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再突破。歷史性的一刻！雖然很令我震驚。

來見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一眾車馬裝載著六百箱禮品，浩浩蕩蕩地運往北京。馬戛爾尼的座船被插上「𠸄咭唎貢使」字樣的旗幟，彼此因禮儀問題反覆磋商，最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將英國國王的國書呈遞給乾隆。

躲開中國。兩百三十三年後，民國一百一十五年（2026），改由來自臺灣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國安會諮詢委員黃重彥、外交部長林佳龍與駐史瓦帝尼大使梁洪昇集體向史瓦帝尼王母恩彤碧下跪接贈禮，體現臺灣全體官員對這個位於非洲的泱泱大國的最高敬意。

來回跑兩萬五千公里，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王國展開朝貢外交，只圖替臺灣爭取得來不易的對等與尊嚴，這群來自南島的使者忍辱負重且胸懷遠大，深懂入境隨俗的道理。這是未來會記載到歷史教科書中的一段佳話。國人見此奇景，寧不感慨萬千，涕泗滂沱乎？

宋希濂，黃埔1期生。抗戰後期擔任11集團軍總司令，為中國遠征軍主力，在雲南、緬甸邊境與孫立人部合力夾擊日軍，宋因此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其後轉往新疆擔任警備總司令，負責安定西北疆域。民國38年6月擔任川湘鄂綏靖區司令官負責保衛大西南地區，是蔣總統遷台之前最後希望所託。當年11月保衛戰失敗，宋希濂在西康被俘，解送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59年在戰犯所獲釋以後，曾任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會長為中共十大元帥黃埔1期生徐向前）。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市二環區「德勝門」附近，始建於清末。中共建政時將其定名為「北京戰犯管理所」，也稱為「功德林監獄」。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對於國軍被俘的高階將領訂頒處理原則「一個不殺、一個不審、教育改造」。從各地區俘獲的高階人員（「團」級以上幹部）約1000人，送往位於北京的功德林監獄實施教育改造。功德林監獄收容國軍最高級別的將官，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康澤、王陵基、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人。

戰俘的作息安排大致為每天上午出晨操、聴廣播、下田種地及從事勞動。中午休息後安排教師授課，學員閱讀、自修。晚餐後學員分組討論、撰寫報告。戰俘得到了人格、生活和健康的保護，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庭院打太極、作操），也可下圍棋、玩撲克、打桌球，逢節日還可以自編自導表演節目。由於生活飲食均保持正常，這些步入中老年的將軍，身體健康獲得改善，常年在戰場所累積的身體毛病，在戰俘營裡逐漸痊癒。

1959年經過十年的教育改造，中共政府開始分批釋放這些戰俘，讓他們重返社會。釋放後一個月，中共總理周恩來偕同大將陳賡（黃埔1期，早年即加入共產黨）在北京西長安大街的「民族飯店」（中共建政後為接待外賓興建的高級別旅舘）設宴為這些重返新社會的國軍高階將領接風。30年前他們是同學或學長學弟（全都是周恩來的學生），因為政治信仰不同在戰場廝殺多年，如今相聚一片祥和，把酒言歡，回憶黃埔的生活，歲月催人老，將軍們不勝唏噓！

陳賡為湖南湘潭人，1903年生。他與同鄉宋希濓一起搭火車，同住旅店，同時考入黃埔1期。陳賡進黃埔前即加入共產黨，宋希濂擦肩而過未入共黨，從黃埔開始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器重。

民國14年蔣介石東征陳烱明遭到圍困，千鈞危險之際陳賡背負蔣介石逃離險境，救了蔣校長之命。返回後，蔣介石將陳賡留在身邊擔任機要。蔣知道陳賡是共產黨員，多次勸他歸順，陳不從且設法疏離蔣。民國15年黃埔軍校開始肅清共黨，陳隨同周恩來（時任黃埔政治部主任）到上海潛入民間從事諜報工作。

民國20年陳在上海被捕，蔣將他移往南京軟禁，派許多黄埔1期生遊說他加入國民黨。陳始終不接受，與同學互相大吵，同學對他說：以後戰場相見絕不客氣，我們是槍對槍、砲對砲、鋼刀碰鋼刀。多年後這些遊說他的同學，多人淪為陳的戰俘。同學無功而返，蔣介石親前往規勸亦未見效。經過宋慶齡極力營救，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走陳賡，依蔣的性格凡共黨要員拒不歸順者其結局就是，槍斃！

