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華北抗戰的棋盤和棋局

上文已提及戰時的中共中央在陝北延安，如重慶一般屬於“後方”，它擺的棋局是將棋子佈在鄰省山西的邊角。八路120師的“晉綏抗日根據地”在呂梁山北段、保衛延安的門戶，同時伸出至綏遠陰山山脈的大青山一帶，保衛延安頭頂的河套地帶，並配合國軍傅作義部的綏遠抗戰。綏遠乃“塞北省”，敵軍就不限於“北支那方面軍”，而是由此軍和關東軍合成的“駐蒙軍”和偽蒙軍。

山西東北角的恆山支脈五台山則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所在，乃八路115師聶榮臻部所經營。論其地勢，西向俯視日軍佔領的大同，東向則俯視河北平原，尤其是冀中地帶，東北方則面向平津蛋黃區。“晉察冀”的一個分支“冀熱遼軍區”，橫梗平津之北，扼華北與東北的戰略咽喉。

“晉察冀”之南是太行山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129師劉伯承部所開發，也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它跨的省份更多，除了山西、河北、河南之外，後來又與115師的“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此外，它兼管山西省腹地的“太岳軍區”。

“山西”之得名，正因為太行山脈是河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分界線，可說是華北大地上的一條龍脊。山西已屬於高原區，汾河流域在山西高地中間斜切出一條盆地帶，日軍只能佔據平地的交通線，予游擊隊創造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爭生態。

“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顧名思義也面對河北，搭上察哈爾、豫東和魯西北幾個邊角。這方面主要是平原，河北的平津亦是“北支那方面軍”的總部所在，迫使八路軍發展“平原作戰”的戰術。脫離了林木山地的隱蔽，與機動性強得多的日軍作戰，八路軍必須築成“人山”。

八路在華北的抗戰既腳踏兩界，地緣就決動了八路軍的總部設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太行山根據地成為了揮動華北共軍四肢的身軀，頭腦則是在陝北的延安。到了戰後國共內戰期間，棋盤從華北擴大至全國，頭腦（帥）與身軀（車）都在中華棋盤上往前位移了。

1947年胡宗南攻陷了延安，中共中央輾轉遷往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在河北南部，成為“國共內戰期的延安”，其鄰省山東的沂蒙山區則成了“內戰期的太行山”，對國府最後致命一擊的淮海戰役是從這裡操作的。但台海這一方對此新局比對抗日時期還要懵—他們再無知也聽過“延安”，但似乎無人知曉“西柏坡”。台灣方面的“國家記憶”對抗戰是盡其模糊化之能事，對國共內戰則索性開天窗了。

華北地區後來居上的就是山東的“沂蒙山革命根據地”，與國府的“魯蘇敵後游擊戰區”毗鄰甚至覆疊。八路115師的羅榮桓部於1939年中進駐山東中南部這片山區，終於取代了國軍“魯蘇戰區”的地位，後者在1943年後名存實亡。八路的沂蒙山根據地則在與日軍戰鬥中不斷壯大。該區在抗戰史中夾在“北支那方面軍”與南京的汪偽政權勢力範圍之間，非舞台中央。是它在內戰期間上升至樞紐地位，為它贏來了與井岡山、延安並稱“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

“人民戰爭”

必須撐破“敵後游擊戰”這個概念。“人民戰爭”的特色就是沒有前線和後方，基本上解構了“戰線”與“敵後”。上節已略述華北抗日的大勢，本節列舉其戰法之一二。

游擊戰菜單上的定食是“破襲戰”，扒鐵軌、炸枕木之類，西歐的“地下軍”反抗納粹佔領、響應盟軍反攻即從事此類戰鬥。戰時華北的優勢在：八路軍從山地下來，干擾日軍的補給線，危及佔領區之間的紐帶，然後退回山區。原本訓練打攻防戰的日軍、因其精良在“大會戰”中佔盡便宜的日軍，如今被迫轉行“治安肅正”、“掃蕩”、“清鄉”，往往事倍功半。

日偽軍進入山區，面對的是“麻雀戰”和“黃蜂戰”。麻雀不聚眾、是飛來飛去的。進剿部隊欲捕抓八路軍主力，他們即像麻雀般朝各個方向飛散，然後漫山遍野放冷槍，間歇性地每次幹掉一兩名敵偽軍，讓進剿軍精神緊繃、步步為營，見敵方已化整為零，再冒進目的地是否徒勞？“黃蜂戰”好比一隊人走過林木、離臉部不滿五尺的螞蜂窩突然爆裂，整隊人就被蜂群圍蟄，比喻在八路軍主場的山林之地，近距離瞬間集合火力萬針齊發，讓敵軍的前鋒被打瞎、不敢越雷池一步。

鑑於輕師冒進的剿討無效，日軍決定大幹一場，分五路甚至九路合攏圍剿。在江西蘇區時期，遇到圍剿，八路軍的前身紅軍就玩“敵進我退”，跳到包圍圈外去，用運動戰回襲敵軍最弱的一路、殲滅之，打亂敵軍進剿的部署，前提是紅軍行軍比國軍快—當時雙方都是用雙腿跑的。在日軍機械化部隊配合航空隊的情形下，“敵進我退”乃找死，因此到了華北，對付敵人合剿之方變成“敵進我進”：敵人既然傾巢而出，我方避其鋒芒最佳之法也是傾巢前往直搗敵人的老巢—做到了“敵後的敵後”、化被動為主動。這一招唯有群眾通風報信方行得通。

“平原作戰”最早在“八路軍冀中軍區”，直接威脅北平、天津、保定這個蛋黃區，成立的也最早，是在1938年上葉華北日軍大軍南下參與徐州會戰、後防空虛時，由已加入共黨的東北軍呂正操一個團與河北地方游擊隊合併而成，後由中央派賀龍率120師主力加強。它直接插在“北支那派遣軍”的心腹地帶，招來了日軍的瘋狂“掃蕩”和“囚籠政策”。冀中根據地就將游擊隊從地面發展到地下，發明了地道戰和地雷戰的配套，由“蛤蟆蹲”發展成“戶戶相通、村村相連”的“地下長城”。

冀南的“八路軍冀魯豫軍區”主要由115師和129師創建，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正規軍基礎。它依托靠近太行山的有利條件，側重“村落戰”和“運動戰”的結合，善於在村落中拖著敵人、集中兵力殲滅之。有時，也用“地道戰”配合，但土質和地下水位限制了地道的普及，不如“冀中”那般成為核心戰術。

兩個戰區都開展“道溝戰”，其實比“地道戰”更早、規模更大，適用於任何土質的平原。這一套系統是把鄉村道路挖深約1米多、寬2-3米，確保老百姓的手推車能走，但把日軍的汽車和坦克卡住動不了。且故意挖成彎道，以免敵人順著溝射擊；溝壁兩旁開有踏跺和射擊掩體，方便軍民觀察和射擊；敵人的大車也會在寬闊處被導錯路、進入死巷。這種道溝替敵軍製造泥濘路，卻不會分割耕地，反具有助灌溉的輔作用。

這項工程還呈現出“全民戰爭”的壯觀景象，由中共組織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夜以繼日地挖，與敵人“白天平、晚上挖”反覆拉鋸。簡言之，“道溝戰”是在平原沒山的地方造成“人山替代山地”。它直接阻礙了敵人的機動，為後來的“地道戰”提供了掩體和挖洞的原始靈感。隱入地下更勝一籌，連敵軍的航空隊都偵察不到。

