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如何從文字看到文明的端倪與演進？筆者選擇「辰」這個在甲骨文中就出現的文字來解析，辰的造字本意是蚌殼一類的水生物，因為辰被假借為地支第五位，就另造蜃字。

辰因其特有外觀，而有星辰、嘴脣的用法，辰的外表看起來有一層又一層的線條，而古人觀星，發現星座排列也是一層一層地上去，就有了星辰的說法，因此辰並不是指某顆星或星座，而是空間的概念，北辰就是指北極星居中眾星拱之，地位無上，所以古人不太敢將辰用在名字上。

辰、層音近並不是偶然，在上古二字可能同音，古人造字有音近義也相關的傳統；時辰是古人認為時間也是一層一層的關係，海市蜃樓中的蜃樓，也是幻影一層又一層的比喻，沈括《夢溪筆談》的<異事>、蘇軾《登洲海市》都有談到海市蜃樓這個議題。

辰分上下兩部，具開合作用，而人的嘴脣也是如此，脣字就被造出來了。
辰其殼薄但是有一定的硬度，古人將辰用來鬆土、除草等農作，農字就造出來了，農上半部的曲是指田地，農另有莀、辳、𨑇等異體字，耕作工具統稱為耒，耕作時的反覆動作為辱（現做耨）。

將辰的邊緣磨成鋸齒狀，可以用來割麥稈、稻稈、瓜、果，辰以產於海中者為佳。辰也可以用來做砭，磨成鋸齒狀的辰也是砭的一種，《黃帝內經》記載，砭、鍼、灸、藥是華夏四大醫術，請注意巫並不在四大醫術之列，砭是石器時代的外科工具，《針灸大成》的九針都是砭的範疇，鍼是用來刺入俞（腧）穴治病，石器時代的鍼，是用隕鐵磨製而成。

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字具有上千年文明記憶與眾多文化意涵，辰字可以衍生出多意，由辰孳生出的字卻可能只有一個意，如農就是耕作，脣只有嘴脣義，這正是華夏文明有變易的靈活性與不易的穩定性。

中國文字具有多樣資訊，這些資訊進入大數據庫，可以提高人工智能思考的深度與廣度，人工智能用中文思考，肯定會比拼音文字佔優勢。

辰用來作耒與砭，在人類發展史上，只有華夏人使用，或許其他人種也用過，但是沒有考古證據，這種在水邊俯拾即得的普通物品，為什麼只有華夏人懂的拿來使用？歐洲人自詡為世界文明的引領者與開拓者，同一時代歐洲人又是如何耕作？

西元751年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時代，種植黑小麥產出比是一比二，同時期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二十，變數是沃與水；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四十至七十。中世紀歐洲農業革命之後，公元1300年代黑小麥產出比提升到一比三、四，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三十；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六十至八十，一年兩收可達一百二十以上。上述產出比數值皆查詢豆包（AI）而得，歐洲如何耕作的問題，讀者自行想像即可。

近代之前或者說殖民世界之前，歐洲人生活的很辛苦，迷信或禁忌一大堆，如：數字十三、星期五、狼、月圓夜、黑貓、異教徒、女巫，都會讓歐洲人忐忑不安。以狼為例，1764至1767年間，法國發生「熱沃當怪獸」（Bête du Gévaudan）事件，一隻狼在數年間殺害了上百人，導致國王派軍隊獵殺，最後狼被「受過神父賜福的銀彈」射殺。

古代歐洲人們一直在與獸苦鬥，狼、熊、獠牙豬等，一直是歐洲人的現實重擔，尤其是狼，直到近代有了火銃之後局面才翻轉。深夜的狼嚎讓歐洲人戰戰兢兢夜不能寐，因為歐洲沒有城，少數歐洲領主住在石砌的城堡裡，絕大多數歐洲人踡縮在草屋裡，黃昏時分他們會把所有的雞、鴨、豬、牛、羊等，統統趕進茅草屋裡和人同住。當深夜狼嚎與撞門時，他們抵擋不住恐懼時，會將一頭最老的羊或牛推出屋外，讓狼群拖走。
華夏人住在城內或村寨裡，還有更夫值夜報時，安全感天差地別。

