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種族優越感與地緣政治影響歷史 | 高凌雲

日本每年到了8月就會哀哀叫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炸死20萬人,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近3年,3百萬人死了1百萬人,這當中大多是老人與婦孺,這哪裡是廣島與長崎能夠比擬。
納粹打不下列寧格勒,就圍住他們,餓死他們。

一般人不明白,以為希特勒這樣的極右派納粹魔頭,是因為反共才要與蘇聯打仗,意識形態的歧異,只是表面看來如此,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右派人士的種族優越感,將俄國人視為是低於人類的存在,所以納粹侵略蘇聯過程中,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是假,滅絕斯拉夫人是真。
納粹在撤退過程中,曾經將某些俄羅斯古城給毀了,把許多中世紀留下來的古老石造建築全給炸了,整個古城成了廢墟,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存在。

納粹的作為,其實在台灣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國民黨過去反共,那是真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國民黨不反中,因為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中國人嘛。但民進黨口口聲聲的反共,其實與希特勒一樣,是帶著種族優越的一種批判,是用反共包裝反中,反中為真,反共是假。
所以要去除一切與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符號,一如納粹對付猶太人與斯拉夫人一般。

西方國家對於二戰只有諾曼第的最長的一日,只有突出部戰役的坦克大決戰,只有渡過萊茵河的雷瑪根大橋,但是最後攻入柏林,徹底毀滅納粹反抗的,卻是蘇聯軍隊。
人們在過去的八十年間,只有西方的歷史觀,因為冷戰的政治因素,完全無視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蘇聯的軍事反攻,才是真正摧毀納粹的力量。

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主要是對於西方侵略的恐懼心理使然,與蘇聯本身的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他把東歐都搞成衛星國、附庸國,用來保護自己;從這個面向上面看,華府還不是幹一樣的事情,把西歐囊括成他的國防前沿。
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經常扭曲了歷史。

老黨外批評民進黨和期許黨外在野大聯盟 | 王義雄(轉載自黃德北臉書)

「黨外」一詞在台灣政治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它指的是戒嚴時期非國民黨籍政治勢力的統稱,包含了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但共同反對威權統治的力量。這段抗爭歷史是台灣全民共同的政治遺產,不應被任何單一政黨壟斷。然而,民進黨近年來的操作卻試圖將「黨外」與民進黨劃上等號,彷彿只有認同民進黨路線者才有資格繼承這一名號。

這種歷史詮釋權的壟斷在6月11日「黨外在野大聯盟」成立時表露無遺。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檢討為何社會出現新的在野結盟需求,而是機械式地貼上「紅統」標籤。這種反應恰恰顯示民進黨已將「黨外」視為其意識形態專利,任何不遵循民進黨路線的反對聲音都被排除在正統「黨外」論述之外。這種做法與當年國民黨打壓黨外人士時使用的「匪諜」指控何其相似,顯示民進黨在取得執政地位後,已不自覺地複製了它曾經反對的威權思維。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黨外」精神強調的是包容多元聲音、反對一言堂,而今日民進黨卻容不下任何對其兩岸政策的批評。從鄭麗文、蕭旭岑到館長陳之漢,再到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士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結盟,正是因為現行體制下在野聲音被系統性邊緣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退化的表現,將豐富的政治光譜簡化為「民進黨vs.親中勢力」的二元對立。

更令人憂慮的是,民進黨將「反中」塑造成檢驗政治立場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思維下,任何主張兩岸交流、批評台獨冒進主義的聲音,不論其論據多麼合理,都會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前國民黨立委鄭麗文與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等人組成的聯盟,之所以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指控為「紅統」,正是這種標籤化思維的典型表現。民進黨完全不去思考為何連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樣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加入在野聯盟,反而立即啟動「抹紅機制」,這顯示其已經喪失了與不同立場者進行理性對話的能力。

