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記“中華民國”是一條頭斷在大陸的蚯蚓 (十一 ,完結篇)| 孫隆基

“遺忘工程”的畸形果實

在台灣,奇怪的是:你不論問任何人,包括大學教授,對岸的“五星旗”代表甚麼?標準答案是“五族共和”。我敢打賭:在台灣知道英、美國旗為何如此設計的人不見得多,總會比知道“五星旗”原委的人多些—後者在我遇到的人之間竟無一人。我沒有機會問“匪情研究”專家,但不抱期待。

問題的嚴重性在:其他國家的國旗不懂便罷了,對岸對台灣是烏雲蓋頂。有這麼一個罕見的時刻:可能承受美方不悅“麻煩製造者”破壞台海現狀的壓力,賴清德一度說大陸大公司欲合併小公司、該開出一個能接受的條件。對併購方的招牌設計所體現的公司精神也能懵然嗎?

1949年,中共建國,換掉國府的青天白日旗,遷台的國府當有一個說法,卻把新國旗稱為“污腥旗”。如今,污腥味已揮發至所剩無幾以至於無,留下的還是一片空白。人只能從熟悉易猜的起步:三色代表三種普世的價值、星與條代表加盟的邦,十字、紅日、新月、星辰、法輪、獅子、光芒是神聖符號都可理解,蘇聯赤旗上放鐵鎚和鐮刀代表工農革命一目了然,納粹的倒卍字象徵雅利安種族的優越已遺臭萬年,比任何旗幟都明白、更難忘。

“五星旗”偏偏不入上列範疇,它代表一個“歷史進程”,其意義就需大費唇舌,特別是對海岸這邊、尤其那些把它讀解成“五族共和”的人。試想:即使民初為表述“五族共和”設計的五色長條圖型,條紋是同等長短粗細的、排列成平整的五行。至1949年反而弄出一顆大星代表漢族、讓其他四族環拱,如此“大漢沙文主義”與其說是公關的大倒退,不如說是無知者的左右昏頭轉向。

共黨的意識型態是遏制階級分化,並視民族壓迫為階級壓迫的一種型態,乃是用“階級思維”取代了“民族思維”的。左右昏頭轉向者的見識好比是把一個女權運動的徽章讀解成納粹符號。或許,無需說得太玄乎,自身流露的就是大漢沙文主義,彼輩不可能用其他思維去理解任何事物,勢必用大漢沙文主義的“小人之心”去度任何比它高尚的思想之“腹”。

“五色旗”嘛,還是“青天白日旗”之前的歷史岩層的化石呢!對開歷史倒車的人解釋“歷史進程”算是啟明啟聰教育—仍可行!話從馬克思最原初的階級鬥爭論說起:資本主義帶動的大工業生產把全社會都無產階級化,與由私有制拱衛在社會頂端的一小撮資本家產生矛盾,後者的自由市場(今日曰“內卷化”)製造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為勞動者帶來生計災難;這樣資本家將被歷史淘汰,人類將進入由生產者自己理性計畫的大工業生產,有史以來的“階級社會”亦由此結束,退居人類史的“史前史”。

這個願景沒落實於西方最發達的工業社會,反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催生了一場“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然不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乃是推翻封建的沙皇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法國大革命般—但那在18世紀末。如今,俄國已開始工業革命,工人階級亦已誕生,資產階級自身受到比它更進步的社會力的淘汰,不可能成為革命的先鋒。資本主義這個體制亦已外溢至全球,成為廣置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已到了頭—資本主義已步入“遲暮”,俄國的資產階級的日子等於被沒收了“清晨”。

因此,俄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為“非資本主義前途”奮鬥—換而言之,“社會主義”仍任重道遠,不在當下。即使是工人起義,革命仍有“反封建”任務,包括放任農民瓜分大地主的土地,雖然這等於是在擴散“私有制”。農民是人民的大多數,工人階級推翻資本家的革命必須與農民的“反封建”統一戰線,方能翻轉舊俄。其政權性質變成“工農民主專政”,作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適應歷史現況的形態。革命的赤旗上遂出現鐵鎚交疊鐮刀。

民國時代中國的工業化比俄國還落後,俄國雖落後仍是“帝國主義”(從中國割走不少領土呢!),中國則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社會性質乃“半殖民半封建”。工人階級即使是現代生產力的先鋒,比例小得可憐,中共的鬥爭反而繼承了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帝國主義的壓迫卻重壓在更廣大的中國人民頭上,包括還在襁褓中的本土資本家。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共在農村裡連“愛國地主”都爭取,只清算漢奸地主。待至戰後的國共內戰,發動土改,革命的對象被定性為由國民黨代表的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替帝國主義服務者)和官僚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之類)。

革命任務變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去完成孫中山的流產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把奮鬥目標從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改成“非資本主義前途”。革命的動力則是4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工、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唯有他們算是“人民”,政權性質是比俄國革命具更大包含性的“人民民主專政”,表述在紅底的國旗上,就是4顆小星圍繞領導它們的那顆大星:中國共產黨。

上述的囉嗦為了必要,不是宣揚而是說明,後來的歷史也充滿驚奇起伏,沒如當年的“計畫歷史”那般順當—中國走了許多不可免的冤枉路,目前已進入第十五個“五年計畫”,仍在設計這個歷史,前途未卜。它是金光大道還是一條道上走到黑?見仁見智。本節關心的是,台海這一方的“國人”怎會把1949年的這個國史大分水嶺當成了1912年結束兩千年帝制、建立“共和”的那個大斷層?我們著眼的是“國家記憶畸形化”的現象。

果真就有這種事!我在美國大學教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起講,下半截是中華民國史,以大陸民國時代終結的1949年結尾,但有學生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混為一談,在期末試卷上寫道:“清朝是被中共推翻的”。此後凡是同一門課,我都在堂上以一則笑話況之,說有一部美國電影《滾球大戰》(Rollerball),指1975年的原版、不是2002年的重拍。當時還沒有“雲端”,因此在故事描寫的未來黑色烏托邦裡,圖書館已廢,所有知識都被液體化、濃縮在一個大水缸中,但有一天水缸漏水,“整個13世紀就此不見了!”

在台灣,當然沒這般離譜,中小學裡學習近代史,都會背誦大事年表。但若是被抽掉“國家記憶”的靈魂,那麼在1912年是“五族共和”,在1949也可以是“五族共和”,反正說不出個根本道理、沒差!若是這樣,共和國一個多世紀的生命可說是白活了。

在個人生命裡,這是一種記憶錯亂症。例如說,一個人從西螺搬到台北去,後來回顧這個較早時期,把在台北發生的事情記成是在西螺發生的。

從1949年截斷的“中華民國”、後被蔡英文重新發明為“中華民國台灣”者,更似一個新動物,有它新的生日,但不免又與原生日的幻影疊影。被截斷的無頭殘軀上遺留“幻肢記憶”,肉體本能地記得來到世間的出生日: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國民政府”成為全國政府卻是1926-1927北伐後才建立的,命運和1949年的中共建國一般,在台灣都越來越變成“東亞史”。如今允許北伐建立的國府傳承於這個島上,勢必與繼起於1949年的中共“首尾相應”—它們是同一個歷史載體的身體段。(說得狹義一點還是一丘之貉、同為列寧模式的黨呢!)