歐洲人怕狼怕到基因裡面去了，怕狼嚎尤其是月圓夜的狼嚎，更怕月圓夜突然出現的狼人，更糟糕的是，狼人可能就是他們身邊的親人變身…！這種「隱憂」影響到歐洲人的婚姻與家庭關係，歐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復活節與逾越節同日過，應該在春分後第一個月圓日過節，只因為「隱憂」，他們硬將復活節改在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神應該不會計較這種小事。

聽：反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吹響

圖：廣西頂蛳山遺址博物館的辰型建築

圖：磨製成鋸齒狀的辰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

今天是七七事變八十九週年。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個日子似乎已經變得遙遠，甚至有些陌生。它常被視為「中國大陸的歷史」、「國民政府的歷史」，或者只是教科書中一個早已過去的名詞。可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七七事變其實不只關係到當時中國大陸的命運，也深刻決定了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華人的歷史走向，甚至重塑了整個東亞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政治格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最初看似只是華北一場軍事衝突，但它很快突破了地方事件的範圍，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國民政府在此之前長期採取隱忍與延宕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時間完成內部整合與軍事準備。然而，七七之後，局勢已無法再退。日本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的退讓空間也已耗盡。從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全部國家力量，與日本展開全面對抗。

這一決定極其沉重。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工業、裝備與軍事組織能力，差距十分明顯。中國不是在充分準備後走向戰爭，而是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下被迫全面抵抗。可是也正因如此，七七事變才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再只是局部抵抗，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日本方面同樣在七七之後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原本日本軍部或許仍幻想通過局部打擊、政治威壓與軍事占領，迫使中國屈服，進而建立其在東亞大陸的霸權。但中國的全面抗戰，使日本陷入了它難以承受的長期消耗。從華北到華中，從上海到南京，從武漢到重慶，中國戰場像一片巨大的泥沼，使日本不斷投入兵力、財力與政治意志，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決定性戰略勝利。

這場戰爭最後也把日本拖向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原本想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取代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新的亞洲霸權。但它的野心遠遠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戰爭擴大到美國、英國、蘇聯等大國全面介入時，日本帝國的失敗其實已難以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日本帝國走向毀滅的起點。

可是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七七事變帶來的結果，對中國自身而言同樣複雜而沉重。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中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力，也以巨大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作為同盟國一員的國際地位，但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徹底耗盡了它的財政、軍力、行政能力與社會動員能量。抗戰勝利看似帶來榮光，實際上國民政府已經元氣大傷，內部腐敗、通貨膨脹、軍隊疲憊、民生凋敝等問題全面爆發，為戰後國共內戰中的潰敗埋下了深層原因。

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戰中獲得了生存與壯大的歷史空間。若沒有全面抗戰，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未必能撐過國民政府持續的軍事壓力。但日本的全面侵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對日作戰，共產黨得以在敵後擴張組織、建立根據地、發展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成為主導中國大陸政局的力量。換句話說，七七事變不只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命運，也重塑了中國革命與內戰的力量格局。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的意義更常被忽略。1937年時，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四十餘年。許多台灣人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接受皇民化教育，被要求認同日本帝國，後來甚至有人被動員進入日本軍隊與戰爭體系。從表面上看，七七事變似乎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從歷史結果看，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抗戰、日本戰敗、同盟國重建東亞秩序，台灣與澎湖才得以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今天台灣社會最容易被淡化甚至被刻意切斷的歷史連結。台灣的戰後命運，不是從1945年突然開始的，也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1937年以後整個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與戰後接收緊密相連。若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就沒有中國作為同盟國參與戰後安排的地位；若沒有中國在抗戰中的持續犧牲與國際外交努力，台灣與澎湖的戰後歸屬也未必會以相同方式被確認。

更精確地說，《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澎湖的文字，明確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又明確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終戰詔書》與《降伏文書》中接受《波茨坦公告》，使這一戰時安排進一步成為戰後對日處置的基礎。從歷史與法理的連續性看，台灣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並不是空泛的政治宣稱，而是戰爭、外交與國際秩序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個法統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後來兩岸政治如何變化，這段歷史本身不應被任意抹去。

