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1959年靖國神社低調的將1,000多位B（乙）、C（丙）級戰犯的名字給迎入了神社內合祀。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A（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筑波藤磨（1905～1978），但筑波並沒有把他們迎入神社內祭祀，即使受到國內右派的強大壓力，但他始終堅持A（甲）級戰犯是「戰爭的責任者」，所以反對把他們給迎祀進靖國神社內。

其實早在前一年（1965年）7月，筑波藤磨就自己提案給靖國神社的「總代會」（類似於董事會）並獲得同意，在拜殿左側建造了一間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用來祭祀幕末嘉永六年（1853年）以來因反幕戰爭死亡但沒有被迎入祭祀的孤獨亡靈，例如西南戰爭中的反政府戰死者。

筑波藤磨，原名藤磨王，其遠祖可追朔至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北朝第三代天皇崇光天皇的皇子榮仁親王（1351～1416），為日本南北朝時代兩大皇統之一持明院統的嫡流。或許是因為自小身體虛弱、也或許是不喜歡打打殺殺的軍事活動，因此筑波藤磨沒有跟隨當時的軍國主義風潮成為一個職業軍人，而是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師從著名日本史學家黑板勝美（Kuroita Katsumi，1874～1946）學習歷史。因為是日本皇族的關係，筑波在1925年就被推選為貴族院（上議院）議員。但淡泊名利的筑波，在1928年7月向天皇請求脫離皇籍，之後被賜姓「筑波」，被封為侯爵。而早在他大學畢業之初，筑波藤磨就自費在自己位於東京代代木的家裡成立了「筑波歷史研究室」，每年都出版史學文獻目錄《國史學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筑波藤磨從1946年1月25日開始一直到1978年3月過世為止，擔任靖國神社的宮司長達32年。

筑波藤磨過世後，新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為二戰日本海軍少校退伍）就在同年10月17日趁著舉行秋祭的機會，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把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偷偷寫入靖國神社的【靈璽簿】內，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搖身一變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政治舞台。軍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對於所謂的「東京審判史觀」是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即使是A（甲）級戰犯，獲死刑的戰犯和戰亡者並沒有什麼差別。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右翼分子藉著迎入這些甲級戰犯來否定戰後的「東京大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及日本應負之戰爭責任。

為避免引起亞洲鄰國的反感與抗議，此後昭和天皇便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明仁天皇於1989年繼位之後也未入社參拜。而在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曾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

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

老早以前我就聽過「共濟會」的大名，有正面的傳說也有負面的。《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1]）可算是相當持平的介紹共濟會在全世界的歷史。

共濟會始於16世紀末的蘇格蘭，當時的蘇格蘭國王是詹姆士六世，他任命貴族知識分子William Schaw為「皇室建築總管」，Schaw召集很多技術高超的石匠（free mason，所以共濟會員被稱為freemason）來設計建造皇室建築，這些人形成最早的共濟會。1603年起詹姆士六世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開啟了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逐漸形成現代的英國，隨著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共濟會順勢傳播到全世界。

早期共濟會的規範就是中世紀石匠奉行的《古老職責》，後來逐漸調整適用於一般人，形成1723年發行的《共濟會憲章》，1738年修訂，基本確立了共濟會的體制。共濟會頗受啓蒙思想和神祕主義的影響，其宗旨包含道德、博愛、自由（主要是宗教自由），尤其強調會員間如兄弟般的友誼；但會員必須是男性，生來就是自由之身。共濟會有很多古怪的儀式，又要求會員嚴守會內祕密（洩密有嚴重後果），因此產生神祕的形象，讓外界猜疑。

共濟會會員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為了拓展人際關係而加入，以利於自己的事業生涯。共濟會雖然並無政治主張或宗教傾向，隨著其在各國的大幅增長，有時難免涉入政治或宗教衝突。譬如：

