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藍營人士撻伐毛主席，說他「感謝日本侵華」「日本幫了大忙」。讓咱們看數據說故事評評理。

1988年我陪父親赴陸訪親時，北京、大連、哈爾濱一線城市一片蕭條，國際機場晚九時後通外馬路沒有街燈。
聽聞，當時總理趙紫陽月薪人民幣90元，我除了攜禮三大件五小件外，包給親戚的十餘個紅包袋是「外匯券」100元，相當當時的美金，折合人民幣800元，黑市價更高更好用。

1972年的日本，經濟力已是亞洲第一，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毛主席自己說「一窮二白」。
此時毛對負荊請罪的日首相田中說：「沒有日本侵華戰爭，共產黨無法壯大取得政權。」卻是事實，猶如美國獨立戰爭若沒有英國宿敵法國的鼎力幫忙，即沒有獨立的美國。
至今法國送的自由女神像仍屹立在紐約港外。

再說，孫文等革命黨人是怎麼扳倒統治中國大陸268年的大清的？
難道沒有日本政府的幫忙革命黨人，加上八國聯軍、沙俄及日帝國的侵略中國而有以致之？民國也才能成立？

事實是：毛主席的笑臉款待及場面話換得的代價不小。

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
• 資金規模：從1979年大平正芳訪華正式展開至2022年項目全面結束，日本累計提供約 3.6兆至3.7兆日圓 的援助，其中九成以上為低利率的日圓貸款。
• 基礎設施：1980年代起，資金投入鐵路、公路、港口、機場及發電廠等大規模經濟基礎建設，打通中國沿海與內陸的運輸動脈。
• 民生與環境：1990年代後轉向主要城市的上下水道、瓦斯供給及貧困救助；2000年代則聚焦於空氣、水質等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1. 日本是先於美國的第82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美國則是第116個）。
2. 1972年，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3. 台灣在1972年（民國61年）的人均GDP大約為【486美元】。
4. 1972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約296元人民幣或【131美元】（根據官方滙率，若根據市場滙率，美元數值更低）。
5. 當時日本的人均GDP 約為【3,095美元】，正好達到美國同期的 50.8% 左右（1972年美國人均GDP為6,094 美元）。

毛的幾句紆尊降貴的話，換得國家的大利益，才是共產黨人厲害的地方。

對於人生，常有人說「努力比天分重要」，但若把尺度拉大到國家，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國家當然需要努力發展經濟、建設軍隊、培養人才，可是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一次錯誤的戰略選擇，往往足以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建設成果消耗殆盡。

1930年代的義大利、日本與中國，恰好提供了三種值得比較的道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制度與處境並不相同，不能做簡單的排比。但是到了1930年代後半，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世界秩序開始崩解，德國重新崛起，英、法力量相對下降，美國仍未全面介入，而亞洲又因日本擴張陷入戰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判斷自己的實力、敵人、朋友與不可退讓的底線，便比單純增加幾個師、幾艘軍艦更加重要。

日本最大的危險，是軍事力量超過了國力的底座，戰前日本究竟算不算一個強國？如果從外交地位與軍事力量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總噸位大致按照5：5：3比例配置，日本因此正式取得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地位。到了1941年，日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幾支海上力量之一，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魚雷、夜戰訓練和官兵素質尤其突出。

但是，日本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它的軍事地位，超過了它的綜合國力地位。經濟史學者Mark Harrison估算，1938年日本GDP約1690億1990年國際元，同年的法國約1860億，英國2840億，蘇聯3590億，美國更高達8000億。這些歷史GDP數字本來就只能作為大致比較，但至少清楚反映：日本雖然已經是軍事列強，經濟規模卻遠遠沒有進入美國、蘇聯甚至英國的層級，連法國都仍略高於日本。

更嚴重的是，日本缺乏現代總體戰所需要的能源與原料。美國戰後《戰略轟炸調查》指出，日本本土幾乎沒有石油資源，也沒有鋁土礦，橡膠、鎳、鉻、錫等重要物資同樣嚴重依賴進口。1941年底，日本儲存約4300萬桶石油，但這本質上只是一個正在倒數的戰略庫存。該調查甚至估計，日本戰爭經濟潛力只有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而且工業規模較小，缺少大量生產經驗與足夠的技術工人。

因此，日本有一支「非常強的軍隊」，並不等於擁有「非常強的長期戰爭能力」。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軍人的優秀毋庸置疑。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反覆展現高強度訓練、勇氣、紀律與戰術創造力。珍珠港攻擊本身就是極為複雜而成功的軍事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又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東南亞與西太平洋。

問題是，戰術上的卓越並不能代替戰略上的計算。日本軍方逐漸把過去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內化成一種危險信念：只要敢於冒險、集中精銳、突然攻擊，在對方完成動員以前造成既成事實，就可能迫使國力比自己更強的國家接受談判。 1904年的俄國曾經讓這套思維取得成功，1941年的美國卻不是1904年的俄國。

