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民主戰艦」的朱高正如何？看一看朱高正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然後再來評斷朱委員也不遲。某一天，我便帶了國研社和法律系的同學至立院旁聽，三個小時下來，返回學校，深覺此行不虛，且對朱高正有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原來朱高正是那麼的溫文儒雅，而當朱委員揮動拐杖時，是高高舉起，卻是輕輕放下，但媒體報導卻是斷章取義，刻意誇張，以抓住賣點，滿足觀眾及讀者的好奇心，當朱高正扶著老委員，並向他們道歉的鏡頭，怎麼在媒體上看不見呢？

當朱高正與趙少康、李勝峰在台上大打出手，趙少康的領帶被拉扯下來，朱高正的眼鏡跌落地面，我們在電視上不是目睹這幅畫面嗎？可是當你們都在為他們的不當舉動生氣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把趙少康恨得牙癢癢的，而國民黨的支持者便大罵朱高正無恥，可是你們那裡知道，當會議結束，在立院餐廳用餐時，他們卻若無其事的在共進午餐呢。

可見無知的民眾都被耍啦，因為今天的媒體，都是為當權派所掌控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秒計費，價格相當高昂，有誰能支出大筆廣告費為自己宣傳而打知名度，而爭取人民的選票呢？為何不在國會問政的時候，利用媒體為自己作自我推銷呢？今天社會之暴亂風氣，可說絕大部份均是立院肢體行為的效應，可是大家可瞭解立委本身的內心深處，是充滿了多少無奈與痛苦嗎？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若是所有選民均具備起碼的水準，以立委論政之良窳作為投票之指標，打架作秀的民代，鐵定失去選民支持而落選，請問有誰還敢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而作肢體秀呢？今天我們來客觀的思考一下，朱高正委員當時在立院的肢體衝突表現，個人亦不以為然，但是我一向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所以我便親自到立院去了解朱高正，可是我從未與朱高正私下見過面，我不去為任何人歌功頌德。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我要求學聯會把朱高正請到學校來演講，結果他到學校時，軍訓室緊張了，許多行政部門，如臨大敵，國民黨的學會更形緊張，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到大學校園來，到底會講些什麼？受好奇心的驅使，教授、行政人員、學生，把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教授均坐在第一排，結果朱高正大談康德哲學，內容生動、客觀，連哲學系教授都聽得興致勃勃，學生們更是如獲珍寶，我記得學生欲罷不能，此後繼續邀請他來演講了三次，學聯會也請了盧修一教授、林育体教授、葉菊蘭委員前來演講，當然為了公平性，也請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前來演講，以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不會受某個人偏激的言論，而影響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

在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園，輔仁大學算是頗為民主開放的，而平時在立法院表現惡形惡狀的委員，一到了校園，每個人都是溫文儒雅，都流露出令人仰慕的氣質，所演講的內容均是他們的學術專長，在立法院中下流無恥的表現，一掃而光。由此可知，欲提升立院的問政品質，改善立院的文化，改良社會的選風，提高選民的素質，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讓國人培養勤於思考的思維力，才不會淪為英雄似的崇拜主義，民代們自然不敢譁眾取寵，以肢體秀來取悅選民了。

筆者以為，擔任大學教官並不如一般政客所蓄意醜化的，是國民黨的黑手，是校園思想的控制者，只要本著教育良心去與學生進行理性探討，沒有不受歡迎的。如果對大學生尚要以愚民政策來施教，國家必將淪為不堪收拾的後果。

當然在當時的環境是冒著非常大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竟受到總教官的迫害，某主任教官(已故)告知，總教官在安全資料上記上一筆，說我思想有問題，並密報軍訓處將我調至東南工專，在當時簡直是一項白色恐怖的行為，只是教育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有這麼大的罪過嗎？更令人氣忿的是將仗義執言的胡教官亦調往中華工專，幸好仍有明理的好長官，經一再的申訴，一年半後，終於得以平反，胡教官調回大學任教，且受新到任之軍訓處長重用，至軍訓處建立全國軍訓教官人事電腦檔案資料。我亦被新處長招見慰勉，並任由我選擇欲服務之學校，至此獲得遲來的正義，總算個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且證明我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當年視為禁忌的課程，今天已編為正式的教材，之後並蒙處長數次召見，聽取對軍訓制度的興革意見，至此軍訓界總算脫離了過去刻板官僚的窠臼。