七七事變對東亞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中國與台灣。日本帝國的擴張，固然是侵略與殖民暴力，但它的失敗也重創了歐洲在亞洲的殖民體系。英國、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帝國雖然在戰後試圖恢復對東南亞與南亞部分地區的控制，但其威信與力量已被嚴重削弱。日本原本想取代它們成為亞洲的新帝國，結果卻是在自身崩潰的同時，也把舊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基礎一併打碎。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日本打著「解放亞洲」的口號，實際上推行的是另一種帝國主義；但它戰敗後，亞洲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浪潮卻迅速興起。印度、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地的戰後歷史，都與日本戰爭對歐洲殖民體系的破壞有密切關係。日本沒有建立成功的新帝國，卻客觀上加速了舊帝國秩序的瓦解。

而戰後真正取代歐洲殖民國家成為東亞主導力量的，是美國與蘇聯。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冷戰。蘇聯在東北亞與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則重建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支持台灣，並逐步形成東亞安全體系。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被納入冷戰前線；日本在美國保護下重新崛起；朝鮮半島分裂至今；東南亞也長期受到冷戰與美國戰略部署影響。

蘇聯後來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強，但戰後東亞的基本格局並未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美國仍在日本、韓國、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具有決定性影響。日本雖已不再是帝國，但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支柱。朝鮮半島仍處分裂狀態。台灣仍處在中美競爭與兩岸法統爭議的交會點。這些問題，若往深處追溯，都無法繞開1937年以後東亞戰爭秩序的全面重組。

因此，七七事變絕不只是某一場戰爭的起點。它是整個東亞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使中國全面進入抗日戰爭，使日本帝國走向戰略泥沼，使國民政府在勝利中走向耗竭，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歷史轉機，使台灣因日本戰敗而歸還中華民國，也使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舊秩序加速崩解，最終迎來美蘇冷戰支配下的新東亞。

今天台灣許多人遺忘七七事變，某種程度上也是遺忘自己所處歷史位置的來源。台灣不是漂浮在歷史之外的島嶼。台灣今日的政治、法統、安全與國際處境，都是在那場東亞大戰及其後續安排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七七事變，就很難真正理解抗戰；如果不理解抗戰，就很難理解1945年後台灣為何會有今天這樣的歷史處境。

紀念七七，不是為了重複仇恨，也不是為了廉價的民族主義。真正值得紀念的，是那場戰爭如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命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巨變往往從一個看似局部的事件開始，最後卻會牽動國家、民族、政權、島嶼與世界秩序的全面改寫。七七事變八十九年後，我們仍然生活在它所開啟的歷史餘波之中。台灣如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整個東亞也是如此。

卡爾·馬克思（1818–1883）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論、社會科學方法、政治運動與歷史觀等層面，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深刻改變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

一、提出歷史唯物主義：重新理解人類歷史

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其核心觀點在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由偉人或觀念決定，而是由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社會結構由兩部分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舊的社會制度會成為發展的障礙，進而引發社會變革。

例如，人類歷史的階段性演變可概括為：古代奴隸制、中世紀封建制度、近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解釋歷史的方法，打破了傳統以君王或戰爭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系統分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多個關鍵概念：
1. 剩餘價值理論：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其工資，多出的部分被資本家佔有，這部分即為「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
2. 資本積累與週期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存在結構性問題，如財富集中、週期性經濟危機、勞資矛盾擴大等。例如，經濟繁榮會導致投資過度，進而引發生產過剩與市場崩潰，形成經濟危機。這種分析後來影響了經濟學對經濟周期的研究。

三、推動現代社會運動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也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848年，他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提出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部著作成為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

四、深刻影響20世紀世界政治

馬克思思想直接影響了多個政治運動與國家制度：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領導十月革命建立世界首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將其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推動中國走向社會主義。20世紀曾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自稱「馬克思主義國家」的體制中。

五、對學術界的長期影響

馬克思思想不僅限於政治，更影響了多個學術領域，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許多理論直接源自馬克思，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等。

六、總體評價：爭議與影響並存

馬克思是極具爭議但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支持者認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為弱勢群體提供了理論武器，推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批評者則認為，其部分理論過於經濟決定論，實際政治實踐中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思想仍是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延伸思考：當代資本主義對馬克思思想的吸收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天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歐洲福利國家）其實都在「部分吸收馬克思」？這一問題與現實世界的制度演變密切相關，反映了馬克思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潛在影響。

