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實驗室裡一組對照貓
當今世上有“猶太大屠殺不曾發生說”(Holocaust Denial)的揭櫫者，在華人間也一直有“中共不曾從事抗戰說”的鼓吹者。他們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華人，也只限於華人，蓋外人（包括侵略國日本）從無此說，算得上是“內部恩怨”。
既云“內部”，根苗該在抗戰期間的國共摩擦時已種下。待國府失大陸、退守台灣，此說即成主流論述，為了論證中共政權得之不正，直說該集團乃中國的一場禍害、全為負面、不許提它一絲貢獻—它連攫取政權都是讓國民政府單獨去扛八年抗戰，自己還在背後捅刀。
國府在台灣失勢已久，但頗多“國人”從無走出冷戰的繭房，我在上文中比作被病毒灌爆的隨身碟，已成不能修改的“唯讀檔”。我用“底層編碼”指稱它是一整個結構性偏見，對抗戰史的詮釋乃其面相之一，更深層的是對當代中國的看法到底是從“抗戰後的建國”還是“冷戰中的敵國”的前題出發的。
在人之初就受某種“底層編碼”，被它支配了一生，會否連統覺(apperception)都會受到不可修復的損毀？1970年英國劍橋大學用兩只貓作為對照的實驗給了我們一個啟示。
實驗者把剛出生的兩只小貓放在一個漆黑的房間，分別安置在印有全黑白“垂直條紋”或“水平條紋”的圓柱形筒內，達數月之久。只看垂直線長大的貓，眼裡的世界只有垂直線；牠們長大後對水平線視而不見，甚至看不到平放的棒棍。只在水平條紋筒裡渡過生命最早階段的另一組則將全世界看成水平的。
小貓在5個月大被帶離條紋圓柱筒、進入正常的物理環境時，一開始會出現嚴重的視覺迷失，例如撞到桌腳，呈現沒有深度對焦的恐懼反應。但在正常光線與環境下生活約10小時後，牠們會快速展現驚人的適應力，開始能靠著視覺引導走動、避開大物體。
小貓儘管日常行動看似恢復，但大腦的受損是永久性的。神經生理學檢查顯示，牠們大腦視覺皮質中開始就缺失的神經元—例如“垂直貓”大腦裡負責感應水平線的神經細胞—永遠不會再生或重新連結。牠們一輩子都存在某種程度的“不自覺盲區”。
假設一個人“統覺”裡的“抗戰”就是兩國的正規軍在“大戰役”中的交戰，有楚河漢界、有攻勢、有陣地、有戰役之始，有戰役之終，有休戰的間歇、有失地、有得地，也有膠著。那麼，抗戰史就是一條用大戰役作里數碑格式化的路，里數碑之間可以隔得很遠，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長沙會戰就隔了2年，雖然在不同地方還有其他戰役發生。然而，陪都重慶總可獲得一段“風雨中的寧靜”，固然日軍航空隊來轟炸時仍得避防空洞，但平時舞廳還可照常營業，讓大家跳跳舞，因為人們不幸生活在抗戰時代，不等於說每一刻都在“抗戰”。軍民有別的道理也在這裡。
好萊塢戰爭片看多了，這些人的“抗戰觀”是而且只能是這樣。如果還是看瓊瑤的《幾度夕陽紅》長大的，那麼，對戰時陪都的想像也就照這樣地活躍了。
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裡的“抗戰”主要仍是一條用大戰役作里數碑格式化的路。這不能怪作者們，只有大戰役有充足的史料、有紀錄在冊的爆發和終止日期、有雙方軍隊的番號和人數、有戰將的名字、有名城的場址、有戰略棋盤上博弈的軌跡、有緊鑼密鼓的背景，有立竿見影的後效，乃至國家版圖受到大幅度調整。其犖犖大者配稱“里程碑”。
至於另類戰場的“敵後游擊戰”，若非國軍“臨時客串”的那種，主要就是武裝的老百姓，開頭只是為了保鄉，在地主和豪強底下組成“紅槍會”一類的傳統團伙，後來有了八路軍的組織，成了抗日戰士，服從更高的指揮，活動範圍就不限於本鄉，成為可以打伏擊戰、破襲戰、運動戰、山岳戰和平原戰的戰鬥團，但鄉裡仍會保留不脫產的民兵。
