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前的華北：無效的國土
中國歷來有南北分歧，至清末被漢滿矛盾激化，民國時甚至成為“國民性論”內的一組對照（詳本人《南與北》一文，收入《歷史學家的經線》）。本節只能從華北從未被國民政府的“北伐”納入“有效國土”開講。
1926年，孫中山遺下的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以此鞏固權位，其中除了血腥的“清黨”，還涉及軍方實力派間的傾軋。至1928年中，北伐把奉系張作霖逐回關外，但進駐平津的卻是南軍李、白的桂系。他們同時掌控兩湖，造成從華南劃過華中至華北的一道勢力弧，蔣必須解決之—這裡只談他如何解決華北這一端。
至1929年，蔣持中央之資源，策反了駐平津的桂系白崇禧麾下的湘軍，將他攆出，然華北並未歸蔣。為了防桂系在平津與山西的晉系結成反蔣聯盟，蔣讓閻錫山進據平津。至1930年，就在同一個地方，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回廣西的桂系以及國府中樞內反蔣派汪精衛結成“反蔣聯盟”，釀成“中原大戰”。
這一次蔣下的棋是讓張學良的奉軍從東北入關、襲其背，反蔣聯盟迅即瓦解。張在1928年底已歸順中央，因“中原大戰”晉升為全國軍隊的副總司令、一人之下，且進駐平津，不只恢復了張作霖被打跑前的關內地盤，且節制黃河以北的多個省份。
1930年張學良入了關，就給日本人鑽了空子，1931年關東軍炮製“九一八事變”，把東北從中國割了出去，張束手無策。關東軍企圖在關外締造一個滿蒙傀儡邦，又在1933年併吞熱河，引起“長城抗戰”。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
南京中央不得不直接介入，派中央大員何應欽接管平津。在“長城抗戰”中，精銳的中央軍投入了，由東北軍與西北軍配合應戰，仍敗下陣來。中方被迫簽署《塘沽停戰協定》：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必須撤至長城以南，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一帶變成非軍事化地區，換而言之，中方還需在長城線留一扇方便日軍未來進關的門。
這就是由“九一八事變”漸次觸爆六年後全面抗戰的骨牌效應，也是一個強權以“國安”理由逐步捲入蠶食鄰國的經典範例。日本為了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點，先併吞了朝鮮半島，繼而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把外蒙赤化，日本的回應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在清末，為了防俄並在亞洲大陸發展，日本原有幫助漢人建立民國的同時“幫助”塞北的滿蒙建國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契機。熱河是奉系“東四省”的殘餘，1932年傀儡“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勢必染指熱河。但熱河不是滿洲而是“內蒙”的東部。中方在“九一八”時息事寧人吃了大虧，在熱河問題上不可能再認慫。
中國之弱，造成日方的野心急遽膨脹、“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長城內外同時得寸見尺。“長城抗戰”後，日本軍部開始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其實“五省”中只有河北、山西、山東是“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屬“塞北四省”，乃內蒙中段。由此可看出，日本和蘇俄的博弈將中國的長城內外都攪了進去。
當時，日軍在華北只有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上承辛丑條約（1901）批准的“清國駐屯軍”，頂多三千人，即使在關內都無力承擔此任務，遑論涉足關東軍禁臠的塞北。日本軍部遂借調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主持其事。日本一直都要國際承認“滿洲國”是一個主權國，關東軍不便公然越界到另一“主權國”活動。土肥原的新身分是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地盤上活動的“支那通”，他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和遜清官僚中廣有人脈。但有名望又肯當漢奸的人不多，土肥原遊說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宣布“自治”，都碰了釘。
日方毫不鬆手。至1935年6月又以天津發生“仇日事件”為由，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何應欽將國府在平津的黨、政、軍、特通通撤走。同期的“秦土協定”則迫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路軍撤出察哈爾北部（這裡指漢人置縣區的北部，同省更北是蒙疆的遊牧區）。
本來，若沒有災難，中央在華北哪裡都很難介入，地方實力派儘量將中央擋於門外。日本人是由一個外國變成京津地方的惡霸、公然地把中央政府攆出而已。翌年，定都於陝北的紅軍發動“東征”、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中央求救，南京方面派了20萬大軍，將領包括今日仍知名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關麟徵等人。紅軍撤出後，閻錫山發覺請神容易送神難、就祭出“何梅協定”，說“不宜過份刺激日本”。紅軍西征甘肅、試圖入疆去了，很沒面子的中央遂借坡下驢，換地追剿。
在平津，“何梅協定”製造了一個勢力真空，中日雙方競賽填入這個真空，所爭在千鈞一髮之間。土肥原親訪吳佩孚，希望他出來主持“華北五省自治”，若成功，不啻恢復了北伐前的“北洋政府”，但淪為日本的傀儡、若“滿洲國”焉（換而言之，日本人總替中國開倒車，在扶植了遜清建國後，又要在華北復活北洋政府）。吳佩孚不從。中方則說服日方平津勢力真空得有暫時保安，把被日本施壓罷免掉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改派為平津衛戌司令，西北軍背景的第二十九軍遂遞補了被攆出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
土肥原在吳佩孚處搞砸了後，也心急了，能啃下多少就吃多少，在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處，利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時當1935年11月。中央即在12月趕緊安排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察”是指還勉強保住的察南），聘土肥原當最高顧問，算是一個中央批准的“自治”單位，實質上是中日間的緩衝區，提供給土肥原一個新的練太極推手玩家。“蘑菇”了一年半以後，終不可免爆發“七七事變”。
當“秦土協定”將宋哲元部攆出察北，頓使更北的遊牧區蒙疆德王失去保障和監督，這位蒙獨活動家隨後公然倒向日方，翌年即在關東軍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塞北的關東軍可沒土肥原賢二那般樂於陪對手耍太極推手運動，他們主張冒進，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晉綏軍的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時當1936年11月，乃“十四年抗戰”以來中方唯一的勝仗。
12月即發生“西安事變”。傅作義在全民眼裡成了民族英雄，讓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受了極大的刺激。蔣介石偏偏因督導綏遠戰事到了西安。
何謂“無效的國土”？它不是“燕雲十六州”，那是已成國防缺口的失土。華北是南方革新政權“北伐”未完工的爛尾。它形成如此的一個爛局：出了災禍，中央方能強力介入，功能變成替該地區擦屁股、在國人面前背黑鍋，因未能保衛“未完成的國土”而被追究“喪權辱國”責任。
就在日本人泡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中央發明“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在北平爆發了大規模青年學生的抗議運動，隨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各界民眾與學生紛紛集會、罷課遊行聲援。這個“一二九運動”奠定了中共在青年學生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替延安送去了不少未來的幹部。
那麼，華北何不稱作“負值的國土”？的確，國民政府因國防建設未就緒、並鑑於日方並非全是主戰的，不宜予主戰派以口實、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爭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的《廬山抗戰聲明》裡蔣介石仍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因而，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以致聲譽掃地（靠爆發八年抗戰挽回）。但付出窩囊廢的代價，至少是把華北保持在“中華民國”之內。
或云：民國時代廣西、廣東、雲南、四川何嘗不是針挑不破、水潑不進的“無效的國土”？但這只是對照字典定義、不看歷史動態。八年抗戰一旦爆發，暫使這些省份成為“中華民國”越來越有效的一部分。華北卻從此“失效”，若日本人不被南京政府引到長江流域開打，釀成全面戰爭，華北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日本人在全面戰爭中失敗，華北即變成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
日本併吞華北頂多是重塑金宋的“叔侄關係”，中共打的則是南北朝的統一戰爭。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