平原作戰的一道難題是春耕秋收，軍民都無法躲藏到地底，也最容易提供活靶。日偽軍常趁春耕破壞生產、秋收搶奪糧食（名為“搶糧掃蕩”），企圖藉此切斷抗日根據地的命脈。在這類吃緊時刻，共軍（包括八路軍與南方的新四軍）將根據地群眾組織為“偵察隊”、“搶收隊”、“運輸隊”。先令主力部隊與民兵在根據地邊沿與交通要道設防，指派小股部隊利用地雷戰、麻雀戰在據點周邊誘敵、襲擾，迫使日偽軍縮回據點，無法安心出城搶糧或破壞農田。搶收與運輸則採“夜間搶收、快收快藏”原則。糧食收割後立即進行“空村清野”，分散隱蔽於地道、山洞或暗窖中，不給日偽軍留下一粒糧食。

更大陣仗地配合，春耕與秋收前夕，動員民眾大規模破壞日偽軍控制的公路、鐵路與橋樑，延緩敵軍機械化部隊與輜重車隊的進攻速度，爭取搶收時間。上述的“道溝戰”亦其一環，將田間小徑變成泥濘路，只容手推車通過。對臨近敵佔區的農田，則指導農民種植早熟作物，或在作物尚未完全成熟時提前搶收，使日偽軍撲空。或者，索性留著根據地外圍一大片不收割，變成一道天然屏障，敵人若偷摸著麥田或高粱田闖進來，就會中伏、被收拾掉。

這類春耕秋收鬥爭，正是加強“軍民魚水情”的公關良機。共軍在不擔負作戰任務時，全員下田協助農戶進行搶種與搶收。部隊實行“帶槍下田”，槍支架在田邊，戰士一手拿鐮刀、一手拿槍，隨時準備接敵戰鬥。一場抗戰將共軍從4.5萬變成102萬，其成分大部分來自農民，還有大量“不脫產”的民兵，“軍”和“民”的界線本來就不明朗。敵偽面對的是一群被組織起來的武裝老百姓。

華北的“平原作戰”與五台山、太行山，後來加入的山東沂蒙山區互為犄角。平原提供糧食，補增兵源，山區的兵工廠和被服廠則提供軍需，也提供領導幹部和建軍的核心隊伍，以及部隊的整休場所。太行山且是八路軍的總部所在，在總司令朱德返回延安，而總參謀長葉劍英和周恩來常駐重慶的情形下，由副總司令彭德懷和副總參左權坐鎮整個華北戰區。五台山和太行山後的山西高原已是華北高原的一部分，是通往更後方的延安之路。

上述只談抗戰期間華北軍民的創意和智慧。日軍並不是吃素的，八路在1940年發起“百團大戰”後，遭日軍瘋狂報復，根據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一。總的來說，日方在華北常態性的千人以下中小型“掃蕩”多達數萬次，由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直接規劃、由司令官親自部署的戰略級大規模圍剿，歷史上最著名的即為3次“治安肅正作戰”與隨後的5次“治安強化運動”。

日軍對付“人民戰爭”亦挖空心思、心狠手辣—此處沒空間談這個。本文的重點不在呈現華北戰場較完整的圖像，只是替那些連“晉察冀”“晉冀魯豫”等詞都聞所未聞就控訴中共不抗戰的“無知人膽大”之輩消消炎而已。

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打成一局

“抗戰”與“內戰”可以看成是同一盤棋局，日本人中途離席，殘局由中國人自己博弈下去。棋局的譬喻是設定兩方對弈，抗戰結束前可比做國共交替下子、與日方博弈。日方離席時，留下的是由三者共同砌成的棋局，國共雙方就按此殘局博弈下去。

華北自北伐以來就是國府“無效的國土”。國府在法理上從不承認華北是脫落之地、正如它在軍令上仍認為八路是國軍體制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已適應了華北是“無效的國土”。這個心理設定成為了“新四軍事件”的背景。至1940年底，重慶對中共下最後通牒，在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必須儘快地遷到黃河北岸去，似乎把“病毒”全部推堵到“疫區”裡便好。

前節論抗戰年間“國府的西南化”，言及在昆明訓練的36個美裝師，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計畫對日軍的反攻範圍甚至包括了台灣，亦只達長江流域。當然不是放棄華北，從西南出發力有不逮。國府在“華北”的外圍仍有兩枚棋子：西北的胡宗南兵團和塞北的傅作義兵團。

但山西、河北和山東已成中共鐵打的江山。全面內戰還未開打，毛澤東還親赴陪都和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試圖進入上黨地區接受日軍投降，上黨夾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和太岳分區之間，結果閻部被劉伯承、鄧小平部全殲，耗損晉軍三分之一。此時重慶談判才進入尾聲，“上黨戰役”堆高了毛澤東的籌碼。

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共又爆發“邯鄲戰役”。國府為了在北平受日軍投降，特設第11戰區。受降是由孫連仲代表中央在故宮的太和殿舉行了，當進駐這個“後抗戰”戰區的國軍第一梯次部隊沿平漢路北上，在太行山腳被劉鄧部八路軍全殲，連第11戰區的副總司令（編案︰該副司令為馬法五）都被俘。

國軍沿平漢鐵路北上的途徑被切斷。另一條偏東的津浦鐵路可用，但新四軍與八路軍在“津浦戰役”中成功佔領了鐵路中段（徐州至濟南段）200多公里的重要路段與沿線重鎮，並大舉破壞了沿線鐵軌。國軍不僅損失了大量兵力，且無法利用這條鐵路直接向北運兵受降。相反地，共軍藉由控制該路段，將山東軍區與華中軍區連成了一體。

中共同時宣布主動撤出南方8個解放區，其實南方的抗日根據地勢單力薄、避免被消滅。它在執行毛澤東的“南方讓開、北方爭奪”綱領，這一招卻在國內輿論面前佔了“愛好和平、主動讓步”的道德制高點，使蔣介石很難在重慶談判和其後的“雙十協定”期間大動干戈。

國共把談判壓在這個底線上，已決定它的起步點是“南北朝”對峙之局。中共橫梗在華北不只沒收了國府統一中國的條件，而且在接收東北這個棘手難題上，國府不止慢中共一步，還踏入一個死亡陷阱。國府陸路北上之路被堵，唯有憑海路和美軍的空運前往東北，但這像是對一個已輸定的賭局不斷地下注、妄圖翻盤。

華北的共軍對東北則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日本投降前夕，共軍已源源不絕地進入東北：“晉察冀”的分支“冀熱遼軍區”已經在地，八路山東軍區的羅榮桓奉命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亦以山東為跳板進入東北。他們成為後來“東北野戰軍”或“四野”的骨幹。

對北方“匪焰熾盛”唯一能制肘的是傅作義的綏遠兵團。抗戰勝利時，聶榮臻的“晉察冀”和賀龍的“晉綏”的主力迅速包圍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要求對此兩地的受降權。晉綏軍傅作義從綏西東進，搶先進入歸綏和包頭接受日偽軍投降。兩路八路軍會師攻此兩城，無功而退，損失慘重。在1946年內戰全面開打後，傅作義更東進攻克“晉察冀”的首府張家口，使他後來得以進駐平津，成為華北的剿匪總司令。

這段搶奪“受降區”的小打小鬧還不達“打天下”的維度，被1945年底來華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按下暫停鍵。只有在這段調停期，蔣介石才放心自重慶還都南京—已遲至1946年4月。但這片汪偽政權統治過的京畿地帶如今是遍地赤焰。汪偽政權後期最大的一次“清鄉”的慘敗導致新四軍粟裕部在“蘇中”坐大，虎踞在南京與上海之間，而江淮之間亦見共軍蹤影。蔣介石說在自己地頭上坐火車都必須拉下窗簾，以免有子彈射進來。