民國19年起蔣動員大軍進剿共黨，黃埔1期生已有多人擔任師、旅長領軍追擊共軍。陳賡逃，他的鄉親宋希濂、好友胡宗南及許多湖南鄉親同學都在追緝他。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前都是陳賡在逃，西安事變發生，全國陷入諮商討論之際，人在西安的陳賡與宋希濂趁隙在某茶舘私會，青年時期的好伙伴因為信仰不同，站在敵對的雙方。

抗戰勝利後，內戰全面爆發。初期，國軍佔有壓倒性的優勢，陳賡在山西南部延續對日抗戰的戰法，以游擊戰方式應付火力強大的國軍。他機靈的引誘國軍疲於奔命追擊無效，在空隙之間找到機會殲擊國軍，胡宗南（陳賡黃埔1期同學）部號稱天下第一旅的黃正誠（黃埔2期）被殲滅遭俘（送進功德林）；黃埔1期同學李鐵軍早先對他說狠話在戰場拼生死，李率3個裝備強大的野戰旅，試圖活捉陳賡，結果被陳打的體無完膚，李自此一蹶不振。

陳賡的戰場在河南、安徽、山東西部，是國共雙方主力所在。徐蚌會戰國軍組成強大的12兵團由陳賡黃埔1期同學黃維領軍，擁有12萬兵力，在安徽東南被陳賡殲滅，陳的同學黃維及學弟楊泊濤等人（均為軍長）被他俘獲送進功德林。徐州剿總司令杜聿明（陳的黃埔同學）被他俘擄，解送功德林。徐蚌會戰後陳賡領軍長驅南下，拿下廣州這個大城，進而大迂廻進軍四川。

徐蚌會戰後國軍節節敗退，蔣總統雖已下野，仍然整編殘部集中於四川，進行保衛大西南。陳賡領軍進攻川東，對手是他的同鄉也是他的黃埔同學宋希濓將軍；國軍防衛川北者是黃埔1期胡宗南，共軍領軍進攻者周士第也是黃埔1期生。4位黃埔1期生捉對廝殺，令人嘆息。國軍失利，胡宗南撤退至台灣，宋希濂被陳賡所屬俘擄。宋在解送北京途中，在長沙稍作休息，陳賡大將適巧在當地，特抽空去探望他。宋仍然戴著青天白日軍帽摇頭嘆氣坐在地板，陳趨前問好並囑咐他好好保重身體。

1953年，韓戰進入末期階段，陳賡受命前往北韓代理彭德懷指揮戰局。經過北京時，陳賡特前往功德林探望黃埔同學及學弟，他將月薪人民幣12元全數買了兩大袋蘋果分享給戰俘同學、學弟，大家將恩怨拋棄一旁，重溫昔日同窗時光。

1955年底旅美科技專家錢學森終於回到祖國，為建設國防科技報效祖國。陳賡當時擔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為中共軍事轉型升級而努力。陳賡陪同錢學森在各地軍事機構考察，錢學森思考如何建構高等級國防力量，研發原子彈、導彈、太空衛星。陳賡依據錢學森需求全力給予支持。當年陳賡問錢學森中國人可不可能製造原子彈，錢學森回答：「怎麼不可能？」。錢學森短短數年間便號召約2700名旅美、歐、俄的中國學人專家投入核武器、導彈、太空衞星的研究。今天中國如此強大的國防科技力量，𦘦基於當年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後陳賡辛勞的奔走各地，心臟病困擾他多年，動過數次手術，1961年與他同様立下諸多戰功的粟裕大將兩人巧合在上海醫院療養，兩位大將難得有此休閒時光，𣈱談以往、憧憬未來。某日陳賡病情再度發作，在夫人坐視之下平靜的離世，享年僅58。他的同鄉，黃埔1期同學宋希濂將軍自功德林釋放後擔任「政治協商委員」，無事一生輕、無憂無慮，經常往返於美國探望子女，經國總統去世後台灣當局同意他來台探望老部下，但臨行前在美國心臟病發作而離世，享年85。兩位將軍都安息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一如當年同進黃埔軍校。

