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此行，在大陸有一撥人，說給她的接待規格太高了，嫌棄她不直接講統一；在台灣有一撥人，從各種細節中挑刺，意圖找出「低規格接待」的證據。這兩撥人是同一種人。

不管以後如何，當前鄭麗文帶給人一種衝破陰霾、積極清新的新鮮感，以及正氣感。能夠打破僵局去溝通，就已經很了不起。中國國民黨如果滿足於當「台灣國民黨」，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狀態就令人不屑。鄭麗文不僅積極溝通，還做得這麼好。

能夠讓事情朝向流動的、往前的方向發展，就是好的趨勢。鄭麗文早期在民進黨，想必是看不上當時國民黨的陳舊、腐朽的氣息，後來離開民進黨，是因為民進黨也已經開始變質，從早期用理想主義吸引人，開始轉變成他們自己討厭的樣子……

這股陳腐之氣，如今就在民進黨身上以及國民黨的保守派那裡展現得淋漓盡致。民進黨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帶領台灣走向獨立，於是就龜縮，恐嚇民眾中共多可怕，以此騙選票。川普都一再想來訪華，你民進黨是有什麼資格可以一直言語挑釁拒絕往來？國民黨保守派也是沒出息，一味只想靠美國，跟隨民進黨的敘事邏輯強化本土意識。這兩種表現都很缺乏主體意識。

希望鄭麗文這種立足於國家民族格局思考問題的作風，能夠給更多的台灣人帶來深入的思考。

早期藍營的板塊遠大於綠營，阿扁當選總統是因為藍營的分裂，但在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後，藍營的板塊就持續的逐漸縮減，導致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鄭麗文擔任國民黨主席將近半年，敢言敢衝，敢與綠營直球對決，並且不懼抹紅，出訪大陸，為台灣爭得不少實質利益。這些作為看來有望扭轉藍營選總統三連敗的劣勢。

鄭出訪大陸確有一些風險，若双方稍有失言，必定被綠營大肆抹紅而失分。所幸在6天的行程中，習近平不提統一，鄭的發言激勵人心，中規中矩，不曾失言，綠營當然仍會抹紅，但空洞的抹紅傷不了鄭和國民黨。

藍營的板塊持續縮減，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的主要原因在於，綠營長期宣揚和灌輸其意識形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共和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人要「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反共」「反中」的另一理由是台灣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共產制度（也因此全面「親美」）。
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是「親中」的。
民進黨是本土政黨，既「愛台灣」，也「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因此台灣人應該支持民進黨，而反對「親中」的國民黨。

綠營長期宣揚上述的意識形態，藍營起初還能加以反駁，到2016年初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大獲全勝以後，藍營的政治人物大多不敢再與其抗衡，反而是「拿香跟拜」，既不敢「親中」，更不敢自稱中國人，也對「九二共識」模稜两可。藍營於是被稱為「獨台」「華獨」，幾乎成為綠營「台獨」的跟從者，藍營的板塊因此持續的逐漸縮減。

鄭麗文是洪秀柱之後，第一位正面挑戰綠營意識形態的藍營大咖。她自稱中國人，並要讓台灣人能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她強調，綠營的「反共」「反中」很可能導致台海戰爭，她因此主張，「愛台灣」就要「親中」，以維護两岸和平和台灣安全，亦即「親中」和「親美」要並重。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挑戰綠營的意識形態及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領導國家（參見《蓋洛普民調：全球對中國領導力認可度超越美國　差距近20年最大》）。何能說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政治制度？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自然能夠擴大藍營的板塊及縮減綠營的板塊。

在總統大選，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即意識形態比候選人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更重要。綠營在總統大選連三勝是因為它長期宣揚和灌輸其「反中」意識形態奏效，鄭麗文直攻綠營的意識形態，並宣揚藍營的「親中」意識形態，是對症下藥，勇於挑戰，有望扭轉藍營在總統大選連三敗的劣勢。

只要涉及兩岸，台灣整個社會就像同一個私塾裡的冬烘先生教出來的同一批差生、劣等生，拿著民主自由的經唸個不停。

這不是？陸委會沈有忠跑出來罵道：鄭麗文淪為習總機，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

蕭美琴則數落道：沒有一個面臨威脅和打壓的國家是透過弱化自己來取得和平。

沈有忠應該把這番話跟下個月就要訪中的川普嘮嘮：「你去北京見習近平，失去了民主掌舵者的風範，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完全不配領導民主陣營，令人遺憾。」

在陸委會這種部門當官，竟不懂中共如今的體制根本不是什麼「共產」，它早已是資本主義了。有人冠之以「威權資本主義」之名，有人則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北京則自稱或描述自身為一種「賢能社會主義」，以賢能的治理達成社會主義理想的體制。

但無論如何，資本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運作及角色，都是顯而可徵的。以至於資本主義的「副作用」，也就是「貧富不均」，即令在這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度中，貧富差距也已達到十分懸殊的地步。