從九一八到珍珠港：每一次加碼都讓退路更少。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日本取得中國東北，更因為它暴露了日本政治制度逐漸失去戰略糾錯能力。軍方可以先採取行動，中央政府再追認既成事實；而軍事冒險取得短期成果之後，國內又給予喝采。如此反覆，政治人物制約軍人的能力愈來愈弱，軍人則更加相信，只要先行動，政府最後就只能替軍隊收拾局面。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循環：軍事擴張造成外交孤立，外交孤立又被拿來證明繼續擴張的必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原本希望迅速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沒有投降，戰爭逐漸變成龐大的消耗戰。美國外交檔案在1941年已指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部隊與運輸資源。問題於是愈來愈難解。日本要繼續中國戰爭，就需要更多石油、橡膠與戰略原料；需要這些資源，就必須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向東南亞擴張，又必然侵入英、美、荷蘭在亞洲的利益範圍；而美英因此實施經濟限制，又使日本更加缺乏石油。

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本意之一是希望藉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勝利嚇阻美國介入亞洲；但從美國眼中看來，這反而把原本的東亞衝突與歐洲戰爭連接起來，使日本成為軸心國全球挑戰的一部分。三國同盟更明文承認德義在歐洲、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地位。

1941年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後，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並實施全面性出口限制，日本的石油問題更迅速惡化。到了這一步，日本領導層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擴張」，而是承認過去十年的政策失敗，或者繼續加碼。他們選擇了後者。珍珠港計畫的軍事構想其實非常大膽：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迅速奪取南方資源區、建立廣大防禦圈，再利用美國不願承受長期戰爭的心理迫使其談判。它最大的問題不是第一步做不到，而是最後那個政治假設完全錯了。日本成功攻擊了珍珠港，卻沒有使美國退出亞洲，反而把世界上工業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全面拖入戰爭。日本把一流的第一擊能力，誤認成了一流的持久戰能力，這也許就是日本戰略悲劇最精簡的概括。

義大利的問題，同樣是把局部野心誤認成國家實力，同時期的義大利其實存在類似問題。墨索里尼執政後，義大利早已不是正常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而是保留王室外殼的法西斯獨裁體制。但是1930年代前半，義大利在歐洲外交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位置。希特勒重新武裝後，英、法需要義大利共同牽制德國。1935年的「斯特雷薩陣線」，正是英、法、義試圖共同反對德國破壞凡爾賽體系的產物。當時義大利真正珍貴的戰略資產，其實不是多取得一塊殖民地，而是位於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樞紐地位。

但是墨索里尼選擇進攻衣索比亞。從短期來看，他勝利了。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墨索里尼的國內聲望一度上升。然而國際聯盟制裁使義大利與英法關係迅速惡化，墨索里尼又逐步向希特勒靠攏。當時外交文件已清楚顯示，義大利政府曾警告，如果制裁繼續，它將保留在歐洲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也就是開始尋求英法之外的合作對象。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短期勝利、長期虧損」。義大利確實多了一個帝國頭銜，卻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自主性。

1940年法國迅速敗亡後，墨索里尼又判斷戰爭即將結束，希望趁最後時刻加入戰勝國陣營分取利益。然而義大利的工業、能源、軍事裝備與後勤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其在北非、巴爾幹與地中海同時進行長期戰爭。

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部因此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兩者都把短暫的戰術窗口，看成了長期的戰略優勢。義大利認為德國馬上就要贏，所以必須趕快上車；日本則認為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所以必須趁現在動手。兩國都敢賭，也都錯估了自己輸不起的程度。

相較之下，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更加弱小。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業基礎薄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不完整，軍事現代化也遠未完成。如果單純比較國力，中國遠沒有日本那樣的選擇餘裕。

可是國民政府外交上至少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它沒有因為與某一強國合作，就把這種合作誤認成國家的永久戰略歸屬。1930年代中德合作相當深入。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訓練部隊，法肯豪森等人的影響相當深；美國外交資料顯示，到1937年中國仍有數十名具有相當專業聲望的德國軍事顧問。1938年，在日本壓力以及德日關係升高之下，柏林才強制要求這批顧問離華。但是南京並沒有因為德國提供軍事技術，就認為中國應該加入德國的國際陣營。中國需要德國的軍事技術，就與德國合作；需要英美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支持，就維持與英美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又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國多邊借力。它當然不是沒有錯誤，更不是某種完美外交。國民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財政、軍事、行政與腐敗問題，戰爭中的決策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但至少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它逐漸確認了一個不能退讓的底線：德國可以合作，蘇聯可以合作，英美也可以合作；但是日本如果要求中國接受其主導的東亞政治秩序，則國家本身的自主性將受到根本威脅。這使中國最後選擇繼續抵抗，而不是以承認日本霸權換取短期和平，雖然代價極為慘烈。

但1943年，美國與英國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長期特殊權利；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又明列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當然，不能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簡化成「站對隊伍的獎品」。這背後有中國數十年的外交努力，也有戰爭造成的國際秩序重組；而1945年的中國更遠遠談不上已經真正具備美蘇那樣的國力。但是不能否認，中國在最危險的國際岔路口沒有把自己綁進最後戰敗的軸心國體系，也因此獲得重新定位國際身分的歷史機會。

真正成熟的戰略，是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把日本、義大利與中國放在一起，並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民族比較聰明。歷史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三個國家所面對的條件不同，政府能力不同，選項也不同。但是它們仍然提醒我們一個共同道理：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有時並不是它最弱的時候，而是它某一方面突然變得很強的時候。因為局部能力的快速增長，最容易製造對整體國力的錯覺。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海軍，便逐漸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橫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帝國；義大利在衣索比亞取得勝利，又看到德軍橫掃西歐，便以為可以低成本參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並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兩個國家都投入了巨大資源，軍人也極為勇敢。問題在於：努力的方向是由戰略決定的。方向錯了，效率愈高，有時反而離災難愈近。