陳賡、宋希濂

最近管虎的《八佰》又火了？很多民進黨支持者與中華民國反共藍認為這是對岸的統戰？諸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電影在片尾中的字卡：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
反對者認為，對日抗戰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以這是統戰話術。

首先，「倡導」跟「領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先敘明。
而且，整段文字的意思，贏得抗戰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是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中國人民，包括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各路國民革命軍，也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以及在敵後淪陷區的東北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冀東抗日聯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等。
所以這段文字其實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接下來就要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在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史觀裡，八年抗戰 (1937-1945）以「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為起點，指全面抗戰階段。
但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裡，十四年抗戰 (1931-1945)：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納入東北局部抗戰。
兩者關鍵差異在於定義視角：八年抗戰強調「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十四年抗戰則強調「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雖然兩者都止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總結來說，十四年抗戰的說法更涵蓋從局部到全面的整個抗日歷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突襲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
但由於國民政府當時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的方針，致使東北前線迅速失守，日軍很快攻佔了北大營，其後更迅速佔領整個瀋陽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隨後不到半年內，日軍陸續侵佔東北三省，其後步步進迫，進攻上海，又將矛頭指向華北地區，企圖侵吞中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民間武裝、義勇軍與地方抗日力量已陸續展開抵抗；其後中共系統亦逐步參與並整編部分敵後抗日武裝，由1931年9月組建的地方抗日武裝力量，到1933年5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組建，1936年2月，正式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我們或許可以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國民政府之所以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方針的苦衷，可是從1931年9月18日之後，一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那聲槍響之前，這近六年之間發生了那些事？

「一二八事變」 (1932年)：日軍在上海製造挑釁，國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擊，爆發淞滬抗戰。
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徹底將中國東北諸省分裂出去。
平頂山慘案 (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屠殺了3,000多名無辜居民。
熱河戰役 (1933年2月-3月)：日軍攻佔熱河，並將熱河併入偽滿洲國。
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1933年)：日軍攻佔長城各口，隨後迫使中國簽署《塘沽協定》，將華北門戶敞開，國軍撤出平津一帶。
「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將華北納入控制，引發「一二九運動」學生反日潮。
日軍兵臨北平 (1936年)：關東軍經長城沿線向關內運兵，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已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之勢。

以上等等，均是大日本帝國通過一系列蓄意製造的「事件」和「慘案」，步步蠶食中國領土並殘害軍民。這近六年內，日軍採取「以戰逼談、步步進逼」的手段，透過局部軍事衝突與製造恐慌，不斷擴大在華北的影響力，最終在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展開全面侵華戰爭。

所以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答案是：
八年，講的是全面抗戰。
十四年，講的是整體抗戰。
前者強調1937年後的全國總動員。
後者補上1931年後已經開始流血的六年。
兩者不是互斥，而是層次不同。

真正錯的，不是講八年。
真正錯的，是把1931到1937這六年從抗戰史裡整段刪掉。
因為從瀋陽北大營第一聲槍響開始，中國人就已經在打了。

1937年，不是抗戰開始。
1937年，是全面抗戰開始。
所以這場仗，說打了八年，沒錯。
說打了十四年，也沒錯。
因為前六年，有人已經先流血了。

還好不管是打了14年還是8年，最後中國人民終於還是打贏了。
歷史的維度不應該只有一種。
八年，是國家機器的正式開戰；
十四年，是民族靈魂的覺醒與自救。
這兩者並非互斥，而是層次的不同。

這篇圖文，獻給所有不該被遺忘的先烈。
但願朝陽長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時光穿越滿目瘡痍，好想與你們抵擋槍林彈雨，那些年戰火如麻，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如果有一天我們還能再相遇，我一定會告訴你，這盛世如你所願，山河無恙，國泰民安。

今天在宜大參加郭雨新校友特展開幕典禮，看見有人誇誇其談在罵胡適，並散發四頁新聞稿，裡面兩頁談著雷震辦中國民主黨因此坐牢，胡適毫無表示，並且沒有探視雷震，文中還說殷海光與周棄子對胡適先生極度失望，相比郭雨新先生擔任該黨的常委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召集人，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貢獻，胡適與郭雨新相比差距甚大。然而，胡適真沒有對雷震案做任何表示嗎？

