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 藍博洲

日據臺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臺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是四房的第四代,在大正初年(1911年)分到六、七十甲左右的田地,算是中上地主。

殖民地的工農大衆,在經濟和政治的支配關係中承受著極爲沉重的壓力;農民不但沒有選擇種植作物的自由,更沒有自由販賣生産品的權利。麻豆地帶以稻和蔗作爲主,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在高壓統治之下,以蔗農爲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於是風起雲湧,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青年男女穿梭奔馳在這塊平原上。1927年,臺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恰恰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爲四萬之衆,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入世的改良主義,更對漢人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爲耻。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占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厦門帶回數册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他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臺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爲止。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

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正是殖民地臺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臺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1936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臺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的林書揚的父親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1940年,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臺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林書揚的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1901-1949)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莊孟侯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爲反殖民運動的積極分子,當選過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衆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冢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爲重要的反日分子。他把林書揚當大人,經常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在南二中,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强自己對臺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於是設法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他因此在莊孟侯的藏書中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殘缺的泛黃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通過地方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産黨人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間接繼承了臺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在莊孟侯建議下,他又翻讀了早年受到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打下了在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爲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將在臺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4月間,聽到美軍跳過臺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但想到面積不大的沖繩島要承受美國的戰艦和機群殘酷無情的轟炸,心情非常沉重。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却强忍著的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他們,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他知道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但可悲的是,這種侵略戰爭的代價總是由多數無辜的民衆來承擔。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彼時,父親已於1942年病逝,再加上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爲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大陸階級內戰的狀况,同時學習波濤汹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臺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臺灣統治當局的紅色祖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蔣介石政權撤退臺灣,同時針對以中共臺灣地下黨爲核心的臺灣左翼運動,展開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來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在家裏被秘密逮捕。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同案被捕,9月30日3人被槍决;林書揚與另外8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50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

繫獄期間,林書揚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然而,誠如陳映真所見證,面對家裏一連串變故却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高墻圍繞的泰源監獄或是幽渺的綠島集中營,依然一貫嚴肅而認真地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

基於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政治顧忌,出獄後,林書揚沈潜寫作,靠稿費維生。首先,陳映真與王曉波「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幫他「留心工作機會」。他於是通過閱讀日文的書報雜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

施明德不是台灣曼德拉 | 譚台明

近日施明德逝世,輿論對他大加恭維,有稱他為台灣曼德拉者。

施明德當然有不少可取之處,比如他出獄之後,以台獨大老之尊,並不要做官,也不以此求名求利,僅此一點就頗為難能可貴。且他眼見阿扁政權貪腐之離譜,起而領導「紅衫軍」反扁運動,不以台獨同路人而包庇之;在緊要關頭,又能處置得當,不造成政治動亂。收放之間,亦能顯示其政治見識與手段之高明;較之其他所謂的「台獨大老」,其高下判若雲泥。

然而,即便如此,施明德也絕對稱不上是台灣的曼德拉。何以故?因為曼德拉反抗的是南非實施種族歧視政策的白人政府。種族歧視、黑白隔離,這絕對是反人類的罪行;尤其發生在二十世紀,那更是大開人類文明之倒車。所以,曼德拉的反抗行動,以及其出獄之後堅持的黑白友好、反對報復的政策;其志業、其心胸懷抱,絕對是正義的,是值得所有人肯定與稱頌讚揚的。

但同為「反政府」,施明德不過是主張「台獨」而已。台獨與統一,不是對錯或正義與否的問題。換言之,你為了台獨而反政府,或政府為了反台獨而打壓你,都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最終不過是成王敗寇而已。就像太平天國與曾國藩,你能說誰對誰錯?誰是正義誰是不正義?所以,施明德的反政府行動,與曼德拉的反政府,其意義完全不可等量齊觀。(從嚴格的角度說,台獨是錯的,但此牽涉到對於文化、自我、與國家之性質的認識與人生價值自覺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此處姑且順從台灣俗說,採「統獨無對錯,乃認同問題」的立場。)

或以為施明德的貢獻在推動民主,而非台獨。非也!「民主」在台灣,從來只是台獨或其他反國民黨政權者的工具而已。當然,「反國民黨政權」也沒有錯,也沒有不可以,(就跟支持國民黨政府一樣沒有錯,不過是立場問題,或說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尤其打者民主的旗號來從事反政府活動,在同樣主張「民主」、號稱「堅守民主陣容」的政權之下,更顯得振振有詞,無可非議。但其動機是台獨,是因為武裝台獨之不可能,所以才採取民主反對運動的路線,此亦是無可否認的。(施早年曾讀軍校,目的當然不是要反攻大陸光復國土,而是想要在軍中發展,搞武裝政變,搞反政府的台獨。)

若說施明德堅貞不屈,不論在法庭上、監獄裡都矢志不移,這當然也是不容易且令人尊敬的。但同樣情況的人物還有很多,比如林書揚,思想左傾主張統一,同樣堅貞不屈,矢志不移,坐牢時間比施更久,艱苦備嚐;是不是亦應該同樣受到尊敬與褒揚呢?今厚施而薄林,這當然是現今的政治正確與社會上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這一現象本身,就顯得很不民主。如果施明德真心把民主更放在台獨之上,或亦會對此感到悲哀吧。

總之,說施明德是台灣曼德拉,就等於是徹底否定解嚴之前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完全是錯誤的,不可取。

林書揚簡介-坐穿黑牢的無產階級鬥士 | 王永

面對自己的恐懼還要前行,這才是真正的理想。

林書揚是台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中國共產黨台灣地下黨員,長期致力於工人運動、愛國主義統一運動,先後領導創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以及勞動黨。

1926年出生於地主士紳家庭「臺灣三大林家」之一的麻豆林家,畢業於台南州立第二公學校(今台南一中)。1945年,投入台南地區「還中會」展開復歸祖國的宣傳活動,但不幸此後他人生最精華的歲月都在黑獄中渡過。

1950年因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遭逮捕入獄,1984年出獄,其間歷經34年7個月,是當時全世界被監禁最久的政治受難人,也是兩岸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遭到白色恐怖關押最久的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做出光輝的表率!

1986年,他號召1千多位政治受難者成立了促進中國統一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被推舉為第一屆總會會長;1987年,創辦運動刊物《前方》;同年,曾玉嫻女士在台灣的戒嚴年代,勇敢無懼的與林書揚前輩結為連理,陪伴照顧林書揚後半生的26年,這是記錄20世紀台灣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史上最美麗的一段感情。

1988年,林書揚發起成立「中國統一聯盟」,1989年創建「勞動黨」,1992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第五屆主席。其後,他與陳映真等多人攜手從事台灣工人的啟蒙工作,團結東亞地區台、韓、日、菲等地的工運組織與左翼知識界,同時奔走呼籲支持兩岸和平統一。

晚年的林書揚為宣揚理念,仍經常從事工人運動,現身街頭;2010年,《林書揚文集》四輯陸續出版;2012年病逝於北京。

作家楊渡回憶,林書揚曾經對他說:「一生信仰共產主義,至死無悔。我們既然決心革命,就要有面對死亡的準備。不是沒有恐懼,但面對自己的恐懼還要前行,這才是真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