地理意義的“中華民國”則是供養寄生蟹政權的一個殼,外殼只需從1912年開始的“法統”、宣誓就職時懸掛的巨幅“國父”像,皮笑肉不笑的“國歌”和“晶石偽形化”(pseudomorphosis)的雙十節便足—縱使所有這些都是島內“其餘人口”在他們的原鄉生成的。

孰令致之?

(全文完)

台記“中華民國”是一條頭斷在大陸的蚯蚓
全文之鏈接:
(一) https://wp.me/p9zmQE-ax1
(二) https://wp.me/p9zmQE-axv
(三) https://wp.me/p9zmQE-ay2
(四) https://wp.me/p9zmQE-ayW
(五) https://wp.me/p9zmQE-azf
(六) https://wp.me/p9zmQE-aA3
(七) https://wp.me/p9zmQE-aBd
(八) https://wp.me/p9zmQE-aBW
(九) https://wp.me/p9zmQE-aCO
(十) https://wp.me/p9zmQE-aDh
(十一)https://wp.me/p9zmQE-aGh

雨都選戰風雲日緊 | 左化鵬

看雨都基隆市長的選戰,讓人血脈賁張,腎上腺素飆升。原本劇情鋪陳是現任百里侯,幾乎可以毫無懸念的順利連任,不料中場,突然加入了一幫牛鬼蛇神,使得久雨初晴的雨港上空,又變得電閃雷鳴。

劇情前半段平淡無奇、枯燥無味,可以略去不看。且讓我們沏一壺好茶,準備一碟瓜子,或切一盤豬頭肉,備好一瓶金門高粱,坐在沙發上,繼續追劇。錯過了,又要再等四年。

又飄起濛濛細雨。台灣頭的鷄籠(基隆),正上演一齣鬥雞好戲。現任議長想扳倒現任市長,年輕的鬥雞議長,眼看不敵老鬥雞市長,請來爺爺、表叔、還有一幫閒漢前來助陣,使得這齣戲,高潮迭起,格外好看。

年長的現任市長謝國樑。他出身基隆世家,學經歷完整,曾被封為立法院型男和黃金單身漢,三年前改變身份成了「顧家好市長」。他娶了曾是伊林模特兒、有「美胸皇后」之稱的藝人國中薇,當年,這場王子、名模的浪漫婚禮曾轟動一時,如今,美娘子在街頭巷尾幫夫婿拜票,她的堅實美胸確會博得不少眼球和選票。

現任議長童子瑋,江湖戲稱童子鷄。「爺爺、叔叔真偉大,名譽照我家」,小童,年僅不惑,政壇資歷尚淺,卻有強大的靠山,他的阿公是98歲基隆慶安宮主委兼總統府資政的童永(非民間傳說七仙女中的董永)。而童永另一個身份是現任總統賴清德的「阿舅」。換句話說,童子瑋和賴清德,那可是正港的表叔姪關係,再加上前總統蔡英文親自出任競選總部主委,前後兩任總統的支持,小童彷若打了雞血,加速轉大人。

這場選戰,最讓人跌破眼鏡的莫過於跑票與結盟的戲碼。過去打得頭破血流的宿敵,這次竟然上演了世紀大融合。2014年那場經典的三方大混戰,當時國民黨的謝立功、無黨籍的黃景泰與民進黨的林右昌殺得刀刀見骨。不料,十多年後,黃景泰和謝立功竟會在選戰中,以行動或言論表達對童子瑋的支持,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捎來祝福。童子瑋意外讓這場選戰,藍、綠、白、橘,五彩繽紛。

戰鼓咚咚響,兩軍排兵佈陣、刀劍交鋒。一方是擁有科技與管理碩士背景、打拼地方政績的現任市長謝國樑;另一方是擁有總統表侄血統、串聯跨黨派的議長童子瑋。這場選戰不僅是藍綠對決,更是一場組織陸戰的穩紮穩打,對決政壇人脈大串聯的精彩好戲。

黃仁勳事件的關鍵破口是什麼?| 曾昭旭

有人問我:黃仁勳事件是否可以從兩個角度思索,一是愛情婚姻家庭,一是企業經營領導及國家安全?

我說:恐怕後者才是這事件的主題所在。換言之,黃仁勳是被多方設計與利用了!不管當初事件發生時的屬性為何,如今都已經發展成為一樁政治事件。問者續問:那這事件與情慾無關嗎?我說:當然不是,而是發展到後來,情慾已經不是主題,而只是整個事件發生的破口,以及變成被利用的題材或工具了!

那他是被誰誰誰設計與利用的呢?進入國際政治、國家安全層面,真的就太複雜幽深(尤其牽涉到華盛頓與華爾街的政經高層),雖然各方猜測甚多,實非我們這些局外人所能知,所以我也不想談。倒是眾手所同指的這個事件發生的破口:外遇,眾家說法實未得要領,不妨在此補論一下。

原來眾家所論,全都是從道德規範、家庭倫理、感情背叛、外遇出軌的角度切入,連黃仁勳的公開道歉,也是針對所謂「對配偶不忠」發言。卻沒有對「為什麼會發生所謂感情不忠這樣的事?」的關鍵破口作深入到位的探討(多半是泛說這是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或者從心理學、社會學歸納,說權力使人自大、征服慾的膨脹、空虛寂寞的補償、情緒管理不足等等),不知正是因爲傳統的婚姻家庭是依道德倫理的外在規範而成立與運作,才成為外遇出軌的根本原因。而嚴格自律只會壓抑人性的主體自由,反而更促使外遇的發生(只要機緣具足,如位高權重、出門在外、美色誘惑,便難克服而易發生),而並非避免出軌的有效良方。甚至上引的那些泛說外遇成因,也反而變成為外遇者開脫的藉口,而事實上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那麼外遇發生的深層原因或真正原因是什麼呢?這就要回顧前文已提到的「主體自由」,這可說是人性的核心本質,必須基於這自由本質,才能有純淨無私的愛,與真正動人的的感情生活。所以,在社會(包括配偶)規範控管與監視下的感情生活,本質只是為社會安全、秩序維持而盡義務、享權利的利益交換活動,而不是真正兩情相悅的感情生活。即使在開始的階段,有短暫的基於人性自由的相愛與歡愉,也會終抵不住倫理規範(我不說生活瑣事而是說倫理規範)的折磨而耗損殆盡,而令已婚者的內心充滿著越發深重無奈的空虛苦悶。這時,所謂出軌外遇,便已醖釀成熟而一觸即發了!

