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如何斷裂為南北兩個戰場？

抗戰期間南北變成“各打各的”戰場，是後來的歷史演變累積而成。今日，歷史塵埃早已落定，才有“華北成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這個定局。“七七事變”之初，連此後有八年的戰事都未必成真。

華北接近日本本土、殖民地韓國以及傀儡“滿洲國”，同時靠近日本國防大患蘇聯。中國非日本的大敵、乃是“弱肉”，合理的策略該是“逐步蠶食”而非一口併吞，方才有上述土肥原賢二“耐心地”與中方對手練“太極推手”功夫，一旦耐心用盡，爆發正面衝突，原本亦可局部化。日本有識之士知覺：若捲入與華全面戰爭，將偏離在北方防蘇的戰略要務，南下且有捲入與西方全面衝突的可能性（後來果如所料）。

“七七事變”後，中日在地的軍方已協商停火，但東京軍部裡“擴大派”得勢，認為機不可失，遣大軍進入華北。第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為“八年抗戰”貢獻了最早殉國的兩位師長（佟麟閣、趙登禹），但軍長宋哲元則避地保定，不配合中央軍北上。事變初，宋已不歡迎中央介入自己的地盤，認為這次“事變”仍可仿過去一連串“協定”就地解決。

鑑於在華北日本是近水樓台、地方實力派又指揮不動、中央軍北上亦有補給困難，蔣介石決定把戰事引至淞滬，投入自己最精銳的德式部隊，日方並非上當，乃自惑於“三月亡華”的狂妄，結果淞滬抗戰就打了三個月。但蔣介石在“東方的紐約”大動干戈並無如預期般引來列強調停，這次“八一三抗戰”未能重演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

結局未如所料，中方竟然缺乏Plan B，勝利的日軍迅速溯江而上，攻陷南京。爆發了驚駭歷史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公使仍在東京，日方則認為敵都淪陷按理該投降。日本是把這次“支那事變”想像成普京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期待短期結束，迄八年抗戰終了從未“宣戰”。

當勝利的“中支那派遣軍”還在長江下游整休時，華北由原先的平津“支那駐屯軍”大大擴充而成的“北支那方面軍”南下，圖剿滅聚集在蘇北徐州的國軍主力，先頭部隊輕敵冒進，被重創於台兒莊（1938年4月）。打贏一仗並不能擺脫國軍主力將受日軍南北夾擊全殲的危局。60萬國軍匆匆撤出徐州，免受“北支那方面軍”大舉南下與北上的“中支那派遣軍”會師，造成的合圍。

當南下日軍之西路土肥原師團分道進取河南鄭州，國府下令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免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叉的樞紐落入敵軍手中。萬一此事成真，北方的日軍順平漢路南下，與沿長江水路西進的華中日軍會師，將很快拿下武漢這個國軍指揮中心。同時，日軍亦可沿隴海鐵路從河南西闖潼關、侵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四川，國府還來不及遷都的重慶亦將不保。

決堤後黃河改道南流，形成廣達數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迫使日軍將攻打武漢的日期從1938年6月延後至8月下旬，並被迫改走地形險阻的長江兩岸與大別山。這段換得的時間，讓國民政府得以將沿海與華中近600家重要工廠、軍火庫、學校及數百萬噸物資，經由長江安全撤退至四川大後方，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物質基礎。

“黃泛區”造成平漢路不通車達6年之久。待至1944年南北通車了，就發生日本“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直下桂林的雪崩式的狂捲。1944年不同於1938年，中國已經參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盟軍在各戰場皆節節勝利，國軍已接受美援，中國本土上甚至有美軍駐紮（主要是空軍），竟然還有如此一瀉千里的潰敗。假想在1938年中抗戰政府沒有在花園口決堤，那麼，縱使“三月亡華”成泡影，“一年亡華”是絕對可能的。

花園口決提的代價則是豫西、皖北89萬同胞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萬畝良田沙化，後遺症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作為一整個歷史事件，百姓死亡高達200萬至350萬人以上。

高端的數字可能還包括黃河奪淮入海後，原山東入海故道乾涸，造成了“水退沙進、黃沙毀田”的長期生態災害。濟南段黃河直接變成了乾涸的沙溝，船隻全部擱淺廢棄，沿河數萬依靠水運、碼頭搬運、漁業為生的百姓瞬間失業，地方商業陷入絕境。長期的禍害不說，引發了 1940-1942年間山東與豫北的局部旱災與蝗災，造成數萬至十數萬平民因逃荒與飢餓死亡。

如此慘重的代價，還促成為後世忽略卻更長遠的後效：八年抗戰從此斷裂成南北兩個戰場。黃泛區形成後，華北日軍緊急逃命北撤，日後和華中日軍聯繫的剩下偏東的津浦鐵路，但其暢通性常受阻於國軍與共軍控制的魯蘇戰區，導致華北與華中成為兩個完全獨立的戰略後勤單位。華中的戰事已深入內陸，其補充得直接由日本本土（包括台灣）經由海路再沿長江水路溯江運至鄂湘前線。

華中與華北從此成為所謂“主戰場”與“敵後戰場”。下節將指出：這組對照有其局限性，謂其為兩類“抗戰生態”更為恰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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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前的華北：無效的國土

中國歷來有南北分歧，至清末被漢滿矛盾激化，民國時甚至成為“國民性論”內的一組對照（詳本人《南與北》一文，收入《歷史學家的經線》）。本節只能從華北從未被國民政府的“北伐”納入“有效國土”開講。