這種話語權壟斷的惡果是台灣公共討論空間的極度窄化。當「反中」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關於兩岸關係、能源政策、產業發展等重大議題都無法進行實質性辯論,因為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轉化為對「台灣價值」的背叛指控。這種氛圍下,台灣的民主品質自然日益惡化。台灣民主化初期,社會曾對「政黨輪替」寄予厚望,認為這將帶來更開放的言論空間與更公平的權力分配。然而,民進黨的執政實踐卻顯示,缺乏制衡的權力無論在誰手中都可能導致民主的異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與對在野勢力的系統性「抹紅」,實際上正在將台灣帶向一種新型態的威權主義。

「黨外」精神的真諦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與話語專制,無論它來自哪個政黨。今天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民進黨版本的「黨外」,而是一個真正多元、包容、理性的民主空間。唯有重建這種精神,台灣才能避免淪為民粹對立的犧牲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未來。

「黨外」,顧名思義是指未加入任何政黨者的總稱,若狹義而言,也可泛指非執政黨成員。2025年6月11日前立委鄭麗文發起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其宗旨即可能是團結除民進黨之外的各方力量,從鄭麗文公開言論來看,該聯盟明確批判總統賴清德推動的大規模罷免行動,指出其手段侵害民主體制。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執政黨不應以罷免方式針對在野國會議員,藉此改變國會權力結構,轉化為多數黨。民進黨此舉無疑開創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惡例,也將自身聲譽蒙上陰影。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這仍屬政黨競逐政權的手段之一,儘管不當,至少未訴諸暴力或戰爭,對百姓生命安全無直接威脅,仍算屬於制度內的爭鬥。話雖如此,執政黨若出現腐敗與濫權,究其根本,責任也在在野黨監督不力、表現不彰。倘若在野黨能真正獲得民意支持,完全可以在選舉時以選票更替執政黨,達成權力轉移。因此,執政黨的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在野勢力的不爭氣與監督失職。至於新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若無法形成有力政治組織,其替代現有在野黨角色的可能性有限。但從正面角度看,台灣多一股能夠制衡與監督執政黨的聲音,對民主發展總不無裨益。

早期黨外所處的政治環境,比今日嚴峻百倍,當時正值國民黨戒嚴體制下,政治打壓無所不在,黨外人士既無從政機會,辦報遭禁,無法組黨,更談不上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這樣的壓迫與不公平,正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根本矛盾。筆者自倫敦大學學成歸國後,正逢此一時局,於大學任教兩年間,內心不斷拉扯——究竟應留在學界從事終身學術研究,還是投身社會,推動政治改革?最終,我選擇離開學術圈,返鄉高雄,一邊執業律師,一邊投入政治運動,並準備參選立法委員,以組織一個真正的在野政黨為目標。當時,亦曾遭巴黎大學同學、國民黨政要遊說加入執政黨,並允諾優渥條件,皆予以婉拒。筆者認為,必須從體制外著手,團結反對力量,終於在民國74年9月2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的正式成立,筆者亦為26位創黨簽署人之一。

然而,社會層面的壓迫與不平,並未因政治改革而自動消除。筆者遂認為,在民進黨致力於政治民主的同時,仍需有一個政黨專注推動社會改革、照顧中下階層與弱勢族群。因此,筆者選擇離開民進黨,另組「工黨」,致力於爭取社會正義,特別關注教育、醫療與居住三大基本人權,這些本應由政府保障的基本需求,對弱勢者而言更是生存之本。其實,落實這三項權利並非難事。筆者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便親身體驗到社會保障的力量——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不需支付高額學費,巴黎大學法學院每年註冊費不過80法郎/年,約合新台幣800元,四年下來僅花費不到四千元。對貧寒子弟而言,免費教育是一個翻身的契機,只要肯讀書,便有希望改變命運,不必世代困於社會底層。

在巴黎求學期間,筆者對法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印象極為深刻。曾有一位來自文化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巴黎大學就讀,因心臟問題接受了兩次手術,全部醫療費用由法國國家負擔,未讓其家庭背上龐大負擔。正是這樣的制度,使得社會中下階層不會因病致貧、因貧而死。免費醫療保障了最基本的生存權,也體現國家對人民的尊重與照顧。教育、醫療與居住,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三項人權,台灣目前僅在醫療保險方面初步實現,教育雖學費不高,窮人子弟仍有就學機會,但在居住權方面,問題仍十分嚴重。高房價讓弱勢族群無法安身立命,形同現代社會的不平等象徵。對此,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呼籲政府應大力興建社會住宅,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期盼能真正落實「住有所居」的基本權利。

