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日前，廢除監察院的議題再度因政治攻防成為輿論焦點。藍白陣營立委在推動國會改革後，順勢將矛頭指向憲政體制中的監察院，主張透過修憲將其廢除。然而，在野黨明星、台北市長蔣萬安等人對此流露出的附和態度，不僅凸顯了當前政壇對憲政體制的輕率，更暴露出盲目追求政治聲量，甚至不惜拋棄核心歷史價值的短視。

​平心而論，監察院近年來因人事酬庸色彩濃厚、效率不彰，確實累積了民間不少怨言。但「制度不彰」應當思索如何「健全功能」，而非動輒高喊「自廢武功」。拉高歷史維度來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打破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堅持將「監察權」與「考試權」獨立出來，正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西方國會兼掌彈劾權時，往往會淪為政黨惡鬥、要挾行政機關的政治工具。唯有讓監察權獨立超然，國家治理才能清明。

​這份百年前的戰略遠見，在當代甚至得到了歷史性的互證。2018年，中國大陸修改憲法，整合機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監察權提升至與行政、司法並列的獨立地位，專職整飭官僚與反腐。這在體制設計的邏輯上，無疑是向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監察獨立的思想隔空致敬，更證明了「監督權專職化」是應對現代龐大國家機器的必然趨勢。

​當連中國大陸都透過修憲，實質肯定並實踐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獨立的制度遠見時；自詡為中華民國憲法與三民主義正統守護者的國民黨中生代，竟然為了眼前的政黨惡鬥，甘願親手拋棄祖宗的法統。這不僅是對歷史最大的諷刺，更是在政治論述上的數典忘祖。

​台灣社會必須看清，當前在野陣營高喊廢監察院，實質上是為了將調查與彈劾權全數收歸立法院。然而，民意代表本質上帶有高度的政黨利益與選情考量。若將需要專業、超然的監察權塞進政治角力的立法院，未來的國家監督只會淪為「政黨作秀與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演進是一筆一畫的累積，憲政體制更非可以隨意拆卸的積木。監察院該改的是人事任用的酬庸文化，而非其獨立監督的憲政價值。我們期盼政治人物在算計政治利益之餘，能多一點對國父建國宏規的敬畏，莫讓一時的政治風暴，盲目吹毀了國家權力制衡的百年基石。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

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直接民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地方自治實驗。他仿照美國聯邦制理念，制定《廣東省憲法草案》，在縣級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試圖將廣東建設成為模範省。然而，這場民主實驗卻成為他與孫中山決裂的導火線，最終導致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逐出廣州，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選舉不是最高的目標，中國的統一才是。」這場百年辯論，在今日依然迴盪在歷史的長廊中。

一、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歷史矛盾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衝突，表面上看是政策分歧，實則是根本政治理念的對立。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中國應學習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通過協商實現和平統一。他在廣東的治理確有成效：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並推動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的成立。

孫中山則認為，在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的背景下，必須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通過武力北伐實現全國統一。他將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主張「訓政」是必要過程，因為人民需要被「訓育」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根本理念的差異，使得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二、民主選舉與國家統一的優先性之爭

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的縣長民選，雖是中國地方自治的先聲，卻也暴露了局部民主的局限性。儘管選舉本身具有進步意義，但孫中山認為，若地方自治妨礙國家統一進程，則必須讓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目標。

這種矛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突出。孫中山曾坦言：「護法不過矯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 在他看來，國家統一是實現真正民主的前提，沒有統一的國家，地方民主再完善也難以持久。

三、歷史的教訓與當代啟示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提供了關於國家統一與地方民主關係的重要歷史教訓。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看，孫中山的統一理念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確實更能夠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理念雖然有其合理內核，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難以解決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國家統一是民生發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任何地方性的改革和建設都難以長久。這並非否定地方自治的價值，而是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協調統一。