1926年，孫中山遺下的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以此鞏固權位，其中除了血腥的“清黨”，還涉及軍方實力派間的傾軋。至1928年中，北伐把奉系張作霖逐回關外，但進駐平津的卻是南軍李、白的桂系。他們同時掌控兩湖，造成從華南劃過華中至華北的一道勢力弧，蔣必須解決之—這裡只談他如何解決華北這一端。

至1929年，蔣持中央之資源，策反了駐平津的桂系白崇禧麾下的湘軍，將他攆出，然華北並未歸蔣。為了防桂系在平津與山西的晉系結成反蔣聯盟，蔣讓閻錫山進據平津。至1930年，就在同一個地方，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回廣西的桂系以及國府中樞內反蔣派汪精衛結成“反蔣聯盟”，釀成“中原大戰”。

這一次蔣下的棋是讓張學良的奉軍從東北入關、襲其背，反蔣聯盟迅即瓦解。張在1928年底已歸順中央，因“中原大戰”晉升為全國軍隊的副總司令、一人之下，且進駐平津，不只恢復了張作霖被打跑前的關內地盤，且節制黃河以北的多個省份。

1930年張學良入了關，就給日本人鑽了空子，1931年關東軍炮製“九一八事變”，把東北從中國割了出去，張束手無策。關東軍企圖在關外締造一個滿蒙傀儡邦，又在1933年併吞熱河，引起“長城抗戰”。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

南京中央不得不直接介入，派中央大員何應欽接管平津。在“長城抗戰”中，精銳的中央軍投入了，由東北軍與西北軍配合應戰，仍敗下陣來。中方被迫簽署《塘沽停戰協定》：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必須撤至長城以南，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一帶變成非軍事化地區，換而言之，中方還需在長城線留一扇方便日軍未來進關的門。

這就是由“九一八事變”漸次觸爆六年後全面抗戰的骨牌效應，也是一個強權以“國安”理由逐步捲入蠶食鄰國的經典範例。日本為了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點，先併吞了朝鮮半島，繼而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把外蒙赤化，日本的回應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在清末，為了防俄並在亞洲大陸發展，日本原有幫助漢人建立民國的同時“幫助”塞北的滿蒙建國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契機。熱河是奉系“東四省”的殘餘，1932年傀儡“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勢必染指熱河。但熱河不是滿洲而是“內蒙”的東部。中方在“九一八”時息事寧人吃了大虧，在熱河問題上不可能再認慫。

中國之弱，造成日方的野心急遽膨脹、“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長城內外同時得寸見尺。“長城抗戰”後，日本軍部開始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其實“五省”中只有河北、山西、山東是“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屬“塞北四省”，乃內蒙中段。由此可看出，日本和蘇俄的博弈將中國的長城內外都攪了進去。

當時，日軍在華北只有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上承辛丑條約（1901）批准的“清國駐屯軍”，頂多三千人，即使在關內都無力承擔此任務，遑論涉足關東軍禁臠的塞北。日本軍部遂借調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主持其事。日本一直都要國際承認“滿洲國”是一個主權國，關東軍不便公然越界到另一“主權國”活動。土肥原的新身分是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地盤上活動的“支那通”，他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和遜清官僚中廣有人脈。但有名望又肯當漢奸的人不多，土肥原遊說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宣布“自治”，都碰了釘。

日方毫不鬆手。至1935年6月又以天津發生“仇日事件”為由，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何應欽將國府在平津的黨、政、軍、特通通撤走。同期的“秦土協定”則迫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路軍撤出察哈爾北部（這裡指漢人置縣區的北部，同省更北是蒙疆的遊牧區）。

本來，若沒有災難，中央在華北哪裡都很難介入，地方實力派儘量將中央擋於門外。日本人是由一個外國變成京津地方的惡霸、公然地把中央政府攆出而已。翌年，定都於陝北的紅軍發動“東征”、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中央求救，南京方面派了20萬大軍，將領包括今日仍知名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關麟徵等人。紅軍撤出後，閻錫山發覺請神容易送神難、就祭出“何梅協定”，說“不宜過份刺激日本”。紅軍西征甘肅、試圖入疆去了，很沒面子的中央遂借坡下驢，換地追剿。

在平津，“何梅協定”製造了一個勢力真空，中日雙方競賽填入這個真空，所爭在千鈞一髮之間。土肥原親訪吳佩孚，希望他出來主持“華北五省自治”，若成功，不啻恢復了北伐前的“北洋政府”，但淪為日本的傀儡、若“滿洲國”焉（換而言之，日本人總替中國開倒車，在扶植了遜清建國後，又要在華北復活北洋政府）。吳佩孚不從。中方則說服日方平津勢力真空得有暫時保安，把被日本施壓罷免掉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改派為平津衛戌司令，西北軍背景的第二十九軍遂遞補了被攆出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

土肥原在吳佩孚處搞砸了後，也心急了，能啃下多少就吃多少，在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處，利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時當1935年11月。中央即在12月趕緊安排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察”是指還勉強保住的察南），聘土肥原當最高顧問，算是一個中央批准的“自治”單位，實質上是中日間的緩衝區，提供給土肥原一個新的練太極推手玩家。“蘑菇”了一年半以後，終不可免爆發“七七事變”。

當“秦土協定”將宋哲元部攆出察北，頓使更北的遊牧區蒙疆德王失去保障和監督，這位蒙獨活動家隨後公然倒向日方，翌年即在關東軍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塞北的關東軍可沒土肥原賢二那般樂於陪對手耍太極推手運動，他們主張冒進，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晉綏軍的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時當1936年11月，乃“十四年抗戰”以來中方唯一的勝仗。

12月即發生“西安事變”。傅作義在全民眼裡成了民族英雄，讓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受了極大的刺激。蔣介石偏偏因督導綏遠戰事到了西安。