筆者當年參與黨外運動,所追求的正是「政治上消除壓迫與不公、社會上減少貧困與不平等」的理想。為此,我參與籌組民進黨,推動政治改革;後又成立工黨,致力於社會改革。未曾想到,當年我們滿懷改革熱情創建的民進黨,在歷經十餘年執政後,卻逐漸偏離初衷,不僅分裂華夏民族的認同,甚至有否定自身為華人的政治論述,導致兩岸關係日趨緊張。

華夏民族歷史綿延數千年,歷經無數次分裂與統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歷史循環之常態。如今,賴清德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然而,務實地追求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虛幻目標,不僅無助於台灣發展,反而可能將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台灣與中國大陸若因政治分歧引發衝突,將對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災難與無盡痛苦。因此,今日的黨外力量,應重新團結起來,將「防止兩岸戰爭、維護和平」作為首要目標,和平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價值,唯有防止戰爭,人民的生命與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戰爭是殘酷的,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應以意識形態為名,犧牲千千萬萬無辜百姓的生命。

「開明專制」對比西方民主 | 管長榕

回應《對「開明專制」的反思》,我是支持開明專制的,但並不了解西方對開明專制的定義,只知開明專制有別於野蠻專制。

梁啓超認為:「凡專制者,以所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所謂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即是民本思想。這不是依賴制度,而是依賴人治。所以中國儒家講求治人者的素養,而不是依賴被治者的民主。

西方民主並不科學,不專業,大眾並不具有多方面的思辨能力,只是在被設定的片面信息繭房中做出決定,往往慘不忍睹。例如英國選出生菜首相特拉斯(Mary Elizabeth Truss),美國只有在兩個爛蘋果中擇一。現在全球所謂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已經漏洞百出,補不勝補,正是因為他們相信制度,不重視人治,結果發現人治不彰時,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被利用做為助紂為虐的工具。美國川普與台灣賴某都是著例。

重視制度而不重人治者認為人治不牢靠,因為人性不牢靠。那是現代人重視智育而不重視德育的結果。中國儒家論語幾乎全講德育、全講人性、全講廉恥,其理在此。雖然不能確保萬一之所無,但只要其理存乎人心,總有恢復補天之時。不像西方在道德淪喪之後,只有叢林法則,亂不可治矣。

開明專制,這種重人治的做法顯然不符主流意識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罷了,我們並未經過思辨就全盤接受。專制之被污名化亦復如此,他們並未考慮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之專制,那就是我支持的。

對「開明專制」的反思 | 陳彥熾

最近看到有人在鼓吹後藤新平的「開明專制」,說如果當年漢人和原住民抗日成功,只會讓台灣淪為非洲原始部落社會或被共產黨統治,內文實在怵目驚心。

我之前有提到民國初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主張「開明專制」,他是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略危機下提出救國主張。丁文江作為一個理工人,從工具主義的思維出發,希望國民政府能成為一個效能政府,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沒有惡意。然而,他對「開明專制」背後的歷史和思想脈絡缺乏理解,「開明專制」在特定環境下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曲解和濫用。

「開明專制」起始於18世紀部份歐洲君主運用啟蒙思想家的觀念,合理化其專制統治的過程;意即具有啟蒙思想的君主和官僚,要由上而下教化「愚昧的」人民。在新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後,「開明專制」也被用來合理化殖民統治:這種思維認為,正是因為西方人和日本人具有「啟蒙思想」,非西方人處於不認識「啟蒙思想」的「愚昧」狀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殖民統治,不從就要遭受嚴厲的刑罰。