未讀畢前，我還擔心郭岱君的“抗戰史”只呈現月亮的陽面，不“重探”陰面，索性把它當作不存在。閱讀時發現她三卷裡有一章寫“中共的敵後作戰”、另有一章談“敵後國共關係”。但三卷的大部頭，一章半似乎只有“敲邊鼓”的份量。
問題是這種另類戰場如何個寫法？郭書提供了一些抗戰背景外，基本上是談“戰役史”的。書裡提到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在47天的戰鬥裡共進行戰鬥130餘次，就一句話（第三卷，頁274）。這類“史實”只能到史料彙編裡去檢索，或者列表梳理，不宜將窮鄉僻壤那一個鄉那一個鎮那一個山坡全抄錄在歷史寫作裡，更忌全列敵我雙方小分隊長的名字與部隊的番號—你是想讓讀者翻閱浩如煙海又枯燥的清單不成？
“中共不抗戰”論者仍可認為上述雞皮蒜毛、無關大局，索性把月亮的陰暗面當作沒這一“面”。這類劍橋實驗貓看不到有“抗戰”的地方卻是：侵略者不再能把費勁佔下來的疆土當作“後方”，甚至河北那樣的“老區”非但成不了“大後方”，反而變成沒有楚河漢界、戰停間歇性不明朗的“另類戰場”。沒“大會戰”可打了，戰爭卻變成“日常化”。日軍除了對付兵之外，還得對付老百姓，通常既是老百姓又是兵，且被專業化為敵後作戰的戰士。
否定論者是被剝奪了一個維度的劍橋實驗貓，其最大的“不自覺盲區”可能就是“人民戰爭”。在他們心目中，共黨就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詞，與“人民”一詞枘鑿。可肯定這些否定論者自己不是當時的“人民”，戰時在根據地農村裡出現基層選舉與英人治港底下的市儈自由主義不是一回事，也不期待它們間相互接受甚至理解。戰後，否定論者用共黨乃在利用農民解釋它的奪權—這裡當然看不到“抗戰”只看到“陰謀”。問題是國軍、日軍、地方軍閥和偽政府為什麼想利用農民都學不來？
食“數”不化的機械論推理
對“中共不抗戰論”者來說，論證方式往往是比數目字，最常聽說是國軍在淞滬戰役一役投入的部隊即在70-80萬之間、傷亡約25萬至30萬人之間。華北共軍被編入八路軍時才區區4.5萬人，在華中收編的新四軍更是散落各地的“小小兵”。
數目字本身只串成一條光禿線。兩位老人比誰長壽，一位老人比另一位多活了5歲，在歲數上是贏了，但他生命末期的十年是在輪椅上過的。是只比誰命長而不比生活素質—但誰說不能比單維度？
抽掉時代語境的絕對值對比，透露的是架空了“時代”，對這段歷史的具體內容無知。此處無意貶低國軍的犧牲，它大部分被一個弱國用在“空間換取時間”上。抗戰前期的“大會戰”，國方每打一仗就丟失一個城、一個省，甚至首都，如此方在1938年下葉武漢會戰後換來敵我間長期“相持階段”。這其實是人命的“焦土作戰”，和花園口黃河決堤後續犧牲掉的350萬條老百姓的人命同屬“耗材”。
共軍在“紅軍”階段就是在“敵後”作戰的。它存活於國統區的省界隙縫，被國軍圍剿的“湘贛”、“湘鄂西”、“鄂豫皖”等蘇區與抗戰期間的“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簡直是同一個應用程式的原初和進階版本，只憑地理常識看出是遷地應用。它是令統治集團無法有效統治的一種“病毒”。國軍在日佔區想複製這個敵後模式，乃有“晉察”、“魯蘇”等戰區，但國軍未能將自己複製成日軍佔領區的“病毒”。