何謂“無效的國土”？它不是“燕雲十六州”，那是已成國防缺口的失土。華北是南方革新政權“北伐”未完工的爛尾。它形成如此的一個爛局：出了災禍，中央方能強力介入，功能變成替該地區擦屁股、在國人面前背黑鍋，因未能保衛“未完成的國土”而被追究“喪權辱國”責任。

就在日本人泡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中央發明“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在北平爆發了大規模青年學生的抗議運動，隨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各界民眾與學生紛紛集會、罷課遊行聲援。這個“一二九運動”奠定了中共在青年學生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替延安送去了不少未來的幹部。

那麼，華北何不稱作“負值的國土”？的確，國民政府因國防建設未就緒、並鑑於日方並非全是主戰的，不宜予主戰派以口實、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爭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的《廬山抗戰聲明》裡蔣介石仍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因而，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以致聲譽掃地（靠爆發八年抗戰挽回）。但付出窩囊廢的代價，至少是把華北保持在“中華民國”之內。

或云：民國時代廣西、廣東、雲南、四川何嘗不是針挑不破、水潑不進的“無效的國土”？但這只是對照字典定義、不看歷史動態。八年抗戰一旦爆發，暫使這些省份成為“中華民國”越來越有效的一部分。華北卻從此“失效”，若日本人不被南京政府引到長江流域開打，釀成全面戰爭，華北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日本人在全面戰爭中失敗，華北即變成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

日本併吞華北頂多是重塑金宋的“叔侄關係”，中共打的則是南北朝的統一戰爭。

(未完待續)

日本在1945年戰敗前後，曾發生多起殺害戰俘及被拘禁者的事件。部分日軍在戰局已經無法挽回的情況下，仍然殺害戰俘，甚至有人為了掩蓋過去的罪行而殺人滅口。這些歷史告訴我們，戰爭最危險的時刻，不一定只是雙方激烈交戰的時候，也可能是勝負已定、權力交接，而原有秩序尚未完全穩定的階段。

歷史不能直接預測未來，但可以提供警惕。

如果有一天，兩岸真的走向統一，除了軍事與政治安排之外，也必須審慎面對政權轉換前後可能出現的社會心理問題。過去的政治對立、個人恩怨，以及對未來的不安，都可能在特殊情勢下交織在一起。有人可能擔心自己過去的言行受到追究，也有人可能因為過往遭遇而產生報復心理。這些情況並不代表暴力必然發生，卻是任何政治轉型都不應忽視的風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勝負，不應成為私人報復的理由。

一個人過去支持哪個政黨、認同哪種政治主張，或者曾經在什麼政府機關任職，都不能直接決定他應該受到什麼待遇。一般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依法執行職務的人，以及涉及具體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必須有所區別。對於真正涉及犯罪的行為，應當依據證據與適用法律，透過正當程序追究責任，而不是讓群眾情緒或個人恩怨取代司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部分地區也曾出現報復通敵者的私刑與非法殺戮。這些歷史經驗說明，即使社會對過去的侵害有充分理由感到憤怒，也不能因此認為所有報復行為都具有正當性。追究責任與任意報復，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如果兩岸有朝一日實現統一，如何保障一般民眾的人身安全，如何維持治安與行政秩序，如何避免政治責任擴大成為集體懲罰，都將是值得重視的課題。無論原先支持統一還是反對統一，無論曾經支持哪個政黨，都不應因此失去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過去的行為都不必追究，而是應當區分政治立場與具體行為，避免把對某些政治人物的不滿，轉化成對整個群體的敵意。

歷史上，戰爭結束本應是停止殺戮、恢復生活的開始，但對某些人而言，卻可能因為恐懼、猜疑與報復而成為另一場苦難的開端。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戰爭如何結束，更是戰爭結束之後，人們如何重新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

對兩岸而言，統一如果要成為共同家園，就不應只是政治版圖的改變，也應當是社會逐步走出對立、恢復正常生活的契機。

過去的歷史可以追究，具體的犯罪可以依法處理，但不能讓政治上的勝負決定一個人的生命與尊嚴。真正穩固的秩序，不是讓昨天的受害者有機會成為今天的加害者，而是讓所有人都相信，即使政治立場不同，即使未來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自己仍然能受到法律的保障。

政治可以有勝負，歷史可以有評價，但人的生命不應成為政治報復的代價。這或許才是從戰爭與政權轉換的歷史中，最值得兩岸共同汲取的教訓。

重訪抗戰：戰時國府的西南化

第一節已指出：國民政府的抗戰地緣越往後越朝西南傾斜。1938年武漢會戰後，定都重慶，其勢已成。在1944年日軍執行“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如打保齡球般直搗廣西桂林、柳州後，國府的大西南核心更剩下川滇黔。

世界大局亦把它更牢地吸著在西南方：早在珍珠港事變後，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大戰匯流，國軍的主力不得不越境作戰，深入東南亞，它已成了“盟軍”，對日的戰場亦不限於國境內，不應以“川滇黔”等閒視之。

緊接著珍珠港事變，1942年1月在中國成了“同盟國的中國戰區”。到了年中，為了協調盟軍作戰，以及打通給中國補給的滇緬公路，美國成立“美軍的中緬印戰區”，史迪威任總司令，同時兼“同盟國的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成為該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下屬。明擺的事實是：美國的“中緬印”，除了一些航空隊，就是史迪威這個光桿司令，能調動的部隊唯有國軍。1943年，待英軍成立“同盟國的東南亞戰區”，史迪威兼任該戰區的副總司令，也是只指揮撤退入印度有待反攻緬甸的國軍（例如孫立人部隊）。然而，沒有美國這個環扣，中、英無法結盟：英國這個老牌殖民主義在亞洲防中一如防日。