因為思想教育是要讓學生有知的權利，且能明辨是非，而不是隱瞞真象，所以真正的愛國教育不是唱高調，真正的愛國不是醜化敵人，過去一再醜化中共，說共匪殘無人道，說中共一無可取，說人民解放軍不堪一擊，可是別忘了，國軍正是被這支破敗的解放軍擊垮的，六十萬大軍也是由於共軍的追擊而被迫撤離大陸的，大學生不是白痴，如此昧於事實的教育又具有多少說服力呢？而對於國民黨的認知卻一再吹捧，國民黨的好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執政黨的表現自然逃不過人民的驗證，不需要自我吹噓。

當我唸高中時便很疑惑，當初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垮的？既然是這麼好的國民黨，為什麼會敗退到台灣來？共產黨既然是一無是處，為什麼會掌握了整個大陸？許多同學都存有這個疑問，因此我與幾位關心國家前途的同學帶筆從戎，投考了政戰學校。研究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制度與黨性以後，我在三年級才正式加入國民黨，而絕大部份同學都是在一二年級即加入國民黨。我是在充分認識國民黨以後才申請加入，且認為既然成為國民黨同志，便應終身為國民黨奮鬥，但是我的立場是超然的。

金門自泉州引水儀式5日登場，金門縣長陳福海說，通水只是一個起步，接下來要通電、通橋，開啟兩岸「新三通」的時代；構想中的通橋，是搭建一條連接金門與福建省大嶝島之間的金嶝和平大橋。筆者建議，快速規畫興建金廈大橋為上下兩層、鐵公路並用的跨海大橋更有意義。

過去每到了選舉季節，為了騙取選票，許多政客就開出空頭支票，誇言興建大、小金門間的跨海大橋；選完一切又回到原點，船過水無痕（金門人戲稱為「金門浮橋」，選舉時浮現，選後又下沉）。馬英九上台之後，為了履行承諾，已開工興建連接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

由於經費龐大，再加上經濟效益實在不高，因此曾多次引起在野黨極力的杯葛與反對。吾人建議，與其興建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不如興建上下兩層、鐵公路並用的金廈大橋，把鷹厦鐵路(北起江西鷹潭，南至福建廈門，在鷹潭與滬昆鐵路交匯)延伸到大小金門，讓金門成為歐亞鐵路的起訖點。

筆者曾經親自到金門和廈門實地考察，發現兩地近在咫尺，若能連成一線，將產生互補作用，廈門屬國際商港，工商繁榮；金門則屬國家公園，綠意盎然，零污染，極適合住居，十分適合作為台灣和廈門共同的後花園與度假勝地。如果實現，鷹廈鐵路能延伸至大小金門，將為兩岸再造第二個港、澳，創造另一歐亞交通大動脈。利用鷹廈鐵路，台灣和大小金門遊客，將可直通大陸和歐亞各大城市，漫遊亞歐各國。相信比起興建三條連接台閩間的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顯然要務實許多。

先就技術層面而言，應該不是太大問題，金廈之間的距離，大約等同澎湖跨海大橋或長江大橋的距離， 要建就應建兩層大橋，上層通行汽車，下層讓火車通過，類似長江大橋，如此一來，其政治意義和經濟價值，將呈倍數成長，兩岸先別奢言大統一，先做好金廈小統一！

民進黨執政以來，其金馬政策就是「要成就台灣獨立，先要放棄金馬」對於這兩個原屬中國福建省的轄地，極力想要放棄，歸還中國，然而卻始終剪不斷理還亂，甩都甩不掉，後來雖不再談金馬撤軍論，卻有撤軍的事實和行動，如今金門駐軍大大縮減，似有告訴中國，要拿金馬，隨時可拿回去（歡迎來拿，請便！）。