從「河洛雅音」看台獨的語言政治矛盾，當前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中，許多人試圖透過「台灣話」來建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族認同。然而，若從語言學與歷史學的深層結構來剖析，一個歷史鐵律無法被抹去：台灣話（閩南話），恰恰是現存中國最古老、保留最完整上古漢語特徵的「中原正統之音」。

一、台灣話的本質

它就是純正的閩南話首先必須釐清，坊間所謂的「台灣話」或「台語」，在語族分類上就是「閩南語」的分支。明末清初，大量福建泉州、漳州的移民橫渡黑水溝來到台灣，將閩南語的音韻、詞彙與語法帶入這片土地。經過數百年的在地融合，台灣話雖吸收了部分平埔族語、日語及現代華語的借詞，但其核心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以及高達九成以上的核心詞彙，與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泉州、漳州的閩南話依然完全互通。將閩南話改稱為「台語」，固然是在地化認同的體現，但無法切斷其與閩南祖地血脈相連的語言學事實。

二、 跨越時空的比較

若將閩南語（台灣話）放在整個漢語發展史的坐標軸上，與客家話、現代河南中原話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極具歷史諷刺的現象：越往南方的語言，反而越接近古代的中原；而真正的中原腹地，古音早已面目全非。

1. 閩南語 vs. 現代河南中原話（中原官話）
現代的河南話屬於北方官話。雖然河南在地理上是古代的「中原」，但由於千百年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元、明、清等頻繁的北方民族融合與戰亂，其語音系統經歷了極端的簡化。現代河南話丟失了所有的入聲韻尾（-p, -t, -k）與閉口音（-m），聲調也大為減少。相比之下，閩南語因地處南方群山屏障，將秦漢時期的「上古漢語」冰封在語音中。例如，語言學大師羅杰瑞、丁邦新皆指出，閩南語完整保留了「古無輕唇音」（如「飯」讀 pn̄g 保持重唇音）與「古無舌上音」（如「豬」讀 tî 無捲舌音）的漢代甚至先秦特徵。就歷史層次而言，台灣話比現代的河南話，更接近兩千年前孔子與漢武帝所說的中原話。

2. 閩南語 vs. 客家話
客家話同樣是中原移民南遷的產物，被譽為漢語的活化石。不過，客家話主要凍結的是唐宋時期的「中古漢語」系統，其韻尾（-m, -p, -t, -k）與《切韻》、《廣韻》等唐宋的韻書高度契合。而閩南語的底層比客家話更為古老。閩南語的口語（白讀音）保留了大量漢代以前的上古音層次，而其文讀音則對應唐宋音。因此，在古老程度的跨度上，閩南語（台灣話）比客家話更具有向歷史深處延伸的穿透力。

三、 歷史的詰問

台獨朋友如何不講閩南話？基於上述的語言學事實，一個巨大的文化與政治矛盾便浮出水面。許多主張「台獨」的朋友，極力在政治上「去中國化」，甚至試圖透過推行「台語運動」來劃清與中國文化的界線。然而，他們在抗爭、宣傳、甚至日常生活中所高度依賴、視為認同圖騰的「台灣話」，其字字句句，無一不是中國古代先賢所留下來的「河洛雅音」。

當台獨支持者用台灣話高喊政治口號、談論日常生活時：他們把「筷子」叫做「箸（tī）」，這是《說文解字》中的先秦正字；他們把「書本」叫做「冊（tsheh）」，這直接承襲了商周時期甲骨文與簡牘的象形本義（象竹簡編綴之形），如《孟子》中的「經典著作皆稱為冊」；他們說的「行（kiânn）」，是先秦《詩經》裡的步行本義。他們發出的每一個短促的「入聲字」，都是唐詩宋詞裡平仄押韻的靈魂。

語言是歷史的鏡子。台灣話（閩南話）的血統與歷史層次，清晰地證明了台灣與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臍帶關係。若要徹底「去中國化」，難道能將這承載了兩千年中國歷史，比現代北京話和河南話還要古老正宗的「中原遺音」徹底拔除、不再使用嗎？這正是台獨認同政治中，最無法自圓其說的文化宿命。

