼中釘的。

詭譎的是，經過革命烘爐復興崗千錘百鍊出來的革命子弟，熟諳馬克思的唯物辨證理論，應該是國民黨軍的忠貞幹部，然而事實相反，退休之後，至死不渝的蔣家反共子弟兵反而是黃埔嫡系陸軍官校軍官，而經過思想改造的復興崗子弟，反而放下了反共旗幟，堅決中華民族統一路線，連我們的老校長許老爹，都成為統一的急先鋒、領頭羊，為何？

只有一個理由，懂得唯物辨證法的哲學研究方法，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變動不居的，人自生下來那一刻起，就開始死亡，所以是即生即死，同樣是你，生老病死是正常現象，幼年否定了嬰兒，少年否定了幼年，青少年否定了少年，以此類推，各年齡層變化的過程構成你的整個人生，唯一不變的是你自我意識的存在。

我們過去所反的共，是當年共產黨自我矛盾鬥爭的過程。經過不斷自我否定的提升，共產黨已回歸到復興中華文化的道路，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共產主義，也就是孫中山的人類互助合作，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主義。那些停滯在原地的反共死硬派，反而成為歷史進化的絆腳石。

台灣藍綠營骨子裡雖然都反共，但有本質上的不同。綠營台獨史觀是歷史虛無塑造的空泛台獨。但藍營，或曰獨台/華獨，卻有刻在骨子裡的階級意識優越感。如果中國人將國共內戰只看作是政爭奪權，而不是根據中國政治文化特質，探索一條不一樣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無法正視自己在抗日與國共內戰中的角色定位，也永遠無法佔領包括對抗盎撒霸權的輿論話語道德高地。

藍營的問題其實是延續自民國時期以來，國府地主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買辦角色的外溢。許多隨蔣軍來臺的“外省人”，除了被抓伕，吃不上飯依附軍隊的人外，許多是家底殷實，最起碼也是小資產階級或小地主階級的家庭。不少人對共產黨是又怕又恨，存在不少負面情緒。如果沒法認清自己階級意識的誤區，又無法區分家族成員在土改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被清算的真實對象與背景，當然就歸咎於毛主席與共產黨。

事實上，這些有條件的子女隨蔣軍來台，許多父母的觀點是“分散風險”。在未能察覺國、共最後勝出者來說，分散一部分子嗣留下，另一部份依蔣軍是許多家庭的共同特徵，才會有兩岸相隔的時代悲劇。然而，來台者，包括我父母，大多經歷困苦階段。早期蔣軍部隊待遇不好，尤其是中下階級軍公教，配給的房舍也相對簡陋，不比當時本土家庭優渥。當然，一些黨政軍高層與江浙財閥之後除外。

許多久居眷村的老一輩人，明明只是家眷與退休人員，仍習慣稱本省人為“老百姓”。自己又何嘗不是老百姓？這種階級意識，也是延續國府蔣軍的一貫軍閥心態。不思自己如何不得民心，節節敗退，反而以輕佻污衊的態度，仇視中共與親共的無產階級人民是“泥腿子，土八路”，靠坑蒙拐騙奪權的道理是一樣的。

最近發生的李立群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但大陸同胞有資格評斷他嗎？要評斷他，是否也用相同標準對付內地那些懷著民國黃金十年美好記憶，認同右傾路線，甚至資產階級與西方霸權買辦心態，以及改革開放後過得無比滋潤，自視高人一等的前朝遺老遺少呢？

國民黨真這麼壞嗎？壞，非常壞！國民黨某種程度上代表人性的墮落陰暗面，是人性慾望的具體外顯。如果大家爭相和稀泥，對階級鬥爭沒有絲毫敏感度，屆時或現在進行式，中國共產黨會嚴重國民黨化，中國將奢言民族復興，也愧對先烈先賢。

這種反省可不是前朝夢縈、城南舊事，因為會左右對內治理與對外關係是否路線正確，是否把握歷史機遇，是否全心為人民服務、為中華民族服務，會左右國家經營、人民共享國家資產服務的重要決策方針。

在中國大陸，中型以上的企業內部多半都有共產黨的政黨組織。被一些人批評為，中共無所不在的極權控制私有企業。這樣的批評有道理嗎？要探討這問題，應該先撇開中共，考慮企業內若有政黨組織，合法嗎？能做什麼？利弊如何？