四、當代意義：統一與發展的平衡之道

從當代視角來看，孫陳之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統一與地方發展應當相輔相成。過度強調中央集權可能壓制地方活力，而過度強調地方自治則可能削弱國家凝聚力。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應當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表面上看是島內政治力量的博弈，實則深受兩岸關係大格局的制約。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改變不了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

結語：歷史的智慧與未來的道路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故事，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它提醒我們，國家統一是發展的基礎，而改革開放則是發展的動力。

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惟願我中華民族統一於一尊，然後可以圖存於世界。」在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這一永恆命題上，我們需要繼續以歷史的智慧，探索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平衡之道。

歷史從不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的思考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與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選舉只是手段，統一才是目標。

今天，在時隔21年之後，重新來到了中山陵，內心感慨萬千。

1925年的3月1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當時國際媒體都用非常大的篇幅報導，30萬民眾湧上街頭送殯，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當時的台灣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30年，台灣人的身分尷尬、處境艱難，沒有辦法像在大陸的中國國民，可以直接宣洩對中山先生去世的悲愴之情。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箝制和打壓之下，仍舊盛況空前地舉辦了各項追悼會，但是弔歌跟弔詞都遭到了日本當局的禁止和檢查。

獲知國父去世的噩耗之後，台灣各界悲痛難忍。蔣渭水先生親自撰寫了《台灣民報》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哀孫先生之死〉。文章一開頭就表達了對偉人隕落的難以置信。一句：「想此刻四萬萬國民正在哀悼痛苦吧！遙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台灣人哀痛難捨之情。

此外，張我軍先生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文當中也寫道：「孫先生，你可知道，在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雄淚滿襟。」一句話，道盡了台灣人在被殖民統治下的悲愴心情。大概也因為日本當局限制台灣人，不可以用「國父」來悼念孫中山，所以只好改稱「弱小民族之父」。

在大陸哭中山之死，天經地義，光榮正大；在台灣哭中山之死，卻要想方設法、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因為中國的積弱，台灣才在甲午戰敗之後淪為殖民地。因此，台灣的知識精英、有志之士，對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非常關注、期待、嚮往，甚至積極地投入、參與、資助、效法、學習。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台灣人滿眼興奮。在台北的大稻埕，商家集體地懸掛慶祝漢族光復的布條，總督府立刻出動憲兵強制拆除。台南寶美樓戲班將黃花崗的故事改編成歌仔戲《七十二烈士》，總督府立刻以妨害治安將以查禁。1912年的3月，台中霧峰林家族人集體剪掉辮子，焚毀辮髮飾，高呼追隨孫先生的革命精神。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希望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可以奮發圖強，早日收復台灣，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

當然，當時不只是台灣，包括中國周邊的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尤其是當時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莫不受到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的鼓舞。孫中山先生死後，之所以躍居國際舞台、躋身世界偉人之列，是因為他不只推翻滿清，創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更是因為先生為了全世界有同等命運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的堅持和信念。孫中山也因此受到了特別的尊崇，成為台灣民族解放的導師。

孫中山在逝世之前四個月，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有別於日本為了掩飾擴張侵略的野心所宣揚的大亞細亞主義，中山先生倡議以亞洲民族同盟的形式，提高亞洲弱小民族的地位，並且呼籲日本勿再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要善待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這些主張，立即獲得台人熱烈的迴響、積極的唱和。

孫中山以東方的王道文化對比西方的霸道文化，主張要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愛。仁義道德，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個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我們是學來自衛。

在國父的遺囑中，也特別強調：「為達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中國實踐自由平等的過程，也應該不要忘記推己及人，攜手世界所有弱小的民族，平等相待，追求共同的理想，徹底地終結帝國主義，絕不能像當年日本，只想著自己崛起之後，複製西方的帝國主義。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袁世凱復辟、軍閥割據、列強環伺，中山先生的理想繼續在荊棘跟瓦礫中踽踽前行。台灣的抗日行動，也從前期的武裝流血，轉為文化抵抗。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蔣渭水等台灣知識精英要用文化運動來保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時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向日方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權。