但我以上所論,並不是否定婚姻家庭、道德倫理,而是在檢討舊婚姻倫理的失本異化(頻繁發生難以避免的婚外情正是病癥所在),而試圖提出新的愛情婚姻觀去重新充實婚姻生活,也從根源處取消這個外遇破口。那麼這新的愛情婚姻觀是什麼呢?簡單說,首先就是婚姻不是基於生活需求的刻板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內)與社會安全的管理方便(如男尊女卑)而成立,而是基於彼此的真情相愛願攜手同行終生而成立(這時,彼此人格是獨立自由,平等互動的)。其次就是須釐清真愛的要義在存心無私與生命共同成長。所以愛情生活並不是指短暫的吸引與激情,而是須通過生活諸事的不斷考驗,以實踐地印證彼此的無私初心,並日益增進愛人的能力。所以愛情生活是包含雙方整體的心性修養,並貫徹於婚姻生活的全程的。這才是讓婚姻生活充實飽滿,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所在。換言之,感情才是生命存在的主體(所以必須自由舒暢,不扭曲無壓抑),理智只是僕人;感情生活才是人我相處(尤其是親密關係如夫妻)的本質,角色扮演只是生活秩序的方便安排。但現代人卻本末顛倒(其實自古已然,只是於今為烈),時間精神都花在外求生活資源之上(如賺錢、賺錢、賺錢),而忘了生活本身、以致感情壓抑(真情不知跟誰訴),內容貧乏(窮得只剩下錢),生命耗竭(累、累、累);遂構成生命存在巨大又深沈的破口,隨時導致人格的破碎,生命的墜落。

是的,平常沒有真誠經營感情生活,到頭來就是不免會嚮往外面的真情幻相,而遲早會從感情的破口失足。原來破口不是外遇,就是生命感情本身的堵塞與苦悶,空虛與枯竭罷了!

2026-11-11

黃仁勳下台,是川普受挫於深層政府|黃德北

黃仁勳戲劇性地下台,引發街頭巷尾一連串熱議。最初攻擊他的理由是他與大陸籍女商人黃樂的婚外情,涉及美國國安問題及個人私德,等到把他的光環打破之後,接下來再爆出他與下屬員工有染,這觸及所謂美國企業治理的重要原則,終於逼使他被迫宣布辭去輝達一切職務。但美國的許多科技大老如特斯拉的馬斯克、微軟的比爾蓋茨等人的男女關係都遠比黃仁勳更為複雜,自然讓人感覺到其中有著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在內。

黃仁勳下台後,美國司法與情治部門開始宣稱並未證實黃樂是中國女間諜(誰見過這麼高調的女間諜?)。黃仁勳迅速被整下台後,許多人分別從婚外情、跟辦公室下屬發生不正當關係、美國種族主義等因素探究,較少人從美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但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可能才是問題核心。現在有愈來愈多媒體的深度評論家已經從這樣的視野來分析。

我認為黃仁勳的被拔下台,是川普與美國深層政府對抗的挫敗,也是美國高科技資本與猶太金融資本的另一次角力,其中還夾雜著白種權貴資本對亞裔/華裔科技資本的排斥。黃仁勳的被迫下台,更是新上台的民主黨與川普博弈的一次重大勝利,川普在面對與習近平談判時,黃仁勳原是川普手中很重要的籌碼,所以失去這枚籌碼,會削弱川普的力量,這是民主黨與深層政府所樂見的。

黃仁勳出生於台灣、從小就前往美國留學與發展、又與大陸有著某些關係,他是少數對大陸、美國、台灣都熟識與友善的資本家,一直試圖在三者間尋得平衡點。他的下台對於三地都是不利的發展,尤其是美國與輝達,這位擁有專業技術、人脈與資本的科技達人一旦離開輝達,勢必會影響輝達的發展,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又會受到那些影響?這些影響可能不久就會看到。黃仁勳事件對美國的亞裔/華裔科技人士會有何衝擊,是否會興起何處是故鄉的哀嘆?在未來美國衰退史的過程中,黃仁勳下台不知道是否會佔有一頁?

黃仁勳下台了,他會像賈伯斯一樣能夠東山再起嗎?賈伯斯被蘋果董事會趕出去時才31歲,花了10年時間才得以重返蘋果,並逐步實現他的王子復仇記。黃仁勳已經63歲,年齡差異以及種族障礙很難克服,不知是否還有賈伯斯當年的衝勁與動力?

黃仁勳一定還希望東山再起,但在美國可能嗎?海外是否是另一個新契機的場所?但美國能讓黃仁勳出走嗎?黃仁勳的故事可能還未結束,等待續集中!

黃仁勳和高金素梅的相同宿命 | 上官亂

看了黃仁勳的事情和台灣高檢對高金素梅的指控,我陷入深深的擔憂,其實二者很像。

黃仁勳已經承認了婚外情,但是這個婚外情到底是女方刻意接近,以套取情報和影響黃仁勳的商業決策為目的的「色誘」,還是兩個人日久生情,需要非常嚴格的區分。

黃樂到底有沒有利用交往之便套取黃仁勳的商業機密?到底有沒有將這些機密輸送給中國情報機構?這些需要嚴格的界定。

對於黃仁勳來說,他的決策依據,到底是基於商業利益考慮,還是基於自己對本產業長久的觀察,還是基於對中美芯片競爭的長期戰略布局,都需要認真調查和考量。

而且,在他們這樣級別的產業領袖身邊,本來就會圍著一大堆產業和政治精英。而這些精英多少都和中國官方機構打交道。你要說哪個官方機構完全沒有和情報人員有過交集,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行為都受其領導,為其服務,這是兩回事。

那麼說回高金素梅,她的助理張俊傑那個事情,幾乎有鐵證,那該逮捕就逮捕好了,依法行事。

但是,針對高金素梅的起訴,就讓人脊背發涼,為什麼?

因為這些事由,和張俊傑的事情,有著本質區別。起訴書中,把高金素梅因靖國神社事件而赴日本及聯合國抗議、反對軍購、課綱微調,全部指控為中共授意,意在破壞台灣和日本的合作。

這裡面也有同樣的問題。

首先,高金素梅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在台面下進行的,全都是公共議題,公開、透明的行動,哪怕給原住民部落買巴士,錢來自對岸,她也是公開在立法院、媒體上喊了很久的。

說實話,這些事情,我當時也非常不喜歡。但是不喜歡歸不喜歡,我仍然會知道,這是她基於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家族經歷,尤其是她所代表的原住民部分民意,作出的決定。這些決定,或許是對岸樂見的,但是一定是對岸授意的嗎?

如果這些事情不合法,那為什麼當時沒人反對,當時沒人調查,也沒人阻攔?

我當然也知道國安法、反滲透法近些年做了修改,但是修法是預防後來發生,而不是回溯過去。

如果這樣可以行之有效,那國民黨一大半的政治人物都躲不過清算。任何立場表達都可能被看作是中共授意。那這會不會成為全面的法治崩潰?想想就可怕。

更要命的是,台灣政治人物,為什麼不能反對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呢?為什麼反對台灣和日本的親近,會成為一種罪行?檢方需要將特定的立場納入到定罪標準嗎?