史迪威卻同時掌控美國租借法案對華物資的分配，這給予他架空蔣介石的槓桿。在兩人鬧翻的表象下，是美方怨懟國府徒吞了美國物資，卻腐敗無能、未能有效地牽制日軍、減輕美軍太平洋戰爭的困難。至史迪威在任末期，甚至鬧到美國領導頂峰動了移除蔣介石、另覓替代的念頭，史迪威且理解為用暗殺手段（人為地製造委員長座機的失事）也無妨的田地。

待至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撤換最高領導成為必要，被撤掉的卻是史迪威，因為蔣介石再“爛”，在中國仍無人可替代。此時美國已經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亟需國軍作反攻配合，遂取消“中緬印戰區”，還原“同盟國中國戰區”，由美國派魏德邁出任參謀長，收斂起史迪威以高效能姿態越俎代庖的僭嫚，但繼續史氏在國軍中培養一支美裝武力的政策。

1945年初，魏德邁在昆明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它既非中國原有的9大戰區一級，亦非與蔣介石這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架床疊屋，而是蔣下面專經營一支“十分美國化”的國軍的衙門，由何應欽任總司令，規劃整訓36個美械師，如竣工則佔國軍四分之一強。這個名為“阿爾發”(ALPHA)的計畫其性質迥異於國府消極的9個戰區，乃是任務取向的：由美式裝備、美國教練建軍，準備打一場美式現代化陸戰，目的是配合太平洋的美軍登陸華南海口。但美裝化來不及完成，日本已投降。

原本定在1946年底完成的“阿爾發”計畫沒有機會跑完，日本在吃了兩顆原子彈後即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因此昆明的“阿爾發軍”與美國太平洋軍從未抵達華南海岸、在該處會師。構想的美械36個師也只整訓了很小一部分，沒機會建立殊功、成為國統區民眾唯一延頸以待的“王師”，自然也沒可能生成這段期間蔣介石還“不上道”的話、用何應欽取代他最高統帥的另類歷史—亦即是一個提前且奏功的“孫立人事件”。我們這個元宇宙裡歷史沒開這個窗口。

國軍沒有榮耀的“抗戰勝利”

當時中國落後，“不上道”可不限於委員長，國軍用人命去補缺武器、器材、戰法的落後這件事本身就“不上道”，但付出慘重犧牲膠著百萬日軍已是莫大的苦勞。偏偏當時大勢不饒人：盟軍在其他戰場節節勝利，中國戰場面臨日軍“一號作戰”卻一瀉千里地潰敗。試問：當時同盟國該期待國軍如西方盟軍凱旋進入巴黎、蘇聯坦克聲隆隆地滾向德國國境、美海軍以史上最大的海戰攻陷菲律賓否？這現實嗎？中國這個農業國比蘇聯和美國都多打了四年，遠超出日本“三月亡華”的低估！

此時，國府還未從被“一號作戰”打懵中完全回神。在1945年納粹德國敗亡前夜，日本的支那派遣軍仍有本土若淪陷，就將大本營移至中國負隅頑抗的妄想（中國還有上百萬偽軍可補充日本兵源之不足哩）。侵華日軍甚至還有迴光返照期：1945年3月-5月仍發動豫西鄂北會戰，配合4月-6月的湘西（芷江）會戰。日本投降時，中日雙方仍然在相持，中方大戰區的功能仍是消極的，發揮不了“反攻”的作用。

唯一有反攻的仍在境外的緬北，乃中英美盟軍把日軍逐出緬甸。中方投入的仍然是史迪威在印度訓練的美裝新一軍與新六軍。他們功成便立即被空運回國，參加“阿爾發”行動，作為這個計畫已組成的X-部隊。在昆明現地整訓的曰Y-部隊，則八字只有一撇，離裝配36個美械師的目標仍遠得很，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

話雖如此，以川滇黔為基地的“反攻”已發動。盟軍日益迫近日本，為了佈防“本土作戰”，日軍開始把華南的部隊調回華東與華北，因此桂粵一線彷如空城。國方卻不斷吹噓“戰績”，連美方都看不下去，認為太過吹牛：文宣上該用“收復”，而非“攻克”或“克服”（郭岱君編：《重探抗戰史》（二），頁409）。縱使如此，在天皇宣布“終戰”之日，這個拾穗式的“反攻”仍未達海口。

魏德邁這支“中美雄師”堂堂正正的反攻頓成泡影。反而，蔣介石用在美國人眼裡“不上道”的方式收復了南京政府的失土。他用軍統策反南京汪政權的高層，至抗戰末期，彼輩已感到日本這條船將沉，遂與重慶暗通款曲。

天皇的“終戰”乃由廣島和長崎的原爆促成，非因美大軍壓境（日本正動員本土作戰的“玉碎”行動），遑論中國11個戰區（當時已增至此數）的“反攻”！因此沒有一個戰區的部隊到位，重慶方面甚至不准日軍放下武器，以免落在敵後的共軍手中，軍統的敵後別動隊就成了搶先卡位者。

軍統的敵後工作一直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獲得先進的諜報器材與武器，並獲得訓練。兩者之間的“中美合作所”與美陸軍在昆明的國軍培訓班異曲同工，卻非一路。事實上，中方是利用了美國陸海軍之間的門戶之爭。