這樣的觀念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因為在近代亞洲當中,日本最接近西方中心論眼中的啟蒙狀態,「未啟蒙」的中國大陸、台灣、朝鮮都應當接受其「開明專制」的「文明開化」。若要最徹底的「開明專制」,抗戰也不必打了,直接像汪精衛一樣投降日本最快,全亞洲都在日本的「開明專制」下走向現代化。「開明專制」本質上是幌子,在啟蒙思想包裝下仍然是血淋淋的暴力壓制和經濟掠奪,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才是現代政治的正途。

有論者說中共和新加坡政府也是「開明專制」,但「開明專制」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壓制,中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人民由下而上建立政權,若只是以「開明專制」控制社會,今天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各族、各界人民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一直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與「開明專制」的歐洲君主國及後來的殖民地統治有本質上的不同。

任何政治體制若只是一味的壓制和征服,而沒有融合與協調,勢必會遭到人民的反撲,再怎麼強大,不過就是招致秦朝速亡的後果而已。

和平統一重燃希望 | 郭譽申

賴清德主政台灣,比蔡英文更反中,既稱對岸為境外敵對勢力,又延長兵役期、鼓吹不對稱作戰、恢復平時軍法審判等等,而美國則增加軍售台灣,並且派遣軍官觀察台軍演習。賴即使不是「倚美謀獨」,也是「倚美拒統」。這樣使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渺茫,似乎只剩武力統一一途。不過最近的一些世事發展卻讓和平統一重燃希望。

首先,台灣拒統的靠山無非就是美國,但川普再任總統不到半年,已經把美國搞得元氣大傷。譬如:
無端草率的裁減聯邦政府的人員、部門和計劃,造成很多抗議和訴訟;
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幅衰落;
對世界各國提高關稅,並要求盟國負擔更多軍費,使各國對美國離心離德;
與一些一流大學(如哈佛)衝突,大量裁減其科研經費,損害美國的科研競爭力;
聯邦政府的債務已達36兆美元,大而美法案還將增加債務約3兆,引起很大爭議;
無端辭退不少高階軍事將領,損害美軍的軍心士氣;
不符法律程序的抓捕無證移民,引起許多城市的示威抗議,甚至警民衝突;
川普改革很強調保守主義(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如反LGBT、DEI,使美國更加分裂。
美國加速衰落,台灣何能「倚美拒統」?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愈來愈富強(雖然部份內陸地區還算不上富),過去不太外顯,近年卻逐漸被世界,包括台灣,看見。譬如:
中國的電動車和電池產業領先世界,使所有的傳統汽油車廠都受到嚴重的威脅;
美國對中國課徵145%的超高關稅,僅持續約40天就大降,顯示貿易戰沒有贏家,而中國比美國更撐得住;
美國多方面制裁中國的科技產業,中國以限制稀土出口,足以反制美國的多方面制裁;
中國已擁有3艘航母,組成2航母艦隊(第3艘航母預定今年開始服役),多次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航演訓;
印巴戰爭中,巴國運用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防空雷達的協同作戰,擊落了3架法國製造、歐洲最先進的飆風戰機。
中國大陸愈趨富強,台灣憑什麼抗中?

賴清德雖然謀獨拒統,他的一些政策卻有反效果。譬如:
司法單位沒有柯文哲貪污圖利的明確證據,而所涉案件還在法院審理中,柯卻已被關押超過9個月,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綠營推動大罷免,想要罷免藍營的大部份區域立委,等於是要推翻去年的立委選舉結果,是對民主的損害;
檢調對藍營進行的很多罷免連署任意搜索、偵訊,甚至拘押,顯然是小案大辦,恐嚇人民,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美國已經靠不住,中國大陸愈來愈富強,而賴政府損害人權、司法和民主。台灣人要如何抉擇?何不做一個有光榮感的中國人?過去親綠反中的「館長」已經改變立場,隨他而改變立場的恐怕不在少數,和平統一因此重燃希望!

館長覺醒了?他是台灣無知的縮影 | 楊秉儒

這幾天館長首次踏上中國大陸,在上海進行多場直播,分享他的感動與震撼,不分兩岸,不少人激動歡呼,彷彿這是一場「思想大轉彎」的開始。

但我想說的是:別急著感動,這背後,其實只是台灣長年資訊封閉與文化扭曲的真實縮影罷了。

他真的覺醒了嗎?還是情緒反射而已?