黃仁勳也好,高金素梅也好,他們的案件到底有沒有可能是趁機的政治清算?到底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地調查?都足以影響未來美國和台灣的政治走向。

當然,就算最終能夠證明二人只是單純的個人立場,或者單純商業考量,等調查結束,兩人的政治生涯和職業生涯也幾乎斷送了。

228死亡人數之謎 | 藍博洲

有關228事件受難者的實際死傷人數,歷來是社會各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首先,事件當時的官方報告是:監察委員《楊亮功調查報吿》的死九十人、傷一千七百六十一人;國防部長白崇禧《報告書》的死傷一千八百六十人;臺灣警備司令部的死傷三千二百人;臺灣省保安處的死傷六千三百人。

其次,《紐約時報》3月14日南京專電是二千二百人;同月22日另一記者専電是一萬人。再者,《大剛報》記者王康〈二二八事變親歷記〉是二至三千人;《臺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是一萬人以上。

1949年,莊嘉農(老台共蘇新)在香港出版的《愤怒的臺灣》說是不下一萬人。

其後的台獨派說法,則從喬治柯爾《被出賣的臺灣》與彭明敏《自由的滋味》的兩萬多人,增加到辜寬敏《臺灣青年》的五萬人,最後到了王育德《苦悶的臺灣》與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就變成十幾萬人了。

2004年10月6日,法定申請期限二年,經四次修法,延為九年的「二二八事件補償金」申請截止。按照補償辦法的規定,死難者可得新台幣六百萬元補償金。一般而言,沒有遺族會錯過申請。然而,2005年11月,被賦予等同司法警察調閱權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會訊》冬季號,首度披露二二八事件的死亡與失蹤數云:該會受理件數為2756件,經審查通過補償之案件僅2241件(死亡681件,失蹤177件,其他類型1383件)。經已核證統計之一案即一人。所以,死亡681人,失蹤177人。其他羈押或徒刑、傷殘、健康名譽、財物損失等1369人。核發金額71億6千萬。

此一數據與歷來不斷加碼的屠殺傳說,天差地別。

按照228事件補償辦法的規定,當年曾依司法程序或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行政命令而獲取補償、撫卹或救濟者(死於事變的公教人員74名即得撫卹台幣20萬元),不得申請。另一方面,有多件死於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死難者(例如中共地下黨領導幹部簡吉、郭琇琮等)被摻入此項補償。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加減,人們可以相信,「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布的數據所反映228事變的規模應該距離事實不遠。也就是說,歷來的228死難人數顯然是被刻意誇大渲染了,距離事實甚遠。

儘管如此,2006年的二二八59周年,悲情依然沖天,當局甚至通令降旗,晉升為國殤日。

相對地,人民整體在同因暴政造禍的白色恐怖年代的受害情形,至今尚無正式完整的統計。根據各方面的評估,一般可以萬計。

官方的有關數據,一是1988年11月5日法務部主任檢察官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說,1949至1987年非現役軍人受軍事審判的刑事案件有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二是2005年7月31日國防部呈給陳水扁當局的《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專案報告》寫道:1945至1994年,國防部所管叛亂、匪諜、資匪案件檔,有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人,其中死刑犯人數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

因此,2006年2月28日之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收件不到三年,已審定七千五百三十七件冤案,其中死刑七百四十二人,無期徒刑六十三人,十到二十年徒刑一千七百二十三人,十年以下徒刑一千八百人……,核發金額已達一百七十八億一千三百五十萬元。

另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十五周年成果紀念專輯》所載,至2014年3月8日止,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有七千九百六十五人獲得補償,其中有刑度者為六千四百九十八人。但不包括未申請、不補償的政治案件。

據上可知,白色恐怖受難人數遠遠超過二二八。兩種補償條例的差別待遇,十分突出地體現了台灣當局對待兩種歷史事件的階級歧視。

歷史地看來,228事件和50年代白色恐怖,同是國家暴力在反動的權力意志下摧毀人民的作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或不同如下:

在時間上,228事件發生在1947年初,而50年代白色恐怖開端於1949年末。兩者自然有人與事的連接繼承。

在政治訴求上,228事件是痛恨無能政府、貪官污吏與欺壓人民的軍警而要求台灣一地的民主和自治;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則反對國共內戰,要求國家統一,和平建設,改善民生。

在形態上,228事件是官民交火軍事鎮壓,50年代白色恐怖則是當局構陷的軍法肅清。

在性質上,228事件是因地方政府失政引發的民眾抗爭自衛;50年代白色恐怖則是敗退台灣後的流亡政權以反內戰的人民為敵而全面捕殺。

在當局的對待態度上,處理228事件並不影響中央政府的合法性;50年代白色恐怖則受限於至今仍未被揚棄的反共政策而始終未能直面處理。

因此,228事件正是纳入不能言說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屍山血海,才得以讓分離主義者不斷扭曲放大,從而在主張社會主義的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墓塚插上台獨的墓碑,無限上綱為「國殤」,並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修正為賠償,繼續進行無休止的所謂「轉型正義」的「種姓主義」的政治鬥爭。也因此,台灣社會的歷史噩夢,只能說是醒了一半,白色恐怖的幽靈依然盤旋未逝。

—摘自<臺灣“二·二八”事件與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2025年10月22日講於“韓國麗水-順天事件國際研討會”)

高金案是赤裸政治迫害|徐宗懋

11月6日,高等檢察署依違反《國家安全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並具體求刑 14 年。「貪污」是指助理費的問題,等待檢方細目舉證,至於違反《國安法》的部分,高檢署已經舉出「犯法事實」,根本經不起事實檢驗,完全是高檢署根據賴清德政權的政治標準,所實施的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高檢署指出,前辦公室主任張俊傑是在 2008 年間受邀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式時遭到吸收,回台後負責利用「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等民間團體收受中方資金。 助理林怡君與陳智葟,專程前往香港參加「台灣少數民族青年骨幹研修班」接受「統戰培訓」,企圖滲透部落並經營原民選區,作為境外敵對勢力在台的「第五縱隊」。

2008年馬英九當選選總統,以「九二共識」處理兩岸關係,秉持以擴大朝野交流促進兩岸人民的感情,追求兩岸永久的和平,當時台灣成立了很多組織,推動兩岸的往來,辦理各種學習旅遊課程。高金素梅代表台灣少數民族,跟大陸少數民族進行溝通交流,天經地義,現在這些在馬總統執政時期因為政策鼓勵而成立的兩岸交流組織,全部被民進黨政府法務部指為「第五縱隊」、「共諜」,請問可否指出這個「共諜組織」取得了什麼機密文件?或是在深山叢林裡訓練「革命武裝」?或者有什麼暗殺陰謀計劃?既然沒有,這些「共諜」只有唱歌跳舞,接待大陸遊客,這是什麼「秘密行動」?