抗戰是勝利了！魏德邁將軍伴隨國方進入南京，非但沒有盟軍解放巴黎的那種“榮耀感”，反而看到站崗的是由漢奸部隊權充的“國軍先遣部隊”，憤怒地對蔣委員長抗議：這是對所有同盟國犧牲將士的“極大侮辱”，國會不會接受此事，會停止對華援助。他同時目睹由特務接收造成的“劫收”，對蔣介石發出嚴厲警告：“政府官員在南京、上海的腐敗與特務統治，正在讓飽受日軍壓迫的淪陷區百姓感到徹底絕望。如果這種情況不立即改變，你們將在政治上把人民雙手奉送給共產黨。”

問題是：蔣介石從來不相信中國能打敗日本，他之沒有如汪精衛那般認輸，是相信“苦撐待變”，後來終於讓他等來了解脫。日本人亦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的“戰敗國”，而非中國的“戰敗國”，至今猶然。

(未完待續)
（前三集請看「奮起」首頁）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日本稱爲大東亞戰爭）的序幕。第二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議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24日，中美英等國在重慶召開會議，决定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

1942年1月1日，中、英、美、蘇、荷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署共同作戰宣言。2日，蔣介石經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出任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

隨著國際形勢的急遽轉變，在大陸的臺灣革命團體之間曾有的「獨立論」的時代論據業已成爲過去。臺灣革命運動也就是臺灣歸復祖國的「復省運動」。在重慶的二十二個主要國際文化團體，如東方文化協會、世界反侵略會、國民外交協會、中蘇文化協會、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朝鮮義勇隊、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臺灣義勇隊與戰時日本研究會等，倡議定4月5日爲「臺灣日」，藉此喚起各國注意幷支持收復臺灣的運動。

宋斐如與謝南光、李友邦等領導的臺灣革命同盟會展開了爲期一周的第一次「臺灣日」擴大宣傳工作，掀起臺灣光復運動的澎湃熱潮。首先以「陪都國際文化團體」之名，在抗建堂召開「光復臺灣宣傳大會」；同時由各報編刊「臺灣光復運動專刊」，登載有關臺灣或祖國各部門負責人士鼓吹收復臺灣的言論。《新華日報》尤其熱烈響應支持，除了刊發專刊，並發表社論<論臺灣解放運動>；當晚，中央廣播電臺又舉行各界代表的無綫電廣播宣傳大會，喚起國內外各界人士關心臺灣問題，把「收復臺灣」變成輿論關注的焦點。

6月28日，國府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外交協會的演講明確表示，中國要收復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失地。在紀念抗戰五周年的文章，他又再次明確表示，中國要收復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失地。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也暴露了染指台灣的野心。

8月，美國的《幸福（Fortunate）》《時代（Time）》和《生活（Life）》三大雜志編輯人共同組織的所謂「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委員會」(其實是美國遠東戰略小組)共同隨刊印發《太平洋的關係》小册子，其中第四章<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一文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幷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共管包括臺灣在內的有關這條防禦綫內一切據點。它聲稱：「由于臺灣的國際地位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能)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10月，蔣介石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威爾基會談中提出東北和臺灣在戰後歸還中國的問題。

11月1日，日本成立所謂「大東亞省」，幷决定將原歸拓務省的朝鮮、臺灣一切事務一歸內務省管理。也就是說，從此以後將朝鮮、臺灣等殖民地視如日本本部的一部份。同月3日，全國各報都披露了這則消息。同一天，國府外交部長宋子文明確答覆記者提問，說戰後「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美國方面有一流行口號，即『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據之地均應交還原主。」

11月4至6日，重慶《中央日報》連載了<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謬論的譯文，立即引起各方的憤慨與駁斥。首先，孫科在《中央日報》和《掃蕩報》聯合版同時發表了<關于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嚴肅批評盟國某些人關于戰後世界安排的錯誤主張。

歷史進入1943年。

1月7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中國必須收復臺灣—臺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嚴厲批判《太平洋的關係》的謬論。1月24至25日，《新華日報》也發表<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獨立思想的演進>，駁斥「臺灣國際共管論」。

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爲了爭取中國堅持抗戰，乃向國府駐美大使魏道明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警備立場支配之，臺灣當然歸還中國，將來太平洋警備權自應以中、美爲主體，在南太平洋由澳洲及新西蘭輔助。」言外之意是，臺灣的軍事防務應由美國來實際負責。

3月12日，蔣介石通過出版《中國之命運》指出：「琉球、臺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爲中國國防的撤除。」24日，《新華日報》發表涉及臺灣回歸中國的社論<戰爭與戰後問題>。27日，羅斯福在與英國外交大臣艾登等人的一次會議上告訴他們，他贊成將東北與臺灣歸還中國。

本月，臺灣革命同盟會也發表<戰後臺灣問題的聲明>，嚴正聲明：「戰後處理臺灣問題，除將臺灣之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爲臺灣人民所反對」。台灣人宋斐如也于3月30日與4月1日，在重慶《大公報》分上下兩次刊發＜如何收復失地臺灣——血濃于水臺灣必須收復＞，批判美國三大雜志「《戰後和平方案》中第二件備忘錄」的「錯誤的主張」，進而强調「如何收復失地臺灣」。

4月17日，臺灣革命同盟會舉行馬關條約簽字四十八周年的國耻紀念會，再次發表聲明，批駁美國三大雜志刊發的「臺灣歸國際共管」謬論。

然而，美國三雜誌發行人，時代公司戰後問題研究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堅持主張「臺灣問題國際化」。

5月15日，《大公報》發表台灣人李純青主筆的社評<再論關于臺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進一步駁斥「臺灣國際共管論」。

6月17日，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耻政」四十八周年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回到祖國來！>。臺灣革命同盟會也發表<紀念「六一七」臺灣淪陷日宣言>，持續批判「戰後國際共管臺灣」的主張。