這裡必須從簡。篇幅不容交代國共第二次內戰史的各方面，本文目的實在批判“中共不抗戰論”：倡此論者請解釋蔣氏返都時、共軍已在國府的本命區擴散是否抗戰結束後“天上掉餡餅”？—這無疑是冷戰造謠業無底線之作，它普遍地降低了“國人”的智商。

此處亦無空間交代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總部被國軍端掉、番號被撤銷，其後“新四軍”反如雨後春筍。若八路軍在國軍體制裡還有一點“名份”，新四軍則純屬叛軍。令人不無懷疑：國共交惡是一回事，是否仍有“八路軍不過黃河”的不成文約定，乃有橘過淮變枳的現象？這有待一部《共軍沿革百科全書》去釐清。

總的來說，重組的新四軍的領導如陳毅和粟裕等仍舊是原班，地方部隊亦多是原地發展的，但支隊領導則未必。例如，李先念本是延安的幹部，1938年被派往“豫鄂邊區”省委的軍事委員會—可能與他曾是張國燾的“鄂豫皖蘇區”的一名軍中政委有關。劉少奇在河南竹溝亦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李先念率該局留守處的新四軍100餘人南下湖北，聚集地方抗日游擊隊，迅速發展到9000餘人，至1939年組成“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這裡必須提“新四軍”系統，是因為即使八路軍在華北得勢、加上共軍奪取東北，頂多會與國府形成“南北朝”對峙。後來中共一統天下，多賴中共對“八路軍”“新四軍”這兩部電腦“滑鼠無界、跨螢幕操作”。

國共內戰進入“後馬歇爾階段”就是“打天下”了。中共將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激進化為“土改”，把“抗日根據地”進階為“解放區”，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稱“解放軍”，也就沒有了南北畛域、全國化了。替本節收尾，仍須簡略交代國府如何從抗戰之局走向敗亡之局。

在前面“華北抗戰生態的生成”一節中有提到：“中原王”湯恩伯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他當時是河南“第一戰區”的副總司令，同時由重慶特批設一個“魯蘇豫皖邊區”，與“國軍第一戰區”部分重疊，自為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三權集中於一身。其名稱與共軍的跨省“邊區根據地”魚目混珠，內容卻大異其趣，它不是一個以農民為本的抗日民主地方政權，而是一個中央系軍閥的轄區，對老百姓橫徵暴斂、且經商與民爭利。

抗敵前線怎會出這種爛事？湯部負起國軍用來抵擋日軍、防共軍（尤其是壓在頭頂上的華北八路軍以及在黃泛區東側日益壯大的新四軍），同時得代表中央壓制鄰近由李、白桂系控制的“第五戰區”的多重任務。它的超載令中央無法補給它的40萬大軍，而其地又處於“黃泛區”西緣與1942-1943年河南的災荒區，簡直是竭澤而漁，乃致爆發民變。

日軍將湯部這個中原重鎮瓦解後，自己又長驅直下桂林、柳州，在中原就製造了一個長期無重心狀態，待至日本投降、國共在重慶達成“雙十協定”的同月，這裡出現了一個“新四軍中原軍區”，由新四軍的李先念主持，併入八路的皮定均、王樹聲、王震等部。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重啟戰端的第一戰就是國軍的圍剿、李先念的“中原突圍”。

國軍的軍力雖達400餘萬之空前，但佈滿全國後亦呈不足。因此，在解決了中原大患後，遂改採東西兩端“重點進攻”、恍如一個啞鈴的兩端。西端就是由關中的胡宗南直搗延安。中共中央索性撤出延安，由彭德懷1比9的薄弱兵力，將佔了一個空城的胡宗南長期吸在關內，令它無法投入其他的“剿匪”戰場，胡部最後被“蘑菇”到殘剩，被迫撤入四川，胡宗南將其拋棄在當地，本人則被飛機接往台灣。彭德懷部則在與胡部作戰中成長為“西北野戰軍”或“一野”。

胡宗南部是被白白耗掉了。中共中央讓出延安，乃是順手推舟。延安是“華北一盤棋”理想的後方指揮中心。待至國共戰爭的“全國一盤棋”之局，延安即淪為一個邊遠角落，棋手必須在棋盤上另覓恰當的新“點眼”。從延安遁走的中共中央遂移駕河北南部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與前敵區太行山的適當距離如今被複製在西柏坡與鄰省山東沂蒙山根據地之間。若西柏坡成了“內戰時期的延安”，沂蒙山則成了“內戰時期的太行山”。

內戰還未全面開打時，沂蒙山根據地的八路軍羅榮桓部已奉令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加入將成形的“東北戰場”。同時，中共中央令新四軍的總部進駐。軍長是陳毅，換崗需與山東八路軍餘部磨合，兩軍先整合為“山東野戰軍”，最後融合在“解放軍”的“華東野戰軍”或“三野”的新番號裡。山東這個“華北”省份、原八路軍地盤，如今換成以新四軍為主體，被重新部署為全國內戰棋盤上的一個“金角”。

陳毅去了山東，新四軍的粟裕部仍在“新四軍蘇中根據地”，處於南京和上海之間，蔣介石若由前汪偽政權手中“光復”自己的本命區，勢必重兵摧毀之。中共中央令粟裕放棄“蘇中”，前往山東與陳毅會合。粟裕的撤走卻與李先念的“中原突圍”大異其趣。他走前先利用根據地可用的民氣，在周邊穿插運動打出了傳奇性的“七戰七捷”，然後轉戰江北淮揚之地，最後轉進山東。

粟裕這種打法，卻與江西蘇區時期的運動戰、華北抗日的山岳戰及平原作戰大異其趣。他的“運動戰”甚至先打敵軍最強的部隊，掐的是時機，不一定是避強擊弱。江南雖然也有山脈，新四軍亦確有依山為據，在史上並不出名，無論是茅山和天目山都未能複製華北太行山的規模。水網交錯之地亦不能複製華北的“平原作戰”，山地與平原有鮮明的地界，由水網界定地域則是游移的。在汪偽地頭上的抗日根據地的外緣甚至是“陰陽界”：白天是汪偽的保甲長、晚上卻是聽新四軍的。

這種“碎地”生態令粟裕磨練出無十分明確根據地卻能在敵人堆裡穿插的“大兵團運動戰”。剛好，抗戰結束後共軍亦養成有與國軍打“野戰”的斤兩，接合得天衣無縫。但這種貌似“無後方作戰”的野戰卻仍然是有“靠山”的：若華北八路軍的平原作戰依託“太行山根據地”，在國共內戰時期“華東野戰軍”則依託“沂蒙山解放區”。

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右端的重磅即敲向山東，面臨的則是解放軍“大兵團運動戰”配合沂蒙解放區源源不絕的物資和兵源補充—在中共推行“土改”的新政策下，甚至鼓起了千萬民夫“支前”的壯闊波濤。這是一個國軍贏不了的死局，因為共軍只有越打越多，國軍即使贏了幾仗仍是越打越少。

在山東戰場上，國軍確是敗多勝少，即使勝往往無後續，共軍的勝則不斷消耗國軍的有生力量。至1947年中，國軍從“重點進攻”被迫轉入“重點防禦”模式。為了舒緩華東戰場的壓力，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令太行山的劉、鄧主力千里躍進湖北大別山。大別山無法複製太行山的優勢，劉、鄧闖入了桂系的防區，被白崇禧痛扁了一頓，減員一半。中共中央急令山西太岳軍區的陳賡、謝富治組成“陳謝兵團”，南下豫西。

為了應付豫西的戰局，國府急令被彭德懷拖住的胡宗南分出一部精銳出關去堵截，結果全軍覆沒。陳謝兵團與剩餘的劉鄧大軍合成“中原野戰軍”，恢復了李先念部“中原突圍”前在中原形成的威脅。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的啞鈴中間的托桿斷折了，兩端亦在急遽失重中。