民國四十八年（1960）雷震案發生後，胡適人在美國。他立刻致電陳誠副總統批評逮捕雷震「甚不明智」，並指出外界會認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摧殘言論自由；他強調「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不應被視為叛亂，胡適並致電外交部，內容同樣批評這種作法，他還寫信給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請其轉告蔣中正要求把案件交司法機關，並對外國記者替雷震愛國與反共的立場辯護。

當年的11月18日，《胡適日記》記載胡適回到臺灣後求見蔣中正，胡適強烈批評雷震案的軍法審判程序太倉促，這樣的審判會讓我國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兩人有很激烈的談話。《蔣中正日記》則在11月19日指出對胡適的說法採取置之不理策略，只回答雷震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並用「卑劣之政客」這種難聽用語罵胡適，顯見兩人談話很不愉快。

胡適私下做許多事情，但的確沒有親自去看雷震，根據《余英時談話錄》的說法，這是因胡適不願意把探監變成媒體表演或政治表態，這在當時已是國民黨高層或情治系統關注的政治問題，而不是普通朋友探監這麼簡單而已。余英時轉述說胡適講過「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因為記者已經在等著他；外界會把探望解讀成胡適公開表態支持雷震。胡適還說，雷震「會知道我想念他」。

余英時因政治態度的關係，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無不洗耳恭聽。結果，今天卻聽見有人公開表示胡適什麼都沒有做，藉此表示胡適對民主政治的貢獻不如郭雨新。我不知道西瓜與香瓜誰會比較好吃，但我卻知道人如果不讀歷史卻愛拿歷史來說事，這是對歷史的莫大嘲諷。在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胡適有胡適的貢獻，郭雨新有郭雨新的貢獻，不要學中共罵胡適來捧他人，這會適得其反。

我本無惡意，且人微言輕。但，大學，始終該是個說真話的環境。

幫蔣介石設計了天下，卻被自己人暗殺：民國第一謀士的死局。
1936年10月25日，漢口海關大樓前的輪渡碼頭。
一聲槍響，劃破秋日的寧靜。一個身穿長衫的中年人應聲倒地。他最後的動作，是伸手去捂胸口湧出的血。
這個人，是被蔣介石視為「臥龍鳳雛」、被西方外交界稱為「南京政府的大腦」的——楊永泰。

訊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在官邸痛哭失聲，拍桌大罵：「楊永泰死了，我從此斷了一隻手臂！」
但弔詭的是，國民黨內部其他派系——管黨務的陳立夫、陳果夫，帶兵的黃埔系將領——聽到這個訊息，雖然面上悲痛，心裡卻都長舒了一口氣。
一個幫蔣介石「削藩」、幫國民黨把版圖從江浙一隅推向全國的大功臣，為什麼會成為全黨公敵？
因為楊永泰做了一件在那個年代堪稱「逆天」的事：他試圖在一個靠槍桿子說話的江湖裡，建立一套文明人的規則；他想用手中的一支筆，去指揮那百萬支槍。

第一章：隆中對，那個讓蔣介石醍醐灌頂的下午

楊永泰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他是舊政客出身，甚至跟過蔣介石的死對頭。
但在1928年的那個下午，他和蔣介石的第一次深談，徹底改變了民國的歷史走向。
當時的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實際上焦頭爛額。北有馮玉祥、閻錫山擁兵自重，南有李宗仁虎視眈眈，內部還有汪精衛搞分裂。蔣介石手裡的牌，其實爛得一塌糊塗。
他對楊永泰說：「這局勢，怎麼破？」