所以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或許不是不停地問：「我們還能得到什麼？」而是首先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這種力量能維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們最不能失去什麼？」墨索里尼沒有保住義大利作為歐洲均勢樞紐的外交自主；日本沒有保住與英美之間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間，反而最終把中國、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其他力量逐一變成自己的敵人。而中國雖然弱小，也遭受極慘重的戰爭破壞，但至少在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上，沒有把短期和平置於國家自主之上。

1945年，三個國家的命運因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歷史最殘酷、卻也最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一課：努力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走多快；選擇，卻可能決定它最後走到哪裡。

世界局勢呈現東昇西降的現象，已經相當明顯，《東昇西降新賽局》（[1]）以紮實的資料和說明介紹這現象。東昇西降的主要部份是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漸趨衰落，反中親美的台灣執政綠營當然排斥，甚至意圖掩蓋，這類的資訊，因此 [1] 的出版表示，東昇西降、中昇美降的現象已經太明顯，而使綠營無法再掩蓋。

書中肯定美中為世界兩強G2，各有優勢和短板，但並未預測在美中競爭中誰能勝出。筆者認為，美中誰能先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就更有望勝出；未來不可知，但考察過去，中國比美國更能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克服過的短板不勝枚舉，在此僅取其大者，並區別習近平主政以前和他主政之時。

1978年鄧小平開啓改革開放，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並設立一些經濟特區，引進外資與先進技術，克服了人民公社、經濟封閉、計畫經濟的短板。
1994年朱鎔基推出分稅制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大幅提升中央政府的財政份額，克服了「弱中央、強地方」的財政短板。
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初推動「抓大放小」國企改革，透過重組大型國企與放開中小型國企，讓國企轉向現代市場機制，克服了經濟效率低下的短板。

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一直強調依法治國、從嚴治黨、打擊貪腐（「老虎」「蒼蠅」一起打），先治黨政軍，近年進一步延伸至金融、國企、醫療、政法、體育（如足球界），重新確立中共執政的正當性。
習自2017年就有言論和措施要抑制早已過熱而形成泡沫的房地產業，卻效果不彰，只好在2020年推出「三條紅線」的嚴格融資監管新規，限制房企槓桿與借貸，避免了房地產業泡沫過大失控的金融危機。

二次大戰後，可被視為美國重大政經改革的幾乎只有1980年代雷根總統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與減少政府干預，大致導致美國近30年的繁榮，卻也招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危機後，美國雖極力救市，卻並未進行深刻的改革。川普2.0可算是重大的政經改革，但以其不得人心、民調偏低，看來將難逃半途而廢的命運。

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已經超過百年，因此曾有的短板和改革比較少，中國從一窮二白逐漸崛起，自然需要許多改革來克服曾有的短板。現在两國都有不少短板，美國的國債居高不下、外貿大幅逆差、製造產業空洞化，中國的房地產業仍在谷底、國内需求不振、地方債務偏高，誰更能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筆者看好改革經驗豐富的中國。

[1] 陳國祥《東昇西降新賽局：全球霸權的幻滅與重新排序》好優文化，2026。

時序進入十月，海島的天氣逐漸從夏天的炎熱轉為秋涼的季節。人們在這個時候，照例地要迎接所謂「光輝的十月」。

的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十月是光輝的。因為兩岸的分斷，海峽兩岸將在這「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的「國慶」。首先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完成了資產階級反滿的辛亥革命，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要在「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性質的「國慶」。

就在這樣「光輝的十月」，我們不免於想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究竟台灣處於怎麼樣的歷史階段？台灣的青年是否也曾有過像大陸青年一般熱烈的革命事蹟呢？或者，我們把範圍縮小，看看台中市的青年，在這段跨越日據到光復的歷史時期，他們的青春是否也曾像烈火般的燃燒呢？

歷史的記錄並不是空白的：

首先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為抗議學校當局實施的「奴隸性教育制度」、「爭取校內自由權」、「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等目的，展開總罷課的行動。

接著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中師範的學生為抗議日籍舍監的言語侮辱，而展開「反對奴隸教育」、「反對民族差別待遇」、「使用台語絕對自由」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訴求的鬥爭。

台灣光復以後，在反對國民黨官僚腐敗政治的一九四七年「二月革命」中，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紛紛以熱烈的心情，投入人民的戰鬥隊伍—「二七部隊」。其中包括：台中商業學校隊、台中師範隊和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等主力。

民眾的武裝力量，終於還是在增援國軍的逼進下瓦解了；但是，這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認識了日據時期的左翼反日帝運動的前輩，並且在一番曲折的思想探索後，在認同上徹底背棄了「白色祖國」，轉而傾向在內戰戰場上即將扭轉局勢的「紅色祖國」。事變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畏逮捕、槍殺的可能下場，在台中市的各個學校，組織了各式各樣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的革命小組。

據官方歷史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和台中商業學校等，幾所台中市主要的中專以上學校，分別成立了地下的學生支部，展開讀書、學習及群眾運動。