在國軍轉入戰略防禦階段前夕的1947年5月，山東戰場已出現張靈甫的王牌師在孟良崮全軍覆滅的惡兆。待至1948年9月濟南市陷落，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曾是抗戰名將）被俘，山東除了青島美海軍基地外全省淪陷。

華中國軍最後的掙扎就是在沂蒙山區正南方、蘇北的徐州佈陣。十字陣還在架設中就肝腸寸斷—這就是國軍的天鵝曲“徐蚌會戰”，共方稱為“淮海戰役”者。

此處我們只提“沂蒙解放區”民夫“支前”的壯舉。在山東歷次的國共戰爭中，已有萊蕪戰役(1947年2月)中共方有50萬民夫“支前”的紀錄。此時中共的“土地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獲得分田的農民為了防止國民黨的“回朝”，在規模空前的淮海戰役中亦規模空前地參加“支前”，將糧草、彈藥、醫藥、裹屍布用手推車絡繹不絕輸往前線，他們自發性高，亦有組織：為了避免讓同一批民夫跑完全程、過度耗損人力和長途口糧，共方沿途設接力站。

淮海戰役中支前民工高達543萬。9.6億斤的戰略糧食，有極大一部分就是靠沂蒙山區的百姓用一輛輛小推車推到前線的。乃有陳毅元帥的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比較現代化的國軍則靠空投！這裡真說不清誰在“降維打擊”誰？

(未完待續)

抗戰如何斷裂為南北兩個戰場？

抗戰期間南北變成“各打各的”戰場，是後來的歷史演變累積而成。今日，歷史塵埃早已落定，才有“華北成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這個定局。“七七事變”之初，連此後有八年的戰事都未必成真。

華北接近日本本土、殖民地韓國以及傀儡“滿洲國”，同時靠近日本國防大患蘇聯。中國非日本的大敵、乃是“弱肉”，合理的策略該是“逐步蠶食”而非一口併吞，方才有上述土肥原賢二“耐心地”與中方對手練“太極推手”功夫，一旦耐心用盡，爆發正面衝突，原本亦可局部化。日本有識之士知覺：若捲入與華全面戰爭，將偏離在北方防蘇的戰略要務，南下且有捲入與西方全面衝突的可能性（後來果如所料）。

“七七事變”後，中日在地的軍方已協商停火，但東京軍部裡“擴大派”得勢，認為機不可失，遣大軍進入華北。第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為“八年抗戰”貢獻了最早殉國的兩位師長（佟麟閣、趙登禹），但軍長宋哲元則避地保定，不配合中央軍北上。事變初，宋已不歡迎中央介入自己的地盤，認為這次“事變”仍可仿過去一連串“協定”就地解決。

鑑於在華北日本是近水樓台、地方實力派又指揮不動、中央軍北上亦有補給困難，蔣介石決定把戰事引至淞滬，投入自己最精銳的德式部隊，日方並非上當，乃自惑於“三月亡華”的狂妄，結果淞滬抗戰就打了三個月。但蔣介石在“東方的紐約”大動干戈並無如預期般引來列強調停，這次“八一三抗戰”未能重演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

結局未如所料，中方竟然缺乏Plan B，勝利的日軍迅速溯江而上，攻陷南京。爆發了驚駭歷史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公使仍在東京，日方則認為敵都淪陷按理該投降。日本是把這次“支那事變”想像成普京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期待短期結束，迄八年抗戰終了從未“宣戰”。

當勝利的“中支那派遣軍”還在長江下游整休時，華北由原先的平津“支那駐屯軍”大大擴充而成的“北支那方面軍”南下，圖剿滅聚集在蘇北徐州的國軍主力，先頭部隊輕敵冒進，被重創於台兒莊（1938年4月）。打贏一仗並不能擺脫國軍主力將受日軍南北夾擊全殲的危局。60萬國軍匆匆撤出徐州，免受“北支那方面軍”大舉南下與北上的“中支那派遣軍”會師，造成的合圍。

當南下日軍之西路土肥原師團分道進取河南鄭州，國府下令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免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叉的樞紐落入敵軍手中。萬一此事成真，北方的日軍順平漢路南下，與沿長江水路西進的華中日軍會師，將很快拿下武漢這個國軍指揮中心。同時，日軍亦可沿隴海鐵路從河南西闖潼關、侵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四川，國府還來不及遷都的重慶亦將不保。

決堤後黃河改道南流，形成廣達數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迫使日軍將攻打武漢的日期從1938年6月延後至8月下旬，並被迫改走地形險阻的長江兩岸與大別山。這段換得的時間，讓國民政府得以將沿海與華中近600家重要工廠、軍火庫、學校及數百萬噸物資，經由長江安全撤退至四川大後方，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物質基礎。

“黃泛區”造成平漢路不通車達6年之久。待至1944年南北通車了，就發生日本“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直下桂林的雪崩式的狂捲。1944年不同於1938年，中國已經參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盟軍在各戰場皆節節勝利，國軍已接受美援，中國本土上甚至有美軍駐紮（主要是空軍），竟然還有如此一瀉千里的潰敗。假想在1938年中抗戰政府沒有在花園口決堤，那麼，縱使“三月亡華”成泡影，“一年亡華”是絕對可能的。

花園口決提的代價則是豫西、皖北89萬同胞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萬畝良田沙化，後遺症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作為一整個歷史事件，百姓死亡高達200萬至350萬人以上。

高端的數字可能還包括黃河奪淮入海後，原山東入海故道乾涸，造成了“水退沙進、黃沙毀田”的長期生態災害。濟南段黃河直接變成了乾涸的沙溝，船隻全部擱淺廢棄，沿河數萬依靠水運、碼頭搬運、漁業為生的百姓瞬間失業，地方商業陷入絕境。長期的禍害不說，引發了 1940-1942年間山東與豫北的局部旱災與蝗災，造成數萬至十數萬平民因逃荒與飢餓死亡。

如此慘重的代價，還促成為後世忽略卻更長遠的後效：八年抗戰從此斷裂成南北兩個戰場。黃泛區形成後，華北日軍緊急逃命北撤，日後和華中日軍聯繫的剩下偏東的津浦鐵路，但其暢通性常受阻於國軍與共軍控制的魯蘇戰區，導致華北與華中成為兩個完全獨立的戰略後勤單位。華中的戰事已深入內陸，其補充得直接由日本本土（包括台灣）經由海路再沿長江水路溯江運至鄂湘前線。

華中與華北從此成為所謂“主戰場”與“敵後戰場”。下節將指出：這組對照有其局限性，謂其為兩類“抗戰生態”更為恰當。

(未完待續)

前五集請看「奮起」首頁

“八年抗戰”前的華北：無效的國土

中國歷來有南北分歧，至清末被漢滿矛盾激化，民國時甚至成為“國民性論”內的一組對照（詳本人《南與北》一文，收入《歷史學家的經線》）。本節只能從華北從未被國民政府的“北伐”納入“有效國土”開講。

1926年，孫中山遺下的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以此鞏固權位，其中除了血腥的“清黨”，還涉及軍方實力派間的傾軋。至1928年中，北伐把奉系張作霖逐回關外，但進駐平津的卻是南軍李、白的桂系。他們同時掌控兩湖，造成從華南劃過華中至華北的一道勢力弧，蔣必須解決之—這裡只談他如何解決華北這一端。

至1929年，蔣持中央之資源，策反了駐平津的桂系白崇禧麾下的湘軍，將他攆出，然華北並未歸蔣。為了防桂系在平津與山西的晉系結成反蔣聯盟，蔣讓閻錫山進據平津。至1930年，就在同一個地方，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回廣西的桂系以及國府中樞內反蔣派汪精衛結成“反蔣聯盟”，釀成“中原大戰”。