楊永泰微微一笑，拿出一張地圖，丟擲了著名的「削藩策」：
「對付馮玉祥，要用經濟手段，因為他窮，也沒地盤；對付閻錫山，要用政治手段，因為他愛權，喜歡搞獨立王國；對付李宗仁，要用軍事手段，因為廣西兵能打，必須在戰場上打服；而對付共軍，要用行政手段，『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這幾句話，如同一道驚雷，劈開了蔣介石腦子裡的迷霧。在此之前，蔣介石只知道打仗、收買、暗殺。是楊永泰告訴他：「領袖，打仗是下策。最高級的玩法，是搞政治設計。」
從此，楊永泰成了蔣介石身邊的「隱形宰相」。凡是蔣介石搞不定的軍閥，楊永泰總能拿出精準的「手術刀」方案。中原大戰蔣介石能贏，一半功勞歸錢（宋子文），一半功勞歸謀略（楊永泰）。

第二章：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那個被誤讀的戰略天才

楊永泰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搞陰謀，而是搞陽謀。
他在戡亂時期提出了著名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句口號。其實，這是楊永泰為國民黨設計的一套「政權下鄉」的系統工程。
他發現，國民黨之所以打不過共軍，是因為共軍有老百姓支援，而國民黨只有兵。國民黨的政令，出了縣城就是一張廢紙。
於是，楊永泰在江西搞實驗。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修碉堡封鎖經濟，搞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他的邏輯很冷酷也很有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讓行政權力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每一個村莊。誰不聽話，就連坐；誰支援政府，就給鹽吃。

這一招毒辣至極。共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除了自身指揮失誤，楊永泰這套「鐵桶合圍」的行政絞殺戰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將軍曾感嘆：「在南京政府裡，只有楊先生懂得，戰爭不僅僅是殺人，更是一種資源的控制力。」

第三章：行政院裡的獨裁者，動了誰的乳酪？

如果楊永泰只停留在出謀劃策，他或許能活很久。但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改革家。他想建立一個「新政學會」，一個以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集團，來取代那些腐敗的黨棍和粗魯的軍人。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搶黨務部門的權。他認為陳立夫、陳果夫搞的那些黨務工作（CC系），全是虛頭巴腦的洗腦，沒用。他主張「黨政分開」，實際上就是讓黨部靠邊站，行政系統說了算。這直接挖了CC系的祖墳。

第二，削軍人的權。他經常在蔣介石面前說：「軍人只能打仗，不能管民政。」他試圖把地方上的財政權、人事權從軍閥手裡收回來，交給中央派去的文官。這讓黃埔系的將領們恨得牙癢癢。

第三，搞小圈子。楊永泰太狂了。他仗著蔣介石的寵信，對同僚極盡排擠。張群、黃郛這些大佬，見了他都得繞著走。他的「新政學會」網路遍及朝野，儼然成了「第二中央」。

在美國外交官的檔案裡，有這樣一段描述：「楊永泰先生正在試圖建立一個高效的法西斯式文官政府。他的這種精英主義傲慢，正在讓他成為全中國最孤獨的人。」

第四章：漢口碼頭的槍聲，是一場必然的屠殺

1935年，蔣介石為了保護楊永泰（或者也是為了平衡派系矛盾），把他外放到湖北當省主席。這看似是重用，實則是把他推向了火坑。
在湖北，楊永泰依然死性不改。他大刀闊斧地整治吏治，打擊貪腐，甚至把手伸向了當時最黑暗的鴉片稅和軍運。這直接觸動了當地軍閥和國民黨特務系統的核心利益。

CC系的人早就想殺他了。當楊永泰離開南京那個權力中心，來到這個江湖氣極重的武漢碼頭時，他的死刑判決書就已經寫好了。
那顆射進他胸膛的子彈，名義上是某位「愛國青年」所為。但稍微懂點民國政治的人都知道：這是國民黨內部舊勢力對新派改革的一次集體絞殺。那個開槍的殺手，背後站著的，是無數雙在暗處冷笑的眼睛。

第五章：一個謀士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楊永泰死了。
他死後，國民黨內部再也沒有人能提出像樣的頂層設計。那個龐大的黨國機器，重新回到了「抓壯丁、喝兵血、搞派系鬥爭」的老路上。
楊永泰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近代中國轉型的悲劇。他試圖在一個前現代的社會裡（軍閥割據、封建迷信、文盲遍地），強行植入一套現代的行政邏輯。