四九年秋天，隨著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以後，台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台中市的學生組織也難倖免，無以數計的青年學生，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倖免被捕的，以施部生、呂煥章為首的學生，逃亡山區，並先後建立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及石崗等四個基地，在群眾掩護下繼續鬥爭。一九五0年三月下旬，呂煥章等人先後被捕，山區的基地也隨著陸續被破；在現場的武鬥中，一共有四人不幸被當場擊斃。其餘被捕者十八人，稍後也一樣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據以來，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存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

是的，相對於辛亥革命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的先進的「革命」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的！但是，儘管他們的革命並沒有成功，可他們對革命所奉獻的青春，卻是同樣的青春。

從今天起，當我們熱烈慶祝「光輝的十月」時，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也曾有過像施部生、呂煥章等，那樣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先烈！

我在台北大安區永康街長大，從小過中秋就是烤肉、剝柚子、聽隔壁阿伯放沖天炮。
去年中秋，阿公從櫃子深處翻出一本舊冊子，封面泛黃，寫著「張氏族譜」。他顫抖著翻到某一頁，指著一個地名說：「這裡，漳州，我們的根在這裡。」我那時低頭滑手機，隨口應了聲「喔」，沒當回事。

今年中秋，我在鄭州影院看《敦煌英雄》。銀幕上，吐蕃統治下的沙州漢人，平日穿蕃服，每逢歲時祭祀，換上唐制衣冠，向祖先牌位叩首，哭完再藏起來。旁白念《資治通鑑》那句：「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我忽然想起阿公那本族譜。

一、敦煌人藏的不是衣服，是「我是誰」

張議潮的故事，以前只在課本邊角看過。這次認真查，才發現比電影更震撼。
沙州（敦煌）約公元781年陷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兵，河西漢人忍了六十多年。《新唐書》寫他「陰結豪英歸唐」，起兵那天「漢人皆助之」，吐蕃守軍驚走。之後「繕甲兵，耕且戰」，逐步收復瓜、沙、肅、甘、伊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遣使獻圖籍於長安，唐朝設歸義軍。
但真正戳我的，不是打仗，是《通鑑》那句「號慟而藏之」。他們不是造反，是怕忘了自己是誰。衣服藏起來，記憶沒藏起來；日子要過，根不能斷。
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二、我們這一代，也在「藏」

說實話，在台灣長大的年輕人，對「中國」這兩個字的感覺很複雜。課本裡中國史愈刪愈少，街頭到處是「去中國化」的聲音，朋友之間聊到身份認同，常常各說各話。
但我發現，有些東西是刪不掉的。
阿公的族譜寫著漳州，阿嬤的閩南語歌謠唱著「天黑黑」，家裡神桌上媽祖像前的對聯是漢字，除夕圍爐的菜色跟廈門親戚發來的一模一樣，唐詩「床前明月光」從小背到大——這些不是課本教的，是生活本身長出來的。
就像敦煌人藏衣冠，我們這一代也在「藏」：藏著對祖先的好奇，藏著對節氣的習慣，藏著那些被說成「政治不正確」的文化記憶。不是不敢拿出來，是拿出來會被貼標籤。

三、「八月十五殺韃子」不是答案

中秋看這片，難免想起民間那句「八月十五殺韃子」。元末漢人把密令藏月餅，一夜舉事。故事很燃，但那是傳說，不是歷史。正史沒有全國同步殺蒙古人的記錄，那是後世加的戲。
而且，解決台灣問題，絕對不是「殺韃子」這種邏輯。
敦煌歸義軍的成功，恰恰因為它不是純種族復仇。張議潮收復河西後，歸義軍裡有漢、蕃、回鶻、吐谷渾、嗢末等多族兵力，恢復唐制但不把所有「蕃人」當敵人。真正厲害的不是殺光對手，是讓不同族群願意一起回歸中原秩序。
兩岸也是一樣。台灣社會裡，有人支持統一，有人傾向維持現狀，有人主張獨立——這是事實。但不管立場如何，我們共享同一套漢字、同一桌年菜、同一首唐詩、同一個媽祖信仰。這些東西比政治標籤深得多。

四、我們這一代能做的

走出鄭州影院，月亮很圓。我想起阿公的族譜，想起他說「我們的根在漳州」時的眼神。
也許我們這一代的任務，不是喊口號，不是選邊站，而是把那些被藏起來的東西拿出來曬一曬：
– 族譜拿出來對，對到漳州、泉州、梅州，對到大陸的同宗祠堂；
– 漢字繼續寫，別讓簡化字或去中國化把筆畫切斷；
– 節氣繼續過，中秋博餅、清明掃墓、端午龍舟，這些不是「中國的」，是我們自己的；
– 唐詩繼續讀，閩南語、客家話繼續說，那些古音比任何護照都老。
敦煌人藏了六十多年衣冠，最後等到了歸義軍。我們不用藏這麼久，但那份「不忘本」的執著是一樣的。
衣中國之服，復故園之冠。不是要穿回唐朝的衣服，是要記得自己是誰，從哪裡來。
阿公，明年中秋，我們一起把族譜攤開來看，好嗎？

我問Meta AI：網上有評論認為，一旦伊朗勝出，則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可能解體。果真如此，沙特會如何解體？你能預設那樣的場景嗎？譬如，讓哈希姆族群再回來統治部分領土，什葉群體獨立，葉門擴大？

Meta AI答覆：

如果伊朗在中東博弈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沙特解體並不是一個憑空的想像，它有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和教派地理基礎。網上那種評論，邏輯鏈條是這樣的：