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發表聯合宣言（Cairo Statement），宣告「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使朝鮮自由獨立。」

貪天之功

“國人”對我去年紀念93紀念一文的反應還有：“大家都知道抗戰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打。當然，還得感激美國人。”後一句是川普在北京慶祝抗日勝利80週年當天的“溫馨提醒”。接著就有“國人”用這份溫馨來提醒我的93紀念文（其實文中確有提及美國設立的“中緬印戰區”）。但川普與他在台灣的應聲蟲難道看不懂去年大陸93節慶日全標題的後半段“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1942年1月1日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時，共有26個創始成員國。中國已經孤軍（除了蘇聯的一點幫助）抗戰了4年，國際間才弄出這麼個玩意兒，“感激”美國終於參加了!

至日本所謂的“終戰日”（1945年8月15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成員已增至52國。川普若非歷史盲，就是他本人即“法西斯”的隔代遺傳、自外於“反法西斯陣營”，似乎他的退群瘋還未盡興般。不解的是川普在台灣的幫腔：在中國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美國也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的情形下，為何獨鍾“感激”美國？

在二戰裡，美國擊敗納粹德國的比重絕對比不上蘇聯，太平洋戰爭則是美國的重頭戲，連帶惠及“美國的中緬印戰區”和“盟軍的中國戰區”。但話仍得說回來：是中國戰場以驚人的人命代價拖住了百萬日軍，替太平洋戰區舒緩了不少壓力。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二戰期間美國提供盟軍的物資大多給予英、蘇，給中國的僅佔3.36%，“稱不上慷慨”(第二卷，頁416)。

中國“八年抗戰”的前四年，美國幹的是什麼勾當？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美國向日本出口了大量戰略與軍用物資（如石油、廢鐵、機械設備等），總金額高達近十億美元（今日的計算該是近兆），這段“血貿易”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侵略已溢出中國、全佔法屬印度支那、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與凍結資產為止。好吧，先總統蔣公既然對日本都“以德報怨”，那麼對美國這一筆“見利忘義”的孽債也就功過相抵吧。至於二戰以後，美國仍以“死亡工業”禍遍全球，則已非蔣公之事，待伊朗替它消消炎吧。

問題仍存：台灣竟有“國人”將整段抗戰史透過一個嘴上有濾網的漏斗重新倒出來一遍，製成了“國軍單打獨鬥、唯美國加持”的兩層撻。這個改寫的時代背景再明顯不過：自冷戰以來，台記“中華民國”已成了與美國相依為命的“太平洋孤兒”，乃有如此形塑的抗戰史。

切勿言及不見於本地生態的異類

“貪天之功者”坐在這個井底仰視抗戰史，不用說他們目中無世界史，更甭談“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即使國內史，你只試圖把抗戰的主體從狹義的官方與“國軍”稍微拓寬至“民族”“民眾”，不要說禁忌的“人民”，他們就讀解為你意圖用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抗戰領導權，因此才會牛頭不對馬嘴。老實說：把抗戰史狹窄化為兩黨之一都是“貪天之功”。

現在，輪到談廣義化“抗戰”。它根植於另一種“底層編碼”，睜眼看得見不分中外、名副其實國際化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有外人為抗戰埋骨於中國的，亦該包含入國民的集體記憶裡。中國官方從2014年開始公布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列入從1932年開始殉國的名單。

我這裡只能舉出2014年名單裡第一、二、三名。榜首是一名奉軍（張作霖-張學良部）背景的英烈、榜二是為抗日捐軀的一名美國教官、榜三終於比較符合狹義的“國軍”了，但仍屬於國民政府未啟動八年全面抗戰前的“十四年抗戰”階段，這個比“八年”更長時段的抗戰充滿令國民政府難堪的歷史。

2014《名錄》的榜首是從奉軍解甲歸田的孫銘武。1931年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與弟兄們在故鄉砸了全部家當，在撫順成立了“血盟抗日救國軍“，打響了抗日起義的第一槍。後雖殉國，血盟抗日救國軍的軍歌卻響徹了長城內外此起彼落的抗日部隊間、甚至滲入軍校，左翼文人田漢和聶耳往戰地採訪所得，將其改編在1935年的上海電影《風雲兒女》裡，成為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後來的國歌。

2014《名錄》上第二名竟然是一名美國人：羅伯特·麥考利·肖特（Robert McCawley Short本文之附圖即為其雕像）。他是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飛行員，受聘於中華民國軍政部航空學校任教官。1932年日軍攻打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美國是中立國，肖特看到日海軍航空隊轟炸平民，自動請纓，在吳淞口上空截擊日軍，後在蘇州上空與日機激戰陣亡。

2014《名錄》上第三名是第19路軍吳淞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久壽，在日軍挑起“一二八事變”戰至第七日，在敵艦13艘、飛機24架向要塞炮台輪番轟擊下，中彈身亡。時值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第二度下野，孫科等人組閣、手足無措，由汪精衛接替，與回朝的蔣介石考慮遷都洛陽。中央亂成一鍋粥，駐上海的第19路軍守土有責，仍在上海抵擋了日軍，贏得了全國的民心。蔣介石復職後，對這支聲望高入雲霄的非嫡系（粵系）部隊駐紮腹心地帶頗感不安，非但不予獎賞、反將其調防福建，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給予這支有抗日光環的部隊發動“閩變”的藉口，被中央弭平、解散。