孫中山先生死後，蔣渭水仿效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在1927年組成了台灣民眾黨，以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為本，寫成了黨綱，完成了台灣民族解放的論述跟行動綱領。當時苦難的中國自顧不暇，總裁蔣中正先生好不容易北伐成功之後，立刻面臨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八年抗戰，血淚斑斑，一直等到日本戰敗之後，台灣才終於結束了長達五十年被殖民統治的厄運。

戰後千瘡百孔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內戰；同一時間，陳儀負責接收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兩年之後，國民黨百萬部隊退守台澎金馬，之後也因為國共內鬥的陰影，在台灣內部發動了清鄉運動跟白色恐怖。台灣也因此歷經了長達38年的戒嚴。

時至今日，兩岸之間仍舊因為130年前的甲午戰爭，沿著台灣海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刀所砍劈出的傷口，至今無法癒合。中國的災難，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還有很多是源自內部的矛盾分歧所導致的自相殘殺；但真正受苦遭殃的，永遠是無辜的百姓、底層的人民。

21年前，2005年初，兩岸關係極度緊張。國民黨連戰主席希望代表台灣最新的主流民意為兩岸破冰。麗文深受感動，接受了連主席的邀請，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黨員，並擔任發言人。隨即，麗文為了兩岸破冰、國共和解的歷史使命，特別選在當年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邀請了白色恐怖之下最後的一個死刑犯——陳明忠老先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來演講。

在巨幅的中山先生遺像和遺囑全文之前，陳老先生完成了關於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的演說。陳老先生說：「我的家族、我的妻子，都是政治受難者，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慘烈的受害者。我今天來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不是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因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和平，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

接著，他把象徵和解之鑰的鑰匙交到連主席手中。連主席也當場宣布，先派副主席江炳坤率團登陸，為和平之旅鋪路。同年四月，連主席率團，包括我本人在內，踏上了南京這塊土地，展開了歷史性的和平之旅，成為49年之後第一個返回南京首都的國民黨主席。

今天，時隔21年之後，麗文再度來到了中山陵，踏上了392階的台階，看到了象徵三民主義的三大平台、五權憲法的五大設計、392階，讓兩岸可以開始和解交流對話的九二共識，想到了當年總理遺訓的志業，兩岸還沒有癒合的傷口。麗文也在這裡向我們本黨的總理報告：根據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成功地建設台澎金馬，成為民主、自由、法治、均富的美好社會。

同樣地，在大陸，我們也看到了、見證了大陸的進步和建設，超乎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想像。今天剛剛陪伴的導遊特別提起，在今年的3月12日，麗文也率中國國民黨到國父紀念館進行悼念、紀念的儀式。當天，國父的後人孫女士特別從國父的故鄉，帶來了當年他從檀香山帶往故鄉所種植的酸豆樹的種子，帶到台灣送給我。

21年後的今天，麗文也希望種下和平的種子。中山先生一生愛自然，重視生態，鼓勵植樹。剛剛也跟我介紹到，其實我也一直很關注，習近平總書記也非常重視生態保育，每年都提倡要植樹。希望我們今天不只為兩岸的中國人，也為所有的人類種下和平的種子。讓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勤加灌溉施肥，讓這棵大樹能夠開枝散葉，長成參天大樹。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讓我們所有後代的子孫，都在這棵大樹的庇蔭之下，毫無顧忌地追尋屬於他自己人生的夢想。

所以最後，我們希望不要忘記總理臨終前留下的叮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文天下為公思想的核心價值，一直都是平等、包容、團結。我們應該共同致力於促進兩岸的和解與團結，創造區域的繁榮與和平。

麗文在此，願吾輩同志以己為薪，承繼國父的革命精神、博愛胸懷、大同理想、薪盡火傳，讓百年前革命先行者窮其一生所點燃的火炬，有如黑夜中的星斗，繼續為革命路上前仆後繼的同志們指引方向，並化為青天白日，溫暖滋養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生命。讓我們共同勉勵，謝謝大家。