人類歷史進入2026年，美帝霸權的川普總統就以涉嫌觸犯毒品、恐怖主義等罪名，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架到美國關押，作為驚撼全球民眾的賀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臥榻之側堅守不同體制的社會發展而長期承受非人的封鎖與匱乏的紅色古巴，就面臨了黑幫老大聲稱「即將淪陷」的危急存亡關頭。

問題是，這片哥倫布讚嘆為「人類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僅九十海里的加勒比海最大島國，這個西半球唯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孤島」，這個主要包括白人、混血、黑人，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人與華人的社會，它的生死存亡，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值得我們關注嗎？

現實告訴我們，在台灣，除了棒球和極極少數自稱「後援古巴」的人們，它從來都不曾存在，更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死活，甚至會因為這個紅色異端的被消滅而鳴炮慶祝。

然而，不准疑美的台灣文化界的視野似乎也並非如此狹隘。姑且不論以馬奎斯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經典，至少，幾家主流或獨立出版社也出版了舒詩偉譯/著《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1998)，馬訶士、吳音寧《蒙面叢林》(200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013)，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2016)等，有關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和奴役的鬥爭的好書。其中，那張長期以來風靡全球流行文化，頭戴貝雷帽，深邃憂鬱而充滿戰鬥意志的眼神，長髮飄逸的切·格瓦拉英氣逼人的肖像，應該就是這種戰鬥求存歷史的理想主義符號吧。

2000年5月，我在北京的小劇場看了當地知識文化圈熱烈討論的報告劇《切·格瓦拉》。戲，環繞著格瓦拉的人生選擇，通過正反兩方辯證式的對話而展開，並且通過題為「人間長街」的歌曲，表達了主題思想：
有一條街道，叫做人間長街。
在街的北面，住著幾個富人；
在街的南面，住著無數窮人。
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
壓迫和剝削，鬥爭和反抗。
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

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

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美國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

「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

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年10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前言-上)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一天，後來成為黃埔校慶日。百年來，黃埔不只是一所軍事學校，更像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

黃埔成立之初，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孫中山希望建立一支有理想、有紀律的新式革命軍，因此創辦黃埔軍校。當時國民黨是主要創辦力量，但共產黨員也參與其中，形成了黃埔早期特殊的政治環境。

黃埔校園裡，既有後來成為國民黨軍重要將領的人，也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領袖的人。周恩來曾任政治部主任，林彪、徐向前、陳賡等後來成為中共重要軍事人物；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等則成為國民政府軍隊的重要將領。

因此，黃埔最特殊之處在於：同一所學校、同一批時代青年，後來走向不同道路。1927年國共分裂後，昔日同窗成為不同陣營的軍政骨幹，並在後來數十年的歷史中彼此對抗。

但從歷史角度看，黃埔精神本身又超越了單一政治陣營。它代表的是那個時代中國青年對國家、民族與變革的追求。無論後來站在哪一方，許多黃埔出身者都在中國近代史留下深刻的痕跡。

黃埔軍校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密不可分，黃埔師生是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核心骨幹，黃埔畢業生在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及印緬戰場等重大戰役中擔任各級指揮官，為國捐軀者難以計數。據統計，抗戰期間有數百名黃埔教官與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領導國軍部隊。 

黃埔軍校（及其各分校）在大陸時期培養了逾二十萬名軍事幹部。抗戰爆發初期，中國軍隊裝備落後且缺乏現代軍官，黃埔生填補了各級基層部隊的領導空缺，成為維持戰力與抵抗日軍的最重要力量。 

抗戰期間極度艱苦，戰前與戰時受訓的黃埔學生與幹部大量投入前線。數以萬計的黃埔子弟在槍林彈雨中殉國，展現了「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的黃埔精神。

黃埔師生的身影遍佈所有關鍵戰區：
正面戰場：如杜聿明、薛岳、關麟徵等黃埔將領，在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中重挫日軍。
遠征軍與印緬戰場：黃埔將領如戴安瀾等，率軍赴緬甸作戰，打通國際交通線。
敵後游擊戰：共產黨陣營內的黃埔教官與學生（如林彪、左權等），在華北敵後戰場牽制大量日軍，參與了平型關戰鬥與百團大戰。

