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在即,蔡英文該說什麼才對? | 譚台明

從來沒有像現在,台灣領導人的講話,有可能改變世局的走向。

在一般的思考裡,只要台不踩紅線,中共就不會啟動武統。因為,這對中共的「百年大局」並不有利。中共可以等,也等得起。時間有利中國,只要台灣不踩紅線。

但是,大家忘了,這個大家習以為常的觀點,其實是有一個前提,就是建立在現有的世界秩序之上。但問題是,這個「現有世界秩序」,正在以超快的速度瓦解之中,因此,事情也可能出現超快速度的變化。

想想看,中共不願意武統,最大的原因,不是打不下來,而是打下來之後,可能面臨以美國為首的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制裁,經濟上近乎全面制裁的壓制,使得這事(武統)很可能是得不償失。

然而,如果中共並沒有出兵攻台,但全世界的經濟制裁就已經來到了呢?現在,這苗頭不就已經出現了嗎?眾所周知,美國乃至西方都嚷著要向中國求償索賠,美國全力制裁華為,威脅要與中國全面脫勾,要企業撤出中國,揚言要與中國一刀兩斷,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可能作廢,……這些就算不會全部都實現,但毫無疑問,這都顯示美國對中國是在往脫勾、經濟制裁的路上走。

雖然,對中國來說,拖住美國,盡量維持現有的世界格局,是對中國最有利的。但做不做得到,能做到多少,顯然不是中國本身說了算。

在形勢所迫,情非得已的狀況下,中國當然要另闢戰場,不能按照美國設下的路徑走,疲於應付,戰略上陷於被動。

於是,在這個時候,如果找個理由,走個險棋,在台海掀起戰火,會怎麼樣呢?

首先,多數分析家都認為,美國不會真的軍事介入(小打打不贏,大打不划算)。西方會做的就是輿論攻擊、經濟制裁。但這已是你不武統也會發生的,所以就不必再考慮。而一場現代化高科技的攻擊戰,可以產生強大的威攝力,使所有想在中美之間坐收漁利的國家,尤其是東南亞諸國,會重新好好地再想想。

其次,中美之間會高度緊張,劍拔弩張,西太平洋空前緊繃,此時,必定造成美國愛國心空前高漲,對現任總統有利。試想,如果中美之間仍是以「合作」為基本盤,中國需要一個可以周旋的美國總統。但如果形勢所迫,中美之間已經是以「對抗」為基本盤了,則還有誰比川普當總統更有利於中國?如果中國決心與美國走「對抗」之路,則一定樂見川普連任,願意助一臂之力。

我們不知道中共是否已做出了重大的戰略「換軌」抉擇,但此時,台灣蔡英文的就職演說,卻可能產生關鍵的影響力。因為,在美國的操縱下,台灣「率先通報世衛」以及「防疫成功」等形象已被全世界所熟知。如果蔡英文在這舉世矚目的就職演講中,說出中國大陸早在1月9號就將「不明肺炎」的疫情通知了台灣,並且也邀請台灣的專家去武漢了解情況。蔡英文只要如實說出這段事實(其實都是媒體早就公佈過的事實,但現在在西方的強力操作下,已被淡忘),那麼,就等於是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為正被西方全力抹黑栽贓的中國大陸平反昭雪。(如果能再表明台灣的防疫成功得力於及早地重視了大陸傳來的訊息,那就更好了。)此舉或令西方不快,但卻是為自己拆除了一個戰爭的引信。更何況,所說的只是一個「事實」,與統獨的表態並無關係。

說真的,一般人寫文,都希望讀者認同他的看法。但這一次,我還真希望讀者諸君指出我的錯誤,讓我知道我只是在杞人憂天。然而,疫情後的世界格局,絕對不同於疫情前,這幾乎是大家的共識了。只不過,似乎很少人指出,這個「不同」,對台灣很可能是災難的開始。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錯的。但不論如何,蔡英文在演說中去說一個真實發生過的「事實」,是一件絕對不會錯的事。

很多跡象,已表明目前台灣形勢不容樂觀。首先,喬良的講話,要反過來聽。因為當中共不想動武時,他一定是嚴辭恫嚇,以防你踩紅線。但當他反常的「示弱」,則傳遞的很可能是相反的訊息。一切關於兩岸關係緩和的報導,皆可作如是觀。

其次,蔡易餘的撤案,表示民進黨很可能接到大陸有關「動員」的情報。對岸要有軍事動作,動員必不可免;台灣不可能得不到情報。只是,台灣若以為自己不踩紅線就可以免去戰火,會不會想得簡單了一些?中共打不打你,永遠是以自己的利益為根本判斷的。

第三、如果美國藉疫情制裁中國大陸果然成真,借箸代籌,你覺得大陸有什麼更好的反制措施?歷來,台灣都是美國壓制中國的一張牌,但現在基本盤既然翻轉,那就可能倒過來,變成大陸打台灣牌,逼美國上談判桌,明碼實價地討論畫分勢力範圍的問題。

被西方權威操縱的「反權威」 | 譚台明

范勇鵬的想法與我極為相近。事實上,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范勇鵬,他確實給了我一些啟發,而我也很看好他的學術能力。

關於權威,我們受近代西方「反權威」思想影響太深了。好像誰不反權威,誰就是有天生的奴性,是個奴隸胚子,是孬種。在這種思想霸權的籠罩之下,誰敢正面看待權威?

但是,姑不論這次的新冠疫情,就以日益流行的各種網路謠言來說,你會對那些無法分辨真假的人感到焦心。你會覺得︰不能讓他們再這麼好騙了,必須有一個負責任的權威來告訴他們何為真何為假。而更可笑的是,自許為高知的我們,有時仍不免也受到網路謠言(多為醫學類)的欺騙。

反權威,迎合了每一個人自尊自貴的心態。基於人的自尊心,我們不願意承認有人比我們更高級,有人可以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難道我自己不知道?就你行?)但睜眼看現實,確實多數人不能知道什麼是真假,什麼是對錯。必須有一個權威來幫他決定,來建立這世界的秩序。事實上,這個權威也一直都是存在的,比如說 耶穌、孔子、柏拉圖,愛因斯坦等等。但是,他們不能預見新世界,有太多新生事物,於是給了騙子(政治人物)空間。這時,真的要有道德與知識俱全的權威(或權威集團)來「拯民於水火」。