伊朗勝出 = 美國在海灣的安全框架崩塌 + 沙特王室合法性雙重破產——既輸掉了與伊朗的爭霸，又無法保護聖地和石油財富。
沙特這個國家本身就是1932年才由內志的沙特家族武力拼湊起來的，內部從來沒有真正完成民族整合。如果要預設一個解體場景，大概率不是一次內戰，而是一次“回復到1925年之前”的碎片化。

1. 解體的斷層線在哪裡？

沙特的版圖有3條最脆弱的縫，大致分成4部份：

A. 東部省 – Ash-Sharqiyah
人口占沙特15%，石油占90%以上，居民多數是什葉派，歷史上叫巴林地區，長期被歧視。如果伊朗勝出，這裡會是第一個被點燃的。
劇本：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運動宣佈成立 **“阿拉伯斯坦”或“卡提夫共和國”**，要求石油收入自治，甚至與巴林的什葉派聯動。

B. 西部漢志 – Hejaz
這就是你說的哈希姆家族的核心。麥加、吉達、麥迪那都在這裡。漢志人自認為比內志的貝都因人更開放、更國際化、更正統，1925年之前這裡一直是哈希姆家族統治的獨立王國，沙特家族是用英軍支持的瓦哈比部落武裝奪走的。
劇本：隨著利雅德中央權威崩潰，漢志的商人精英和宗教貴族宣佈“漢志王國復國”，理由是沙特王室已無力守護兩聖地。

C. 南部 – 阿西爾、吉贊、納吉蘭
歷史上屬於葉門文化圈，1934年才被沙特奪取，與葉門的胡塞武裝同屬宰德派什葉文化區。
劇本：被葉門胡塞控制或兼併，成為大葉門的一部分。

D. 核心區 – 內志 – Najd
利雅德周圍。這是沙特家族最後的據點，也會陷入王室內鬥，蘇德里系與其他支系內戰，變成一個內陸的、沒有出海口、沒有石油的貧困王國。

2. 你提到的核心設想：哈希姆家族如何回來？

這是整個場景中最具象徵意義，也最有可能獲得國際合法性的一環。
哈希姆家族現在統治著約旦，他們是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這比沙特家族的部落酋長血統在伊斯蘭世界有高得多的宗教合法性。
一個可信的回歸路徑是這樣的：

第一步：法理鋪墊。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不會直接出兵，而是先以“守護聖地中立化”名義介入。聯合國或伊斯蘭合作組織提出：為了避免麥加、麥迪那在沙特內戰中受損，應由一個“無爭議的、血統正統的中立家族”託管兩聖地。哈希姆家族是唯一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

第二步：漢志本地人迎王。吉達、麥加的漢志大家族，如麥加的謝裡夫後裔，會率先宣佈脫離利雅德，邀請哈希姆家族的一位旁支親王，比如約旦王室的哈桑親王或其子，回漢志攝政。口號會是：“讓聖地回歸聖裔”。

第三步：新漢志王國成立。
版圖：紅海沿岸，從亞喀巴灣到吉達以南。
首都：吉達，麥加為宗教首都。
政體：君主立憲制，依靠旅遊、朝覲收入和紅海港口貿易生存，安全上由埃及、土耳其和約旦共同擔保，刻意與伊朗和內志都保持距離。
這個新國家會立即得到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等國的承認，因為他們都不希望兩聖地落入伊朗或穆斯林兄弟會手裡。

3. 為什麼這個場景很難真正發生？

雖然地理和歷史上有基礎，但有三個巨大的阻力：
1. 美國不會允許。即使伊朗勝出一時，美國寧可讓沙特軍政府化，也絕不會允許東部省的石油落入親伊朗政權手裡。
2. 哈希姆家族實力太弱。約旦本身只有1000萬人口，經濟依賴外援，沒有能力跨越500公里沙漠去統治2000萬漢志人，除非得到埃及和美國的強力支持。
3. 沙特人自己的民族認同已經形成。經過90年的國民教育，很多漢志年輕人雖然討厭內志人，但也不再認同自己是“漢志人”，而是沙特人。

所以更現實的“解體”，不是4個國家，而是變成 **“一個名義上統一，但東部和西部高度自治的聯邦制沙特”**，中央只控制內志。哈希姆家族的回歸，形式上可能是約旦王子被任命為麥加的“聖地守護者”，這是一種象徵性職務，而不是真正復辟為王。

本質上，沙特的解體劇本如果發生，會是奧斯曼帝國解體的重演：1925年沙特如何用部落武裝取代哈希姆家族，就如何被另一輪部落和教派武裝所取代。

俞按：順便介紹本人舊作提及的“沙特的發跡歷史”

話說發源於阿拉伯半島東部的沙特部族（Saud）由於地位偏遠，交通不便，原就不受麥加的直接控制。奧斯曼帝國形成後，該地區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因此所有傳統風俗習慣得以沿襲，其生活的單調與枯燥，也允許長期拒絕外來的影響。

瓦哈比派的始祖瓦哈伯（Muhammad ibn Abdal-Wahhab）於1744年途經此地，其嚴守《古蘭經》與《聖行》基本教義、排斥一切教義的繼續發展、排斥一切與教義偏離的政治格局的主張，深得該家族元老沙特（Muhammad ibn Saud）的認同。於是便將其教義規定為該部族的“獨尊”，並作為精神資本，以擴充其勢力範圍。