然而，至少這一賢能社會主義的體制中，政府仍有足夠的能力駕馭貪婪無比的資本；而西方以及台灣的所謂自由資本主義體制裡，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他們聽從資本的指揮，對人民進行剝削；他們自己則在代理的過程中，獲得資本的獎賞。

沈有忠拿著「共產」當罪名，潑在鄭麗文身上，以為這樣可以達到抹紅的作用。但這水準就跟八炯完全處於同一水平，也就是應該被死當。

蕭美琴亦復如此，她該去研究一下，瑞士、奧地利是怎麼變成中立國的。都是打了敗仗之後，以某種自我弱化的形式，宣布中立的。

以瑞士為例。1515 年，馬里尼亞諾戰役（Bataille de Marignan）爆發。法國和威尼斯聯軍憑著精銳的火砲和裝甲騎兵進犯，而瑞士與米蘭聯軍卻只持大刀長矛應戰。雙方的軍事科技落差，導致後者被徹底碾壓。

戰敗之後，一個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國家終於明白，他們的刀戟抵擋不了槍砲。法國自此可無限量徵召瑞士傭兵，瑞士部分領土也割讓法國。這個狀態持續了300年，瑞士就是以自我弱化的形式免除戰禍。

三百年後，由於拿破崙戰敗，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列強於1814~1815 年舉行維也納會議，瑞士藉機提出保持永遠中立方案，並獲列強同意，終在微妙的戰略平衡下苟全。

如今兩岸軍力之懸殊，更勝於500年前法國與瑞士的差距。真要硬拚，只是讓更多生靈塗炭。

去年一位郭姓女飛官受訪時稱，只要長官下令她將毫不猶豫地擊落殲-20，口氣大得讓人驚詫。她不知道無論她飛的是IDF或是F16，她都看不見殲-20，只可能看到突然向她襲來的PL-15或PL-17空對空飛彈，然後在被擊中後壯烈犧牲。問題在於，直至死亡那一秒，她仍然不會知道是誰向她開火。

她面臨的場景，就跟去年5月印巴空戰，被擊落的4架法國陣風戰機上的印度飛行員大差不差，唯一不同的是，陣風應該知道遠方有一批殲-10，但因距離太遠，認定對方不可能發射飛彈，直到飛彈抵近時才在慌亂中喪生；但郭卻恐怕臨死前仍不知誰下的手。

蕭美琴對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歷史知識，貧乏得令人恐懼。就差堪跟那位女飛官一樣的弱智。有人還期待她能充當賴清德的剎車皮，原來她其實是助踩的油門。

用自由與民主包裝自己，以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為名的西方，正在被資本掏空，並走在了衰頹的路上。美國哪裡還是民主的山巔之城？它只是一具被金融資本與科技資本吸乾了血的空殼。而為了續命，它四處發動戰爭，好將外頭的資金驅趕到美國，但這也只是飲鴆止渴罷了。

賴清德與台灣一整票跟隨著他的門徒，依舊叫囂著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儼然對這個世界變幻的樣貌毫不知情，以為這世界依然是柏林圍牆倒塌前的那個冷戰模樣，所有的敘事、文字以及宣傳，依舊停留在半個世紀之前，對那個「彷彿無比靜好的」冷戰歲月，充滿著眷戀與不捨。

這般僵固的腦子如何肆應現在？冷戰早已一去不復返，這個世界已在巨變的前夜，台灣卻寧願繼續扮演身著長衫的21世紀孔乙己，當個秀才都考不上的民主腐儒。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國民黨大勢已去，黨政要員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臺灣。為了防止共產黨對這塊淨土的滲透，各系統的特工也利用這個機會，換成平民身份，打入臺灣。

與此同時，臺灣學生運動正一波又一波朝向組織化的縱深發展。當「單車雙載事件」引起警方與學生的衝突風波之後，「敏感的記者已競相預測學潮勢將有擴大可能，並預示這是本省自三十六年冬學生反美大遊行示威運動以來的另一次大規模風潮到來的朕兆。」治安情報機關認為：「臺灣社會運動的過程之中，類似『學潮』的發生，尚以這次為濫觴，以毫無社會運動基礎的學生，絕不可能發生如此有條不紊地大規模的學潮，而且從這製造學潮的方式來看，它的發展演變過程，完全與大陸上中共的手法相同」。

當臺灣學運被這樣定性之後，它的被鎮壓也只是遲早之事了。
風暴是從海峽彼岸的大陸吹過來的。

四月一日，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議和，希望隔江而治。也就在這樣和戰不定的政治悶局下，南京各大專院校的近萬名學生，為了貫徹真正的和平，於是在代表團搭機啟程之時，齊集在總統府門前，舉行一場堅決反對內戰的集會和示威遊行。然而，當和談代表們的座機剛剛降落北平機場時，南京的空氣中卻已經彌漫起衝天的血腥氣味。學生隊伍遊行經過的柏油路面上，到處是遺落的鞋子，以及濕漉漉的猩紅鮮血。鮮血從上午十時緩緩地流向下午五時，然後從南京流向全國。