當年的天主教很反對共濟會，甚至曾迫害一些共濟會會員。
在德國地區（當時尚未統一）的光明會（1776―1784）是有政治野心的祕密組織，其領導人加入共濟會並掌控一會所，以擴大其聲勢，使共濟會招致叛亂之名。
拿破崙統治意大利（當時尚未統一）和其後的王國復辟期間，意大利出現不少祕密結社和政治暴動，如燒炭黨、敲鍋黨，都與共濟會有關。
共濟會有助於英國對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統治，英國官員和殖民地菁英都成為共濟會會員，化解双方的隔閡。
進入20世紀的歐洲，共濟會被認為與猶太人有關聯，導致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壓制甚至迫害共濟會，西班牙一直持續到1975年獨裁政權下台。

美國是共濟會最成功的地方，至少14位美國總統，包括美國國父華盛頓，都是共濟會員，這大約是因為共濟會的宗旨符合美國建國的理念，然而共濟會卻無助於解決黑人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早在1778年由普林斯霍爾領導的15名黑人就組成一共濟會所，卻無法獲得美國共濟會所的承認，他們只好向倫敦總會所陳情，在1787年獲得承認。南北戰爭期間，該會所召募組成黑人部隊54軍團，有頗多戰功，卻仍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對待。

共濟會在美國一直很興旺，但到1960年代開始愈來愈萎縮，書中未明說原因，大約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1] John Dickie《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方言文化，2026。（The Craft: 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

《槍炮、病菌與鋼鐵》（[1]）算得上是關於人類史的名著，翻譯成幾十種語言的暢銷書。書中有一章，第十六章，談古代中國，把其主要觀點也套用於古代中國。然而作者看來並不了解古代中國，其觀點其實不能適用於古代中國，甚至有毀謗中國之嫌（作者應非故意）。

書中的主要觀點：

人類社會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地理環境，古文明出現在西南亞、中國，因為當地有較多適合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於是從居無定所的漁獵生活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造成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以及致命病菌的滋生，也造成社會的分工和政治組織的出現，從族群到部落、酋長管轄，再形成國家。同時隨著社會愈來愈複雜，於是產生文字和技術的持續進步，如產出銅鐵、槍炮等等。

社會的生活方式，會向周圍地區傳播，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緯度相近，因此容易傳播；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是南北向的，又有不少地理的阻隔，因此不容易傳播。

在地理大發現以前，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美洲、澳洲和北非以外的非洲，幾乎是彼此隔絕的，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遠比其他各洲優越，導致多方面的長期進步，而其他各洲幾乎一直停留在漁獵生活方式，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因此能夠殖民其他各洲。

書中主張：中國很早就統一，現在（寫書當時）12億人口中超過8億都說普通話，是因為華北的華夏民族最早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形成國家、產生文字和技術進步，於是能征服周邊的異民族，就像歐洲人殖民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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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類比完全不合理，歐亞大陸與美洲隔絕了幾千年，造成社會發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歐洲人能輕易征服美洲土著；華夏民族與周邊的異民族並未隔絕，華夏民族的任何社會進步，多半不久就被周邊的異民族所仿效，華夏民族因此沒有多大優勢，難以征服周邊的異民族。中國很早就統一，另有原因：

周公（約西元前1000年）創建的「天命」和儒家思想有普世性（因此少有民族歧視），各民族的領袖只要實行德治，都有可能得到「天命」，而成為「天下」之主，很有助於民族的融合。當時中原周邊有很多異民族，其語言、文字多半仍較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華夏民族因此逐漸形成龐大的漢族。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史記》應該是記錄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說），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雖然這是神話式的虛構，卻也有助於民族的融合，而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為了利於統治，大多也自稱黃帝的後裔。

所以中國的統一與歐洲人殖民世界大不同（參見《獨特的中國文明，有殖民嗎？》）。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2018重印）（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義號召下，決議「團結禦侮 一致對外」。抗日戰爭進入中期以後雙方漸生閒隙時而發生武力衝突。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兩黨分別在各地爭搶地盤，大規模衝突隱約可見。

