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書揚的文論:統左合一 | 藍博洲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

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 藍博洲

日據臺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臺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是四房的第四代,在大正初年(1911年)分到六、七十甲左右的田地,算是中上地主。

殖民地的工農大衆,在經濟和政治的支配關係中承受著極爲沉重的壓力;農民不但沒有選擇種植作物的自由,更沒有自由販賣生産品的權利。麻豆地帶以稻和蔗作爲主,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在高壓統治之下,以蔗農爲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於是風起雲湧,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青年男女穿梭奔馳在這塊平原上。1927年,臺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恰恰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爲四萬之衆,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入世的改良主義,更對漢人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爲耻。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占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厦門帶回數册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他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臺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爲止。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

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正是殖民地臺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臺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1936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臺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的林書揚的父親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1940年,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臺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林書揚的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1901-1949)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莊孟侯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爲反殖民運動的積極分子,當選過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衆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冢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爲重要的反日分子。他把林書揚當大人,經常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在南二中,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强自己對臺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於是設法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他因此在莊孟侯的藏書中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殘缺的泛黃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通過地方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産黨人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間接繼承了臺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在莊孟侯建議下,他又翻讀了早年受到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打下了在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爲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將在臺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4月間,聽到美軍跳過臺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但想到面積不大的沖繩島要承受美國的戰艦和機群殘酷無情的轟炸,心情非常沉重。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却强忍著的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他們,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他知道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但可悲的是,這種侵略戰爭的代價總是由多數無辜的民衆來承擔。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彼時,父親已於1942年病逝,再加上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爲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大陸階級內戰的狀况,同時學習波濤汹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臺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臺灣統治當局的紅色祖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蔣介石政權撤退臺灣,同時針對以中共臺灣地下黨爲核心的臺灣左翼運動,展開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來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在家裏被秘密逮捕。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同案被捕,9月30日3人被槍决;林書揚與另外8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50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

繫獄期間,林書揚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然而,誠如陳映真所見證,面對家裏一連串變故却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高墻圍繞的泰源監獄或是幽渺的綠島集中營,依然一貫嚴肅而認真地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

基於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政治顧忌,出獄後,林書揚沈潜寫作,靠稿費維生。首先,陳映真與王曉波「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幫他「留心工作機會」。他於是通過閱讀日文的書報雜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

施明德不是台灣曼德拉 | 譚台明

近日施明德逝世,輿論對他大加恭維,有稱他為台灣曼德拉者。

施明德當然有不少可取之處,比如他出獄之後,以台獨大老之尊,並不要做官,也不以此求名求利,僅此一點就頗為難能可貴。且他眼見阿扁政權貪腐之離譜,起而領導「紅衫軍」反扁運動,不以台獨同路人而包庇之;在緊要關頭,又能處置得當,不造成政治動亂。收放之間,亦能顯示其政治見識與手段之高明;較之其他所謂的「台獨大老」,其高下判若雲泥。

然而,即便如此,施明德也絕對稱不上是台灣的曼德拉。何以故?因為曼德拉反抗的是南非實施種族歧視政策的白人政府。種族歧視、黑白隔離,這絕對是反人類的罪行;尤其發生在二十世紀,那更是大開人類文明之倒車。所以,曼德拉的反抗行動,以及其出獄之後堅持的黑白友好、反對報復的政策;其志業、其心胸懷抱,絕對是正義的,是值得所有人肯定與稱頌讚揚的。

但同為「反政府」,施明德不過是主張「台獨」而已。台獨與統一,不是對錯或正義與否的問題。換言之,你為了台獨而反政府,或政府為了反台獨而打壓你,都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最終不過是成王敗寇而已。就像太平天國與曾國藩,你能說誰對誰錯?誰是正義誰是不正義?所以,施明德的反政府行動,與曼德拉的反政府,其意義完全不可等量齊觀。(從嚴格的角度說,台獨是錯的,但此牽涉到對於文化、自我、與國家之性質的認識與人生價值自覺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此處姑且順從台灣俗說,採「統獨無對錯,乃認同問題」的立場。)

或以為施明德的貢獻在推動民主,而非台獨。非也!「民主」在台灣,從來只是台獨或其他反國民黨政權者的工具而已。當然,「反國民黨政權」也沒有錯,也沒有不可以,(就跟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樣沒有錯,不過是立場問題,或說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尤其打者民主的旗號來從事反政府活動,在同樣主張「民主」、號稱「堅守民主陣容」的政權之下,更顯得振振有詞,無可非議。但其動機是台獨,是因為武裝台獨之不可能,所以才採取民主反對運動的路線,此亦是無可否認的。(施早年曾讀軍校,目的當然不是要反攻大陸光復國土,而是想要在軍中發展,搞武裝政變,搞反政府的台獨。)

若說施明德堅貞不屈,不論在法庭上、監獄裡都矢志不移,這當然也是不容易且令人尊敬的。但同樣情況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林書揚,思想左傾主張統一,同樣堅貞不屈,矢志不移,坐牢時間比施更久,艱苦備嚐;是不是亦應該同樣受到尊敬與褒揚呢?今厚施而薄林,這當然是現今的政治正確與社會上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這一現象本身,就顯得很不民主。如果施明德真心把民主更放在台獨之上,或亦會對此感到悲哀吧。

總之,說施明德是台灣曼德拉,就等於是徹底否定解嚴之前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完全是錯誤的,不可取。

林書揚簡介-坐穿黑牢的無產階級鬥士 | 王永

面對自己的恐懼還要前行,這才是真正的理想。

林書揚是台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國共產黨台灣地下黨員,長期致力於工人運動、愛國主義統一運動,先後領導創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以及勞動黨。

1926年出生於地主士紳家庭「臺灣三大林家」之一的麻豆林家,畢業於台南州立第二公學校(今台南一中)。1945年,投入台南地區「還中會」展開復歸祖國的宣傳活動,但不幸此後他人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在黑獄中渡過。

1950年因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遭逮捕入獄,1984年出獄,其間歷經34年7個月,是當時全世界被監禁最久的政治受難人,也是兩岸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遭到白色恐怖關押最久的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做出光輝的表率!

1986年,他號召1千多位政治受難者成立了促進中國統一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被推舉為第一屆總會會長;1987年,創辦運動刊物《前方》;同年,曾玉嫻女士在台灣的戒嚴年代,勇敢無懼的與林書揚前輩結為連理,陪伴照顧林書揚後半生的26年,這是記錄20世紀台灣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史上最美麗的一段感情。

1988年,林書揚發起成立「中國統一聯盟」,1989年創建「勞動黨」,1992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第五屆主席。其後,他與陳映真等多人攜手從事台灣工人的啟蒙工作,團結東亞地區台、韓、日、菲等地的工運組織與左翼知識界,同時奔走呼籲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晚年的林書揚為宣揚理念,仍經常從事工人運動,現身街頭;2010年,《林書揚文集》四輯陸續出版;2012年病逝於北京。

作家楊渡回憶,林書揚曾經對他說:「一生信仰共產主義,至死無悔。我們既然決心革命,就要有面對死亡的準備。不是沒有恐懼,但面對自己的恐懼還要前行,這才是真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