這時候，三月十六日應代理總統李宗仁電召到南京述職的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返台。當他聽完下屬報告處理臺北學運的經過後，當場大發雷霆。面對大陸的頹勢，銜命整肅後方臺灣的他，於是下令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一時之間，臺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風聲鶴唳，學生人人自危。

四月五日傍晚，南京的血腥氣終於跨越海峽，飄到台北。陳誠指令的逮捕行動展開，頭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歷史正一步一步逼使周慎源走向他被時代決定的悲劇命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晚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為了壓制台北日漸蓬勃的學運，發出了一份以當時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為首的，包括台大與師院兩校學生領袖十餘人的通緝令。然而，兩校學生拒不交出「黑名單」上的同學，大批的軍警於是在四月六日凌晨，衝進學生宿舍硬行逮捕。此一事件史稱：「四六事件」或「四六慘案」。

據官方後來發布的消息，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但是，頭號「要犯」周慎源並沒有在被捕名單之內。
周慎源失蹤了。
從此以後，包括情治單位的特工和周慎源的親友們都在尋找周慎源。周慎源的下落，於是變成那個動盪年代的一則傳奇。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三日，為了尋訪周慎源流亡生涯的最後一幕，我在桃園蘆竹鄉中福村採訪了一九五二年被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的農民黃樹丙先生。

黃先生個性直爽，從談話中，看不出來十五年的黑牢在他臉上留下什麼印痕。他知道我的來意之後，遞了一根煙給我，然後也給自己點了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後，直接就切入正題。在憶述中，他注意到我埋頭做筆記，香菸擱在一旁，沒有點燃，就暫停下來，幫我點菸。我抽了一口。他才又一邊抽菸一邊繼續說下去。我於是把手上的菸擱在煙灰缸上，拿起筆，繼續記錄。整個採訪過程，黃先生總是深深吸了一口菸後才悠悠述說不曾對其他人說過的往事。因為這樣，我也不知道他總共點了幾根菸。

「我見到周慎源大約是在一九五一年左右。」黃樹丙先生說：
「他來了以後，就住在附近一個姓吳的兄弟家裡。他人長得比較高大。村子裡就只有我的衣服，他可以穿。他要出門時，就會過來，跟我拿衣服穿。他雖然近視卻沒戴眼鏡，臉也晒得黑黑的，一點也看不出都市人的模樣。他很隨和，對人非常客氣。我雖然是個學歷不高的農民，但是因為對政府的施政不滿，思想自然就受到當時的時局影響而左傾。因此，周慎源也會告訴我他的過去，並且常常分析時局給我聽。

一九五一年割第二期稻子期間，我那一批一共抓了五個人。在我心目中，周慎源是一個真正的鬥士。怎麼說是嗎？我們中福村先後被圍捕了兩次，外地人不算在內，一共抓了九個人，打掉三個。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受周慎源牽連的。到後來，真正有關係的就只剩下周慎源和另一個簡萬德。周慎源在這種情況下碰到圍捕，其實是可以不死的。但是他卻因為堅決抵抗而被當場打死。

當時，我正關在肅殘小組設於桃園文昌廟的臨時監獄。照理來說，他犧牲的現場情況，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有一天，裡頭一名姓葉的外省警官拿了一張照片給我看，問我那個人是不是周慎源？我看到那是一具身體被打得稀爛的死屍，但是死者的面貌仍然可以清楚辨認。他的確就是周慎源。後來，我就問那名警官，周慎源怎麼會被打得這樣慘。

那名警官也毫不隱瞞地告訴我，說他們根據某一被捕者的供詞，知道周慎源什麼時候會在那裡與他會面，就事先埋伏在現場。果然，周慎源按時出現。但是，周慎源也許是發覺情況不對，到了會面的地方卻沒有停下來，仍然繼續往前走。他們就在後頭小心地跟蹤，準備遵照上級的指令伺機活捉他。周慎源走著走著，應該知道自己已經被跟蹤了，頭也沒回，突然就回手向他們開槍。那名警官尷尬地笑說他自己還差點被打到。周慎源一開槍，他們就趕快臥倒。然後他們看到周慎源開了槍就跑，同時還把手摸向腰部。他們以為他要拿手榴彈來丟，情急之下就不約而同拼命開槍。最後，終於把他當場打死了。我後來又聽一名參與這次圍剿行動的小警員說，當他們要把周慎源的屍體抬上車時，屍塊卻紛紛掉落下來。」

離開黃家的時候，天色就要暗了下來。臨走前，黃先生特別向我交代，要我見到周慎源的哥哥時替他致意。黃先生強調說，叫他不要傷心，要為他弟弟的犧牲感到驕傲。因為他有一個了不起的弟弟。