在當前島內政治氛圍高度情緒化、輿論風向快速變動的環境下，政治人物往往容易被短期聲量與選舉利益牽引。然而歷史一再證明，真正能在時代中留下位置的政治力量，從來不是那些只追逐選票與權力的政黨，而是能夠承擔歷史責任、守住民族方向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們給鄭麗文主席訪陸會習近平喝采，期待她能夠秉持民族的初衷與歷史視野，不被島內政界、學界與媒體所塑造的短期風向所帶偏。選舉的利益，終究只是暫時的、局部的；而民族的利益，則是長遠的、整體的。政治人物若只在意一時的選票得失，而忽略歷史與民族的長期利益，最終往往會被時代的洪流所淘汰。

回顧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孫中山創立革命運動的初衷，並非為了建立一個只為權力而存在的政黨，而是希望透過政治組織實現民族獨立、人民權利與社會民生的理想。這也正是他提出三民主義的歷史背景。早期的革命者之所以願意投入這場艱難的運動，正是因為他們相信政治不僅是權力競逐，更是民族命運與歷史責任的承擔。

此後，中國國民黨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無論是在抗戰時期維持國家政權的運作，還是在戰後承擔治理與重建的任務，這個政黨都曾經以「國家與民族的代表者」自居。這段歷史或許有成功，也有失敗，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曾經試圖承擔超越政黨利益的歷史使命。

然而當政治逐漸被高度選舉化之後，一個政黨很容易陷入只計算短期政治利益的困境。政黨若只關心如何在下一次選舉中取得更多席次，如何在輿論場中獲得更多掌聲，卻不願面對更深層的歷史問題與民族課題，那麼它最終可能只會變成一個缺乏方向與信念的選舉機器。

歷史對這樣的政黨從來不會太過寬容。近代中國政治史上，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政治力量，正是因為失去了歷史使命感，只剩下權力計算，最終被人民與歷史所淘汰（如袁世凱）。政治人物或許可以在短期內贏得掌聲，但若無法回應時代真正的問題，就很難在歷史中留下正面的評價。

因此，對任何自認繼承中山精神的政黨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在下一次選舉中多拿幾席，而是如何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重新理解自身的使命。政治可以有競爭，但不能沒有方向；政黨可以追求權力，但更必須承擔責任。

如果一個政黨只圖權力，不願擔當；只願意拿到政治上的好處，卻不願承擔歷史與民族的責任，那麼它終究會再次成為被歷史批評的對象。反之，如果它能重新找回最初的理想與責任，或許仍然有機會在新的時代中重新贏得社會的信任。

對任何政治力量而言，選舉利益是一時的，而民族與歷史的利益，才是長遠的。真正的政治家，需要能夠在兩者之間做出更高層次的選擇。

我沒有背叛黨國。
我只是回到那個最初的信念──孫中山先生筆下的「天下為公」。

這幾十年間，我看著黨的旗幟被風吹得斑駁，信仰被人誤讀成權力，理想被貪婪與恐懼稀釋。有人說我變了，有人說我背離了原點。但我知道，那個原點並不在權勢的宮牆之內，而在千萬個相信正義、相信公理的普通人心中。

我生於亂世之後，長於矛盾之中。教科書說我們是自由中國的子民，但街頭的冷風、監獄的鐵窗，卻讓人懷疑自由的定義。那些在黑夜中被帶走的人，他們並非叛徒，而是另一種忠誠者──忠於思想、忠於理性、忠於不願屈服的靈魂。這樣的忠誠，黨國未必理解，但歷史會理解。

有人問我，如今還信什麼？
我信理性，也信慈悲；我信文化的延續，也信改革的勇氣。
我信中國，不是疆域上的中國，而是文明的中國，是孔孟之仁義、蘇辛之氣節、孫文之理想。這個中國，不靠口號維繫，也不必藉敵意生存。它存在於每一個願意為公義犧牲、為真理挺身的靈魂之中。