但他忘了兩點。
第一，他的老闆蔣介石，本質上還是個新舊參半的軍閥。蔣介石需要楊永泰的術，但並不信任楊永泰的道。當楊永泰威脅到各派系平衡時，蔣介石的保護傘也就撤了。
第二，沒有基礎的改革是空中樓閣。楊永泰想用文官壓制武將，但他手裡沒有槍。在槍桿子就是硬道理的民國，秀才遇到兵，不僅有理說不清，還會丟了命。

歷史往往由勝利者書寫，但有時候，失敗者的背影更能引人深思。
楊永泰是個權謀家，但他也是那個爛透了的國府裡，少數幾個想幹實事的人。
他以為自己是執棋者，可以算計天下。卻沒想到，在那個禮崩樂壞的亂世棋局裡，棋子不僅會造反，還會跳起來把棋盤給掀翻了。
他的死，宣告了國民黨從「行政建國」向「軍事獨裁」的徹底墮落。而這種墮落，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局勢的徹底轉變。
所謂的「民國第一謀士」，終究謀得了天下事，卻謀不了身後身。

如果不是因為希特勒的形象實在太差，手上沾滿鮮血，不然的話他與艾娃的愛情故事，真可說是千古無雙，驚神泣鬼。

這個女孩18歲的時候就跟著他，那時候他還是一個街頭運動者，在講究階級的歐洲社會中沒有任何人看好這一個來自奧地利的流浪漢能有多大作為。可是這個女孩就一直跟著他，無怨無悔，不離不棄，哪怕他入獄之後，女孩經濟陷入困難，就去餐館端盤子也沒有變心。等到他出獄之後事業越搞越大，這個女孩就只有安靜的跟在他身邊，不吵不鬧，不鋪張浪費，從來不過問國家大事，也從來沒有提過自己要第一夫人的名分。

根據希特勒身邊的人回憶，希特勒多次表示唯有回到博斯加登的別墅，見到艾娃之後才能讓他真正放鬆，而且幾乎可以證明，希特勒就算發達之後也沒有別的女人。

後來，戰局終於逆轉，敵人從四面八方圍殺過來。希特勒不只是面對自己的窮途末路，身邊的人，那一些昔日高喊萬歲的同志，現在紛紛背叛。但是這個女孩還是堅守在他身邊，一直守護到最後一刻，本來已經安排好飛機讓她逃走，可是這個時候36歲的她果斷表示拒絕。
「沒有你的世界，我也不想要留下！」這是女孩堅定的言語。
她這一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等待男人給她一個婚禮。最後兩人舉辦了一個簡單的婚禮，女人幸福的微笑，這一生已經無所求，這就是她要的全部。

男人殉國，女人殉情，一起澆上汽油，一起化成灰燼，我們的事業可以失敗，但是我們的精神與身體不可以讓敵人羞辱。這一生統治世界的夢想沒有達成，那我們就共赴黃泉！

這種愛情故事，真是千古無雙。

最近藍血人們很興奮
因為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居然可以用黨國抗戰宣傳
來打擊台獨
真是開心的不得了

但當大家都在高呼八百時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
無論是台灣的《八百壯士》
或是大陸的《八佰》
這個美麗敘事的結局
基本都是八百壯士
退入上海公共租借後結束
可故事就這樣完了嗎？
或許還有人知道謝晉元後來被殺
但…然後呢？

八百壯士是黨國美麗的抗戰宣傳
事實上他並沒有起到
蔣介石想要的獲得國際觀瞻
來阻止日本侵略
西方根本對日本的侵略不聞不問
而真正來支援中國抗戰的蘇聯
卻被黨國歷史抹去、消失了
死守四行倉庫的結果
是白白犧牲了一批人
卻一無所獲

而為了這個國際觀瞻
造成淞滬戰場的全線崩潰
間接導致了南京的失陷
八百壯士們
在日軍攻入公共租借後
被日軍送到不同地方去做苦工
最遠的甚至送到新幾內亞
客死異鄉的
等到2008年因媒體披露
台灣方面才派人去迎靈回來祭祀
那再下一個問題
活著的八百壯士呢？

以下大家可以參考閱讀
謝晉元的次子謝繼民的回憶：
1941年為了一家生計
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輾轉5省去見蔣介石
卻得到答覆
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
等抗戰勝利後
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
父親殉國後
國民政府特別撫恤5萬元
母親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
凌維誠用這些錢買了3畝地
自己耕作
維持一家8口的生活