至於高檢署指控受到「中共指示」事項:反對軍購案:稱在2005年至2016年間,號召原民團體赴立法院抗議軍購案;利用程序委員會影響法案:藉由擔任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委員的職權身分,阻擋或影響特定法案的排案與審議進度。組團赴聯合國抗議日本;2005年率領原民團體前往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控訴日本時期對原住民的暴行;質詢刪除對日預算:要求刪除駐日本代表處的相關預算;支持課綱微調;配合兩岸與外交議題表態:針對中共關注的兩岸關係及外交特定議題,在國會內外發起抗議或配合公開發聲。

最荒謬的、也最恐怖的是,這些都是高金素梅一貫的政治主張,也是許多民眾的觀點,也是百分之百我的主張,居然都成為「中共指示」?然而,檢方一方面說,2005年推動這些事,然後又說2008年接受中共指示,難道不覺得時間上是矛盾的嗎?2002年,高金首次前往日本靖國神社抗議,當時他們所舉的日本在太魯閣事件殘殺原住民的照片,還是我協助製作的,我們是在台北228紀念館前舉行「還我祖靈」誓師儀式。2003 年 2 月,向日本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控告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日本憲法政教分離原則。後來,一審敗訴,隨即提出上訴。 2005 年,高金素梅率領代表團前往大阪高等法院親自出庭陳述,要求停止參拜並歸還高砂義勇隊祖靈。接著,二審定讞,認定小泉純一郎搭乘公務車參拜屬於「公的行為」,判決其參拜「違反日本憲法」。這場打贏日本首相的官司,轟動國際,高金素梅成為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現代象徵,何其壯烈!足以載入史冊。

高檢署對台灣歷史極為無知,不知道這場原住民為犧牲於日本暴力統治之下的祖先,討公道的歷史行動的意義,連日本高等法院都承認這個法律行動的正義性質,民進黨政府的檢察官卻指為「中共指示」,要求判刑,這種淪爲民進黨政府以殖戀思想鎮壓中華忠良的醜陋行為,不僅喪盡天良,總有一天會得到報應。

(本文刋載於2026年11月11日《中國時報》言論版,歡迎轉載)

黃仁勳不是被女間諜滲透,而是正在被上層白人擠出他自己所創造的AI帝國 | 黃國樑

台灣的殖人們至今沒看懂的是,黃仁勳不是被一個中國女間諜滲透,而是正在被自認為他們才是世界統治者的白人擠出他自己所創造的AI帝國。

這不是一樁涉及中美科技對抗、但以情色誘惑為主幹的紅雀行動現實版,而是白人隱忍了太久,不甘於一個黃種人繼續統治AI晶片王朝所發起的種族反撲大戲。

這件正在推向高潮的劇碼,原本應該是民進黨以及所有以為攀上美國這莖枝椏就可以實現階級躍升的殖人們最沈重的打擊;但他們的智力太低,永遠看不破這一層。

用大白話說,連黃仁勳這樣躋身全美科技與政治核心中央,堪稱史上最成功的亞裔黃種人,在美國這個由白人建造的國度裡,仍然永遠只能是一個局外人。並且被認為沒有資格長久混跡在政商結構的頂層中,時間到了就必須被收拾,請他打包滾蛋。

亦即,在美利堅帝國敘事裡的那一個以美國夢當號召所構築的想像共同體裡,從來就不包括黃種人,不管你是日裔、華裔、韓裔或越裔。當然,印度裔也不是。

這不光是黃仁勳是在台灣出生只算個移民而已,就算你出生在美國,也累積了足夠豐厚的家底,你仍然不在那個共同體裡頭,你只是可以被運用、榨取或豪奪的勞力與智力。

台灣以為用蔡英文說的「心靈相近」、「價值契合」,或賴清德虛構的「山巔之城」,就可以成為美利堅的入幕之賓,只是瞎操心罷了。

當自以為在宇宙中心的白人主子,甚至只算盎撒品種的白人,想要一腳將你踢開,你的下場比諸流浪狗都要不堪!2026/11/12

台記“中華民國”是一條頭斷在大陸的蚯蚓(十)|孫隆基

歷史架空劇

台海這一方對“抗戰史”如此架空法,勢必連帶把“中國現代史”荒誕化,一以貫之的是同等的降智降維。斷了頭的蚯蚓無腦,怎樣光怪陸離的敘說都可能幻生。

問題是:歷史可以架空,但荒誕劇編造者不必是史盲。他們不會像我的美國學生在考卷上寫“清朝是中共推翻的”(詳本文最後第11節)。即使港英時代的學子,亦不可免從中小學教科書得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陷入列強交侵的厄運、迨至20世紀日本侵華、面臨亡國危機。彼輩雖非史全盲,對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圖存的記憶不一定有什麼概念、甭論感情,只覺得從清末到民國、至進入人民共和國時代,看到的是一批名字也記不清的人來來去去而已,重大轉折點亦不見得全記得,沒先後錯置已不錯。

這還是比較中性的態度,或可說是“不具意識形態的無知”。但全然中性的立場是沒有的。“具意識形態的無知”的極端例子反而不少,那就是對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運動唾口沫—因為它的成果就是今日的中共政權!2019-2020港暴的前奏之一就是“反國教”,亦即把官方試圖推動的“愛國教育”(中國現代史課程)痛斥為“洗腦”。他們不願被洗掉的是另一種腦:“殖民主義有功論”,在暴動期間高舉英國旗和(已失效的)港英殖民地旗招搖。

“戀殖”在台灣無疑更源遠流長,已滲透政權高層。去年民進黨秘書長公然說台灣不該有“光復節”、中國人佔領“這片日本國土”缺乏法理依據。但台灣的戀殖者還不敢公然地在人格上代入日寇,如港暴期間稱大陸人為“支那人”般,因為台灣還有一大批“中華民國人”,此外還沒白癡到得罪所有東南亞國家。但最具系統性的“日本侵華有功論”的論者即台灣的黃文雄—他已入了日籍,2024年才去世,是先驅了。

人們可以主觀上不接受中共是國人“救亡圖存”的最後結晶—尤其是遷台的“國人”。他們在1950年代尚存“反共抗俄”志向:驅逐了日本鬼子後,再接再厲驅逐大毛子,中國方有救。因此,他們才是國家有難的“救亡圖存者”。

但持反共立場亦必須提出歷史性的解釋,而不是撇開歷史胡說八道。我曾經書評過一本共產主義通史,作者是台派,但他參考的全是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抗俄”八股—看了這些就自我頒發寫共產主義通史的資格證書。

該作者用一種列寧還未出生前的帝俄病毒之傳入定義今日中共政權,顯然從未與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我況之為寫一部罵基督教的專書卻聞所未聞“三位一體論”。他的“史”乃抽空了20世紀的世界史:“但如新冠病毒一般,病毒入境侵襲時是不管你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都可以發生的,沒必要發生在某個世紀某個年代,換而言之,20世紀的歷史脈絡變得無關宏旨。”(一篇2021年的舊作,不列出)。

這是“歷史架空劇”的一個範例。還有我一路走來收集到的一些樣本。談“中共真相”這個題目,只要不是“民族解放鬥爭”其他一切皆可,可以是隨心所欲的任何標籤,從土匪、流寇、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甚至天外惡靈(例如法輪功的“反宇宙的邪靈”說),琳琅滿目、創意盎然,只須發揮“妖魔化”功能便得。

