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真正的普世價值。

「聖賢才智平庸愚劣」證明「人類生而平等」不存在。後來一改再改的解釋為機會平等、法律平等、立足點平等，也都與事實不符。先天後天的不平等既是事實的存在，為什麼不承認？反而要在人們心中根植錯誤的觀念？

「生而自由」更不存在。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林立，全因「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都是出於自願，無人強迫。但我們從現在回望，就知道那不是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天有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童工、女工的規定，都是對「契約自由」的限制。人類自群聚以來就必須犧牲一部分個體自由，以利於在外部環境中贏得群體自由，文明愈進步，限制愈廣泛。兩千年前還可以約法三章，今日各國法條千千萬。

「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西方菁英們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他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但盲從以避免落單是群眾心理首要的考量，此現象並非人類所獨有，飛鳥沈魚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菁英們把「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以此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的強凌弱，現在來看一目了然。人們一面接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一面相信菁英們鼓吹的天賦人權說，絲毫不覺得矛盾荒謬。啟蒙運動正是啟菁英而蒙庶民。

強者以思想洗腦弱者，使弱者甘為所用，勝過消滅弱者。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起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弱者很難依靠自己而翻身，必得強者中有孫氏之類，本於求真求實與慈悲博愛來勸善強者，使人類文明建立起保護弱者的政策，脫離物種的進化而另闢天地。在優勝劣敗的大自然法則下，本該被淘汰的弱勢族群受到保護是人類文明逆天而行的作法。可惜西方個人主義強勢文化當道，孫氏基於東方集體主義之服務的人生觀遂遭埋沒。大道之行，仍不脫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世上少數服務的人生觀踐行者多本於自身的人道情操，並不知道孫文學說。

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乃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個人主義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他們服膺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與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力求「清零」在本質上迥然不同。

不論東方或西方，集體或個人，我們必得承認生而自由平等不存在。即使人類文明逆天而行，濟弱扶傾，也不會（且不該）追求強弱平等。世上沒有平等，才不致乏味，也才有人生價值的追求。「生而自由平等」這種實際上是由詐騙集團生產的外國月亮，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棄如敝屣。相形之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天生不平等及濟弱扶傾的「服務的人生觀」比較有道理。文明只是替弱者建立一道基本樓地板，予以保護。但這道樓地板仍然是強者建立的，東西方不同的思維與體制當然對樓地板的品質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高希均是菁英，是強者。他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在個人主義體制下優勝劣敗的思維。一方面能反映真實，另一方面也能刺激進取，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如前述，若非本身具有人道情操，這批菁英「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自私乃成為榜樣」、「此外無是非、沒有道德成份」，奉行叢林法則，無視弱者的存在，當然更不知服務的人生觀。

王又曾在小蔣時代想見小蔣一面都難，進入李登輝/郝柏村時代馬上成為中常委。電視上出現李/郝鏡頭時，旁邊擠也要擠出個王又曾。同樣的，這回馬英九回鄉掃墓，返台時旁邊總是擠個費鴻泰，這就是政客的嘴臉，爭相擠在光環邊上曝光而不覺突兀。但其中仍然風骨有別：政黨輪替後，在阿扁前十次出訪友邦之中，王又曾父子輪流陪同隨行七次，這種事費鴻泰一次也幹不出來。
高希均擠在光環邊上曝光是跟王又曾一樣不拘顏色的。

台大某教授因為相信《天下雜誌》報導的某未上市公司的未來榮景而參與投資，才不過半年，公司收攤，教授四百萬血本無歸，其中兩百萬是親友的，花了教授三年拼命寫書演講才一一還清，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原來所有的報導都是廣告，全本每頁都有價碼，就是沒有信用與格調。

最骯髒的是最大廣告費來源於政治，多年來五星級市長原來可以年年花數千萬買到，對於動輒幾十億的市政建設來說，幾千萬宣導費簡直就是小兒科。《天下》、《遠見》自甘下流，而今五星之由來大白，且看以後如何排名。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數十年，消耗社會巨大成本，禁不勝禁。《天下》、《遠見》在商言商，遵循西方功利主義，謀求事業最大利益，那也罷了，但別再冠以「文化事業」的招牌，帶頭行騙，玷辱斯文了。敢問高希均/王立行，台灣還有不染詐騙的淨土嗎？