至於中國方面，則一直執行毛澤東政策，亦即用臍帶鎖住台灣，或是用兩根鋼釘（金門、馬祖），把台灣牢牢釘住，使台灣無法名副其實的獨立於中國之外。

目前金廈、兩馬（馬祖、馬尾）之間，不再嗅到煙硝味，每天還有小三通聯繫兩岸，金馬人也樂得「政治靠台灣，經濟靠大陸」，左右逢源、兩邊通吃。然而金馬兩地，有時卻像孤臣孽子、邊疆地帶，爹不疼、娘不愛，一直未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設。

要兩岸政府共同出資興建金廈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的確困難度很高，恐怕不是短期內所能實現的理想，但一旦建成，金門的地位將水漲船高，直追港澳，成為連結兩岸最近的灘頭堡，其重要性絕不在戰略價值之下。大陸政府也不要天天吃台灣豆腐，誇言要興建兩岸海底隧道，不如先規畫金厦跨海大橋，讓歷史上的金廈，早日恢復一體。

蔡、賴政府一定要把眼光放大，好好規畫金門的未來，努力建設金門，再造金門的第二春，把過去充滿煙硝味的金門，建設成為另一個經濟活絡的香港！

寄語金門人士：金門人要把志趣放遠放大，不要只滿足於爭取一個金門大橋，而是要逼迫兩岸政府，共同出資，早日把鷹廈鐵路延伸到金門來！讓金門成為歐亞直達鐵路的起迄點。要明白：要吵就吵大一點！ 才能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左右逢源、兩岸通吃！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台中正在籌辦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已經投注了大量工作與心力，昨天在北京召開的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EAOC)臨時理事會卻因「有政治勢力在島內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公然挑戰奧會模式，對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風險」，決議停辦台中東亞青運。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讓台灣喪失了主辦東亞青運的難得機會，加上台灣已經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台灣真是越來越孤立，尤其這次是自找的，台灣要自我孤立嗎？

綠營當然又會說，台中東亞青運被停辦是大陸的蠻橫打壓及政治干預體育。然而綠營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不是先以政治干預體育嗎？國際奧會前已發函中華奧會表達不允許改名，綠營卻仍一意孤行，而且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的發起人紀政正是台中東亞青運的榮譽總顧問，東亞奧委會(EAOC)都看在眼裡，難免感覺台中東亞青運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及干擾，於是政治對上政治，而台灣輸慘了。臨時理事會最後採取投票決，結果七票贊成取消台中東亞青運，一票反對(中華奥會)，一票棄權(日本)，通過了取消的議案。投票的結果如此懸殊，顯示綠營的作為是不自量力、無自知之明。

主辦國際體育比賽，對國家的發展很有效益，既能提升國家的體育水準，又能行銷國家，對觀光、經濟和國際地位等都有幫助，例如不久前俄羅斯主辦世界杯足球賽，收穫就極其豐碩。東亞青運雖然不能比擬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參與的都是台灣周邊國家，不正是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想要推展的地區嗎？停辦台中東亞青運，台灣不僅損失已投入的6.76億經費，又喪失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會。

比較台中東亞青運與去年台北舉行的世大運，兩項比賽分別由前台中市長胡自強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辛苦爭取得到主辦權，結果卻大不相同。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風光地成功舉辦世大運，而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卻丟失了東亞青運的主辦權。結論是：藍營市長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一級；白色市長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至少能蕭歸曹隨，完成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二級；而綠營市長不僅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還把前人辛苦種的樹拔掉，是第三級！

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兩岸統一的趨勢很難阻擋。台灣若想延遲統一或在統一談判時獲得較好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台灣自己要發展好，然而蔡政府執政以來，親美、日以抗中，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壞，而台灣越來越孤立，孤立的台灣怎可能發展得好？發展不好的台灣有何能力抗中？綠營或許能靠大陸打壓、取消台中東亞青運激發11月的投票熱情而勝選，然而台灣越來越孤立，發展越來越差，綠營即使勝選，又有何用？