昨天，經由臉友指教，上網看到了解密的相關檔案，也證實我當年的調查報告並沒有脫離事實。然而，面對這樣的歷史真相，心情還是沉重的。那就讓我們一起來 <人間.台中> 觀看當年拍攝的紀錄片《1949年4月6日》，謹此追悼英年犧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烈士周慎源吧！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此次率團訪問中國大陸，從一開始就不只是一次單純的政黨交流，而更像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測試。測試的，不只是北京對台政策在語言與節奏上的微調，也包括國民黨在二〇二八總統大選前，是否有可能重新豎起一面不同於民進黨的「和平牌」。如果把這次訪問放在最近幾年的兩岸格局裡看，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誰說了多少漂亮話，而是北京與國民黨，都在試探一條新的敘事路線：北京暫時把近年高壓武嚇的「逼統」語氣往後收，改以文化、經貿與情感語言包裝其「促統」意圖；國民黨則試圖在民進黨主導的抗中保台之外，重新把「兩岸和平」拉回政治主題。

先看北京這一邊。這次習近平與鄭麗文會面，從公開訊息看，確實展現了相當程度的語言節制。習近平一方面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家人」，談血緣、文化與民族復興，另一方面仍然重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與和平統一方向。換句話說，北京不是放棄統一敘事，而是刻意把最硬的語言收進背景，把文化與情感層面的說法推到前台。這種做法並不新鮮，但在當前時點重新啟用，意義很明顯：北京希望讓外界看到，它不是只會靠軍機繞台和艦艇施壓，也可以重新包裝成一個願意談和平、願意講經貿、願意恢復交流的角色。

但若因此認為北京政策已經出現本質性轉向，那也太早。因為就在習近平會見鄭麗文的同一時間，台灣國防部仍持續通報中國軍機活動。這也正說明，北京這次不是從「武嚇」改成「和解」，而是更像從單純高壓，重新回到「一手施壓、一手示好」的雙軌操作。軍事壓力沒有停止，只是暫時不當主角；統一目標沒有放棄，只是改用較柔性的文化、經濟與家國語言來包裹。若要說得更精確，北京這次不是淡化統一，而是把統一重新包裝得更柔、更可說、更方便推銷。

這就是所謂從「逼統」微調到「促統」的意思。前者的重點，是高強度威懾與心理施壓；後者的重點，則是讓統一敘事看起來比較不像威脅，而更像一種文化召喚、經濟利益與歷史大勢的綜合包裝。當然，這種包裝的底層仍是力量不對等。只是北京現在顯然也知道，若長期只靠武嚇，效果未必會越來越好，反而可能把台灣民意愈推愈遠。尤其在中美競爭長期化、中國自身經濟調整壓力上升的情況下，北京也有理由希望台海風險暫時不要再往上堆。這次高規格見鄭麗文，同時又拋出農漁產品市場重新開放等訊號，本質上就是想把「和平、交流、讓利」重新拉回自己的工具箱。

再看國民黨這一邊，問題就更微妙了。鄭麗文這次訪中，政治意圖其實並不難猜。這不是一次單純的朝聖，也不是一種回到舊時代的國共和解表演，而更像是一場對二〇二八選戰論述的提前試水溫。因為對國民黨而言，若繼續走近年那種「親美、遠陸、對中保持距離」的路線，它很難在總統大選中跟民進黨做出足夠大的區隔。比抗中，國民黨不會比民進黨更有說服力；比保台，它也很難搶到主導權。既然如此，能不能把「和平」重新變成一個有號召力的政治主題，就成了它不得不試的一條路。

這條路之所以值得一賭，不是因為台灣社會突然變得親中，而是因為台灣社會這幾年對外部環境的焦慮，正在產生某種很複雜的情緒結構。一方面，多數台灣人當然不接受北京的統一方案，更不願在主權與自由上退讓；但另一方面，大家也確實愈來愈疲於長期高壓、軍購擴張、能源風險、兵役延長與產業外移的總體壓力。尤其近年美國對台政策一邊強調支持，一邊又夾帶更高額軍售、更嚴格的地緣供應鏈安排，川普陣營過去又曾對台灣晶片產業與防衛責任說出不少讓台灣社會不舒服的話，這些都累積了一種「不敢公開翻桌，但心裡並不痛快」的氛圍。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有人高舉兩岸和平的大旗，說要替台灣降低風險、爭取喘息、讓交流恢復正常，確實不是沒有市場。

不過，這條路也絕不是沒有風險。因為在台灣現有的政治語境裡，「和平」是一個很容易被對手重新翻譯的字眼。國民黨若講和平，民進黨很容易把它講成對中退讓、配合統戰、削弱防衛；國民黨若講交流，對手也很容易把它定義成北京介選的側翼操作。這也是為什麼鄭麗文此行雖然聲量很大，卻沒有國民黨大批縣市長與立委同行。這不是偶然，而是黨內很多人其實還在觀望：這面和平牌究竟會變成突破口，還是會反過來成為包袱。說得更白一點，黨內願意讓鄭麗文去衝，但還沒有準備好全部押注。這說明國民黨內部對這條路線，至少現在仍是試探多於定案。