我敬佩那些為信仰殉道的人──無論他們的旗幟是紅是藍。若一個人能在恐懼之下仍堅持理想，那就是人類文明的光。
吳石將軍、朱諶之、聶曦……他們的選擇各異，但共同之處在於不背叛良知。即便歷史曾讓他們成為對立的符號，我願稱他們為「信念者」，因為信念比政權長久。

我也不憎恨任何人。
那些迫害過同胞的人，或許也是被體制囚禁的靈魂。歷史的悲劇，不只屬於受難者，也屬於加害者。
我願意原諒，卻拒絕遺忘。因為唯有記得，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

當代的台灣，常陷於意識形態的迷霧。有人高喊自由，有人高喊統一，但我看到的是更深的裂縫──人心的分裂。
自由若離開了真理，就會成為放縱；統一若沒有仁愛，就只是征服。
我們的時代，不缺口號，缺的是誠實。
我不屬於任何派系，也不願再被「藍綠」綑綁。
我只希望，這個土地能重拾一種清明的政治信仰──不是為誰，而是為了公理與後代。

那是我從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裡學來的信念：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不能私有。
如今，當我再提起「黨國」二字，我想到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
責任在於不讓信仰死去，不讓理想被貶為空談。
我仍稱自己為黨的子弟，但那個「黨」，是以天下為公為宗旨的革命黨，不是以權力為信仰的政客團。

或許，我的告白太遲。
但遲來的真誠，也勝過永遠的沉默。
我仍相信，當歷史最終回望，我們這一代人會被問一個問題：
「你是否忠於自己的理想？」
我想，我的回答是：
我沒有背叛。
我忠誠於那個不受時代侷限的理想：
天下為公，民為邦本，仁者無敵。

一、兩岸漸行漸遠的深層原因

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向中華民國投降，日本佔領下的台灣，也回到了中華民國的懷抱中。海峽兩岸，正式進入了統一的時期。中山思想以及各種「孫中山先生」的意象開始進入台灣。好景不長，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海峽兩岸開始進入分治的時代。

兩岸分治以後，大陸經過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台灣經過了戒嚴、解嚴、民主化。海峽兩岸在歷經眾多不同的歷史事件中，已經被形塑出了不同的「歷史記憶」，兩岸人民漸漸沒有共同話題、沒有共同情感，開始變得越來越陌生，這就是兩岸漸行漸遠的深層原因。

二、作為兩岸共同歷史記憶的「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曾三次來台為中華民國奔走，在台北留下了他的足跡「梅敷屋」，這便是光復之前的台灣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記憶」。而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在大陸也同時處於壯大之中。因此，海峽兩岸在台灣光復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共同歷史記憶。

1945年之後，「孫中山先生」的各種意象開始進入台灣，各地開始紛紛設立中山銅像、建設「中山路」。海峽兩岸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共同歷史記憶也開始進一步加深。

兩岸分治後，中共仍然尊崇孫中山先生，在大陸的中學歷史課本中，有很長的篇幅在介紹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以及三民主義的概念。而在台灣，中山思想開始落地生根，各大學、研究機構紛紛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與教授孫中山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因此，「孫中山先生」已經成為在兩岸分治以後唯一的「共同歷史記憶」。

三、以「孫中山先生」拉近兩岸感情、建構和平的橋樑

兩岸分治之後直到今日，大陸多個省市、「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皆有保存或新建「中山公園」，南京、廣州等地有中山陵、中山紀念館等紀念孫中山先生之處。孫中山先生的故居也在廣東省的中山市成為了「國家一級博物館」。而在台灣，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皆有「中山公園」，各地皆有「中山路」，台北建有「國父紀念館」。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不僅成為海峽兩岸的共同歷史記憶，更是成為了兩岸之間共同的「政治符號」，融入到了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兩岸漸行漸遠的今天，以「孫中山先生」建構兩岸和平的橋樑，大力宣傳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中山先生關於兩岸之間的共同故事，以此拉近兩岸人民的心靈距離、增進兩岸人民的感情、增加兩岸人民的共同話題，應是兩岸之間探索和平路徑的可行方案！