發表日期：2016.4.14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這二十年來，看著島內一些台獨人士到大陸經商，靠榨取那塊土地上廉價的勞力、原物料和……等等資源，大發其財。然後嘴一抹，回到島內，又繼續挑撥離間，把「中國人」貶得一文不值，在台灣社會製造鄙視、仇恨中國大陸的氣氛。

基於民族情感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看著、聽著島內這些無恥之徒的嘴臉及其無格言論，讓我深感憤慨，一腔怒火無處宣洩。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過去為民族帶來災難浩劫的歷史，使得我在理性上，對這個政權仍心存疑懼。我無法像某些反台獨或反國民黨人士那樣，能一下子走到另一個極端，全心擁抱紅色政權，歌頌共產黨，說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好的，像是當年內戰都是國民黨的錯……等等。我不能昧於歷史事實，罔顧春秋大義。

近年來，台獨氣燄日熾，我中華民國近乎「名存實亡」了。做為抗日、抗共國軍的第二代，我的思想與情感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在台灣，不論是流行文化或宗教風潮，常將達賴喇嘛追捧似神，許多人也因此同情藏獨。撇開我對密宗的看法不論，站在國族立場，我很早就反對藏獨。當時隱約覺得，西藏若是獨立了的話，這塊天然資源不足、天候和地理條件惡劣的高原國家，其機會主義者或是野心份子，勢必會接受某些不安好心的帝國主義之利誘和攏絡，出賣其所需利益。如此一來，無異留下入侵空隙和通道，成為中國大陸邊患的來源。雖然當時我持反共立場，但我仍是中國人，絕不願意看著故國西南門戶因此洞開，以致禍患無窮。所以，在西藏獨立問題上，我選擇站在中共這一邊。

近三年，我在外講授「世界文化史」課程，並編寫國家考試教材書籍出版。因此開始對世界歷史發展，做了宏觀且全面性的資料彙整。由於自己所學並非歷史本科，除了閱讀相關專業書籍之外，還特地做了一些自我教育，包含收看幾個口碑不錯的歷史系列視頻，以建立近代中西歷史的整個系統架構。

經由這種邊整理、邊思考的過程，我察覺到自己過去從未思考過的角度，循此更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實。

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其能源的需求暴增。因此，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就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關係到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命運。

中國大陸本身生產的原油和天然氣十分有限，短缺的部分多從中東地區進口，勢必仰賴海上絲路，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輸大陸。然而，麻六甲海峽的航運，具有高度風險。為了鞏固能源供輸安全，這些年，中共當局在東北、西北、西南，逐一鋪設了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管線，要將俄羅斯、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緬甸……等地的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輸往內地集散，即所謂「新陸上絲路」。以緩解過度仰賴海上絲路運輸原油的壓力和風險，供應起飛中的經濟發展之能源需求。

然而，國際局勢風雲詭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強權，往往涉足其間，千方百計攫取本身利益，並擾亂競爭對手的發展步調。美國企圖搞一個南北走向的管線系統，破壞原本東西向的原油、天然氣運輸架構，並拉攏印度、巴基斯坦為戰略夥伴，來跟中共爭奪能源。其目的除了實現自身利益之外，還能瓦解金磚五國的親密關係。這種戰略布局，目前受限於無法掌控阿富汗北部塔利班佔領區，一時還無法如願。

中國大陸的邊境，始終存在少數民族鬧獨立的問題。對一般人民來說，我不相信這些少數民族有甚麼意識，非要搞「民族自決」不可，大家都是能填飽肚子最重要。那麼，這些民族獨立的問題，當然就是各路帝國主義勢力因爭逐利益，而橫加操控的結果。

大陸西北、西南的陸上新絲綢之路，必經的正是這些邊區疆界。中國邊省如果鬧獨立，整個大陸不但四分五裂，能源安全必然飽受威脅。邊區能源重要通道一旦遭國際勢力控制住，中國大陸又要回到十九世紀，那種帝國主義結合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狀態了。