小時候,我以為報紙和電視就是這個「權威集團」。什麼事報上說的,電視裡講的,就不會錯。但現在,在台灣,任何一個聰明的家長都會教導小孩,不要相信電視新聞說的。

長期以來,我們會認為西方媒體是權威,他們是正確與正義的象徵。但這次的疫情,則徹底解構了西方媒體。再回去看看「經濟學人」的二月號,這個「上流社會」裡人人喜歡引述的權威,信誓旦旦認為民主國家對疫情會比集權國家應對的更好,現在呢?道歉都沒有。

上帝已死,遍地神棍,這就是當今的世界。相對而言,老共的媒體反而是最可靠的。

沒錯,人是應該有自尊,但何其艱難。所謂「君子有三畏」,必須有一個可信的權威幫助人們建立真正的自我。你一味反權威,你就永遠得不到你想要的自尊,只能迎來佞臣與騙子。當然,在權威本身,也是要「自我消解」的(所謂的「天何言哉」,所謂的「上德不德」),權威的自我消解正是權威成功的表現。正如父母對於孩子,當父母看到孩子真正長大懂事成熟,權威心態就可放下了;但如果孩子一直反權威,表現幼稚,長不大,那麼父母的權威也就消失不了。希望深陷在「反權威」心態中的人,能有智慧聽懂上面的話。

「若當初都做對,這場災難就可以避免。」真的嗎? | 譚台明

有些人認為,這場疫病最初在武漢爆發時,官員應對的並不好。遭他們詬病的至少有三點︰一、未及早告知可能會人傳人,反而說可防可控。二、打壓了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醫生「吹哨人」。三、在湖北兩會期間,疫情的新增人數巧合的停止了,被認為是政治操作。那麼,如果這三個缺失都沒有發生,在疫病初期當局即高度重視,則這場災難是否就可以在源頭處消滅?

就像一場火災,如果在起火點時被發現,全力撲滅,就不會釀成大禍。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

問題是,如果這場火災不是一般的家庭失火,而是森林大火呢?森林大火也有發源的星星之火,但你如何發現它?一定要等到它成了燎原之勢,你才能發現的了。如果森林大火也能在星星之火的階段就撲滅了,那美國加州如何會年年有燎原的山火?可見以科技最為先進、資金最為充沛的美國,也一樣不可能從源頭處去防堵一場森林大火啊!

那麼,這次的疫病,它的性質,到底是住家失火,還是一場森林大火?我們不妨就事論事,以現在所掌握的知識,回到最初的現場,推演一下,看看當初如果都做對了,是否能防止這場災難?

假設在疾病之初(即一月初),官方即高度重視,視作是類似SARS重臨,立刻作了適當的動員,並且不考慮可能的經濟損失,立即警告大眾,那麼,會怎麼樣呢?

  • 民眾的恐慌增加,於是很多感冒或稍有呼吸道症狀者,都要湧向大醫院求診。但試劑等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那麼快量產的,所以確診時間還是不及時,病患越聚越多,最終還是走向爆發。整體發展的事態,與現在的情況差不了太多。
  • 由於高度重視,醫療人力、設備等調度得宜,此病被控制住了,沒有大爆發。由於沒有恐怖的大爆發,於是,人們漸漸放鬆了警戒。(有誰還記得幾個月前的北京鼠疫病例?)但我們現在知道,此病的傳染力極強,而初期症狀如感冒一般,並不一定發燒。因此,就在我們以為此病被壓住之時,它其實已經默默的傳佈,在一段時間之後,重症病患累積增加,還是會爆發。也就是說,爆發會被延後,但仍然不可避免。
  •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這病的確有可能不爆發。但以我們今天的認識,此病之A型病毒是早已形成的。所以,此病可能不在武漢爆發,但難保不在其他地方爆發,最終還是會導致世界性的大流行。
  •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此病的「星星之火」確實就在武漢被撲滅,無聲無息在世上消失了。於是,人們根本就不會知道我們躲過了一場驚天大災難,而以為就是一場普通的新型流感。反過來看,就會覺得官員小題大作,大驚小怪,各種過度的警戒防衛干擾了正常的生活,更妨礙了經濟與過節的歡樂。於是,自古以來,曲突徙薪無恩澤,這些採取嚴厲防控措施的官員,不但沒有人會覺得他們有功,反而覺得他們有過。而外媒就會說中國故意藉著小病來恐嚇人民,藉機擴大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等。

還有別的可能性嗎?我想沒有了。總的來說,即便官方在最初不犯任何錯誤,但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幾種。以我們今天對病毒的認識?您認為那一種最有可能?

鍾南山院士曾經說,如果武漢提早五天封城,那病例數可以減少三分之一。鍾院士是站在醫療的角度上說的,自然有他的判斷依據。但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他要面對的、考慮的,就不是只有公衛,還有經濟、民眾反應、國際看法等等,於公於私,他要顧慮的面太廣,所以在這個疫病形成燎原之勢之前,自然很難像鐘院士一樣做大膽的決定。環顧全球,官員反應不都是這樣嗎?相對而言,中國官員還算是最能夠相信專家,果斷行動的。

有人聽了鍾院士的話,就想,提早五天封城能減少三分之一的病例,那提早十天呢?在李文亮他們提出警告時就封城,效果豈不是更好?這種想法,就不免脫離實際了。試想,回到一月13號,若在那時武漢就封城,多數人都不感覺到此病的威脅(只出現一個死亡病例),民眾能接受的了?就算官方高瞻遠矚果斷行動,但民眾還沒見識到這病的可怕,大家就不會配合啊!於是各種抗拒都會出現,封城效果大打折扣不說,還會引起嚴重的官民衝突。我們用「事後諸葛」的心態去議論先前的處置,無形中是誤置了前提,與「倖存者偏差」是類似的邏輯謬誤。

今天,我們討論武漢當初的處置,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是一種全新的疾病,必須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個事實。而這「認識過程」,非等到真實的大量的病例出現不可,不可能在實驗室中完成的。我們即便很快就破譯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對於病症的嚴重性、危害性、傳染性、傳染途徑等,非得大量的經驗事實出現後,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現在以後見之明要求當初主事者有超前的眼光,這是不合邏輯的。(反觀歐美等國的官員,在中國所出現的事實已如此清晰的情況下,仍然不作準備,則的確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雖然我認為即使當初武漢的官員沒有過失,此病的大流行還是擋不住的,但並不表示我反對對湖北及武漢失職官員的追責。追責,不是因為他們釀成了此次的大流行,而是追究他們有沒有失職瀆職。換言之,追責,是出於維護官場紀律、整肅官箴之必須,而非追究導致疾病流行的責任。這個差別,我們一定要分辨,才不致於投鼠忌器,亦不致淪為為大災難找替罪羊的獵巫行動。