台灣人長期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一直深信共產制度的『共產』，就是共享他人的財產。我以前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2017年經過前輩解惑和翻閱《共產黨宣言》等書籍，我才改變認知。其實共產的『產』是指生產資料，即用於生產所需要的工具、土地、機器、資源等，所以共產主義照字面上的意思應該翻譯為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為土地，故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就是廢除過去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掌控大量土地的土地制度，這也跟孫文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一致。

有人會說，地主繼承祖先的家產或是因努力賺錢而發家致富，不應該剝奪個人的私有財產。首先，我當然支持靠個人努力發家致富的財產不該剝奪，但是若是私人壟斷某種資源，利用供需失衡賺取高額利差，例如大地主掌握大片土地不事生產依靠租金就能致富，而向地主租地的佃農辛苦勞動一整年，至少一半收穫得繳給地主，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我們該反對的。所以，共產制度應該是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由國家分配生產工具給有需要的人使用，此即『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孫文是很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在1905年訪問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當時記載的人民報，曾報導他贊成中國土地公有，並且由公社按章程租給農民，與今天中共在農村實施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致的。此外，土地公有制是農村將土地租給農民，那自然是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處分權。那自然是限制個人對土地的使用，防止農地非農用，即農地零碎化的問題，今天台灣有很多農地建工廠的問題，就是個人對土地的濫用。

此外，孫文在1912年在上海與中國社會黨的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和方法』，也對中華民國成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孫文在此篇的演講，也提到孫文對資本的定義：『凡物產或金錢以（倚）之生產者，皆可謂之資本。』，資本即『非倚仗人工，倚仗著物產或金錢而生利』，由人以人工創造的財產當然需要保護，但是由物產或金錢生利的財產（及資本）則必須要管控，資本並不等同財產。所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個人壟斷資本即壟斷資源，對社會有極大的危害。

既然共產的定義即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在那時指的即是土地公有化，因此即需要土地改革。這自然是觸犯到以地主鄉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他們造謠共產是財產共有，並阻擾國共合作。而孫文後來在1923年面對鄧澤如上書和1924年馮自由等人反對國民黨改組，堅決的表達贊成國共合作，甚至揚言若國民黨不贊成改組，他就要退出國民黨，參加共產黨。在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對北伐將士『反對反共』的演講，間接也證實孫文有這樣的表態。由此可知，孫文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是積極的，絕不是右派所說的對『聯俄容共』的態度是消極的。

經由上述發掘的歷史及思維，我們就可得知當初中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絕對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只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國民黨違背孫文遺志，不顧中國多數工農的利益，不想進行土地改革，為了維護少數鄉紳地主的利益，捕殺農會成員共產黨員，而有所謂的四一二事件。在事件之後，共產黨為了實現工農的理想即土地改革，轉入地下進行武裝鬥爭，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進行革命。在我看來，不是共產黨要分裂中國，而是國民黨違背人民意志，背叛總理革命遺志，是國民黨逼共產黨上梁山的，國民黨的民國，是只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封建地主之國，而共產黨的蘇維埃才是考慮到多數工農的人民之國。

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擁有軍隊人數優勢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會敗於共產黨，為何共諜如此之多？也能夠解釋如錢壯飛、沈安娜、郭汝瑰等那些人在國民黨內擁有高官厚祿，也要背叛國民黨，因為他們心中的信仰和理想是中國必須要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由少數大地主轉移到多數人民使用，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這些人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也要實現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這是用錢、權、色也買不到、誘惑不了的。國共內戰發生的原因就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武裝割據，而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要收回解放區是對土地改革的反對，也是對自己政策和人民的否定。內戰的本質就是將封建地主土地下放給人民，解放土地所有權的一場戰爭，而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共產黨要武裝割據，也不是民主與獨裁的較量。