而美國這邊的反應也很值得看。AIT不是簡單地替鄭麗文訪中按讚，而是藉機再一次把球踢回北京：若真想要兩岸和平，中國應停止對台軍事威脅，並直接與台灣民選政府對話。這種回應其實很聰明。它一方面不去正面否定「和平」這個主題，避免把自己擺在反和平的位置；另一方面又清楚劃出界線：你北京若真想談，不能只找在野黨，不能一邊講一家人、一邊飛軍機。這也說明，美方並不會因為國民黨突然舉起和平大旗，就完全失去警覺。它更像是在觀察：這條路線會不會只是北京包裝統一的柔性前鋒，又或者台灣內部是否真的在長期高壓下出現新的政治需求。

所以，鄭麗文此行真正的意義，恐怕不在它已經改變了什麼，而在它暴露了幾個正在成形的現實。第一，北京知道單靠武嚇並不足以推動其對台目標，因此重新把經貿、文化與柔性話語搬出來。第二，國民黨也知道若只在民進黨設定的抗中保台框架裡比賽，永遠不會有優勢，因此嘗試把「和平」重新做成一個可競選的主題。第三，美國與台灣政府則都在緊盯：這條和平牌究竟能不能成立，又會不會被北京變成對台政治操作的新支點。

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二〇二八總統大選，很可能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會是一場關於台灣未來路徑的路線對決。民進黨若繼續主打「抗中保台」、強化防衛與深化對美安全連結，國民黨若改打兩岸和平、風險控管與經貿恢復，雙方真正競爭的，其實不是誰比較愛台，而是誰能說服台灣社會：自己的路線更能在不失去尊嚴的前提下，讓台灣活得更安全、更穩定、更有空間。這場競爭一旦成形，將不只是選舉技術問題，而會牽動台灣對美國、中國、戰爭風險與自身定位的整體想像。

但也正因如此，和平牌若要成立，就不能只是氣氛表演。它必須回答幾個比口號更尖銳的問題：北京是否真的願意降低軍事壓力？國民黨是否能把和平講成制度安排，而不只是善意交流？台灣社會是否願意在不接受統一框架的前提下，重新給兩岸互動一點空間？如果這些問題都答不出來，那麼「和平」很可能又只會變成一個短暫的政治修辭，而不是一條真正可走的路。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總結這次鄭麗文訪中的政治意義，那我會這樣說：北京這次不是放下統一，而是把統一包裝得更柔；國民黨這次不是單純朝聖，而是在替二〇二八試打一面「和平牌」。真正的考驗，不在北京今天講得多溫和，也不在鄭麗文這趟有多高規格，而在這張牌最後能不能在台灣被當成選項，而不是風險。

今天，在時隔21年之後，重新來到了中山陵，內心感慨萬千。

1925年的3月1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當時國際媒體都用非常大的篇幅報導，30萬民眾湧上街頭送殯，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當時的台灣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30年，台灣人的身分尷尬、處境艱難，沒有辦法像在大陸的中國國民，可以直接宣洩對中山先生去世的悲愴之情。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箝制和打壓之下，仍舊盛況空前地舉辦了各項追悼會，但是弔歌跟弔詞都遭到了日本當局的禁止和檢查。

獲知國父去世的噩耗之後，台灣各界悲痛難忍。蔣渭水先生親自撰寫了《台灣民報》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哀孫先生之死〉。文章一開頭就表達了對偉人隕落的難以置信。一句：「想此刻四萬萬國民正在哀悼痛苦吧！遙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台灣人哀痛難捨之情。

此外，張我軍先生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文當中也寫道：「孫先生，你可知道，在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雄淚滿襟。」一句話，道盡了台灣人在被殖民統治下的悲愴心情。大概也因為日本當局限制台灣人，不可以用「國父」來悼念孫中山，所以只好改稱「弱小民族之父」。

在大陸哭中山之死，天經地義，光榮正大；在台灣哭中山之死，卻要想方設法、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因為中國的積弱，台灣才在甲午戰敗之後淪為殖民地。因此，台灣的知識精英、有志之士，對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非常關注、期待、嚮往，甚至積極地投入、參與、資助、效法、學習。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台灣人滿眼興奮。在台北的大稻埕，商家集體地懸掛慶祝漢族光復的布條，總督府立刻出動憲兵強制拆除。台南寶美樓戲班將黃花崗的故事改編成歌仔戲《七十二烈士》，總督府立刻以妨害治安將以查禁。1912年的3月，台中霧峰林家族人集體剪掉辮子，焚毀辮髮飾，高呼追隨孫先生的革命精神。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希望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可以奮發圖強，早日收復台灣，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

當然，當時不只是台灣，包括中國周邊的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尤其是當時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莫不受到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的鼓舞。孫中山先生死後，之所以躍居國際舞台、躋身世界偉人之列，是因為他不只推翻滿清，創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更是因為先生為了全世界有同等命運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的堅持和信念。孫中山也因此受到了特別的尊崇，成為台灣民族解放的導師。

孫中山在逝世之前四個月，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有別於日本為了掩飾擴張侵略的野心所宣揚的大亞細亞主義，中山先生倡議以亞洲民族同盟的形式，提高亞洲弱小民族的地位，並且呼籲日本勿再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要善待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這些主張，立即獲得台人熱烈的迴響、積極的唱和。