這一次蔣下的棋是讓張學良的奉軍從東北入關、襲其背，反蔣聯盟迅即瓦解。張在1928年底已歸順中央，因“中原大戰”晉升為全國軍隊的副總司令、一人之下，且進駐平津，不只恢復了張作霖被打跑前的關內地盤，且節制黃河以北的多個省份。

1930年張學良入了關，就給日本人鑽了空子，1931年關東軍炮製“九一八事變”，把東北從中國割了出去，張束手無策。關東軍企圖在關外締造一個滿蒙傀儡邦，又在1933年併吞熱河，引起“長城抗戰”。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

南京中央不得不直接介入，派中央大員何應欽接管平津。在“長城抗戰”中，精銳的中央軍投入了，由東北軍與西北軍配合應戰，仍敗下陣來。中方被迫簽署《塘沽停戰協定》：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必須撤至長城以南，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一帶變成非軍事化地區，換而言之，中方還需在長城線留一扇方便日軍未來進關的門。

這就是由“九一八事變”漸次觸爆六年後全面抗戰的骨牌效應，也是一個強權以“國安”理由逐步捲入蠶食鄰國的經典範例。日本為了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點，先併吞了朝鮮半島，繼而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把外蒙赤化，日本的回應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在清末，為了防俄並在亞洲大陸發展，日本原有幫助漢人建立民國的同時“幫助”塞北的滿蒙建國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契機。熱河是奉系“東四省”的殘餘，1932年傀儡“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勢必染指熱河。但熱河不是滿洲而是“內蒙”的東部。中方在“九一八”時息事寧人吃了大虧，在熱河問題上不可能再認慫。

中國之弱，造成日方的野心急遽膨脹、“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長城內外同時得寸見尺。“長城抗戰”後，日本軍部開始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其實“五省”中只有河北、山西、山東是“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屬“塞北四省”，乃內蒙中段。由此可看出，日本和蘇俄的博弈將中國的長城內外都攪了進去。

當時，日軍在華北只有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上承辛丑條約（1901）批准的“清國駐屯軍”，頂多三千人，即使在關內都無力承擔此任務，遑論涉足關東軍禁臠的塞北。日本軍部遂借調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主持其事。日本一直都要國際承認“滿洲國”是一個主權國，關東軍不便公然越界到另一“主權國”活動。土肥原的新身分是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地盤上活動的“支那通”，他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和遜清官僚中廣有人脈。但有名望又肯當漢奸的人不多，土肥原遊說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宣布“自治”，都碰了釘。

日方毫不鬆手。至1935年6月又以天津發生“仇日事件”為由，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何應欽將國府在平津的黨、政、軍、特通通撤走。同期的“秦土協定”則迫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路軍撤出察哈爾北部（這裡指漢人置縣區的北部，同省更北是蒙疆的遊牧區）。

本來，若沒有災難，中央在華北哪裡都很難介入，地方實力派儘量將中央擋於門外。日本人是由一個外國變成京津地方的惡霸、公然地把中央政府攆出而已。翌年，定都於陝北的紅軍發動“東征”、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中央求救，南京方面派了20萬大軍，將領包括今日仍知名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關麟徵等人。紅軍撤出後，閻錫山發覺請神容易送神難、就祭出“何梅協定”，說“不宜過份刺激日本”。紅軍西征甘肅、試圖入疆去了，很沒面子的中央遂借坡下驢，換地追剿。

在平津，“何梅協定”製造了一個勢力真空，中日雙方競賽填入這個真空，所爭在千鈞一髮之間。土肥原親訪吳佩孚，希望他出來主持“華北五省自治”，若成功，不啻恢復了北伐前的“北洋政府”，但淪為日本的傀儡、若“滿洲國”焉（換而言之，日本人總替中國開倒車，在扶植了遜清建國後，又要在華北復活北洋政府）。吳佩孚不從。中方則說服日方平津勢力真空得有暫時保安，把被日本施壓罷免掉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改派為平津衛戌司令，西北軍背景的第二十九軍遂遞補了被攆出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

土肥原在吳佩孚處搞砸了後，也心急了，能啃下多少就吃多少，在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處，利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時當1935年11月。中央即在12月趕緊安排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察”是指還勉強保住的察南），聘土肥原當最高顧問，算是一個中央批准的“自治”單位，實質上是中日間的緩衝區，提供給土肥原一個新的練太極推手玩家。“蘑菇”了一年半以後，終不可免爆發“七七事變”。

當“秦土協定”將宋哲元部攆出察北，頓使更北的遊牧區蒙疆德王失去保障和監督，這位蒙獨活動家隨後公然倒向日方，翌年即在關東軍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塞北的關東軍可沒土肥原賢二那般樂於陪對手耍太極推手運動，他們主張冒進，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晉綏軍的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時當1936年11月，乃“十四年抗戰”以來中方唯一的勝仗。

12月即發生“西安事變”。傅作義在全民眼裡成了民族英雄，讓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受了極大的刺激。蔣介石偏偏因督導綏遠戰事到了西安。

何謂“無效的國土”？它不是“燕雲十六州”，那是已成國防缺口的失土。華北是南方革新政權“北伐”未完工的爛尾。它形成如此的一個爛局：出了災禍，中央方能強力介入，功能變成替該地區擦屁股、在國人面前背黑鍋，因未能保衛“未完成的國土”而被追究“喪權辱國”責任。

就在日本人泡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中央發明“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在北平爆發了大規模青年學生的抗議運動，隨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各界民眾與學生紛紛集會、罷課遊行聲援。這個“一二九運動”奠定了中共在青年學生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替延安送去了不少未來的幹部。

那麼，華北何不稱作“負值的國土”？的確，國民政府因國防建設未就緒、並鑑於日方並非全是主戰的，不宜予主戰派以口實、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爭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的《廬山抗戰聲明》裡蔣介石仍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因而，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以致聲譽掃地（靠爆發八年抗戰挽回）。但付出窩囊廢的代價，至少是把華北保持在“中華民國”之內。

或云：民國時代廣西、廣東、雲南、四川何嘗不是針挑不破、水潑不進的“無效的國土”？但這只是對照字典定義、不看歷史動態。八年抗戰一旦爆發，暫使這些省份成為“中華民國”越來越有效的一部分。華北卻從此“失效”，若日本人不被南京政府引到長江流域開打，釀成全面戰爭，華北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日本人在全面戰爭中失敗，華北即變成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

日本併吞華北頂多是重塑金宋的“叔侄關係”，中共打的則是南北朝的統一戰爭。

(未完待續)

重訪抗戰：戰時國府的西南化

第一節已指出：國民政府的抗戰地緣越往後越朝西南傾斜。1938年武漢會戰後，定都重慶，其勢已成。在1944年日軍執行“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如打保齡球般直搗廣西桂林、柳州後，國府的大西南核心更剩下川滇黔。

世界大局亦把它更牢地吸著在西南方：早在珍珠港事變後，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大戰匯流，國軍的主力不得不越境作戰，深入東南亞，它已成了“盟軍”，對日的戰場亦不限於國境內，不應以“川滇黔”等閒視之。

緊接著珍珠港事變，1942年1月在中國成了“同盟國的中國戰區”。到了年中，為了協調盟軍作戰，以及打通給中國補給的滇緬公路，美國成立“美軍的中緬印戰區”，史迪威任總司令，同時兼“同盟國的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成為該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下屬。明擺的事實是：美國的“中緬印”，除了一些航空隊，就是史迪威這個光桿司令，能調動的部隊唯有國軍。1943年，待英軍成立“同盟國的東南亞戰區”，史迪威兼任該戰區的副總司令，也是只指揮撤退入印度有待反攻緬甸的國軍（例如孫立人部隊）。然而，沒有美國這個環扣，中、英無法結盟：英國這個老牌殖民主義在亞洲防中一如防日。