幾年前，高金素梅在2019年的視頻《POR LA PAZ！為了和平！》介紹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掌控中南美洲龐大的土地資源，為了能繼續掌控140萬公頃的土地資源，美國不惜發動政變，推翻瓜地馬拉的民選總統阿本斯，因為阿本斯總統在瓜地馬拉進行共產黨式的土地改革。為了給干涉他國內政一個理由，美國常給的理由是民主自由推翻共產獨裁。因此，列寧曾說『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一國去侵略掠奪他國的資源。美國就是一群資本家聯合掌控的國家，去掠奪他國資源的帝國主義者。所以，當時的人們會喊出『反帝、反封建』這樣的口號。如果我們今天只相信國民黨給的資料，不去思考不去查找資料，那自然我們就不會發現國民黨想隱藏、想扭曲的歷史。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在新帝國主義於世界範圍擴張之際，次殖民地的中國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於是孫中山先生矢志國民革命以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起初嚮往西方的民主、繁榮、富強，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希望中國能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躋身一流國家之林。（註1）

然而，民主法治一再被軍閥等反革命勢力破壞，列強對國民革命的輕視態度，以及支持軍閥的行徑，歐戰反人類的浩劫，英、法、日列強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讓孫中山先生和其他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性產生懷疑，日本也顯然成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於是決心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俄國革命的發生，使許多中國青年嚮往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為回應時局變化，於是進一步擴充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註2）

民族主義 方面，首先說明民族主義的定義、中華民族的組成，接著說明中國面臨新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以及俄國革命對殖民地、次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在世界民族問題的背景下，中華民族應當打破一盤散沙的狀態、如同水泥般團結起來，以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民族得到振興以後，應當發揮固有的倫理道德，在世界範圍濟弱扶傾、促進世界大同，掃除帝國主義與強權政治，實現國際的和平與繁榮。（註3）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一百年間，先後發生了二戰、冷戰、亞非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今天的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如何以中山思想消弭國際爭端，使渴望和平的世界人民能伸出雙手相扶持，考驗著時人的智慧。

民權主義 方面，說明了西方民主法治的概念及金權政治的問題，必須以傳統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加以矯正，實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同樣反對權貴資產階級操縱的金權政治，但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的政治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從階級論政治；孫中山先生則從能力出發，主張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議會民主是歐美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高度發達後的產物，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軍閥割據、經濟落後，缺乏直接實行議會民主的條件，於是孫中山先生主張以 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訓練民眾參與政治，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註4）

民生主義 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自律性市場的不穩定性（註5）、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註6），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是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所要面對和解決的課題。孫中山先生說過，「只可師馬克思之意，不可師馬克思之法」，以及孫越宣言聲明「共產組織乃至於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這些話代表中國現代化的政策和模式不可套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亦不可取。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扶助農工，實行大政府領導的實業計劃工業化，以建設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現代化國家。（註7）孫中山先生的大政府經濟模式，固然與海耶克學說（註8）相悖，但海耶克沒能看到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此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實業計劃和社會福利保障的主張仍有一定的遠見。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仍有時代的侷限性，有待後人的修正與補充。
例如民族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擔心中國人口成長緩慢，無以在世界上生存。但1930年代地理學家翁文灝（註9）和社會學家吳景超（註10）即指出，中國過剩的人口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導致國家積弱不振；二戰結束後，亞非拉國家人口的爆炸性成長，人口過剩造成農村貧困和假性都市化等問題，這些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現象。
民權主義需要討論的是，「革命民權」究竟是過渡時期的權宜措施，還是長期的政策？
民生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主張大量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從事實業計劃；但二戰後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在美國「爭取進步聯盟」的安排下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經濟發展卻不見起色。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是後發展國家的一大挑戰。（註11）

儘管如此，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理論，具有承先啟後的時代前瞻性，值得後人深入討論和力行實踐，以實現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

註1、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註3、4、7：孫中山《三民主義》

註5：（匈）卡爾・波蘭尼《大轉型》

註6：（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註8：（奧）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註9：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

註10：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註11：（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