先說清楚,我從來不是館長的粉絲。他是個情緒掛帥、行事憑直覺、不擅深思熟慮的人。政治上藍綠紅三邊都罵,言論多是基於個人恩怨與情緒反射,而非理念轉變。他過去不但力挺綠營,還曾在直播中對大陸領導人出言不遜,如今卻盛讚中國。這種看似突變的表現,與其說是轉變,不如說是另一種「氣到換邊罵」。他的直播中充滿「感動、震撼、大開眼界」的話語,聽起來誠懇,實際上更像一個剛走出象牙塔的人,突然發現世界原來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這不叫覺醒,這只是第一次面對現實的直覺反射反應而已。

但我們也不該只是批評。在那份衝擊與轉變的背後,也許是一個人從幻滅中掙扎出來、試圖重新理解世界的痛苦過程。值得觀察,也值得期待。

打破信息繭房?當然值得肯定,但也該問問:怎麼過去從沒去過中國大陸?

多年來,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嚴重失真,不是來自直接經驗,而是來自國民黨、民進黨的一脈相傳,加上台灣政論節目、新聞話術與學校教育的長年操弄。這些內容建構出一個虛構的「敵人形象」,讓好幾代人對祖國充滿恐懼與輕蔑。

館長這趟中國行,在形式上確實打破了這層信息繭房。他公開直播、親身走訪,的確讓許多台灣粉絲第一次「看到」了真實的對岸樣貌,這一點我給予肯定。

但我們也要追問:過去十幾年他罵中國罵得口沫橫飛,結果這竟然是他第一次來中國?你沒來過,沒看過,就敢講成那樣,你到底是在罵什麼?

而更令人憂心的是,館長不是個案。在台灣社會中,有多少像他一樣,憑空仇中卻從不接觸中國大陸的人?這不僅是個人偏見,更是一種被操弄的集體無知。

「你是哪國人?」這道題,為什麼回答得那麼心虛?

有人現場問他:「你是哪國人?」他迴避地回答:「我是在宜蘭長大的孤兒。三歲就沒了爸爸。」這不是實話,而是避重就輕,逃避現實。

他說中文、姓陳、過端午、拜媽祖,用的是中國文化的骨血脈絡,卻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為什麼?因為在今天的台灣,公開認同「我是中國人」,往往要承擔巨大的輿論壓力與網路霸凌。

但我們也必須理解——在台灣長大,要擺脫從小被灌輸的去中國化教育,並不容易。

在台灣,國族認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歷史與文化問題,而是一場政治選邊。館長選擇含糊其詞,說明他還在矛盾與掙扎之中,他的思想仍未完全轉變。

但這不僅只是罪過,而還得加上現實的難處。他不敢講真話,因為他的心態還是不認同自己與中國大陸是同一個國家的人。他現在罵民進黨,只是不爽自己被利用、被踢掉,並不代表他立場有變。他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他知道這句話一出口,在台灣會被一堆綠營的側翼網軍撕成碎片。

為了流量?還是為了報復民進黨?或許都是。

有人說他來大陸是為了流量,也有人說是為了報復綠營。我認為,兩者皆是。作為一個網紅,他當然要流量;但作為一個曾被綠營奉為盟友、如今卻被丟棄的前支持者,他的行動也是一記情緒與利益的反撲。

這並不令人意外。但請別誤會:這還不代表他立場轉變,也不等同於他真正認同中國。

目前的館長,更像是一個「受傷的台獨支持者」,選擇用腳投票,表達憤怒。

不過,這樣的行動本身,就已經破除了許多政治謊言,撼動了某些僵化已久的台灣政治現實。

如果他有腦子,就該繼續去、繼續看、繼續學。

這是館長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若他還有一絲求真與求知的誠意,那他該繼續多去幾次,把過去從台灣政黨與媒體那裡聽來的偏見徹底清理乾淨。