史迪威卻同時掌控美國租借法案對華物資的分配，這給予他架空蔣介石的槓桿。在兩人鬧翻的表象下，是美方怨懟國府徒吞了美國物資，卻腐敗無能、未能有效地牽制日軍、減輕美軍太平洋戰爭的困難。至史迪威在任末期，甚至鬧到美國領導頂峰動了移除蔣介石、另覓替代的念頭，史迪威且理解為用暗殺手段（人為地製造委員長座機的失事）也無妨的田地。

待至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撤換最高領導成為必要，被撤掉的卻是史迪威，因為蔣介石再“爛”，在中國仍無人可替代。此時美國已經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亟需國軍作反攻配合，遂取消“中緬印戰區”，還原“同盟國中國戰區”，由美國派魏德邁出任參謀長，收斂起史迪威以高效能姿態越俎代庖的僭嫚，但繼續史氏在國軍中培養一支美裝武力的政策。

1945年初，魏德邁在昆明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它既非中國原有的9大戰區一級，亦非與蔣介石這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架床疊屋，而是蔣下面專經營一支“十分美國化”的國軍的衙門，由何應欽任總司令，規劃整訓36個美械師，如竣工則佔國軍四分之一強。這個名為“阿爾發”(ALPHA)的計畫其性質迥異於國府消極的9個戰區，乃是任務取向的：由美式裝備、美國教練建軍，準備打一場美式現代化陸戰，目的是配合太平洋的美軍登陸華南海口。但美裝化來不及完成，日本已投降。

原本定在1946年底完成的“阿爾發”計畫沒有機會跑完，日本在吃了兩顆原子彈後即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因此昆明的“阿爾發軍”與美國太平洋軍從未抵達華南海岸、在該處會師。構想的美械36個師也只整訓了很小一部分，沒機會建立殊功、成為國統區民眾唯一延頸以待的“王師”，自然也沒可能生成這段期間蔣介石還“不上道”的話、用何應欽取代他最高統帥的另類歷史—亦即是一個提前且奏功的“孫立人事件”。我們這個元宇宙裡歷史沒開這個窗口。

國軍沒有榮耀的“抗戰勝利”

當時中國落後，“不上道”可不限於委員長，國軍用人命去補缺武器、器材、戰法的落後這件事本身就“不上道”，但付出慘重犧牲膠著百萬日軍已是莫大的苦勞。偏偏當時大勢不饒人：盟軍在其他戰場節節勝利，中國戰場面臨日軍“一號作戰”卻一瀉千里地潰敗。試問：當時同盟國該期待國軍如西方盟軍凱旋進入巴黎、蘇聯坦克聲隆隆地滾向德國國境、美海軍以史上最大的海戰攻陷菲律賓否？這現實嗎？中國這個農業國比蘇聯和美國都多打了四年，遠超出日本“三月亡華”的低估！

此時，國府還未從被“一號作戰”打懵中完全回神。在1945年納粹德國敗亡前夜，日本的支那派遣軍仍有本土若淪陷，就將大本營移至中國負隅頑抗的妄想（中國還有上百萬偽軍可補充日本兵源之不足哩）。侵華日軍甚至還有迴光返照期：1945年3月-5月仍發動豫西鄂北會戰，配合4月-6月的湘西（芷江）會戰。日本投降時，中日雙方仍然在相持，中方大戰區的功能仍是消極的，發揮不了“反攻”的作用。

唯一有反攻的仍在境外的緬北，乃中英美盟軍把日軍逐出緬甸。中方投入的仍然是史迪威在印度訓練的美裝新一軍與新六軍。他們功成便立即被空運回國，參加“阿爾發”行動，作為這個計畫已組成的X-部隊。在昆明現地整訓的曰Y-部隊，則八字只有一撇，離裝配36個美械師的目標仍遠得很，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

話雖如此，以川滇黔為基地的“反攻”已發動。盟軍日益迫近日本，為了佈防“本土作戰”，日軍開始把華南的部隊調回華東與華北，因此桂粵一線彷如空城。國方卻不斷吹噓“戰績”，連美方都看不下去，認為太過吹牛：文宣上該用“收復”，而非“攻克”或“克服”（郭岱君編：《重探抗戰史》（二），頁409）。縱使如此，在天皇宣布“終戰”之日，這個拾穗式的“反攻”仍未達海口。

魏德邁這支“中美雄師”堂堂正正的反攻頓成泡影。反而，蔣介石用在美國人眼裡“不上道”的方式收復了南京政府的失土。他用軍統策反南京汪政權的高層，至抗戰末期，彼輩已感到日本這條船將沉，遂與重慶暗通款曲。

天皇的“終戰”乃由廣島和長崎的原爆促成，非因美大軍壓境（日本正動員本土作戰的“玉碎”行動），遑論中國11個戰區（當時已增至此數）的“反攻”！因此沒有一個戰區的部隊到位，重慶方面甚至不准日軍放下武器，以免落在敵後的共軍手中，軍統的敵後別動隊就成了搶先卡位者。

軍統的敵後工作一直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獲得先進的諜報器材與武器，並獲得訓練。兩者之間的“中美合作所”與美陸軍在昆明的國軍培訓班異曲同工，卻非一路。事實上，中方是利用了美國陸海軍之間的門戶之爭。

抗戰是勝利了！魏德邁將軍伴隨國方進入南京，非但沒有盟軍解放巴黎的那種“榮耀感”，反而看到站崗的是由漢奸部隊權充的“國軍先遣部隊”，憤怒地對蔣委員長抗議：這是對所有同盟國犧牲將士的“極大侮辱”，國會不會接受此事，會停止對華援助。他同時目睹由特務接收造成的“劫收”，對蔣介石發出嚴厲警告：“政府官員在南京、上海的腐敗與特務統治，正在讓飽受日軍壓迫的淪陷區百姓感到徹底絕望。如果這種情況不立即改變，你們將在政治上把人民雙手奉送給共產黨。”

問題是：蔣介石從來不相信中國能打敗日本，他之沒有如汪精衛那般認輸，是相信“苦撐待變”，後來終於讓他等來了解脫。日本人亦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的“戰敗國”，而非中國的“戰敗國”，至今猶然。

(未完待續)
（前三集請看「奮起」首頁）

貪天之功

“國人”對我去年紀念93紀念一文的反應還有：“大家都知道抗戰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打。當然，還得感激美國人。”後一句是川普在北京慶祝抗日勝利80週年當天的“溫馨提醒”。接著就有“國人”用這份溫馨來提醒我的93紀念文（其實文中確有提及美國設立的“中緬印戰區”）。但川普與他在台灣的應聲蟲難道看不懂去年大陸93節慶日全標題的後半段“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1942年1月1日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時，共有26個創始成員國。中國已經孤軍（除了蘇聯的一點幫助）抗戰了4年，國際間才弄出這麼個玩意兒，“感激”美國終於參加了!