1945年8月，蔣委員長力邀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談和平協議，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居間為證。為保障毛澤東人身安全，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主席等人一同搭飛機自延安前往重慶。毛主席穿戴周恩來為他挑選的英式禮帽（國父經常使用），舉止略顯「鄉土」（毛平日喜與農民接近）。因為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神情顯得有些緊張，赫爾利親切問毛搭飛機的感覺，毛回答說：「我還是覺得腳踏實地比較好」。毛澤東等人在重慶停留約43天，當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共有7個大要，但實質上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那只是個意向書，把具體的問題留給日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雖然簽訂了和平意向書，但雙方均積極佈署武裝力量，內戰已在許多地區爆發。主要戰場包括：長江下游江蘇省中部以北至徐州以南地區、山西省東南部、美國協助將華南國軍以空運方式載往東北及華北，共軍自華北、江蘇、山東輸送兵力進入東北。

民國34年12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卸任軍職，總統杜魯門指派他以總統特使身分來華調停。他在35年1月初分別向蔣、毛出具備忘錄，要求雙方停火止戰。歷經半年時間，調停澈底失敗，國共雙方大打出手。國軍在武力、裝備方面佔全面優勢。蔣委員長預期在短時間內澈底消滅共黨，共軍則以運動戰、游擊戰方式避實擊虛迎戰國軍。調停期間，民國35年5月至7月馬歇爾曾8次親往江西盧山面見蔣委員長，但終以條件未合，國共談判破裂，馬歇爾悵然離去。

35年下半年國軍發動全面進攻，當時共軍主要大本營為：陝北延安、山東臨沂、河北張家口、東北哈爾賓。國軍在這些區域均佈署重兵分進合擊期望殲滅共軍。民國37年以前國軍採取戰略攻勢，共軍則為戰略守勢。

馬歇爾調停失敗，國軍開啓全面大戰。首先選擇目標就是共黨盤據已達10餘年的陜西延安。該地區自抗日戰爭前即已成為共黨的精神堡壘，也是共黨號召民眾、凝聚民心及培訓黨、政、軍菁英幹部的搖籃。國軍決心剷除共黨的窩底，調派大軍責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統一指揮。兩路大軍，整編第1軍、整編29軍，分別駐紮於伊川及洛川。整編軍於抗日戰爭時間相當於集團軍，兩位軍長董釗、劉勘，連同總指揮胡宗南均為黃埔一期生，其陣容可以想見一般，總兵力達23萬人。共黨防禦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

國軍自當年3月13日起向北方展開鉗形攻勢，目標除了攻佔延安外尚包括肅清陝西境內所有的共軍。當時延安共軍雖然無實力抵擋國軍，但表現得從容與鎮定，因為胡宗南的近身機要秘書即為周恩來安排的地下黨員熊向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胡宗南選擇他擔任機要秘書多年，國軍的舉動他很徹底的通報延安，使毛、周得以展開周密的佈署。

熊向暉為一有抱負的青年，見到當時國家社會的混亂與不公，選擇加入共黨，中共建政以後他曾經出任中共駐日大使。他與一些其他地下黨員的事蹟大陸近年來有許多報導，大陸民眾自電影、電視劇瞭解這些地下黨員對共產政權建立的貢獻。

國軍戰事進展順利，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以保存實力。共軍許多戰士力主與延安共存亡，因為延安是他們的精神堡壘。毛澤東極力安撫，他說：「地失人存，人在地還在；人亡地在，人失地也失。」經過勸說，共軍同意撤守。

毛澤東撤守，他說：「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其佈署大致如下：

中央黨部一分為二，由朱德、劉少奇兩位常委率領同志東渡黃河，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建立黨中央。陝北由彭德淮、習仲勳（習近平父親）組織防禦部隊保衛黨中央。毛、周及另位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分別以化名遊走於陝北的山間。毛澤東暫不東渡黃河其實是他的策略，他率領所屬大打游擊戰，以3萬兵力誘使國軍調派主力部隊約23萬人入陝，使關內中原地區無多餘兵力進剿共軍。陝北地區多為山間小路，國軍雖擁有許多重兵器，但很難在那裡發揮作用。