附記︰文章發表後,有一些不同的反應,所以想再贅數語。

此次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帶給人們的心理反應可分三個階段︰疫疾爆發之初,大家都覺得是武漢官員反應太慢,涉嫌瞞報壞了事。包括環球時報等媒體,都主張事後要調查追責,方方日記就更不必說。後來,雖然大陸政府動員得力,疫情漸漸壓制住了,但大家仍然覺得,如果當初應對得當,就不必有後來的大費周章與經濟損失。

但是,到了第二階段,疫病在歐洲散布開來,大家漸漸發現,「先進」的歐洲國家應變的還不如中國。照理,大陸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應變,反應不佳還情有可原;但歐美是在已經基本了解此病的情況下才爆發疫情的,怎麼政府的反應更糟糕呢?於是,這就會帶給人進一步的思考︰即,此病的傳播能力超乎想像的強,就算你預先知道它,沒做好有針對性的措施,所謂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根本無濟於事。

到了第三階段,當疫情在美國爆開,發展之迅速,政府應對之乏力,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鏡。(台灣的趙少康多次在節目中說,你別看美國現在表現不好,人家畢竟是世界第一強國,真正動起來,局面會很快改觀。像口頭禪似的一連說了好幾天。但美國疫情至今仍沒有緩和的跡象,他也不再說此話了。)在此一階段,真正凶險的是,西方不甘損失,而挾其強大的國際輿論力量,硬要說是中國的初期的不透明,才給世界帶來災難,要向中國追責索賠。美國主流媒體雖然強烈反川普,但對追責中國這事,卻又出奇的一致,或支持或靜默,無人表態反對。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中國對初期官員是否有疏失的調查,就變得十分尷尬而詭譎,一不小心就等於是給「中國有罪論」授之以柄。

雖然本文分析了此次疫情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但也認為應有調查追責,不過強調了這並不是要失職官員(假如有)背負疫情爆發之責,而是為了導正官風,嚴肅官箴。但問題是,以目前的情勢,能如此冷靜理性看待問題者能有幾人?更不要說是在西方。群眾在傷痛之時,總是要找出氣筒,總是要獵巫找替罪羊;換言之,現西方主流是不講理、強詞奪理的,我們要「以理服人」,等於雞同鴨講。有些朋友就在這一點上指責我的不對。

對此,我無異議,甚至是同意。本文並不主張什麼,只不過是要講明道理。道理一定要講明白,我們在現實處境下的斟酌權衡才能本末不亂,進退有方。只願本文能對釐清我們面對問題的思路有所幫助,於願足矣!

中國要不要為疫情而道歉? | 王振華

有一位大陸的網路大v,據說是央視的主持人,提出了中國該向世界道歉的說法。因為,給世界添亂了。畢竟疫情出自中國,而且可能出自某些中國人的愛吃野味,何況中國最早的反應有點慢,有隱瞞的嫌疑。(該大v並未如此說,但這亦是在情理之中。)

這個說法一出,立刻遭到了圍剿。最主要的批評是,一、依最新的調查,疫病的源頭未必出自中國。二、就算出自中國,這也是自然災害。一個新的傳染病,出自何處只是個偶然,不代表該處就有過失。三、與其說中國早期瞞報,無寧說早期判斷失準,以為不會人傳人。判斷失準,非人為刻意或制度缺失。且看日本,在中國疫情出現一個多月後,仍然出現了判斷失準的問題。可見此事有或然性,並非疏失。四、中國的抗疫做得好,嚴防死守,防止病毒出輸出,為世界爭取了一個月的防疫時間。這是世衛組織也承認的。五、2009年,造成全世界數十萬人死亡的H1N1病毒,出自美國,未聞美國道歉。

鄙意以為,以上雙方,都能言之成理,只不過各自根據的理據不同。而對於理據的採認,或受限於資訊,(病毒起源問題,人言言殊)或有不同之觀點(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主張道歉者,突出的是勇於承當的仁者襟懷,反對道歉者,則多在國家尊嚴處著眼,此二者,本就不相妨礙,故不必相互否定。斥責主張道歉者為軟骨,不免太過;視反對道歉者為五毛,則是不明國際政治的凶險。

那麼,究竟該不該道歉呢?個人以為,有錯,則應該道歉。無錯道歉,代人受過,本為高尚之情操,但在複雜之國際關係中,則並非良策。至於「錯誤」,至少可分為二類。一類為病毒來源是否人為?(若為吃野味而來者,則算是半人為)是否為中國人為?若是,則應道歉,若不是,則不必。其二,關於疫情的處理。若有過失而至疫情擴大,則應道歉;若無過失,純粹判斷失準,則可道歉可不道歉,關鍵就在判斷失準之人本身的態度。

以上,最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就是關於疫情的處理,有無過失?筆者以為,從結果來看(強調是從結果看),十二月底至一月20號之處理明顯失當,為此,應該道歉。而最主要道歉的對象,是中國人民,尤其是湖北人民,尤其尤其是武漢人民。他們為這次的災難,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至於是不是應向世界其他國家道歉?吾人不能說,此一時期的處理失當,對於疫情散布至全球沒有影響,故似乎應該道歉。但是,在一月20日之後,中國也盡了全力防堵此一病毒,病毒傳向世界其實十分星散,若在某國造成群聚,實在不能歸咎中國。但在道義上,中國若願意主動承擔責任,當然更是勇者的表現。倘若中國為疫情的擴散而向世界各國道歉,而世界各國則感激中國對疫情防控的努力,幫各國爭取了更多的時間。雙方互有善意,相互感激,彼此慰問,則世界是何等的美好?然而如此理想的場景會不會出現呢?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反華聲勢逐漸擴大下,道歉的善意是否能得到善意的回應?或遭人扭曲利用而招來更多的敵意與仇恨?此則不可不三思。

總之,在主觀的心態上,吾人應該勇於擔當,不可文過飾非。但在客觀效應的衡量上,則不能迷信道德萬能;有時出自良知的善心美意,可能得到相反的結果。今天若說中國有責任,是唯結果論的,則中國該不該道歉,就不能唯動機論,一樣也必須考慮結果。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可不慎哉!

從香港之亂說說反共學者的死腦筋 | 王振華

今天,在一個群組裡,有人為香港的暴亂叫好,而李瑞全教授亦引牟宗三先生的話來反對一國兩制。一時火大,草成下文︰

我手邊沒有牟先生這書,不知道上下文。但也沒關係。李瑞全教授說,牟先生完全料中一國兩制不可行。很好,我想請問李教授,牟先生說一國兩制不可行,他老人家有沒有說,什麼可行?牟先生去世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您有沒有想出來什麼可行?中國大陸民主化?對不起,我覺得,不可行。理由不久前在此群組中也講過,您沒有回應。沒關係,可以再講一遍。要中共下台,也許不難,誠如您所引用的牟先生的話,可能一夜之間就會發生。但問題是,中共下台之後?誰上台?