另一個被重彈了大半個世紀、聽到耳朵長蠶的老調是：國軍將領在抗戰裡陣亡200多名、共軍只有1名：左權。根據不同的名錄，國軍殉國的將領可從200多名跳到400多名。如此大幅度的不確定性在於：不論上將、中將、少將不少是殉國後“追晉”的，若是“少將”，殉國前該是團長之類；有的名錄包括抗戰期間“因病殉國”，包括遜清禁軍管帶、著名軍事學家蔣百里。至於共軍，軍事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固定八路軍是3個師6個旅、新四軍是4個支隊，連“師”都沒有，只有旅、團一級。有多少名將官皆中央授職，共軍以後擅自擴充純屬“違法亂紀”。
無論如何，上述的對比仍具壓到性，頗具說服力。但與另一場戰爭比，即立顯其膚淺。在戰後的國共內戰中，國軍在抗戰期間受美軍訓練的、原先計畫對付日軍的“美械師”，在國共內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黃埔菁英從此走出歷史，分流成5種命運：陣亡、被俘、起義、留陸與來台，敬陪末座者三數名而已。
我未聞有解放軍將領殞落的，求助於AI，才獲知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指戰員”，包括誤踩地雷和被特務暗殺的。中共至1955年才實施軍銜制，簡直可以說沒有“將軍”殉職。數字機械論地來說，將官陣亡既不成比例，結論該是“中共沒參加國共內戰”！
講“抗戰只有國軍在打、共軍沒抗戰”一類話的人基本上沒有什麼概念，乃其偏見結構在發聲，為了發不公之論，對“國軍”這個詞是囫圇吞。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需對超過百萬的偽軍進行收編與整頓，其中絕大部分是“國軍”方面的人，雖然高達90%以上皆為非中央系的“雜牌軍”，包括地方保安隊。先前仍為“抗日部隊”，因中央補給採歧視待遇，或者是技術性斷供，包括台兒莊戰役的名將龐炳勛上將，因“冀察敵後戰區”最後淪亡、被迫投降加入汪偽政權。這類現象是否對“只有國軍在抗日”打了一個大折扣呢？
國軍的“拉夫”制度也給它的抗戰打了一些負分。當年的役政極端腐敗與不公：地方豪紳、富家子弟多能透過行賄鄉長、保長，或者購買“頂替”名額來規避兵役。基層攤派的指標極荒唐：中央將極高的徵兵指標強加給地方政府，基層官員在任務不達便被免職的壓力下，只能欺負貧苦農民，對流落當地的外地商販、難民進行強制拘捕，時稱“抓壯丁”，往往用一條繩子綑成一串送往兵站。保甲長連官吏都不是，若在村裡的人丁抓不齊，就得由他本人頂替。
根據歷史學者的估計，抗戰期間“新兵”在抵達部隊前就因飢餓、疾病或逃跑而折損的，數額高達上百萬人。又是另一種“耗材”！
“中共不抗戰說”與退守台灣才設的“軍人節”犯的同一個蠢，就是只“紀念”穿上了國軍制服的，連上述毫無戰鬥意志、戰鬥力，甚至“出師未捷先枉死”的“國軍”也在內。持此論者反去說那些戰鬥意志高昂、對困擾敵軍樂此不疲的武裝老百姓“沒參加抗戰”。這種蠢的機械論思維不是腦一根筋轉不了彎，乃是白內障、目中無“人民”或“全民”。
我曾與一位齊姓教授論爭“十四年抗戰”與“全民抗戰”二詞的妥當性。他堅持“八年抗戰”。的確通用日久，不宜將它“陌生化”，好比“烏俄戰爭”是2022年爆發的，雖然由2014年開始的“烏東戰爭”延續和擴大，一旦由局部變成全面則由量變到質變。“八年抗戰”的標籤可接受，但必須承認這幅圖像不完整，1931年以來的殉國者理應也受紀念。
至於“全民抗戰”是否可能，該教授主張“理工科思維”：全民的人頭沒有數齊就不是“全民”。有一人當漢奸，即否定“全民抗戰”。其實，我還可大加補充：從1937抗戰爆發年起、至1944年，日本在“滿洲國”投資增加了3倍，迫切解決勞動力的不足，除了執行“勤勞奉公”政策強徵東北勞工之外，還向華北地區大量招募勞工。據統計，僅1938至1940年間就有279.7萬華北勞工進入東北。持平的史筆還該謝日本殖民主義者替中國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呢！“全民抗戰”云乎哉！