孫中山以東方的王道文化對比西方的霸道文化，主張要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愛。仁義道德，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個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我們是學來自衛。

在國父的遺囑中，也特別強調：「為達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中國實踐自由平等的過程，也應該不要忘記推己及人，攜手世界所有弱小的民族，平等相待，追求共同的理想，徹底地終結帝國主義，絕不能像當年日本，只想著自己崛起之後，複製西方的帝國主義。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袁世凱復辟、軍閥割據、列強環伺，中山先生的理想繼續在荊棘跟瓦礫中踽踽前行。台灣的抗日行動，也從前期的武裝流血，轉為文化抵抗。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蔣渭水等台灣知識精英要用文化運動來保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時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向日方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權。

孫中山先生死後，蔣渭水仿效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在1927年組成了台灣民眾黨，以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為本，寫成了黨綱，完成了台灣民族解放的論述跟行動綱領。當時苦難的中國自顧不暇，總裁蔣中正先生好不容易北伐成功之後，立刻面臨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八年抗戰，血淚斑斑，一直等到日本戰敗之後，台灣才終於結束了長達五十年被殖民統治的厄運。

戰後千瘡百孔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內戰；同一時間，陳儀負責接收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兩年之後，國民黨百萬部隊退守台澎金馬，之後也因為國共內鬥的陰影，在台灣內部發動了清鄉運動跟白色恐怖。台灣也因此歷經了長達38年的戒嚴。

時至今日，兩岸之間仍舊因為130年前的甲午戰爭，沿著台灣海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刀所砍劈出的傷口，至今無法癒合。中國的災難，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還有很多是源自內部的矛盾分歧所導致的自相殘殺；但真正受苦遭殃的，永遠是無辜的百姓、底層的人民。

21年前，2005年初，兩岸關係極度緊張。國民黨連戰主席希望代表台灣最新的主流民意為兩岸破冰。麗文深受感動，接受了連主席的邀請，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黨員，並擔任發言人。隨即，麗文為了兩岸破冰、國共和解的歷史使命，特別選在當年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邀請了白色恐怖之下最後的一個死刑犯——陳明忠老先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來演講。

在巨幅的中山先生遺像和遺囑全文之前，陳老先生完成了關於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的演說。陳老先生說：「我的家族、我的妻子，都是政治受難者，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慘烈的受害者。我今天來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不是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因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和平，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

接著，他把象徵和解之鑰的鑰匙交到連主席手中。連主席也當場宣布，先派副主席江炳坤率團登陸，為和平之旅鋪路。同年四月，連主席率團，包括我本人在內，踏上了南京這塊土地，展開了歷史性的和平之旅，成為49年之後第一個返回南京首都的國民黨主席。

今天，時隔21年之後，麗文再度來到了中山陵，踏上了392階的台階，看到了象徵三民主義的三大平台、五權憲法的五大設計、392階，讓兩岸可以開始和解交流對話的九二共識，想到了當年總理遺訓的志業，兩岸還沒有癒合的傷口。麗文也在這裡向我們本黨的總理報告：根據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成功地建設台澎金馬，成為民主、自由、法治、均富的美好社會。

同樣地，在大陸，我們也看到了、見證了大陸的進步和建設，超乎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想像。今天剛剛陪伴的導遊特別提起，在今年的3月12日，麗文也率中國國民黨到國父紀念館進行悼念、紀念的儀式。當天，國父的後人孫女士特別從國父的故鄉，帶來了當年他從檀香山帶往故鄉所種植的酸豆樹的種子，帶到台灣送給我。

21年後的今天，麗文也希望種下和平的種子。中山先生一生愛自然，重視生態，鼓勵植樹。剛剛也跟我介紹到，其實我也一直很關注，習近平總書記也非常重視生態保育，每年都提倡要植樹。希望我們今天不只為兩岸的中國人，也為所有的人類種下和平的種子。讓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勤加灌溉施肥，讓這棵大樹能夠開枝散葉，長成參天大樹。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讓我們所有後代的子孫，都在這棵大樹的庇蔭之下，毫無顧忌地追尋屬於他自己人生的夢想。

所以最後，我們希望不要忘記總理臨終前留下的叮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文天下為公思想的核心價值，一直都是平等、包容、團結。我們應該共同致力於促進兩岸的和解與團結，創造區域的繁榮與和平。

麗文在此，願吾輩同志以己為薪，承繼國父的革命精神、博愛胸懷、大同理想、薪盡火傳，讓百年前革命先行者窮其一生所點燃的火炬，有如黑夜中的星斗，繼續為革命路上前仆後繼的同志們指引方向，並化為青天白日，溫暖滋養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生命。讓我們共同勉勵，謝謝大家。

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出訪中國大陸，追求國共和解與两岸和平。在世局動盪及兩岸關係晦暗的此刻，這當然是一樁美事，但《春秋》責備賢者，筆者認為仍有些美中不足，鄭麗文應該藉此行承認當年蔣介石「清黨」之過。