我非厚愛於中共,但眼前的事實是,因為自49年至76年,大陸亂政過多,從反右到文革,你整我我整你,而且是往死裡整,「千萬人頭落地」,冤假錯案多不勝數,而且是一團爛泥牽扯不清;如果民主化了,大陸民眾不翻舊帳?不為此鬥爭攻訐,等於說大陸民眾的寬厚仁愛的品德與顧全大局的智慧要高於台灣百倍,吾不能信也。民主化不是右派專政,民主化左派也有話語權。您覺得大陸左右兩派的鬥爭還不夠激烈嗎?台灣民主化三十年了,一個死了千來人(就算二千人好了)的二二八,三十年吵不完,那死亡人數是二二八千萬倍的文革,您覺得要吵幾年?台灣民主化三十年,從經濟到學術文化,全面下滑,選出來的總統無一例外全都受到唾棄,您熱愛民主,您是否應該多花點時間研究研究台灣民主失敗的原因,指出成功的可行之道,給大家一個解答,一個指引,好讓我們的民主走向好的方向。

或許,您根本不覺得台灣民主是失敗的,因為您得到了最需要「言論自由」,但這只是滿足了智識分子,但對於大多數想要改善生活的升斗小民來說,言論自由能當飯吃嗎?您關心過他們的處境了嗎?台灣的自殺率是多少您知道嗎?不要google,您摸著良心問自己是否真關心就可以了。

不是說老共好,而是,老共垮台,根本沒有可堪大任的力量,只有更壞,不會更好。如果今天老共仍是毛共,那當然可以拼死一試,因為最爛也就是這樣了。可是今天明明不是。言論自由雖然不是很理想,但也差強人意。媒體報導習上台後大陸言論全面緊縮,但問題是,大陸反腐也雷厲風行全面進展啊!這兩者之間難道沒有某種關聯?十年前,「反腐、亡黨;不反,亡國」,這樣的話到處聽到,今天,即便是最反中共的海外民運與法輪功,也沒人這麼說了。十年前,大陸遍地都是「群體事件」,今天也很少聽到,不是高壓鎮攝,而是社會民生的改善與打擊了官商勾結。這些,鵝湖師友們在大陸有親屬有朋友的比比皆是,是不是我胡說,一問便知,不需費辭。

在今天,老共的治理有功有過,但平情而論,是功大於過。就算您認為是過大於功,但我想,也沒人會認為是到了「揭竿而起」、「退此一步便無死所」的時候。今天貿然以暴動的方式想要推翻中共政府,不但毫無效果,而且徒傷良民,最後的結果肯定是社會撕裂、發展倒退,只會變壞不會更好。港人受到某種恐懼的裹脅而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我等局外人不能旁觀者清,反而拍手叫好,鼓勁加油,當一個殺君馬的道旁兒,這豈是一個擅於深思的哲學專家所應為的?所以稱您教授而不稱老師,就是不想掩飾對您的失望。

您認為大陸學人能提出牟先生的言論是很勇敢的。但我想說,當年共產黨革命,坐穿牢底、橫屍法場的人不計其數,他們難道不勇敢?但您是否就因此認為他們的主張是真理?真理和勇敢真的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您的臉書上以長大的篇幅詳細論述了港警混蛋在先,學生被迫反抗在後。我感覺非常無聊。您所說的,無非就是「你打我一拳,所以我才踢你一腳;你又打我兩拳,所以我才又踢你兩腳」。我不知道為何您要把踢腳的人視為英雄,而把打拳的人看作禽獸?香港警察也是香港子弟,並非外來的雇傭兵,他們何必對自己的同胞子弟下重手而毫無感情?他們又何必厚愛於中共?此事根本不必找證據,根據人情世故就可知過半矣。您身為應用倫理學的專家,卻明察秋毫不見輿薪,如此昧於事理,真是不可思議。

香港之事本為修例而發,如今已廢條例,卻仍然不依不饒,擺明就是要革命。為爭徹底的民主而要革命也沒說不可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但問題是,目的與手段要能配合。如今就憑街頭暴亂的烏合之眾就想要革命,就憑幻想引入外國勢力就可以革命成功,無乃痴人說夢。但平白傷及無辜,損毀財產,更把許多青年人引入歧途,是極其不負責,甚至是不人道的。您想要香港變得更自由(我看不出來那裡不自由),你想要革命,你自己去幹啊!你叫別人去衝去殺,將來不免落得坐牢的下場,此誠何心?敢稱仁義道德?

香港口號「只有暴政,沒有暴徒」。我不知香港(六月之前)暴政在那裡?可以指給我們見識一下?香港的民主比港英時代多?還是少?香港的自由受到那些限制?是不能上網還是不能辦報?台灣人常說的「比例原則」,香港一定有不好的地方,全世界各都都有,但如此大動干戈,就明顯不符合比例原則。

並不是喊民主自由的就是好人。民主自由,毛澤東也沒少喊過。沒經過上台執政的檢查,都不算數。革命領袖可信不可信,一要看他的見識,二要看他的操守。即便如此,也不完全可信,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如果見識操守德性均甚低下,卻仍然要與他一起「鬧革命」,就不免一葉障目。此次香港之事,蘋果日報出力甚多,而黎智英是個什麼貨色?他的蘋果日報又是個什麼貨色?您若不以他為恥,我也不敢說太難聽的話,只能說,您很奇怪!反正我是絕不屑與此人為伍。我不知道鵝湖諸君裡會有何人是欣賞此人的。曰民主曰共產,只不過是塊招牌,招牌之下是否貨真價實,還要考查一下,豈能只認招牌不認人?更何況,君不見今日之世界,民主已逐漸淪為自私自利的遮羞布,而不再講階級鬥爭的共產黨,我看不出來他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有何不同?

上次鵝湖有關香港的討論會,本人因事不克出席,近日又為稻糧之謀,忙於生計,亦無暇看上期討論會的記錄。今日想看,卻又遍尋不著,只得作罷。聽說會上有人說,英國本欲在香港實施民主政治,因周恩來極力反對而作罷。此說真不值識者一哂,何故出於有見識之教授學者?請問英國人為什麼要聽周恩來的?以今日中國國力之強,英國尚且不聽,當年中國國力之弱,何以英國要輕聽?退一萬步說,英國聽了中共的,那責任豈不更在英國了?因為,你怎麼可以聽惡人之言,受惡人之要脅而出賣價值信仰呢?