至日本所謂的“終戰日”（1945年8月15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成員已增至52國。川普若非歷史盲，就是他本人即“法西斯”的隔代遺傳、自外於“反法西斯陣營”，似乎他的退群瘋還未盡興般。不解的是川普在台灣的幫腔：在中國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美國也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的情形下，為何獨鍾“感激”美國？

在二戰裡，美國擊敗納粹德國的比重絕對比不上蘇聯，太平洋戰爭則是美國的重頭戲，連帶惠及“美國的中緬印戰區”和“盟軍的中國戰區”。但話仍得說回來：是中國戰場以驚人的人命代價拖住了百萬日軍，替太平洋戰區舒緩了不少壓力。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二戰期間美國提供盟軍的物資大多給予英、蘇，給中國的僅佔3.36%，“稱不上慷慨”(第二卷，頁416)。

中國“八年抗戰”的前四年，美國幹的是什麼勾當？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美國向日本出口了大量戰略與軍用物資（如石油、廢鐵、機械設備等），總金額高達近十億美元（今日的計算該是近兆），這段“血貿易”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侵略已溢出中國、全佔法屬印度支那、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與凍結資產為止。好吧，先總統蔣公既然對日本都“以德報怨”，那麼對美國這一筆“見利忘義”的孽債也就功過相抵吧。至於二戰以後，美國仍以“死亡工業”禍遍全球，則已非蔣公之事，待伊朗替它消消炎吧。

問題仍存：台灣竟有“國人”將整段抗戰史透過一個嘴上有濾網的漏斗重新倒出來一遍，製成了“國軍單打獨鬥、唯美國加持”的兩層撻。這個改寫的時代背景再明顯不過：自冷戰以來，台記“中華民國”已成了與美國相依為命的“太平洋孤兒”，乃有如此形塑的抗戰史。

切勿言及不見於本地生態的異類

“貪天之功者”坐在這個井底仰視抗戰史，不用說他們目中無世界史，更甭談“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即使國內史，你只試圖把抗戰的主體從狹義的官方與“國軍”稍微拓寬至“民族”“民眾”，不要說禁忌的“人民”，他們就讀解為你意圖用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抗戰領導權，因此才會牛頭不對馬嘴。老實說：把抗戰史狹窄化為兩黨之一都是“貪天之功”。

現在，輪到談廣義化“抗戰”。它根植於另一種“底層編碼”，睜眼看得見不分中外、名副其實國際化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有外人為抗戰埋骨於中國的，亦該包含入國民的集體記憶裡。中國官方從2014年開始公布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列入從1932年開始殉國的名單。

我這裡只能舉出2014年名單裡第一、二、三名。榜首是一名奉軍（張作霖-張學良部）背景的英烈、榜二是為抗日捐軀的一名美國教官、榜三終於比較符合狹義的“國軍”了，但仍屬於國民政府未啟動八年全面抗戰前的“十四年抗戰”階段，這個比“八年”更長時段的抗戰充滿令國民政府難堪的歷史。

2014《名錄》的榜首是從奉軍解甲歸田的孫銘武。1931年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與弟兄們在故鄉砸了全部家當，在撫順成立了“血盟抗日救國軍“，打響了抗日起義的第一槍。後雖殉國，血盟抗日救國軍的軍歌卻響徹了長城內外此起彼落的抗日部隊間、甚至滲入軍校，左翼文人田漢和聶耳往戰地採訪所得，將其改編在1935年的上海電影《風雲兒女》裡，成為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後來的國歌。

2014《名錄》上第二名竟然是一名美國人：羅伯特·麥考利·肖特（Robert McCawley Short本文之附圖即為其雕像）。他是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飛行員，受聘於中華民國軍政部航空學校任教官。1932年日軍攻打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美國是中立國，肖特看到日海軍航空隊轟炸平民，自動請纓，在吳淞口上空截擊日軍，後在蘇州上空與日機激戰陣亡。

2014《名錄》上第三名是第19路軍吳淞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久壽，在日軍挑起“一二八事變”戰至第七日，在敵艦13艘、飛機24架向要塞炮台輪番轟擊下，中彈身亡。時值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第二度下野，孫科等人組閣、手足無措，由汪精衛接替，與回朝的蔣介石考慮遷都洛陽。中央亂成一鍋粥，駐上海的第19路軍守土有責，仍在上海抵擋了日軍，贏得了全國的民心。蔣介石復職後，對這支聲望高入雲霄的非嫡系（粵系）部隊駐紮腹心地帶頗感不安，非但不予獎賞、反將其調防福建，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給予這支有抗日光環的部隊發動“閩變”的藉口，被中央弭平、解散。

上述三例或許都可由“軍人節”覆蓋，雖然隨《義勇軍進行曲》不尋常的生涯抗戰已有溢出至全民的傾向。老外為中國抗戰犧牲，透露即使政府與政府間還未配搭起來，在私人的層次已結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胚胎。至於第三例則將不經大腦的“抗戰是全部由國軍打的”變成一句諷刺。

上述兩類“底層編碼”好比Android與IOS，彼此枘鑿、彷如水密隔艙。即使有人在社交場合炫學，在大家相談甚歡時硬生插入一個剛從書本上學得的僻詞—即所謂“掉書袋”—會製造突兀，短暫地打斷了交談。若大家在暢談抗戰話題，有人忽然插入一句“人民的抗戰”，這個傢伙有從大陸來的嫌疑，若還扯出“統一戰線”，則是帶“匪”味的談吐，“反法西斯”則分明是左派帶動的潮流—大家都說“殺小日本鬼子”，你把它馬列化所為何圖？

簡言之，切勿對當地人提不見於當地生態的動植物。即使有人對它們不陌生，仍會認為是“侵入的”物種。(未完待續)

試從“抗戰生態學”解釋國民政府丟失大陸

去年9月3日，大陸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同日在台灣則是抽掉了時空、隱沒了抗戰對象、更省掉抗戰主體中華民族、幾乎無人知曉的“軍人節”。該日有否小眾慶祝場合，因其無關緊要，不擬費時考查（望讀者留言補充）。

去年9月3日我也在FB上公布了《903抗戰勝利紀念日有感》，試圖跳脫窠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建抗戰的生態，並由此生態解釋國府如何由抗戰勝利走到丟掉大陸。新角度並非對歷史的蓋棺定論，只是發前人之未曾發：國府之敗是敗於“二比一”，其因則種於抗戰年代。

八年抗戰期間，華東、華中、華南悉數淪陷，國府退守西南，還應盟軍“中緬印戰區”(CBI)之要求，亦為了打通海外補給線，派國軍最精銳部隊越境作戰，打到西南境外去了。同時，共黨勢力卻在華北茁壯。

前段論述國民政府的西遷由於國土淪陷，未強調“東北”和“華北”。它們並非南京政府有效的國土，乃是一個更長的“十四年抗戰”開頭漸次淪陷的國土，“八年抗戰”乃其續集和惡化。日本蠶食中國始於東北與華北—不要忘記，“八年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件，它的長引信則是“九一八事變”。

在“八年抗戰“爆發前，日本已經略“華北五省特殊化”有年，中央政府的黨政軍特都被日本人用一連串“協定”攆出華北。同時，在華中南無法立足的共軍，經由“長征”輾轉到達華北，一為了靠近蘇聯，二為了遠避中央軍，日本人適逢其時把中央勢力逐出華北，共軍勢不免步入抗日的前線。待全面抗戰爆發，共軍已在地、地方軍閥也在地，中央在華北則剩下“介入性”。

這是我所謂的“抗戰生態”的一隅。另一隅是中央政府不只是重心往大西南傾斜，而且是寄居在對中央不友善的土地上—四川有扳倒中央政府的前科，清朝垮台，引信是武漢兵變，禍胎則是四川。我在去年為文時甚至用“遷入凶宅”喻之。在地方勢力眼中，中央是藉“抗戰”的名義鵲巢鳩佔。他們拒不接受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蔣就以親自出任作威脅逼迫他們接受。待至國共戰爭末期，蔣仍有重啟重慶陪都的構想，但西南軍政大員大都“反蔣”，故共軍“解放大西南”連一場大戰都沒打過。