現實會摧毀謊言,這是必然的,因為真相太鮮明,太強大。

我們期待館長能再踏上中國大陸,再多看一點,再多理解一點。轉變需要時間,但只要他肯走這條路,就值得肯定。

館長不會是問題的答案,他是問題的縮影。

他的無知、情緒、矛盾、衝突,正是現下整個台灣社會的集體寫照。

我們不必過度期待他,也不該急著譏諷他。我們應該做的,是讓每一位像他一樣曾經被誤導、如今產生懷疑的人,都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國大陸這片祖國河山、重新連結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真正的強大,不是把自己困在島上自我感動,而是勇敢走出去,認同自己的血脈與根源,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為什麼要參加「黨外在野大聯盟」 | 黃德北

由鄭麗文發起、我們〈捍衛台灣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聲明〉推動小組部分成員積極配合推動籌組的「黨外在野大聯盟」,果然只是在發出採訪通知、尚未召開成立大會記者會,就立即引起媒體廣泛的報導與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這代表我們之前所言,台灣今天存在著廣大的「沉默多數」,他們對於賴清德這一年來破壞台灣民主法治以及要將台灣帶向兵凶戰危的險境普遍感到不滿與不安。如果賴清德再不懸崖勒馬,我們相信這場來自民間各方的集體力量將會成為推倒民進黨的主要動力。

在我看來,「黨外在野大聯盟」主要由四種人所組成:
一是國民黨的革新派成員,他們對於當前政局感到不安,可能也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無所作為不滿,所以願意揭竿而起;
二是郭正亮與陳之漢(館長)等政治名嘴,他們對於民意感受最敏銳,他們願意同意擔任發起人,正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象徵;
三是特定的獨立學者,如王惠珀、包正豪、何思慎、廖元豪、黃國鐘等人,他們長期以來就一直關心公共事務,針對不合理的議題總會站出來表達不滿;
四是〈聲明〉發起人與聯署人,如陳培哲、鄭村棋、傅大為、馮建三、黃德北、林子文、施正鋒、吳永毅、詹澈、盧思岳、郭耀中、蘇偉碩、區桂芝等人,我們的關注已經在我們的〈聲明〉中清楚表明。

台灣目前面臨的凶險困境,綠、藍、白各黨都不敢或不能面對處理,民進黨更為了自己的黨派利益,不斷激化兩岸之間的對立與緊張關係,這是多數台灣人民普遍感受到的。為了壓制不同聲音,賴清德動用國家機器不斷進行打壓,更增添大家的不安與憤怒。如何突破兩岸緊張局面,直接與大陸方面共同對話解決政治僵局,建立兩岸長期和平的局面是當前大多數台灣民意的期望,也是台灣政治人物都要面對的課題,無法處理此一困境的政黨與政治人物都將被歷史所淘汰。

我個人雖然關心兩岸關係與台灣的和平安全,但眼前許多人卻更關注立即要面對民進黨發動的大罷免議題。因為民進黨發動的大罷免勢必會繼續強力推動,一旦成功,擁有絕對權力的賴清德會再推出哪些瘋狂的政策?將對台灣的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造成多大的破壞?

我們在籌組大聯盟時,陳培哲院士就非常擔憂與不滿民進黨推動的大罷免,他認為我們應該告訴台灣人民:如果大罷免得逞,賴清德下一步應該就會走上戒嚴的道路。年初尹錫悅在韓國宣布戒嚴未成,主要就是韓國執政黨在國會不是多數黨,以致在野黨最後能夠將尹錫悅的決定推翻。現在民進黨在國會還是少數黨,賴清德就敢這樣目無法紀,未來大罷免之後台灣必將是充滿腥風血雨的鬥爭。

如果你希望未來仍然能夠歲月靜好,請一起來支持「黨外在野大聯盟」,我們共同來捍衛台灣的民主法治與和平安全。

日本天皇訪沖繩 自衛隊退將來台兵推 | 高凌雲

上週日本德仁天皇帶著家人親訪我們稱之為琉球的沖繩,對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造成沖繩居民死難,天皇表達了悼念。