鵝湖有不少大陸讀者,亦有不少來自大陸的朋友。可以想見,必曾身受暴政的切膚之痛。坦白說,今日在台之所謂外省人,那一個家庭之親人不曾受到中共之迫害?哪一家不是與中共有著血海深仇?當然,比諸直接親受者,仍然隔了一層;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不論耳聞或親受,俱往矣!歷史必須向前邁進,必須翻開新篇。正義必須用價值創造來實現,而永不可能靠翻舊帳來彰顯。今日之中共,已蛻變為一民族主義之執政團體,其「民族復興」的願望是真實的。而且,雖然近代以來的強國崛起無一不經由戰爭(發動或利用),但中共至今仍堅持和平道路,雖然兵強馬壯,但未輕言用兵。這是事實,不能不予以肯定。水滸傳裡楊志賣刀殺牛二的故事,想來大家不會不知。中共堅持要以和平手段完成國家統一,站在以中國正統自居的立場上,此事無可非議。(中華民國本也應立志去統一中國,如今放棄此想,反而該受譴責。)只願港台兩地還能保有最後的一點智慧,不做牛二,而中共亦要以楊志為戒,勿因人挑釁而亂大謀也!

彭斯講話,美國要「戰勝」中國? ︳王振華

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講話,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原來美國是這樣看待中國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發表文章,題為「美國該當如何贏得與中國之戰」,更毫不避諱的把「戰勝中國」當目標。他說,美國要贏得與中國之戰,有三大優勢,就是「移民、盟友與價值觀」。這三樣都是中國所沒有的。在批評美國人的傲慢自大之前,我們不妨就順著這三點來看看,美國是否真能「戰勝」中國?

關於移民,他說的不錯,美國強盛的一大因素,就是一戰至今一百多年來,吸納了全世界精英的移民。因為美國的地大物博、地廣人稀與所謂的自由民主保障人權與私有財產的「價值觀」,使美國成為全世界精英之所嚮往。精英幫助美國富裕,富裕吸引了更多的精英,成為正向循環。不過,正如文中所說,「移民」這一優勢,正被美國人自己所催毀。而中國,本身就人口眾多,只要搞好教育,並不需要移民來補充人才;加之以地狹人稠,也不太適合吸收移民。所以,中美這一項差距,不算重要。(當然,搞好教育並不容易,現在中國的教育的「量」雖大有進步,但「質」卻還有很多問題,且很不平均。)

至於盟友,世界各國雖都痛恨美國,但仍然選擇與美國結盟。除了美國的實力(尤其軍事力量)令人不得不買帳之外,看看「讓子彈飛」,也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老百姓都是『誰贏幫誰』的」。這一點,對中國來說只能是鴨子划水,深耕亞非拉,其他的等待時機。

最後,最重要的,美國的價值觀。客觀的說,這點中國確實比不上。比不上的原因,主要是歷史遺留因素,並不是換個政黨就能改變的。說來話長,暫不說了,但現實就是「確實比不上」,不必曲為之韙。那中國怎麼辦呢?也不必擔心,因為美國的「價值觀」,自身也快挺不住了。川普的出現,就是一個訊號。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的人口結構,在三十到五十年內,終將面臨如同泰國一樣的困局。(泰國的困局是什麼?就是經濟上的中堅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多數,所以,對國家貢獻最多的一群人,在政治上反而處於劣勢。經濟的中堅與政治的主力相悖離,民住實行不了。)美國有色人種的出生率遠高於白人,現今的新生人口,有色人種已超過白人,再三、五十年後,整個公民結構勢必改變。這點美國的聰明人也明白,只是不能說,因為違反了關於人種的「政治正確」。而這個趨勢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川普的出線,可說是已經映照出「中階白人」的焦慮了。未來,「川普」們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事實上,不僅美國的民主自由制度可能會挺不住,十九世紀以來襲捲全世界的西方式民主自由政治正確,在民粹浪潮興起後,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民粹由來已久,但並未形成重大的問題,那是因為在技術上,「民主」只能是代議制,而不可能成為理想中的「全民政治」。而代議制,只要能形成良好的傳統與階級利益的調合,其實質就是一種利益均衡的精英統治。所以,「民主」雖以「全民作主」為標榜,但在實質上並非如此。所有非西方國家所以搞不好民主制,主要就是因為「餅不夠大」,無法形成階級與黨派間的利益均衡,因此而無法形成穩定的「精英統治」之傳統,於是國家消耗於內鬥,無法全力發展。此所以歐美「先進國」樂於向全世界推廣民主,就在於既冠冕堂皇,無可反駁;又能在實質上使它國失去「全力發展」的競爭力。

但如今,由於網路與社群軟體的出現,使得民粹有了新的發力管道,代議制很可能被催毀,精英統治瓦解,那麼,穩定的社會將岌岌可危,民主制度就要受到嚴厲的考驗了。看看現如今,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其國內之分裂前所未有,其「制度優勢」就算還不到搖搖欲墜地步,但肯定已是「太陽西下」了。再加上「人口結構」這個美國獨有的隱疾,其「價值觀」之優勢必不能長久維持。

所以,時間是站在中國這邊。我們需要時間來化解歷史問題,需要時間來建立法治、搞好教育以及搞好資產配置(這是社會主義的強項);需要時間等待美國國力的自然收縮,需要時間讓「盟友」們自然看清趨勢然後轉向,須要時間來在現代社會結構中,創造性地重建王道仁政的民主政治觀與人權保障,也就是中國式的民主制度(這點最為艱困)。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戰勝美國,也不是要打倒誰,這太小看中國文化的器量了;像美國這樣稱霸世界,是我們所不屑的,從來不是中國人堂堂正正的目標。(從孫中山到毛蔣,都不是。)百多年來,中國之志士仁人,救亡圖存,其終極目標,就是如孫中山所說,「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也就是為人類社會的和諧互助、長治久安,貢獻出真正的「中國方案」。這是清末以來無數先賢先烈犧牲奮鬥而夢寐以求的,也應該為今天所有有志氣的中國人所繼承,作為我們努力奮鬥的鮮明指標。

「二二八」談台灣「仇中」情緒的由來及其化解之道 | 卜算子

二二八之於「反中」,是因?因果?