1923年孫中山與蘇俄代表簽訂協議，確立「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保留原本共產黨籍），並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的1926年7月，在國共合作下，國民革命軍由蔣介石擔任總司令誓師北伐。北伐期間國共合作逐漸破裂，1927年4月12日蔣從上海開始「清黨」，殺害了大量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鄭主席既能出席悼念228、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個人的看法，應該也要進一步地對國民黨當年的血腥「清黨」來自我檢討。那是當年老蔣的錯誤，為何島內藍營不能代替老蔣認錯？請注意那正是國共內戰的根源。為何老毛可以被三七開，我們對於老蔣卻硬逼他成為完人？

當年啊，與孫中山同輩的尤列，對於清黨的問題，曾公開表示──將之類比於當年的黃花崗之役，而一面稱「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另一面稱：
「君子與人為善，斷不能以政見不同，阻人為善之路，…今粵方各路多有肅清共黨之報告，事誠可喜。但論其實際，未知為肅清共黨，毋寧謂之暫挫其鋒，…今各地數以槍斃共產黨聞，列以為殊非善策。蓋此能殺之，則彼之結合之力愈堅，其勢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貴全）、邱（四）、陸（皓東）、程（奎光），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經一度之殺戮，必增一度熱烈之進行，共產黨亦如是耳。」（〈尤少紈民十六對時局宣言〉收入在《革命先烈先進傳》，506頁）
是否藍營可以參考先賢之檢討？才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啊。

其次，翻出史料，國民黨在1898年派陳少白來台主持興中會的發展，恰逢（與國民黨政治路線衝突的）維新派的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陳少白就在台灣主持了一個對六君子的追悼會，那是怎樣的胸襟！鄭主席被詬病的出席白色恐怖紀念會，是否也類此可作如是觀？

鄭主席未能承認當年蔣的「清黨」之過，其首席智囊蘇起似應扛起主要責任。個人能夠理解，鄭、蘇或許是害怕被綠營批評為對中共軟弱，甚至有「跪共」「賣台」的抹紅。台灣的政黨惡鬥導致應該做的好事都不敢做，真是可悲！

兩岸與島內都曾遭遇很多不幸，我們似乎應該思考究竟如何說好我們的各種不幸的故事，才能真實建立「和」，不只是維持現狀，亦即「和、合」的真實基礎。為了長久的和平與理想的未來，不要逼人成為完人，放開一些，對大家都好吧。

在當前兩岸關係長期僵局未解之際，老K黨主席應邀赴陸進行國共對談之舉當然引發台灣政壇與媒體輿論的高度關注與激烈爭辯。

執政黨對此行持續採取高度批判立場，一路抹紅，說是去朝貢、去磕頭、去投降，賣台之聲不絕於耳。

白色黨立場詭異，欲言又止，進退維谷，不反對交流，又擔心過於老K黨親中，讓兩黨合作失去主體性。

老K黨內親美派在川帝政府猛扯後腿的狀況下，就算百般不樂意，也都講不出繼續親美的好處在哪裡？

還有老K黨內年底要選縣市長的，就怕殃及池魚，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平心而論，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的當下，任何能夠打破僵局，解除兵兇戰危的嘗試都不應該被否定；抹紅、潑髒水、酸言酸語都於事無補；如果既有路線長期無法帶來突破，那麼嘗試新的路徑，本身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從務實角度來看，即便此行難以在短期內一舉突破兩岸僵局，仍可能帶來若干實質與象徵成果，像是重啟溝通管道、促進民間與產業交流、降低敵意氛圍，甚至為未來更高層級互動鋪路。

畢竟，在高度對抗的環境中，任何一點緩和訊號，都是值得審慎看待的進展。

其實，對如劉杯杯這等小民百姓而言，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的政治論述，而是具體可感的生活條件；有個穩定工作、有收入付房貸、付小孩大學學費。

就這麼簡單。

以漂亮國為例，民主、自由、人權喊得震天價響，還動不動說人家獨裁、威權，要輸出民主制度，推翻人家政權；結果國內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無家可歸人口增加、社會分裂加劇，連中產階級都躲不過｢斬殺線」的狙擊，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殍的寫照。

甚至有越來越多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公民選擇離美，以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對這些人而言，民主、自由、人權顯然不能當飯吃。

相對而言，大陸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被西方國家罵了幾十年，說是沒有民主、自由、人權；但近年來其基礎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速度與規模，早已超越包含漂亮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大陸確實也有菁英外移的現象，但同時也有每年高達1億人次的出國觀光後再選擇返回生活，也沒有｢投奔自由」啊！

這說明一件事。

國家治理真正的問題並非民主或威權哪一方在概念上更具正當性，而是哪一種制度安排，能在現實中更有效地回應人民的基本需求？

能否提供穩定、安全、發展機會與生活尊嚴？

若一個高舉自由與人權旗幟的制度，卻讓人民在經濟壓力與社會不安中掙扎，那麼這樣的制度，是否仍稱得上善政？

究其實際，政治制度的本質，不在高大上的口號，是在治理的實效。任何制度若脫離人民福祉，終將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