沖繩,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所轄,除了塞班之外,就是這個群島死傷最多,原因無他,美軍要擊敗日本,登陸日本四島之前,必須先拿下沖繩,這就為當地平民帶來了災難。

戰後,有戰爭責任的裕仁天皇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沒有辦法去沖繩,德仁天皇的父親明仁以太子身分去了,結果引來激烈的抗議。

沖繩環境與日本四島不同,美軍占領到1970年代才歸還給佐藤榮作首相。當地居民對於戰爭有慘痛的記憶,戰後美軍占領期間,雖然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但美軍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也讓沖繩居民恨得牙癢癢。

德仁天皇訪問沖繩,自然代表著對於和平的執念,無巧不巧,這两天自衛隊的退役高級將官到了台北,與民進黨黃煌雄的智庫大搞兵棋推演,無非要創造一種美、日、台共同反中的政治現象。

台灣與日本在軍事關係方面勾結,這可是比美台雙方的軍事盟友關係還要嚴重,主事者若非裝作不知道,就是故意以此挑釁北京,日本曾經侵略中國,殖民台灣,現在台灣又將昔日的殖民主人請回來協助戰爭,這種念頭若不是邪惡,難道是天真?

天皇對於戰爭死難者的悼念,無非緬懷和平,日本自衛隊退將的窮兵黷武,是對戰爭的狂妄,這兩種境界,那個才是真的,不久之後,應該就可以驗證。

我曾寫過林正杰 | 高凌雲

林正杰病逝後,一位朋友不經意地提到我寫過林正杰的人物,當時實在想不起來,34年記者生涯,究竟寫了些什麼,居然有人看過。

這才發現,原來我在1996年總統大選前,因為林正杰幫林洋港輔選,我曾經寫過林正杰的人物,但當時我也不是採訪林郝配,僅是支援林郝配,怎麼會分配到這個人物寫作,真是不記得了。

當時的文章標題是,林正杰不定的心
小標題:
街頭小霸王
曾經挑戰威權
發願做兩岸和平使者
政壇的怪客
不按牌理出牌 忽左忽右立場引非議

林正杰不定的心 | 高凌雲 1996年

3月8日,中共第三度對台灣外海進行導彈試射演習,那天上午8時,在台北市大安公園外紛紛擾擾的世界裡,沒有人注意到公園內的觀音菩薩像前,林正杰緊閉著雙眼靜坐,祈禱著台海兩岸的和平。不在乎行人冷漠的眼光,林正杰堅信信念可以創造力量,可以造就奇蹟。

林正杰曾經是大學校園內對人生充滿熱情的左派分子,崇拜馬克思,高論「宗教是人類精神的鴉片菸」。但是在經歷婚變和政治生涯起伏,他的人生陷入最谷底時,宗教挽救了他對人生的信心。

曾經有「街頭小霸王」外號、在戒嚴時期向國民黨威權體制毫不留情發動街頭抗爭的林正杰,現在卻抱著發願要作兩岸之間的和平使者,要讓中國人過和平的日子。

外人看林正杰在立法院的表現,是個頭戴鴨舌帽、穿唐裝、背書包、特立獨行、自有主張的怪客。但林正杰自認自己只是心裡如何想就如何做的人,所以他一會兒幫民進黨的陳水扁選台北市長,一會兒又幫出身國民黨的林洋港選總統。當民進黨立委還在炒作「二二八」的悲情時,林正杰已跑去六張犁的墳堆中,尋找白色恐怖時期不明不白死去的同胞,這才有人注意到在「二二八」之外,還有更多人在威權體制下因為思想問題受迫害。

早在1986年,林正杰心中對台灣設定了民主時間表,從解嚴、行憲、組黨、國會全面改選、總統民選、兩岸走向和平。對林正杰來說,他痛心李登輝總統將1990年可以辦成的總統民選延到1996年舉行,在完全排擠國民黨內的非主流勢力後,李總統才敢辦總統選舉;林正杰憂慮台灣民粹式的民主,將使台灣一步一步走入危機。