抗戰勝利後
凌維誠帶著4個子女前往上海
由於錢款不夠
路上走了整整兩個月
為了讓小孩上學
凌維誠又去南京找蔣介石
宋美齡接見了凌維誠
答應將情況轉呈蔣介石
但後來就沒了回音

為了4個子女的讀書問題
以及八百壯士倖存者的居住、工作問題
凌維誠四處奔波
但各部門之間
都相互推諉毫無結果
大家想過一起開公共汽車維繫生計
還組織過工業服務社
生產毛巾、襪子、肥皂等
但都以失敗告終

上海解放後
凌維誠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
將自己與孤軍官兵
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進行了描述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指出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
其遺屬應致照顧
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
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
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資料來源：〈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網址：http://www.huangpu.org.cn/……/t20130726_4502237_2.html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

民國34年07月07日發行、由紐約「美國鈔票公司（American Banknote Corporation，成立於1858年）」承印的平等新約紀念郵票，中華郵政的說明如下：

北伐成功，政府遵照國父遺囑，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迨抗戰發生，我國在國際間地位提高，（民國）30年美國首先表示願放棄在華特權，修改不平等條約，雙方且經換文。嗣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國與反侵略各盟國並肩作戰。（民國）31年10月10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我政府，自動放棄在華領事裁判及駐軍等特權，並願依平等互惠原則改訂新約，至（民國）32年1月11日，中、美、英3國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兩地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同年5月20日互換批准書後，正式生效。

紀念票圖案左邊上半部為中國地圖，旁立和平神，手執火炬，光芒照耀全國，下繪中、英、美3國國旗，右邊盾形框內，為領導全民抗戰爭取民族自由平等之蔣主席肖像，下端花框內第2行「民國32年」，地圖上並刊「1943」，為簽約年份。紐約美國鈔票公司以雕刻凹版印製，另以膠版套印國旗紅藍2色。

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直接民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地方自治實驗。他仿照美國聯邦制理念，制定《廣東省憲法草案》，在縣級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試圖將廣東建設成為模範省。然而，這場民主實驗卻成為他與孫中山決裂的導火線，最終導致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逐出廣州，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選舉不是最高的目標，中國的統一才是。」這場百年辯論，在今日依然迴盪在歷史的長廊中。

一、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歷史矛盾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衝突，表面上看是政策分歧，實則是根本政治理念的對立。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中國應學習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通過協商實現和平統一。他在廣東的治理確有成效：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並推動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的成立。

孫中山則認為，在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的背景下，必須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通過武力北伐實現全國統一。他將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主張「訓政」是必要過程，因為人民需要被「訓育」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根本理念的差異，使得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二、民主選舉與國家統一的優先性之爭

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的縣長民選，雖是中國地方自治的先聲，卻也暴露了局部民主的局限性。儘管選舉本身具有進步意義，但孫中山認為，若地方自治妨礙國家統一進程，則必須讓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目標。

這種矛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突出。孫中山曾坦言：「護法不過矯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 在他看來，國家統一是實現真正民主的前提，沒有統一的國家，地方民主再完善也難以持久。

三、歷史的教訓與當代啟示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提供了關於國家統一與地方民主關係的重要歷史教訓。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看，孫中山的統一理念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確實更能夠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理念雖然有其合理內核，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難以解決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國家統一是民生發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任何地方性的改革和建設都難以長久。這並非否定地方自治的價值，而是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協調統一。

四、當代意義：統一與發展的平衡之道

從當代視角來看，孫陳之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統一與地方發展應當相輔相成。過度強調中央集權可能壓制地方活力，而過度強調地方自治則可能削弱國家凝聚力。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應當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表面上看是島內政治力量的博弈，實則深受兩岸關係大格局的制約。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改變不了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

結語：歷史的智慧與未來的道路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故事，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它提醒我們，國家統一是發展的基礎，而改革開放則是發展的動力。

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惟願我中華民族統一於一尊，然後可以圖存於世界。」在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這一永恆命題上，我們需要繼續以歷史的智慧，探索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平衡之道。

歷史從不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的思考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與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選舉只是手段，統一才是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