這只是抗戰時西南生態的一個面相。另一面是：全國的“民主黨派”原本散居各地，戰時都集中到重慶和昆明，都參加重慶政府戰時的國民參政會，戰後變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堅，其歷來的功能就是反政府，拜抗戰之賜，如今這夥人得以聚焦中樞，指著鼻子罵。這些人佔盡“清流”，除少數例外，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中共的“新民主”，其領導階層（例如張瀾—從清末“保路風潮”開始就是慣性的倒中央派）在人際關係上則與西南軍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國府還都南京後，面臨的是“二比一”的劣勢。這個新觀點其實是對國府失敗最寬容的詮釋，它不強調國府在抗戰後期的腐敗、也不提它在勝利初期的“劫收”。這些“丟失大陸”的標準敘事已成陳腔濫調，再重複這些，則國府變成“三比零”全輸。

在2019港暴後，港獨的公共平台上曾發表過汪偽政權底下過來人的老人口述的歷史，謂當時“安居樂業”，言下之意，趕跑外國殖民統治真不該甚至是該死！的確，日軍佔領的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地段，而從落後的大西南山城“還都”的國府既非憑己力“勝利歸來”，乃靠美國人之力，因此“劫收”與否，都會惹人厭。港獨的語驚四座，驚醒了歷史學者有可能看漏的一面。

然而，我不用此來論證國府是“三比零”全輸，乃因華中與華東是南京政府的本命區。蔣氏再令人失望也好，無改於南京政府的地盤是中國最洋化、最反共的地區。（打一個比方：台南是深綠的，做得再爛，也不會變藍。）

最後，我的“二比一”命題沖淡了中共“在全國境內大獲全勝”的印象，它其實是三分天下只有其一，取勝是用上了“二比一”的槓桿。這已經是比較尊重歷史、比較客觀、對大陸時期的國府最寬容的詮釋。因此，即使是今日的深藍甚至死忠藍，也會感到這是在還國府一個公道。

我始料不及的，倒非深藍，而是在台灣長大的一批“國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不知所云，和從小被洗腦的那一套完全不符，引起嚴重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來說，新知滲不入的人，會把成見下意識地重複一遍，你講你的、他講他的，好比一枚隨身碟已被胡說八道灌爆，成了不能被任何新數據修改的“唯讀檔”，徒然把舊數據在屏幕上展示不休。

對去年9月3日那篇文章的回應，竟然有：“抗戰都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真正抗戰。”這個牛頭不對馬嘴（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談誰抗戰誰沒有抗戰的議題），雖肇因於認知失調，卻沒心眼地從我的“二比一”命題的釜底抽了薪，把我的那些由歷史機緣、地緣政治、多邊互動、相生相剋重建的抗戰生態整個地省掉了，或者看不懂就索性跳過了，變成：國軍單獨抗戰（除了靠美國人外），於1945年勝利結束，過了4年，整個中華大地則像餡餅一般從天上掉在中共的頭上。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三代人！

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非“認知失調”單一情況可以解釋。“中共不抗戰”乃丟失大陸的國府撤退至台灣後的編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仍輪到我在這裡解釋它“騙了三代人”這個怪現象。

有什稀罕！歷史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兩千年的奇觀所在多有，例如基督徒指控羅馬暴君尼祿為了“都更”焚毀羅馬城、誣指基督徒為縱火犯，以作替罪羔羊。它之所以騙得了兩千年，乃因為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兩千年的信息繭房，直至現代史學指出：尼祿時代還不存在與猶太人分判的“基督徒”這個範疇。

當代世界呢！該是訊息流通以致“爆炸”的時代，一刻鐘的流通量絕對賽過基督教兩千年。唯其如此，人往往像印度的垃圾山倒塌一般被活埋在下面，若是三代人的垃圾，則會是如此厚重、如此地包蓋、又如此地密實—那就非得是壓倒性的“真實感”不可。套用殷海光對Ideology的中譯“意底牢結”，現代人的偏見結構—尤其是集體的偏見結構—好比今日伊朗深藏核彈原料的花崗岩地庫，你的批判力即使如美國13噸的穿地彈也難撼動它。

這使我警覺：“認知失調”只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更深層的是“底層編碼”，信息排山倒海，都需經其結構化，因垃圾山的羅聚型態各自不同，就會生成各自不搭界的“元宇宙”。若在20世紀寫作此文，我可能會用“世界觀”一詞，較一目了然。此名詞偏向哲學，可以是自覺的、甚至主觀建構的。“底層編碼”則絕對不是，它是被時代編的、被所在地編的、被傳承堆在人身上的。

由兩種“底層編碼”建構的兩類“國人”

我在這裡用“底層編碼”來辨別兩種“國人”。若在大陸長大的，他們的當代史觀的底層編碼會是“抗戰”。第二種“國人”成長於台港，他們對當代史編碼的底盤邏輯會是“冷戰”。這兩類“國人”對“抗戰”的詮釋不應被誤解為國共兩黨爭奪對“抗戰”領導的歷史詮釋。它們毋寧是“抗戰”的廣義化和狹義化這兩種立場。

廣義化者：抗戰乃整個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各界各行各業、男女兩性、漢人和非漢人、海外華僑，甚至為中國抗戰犧牲的外國人）的功勞。具此底層編碼者傾向於相信：這場民族大災難從原本的分崩離析中重構一個“新”的中國。

狹義化立場正如台記“中華民國”的“軍人節”易予人的暗示：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國軍打的。縱使如此，連這方面的回憶都未獲得重視，縱使有人提起過民眾的抗日，那就更蒸發了。此底層編碼之所以是如此地編，乃因“抗日”階段已為“戡亂”階段蓋過，而國內的“戡亂”任務又與國際反共的時代任務接軌—那就是“冷戰”。

這兩類“國人”的“底層編碼”只能在本文下面的分節中漸次披露。此處略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遷台的“中華民國”則儘量把抗戰遺忘，國軍的抗日歌曲應該也是有的，但我在大陸電視劇《中國遠征軍》上首聞“青年軍”的軍歌後，事後在網站上連歌詞都找不到，我相信青年軍的成員至今還未死光，可見台方有多麼不珍惜這份記憶！

1952年在台灣設的“軍人節”將民族抗戰勝利之紀念抽象化、去歷史化、儘抽掉主體和敵體之能事。世上國家或許除了冰島和哥斯大黎加之外，都有軍人節之類，因此到了台灣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變成了“軍人節”，好比把聖誕節併入萬聖節一併過節，令其無關宏旨。

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曾視“抗戰”為“建國”的契機，期待一個新的中國將經由抗戰浴火重生。可惜這個前景不是由他去實現，非但沒有，到頭來還與宿敵日本結盟，抵制自家的“建國”，對民國史則動了“遺忘工程”的程序（將在下面各分節中披露）。

海峽對岸則把“抗戰”當作是“新中國”的起步點，台海這一方若仍在“抗戰到底是國軍還是共軍打的”狹窄觀點裡鑽牛角尖，則基本缺乏“抗戰”是全民族集體記憶的觀念，甭說該大時代是國史一個重大里程碑的意義性。果然，在台灣過了越久“抗戰”就越煙消雲散、越發感到自己是被中國佔領的日本一省。

一條蚯蚓如果斷了身，若切口靠後，帶有頭部的一端能夠通過細胞分裂修復傷口，並逐漸長出新的尾部。若只剩下沒頭的那部分，那就絕無可能長出新頭，何況頭是斷落在很遠的他方。基因剪輯這門前沿科技不知能否給它接上一個美日雜種的頭？予人這類異想天開，也是基於台記“中華民國”自己的頭斷在了大陸。這條無頭的剩餘部分已被換頭去腦工程師貶稱“其餘人口”。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