二二八又要到了,在眼下的台灣,紀念二二八,幾乎與「台獨」畫上等號。在台獨的論述裡,二二八與台獨到底是怎樣的關係?二二八之於台獨,是「因」還是「果」?是「二二八本身就是一場台獨的運動,但遭到國民黨無情的鎮壓」呢?還是「二二八只是反抗惡政,但被國民黨無情鎮壓,造成了我台人堅持要獨立之決心」?似乎沒看到過很清楚的論述。但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二二八」給了台獨強大的情緒基礎,就是「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欺負」的悲情。管它是因是果,只要有了這個情緒,就有利於「去中」、「反中」,就有利於往「台獨」邁進。

換言之,二二八對台獨來說,最重要的是,它動員了大家的「反中」之情緒,為台獨提供了強大的情感動力。二二八的事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二二八所造成的情緒動員。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股「反中、仇中」的情緒,它真的是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或是另有什麼別的原因,只不過以二二八為一個藉口而已?

對反台獨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回台灣人的中國情,是要化解台灣人反中、仇中的情緒;那麼,必須了解這股「反中」情緒的由來,才能對症下藥。這當然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馬英九八年總統任內,不斷地為二二八道歉賠罪,就是因為他以為「二二八」是造成台獨情緒的根源,唯有解開二二八的仇,才能化解台獨情緒。不只馬英九,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想,包括很多極力想要澄清二二八事實的人。他們背後的邏輯都是:二二八並非中國人迫害台灣人,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所以,你們仇中,是完全搞錯了,你們上了民進黨及台灣皇民歪曲歷史的當。這些人或許反對馬英九,那是因為他們認為馬英九的歷史認知錯了;但他們認為要解開二二八這個結,才能化除台灣人的仇中情緒,這個觀點則與馬英九是一致的。

筆者多年來也一直是持此觀點。但近年來,我發現我錯了。事實上,二二八並非台獨情緒的來源,而只是台獨情緒藉以「正當化」的一個理由,一個藉口。準確的說,就是一九四九以來,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對「中國」(以「外省人」為代表)不滿的情緒,而當「二二八」不再是禁忌時,就以此為由,找到了一個渲洩情緒的出口。渲洩之不足,就由「反外來政權」、「反中」一路延申至「台獨」;「台獨」遂成為此一情緒的終極嚮往,或說成為滿足此一情緒之終極幻想。

那麼,這個「反中」情緒是怎麼來的?這就不得不回溯到一九四九年的「外省人」大舉入台。此後的三、四十年,「省籍情結」曾是台灣社會或明或暗的一大問題,(四十歲以上的人應對此印象深刻。)所以,一切還要從一九四九說起。

外省人盤據了社會上層

一九四九年前後,大量的外省人移入台灣。社會學者丁庭宇曾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態的移民。移來的人口除了數量大(據一般的說法,當時台灣人口六百萬,外省人移來了二百萬,是在地人的三分之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移民。首先,他移入了一個中央政府。就社會生活來說,它移入了一個本來沒有的「首都生活模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社會從上到下各階層常態分佈的、漸次累積的移民,而是社會兩個極端階層一次性的大量的移民:屬於下層的士兵,與屬於社會上層的各界精英,在極短的時間內,一下子擁入了台灣。

跟著蔣介石到台灣來的人,首先當然是國民黨政界高層,然後是公教人員,大量的學術精英,還有怕被共產黨清算的資本家與商人。就人口素質來說,說這些人是大陸上的「精英」並不為過,甚至許多是精英中的精英(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來了三分之一)。這些人來到台灣,首先是要工作、要吃飯;隨著中央政府在台重新建立,這些人就成了「政府高層」,甚至籠罩了政府中層與低層。學界的情況也一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老師」都是外省人,大學太少,來的教授太多,只好去教中學,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造就了建中、中一中、南一中等校的超級名師。李傲的父親李鼎彝先生即其中一員。)工商界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上層的管理者幾乎都是外省人。

這種「中央政府」式的移民,帶來了台灣人所陌生的國家意識形態(反攻復國),而且是伴隨戒嚴舖天蓋地式的來,對台人之心理衝擊,是不難想像的。但我以為,真正比較嚴重的衝擊,是實質性的社會地位、利益的衝擊。首先,這個「中央政府」建立在台灣,確幾乎沒有台灣人的分,這就令人不舒服了。其次,在一般性的社會職缺上,這就雖然這些「精英」們在台灣沒有龐大的親族,也沒有土地,但因為人數多,加上「淪落異鄉」的漂零之感,使他們透過同鄉會、同學會等關係網,互相照顧,彼此拉拔;於是即便是位階較低又孤身一人看似無依無靠者,亦可比同位階的本省人更有人際關係上的優勢。所以,儘管有數量龐大的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老外省人(以老兵為主),但看在本省人眼裡,仍然覺得「上層社會為外省人所盤據」,「外省人是特權階級」;類似的印象其來有自,不能說沒有事實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本省人不滿外省人,歧視外省人,乃致仇恨外省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把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不滿歸因為「二二八」,我看並不準確。「二二八」只是個單一是事件,其原因是多重的;依常理,不可能在五、六十之後還有濃重之「情結」。即便再加上後來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與「屠殺」好了,真正受害的家庭,放在人口比例中,仍屬極少數。全部的本省人都為那受害的少數人抱不平而憤恨了五、六十年,這樣偉大的「道德情操」,實在是說不通的。(為了硬要「說通」,所以他們要極端強化二二八的凶狠殘酷,把所有台灣人都說成是受害者,其實這都遠遠偏離的事實。)「二二八」之所以鬧騰不休,與其說它造成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仇恨,無寧倒過來說,它是本省人厭惡外省人情緒的一個藉口,一個「由頭」,一個方便利用、號召、辨識的旗幟,而不是它本身有這樣大的作用。真正造成本省人對外省人厭惡與不滿的,是「外省人盤據社會上層」這樣的結構性因素。

有「個人性」的歧視,沒有「制度性」的歧視

那麼,這些社會上層的外省人,是否有歧視本省人的行為呢?基本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都是「二二八」發生之後才來到台灣的,他們與本省人之間並沒有結下樑子,更談不上仇恨。屬於情緒上的歧視,確實有,而且可能還不少,但基本上,這可以是一種「看不慣」或是一種「優越感」,主要不是「外省」對「本省」這個因素在作祟,而是「精英」對「庶民」的關係,「城裡人」對「鄉下人」的關係;只不過,十分不巧的,這劃分與省籍劃分是重疊的,所以就被歸類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岐視。事實上,也有許多的本省人對外省人產生優越感,那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外省人是屬於另一個極端,即「老兵」這個層級;諸如「拿槍的士兵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就會流出水」之類的故事(其實已被考證為虛構,為外國流入的「梗」),解嚴以後就經常在媒體上流傳,給人一個印象,好像外省人就是老粗,全靠手上那枝槍,以暴力來統治台灣。