我曾與一名邏輯學家玩一個遊戲。他說王政被推翻後就不可能有“保王黨”。若你要保住一片蛋糕，你那片已經被人一口吃了，你還保什麼？在形式邏輯上來說，真無懈可擊！但歷史上的確有“張勳復辟”。法國大革命以來、已進入“第五共和”，今日仍有波旁、奧良、拿破崙三個王朝的合法繼承人掛牌，受人口近百分之五的支持。
獨限抗戰於“八年”，仍可說是慣性、是隨俗，若令“全民”與抗戰無尤，則是老掉了牙的戰爭觀（詳下）。自然，專業主義亦難辭其咎，史家研究一個專題，必先畫地為牢、專注這方面的資料，最好是有確切的檔案庫可用；此類專題在學術會議上適宜對三、五人的分會小組作報告；亦唯有設限成這樣，才能去申請國科會補助。
不幸地，此“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與“國家記憶”不是一回事。“抗戰”唯有是“全民抗戰”方成為國家記憶，而台記“中華民國”之去國家記憶，正是從“去抗戰化”開始，以致今日台灣民眾認本省是被中國人侵佔的日本國土。
“全民抗戰”標籤或有語病，為不近人情、機械人情商的“理工科思維”所乘。它其實是Total War的一種譯法，亦可作“全面戰爭”或“總體戰”。從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總動員”(Levée en masse)開始，戰爭開始超越只是常備軍單純的武裝衝突，成為全國都捲入。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出現Total War一詞，在七七事變前兩年（1935）被魯登道夫寫成一部戰爭學的經典。
日本軍方不可能沒聽過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但仍持“三月亡華”的狂妄，乃因其預測侵華行動不會引起“全面戰爭”，有鑑於中國近千年史的遼、金、元、清都是外族入主，“天下”誰都可以入主，中國人基本上缺乏“民族國家”觀念。孰料：全面抗戰一旦爆發，日本人立即發覺自己失算。中國人這個全球的五分之一被擰成一個“民族國家”，正是被日本人打出來的。難怪毛澤東要感謝這位催生婆了。
八十年前日本人發覺自己是“事後諸葛”。不料，八十年後仍有“國人”說“抗戰只是國軍打的”！若只是不堪一擊的“國軍”打，不正合了九十年前日本人“三月亡華”的期待。八十年後就不是什麼“事後諸葛”，簡直是“事後瞽叟”。
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後的世界史，仍以為戰爭是十八世紀的“君王的博弈”—連現代以前的中國都不是這樣，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天下大亂”，沒有只涉及“正規軍”的。若事後瞽叟們還包括一些知識菁英，那麼只能說是台灣的“國人”以“冷戰”為模板的“底層編碼”所令致之。這個與“抗戰建國”逆向編碼的冷戰造謠業令這些“國人”架空了歷史，一旦成了歷史絕緣體，亦成“常理的阻隔器”，幼稚不堪地解釋歷史是怎會走到今天這般田地的。
造謠業改寫“洛川會議”的歷史語境
“中共沒參加抗戰”的造謠底本該是“七二一方針”，據云是中共在1937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應對抗戰之方：“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此說最早出自1940年一位中共叛逃軍官的口供，隨即被國民黨做為廣泛宣傳。此名下級軍官名李法卿，經AI查證確有此人，此後不知去向。