走到21世紀，最先進的文明不是LGBTQ的解放，而是謊言的解放。說謊莫說除罪化，甚且成為時尚。做為全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不但總統川普一天可以講30個謊言沒事，連消毒水都可以治新冠。

所有的廣告都是詐騙，尤其是賣藥。
所有的理財都是詐騙，尤其是股票。
所有的媒體都是詐騙，尤其是BBC。
所有的政客都是詐騙，尤其是盎薩。

高希鈞/張作錦的文章曾經撥動我年少的心弦，現在都已被看透。前者市儈，後者囿於僵固的意識形態，俱無可觀。不是文人相輕，若謂言之有物，我不敢讓，參考「奮起」網站。高/張皆為長期擁有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於今之局，難辭其咎。

郭先生提出「疑美論」（參見《疑美論之關於中國式社會主義與冷戰》），筆者以為「疑美」應該追本溯源擴大到「疑西」。我們五四以來全盤西化的心態，源於屈辱、自卑、崇洋、媚洋，一直走到今天的不疑，都是自我拋棄了「慎思明辨」所釀成的結果。我們是拱手讓出了話語權，才有文中朱雲漢之嘆。

西方啟蒙時代，強者們為了掙脫教會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是強者洗腦弱者的口號，使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只能逆來順受。工業革命初期，在契約自由原則下的工人處境，尤其童工、女工，今天看來，強凌弱一目了然，自由之為惡如此。

馬克思即使沒能替資本主義敲出喪鐘，至少敲響了警鐘。所以資本主義不得不自我調整，才有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工作環境、童工限制、工傷保險、工會組織等等措施，讓早先的契約自由原則變得面目全非。在平等愈趨成熟的社會，自由將愈趨嚴謹。我們早該擺脫西方的思想殖民，以慎思明辨拆解自由平等的口號。不幸的是，雷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卻走在回頭路上，明顯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1980全美前1%的高所得者，平均年收入是50%的後段班平均數的41倍。到了2010，已經變成138倍。

美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是優勝劣敗的進化論，以及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各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就是文明進步的動力。其結果就是合理化的弱肉強食。惻隱之心屬於道德層面，不是法律規定。法律本是道德的最底線，但在美西方標榜法治的社會裡，合法就是最高道德了，奢求惻隱之心於個人主義社會中，不切實際。惻隱之心抵觸了個人主義利益最大化原則，以及進化論優勝劣敗原則，所以在美西方社會中普遍不存在。也許對於幼小是個例外，那比較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則。

東方集體主義不會合理化弱肉強食，所以孫文學說否定天賦人權說，他認為自由平等是後天爭來的。先天有強弱，並不平等，也不自由。他因此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主張強者應服務弱者，以解消或多或少的天生不平等與不自由。但是此種人生觀必須出於強者的主張，弱者無法決定強者。而世上如孫氏般的強者極少有這樣的人生觀。由此我們漸漸意識到，社會需要一個「決定服務弱者的強者」，並且必須強大到足以推動他的決定。

在集體主義下，弱者受到照顧而未被淘汰，違反了物競天擇的進化論，也違反了利益最大化原則。理論上，集體主義要被個人主義淘汰。實際上，中國模式的發展好過美西方模式，差別在於強者之為公抑或為私，其服務對象是少數的菁英強者，還是不分強弱的集體。個人主義演化的結果很難為公，這是美西方內建的阿基里斯腱之一。東方集體主義的專制若是為私，為害甚於美西方的個人主義，但其為公的機率大於美西方，其結果就是中國人兩千年來嚮往的開明專制。有一個決定服務弱者的強者，並且強大到足以推動他的決定。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不是零和關係，再怎麼中央集權也不能沒有地方分權，所以只能說偏中央集權多一點，還是偏地方分權多一點。在孫文學說中屬於均權制度的範疇，並非一陳不變，要看經濟、教育、民情、環境等諸多因素而調整。中央集權(寡頭專制)與地方分權(民主自治)並無制度上好壞之分，都要看為謀小眾之私，或是為謀全民之福。當今世界以民主之名而謀小眾之私者不少於專制治下，專制是被美西方污名化了，特別是當其成效優於美西方的民主時。