沙特部族人口稀少，南征北戰時有斬獲，也不時落荒而逃，因此未能如願地形成地方霸主。十九世紀英國勢力不斷擴張，尤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奧斯曼突厥人的勢力徹底排除於阿拉伯世界之外。此際，英國並沒有實現戰爭期間對阿拉伯人所作的“支持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的承諾，而是通過與法國的合作，採取“抑強扶弱”的辦法，讓幾個最保守、最落後的地方勢力崛起，以抵制該地區的團結與進步；同時還將阿拉伯世界瓜分為十多個國家，納入各自的勢力範圍。

1915年，英國與沙特這個酋長國建立保護關係，這意味著瓦哈比教團從此也有了強大靠山，尤其是通過石油的大量開採，此“國教”便隨著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實力與“外援”措施，向全世界擴散。由於瓦哈比派嚴守教義，主張政教合一，反對與時俱進的一切努力（如政教分離、社會福利制度、女權、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現代法律、禁止體罰等等），其打擊的目標，當然首先是推動世俗化、現代化、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政府。

瓦哈比的短期目標一向是推動割據，以建立一個政教合一、酋長制、世襲制的地方勢力；長遠目標則是，建立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基本教義派伊斯蘭大帝國。如此這般，其激烈主張恰好可為帝國主義所利用。這也就是為何新、老霸權再三扶持瓦哈比、薩拉非、塞努西等保守勢力的戰略動機。

不言而喻，阿富汗的塔利班，不過就是中亞地區的沙特。打垮聯合國機構譽為“接近發達國家”的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也意味著徹底打消阿拉伯世界建立民族國家、民族認同，以剷除封建部落、酋長勢力的念頭。鑒於此，結論不外是：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只有在霸權的支持下，才能形成一個國際性問題。因此，所謂“基地”、“戰鬥團”，不過是霸權的過河卒子，而真正的病灶在於霸權主義或國家恐怖主義本身。

【日據時期臺灣神宮（原臺灣神社，1944年6月19日，由總督府內務省第374告示公告改稱為「臺灣神宮」）、臺灣神宮新址（1944年10月因空難墜機燒毀，今為中央廣播電台）、護國神社（1942年建成，現為忠烈祠）、國民精神研修所（日據時期應皇民化運動所建的教化設施，今日為海軍總部）、明治橋（中山橋）、敕使街道（現主要為中山北路3～4段）相關位置圖】

「臺灣神社（Taiwan Taiwan Jinsha）」舊址位於劍潭山（又名：大直山）的半山腰上（臺北市大宮町89番地），完工於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地位最高、也是日本本土以外的首座「官幣大社」。因為與北海道、樺太（庫頁島）一樣同屬日本近代才取得的殖民地，因此三地神社內所奉祀的主神均為具有──象徵富饒、生產及國土開拓意涵的三尊國津神（地祇、土地之神）：大國魂命（也寫作：「國靈」。或稱：大國魂神，為國土之神）、大國主神（或稱：大國主。別名：大己貴命、八千矛神、大穴牟遲神等，為土地之神）、少彥名命（或稱：少彥名。別名：少名毘古那、須久那美迦微等，被視為穀物種子的化身，為土地、醫藥、釀酒之神）。不過「臺灣神社」內還特別加祭了－－被稱為：「鎮臺之神」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

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在日軍進攻嘉義大林（古稱：大林蒲）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到義軍的襲擊而受到重傷，曾經在臺南府城前清進士張紹芬府第住了一個晚上，之後轉到臺南豪族吳汝祥（1868～1941）宅邸，結果在10月28日就死在這裡。就因為這層關係，日本據臺後吳汝祥獲得經營銀行的開業特許權，成為彰銀創辦人。

只是臺灣民間對於久能親王的到底在何處死亡卻有不同的傳說；洪棄生（1866～1928）在他所寫的《瀛臺偕亡記》一書中就記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濁水溪南岸的雲林（虎尾）被擊重傷致死；客家貢獻獎得主、文史工作者黃榮洛先生（1926～2016）則是考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中彈身亡的；也有學者以在八卦山會戰後近衛師團的軍令幾乎都是由總參謀長鮫島重雄所簽發的來證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早在八卦山會戰時就遭砲擊身亡。其它說法還有──8月底彰化（舊名：王田崁）被砲擊炸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於嘉義民雄（舊名：打貓道）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在臺南善化（舊名：灣里茄巴）附近被割傷頸部，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10月11日，在嘉義義竹（舊名：義竹）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10月18日，在嘉義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赴高雄（打狗）的路上被人斬首……

而在日本官方文獻上的記載則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進入嘉義的時候染上瘧疾（一說是霍亂），之後就在嘉義養病，10月18日離開嘉義時，瘧疾再度發作，至入臺南城後，於10月28日死亡…

日軍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秘不發喪，29日以西京丸輪船運送其遺體，由旗艦「吉野號」護衛，先到橫濱，11月5日抵東京，同日由日本宮內大臣對外發表其死亡之消息。11月11日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豐島岡皇族墓地舉行國葬。