百年黃埔，有光榮，也有複雜；有共同的青春記憶，也有後來的分歧與戰火。今天回望黃埔，不只是紀念一所軍校，更是在理解一個時代如何塑造人物，也如何被這些人物改變。

山西省自太原往北行約285公里來到大同市。這一片蒼茫大地自秦始皇時代即為胡人經常出沒之地。胡人為草原民族，經常南下打劫農民屯墾之地。秦始皇曾夢見「亡秦者胡」，他驚恐不安，派遣大將蒙恬率軍征討，且將原趙、魏等國城池聯結成為日後所稱的「萬里長城」，目的在於防堵胡人入侵。歷史的發展，所稱「亡秦者胡」的胡卻是自己的兒子「胡亥」（秦朝第二任皇帝）。

雁門關位在介於太原與大同的中間位置，南距太原163公里、北距大同120公里。萬里長城東自山海關開始，西至甘肅玉門關。所經主要關樓包括山海關、黃崖關（小雁門關）、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平型關、偏頭關、雁門關、娘子關、殺虎口、嘉峪關、陽關、玉門關，共計13關（但現存的明代長城只到嘉峪關）。其中的平型關、偏頭關、雁門關、娘子關、殺虎口都在山西省境內。

秦始皇之後，漢高祖劉邦感到匈奴的威脅。登基不久為平服叛亂，率軍進入匈奴的地界，大軍在大同附近的白登城遭匈奴圍困，幸宰相陳平獻計僥倖逃脫。從此之後避戰匈奴，改採「和親政策」。其後漢文帝、漢景帝均奉行此政策，每年均獻以糧食、布疋、牛羊牲畜，並選派宮女偽稱為公主送往匈奴。

漢武帝年少時期即矢志打匈奴，驚動他的父皇，但也給予深度嘉許。漢武帝16歲登基為王，初期他不理朝政（由祖母竇太后主朝政），陣日在漢林苑（秦朝阿房宮舊址）偕同馬伕衛青等人練習騎射及探討行軍佈陣方策。數年後開始試探發兵攻擊宿敵匈奴。初時，指派李廣、公孫弘、公孫賀、衛青分為4路進軍。公孫弘、公孫賀慘敗，李廣打成平手，僅衛青因匈奴對他陌生，獲得勝利。隔年衛青單獨率軍出征，獲得大勝。匈奴開始懼怕漢軍，武帝命衛青接連出擊，將匈奴逐出晉北、漠南等地。及至衛青外甥霍去病追隨領軍，甥舅合力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衞青、霍去病率軍出征都是從雁門關出塞外。這兩位赫赫大將逝世後都安葬於武帝陵墓近旁。

戰國時期趙國大將李牧曾經在雁門關大破匈奴，他的嫡糸子孫李廣也是漢家軍力戰匈奴的大將。武帝逝後至漢元帝時期胡漢恢復和平，漢天子恢復和親政策，選派王昭君下嫁匈奴王，也是從雁門出關。猶記得國語老歌「王昭君」有一段歌詞「…見平沙雁落，聲斷衡陽，月昏黄。返照雁門關，塞外風霜，悠悠馬蹄忙…」好生淒涼。如今，雁門關豎立有王昭君雕像，她在那裡回首望故國。

唐朝滅亡，五代十國登場。五代：梁、唐、晉、漢、周，其間北漢建都於太原，勇將楊業（又名楊繼業）輔佐北漢王。趙匡胤一統中原，曾多次招撫勸降但未獲同意，派兵征討亦以失敗告終。宋太宗繼任後平定北漢並勸降楊業。安史之亂後，位於東北的契丹勢力坐大，建立遼國。楊業降宋奉太宗命鎮守邊關，他在雁門關大敗遼軍，並在鄰近地區力抗強敵。其後兵敗被俘，拒絕投降絕食而死。宋太宗任命其子楊延昭率眾子嗣繼續為宋盡忠抗遼，楊延昭戰死，其子楊文廣接續抗敵。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稱讚楊業、楊延昭等「父子皆名將，智勇號稱無敵」。

元朝時期，民間將楊家的事蹟編寫成戲曲。明朝時，民間編寫「楊家將演義」「楊家將傳」。當代，楊家將故事經常被影劇製作人編成劇本發行作品。楊家將盡忠宋朝抗遼的故事發生在「雁門關」及鄰近地區。

我與內人於2025年深秋時節來到這裏，諸多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