的確沒必要一一批判,讀者不會看這類破東西。在這裡,我概括地批判所有沒經嚴格訓練的頭腦—或“根本無任何訓練的頭腦”:那就是拋出一個自己都沒定義清楚的概念,去鋪陳論述。一個符號標籤不一定每次都表述一個固定的對象,連他本人每一次不同的句子裡,其意義都可能產生位移。但他們這類就是“刻舟求劍”的頭腦。對“語境”毫無概念的人,這是符合其智力的論述方式。

舉“土匪”一詞,在新聞上閱到打家劫舍之餘還滅門的報導,對此概念會是一種“心情”;但看了《羅賓漢》的電影後,對“打家劫舍”又會是另一番“心情”。至於“黑道”嘛,看了《芝加哥黑道情人節大屠殺》,會覺得黑道火拼滅絕人性,但看了《教父》之後,可能還有些認同:“大丈夫當如是”。

我不會一一介紹這些會令我失去大學教學資格的“中共真相”,不是說“學府必然親共”(這是川普式的偏見),而是它不會讓一個“青鳥”水平的人當教授。系裡不解聘,亦會遭同儕和學生不齒。

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耳聞“青鳥”、非其同溫層。在同代老人間若覺察與“青鳥”是同智層,會如此結論:鳥無青老、腦量(c.c.)為準。但本文不是談“青鳥”,因為他們“剿匪”的對象是台灣境內的“中華民國人”。只為了提醒:“青”實出於“藍”:台灣今日的造謠業是昔日藍天底下把歷史架空的一脈荒謬。

本節關注的還是我的同代“國人”,是前面提及的已有社會地位,乃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談吐四平八穩。但在台海這一方成長的“國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冷戰底層編碼”,總不免從他們漫不經意、防不勝防的口風裡露出來。

歷史架空劇的個案:中共譬喻“流寇”

今年就有知名之士一篇分析大陸房地市泡沫化的文章,試圖用中共的“本質”解釋當前的房地產危機,最後畫龍點睛地說:這場災難與中共領導階層殘剩的“流寇思想”不無關係。語焉不詳,是否指中共仍在讓“長征幹部”外行領導內行,不懂經濟、不尊重市場、好大喜功,如1950年代的“大躍進”般蠻幹?

此論調的穿鑿附會一戳便穿。房地產的起起落落,如股市焉,乃全球所有經濟體共歷。若大陸出現了股市暴跌,為了“抹黑”,把它說成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所致,不知還能說服今日青鳥IQ以上的腦袋否?同樣道理:試問如何用“流寇思想”解釋日本泡沫化了30年的房地產?這簡直成就了魏晉玄學家王弼的“物雖繁,可執一以御也”的憧憬!

漫不經意的一筆畫蛇添足,卻替“亡華之心不死”者打了掩護。透露:在貌似客觀的表面分析下,其“冷戰底層編碼”是指控中國自身便是禍害,對包藏禍心的外國/壞國絕口不提—從其偏見結構出發,顯然是“視覺盲區”。

大陸的房地產,尤其是三、四線城市的,原本是看好中國在全球化市場裡成了“世界工廠”作出的期待,替農村人口大量進城,轉化爲產業工人、城居化未雨綢繆。孰料川普一記關稅戰的重手下來,原本預期的生產力增長都轉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去了。

預期吸納數千萬就業人口的沿海與內陸工業園區失去訂單、甚至關廠,工作機會消失了,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甚至出現“反向回流農村”現象。廣大的三四線城市與大西部地區,早已出現青年出走潮、人口老齡化的危機,如今面臨房屋供給嚴重過剩,變成“鬼鎮”。

“世界工廠”的財富效應消失,波及的可不限於被堵的農民工和失業的城市勞工。出口受阻後,企業獲利大減,迎來降薪潮與裁員潮。特別在2023-2026年,中產階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發生根本性扭轉,從“盲目樂觀”變成“儲蓄防禦”。這導致原本高槓桿買房的族群開始拋售、甚至斷供,華南與華東等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房價反而率先出現猛烈的擠泡沫回檔。

反共派不容許在這場災難裡中共這個“體制”沒犯“本質性”錯誤。北京的確有“雪上加霜”,那就是中央金融管制與強行去槓桿政策。面臨美國貿易戰的組合拳科技戰,官方在2020年強力扭轉市場的“自發性”,試圖將資金與人才從房地產業中—這部分在GDP佔比竟高達25-30%—“硬擠”出來,導引入晶片半導體、新能源、人工智慧等能與美國對抗的“新質生產力”領域。

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容社會過度分化,高層且考慮重返新加坡模式甚至由國家重新掌控房屋的分配與保障的20世紀舊制。因此,中共極端敵視民間房地產商或富豪(例如許家印、趙薇等)藉高槓桿套取富可敵國的財富。地方金融機構貫徹中央意志,採取“一刀切”抽貸、斷貸的激烈手段,擠泡沫變成製造劇烈的休克。

若中共的“體制”得罪了“市場”,美國2008年的次級房貸危機又是另一幅景象,不同之處是國家介入更無忌憚,為了更天經地義地去扶起“市場”這個阿斗。舊的自由主義斥責國家干涉市場是“違背自然”,在綠草如茵的大自然裡豎立人為的欄柵和蓋頂。新自由主義則視國家的功能就在捍衛市場,包括替“新興市場”清除路障,在自然界寸草不生之地舖蓋人工草皮,替這個“自然界”揠苗助長。

美國在1993年的一宗立法廢掉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法定分隔,讓投資房地產的錢多如泉湧,這方面的商機自然如山洪暴發,金融服務業終於能貪得無厭地狂賺仲介手續費,強售房貸給沒條件置產的廣大群眾,還利上加利、把這些房貸證券化、打包在其他金融商品裡,好比加了毒油的製成食品,推銷給全世界。

待到天塌下來,國家就索性犯天條、物理性地對市場空投,用7,000億美元納稅人的錢挹注這個“新興市場”裡的史前巨獸—它們如倒下,會製造史前玄冰式的雪溶效應,把美國整個地滅頂。就這樣,肇禍者反獲政府強迫灌錢,濫收金融服務費的、打包毒油產品者無一究責,喪失住家的中產階級則被消滅了一大片,美國的M型社會從此無可逆轉—從此只會有更多的毒蟲和街友。新自由主義者非但不嫌自己的餿主意,反而抨擊政府的“不良資產救助計畫”,說:“市場出了問題、該用更多的市場去糾正”!