言歸正傳,外省人之中,確實有不少人存有看不起台灣人的情緒;但這種情緒要化為行動,比如說,反對兒女與本省人交朋友、反對通婚、反對聘用本省人等等,就要少的多。並不見得是「外省人」的道德情操多麼高尚,而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的認識到,「本省人」畢竟是在地人,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更何況本省人佔多數,所以絕無必要得罪本省人。(既然是移入的外省人是「上層精英」,自然不會沒有如此基本的認知能力。)那些趾高氣昂、耀武揚威的外省人,多半都是些成色不足的「二桿子」、「半調子」,構不成主流。

在個人行為上岐視本省人雖然有,但不是很多;最常見的是在人員的聘用與升遷方面,是有一些人會有「人不親土親」的徇私;某些本省人對外省人深惡痛絕,覺得「不公平、被欺負」,往往與他們曾經遇到這樣的經驗有關。但在某些圈子之中,這樣的徇私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說,某些特別照顧學生的大學教授,是完全不分省籍,甚至受到照顧的本省籍青年還要更多些(因為人口比例與社會層級分佈的關係)。以致於解嚴至今的三十年,許多台籍精英與他們的「恩師」政治立場已完全不同,但「恩師」去世,還是不免要寫感謝當年照顧栽培的紀念文章。這樣的情況,在筆者個人所知的範圍中,就有好多起。畢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師的至樂,是不分省籍的;何況照顧學生本沒有名額的限制,不會有取捨之間的緊張性。

在個人行為上,我們可說,是有一些歧視;但在制度上的歧視,則真的是完全不存在。自李登輝起至今二十多年,台灣某些媒體天天攻擊國民黨,但就是舉不出有任何一條法規是歧視性的。講來講去就是「小學時說台語要罰錢」,但可以舉出公文來證明嗎?政府要推行國語是天經地義,在大陸上也是這樣做啊!更何況「外省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並非都是天生講國語者。「講台語要罰錢」,是某些本省籍老師自動延續日本時代推行「國語」(日語)的作法,而非國民黨政府的行政命令。至於限制黃俊雄布袋戲的播出,只能說是「推行國語」中的一個失策,忽視民意,並非歧視。(如果是歧視,那一開始就不會讓它上電視啊!那時電視台不都在政府手裡嗎?)在念書、考試、就業、當兵、出國、居住、交通、經商……等等所有的國家政策上,都沒有任何的不公或歧視。(阿扁貧戶出身,升學、考試、拿獎學金、當律師…,沒有一樣是受到歧視性不公待遇的。)看到一些媒體常說國民黨不如日本政府,不免覺得悲哀又好笑。日本是殖民政權,在台灣的一切建設,其好處是要拿回日本去的,留在台灣的只是少數。而國民黨及兩蔣政權,再怎麼混蛋、無恥與邪惡,他們也知道除了台灣他們無處可去啊!他們有什麼本錢可以歧視台灣人呢?台灣人「出頭天」至今三十餘年,可有找到兩蔣把台灣的財富移往國外的證據?(倒是阿扁移出去了不少。)若說孔宋家族貪污,貪的也是大陸的錢,並沒有貪到台灣的頭上。

總而言之,台灣的省籍情結,如實而論,並沒有人為刻意的因素,而是歷史的因緣際會造成的。國民黨移入了一個整體性的「上層結構」,而非只是取代日本人成為「統治階級」。殖民統治與被殖民者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國民黨政權之於台灣,顯然並非如此;只不過由於早期的形格勢禁,中央政府中只有少數的「半山」作為點綴。國民黨(外省人)並非殖民台灣,國民黨政府在意義上也遠不同於日本的殖民政府;只因為移入的是「中央政府」規模,是台灣本來所沒有的,所以一定會對台灣的文化與社會造成衝擊。

本省人的委屈抑鬱

時至今日,外省人第一代多已老去,今天社會上的「外省人」,都是台灣生長的第二、三代;這與第八、九代的外省人(也就是本省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早年那些結構性的因素也隨之消失,台灣基本上已不存在省籍問題了。然而,當我們再回頭看這段歷史,其所造成的影響與代表的意義,則未能在台灣人(現今生活在台灣的人)之中取得共識。例如,被時代所犧牲的老兵族群與感覺受到壓抑的老一輩本省人,同樣有委屈之感,但對過去這段歷史以及對兩蔣的看法卻迥然不同,這又是為什麼?

其中的差異,就是對歷史的認知與詮釋不同。老兵雖然被國民黨「綁架」而來,但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來到台灣,他們的生活其實會更慘。尤其在開放探親之後,更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在老本省人的心目中,卻一直覺得如果國民黨不來,他們的日子會好的多。直到今天,一些台獨媒體還是不斷地宣傳此一論調。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台灣會更好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那麼,台灣的情況只有下列幾種可能:

  1. 共產黨佔了台灣。產黨佔了台灣,那麼,連不流血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了,更不要說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台灣會比今天好?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2. 如果美國搶在共產黨之前佔領了台灣,台灣如某些人所願的成了美國的托管地,那麼,台灣會比今天好嗎?首先,毛澤東可能就難以忍下這口氣;現今的歷史研究已經說明,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之後,毛因為確知蔣不會與美國人扭到一起(因蔣不願聽美國建議放棄金門),因而放鬆了對台的軍事壓力,並稱贊蔣不失為一民族主義者。如果台灣落入外國之手,那麼,就算毛能忍住不打仗,台海也必定出現高強度的軍事對峙,於是,台灣最好的狀況就是成了另一個關島。請問,今天會有人認為關島好過台灣嗎?
  3. 如果讓日本繼續佔領台灣。雖然因為日本戰敗而使這可能性已不存在,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一下。就算日本不再對台殖民,而給台灣國民待遇,那前述的情況(中共不能忍受)依然相同,台灣的價值仍然只在軍事方面。就算一切天時地利人和都對台灣好的不得了,台灣最多最多就是今天的琉球。那麼,今天台灣引以為傲的一切,如高科技等等,琉球有嗎?今天有台灣人願意與琉球互換嗎?
  4. 如果台灣獨立了,並且受到美、日的卵翼與扶持,讓共產黨打不過來;這也許就是許多獨派心中最好的狀況。若果如此,請問誰來擔任台灣的領導?台灣當時的「精英」,都是地主階級,如何指望他們完成土地改革?(日本人在台五十年,並不進行土地改革;因為他們只要台灣的出產。至於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反而方便日本人的控制。)就算他們都道德高尚不牟私利,放棄田產發展經濟,但治國人才從那裡來?日據五十年,並不為台灣培養人才啊!台灣的底子甚且不如南韓(人口、面積、天然資源、歷史積淀…),而中共又較北韓強大數十百倍,台灣的發展如何能超前韓國?(台灣經濟落後於韓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的事。)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多的是,接受美援的國家也多的是,那一個可以比台灣好?台灣若獨立,憑什麼會是例外?