我不敢想像，中國大陸若成了另一個阿富汗、敘利亞時，境內各種勢力在帝國主義強權的扶植之下，內戰頻仍、烽火連天的景況。別說我十億同胞生靈塗炭了，就算有一海屏障的台灣，我們的子孫後代也休想再有大好前途了！

百年來，中國的苦難到我們這一代終於有所改善。中共強大的政權維持住國族統一，使得龐大人口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之下，「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進而「知榮辱、尚禮儀」，並且持續追求文明的「幸福感」。

為了十億同胞，為了我們子孫的未來，我願意放下父親那一代人的歷史情仇，接納當前的中共政權，做為未來「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的主導與支撐力量。我相信自己沒有背叛父親的精神，我愛的是我整個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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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16.4.11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許多人會認為，中共的轉型是從總舵手鄧小平主政，拍板「改革開放」政策的1978年算起，我個人則認為，可以追溯到「文革」尚未結束的1971年。

中共為叛亂起家的政權殆無疑義。當年共黨，猶如今日的塔利班、ISIS，完全就是外國勢力扶植起來的叛亂組織。如同遜尼派國家給錢給槍一樣，共產黨在蘇聯羽翼下，也是因此有錢、有武器。在內地鄉間，以「土改」之名行燒殺擄掠之實。

我的祖父丁傳宗先生，乃一介文盲。當時，共黨邀請貧農祖父參加紅槍隊鬥爭地主，但他本著忠厚傳家的信念，堅拒加入。為此，舉家還遷至祖母娘家所在耿畈避禍，甘願淪為佃農。

不料，後來共黨洗劫耿畈，祖父耳後中了槍，子彈從眼旁射出，他驚恐地趴倒在水溝上詐死。等匪徒走遠之後，才奮力掙扎起身，來到一棵樹下用手臂環抱樹幹，避免倒下血流過多，直至祖母出來找到受傷的祖父。鄉人先以草灰替祖父止血，夜間兼程送至城裡醫治。月餘後，傷勢才算痊癒。

我父親幼年在湖北棗陽鄉間，也親眼見過共黨為禍作亂。

父親搖搖學步時，曾在村裡偏僻處目睹共黨殺人坑埋。由於年幼，共產黨徒未在意不遠處的稚齡幼兒，更沒料到這個娃兒還會講話，而且語言表達能力奇佳。我父親目睹共黨殺人坑埋之後，回家描述給大人聽。

父親生前，還說了許多共禍危害鄉間的事，其殘酷程度實不亞於日寇。像是甚麼海二爺好心收容外鄉人，反遭劈開腦袋慘死；誰家母親被共黨脫了褲子，在雪地裡拖著凌辱至死…等等。

我當時年輕，不知道應該一一記錄下來。隨著時光流逝以及父親的與世長辭，這些事蹟已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總而言之，共匪、共匪，起家時是叛亂土匪，殆無疑義。相信許多抗共二代，自幼都聽過其父母輩講述很多大時代人間離亂的親身遭遇，這些微觀的口述歷史，都可互相印證。

抗日軍興，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但共產黨卻趁機發展地下勢力，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同事周老師母親為流亡學生，年輕時因愛國心切，被共黨同學吸收製作棉鞋（但並未加入共產黨）。她母親說製作了好多棉鞋，都不知道被送往何處。只知道：共黨同學不讓你跟其他人友好，只能跟他們好。再者，一個人頂多兩面—雙面人，而他們卻有好幾面，你都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實的。周老師的母親心生疑懼，才與他們疏遠。

抗日慘勝，國家殘破，百廢待興，共產黨趁機坐大。許多人責怪國民政府。誠然其有不爭的腐敗事實，但是處在那種環境下，誰抵得過一個野心勃勃的蘇聯，以及利用滲透日益壯大的叛亂勢力呢？撫今追昔，對於當時人的處境，心痛、理解之情，應該更甚於譴責吧。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中共成為聯合國成員，並頂替了我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華民國從此陷於孤立。那年才6歲的我無憂無慮，不知家國困境。