美西方要普世化自己的價值觀，重點在於成為世界的領航者，亦即維持單極化霸權。此心不息，麥卡錫主義不死，他必須高舉反共的大旗，指向不同的價值觀，即使無共可反。你說改革開放，他說人民公社、集體農場；你說全民脫貧，他說錯誤革命、生靈塗炭；你說上億人出國觀光，他說百萬人逃亡潮；你說北斗長征，他說土法煉鋼；你說無共可反，他立馬背出共產黨宣言。你要理他嗎？

帝制早已走入歷史，他還揮舞著尚方寶劍；蝶蛹早已羽化飛舞於林間，他還數落著毛毛蟲的醜陋與恐怖。我們曾經批評共產主義的教條，現在全力維護那些教條的正是麥卡錫主義。沒有那些教條，麥卡錫主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看看龐佩奧與布林肯先後訪越邀組小北約，他反的是什麼共？

當年越戰，有個親美的代理人南越政府，結果以兩百萬越南人命結束戰爭。今日歐戰，有個依美的代理人烏克蘭，已死數十萬東斯拉夫人，尚未止戰。明日台海之戰，有個跪美的代理人台灣政府，將死兩岸多少中國人？20萬具棺材就從基隆排到鵝鑾鼻了。我的問題還是回歸到殖民思想，為什麼美國人憑著自由民主的空洞口號，就能驅使別人中了邪似的自己人打殺自己人？我們還要全盤西化，不考慮慎思明辨嗎？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西方民主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非常強調個人，包含了個人主義。社群主義也提倡民主，卻是與個人/自由主義對立的政治哲學。社群主義起於上世紀的80年代，雖曾在學術界頗受重視，但並未撼動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研究者於是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重新強調社群主義是提出的解方之一。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嗎？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又稱為共同體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這種信念來源於認為，人的自我、社會認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構的，與個人主義認為人是獨立個體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在此社群可以小到一個家庭，不過社群主義經常在更廣大的視角下看待社群，社群是擁有共同的利益、歷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人群間的互動。

R. Rajan去年出版《The Third Pillar》(中譯：第三支柱，遠見天下文化)，主張「社區」應該成為民主時代「國家」、「市場」兩大支柱之外的第三支柱。社區是「一群居住在相同區域、同屬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人(人數可多可少)，通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現代國家，如美國，一般有較強的國家和市場機制，但是社區功能則偏弱，作者呼籲下放權力到社區，優化社區的功能和品質。

假使社群主義只是概念，它不可能動搖個人/自由主義的壟斷地位，因為後者已深入人心，而且投人心之所好。R. Rajan所主張的可說是社區主義，社區主義把社群主義落實到居住的社區，是社群主義的實踐和具體化 (雖然他在書中幾乎未提及社群主義)，使社群主義較有可能有具體貢獻，而超越個人/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其眾多社區的好壞差距極大，部份社區(如一些黑人社區)破敗不堪、毫無競爭力，幾乎淪為罪惡的淵藪。因此破敗的社區需要整治，是無庸置疑的。由於在個人/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國家一般並無充裕經費投入社區，也由於社區主義的精神在於社區自治，社區主義並不期待國家負擔社區治理所需的大部份資源，而希望社區成員能盡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太理想化而不切實際了，有能力的社區成員若不滿意其社區，多半會選擇移居到其他較好的社區，而不會選擇出錢、出力改善居住的社區，因為前者比後者容易得多 (這正是書中所述很多社區每況愈下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社群/社區主義能矯正個人/自由主義太強調個人的缺失，然而實際上個人/自由主義已經深入歐美人心，社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搶下一席之地。從過去歷史看，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普遍有所增強，而社區的力量則被削弱，例如居住在公寓裡的鄰居時常僅是點頭之交而已。這看來是頗難逆轉的自然趨勢，也確實削弱民主所需的社區自治，因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實現，也就難以拯救西方民主制度。

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其實比歐美更符合某些社群主義的精神，(部份差異在於)大陸不避諱以國家力量介入社區，因此能優化社區治理。歐美民主國家總想節制國家的力量，又想要優化社區治理，可就難了；而國家若介入社區，恐怕又有政黨在社區內爭權互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