以上任何一種狀況,就算把它的優點極大化,也不能如同國民黨般,為台灣帶來大量的、全方位的高端人才。不是國民政府遷台,胡適、錢穆、吳大猷、錢思亮、梅貽琦、蔣夢麟、張大千、溥心畬、…名單可以列的好長好長,這些文化學術界的「大咖」都不會來台灣,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這些經濟幹材也不會來台灣;不論把台灣交給美、日、或是獨立,都不可能有大量的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名流來台灣,並且終身供獻於台灣。這些人來了,就「佔位子」來說,當然產生「排擠效應」;但對台灣整體發展而言,毫無疑問的是一項無可取代的超級大利多。

台灣是「幸」還是「不幸」?

在中國文學裡,有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今天我們亦可套用此句:「中國不幸台灣幸」。這中國的「不幸」,姑不論發生在大陸的部分,僅以台灣來說,固然包括第一代外省人的離鄉背井、流離失所;但也包括了老一代本省人的委屈與抑鬱。若說國民黨治下的「白色恐怖」,那並不分本省與外省;坦白說,台灣不論由誰當家,只要身處美國全球反共的第一線,就必然免不了軍事對峙下的人權緊縮與「抓匪諜」的社會氛圍。連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都有麥卡錫主義,台灣憑什麼就可以是一派祥和的歌舞昇平?

台灣的這點「不幸」,若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中觀察,其實是「萬幸」。乙未割台之後,台灣固然死了十幾萬人,並受到日本人的壓榨;但無可諱言,日本人也帶來的較為現代化的基礎工、商業與社會管理。這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日據時代,台灣人心向祖國,大陸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台灣文人均可以組社團桴鼓相應;但發生在「祖國」的一切內戰與動亂,則波及不到台灣,這不能不說是又一次幸運。二次大戰,歐亞大陸赤地千里,能幸免者幾稀?但因麥克阿瑟不顧戰略優勢而執意要實踐「我將再來」的諾言,捨台灣而直取菲律賓,所以戰火亦未直接燒到台灣;台灣受到的損失,不但與中國大陸完全不能相比,甚至比日本都要輕微。(日本好歹受到盟軍的狂轟猛炸,也嘗了二顆原子彈。)台灣可說又躲過一次浩劫。國共內戰,中共建國與國民黨來台,這回台灣受到的影響與衝擊是有了,還發生了「二二八」,但比起大陸「千萬人頭落地」的烽火連天與連年政治運動,那也就不算什麼了。更何況前述的大陸籍高端人才的大量來台,對台灣是「短空長多」,使學術、教育、文化、科技…等水平迅速提升,「民至於今受其賜」;這難道還不能說是台灣的「萬幸」?

「悲情史觀」將伊於胡底?

老一代本省人因委屈抑鬱而產生的「悲情史觀」,我們可以理解。但當他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現今的台灣人還要延用「悲情」觀點,如果不是愚昧、幼稚,那就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

古巴是美國東南方的一個島,面積是台灣三倍,約為美國的九十分之一(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人口約為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台灣是大陸的六十分之一),與美國也是隔著一條一百多公里的海峽,人種也是以歐洲移民為主。請問有沒有人認為,古巴應該領先美國,或至少與美國分庭抗禮呢?先天的地理環境因素,其實就決定了許多事情。台灣能有今天,無寧是非常幸運的;一百多年來,中國大陸的衰敗與連年戰亂,給了台灣獨特的機會。台灣能在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中因禍得福、趨吉避凶,坦白說,真不是我們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我們的運氣使然。我們應該有的是「幸運史觀」「惜福史觀」,而不是「悲情史觀」。悲情史觀可以反映出老一代本省人的抑鬱,但卻不能解釋台灣一百多年來的命運。反之,「幸運史觀」才使我們更清楚的看清自己的位置。即便到了現在,中國大陸逐漸成為正常的國家,但台灣也沒有因為地理的因素而被邊陲化;那是因為大陸選擇了「和平崛起」的戰略,不想在經濟發展之外另生事端,因此對台灣極盡攏絡之能事。換言之,幸運之神又再次眷顧了台灣,台灣好的「運氣」仍然沒有走完;我們如不能如實地了解而因勢利導加以珍惜,反而偏要逆勢操作,恣意妄為,…,則不但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恐怕還要應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話。

正確的歷史觀,可以充分的說明事實,釐清層次,廓清迷霧,使我們可以從紛繁的事件之中超越,看清大局,激發信心,受冤抑的情感也可以釋懷。反之,錯誤的歷史觀,眉目不清,治絲益棼,使人迷於種種矛盾的訊息之中,結果只能偏聽偏信,自陷偏執。

過去數十年來,台灣本土派為了凝聚人心,向國民黨奪權,「悲情史觀」縱然部分地扭曲了歷史,但卻可以充分發揮鼓動情緒、激發力量的效用;可以說,有他的工具性作用。如今,台灣政治、社會格局已翻然丕變,如果還要沿用「悲情史觀」,則不但找不到鬥爭、打倒的對象,也看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徒然使自已深陷自我暗示的悲情之中,怨毒積惡,自誤誤人。

結語

最後,我們總結的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數十年間,本省人有厭惡外省人的情緒,可以理解。部分人因此而有了「反中」與「獨立」的想法,我們雖然不能同意,但也可以理解。不同意,是因為若真的在那時就「台獨」成功了,台灣只會更壞,不會更好。但可以理解,則是因為能夠以同理心看待某些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下的情緒反應。然而,那個時代畢竟已經過了。而在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情緒反應,卻賴著不肯過去,這是什麼道理?這就不能不歸結為「人為地挑撥操弄」。操弄的原因,當然還是因為這種「情緒動員」仍是最容易「騙選票」的工具。然而,昧於事實,不能用大格局正確的看待歷史,則必會被歷史所淘汰。十分不幸的,台灣的政治、媒體、乃至教育,仍然「悲情史觀」當道,繼續迷惑我們善良的大眾,以猵狹的觀點愚弄我們的下一代。台灣人還要被這種過時的、無謂的、本不該再存在的情緒給綁架多久呢?事關自己的命運與前送,希望我台灣同胞能夠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