40年後，我讀了余秋雨先生《借我一生》這本書，得知當時中共因為加入聯合國，考量國際形象等諸多因素，恢復了大學入學高考和某些科系，並停止破壞考古遺址。文攻武鬥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大為緩解。所謂的「文革十年」，是指華國鋒的回馬槍。其實，文革在1971年已經大致停止了。

讀《借我一生》這本書時，我46歲，距離我們退出聯合國40年了，我流下淚來……心想，我有幸在中華民國的羽翼之下成長，順利完成了學業。當年我們退出聯合國，如果換來中國文化的存留，那我們吃的那一點苦，又算甚麼呢？中共加入了國際社會，其行止動見觀瞻，因而有所收斂，我幾億同胞身心的摧殘與文化的破壞，縮短了好幾年。台灣這邊，則加緊保存並發揚華夏文化精髓。中華文化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中，竟因我們被逼退出聯合國，反而不絕如縷地存續下來！那時已經信主的我，還為此感謝上帝。

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歷史使命。我們父親那一代人為國族存亡挺身而戰，放棄了自己最鍾愛的學業，離鄉背井，執戈抗日，終身顛沛未再踏上故土。我母親這一輩人，生於日據末期大轟炸年代，年少時從台灣殘破的廢墟中站起來，奉養父母、拉拔弟妹，建立自己的家庭。古寧頭一役保住台海，韓戰適時爆發，使得美軍轉而協防台灣，每年經援一億美元，直至1965年止。這15年間，台灣經濟得以重現生機，復甦起飛。當然，這一切也是大陸旅台人士和台灣本地人攜手共同創建的。

上帝存留中華民國在台灣，難道只是讓我們偏安海島，因富裕、民主而自高自大，罔顧歷史正義，認賊寇作父嗎？如今，中共已非當年老一代人。多年來，中共政權抗拒帝國主義勢力操控，維持住國族統一，避免因四分五裂，互相功伐，導致民不聊生。人民才得以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站在國族立場上就不得不承認，中共這一點，做得比世界上許多政權、歷史上許多朝代要好得多。

就如同當年中共因加入國際社會，而必須對原有不文明行徑加以收斂、調整一般，今天全球化的網路時代來臨，這種改變風潮的無形力量，其覆蓋面、穿透力和影響力，更勝於國際社會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和政治博奕，一個高壓專制、圍堵言論思想及限縮公民參與的政權，勢必會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挑戰，也必須及早綢繆因勢利導。此時此刻，我們能做的，就是建立屬於新一代中國人的共識，成為兩岸正面思想與力量互通的橋樑。

英國人若要移民澳洲的話，何其容易？因為人家同文同種。華人就算捧著千萬家產去巴結他，那種無形的隔閡、分別心和淡薄的歸屬感，也會讓你覺得只是個次等國民。我們子孫的澳洲在哪裡？西望長安，倘若我華夏民族富強尊貴的話，那塊同文同種的故土同胞，不就是我們子孫的澳洲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創建下一個「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為同為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開天闢地，擘劃他們能憧憬的大同世界。

你若問我，是甚麼讓你覺得值得身為「中國人」（不是指狹義的國籍）？我要告訴你，我有幸在年少時，就讀到《禮記‧禮運大同篇》。我為自己民族有這樣的文化遺產深感榮耀，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為榮。這是古蘇美、古埃及、古馬雅文化都沒有的思想和胸懷，所以這些文明都斷滅了，唯獨我華夏文明源遠流長，方興未艾。這種感動，是我在44歲信奉上帝之後，讀了〈申命記〉〈利未記〉才有的。偉大的民族，一定有偉大的使命。只享福份、罔顧使命的民族，終將有禍了。　　～　201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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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連戰與習近平再次在北京會面，媒體普遍報導了双方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的發言，被認為老調重彈，並無新義。筆者卻注意到媒體較忽略的部份，習提出：「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習的發言雖然和緩，等於以大陸制度挑戰台灣的制度，兩岸終將是制度的競賽。