日本為了有效統治臺灣，以及神化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過世之後，就被日本官方封為「臺灣鎮守之神」，先後建了──「臺灣神社」（現為圓山大飯店）、「臺南神社（戰後改為忠烈祠，忠烈祠搬家後，1991年拆除改為臺南市美術館2館及忠義國小）」，「澳底征臺紀念碑」等三處來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並以其死亡的10月28日為國祭日，每年這個時候全臺灣都會放假一天。

後來到了1930年前後，全臺灣只要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之初經過的地方，即使只是短暫停留或是睡過一夜，都被稱為「御遺跡地」，日本人都會命人建立紀念碑或保存原建築物及相關文物，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象徵，經統計在臺灣光復之前，全臺約有數十處這樣的建築。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吳汝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汝祥）。

（Ⅱ）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遠流文化出版），p137。

（Ⅲ）井出季和太（​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篡組／林熊祥），p242～243。

（Ⅳ）陳怡宏、陳涵郁：《臺灣史上最大戰爭》（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4期／2020.01），p39～41。

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94年前的今天，遼寧省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村民們還不知道，再過不到24小時，他們將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1932年9月16日，農曆八月十六日，中秋節剛過。
在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數以千計的男女老幼，被日軍包圍、集中，隨後遭到機槍掃射。
倖存者逃離之後，日軍又將屍體集中焚燒，炸塌山崖掩埋遺骸，並放火燒毀村莊。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平頂山慘案」的事件。

它不是一次戰場上的交火，而是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控制東北的過程中，針對普通平民所進行的一場報復性集體屠殺。
至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場慘案，至今仍存在不同統計。中國方面長期以「3,000餘人」描述遇難規模，部分資料則記為約3,000人或3,271人。
但無論採用哪一個數字，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
「這些人絕大多數不是戰場上的士兵，而是婦女、兒童、老人與普通村民。」

一、平頂山之前：撫順煤礦與日本的東北擴張

撫順煤田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依據《樸茨茅斯和約》取得俄國在南滿的部分權益，隨後逐步控制撫順煤礦。
1907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後，撫順煤礦也由滿鐵接管。
隨著煤炭產量不斷增加，撫順逐漸成為日本在東北重要的能源基地。

然而，煤礦的擴張並沒有同步帶來良好的勞動條件。
中國礦工長期處在艱苦而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礦難與勞工傷亡屢見不鮮。
因此，撫順並不只是日本經濟勢力向東北深入的一個據點，也是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民眾矛盾高度集中的地方。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即攻占撫順。
從這一天開始，撫順也正式進入日本軍事占領之下。

二、九一八之後：抗日武裝開始反擊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各地陸續出現抗日義勇軍與地方抗日武裝。
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
但「滿洲國」的成立，並沒有讓東北的抵抗停止。
相反地，撫順一帶的抗日活動逐漸活躍。

1932年9月15日，也就是中秋節當晚，遼寧民眾自衛軍中的「大刀隊」襲擊撫順煤礦以及楊柏堡採炭所。
抗日武裝燒毀部分日軍及煤礦設施，造成日方數人死傷。
這次襲擊，成為隔日平頂山屠殺的直接背景。
日軍認為抗日武裝可能曾經經過平頂山村，而且村民沒有向日軍通報。
於是，在「通匪」的指控之下，平頂山村成為日軍報復的目標。

三、1932年9月16日：平頂山村被包圍

9月16日清晨，日軍守備隊、憲兵等武裝力量包圍平頂山村。
村民並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麼。
日軍以集合、照相等名義，將村民集中驅趕到平頂山山崖下的空地。
男女老幼全部被集中在一起。
母親抱著孩子。
有人扶著長者。
也有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要求集合。
當村民聚集完畢之後，等待他們的不是照相。
而是機槍。
日軍架設機槍，向密集的人群開火。
手無寸鐵的村民根本沒有逃生的空間。
有人當場倒下。
有人受傷。
有人試圖逃跑。
而對於倒在地上的人，日軍又以刺刀等方式補上致命一擊。
這不是戰鬥。
因為被集中起來的人根本沒有武器，也沒有還擊的能力。
這是一場針對平民的屠殺。

四、殺戮之後：連屍體也不放過

屠殺並沒有隨著槍聲停止。
日軍將大量屍體集中到山崖下，並對遺體進行焚燒。
倖存者的證詞以及戰後調查資料，都留下了關於焚屍的記錄。
其中最令人不忍直視的，是部分重傷者當下可能仍然活著。
有人在逃離現場之後，從遠處看到平頂山方向燃起大火。
而那場火，燒的不只是房屋。
還有死者的遺體。
甚至可能還有尚未死亡的傷者。
隨後，日軍又炸塌山崖，使大量遺骸被土石掩埋，並設置鐵絲網等障礙物封鎖現場。
同時，平頂山村的房屋也被大火燒毀。
一個原本存在的村莊，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殺人、焚屍、滅村、掩埋。
這不只是要殺死村民。
更是企圖讓這場屠殺從歷史上「消失」。

五、平頂山之外：栗家溝、千金堡與新賓

平頂山並不是這一波報復行動唯一涉及的地方。
9月16日下午，日軍又對平頂山附近的栗家溝、千金堡等村落進行掃蕩。
部分村民遭到殺害，房屋則被焚毀。
相關史料對死亡人數與村落範圍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因此具體數字仍有差異。
但可以確認的是，日軍對附近村落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性行動。