在此意義上，此行的價值，不僅在於一次交流行程，更在於提醒台灣人民：

當僵局持續、對立升高之際，是否還有空間回到務實與人民本位的思考。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嘗試本身，就值得被認真對待，而非先驗地否定。

近代中國的歷史長卷中，反覆刻寫著一條殘酷的規律：當外部結構性壓力逼近臨界點，任何試圖以妥協、模糊或拖延來「維持現狀」的策略，終將被時代的巨輪碾碎。從連雅堂的文化堅守，到張學良的軍事兵諫，再到今日懸於台灣海峽上空的路線之爭，歷史從未獎勵那些幻想能在風暴眼中永久保持平衡的騎牆者。它只會用愈發苛刻的條件，逼迫選擇在最不利的時刻發生，並讓逃避決斷者付出最為沉重的代價。

一、歷史的鏡鑒：妥協的盡頭即是轉折

連雅堂身處日本殖民鐵蹄之下，其早期生涯可視為在異族統治框架內尋求文化生存空間的嘗試。然而，這種「適應」有其清晰底線——開設書局卻拒售日文書籍，以沉默的抵抗維繫民族火種。其晚年毅然赴北京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以畢生心血撰就《台灣通史》，高揚「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精神旗幟，恰恰宣告了在殖民壓迫下，「維持現狀」只是一種暫時的生存策略，而非終極答案。當民族認同與現實處境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時，轉向成為必然。

張學良的案例更為驚心動魄。九一八事變後，其執行的不抵抗政策，本質是試圖以戰略退讓換取時間與空間，避免與日軍全面衝突。然而，歷史證明，面對步步緊逼的侵略者，妥協非但不能穩定局勢，反而助長其氣焰，加速危機的總爆發。直至西安事變，張學良以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為賭注，強行扭轉國家路線，推動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轉折清晰地揭示：當壓力持續累積，模糊與拖延只會將系統推向更危險的邊緣，主動或被動的「轉向」遲早來臨。

二、當代的困境：「戰略模糊」的空間正在塌縮

將歷史鏡鑒對照今日台灣，不難發現某種深層邏輯的驚人相似。島內部分政治勢力長期奉行所謂「維持現狀」的路線，試圖在兩岸關係與對外交往中保持一種「不統不獨不武」的戰略模糊。其策略核心，是通過強化與特定外部力量的連結，構建一種不對稱的平衡，以期延緩根本性的政治抉擇。

必須指出，這種策略與歷史上喪失主權的屈辱妥協有本質區別。然而，兩者共享一種致命的認知誤判：即認為可以透過外部力量的加持與精密的策略操作，無限期推遲終極選擇的到來。然而，國際格局的演變、兩岸實力對比的持續拉大、以及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都在不斷壓縮這種模糊策略的生存空間。軍事對峙的風險、經濟融合的趨勢、國際社會「一中原則」的普遍共識，如同不斷收緊的絞索，讓「維持現狀」愈發成為一種成本高昂且不可持續的幻覺。

三、鄭麗文與「連家路線」：一次繼承與一場考驗

在此背景下，觀察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政治動向，別具深意。鄭麗文被廣泛視為連戰所開創的兩岸交流路線的繼承者。從她早年受連戰邀請入黨並擔任其發言人，到如今人事佈局中重用連勝武、張榮恭等連家核心幕僚，再到被賦予「承先啟後」象徵意義的訪陸行程，其政治光譜深深烙有「連家路線」的印記。

這一路線的核心，在於承認「九二共識」的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主張通過對話交流緩和台海局勢，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當前島內「拒統謀獨」勢力囂張、「維持現狀」論調瀰漫的氛圍中，鄭麗文若堅定秉持此一路線，無疑是對「台獨」分裂行徑及投機模糊策略的一種否定。然而，這也意味著她必須直面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既要整合黨內深藍力量，又要應對來自綠營的汙名化攻擊，還需在兩岸關係僵局中尋求突破。這不僅是對其個人政治智慧的考驗，更是對「連家路線」在當下時空環境中是否仍具生命力的歷史叩問。

四、結語：逃避選擇，就是選擇了最壞的結果

歷史從不溫情脈脈。它不會因為一部分人的主觀願望而停下腳步，也不會獎勵那些在關鍵時刻首鼠兩端、幻想永遠不必付出代價的投機者。從連雅堂到張學良，個人命運的轉折無不與民族命運的巨變緊密相連。他們的選擇，無論是文化的回歸還是武力的諫爭，都指向同一個真理：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而且往往導向最被動、代價最為慘重的結局。

今天，這道攸關台灣前途與台海和平的選擇題，依然高懸。是繼續沉溺於「維持現狀」的脆弱幻夢，任由戰略模糊空間塌縮，將兩岸推向險境？還是正視歷史大勢與現實格局，在認同民族、回歸共同政治基礎的框架下，為台灣尋求一條可持續的和平發展之路？答案，不在於外部勢力的空頭支票，而在於島內有識之士能否汲取歷史教訓，做出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明智抉擇。
歷史的鐘擺從未停歇，留給猶豫的時間，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