兩岸的制度競賽早已始於1949年的两岸分隔，檢視過去，大陸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近年是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詳細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趨緩，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而政黨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近年的一些政策為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民進黨鼓動年輕人反對，造成「太陽花學運」及協定一直被擱置；「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因政黨競開支票、騙取勞工選票，因此很不務實，使社會爭議近兩年，而法案一修再修，最後勞方、資方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大學太多的退場問題是多年沉疴，卻長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最明顯的特徵是一直在改變，從最初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沒有私營商業活動，逐漸開放個體戶、小商家、私有公司等，然後引入外資企業，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體系。「開放」是歡迎國外的資金、制度和技術進入中國，以便中國學習外國的優點，「改革」是不怕改變中國的原有制度，若對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就在少數地區先試行，確定有效可行之後，再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大陸一直在改變，改變解決了舊問題，有時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如貪腐、環境破壞等，就再改變以解決新問題，現在的大陸與四十年前比，是脫胎換骨，完全不一樣了。

比較兩岸當前的發展狀況，台灣的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大陸的人均只有八千多美元，很多人因此覺得台灣仍領先很多，這其實是一種迷思，比較兩岸應該要考慮幅員的差異，大陸龐大，有很多遍遠地區，拉低了它的人均所得，台灣地小，幅員只相當於大陸某一大都市的鄰近區域，因此台灣應該和大北京市、大上海市、大廣州市或大重慶市相比，而不是和全中國比，以此角度看，台灣和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很接近的。

以「改革開放」劃分，大陸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在「改革開放」以後，則加速追近台灣。雖然兩岸的幅員差距大，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容易直接比較其發展成績，但是觀察最近的十五年，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何以至此呢？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財經制度變得與台灣或歐美都很類似，而兩岸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背景都相近，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主要顯然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所造成，大陸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而台灣實行選舉式民主。(「改革開放」以前，大陸輸給台灣是因為實行僵固的共產主義。)

兩岸終將是政治制度的競賽。政治制度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讓國家和人民進步和發展。然而台灣卻把政治制度視為目的，有了民主政治體制(其實恐怕只是選舉和民粹)的最高價值，其他的經濟、科技、教育、法治等各方面原地踏步都無所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台灣人別再自以為是吧，至少該接受「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

政治學裡的一個基本理論是政權或統治者要有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就是政權或統治者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這樣政權或統治者才有正當性，因此legitimacy也被譯成正當性。西方民主強調選舉統治者，就是由所有被統治者以投票來認可統治者，讓政權有合法性。中國大陸雖有基層選舉，基層以上的統治者至今並不由所有被統治者選舉產生，大陸政權是否沒有合法性？

根據西方的政治理論，大陸的統治者沒有獲得被統治者明示或暗示的認可，因此沒有合法性，但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卻欣欣向榮了四十年，其目前狀況雖然還沒趕上某些先進國家，其進步的快速明顯優於實行選舉民主、有合法性的國家，沒有合法性的大陸政權竟能一路向好，難道是西方的政治理論錯了？

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就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當時只有少數人能成為統治者候選人，也只有少部份人有選舉權)，但直到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才明確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在洛克之前的兩千年，歐洲一直有一些政治體，多半是小國甚至算不上國家的政權，斷斷續續地實行選舉民主，這些政治體或興起或滅亡，不管其政權是否有合法性。洛克之後的政權合法性理論無疑有助於選舉民主的推廣於全世界，但是成功的選舉民主國家雖不少，失敗的例子似乎更多，即使它們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理論上政權若，像選舉民主，有合法性，被統治者認可統治者的統治權，被統治者應該比較支持擁護統治者的施政，使統治者比較容易施政，於是易有較好政績。然而以台灣為例，實際並不然，選舉競爭使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立，統治者的施政可能反而比較困難，因此政權有合法性未必有助於政績優良。另一方面，統治者有合法性，有可能因此為所欲為、沒有顧忌，反而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如過去的納粹法西斯。反之，缺少合法性的政權因為心有顧忌，可能因此兢兢業業、戮力從公，反而有很好的政績，如台灣的兩蔣時期。無論如何，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施政政績沒有多大關聯。