此外，部分戰後調查、地方記錄及倖存者相關敘述，也記載日軍曾在新賓周邊村落進行掃蕩、放火與屠殺。
有些資料甚至記載了萬人坑以及示眾屍首等情形。
不過，關於新賓地區具體涉及哪些村落、死亡人數，以及部分細節，現有史料存在較大的差異。

因此，這些事件雖然值得記錄，卻不宜把所有細節與平頂山村的屠殺放在完全相同的史實確定程度上。
但有一件事情卻是相同的：
「九一八之後，東北普通百姓所面對的，不只是軍隊之間的戰爭，也包括日本在軍事占領下針對地方民眾的報復、掃蕩與強制控制。」

為了切斷抗日武裝與地方居民之間的聯繫，日軍後來更推動將居民集中到所謂「集團部落」。
原本的村莊、土地與房屋被重新控制。
居民則被迫離開原有的生活環境。
對許多東北農民而言，這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生存災難。

六、戰後：真正的指揮者沒有站上法庭

1945年日本戰敗。
平頂山慘案並沒有因此被遺忘。
1946年，國民政府在瀋陽組建東北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始調查平頂山慘案。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當時參與事件的日軍軍官川上精一。
中國方面曾要求盟軍總司令部協助追查。
1946年6月12日，警方準備逮捕隱居於宮城縣荒濱漁村的川上精一時，他以回家辭行為由取得短暫機會，隨後服毒自殺。
另一名與事件有關的重要軍官井上清一，也沒有站上中國的軍事法庭。

換句話說：
「被指認為直接參與策劃、指揮屠殺的部分日軍軍官，最終並沒有站上瀋陽軍事法庭接受審判。」
反而是在撫順留下的相關人員中，包括煤礦與地方行政、警務系統人士，成為戰後司法追究的對象。
1947年，相關人員陸續被起訴。
1948年1月，瀋陽軍事法庭判處其中7人死刑，另外4人因與案件關係不足等原因獲判無罪。
4月19日，7名被判死刑者被執行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後來曾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些非軍人主要是因為慘案發生後，處理屍體不當而遭到重判。
但從瀋陽軍事法庭的判決內容來看，法庭並非只認定他們有「毀屍滅跡」的責任，而是認定事件本身具有有計畫的屠殺性質。
這也成為平頂山事件戰後審判史中，一個至今仍存在爭議的問題。

七、被炸塌的山崖，終究沒有埋住真相

日軍曾經試圖用炸塌山崖、焚燒屍體、燒毀村莊的方法，讓平頂山從地圖與記憶中消失。
但他們沒有成功。
1970年，當地重新發掘出大量遇難者遺骨與遺物。
那些被土石掩埋數十年的骨骸，再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後來，當地建立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與紀念館。
館內保存並展示了於1970至1972年間在現場挖掘出土的800餘具罹難者遺骸，以及當時遺留的遺物（如衣物、嬰兒長命鎖、子彈殼等），為二戰期間日軍暴行留下最直接的鐵證。
一座曾經被徹底燒毀的村莊，最後反而成為一段無法被抹去的歷史證據。
在「平頂山慘案遺址紀念館」中，保存著一顆被大火燒成黑炭的半圓形月餅。
這塊燒焦如墨的半塊月餅，以一種墨染般的凝重，記錄下當年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成為日軍侵華暴行的有力控訴。

八、倖存者等了數十年，只為一個「承認」

平頂山事件並沒有隨著1948年的死刑判決結束。
1990年代以後，部分倖存者及遇難者家屬開始在日本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
日本法院在相關訴訟中並非完全否定平頂山屠殺的存在。
相反地，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屠殺事實有所認定。
但最終，倖存者仍然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2006年，日本最高法院維持敗訴結果。
於是，一個極其諷刺的歷史現象就此留下：
屠殺的事實，可以被法院認定。
但受害者，卻未因此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九、歷史最殘酷的地方，不只是死亡

今天再回頭看平頂山慘案，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也許並不只是那一天死了多少人。
因為戰爭中，死亡數字很容易變成冷冰冰的統計。
3,000人。
2,800人。
1,000人。
400人。
數字看久了，人會麻木。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拆開來看，那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統計。
那是一個個名字。
一個個家庭。
一段段原本可以繼續下去的人生。
有人本來應該繼續種田。
有人本來應該長大。
有人本來應該結婚、生子。
有人本來應該慢慢變老。
可是1932年9月16日，他們的人生被停在了那一天。

更令人難以忘記的是：
日軍不只殺了人。
還試圖把屍體燒掉，把村莊燒掉，把證據埋掉。
彷彿只要把山崖炸塌，歷史就可以一起被埋進土裡。
但歷史不是這樣消失的。
山可以被炸塌。
村莊可以被燒掉。
屍骨可以被埋藏數十年。
可是記憶不會。

平頂山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不只是因為那裡有一座紀念館。
而是因為那些被殺害的人，終究沒有從歷史中消失。
他們留下的，不只是遺骨。
也是一個問題：
「當一個政權可以把平民的死亡稱為「報復」，把屠殺稱為「掃蕩」，再把屍體埋進山崖之下時，人類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真正學會尊重一個普通人的生命？」

1932年9月16日距離今天，已經九十多年。
我們記住平頂山，不是為了讓仇恨延續九十多年。
而是因為——
一個社會如果連自己曾經失去過什麼都不願意記得，那麼有一天，它也可能忘記——
生命究竟有多麼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