回到美中貿易戰。關稅本身的升降對中國大陸只是皮肉傷,貼了創可貼反顯得更身強力壯,但傷及內臟卻至今未癒,五臟六腑可能就一直壞死下去。美國人的自戕固然也造成內傷,但復健有方:狂印美鈔之不足,還恢復老牌帝國主義嘴臉,明目張膽地伸手向全球需索財富,巧取不成就綁架或斬首元首、豪奪。中國幹不了這種勾當,真不知誰先倒下?因此,反中成狂的那夥華人期待川普型美國和高市型日本聯手滅掉“社會主義祖國”,不可輕言放棄。

回到引起本節評論的“中共的流寇基因與房地產泡沫”這個命題,我擅自加了“基因”一詞。倡此論者參考的是抗戰前國民黨的“剿匪”,待中共長征到了華北、創建抗日根據地,“流寇”一詞成無的放矢,連“山大王”都不合用,蓋游擊戰是從山岳打到了平原。似是而非之餘,進入21世紀仍亂扣“流寇”帽子,唯代代相傳的“基因”方能自圓其說。偏見持有人難道沒有“基因”嗎?他是戰後的一代,卻對早期剿匪戰爭刻骨銘心,可謂“剿匪基因”已深植其骨髓,予了我管窺台灣“國人”的“底層編碼”之一瞥。

“中共真相”是“流寇”,比起土匪、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等標籤稍具“歷史性”。中國史是一部帝王將相史,也是一部“流寇史”,“流寇”若成功則成“帝王將相”,後世不再以“流寇”稱之。中共在上世紀中期已在陸、台間確立了“成王敗寇”關係,若本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仍以“流寇”稱對岸,可謂是“前朝的帝王將相史觀”。

“流寇說”雖然沒將歷史全部架空,依舊陷入“本質主義的謬誤”,乃上文所斥的“刻舟求劍”之學術名。它提醒勿做出抽離任何時空語境的論斷,自以為所用的標籤就是心中所念的事物本尊,好比自己騰雲駕霧於現象界之上、抵達了柏拉圖的理念界般。

一位21世紀的論者應用“流寇”的標籤,是設定二千年來的“流寇”都是同一回事。把時代性都罔顧、朝代內容都抽空,剩下最大公約數是:一群武裝遊民隨處亂竄、官兵在前堵後追。但人家若是規劃了一個“尋家”的路程呢?中共在華中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盤被國軍攻陷,唯一生路是奔赴陝北的最後一個蘇區,華北也比較接近蘇聯—後者還掌控了外蒙與新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那是排除萬難的“歸家”。

按此定義:《奧德賽》也是一部“蕩寇誌”了!

“流寇恐懼症”與“汪精衛基因”

上文挑剔一篇2026年的“中共乃流寇說”。它是隔了幾代的隔靴搔癢,而且是去搔事先畫好了紅圈圈之處,自然搔不對點(文不對題)。但抗戰年間的當事人汪精衛的“流寇譬喻”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1938年底,武漢已陷落,國府裡的樂觀派(如蔣介石)看到戰爭相持階段的來臨:日寇兵力散佈於半個中國,主攻正面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佈防後方的又落下許多空白,“敵後抗戰”此其時也。上面已指出:蔣委員長把它含糊地等同“游擊戰”,還開班以中共為師。

悲觀主義的汪精衛認為武漢陷落,戰爭該結束了,再耗下去,是加重生靈塗炭。他在1938年11月下旬發表了一篇《全面戰爭》的社論,反對“游擊戰”,以明末的“流寇”況之:-

“明末流寇的作法,用之於國內戰爭,或者可以顛覆政府,用之於對外作戰,必不足以搘持強敵。因為游來游去的作法,在游來的時候,是取之惟恐不盡,在游去的時候,又是不使有所孑遺。這是大量消耗民力的。政府的基礎,在於民力,民力消耗完了,政府沒有不倒,所以明朝便亡於流寇。至於對外作戰,是以民力為資源,民力消耗完了,只有自己滅亡,斷無敵人滅亡之理。”

此時國府正在舉行“南嶽軍事會議”,一時“游擊戰”蔚為風尚,不只中共提倡“全民游擊戰”,國府裡竟有人響應,白崇禧甚至出版了一部《游擊戰綱要》,廣發國軍各戰區和各軍校。汪精衛已主張和平運動多時,認定已山窮水盡的國府再度陷入妄想症。

對汪精衛來說,“敵後游擊戰”將會是另一場“自殘”。前面已經有6月份的“花園口決堤”;10月湖北武漢淪陷後、11月國軍自己放火燒了長沙—蔣介石基於誤判:認為日軍仍能一鼓作氣攻下湖南長沙,為了保存實力,將部隊撤至衡陽,把長沙“焦土”,結果燒了5天5夜,一座古城毀了90%,百姓死了3萬多人。汪預言:“敵後游擊戰”將引來日軍更殘酷的報復,潰敗的敵後國軍無以為繼、將淪為散兵游勇,荼毒民間,造成農村社會秩序的瓦解,中國連地基都挖掉了。

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又譯《總體戰》)在1935年才發表。汪精衛的《全面戰爭》可謂及時下載了上市不久的應用程式,卻是用來鼓吹他的和平運動/投降主義的。

魯登道夫是一戰期間德國的總軍需長,其實是架空德皇帝國政府的最高統帥。他用自身的經驗總結:“現代戰爭已不再是純軍事的交鋒,而是國家政治、經濟、精神與全體國民總力量的對決。…政治不再高於軍事,反而政治必須為戰爭服務;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軍事獨裁體制,將國家每一分資源、每一個平民都動員投入戰場。”

汪精衛反以此論證中國該出局:正因為現代戰爭是“工業產能、科技、精神與政治組織力”的總體較量,中國作為一個未完成工業化的落後農業國,根本打不起“全面戰爭”。國府受了中共的蠱惑,要推行勞什子的“全面戰爭/全民游擊”,只會造成“全社會解體”與“焦土自盡”,絕非魯登道夫筆下那種由強大國家機器執行的有效動員。因此,汪精衛用了“總體戰”反向論證“中國當知難而退、尋求和平”。

汪精衛並非毫無根據。七七事變後,日本以為中國小菜一碟,不料事態擴大,近衛文麿內閣遂於9月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立法對“戰時材料”局部管制。1938年徐州會戰前夕,日本始警覺通過《國家總動員法》。至1940-1941年,日本步入全面軍事獨裁與大東亞總體戰的型態,以迎接太平洋戰爭。

國府在1937年8月淞滬戰爭時已發布過《戰時總動員綱領》,無法律約束力,國土比日本廣袤,但都具不同程度的“無效性”。至1942年3月重慶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土徒增抓壯丁、通貨膨脹等弊端,卻不見得對“國力”有多少提升。

若當時國府是跟了汪精衛路線,而日方亦履行近衛文磨的諾言,在中國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軍分期撤出中國,那麼就不會有一個分離的汪偽政權,汪只是先驅,日本期待的“蔣汪合流”成為新現實,而中華民國將有一個親日的政府,但不算是如韓國那般的“亡國”。

在這個平行宇宙裡,日本沒必要用“一個更大的戰爭”去解決中日這個“已不小的衝突”,自然不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鞏固了東亞宗主的地位,與西方分庭抗禮,會有中國這個同盟國。中國也不致演變成“大東亞主義的叛徒”,站到了英美一方,去捍衛歐人對亞洲的霸權。在我們的歷史裡,蔣汪沒合流,汪偽政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確跟在日本屁股後面對英美宣戰。

當年,崛起的日本軍國主義自詡為“昭和維新”,媲美先前的“明治維新”,卻反其道而行。“明治維新”擁抱“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昭和維新”則喊出“克服現代”(近代の超克)的口號:日本有神聖的使命從白、赤二色帝國主義底下解放亞洲。“白”指歐人,“赤”即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流毒全球”的共產主義,在北亞尤其劍指日本。日本與帝俄在朝鮮半島較勁,已贏了一局。待赤俄勢力侵入外蒙,日本則侵吞中國的東北作為反制,其犯錯在不該進而染指華北—目標錯亂了!錯到離譜了!