36年3月25日國軍順利進入延安，共軍僅留下少許老弱殘疾者充當俘擄。毛澤東在他的辦公桌上留有字條「胡宗南來到延安，既上不去也下不來，嗚呼哀哉！」（近期美國伊朗戰爭，美國陷入泥淖，其景況使我想起國軍攻打延安的往事。）毛澤東撤離延安，國軍銜尾追擊，始終未能補捉到主力，晚間在山區，雙方可遠觀對方的營火。毛澤東得意之餘寫打油詩「大路通天，一人一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毛在撤離延安時要求彭德懷在1個月內消滅國軍1個團以提振共軍信心。彭德懷1星期後便在距延安僅20公里的青化砭小鎮殲滅國軍整編旅，俘虜旅長李紀雲及士兵4700人，其後陸續在蟠龍鎮、羊馬河殲滅俘擄國軍近萬人，共軍稱其為陝北三捷。

國軍胡宗南焦慮萬分，多次要求增兵，可是敗仗接連發生。民國37年2月中旬共軍以「圍點打援」之計包圍伊川，誘使國軍主力整編29軍自洛川來援，共軍在位於洛川、伊川的山間設下埋伏，國軍落入圈套。37年2月28日軍長劉勘率部進入小鎮「瓦子街」，大軍遭到埋伏在四周山地的共軍猛烈的攻擊。國軍受重創無法突圍，旅長李達、周由之戰亡，師長嚴明、軍長劉堪自戕殉國，寫下國共內戰國軍最悲慘的一頁。

劉堪，黃埔1期生，抗日作戰英勇有功，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沒想到犧牲於內戰，共軍元帥彭德懷也為之扼腕。政府遷台以後，陸軍官校於鳳山復校，學校有一教學樓命名為「劉堪」樓，以為後期學生的榜樣。

「瓦子街」戰役後，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7年4月27日共軍收復延安。自民國36年3月18日共軍撤離，僅大約1年多後共軍重新回到聖都。這1年多來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為躲避國軍追擊，四處流竄，行程總計約有1000公里。途經延安、延川、清澗、子長、綏徳、靖邊、米脂、安塞、吳堡…等12個縣城，停留過38個村莊。停留時間最短的僅數小時，最長者為4個月。其中超過1個月的村莊為王家灣、小河村、楊家溝，現今當地都建有紀念舘緬懷過往的革命歲月。

36年12月毛澤東率黨中央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歷經8個月流離，在陝北找到一個比較安定舒適的環境。當地窑洞主人是北大畢業生，熱情接待中共，騰出許多窑洞由中共隨行人員使用。由於戰爭情勢逐漸好轉，毛澤東停留在當地，擘劃新的一年如何發展。37年3月西北戰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3月初「瓦子街」戰役，國軍西北剿總主力整編29軍被殲滅，共軍估即將收復延安。當年毛澤東誓言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即將實現。

中共另一黨中央，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坐鎮於河北省平山縣。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議將兩者合而為一，黨中央設址於西柏坡，毛澤東前往主持大局。37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來到陝北吳堡縣黃河邊登上預先準備好的大木船划過黃河，在對岸山西臨縣渡口下船，繼續東行，來到五台山時因山區大雪，毛、周等人在寺廟住宿3晚。離開時，寺廟住持為其卜卦，卦有言，毛將在1年後完成建國大業。5月3日毛、周等人抵達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會合。

西柏坡是一個約有80個住家的村落，處於華北平原與太平山的交會處。在西柏坡毛策劃與國軍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共軍大獲全勝。民國38年3月共軍進入北平（當時北平尚未易名為北京）。

全國統一在即，共黨中央由西柏坡前進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香清別墅」籌建新政府（按 國父逝世後在移靈南京前，曾暫厝於香山碧雲寺）。38年共黨中央入駐北京中南海，38年10月1日毛澤東於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俯瞰延安城，市中心古城樓，當年國軍由此進入延安

民國36年11月毛澤東打游擊，一行來到陜北榆林的「楊家溝」

民國37年7月初毛澤東一行來到河北山間的西柏坡，策劃攸關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