政權合法性的理論相當吸引人，尤其容易說服服膺理論的知識份子，然而實際政權的成敗很少取決於其合法性，主要取決於其施政政績，當政府的施政讓民怨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政權，才不管政權是否有理論上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權的真正合法性在老百姓的心中，政權若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老百姓自然認可這個政權，是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以此角度看，現在的中國大陸政權頗有合法性和正當性，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標準。

每個人對政權合法性和選舉民主的感受不同，有些人覺得身為千萬選民中的一員無比重要及光榮；有些人則覺得政績才重要，一般人不可能真正認識了解千萬人中的候選人，因此選舉時常選不出政績優良的執政者。假使多數人屬於前者，國家勢必要實行選舉民主，反之，假使多數人屬於後者，則國家沒理由非要實行選舉民主不可。無論如何，政權是以實際政績論英雄，而不是以合法性論英雄，政權的理論上合法性沒有那麼重要，太滿足於政權的合法性，如台灣，是有害無益的。

蔡英文總統一向很少公開說話，最近卻難得地接受了「法新社」（AFP）的專訪。蔡總統發言的一個重點是：「我們也希望，在國際社會大家可以一起來行動，表達我們對民主自由的一種重視，來制約中國、來減少或者遏止中國的霸權擴充。」另一方面，蔡總統也提到在「對等、尊嚴、沒有政治前提」之下樂意與習近平見面會談。「制約中國」和樂意「習蔡會」並行，讓人感覺怪怪的。

蔡總統樂意與習近平見面會談，理應要表達善意，卻同時呼籲國際社會一起來制約中國大陸。這完全是彼此矛盾的，妳的發言彼此矛盾，誰還會相信妳？難怪大陸的回應只是冷言冷語，而國際社會既不會有回應，更不會當回事。換言之，蔡總統的發言不過是刺激對岸，毫無實質意義。兩岸關係還不夠壞嗎？徒逞口舌之快刺激對岸，對台灣有何好處？

美國總統川普發起中美貿易戰，可以看做，美國啟動與中國大陸的全面競爭。蔡總統感受到美、中的全面競爭，於是發言企圖拉攏美國及其盟國來制約中國大陸。蔡卻沒認清，美、中雖然全面競爭，包含政治、軍事等，但關鍵是經濟競爭，而非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對抗。川普的「美國優先」策略不僅針對中國，他同樣也對歐盟、日本等盟國發起貿易戰，因此是「無差別」的經濟競爭，不管是否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會比歐盟、日本與美國的關係更好、對美國更重要嗎？台灣以民主自由拉攏美國，只會是一場空。

川普挑起對各國的貿易戰，各國幾乎都有同仇敵愾的行動，不僅中國大陸和歐盟一再共同聲明支持自由貿易，日本也迅速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在這場貿易戰，美國雖然實力雄厚，卻幾乎是孤立的，台灣要站在哪一邊？台灣對美國出超不少，並有不少對大陸的輸出最後輸出美國，而很多台商在大陸也大量出口到美國，因此台灣和大陸對於美國的經貿利益其實是一致的。美國提高中國大陸產品的關稅，不僅大陸經濟受損傷，台灣經濟也會受損傷，更別提美國也可能提高台灣產品的關稅。台灣被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修理，還要逆來順受、拉攏美國？

現在世界的大勢是經濟競爭，不管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而貿易戰是不管盟國不盟國，只管國家利益的。川普挑起對各國的貿易戰，各國幾乎都同仇敵愾，展開聯合防衛和反制，蔡政府卻不此之圖，反而企圖以民主自由拉攏美國來制約中國大陸。蔡總統的言行既拉攏不了美國，卻無端激怒大陸；既不利台灣經濟，又自外於反對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許多國家，真是不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