日本在併吞了東北之後,狼子野心、繼續蠶食內蒙和華北,如徹底實現,會是金宋的“君臣”、“叔侄”、“伯侄”國際關係的重演,貼上現代化的“相互提攜”、“共存共榮”的門面鬼話而已。但抗戰導致華北落入中共掌中,就從中國半壁江山淪於異族之手,變成南北朝統一戰爭的格局。

日本人如果預知未來的世界史是這般走向的,就該連腸子都悔青了:怎會反而去助長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他們將以之為敵的蔣介石乃是世界史上反共歲月最悠久的政治領袖—47年(比第二名的西班牙佛朗哥多了8年)。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期間把極右翼的勢力大事壓制,令左翼的社會黨成為“萬年第二大黨”,日共終獲合法化,達到戰前未曾有的規模。蔣介石不忘初心、依舊在反共,在台灣厲行“白色恐佈”,他的衣缽不只是傳了給繼起的民進黨,而且變成海岸這一方的“國人”(毋庸計較是什麼“國”了)的底層編碼。

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日本侵華,雖原意只圖華北,中國勢必起來全面抗戰。歐戰還沒發生,美國仍與日本做軍火生意。當時支持中國的唯蘇聯,原本反共不遺餘力的蔣介石唯有與中共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甚至將“工農紅軍”收編為國軍。因此,中國在未成為“大東亞主義的叛徒”之先,已經是“共黨的同路人”。汪精衛適於此時認為國府受了中共的“全民游擊戰”的蠱惑,相較日軍之侵華,那是動搖國本、深入骨髓的病毒—唯有和日本妥協方能保存中國。

若中共為了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把“三民主義”等同“共產主義”,汪精衛則說國父的“三民主義”是“大亞洲主義”。汪氏防共優先於一切,與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1935年,華北日軍在河北的一角成立一個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9年,關東軍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亦將“防共”作為核心立國方針,寫入其最高綱領與根本大法中。汪精衛投敵成立偽中華民國政府(1940),用的是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為了有別,在其上加了一面黃色小三角旗,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偽政府敗亡,汪精衛已故世,代行政府主席的陳公博被判處槍斃,他在法庭上抗辯自己“防共有功”。

“汪精衛”是一種“基因”,仍存於當代的華人之間,那就是“寧死毋赤”(better dead than red)—借用了美國冷戰盛期的一句口號。一部1960年代的喜劇描寫一名男子向他的女友求婚,當街舉一塊牌“寧婚毋死”(better wedded than dead)。1970年代初,美國爆發“水門事件”,媒體挖苦尼克松白宮用碎紙機銷毀不利的文件,發明了諧音的“寧碎毋死”(better shredded than dead)這麼一句刻薄話,已接近尾聲,此後無人知曉該典故。當代某些華人“寧死毋赤”則是寧願當殖民地人甚至亡國奴皆可—這總比“死”輕於鴻毛吧!

與此“基因”生成的元宇宙平行的是另一個彼輩“寧願不要掉”的宇宙—以及該宇宙裡的中國。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偏偏沒有更全面的“人民戰爭”這一章。那是一個農業國打敗工業國之道:用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用手推車陣擊潰由飛機空投補給的現代化陸軍。汪精衛擔心的農村秩序的確解體了,是國家依靠鄉紳地主的保甲制度的解體,被土改取代。

台記“中華民國”是一條頭斷在大陸的蚯蚓
全文之鏈接:
(一) https://wp.me/p9zmQE-ax1
(二) https://wp.me/p9zmQE-axv
(三) https://wp.me/p9zmQE-ay2
(四) https://wp.me/p9zmQE-ayW
(五) https://wp.me/p9zmQE-azf
(六) https://wp.me/p9zmQE-aA3
(七) https://wp.me/p9zmQE-aBd
(八) https://wp.me/p9zmQE-aBW
(九) https://wp.me/p9zmQE-aCO
(十) https://wp.me/p9zmQE-aDh
(十一)https://wp.me/p9zmQE-aGh

沈伯洋要爭取勝選,關鍵在於中間選民 | En Chen

沈伯洋如果要在台北市長選戰中取得勝利,真正的關鍵恐怕不在藍綠基本盤,而在於能否爭取到足夠的中間選民。

不少中間選民平常並不特別關注政治,往往到了選舉前夕,才開始認真了解候選人、比較政見,並判斷誰更有勝選的可能。因此,選前媒體報導、社群平台、YouTube頻道的討論熱度,以及各家民調所呈現的數字,都可能成為影響選民判斷的重要因素。

尤其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部分中間選民確實會受到勝選氣勢影響,傾向支持看起來更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既然聯合報民調已經呈現沈伯洋領先的結果,競選團隊就應該思考如何把這種訊息轉化為正向動能,而不是一味強調己方仍然落後四個百分點。

所謂「戒慎恐懼」,應該是要求候選人與競選團隊謹慎備戰、穩紮穩打、絕不輕敵,而不是讓支持者也陷入焦慮與恐慌。選舉到了最後階段,更需要傳達希望與信心,鼓勵認同候選人的選民積極出來投票,也讓身邊尚未決定投票意向的親朋好友有機會重新認識候選人。

另一方面,沈伯洋接受愛莉莎莎訪談,也是跨越政治同溫層的一次嘗試。愛莉莎莎過去曾公開支持柯文哲,因此這場訪談的意義,不只是增加曝光,更在於讓不同政治背景的觀眾有機會直接接觸沈伯洋的想法。

畢竟,台北市長面對的是全體市民,而不是單一政黨的支持者。真正具備城市治理視野的候選人,本來就應該願意走出同溫層,接受不同立場的提問與檢驗。當然,網紅願意邀請訪談,不代表支持度必然轉移,但至少提供了一個擴大溝通的機會。

接下來,若能有更多來自各行各業、不同社會領域且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參與公共討論,讓選民從政黨之外的角度認識候選人,將有助於擴大其社會支持面。

說到底,如果這場選舉只是在比拚傳統藍綠基本盤,沈伯洋面臨的挑戰不會小。要突破既有政治結構,就必須爭取中間選民;而爭取中間選民,除了政策與形象,更需要展現溝通能力、治理理念,以及讓選民願意相信的未來願景。

選戰需要戒慎恐懼,但不能把恐懼當成策略;需要正視困難,更要讓支持者看見希望。真正的競選動能,不只是告訴大家這場選舉有多艱難,而是讓大家理解,為什麼值得走出家門,投下這一票。

202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