上述三例或許都可由“軍人節”覆蓋，雖然隨《義勇軍進行曲》不尋常的生涯抗戰已有溢出至全民的傾向。老外為中國抗戰犧牲，透露即使政府與政府間還未配搭起來，在私人的層次已結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胚胎。至於第三例則將不經大腦的“抗戰是全部由國軍打的”變成一句諷刺。

上述兩類“底層編碼”好比Android與IOS，彼此枘鑿、彷如水密隔艙。即使有人在社交場合炫學，在大家相談甚歡時硬生插入一個剛從書本上學得的僻詞—即所謂“掉書袋”—會製造突兀，短暫地打斷了交談。若大家在暢談抗戰話題，有人忽然插入一句“人民的抗戰”，這個傢伙有從大陸來的嫌疑，若還扯出“統一戰線”，則是帶“匪”味的談吐，“反法西斯”則分明是左派帶動的潮流—大家都說“殺小日本鬼子”，你把它馬列化所為何圖？

簡言之，切勿對當地人提不見於當地生態的動植物。即使有人對它們不陌生，仍會認為是“侵入的”物種。(未完待續)

試從“抗戰生態學”解釋國民政府丟失大陸

去年9月3日，大陸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同日在台灣則是抽掉了時空、隱沒了抗戰對象、更省掉抗戰主體中華民族、幾乎無人知曉的“軍人節”。該日有否小眾慶祝場合，因其無關緊要，不擬費時考查（望讀者留言補充）。

去年9月3日我也在FB上公布了《903抗戰勝利紀念日有感》，試圖跳脫窠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建抗戰的生態，並由此生態解釋國府如何由抗戰勝利走到丟掉大陸。新角度並非對歷史的蓋棺定論，只是發前人之未曾發：國府之敗是敗於“二比一”，其因則種於抗戰年代。

八年抗戰期間，華東、華中、華南悉數淪陷，國府退守西南，還應盟軍“中緬印戰區”(CBI)之要求，亦為了打通海外補給線，派國軍最精銳部隊越境作戰，打到西南境外去了。同時，共黨勢力卻在華北茁壯。

前段論述國民政府的西遷由於國土淪陷，未強調“東北”和“華北”。它們並非南京政府有效的國土，乃是一個更長的“十四年抗戰”開頭漸次淪陷的國土，“八年抗戰”乃其續集和惡化。日本蠶食中國始於東北與華北—不要忘記，“八年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件，它的長引信則是“九一八事變”。

在“八年抗戰“爆發前，日本已經略“華北五省特殊化”有年，中央政府的黨政軍特都被日本人用一連串“協定”攆出華北。同時，在華中南無法立足的共軍，經由“長征”輾轉到達華北，一為了靠近蘇聯，二為了遠避中央軍，日本人適逢其時把中央勢力逐出華北，共軍勢不免步入抗日的前線。待全面抗戰爆發，共軍已在地、地方軍閥也在地，中央在華北則剩下“介入性”。

這是我所謂的“抗戰生態”的一隅。另一隅是中央政府不只是重心往大西南傾斜，而且是寄居在對中央不友善的土地上—四川有扳倒中央政府的前科，清朝垮台，引信是武漢兵變，禍胎則是四川。我在去年為文時甚至用“遷入凶宅”喻之。在地方勢力眼中，中央是藉“抗戰”的名義鵲巢鳩佔。他們拒不接受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蔣就以親自出任作威脅逼迫他們接受。待至國共戰爭末期，蔣仍有重啟重慶陪都的構想，但西南軍政大員大都“反蔣”，故共軍“解放大西南”連一場大戰都沒打過。

這只是抗戰時西南生態的一個面相。另一面是：全國的“民主黨派”原本散居各地，戰時都集中到重慶和昆明，都參加重慶政府戰時的國民參政會，戰後變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堅，其歷來的功能就是反政府，拜抗戰之賜，如今這夥人得以聚焦中樞，指著鼻子罵。這些人佔盡“清流”，除少數例外，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中共的“新民主”，其領導階層（例如張瀾—從清末“保路風潮”開始就是慣性的倒中央派）在人際關係上則與西南軍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國府還都南京後，面臨的是“二比一”的劣勢。這個新觀點其實是對國府失敗最寬容的詮釋，它不強調國府在抗戰後期的腐敗、也不提它在勝利初期的“劫收”。這些“丟失大陸”的標準敘事已成陳腔濫調，再重複這些，則國府變成“三比零”全輸。

在2019港暴後，港獨的公共平台上曾發表過汪偽政權底下過來人的老人口述的歷史，謂當時“安居樂業”，言下之意，趕跑外國殖民統治真不該甚至是該死！的確，日軍佔領的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地段，而從落後的大西南山城“還都”的國府既非憑己力“勝利歸來”，乃靠美國人之力，因此“劫收”與否，都會惹人厭。港獨的語驚四座，驚醒了歷史學者有可能看漏的一面。

然而，我不用此來論證國府是“三比零”全輸，乃因華中與華東是南京政府的本命區。蔣氏再令人失望也好，無改於南京政府的地盤是中國最洋化、最反共的地區。（打一個比方：台南是深綠的，做得再爛，也不會變藍。）

最後，我的“二比一”命題沖淡了中共“在全國境內大獲全勝”的印象，它其實是三分天下只有其一，取勝是用上了“二比一”的槓桿。這已經是比較尊重歷史、比較客觀、對大陸時期的國府最寬容的詮釋。因此，即使是今日的深藍甚至死忠藍，也會感到這是在還國府一個公道。

我始料不及的，倒非深藍，而是在台灣長大的一批“國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不知所云，和從小被洗腦的那一套完全不符，引起嚴重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來說，新知滲不入的人，會把成見下意識地重複一遍，你講你的、他講他的，好比一枚隨身碟已被胡說八道灌爆，成了不能被任何新數據修改的“唯讀檔”，徒然把舊數據在屏幕上展示不休。