企業內有政黨組織是指，一個企業內的部份員工可能同屬於某一政黨，這些同黨的員工以黨的名義組織起來，並推舉出(或許根據黨內資歷)一位或多位領導人，來領導這些同黨的員工，在企業的本職工作之餘，執行政黨的工作，以及這些員工本身在乎的任何事務或活動。

在任何國家，企業內的政黨組織都是合法的，只要這個政黨是合法的。政黨都希望其黨員是有組織的，而不是一盤散沙，企業內的政黨組織提供政黨一種組織黨員的方式，是一般政黨所樂見的，卻未必做得到。譬如，有些政黨的組織原本就很鬆散，根本不知道企業內那些員工是黨員；企業的本職工作已經很繁重，使身為黨員的員工可能沒意願再去執行政黨的工作。

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都由執政者或政府派任，通常自然形成並領導企業內執政黨的黨組織。當執政者政黨輪替時，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一般都會大幅更換，形成企業內新執政黨的黨組織，而前執政黨的企業內黨組織可能繼續存在，但比較消聲匿跡。

在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由於政黨的競爭，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一般都會優先考慮與執政黨的關係，而經營專業反而是其次的，因此損害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這是台灣國營企業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執政者或政府派任國營企業的經營高層時，不需顧及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自然優先考慮其經營專業，因此有益於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

私有企業與國營企業不同，其經營高層與執政者或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使其內部有(執)政黨組織，此政黨組織與經營高層沒什麼關係，因此對企業經營沒什麼影響力，最多有一些監督的功能。亦即，當私有企業的作為違法或違反國家政策時，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或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其實個人員工本就可以監督企業，不過企業內的政黨組織對企業的監督比個人員工更加有力。

批評大陸以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控制私有企業，是惡意的抹黑。私有企業內的中共黨組織沒有任何經營企業的法定權力，如何能控制企業？大陸現在是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共產黨沒有權力處置私有企業，最多只能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由執法機關決定企業是否有違失。這樣跟所謂的民主國家其實是類似的。

大陸的某些私有企業還刻意在企業內部成立共黨組織的部門，以便和政府打交道，可說是企業公關的一部份。

許贇：
歷史將會証明，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弔詭的是實現三民主義的不是國民黨，卻是共產黨！

杜敏君：
一點都不弔詭啊！看完我以下的說明您就可以瞭解了。

您與我是同樣軍校畢業，都是蔣中正的學生，唯一不同的是您沒有深研馬克思的史學，唯物史觀，沒有瞭解馬克思的思維模式方法論。蔣公是先知先覺，所以堅決反共，同時誤解了國父的「聯俄容共」策略。注意，是策略，不是國策。國父思想從頭到尾，沒有一句說中國要實現共產主義，是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為什麼不直接說，國民革命的理想就是共產主義呢？

這是當時的環境使然。當時國父沒人、沒槍，憑個人的理想就想推翻數千年的封建帝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須改造人民的保守思想，從精神改造著手，必須奔走四海，號召華僑支持革命救國，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但是西方國家甚少伸出援手的，滿清駐各國大使館，反而透過外交關係協助逮補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若非老師康德黎博士營救，國父已經功敗垂成了。而當時同情國父革命的只有二個國家，就是蘇聯及日本。所以國民黨的成立，包羅廷與胡定斯基以列寧模式建立，建軍便委請日本人當教官。

蔣公到蘇聯訪問考察後，便看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並預言，共產主義必定會倒，但中國會晚一點，從此便排斥共產黨。可惜啊！怎麼忘了物極必反，防洪水宜疏濬， 不宜堵洪，愈堵愈泛瀾的道理，而以壓制、圍剿的方式處理，引來人民的仇怨，埋下失敗的地雷。

毛澤東卻是老謀深算，明知共產主義不只是不適用於中國，整個制度都不適合人類。馬克思本人在臨終前，都後悔他的理論高估了人的道德標準，忽略了人的自私性。但是毛的確聰明，假就要假到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為了布新必須除舊，要打倒中國封建社會的舊思想，就要付出代價，陣痛期過去了，才能建立新中國。

到改革開放時期，有限度的包產到戶，修正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開放個體戶，將原有的鳥籠經濟進展到草上飛。但是由於中國地廣人眾，經濟雖然鬆綁，政治仍然緊抓，四個堅持絕不鬆手，以度過共產主義的初步階段，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