林正杰行動的忽左忽右,在他和新黨核心人物把臂言歡時,卻去幫陳水扁競選市長;對外說大家都不了解李登輝後,卻又揭發鴻禧山莊事件,並幫林洋港助選;當林洋港陣營極力反駁「中共同路人」的耳語時,林正杰卻說要去找江澤民。

林正杰雖不能高唱「我還年輕」,不過卻是表現出「心情還不定」。

林正杰的澳門之行,在看笑話的人眼裡是個大笑話,但他自認為台灣的抹黑式政治文化與勇於內鬥的個性,比起中共的蠻橫,更讓他心如刀割,讓他擔心台灣的未來。

當中共的導彈不客氣地落在基隆、高雄外海,李總統競選陣營仍然演唱如戰歌般的「台灣進行曲」時,林正杰用最特別的行動為台海找尋和平的路,問他和平何時會來到,林正杰也不確定,可是和平後自己要做些什麼?他笑著說,要去開計程車,好好撫養小孩長大。

罷免連署是爛制度,如何改? | 郭譽申

綠營推動大罷免,藍白只好也以罷免反制,双方這幾個月於是都在進行罷免連署。幾十件罷免連署案和隨後的罷免投票,既耗費資源,又加重臺灣的分裂。大罷免雖然是綠營的惡行,也因為罷免連署的制度被其利用。罷免連署是爛制度,應該有好辦法取代之。

實施罷免連署的目的很明顯,要減少失敗的罷免案,因為舉行罷免投票就像舉行選舉一樣,有一些行政成本和競爭成本,而失敗的罷免案徒然增加政黨間的對抗。

罷免連署有下列的缺失:

一、罷免連署減少失敗的罷免案的效果不彰。目前已有30多案達到罷免連署的門檻,雖然還要通過中選會的審核,這些案件幾乎都確定需要舉行罷免投票。雖然尚未舉行罷免投票,合理的評估,成功罷免的案件絕不會超過1/4,因此大部份的罷免案都不會成功,徒然浪費資源及增加政黨間的對抗。

二、實施罷免連署的目的是要減少罷免投票的行政成本和競爭成本,但是本身卻有不小的行政成本和競爭成本。中選會要仔細審核連署是否有缺失,而綠藍白三黨都大力動員進行連署。

三、罷免連署類似於部份人預先投票,卻沒有一般投票的祕密性,是不公平也不民主的。中選會,即執政者,知道所有的罷免連署人,想要連署罷免執政黨立委的民眾難免會擔心被執政者報復,如查水表、檢調找碴,就很可能不敢參加連署,而想要連署罷免在野黨立委的民眾就沒有這類顧慮,因此罷免連署有利於執政者而很不利於在野黨(所以綠營連署很容易,而藍白連署很困難)。這樣顯然不公平,也是不民主的,因為人民對政治活動有不用擔心的自由意志才是真民主。

罷免連署有嚴重的缺點,因此筆者提出一新方案,罷免證,以取代罷免連署。每一主要政黨擁有一些(少數)罷免證,使用一罷免證可以向中選會提出一罷免案,不需要罷免連署就成案,因此可以較快,如一個月後,就進行罷免投票。若罷免成功,這罷免證仍有效,可以用來再提出罷免案;若罷免失敗,則這罷免證失效,不能再使用。政黨擁有罷免證的數量取決於最近一次政黨的得票率,譬如:得票率在5%-15%之間得到1罷免證,在15%-25%之間得到2罷免證,在25%-35%之間得到3罷免證,…

罷免證的觀念早已用在運動比賽,如籃球、棒球,即一球隊擁有少數的挑戰權。當球隊不服裁判的判決時,可以提出挑戰,即要求電視輔助重新判決,若挑戰成功,即電視輔助判決改變原來裁判的判決,則這挑戰權仍有效,可以用來再提出挑戰;若挑戰失敗,則這挑戰權失效,不能再提出挑戰。

罷免證比罷免連署好多了,沒有罷免連署的行政成本和競爭成本,比罷免連署更能減少失敗的罷免案(失敗的罷免案數不超過罷免證的數量),不會有利於執政者而不利於在野黨,因此是公平的也符合民主原則。台灣的政治制度仍頗有改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