對去年9月3日那篇文章的回應，竟然有：“抗戰都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真正抗戰。”這個牛頭不對馬嘴（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談誰抗戰誰沒有抗戰的議題），雖肇因於認知失調，卻沒心眼地從我的“二比一”命題的釜底抽了薪，把我的那些由歷史機緣、地緣政治、多邊互動、相生相剋重建的抗戰生態整個地省掉了，或者看不懂就索性跳過了，變成：國軍單獨抗戰（除了靠美國人外），於1945年勝利結束，過了4年，整個中華大地則像餡餅一般從天上掉在中共的頭上。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三代人！

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非“認知失調”單一情況可以解釋。“中共不抗戰”乃丟失大陸的國府撤退至台灣後的編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仍輪到我在這裡解釋它“騙了三代人”這個怪現象。

有什稀罕！歷史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兩千年的奇觀所在多有，例如基督徒指控羅馬暴君尼祿為了“都更”焚毀羅馬城、誣指基督徒為縱火犯，以作替罪羔羊。它之所以騙得了兩千年，乃因為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兩千年的信息繭房，直至現代史學指出：尼祿時代還不存在與猶太人分判的“基督徒”這個範疇。

當代世界呢！該是訊息流通以致“爆炸”的時代，一刻鐘的流通量絕對賽過基督教兩千年。唯其如此，人往往像印度的垃圾山倒塌一般被活埋在下面，若是三代人的垃圾，則會是如此厚重、如此地包蓋、又如此地密實—那就非得是壓倒性的“真實感”不可。套用殷海光對Ideology的中譯“意底牢結”，現代人的偏見結構—尤其是集體的偏見結構—好比今日伊朗深藏核彈原料的花崗岩地庫，你的批判力即使如美國13噸的穿地彈也難撼動它。

這使我警覺：“認知失調”只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更深層的是“底層編碼”，信息排山倒海，都需經其結構化，因垃圾山的羅聚型態各自不同，就會生成各自不搭界的“元宇宙”。若在20世紀寫作此文，我可能會用“世界觀”一詞，較一目了然。此名詞偏向哲學，可以是自覺的、甚至主觀建構的。“底層編碼”則絕對不是，它是被時代編的、被所在地編的、被傳承堆在人身上的。

由兩種“底層編碼”建構的兩類“國人”

我在這裡用“底層編碼”來辨別兩種“國人”。若在大陸長大的，他們的當代史觀的底層編碼會是“抗戰”。第二種“國人”成長於台港，他們對當代史編碼的底盤邏輯會是“冷戰”。這兩類“國人”對“抗戰”的詮釋不應被誤解為國共兩黨爭奪對“抗戰”領導的歷史詮釋。它們毋寧是“抗戰”的廣義化和狹義化這兩種立場。

廣義化者：抗戰乃整個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各界各行各業、男女兩性、漢人和非漢人、海外華僑，甚至為中國抗戰犧牲的外國人）的功勞。具此底層編碼者傾向於相信：這場民族大災難從原本的分崩離析中重構一個“新”的中國。

狹義化立場正如台記“中華民國”的“軍人節”易予人的暗示：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國軍打的。縱使如此，連這方面的回憶都未獲得重視，縱使有人提起過民眾的抗日，那就更蒸發了。此底層編碼之所以是如此地編，乃因“抗日”階段已為“戡亂”階段蓋過，而國內的“戡亂”任務又與國際反共的時代任務接軌—那就是“冷戰”。

這兩類“國人”的“底層編碼”只能在本文下面的分節中漸次披露。此處略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遷台的“中華民國”則儘量把抗戰遺忘，國軍的抗日歌曲應該也是有的，但我在大陸電視劇《中國遠征軍》上首聞“青年軍”的軍歌後，事後在網站上連歌詞都找不到，我相信青年軍的成員至今還未死光，可見台方有多麼不珍惜這份記憶！

1952年在台灣設的“軍人節”將民族抗戰勝利之紀念抽象化、去歷史化、儘抽掉主體和敵體之能事。世上國家或許除了冰島和哥斯大黎加之外，都有軍人節之類，因此到了台灣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變成了“軍人節”，好比把聖誕節併入萬聖節一併過節，令其無關宏旨。

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曾視“抗戰”為“建國”的契機，期待一個新的中國將經由抗戰浴火重生。可惜這個前景不是由他去實現，非但沒有，到頭來還與宿敵日本結盟，抵制自家的“建國”，對民國史則動了“遺忘工程”的程序（將在下面各分節中披露）。

海峽對岸則把“抗戰”當作是“新中國”的起步點，台海這一方若仍在“抗戰到底是國軍還是共軍打的”狹窄觀點裡鑽牛角尖，則基本缺乏“抗戰”是全民族集體記憶的觀念，甭說該大時代是國史一個重大里程碑的意義性。果然，在台灣過了越久“抗戰”就越煙消雲散、越發感到自己是被中國佔領的日本一省。

一條蚯蚓如果斷了身，若切口靠後，帶有頭部的一端能夠通過細胞分裂修復傷口，並逐漸長出新的尾部。若只剩下沒頭的那部分，那就絕無可能長出新頭，何況頭是斷落在很遠的他方。基因剪輯這門前沿科技不知能否給它接上一個美日雜種的頭？予人這類異想天開，也是基於台記“中華民國”自己的頭斷在了大陸。這條無頭的剩餘部分已被換頭去腦工程師貶稱“其餘人口”。

（未完待續）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