中共中央召開這場非例行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適應或應付紅軍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這個“轉機”兼“危機”。會議從1937年8月22日開到8月25日，在會議首日國府軍事委員會公告收編“紅軍”為“八路軍”，會議結束則由中共自己宣布“紅軍”自此改變身份成為“國軍”。
因此，會議全程“紅軍”都在焦慮被納入國軍體制後如何生存和發展之道：必須維護自己“紅軍”隊伍的力量和獨立性、“紅軍”的軍事調動只能由中共自己決定、不能由國民黨或任何別的人來決定；“紅軍”開赴前線的時間和方式應該根據戰爭的發展；敵後作戰形式主要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等等。
洛川會議舉行於“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當時日軍的“支那事變”還是普京式的“特別軍事行動”，預期短期內完成。會議期間，行將變成“八路軍”的“紅軍”的方針更多是“為最壞情況（蔣介石投降）做準備，而不是8年後坐大”。被併入國軍，一不小心就被吃掉，不被吃掉算是大幸，還“七分發展”個屁！
1937年的洛川會議確提到“持久戰”。當時“八一三淞滬抗戰”才開打，將會打3個月之久，待至打完中方才發覺驚動列強出面干涉的策略已失敗，中日戰爭迨有全面化之勢。因此，有理由推測洛川會議憧憬的“持久戰”該是八路所在地的華北—它將會如東北一般全面淪陷，“華北”對南京政府來說反正是“無效的國土”，中央軍早已被攆出，如今的停戰可能是一讓到底的新協議，索性放棄（雖照東北模式不承認“割讓”），到時會置中共於絕地。因此，中共必須趕快到敵後開發一些持久的“抗日根據地”。待至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此時南京已淪陷，徐州戰役正開打，全面戰爭成定局。因此，該是兩種不同維度的“持久戰”。
降智、降維和失格
《劍橋中華民國史》已指出“七二一方針”是捏造，但冷戰造謠業才不理會，他們的行業正是在此基礎上胡亂二創。我們認為：在1937年，除非毛澤東是印度神童，才會預見此後有八年讓他去“七分發展”。但造謠業在毛澤東沒有印度神童水晶球的地方，置放了一面把映像扭曲變形的哈哈鏡。
抗戰爆發之初，八路軍在山西省兩側的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原本也是國軍“第二戰區”容許他們駐紮的防地。造謠業者從自身的志氣、自身的格局、自身的想像立論，事態必需是這樣：在山裡，八路頂多4.5萬人的實力，不去招惹日軍、敷衍一下抗戰，日軍不至於吃撐了進山剿討，八路大可在山溝裡吃乾糧吃到戰事結束，不論何方贏，到時再斟酌出路。(但就那麼一點點家當，不論何方勝利，都不會給他們多豐厚的利多—但造謠業者自身的格局就是這樣！)
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惡性膨脹”，造謠者順自己的“人性論”無法自圓其說，遂逆“常理”編造歷史荒誕劇，謂：共軍基本上沒認真地抗日，他們坐著觀戰，甚至還暗中幫日軍一把，從4.5萬人“坐待”至102百萬人（連民兵200萬人），待日本人投降了，就用這份本錢擊敗國軍、赤化大陸，然後就越國境進軍朝鮮半島，挫敗麥卡阿瑟的韓戰宏圖。
反而，靠重慶“吊點滴”維生的華北國軍敵後游擊區最後在太行山裡彈盡糧絕！真不知這八年來，共軍的軍糧、軍火、兵源、實戰經驗、指戰員的領導威信、戰略才能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戰勝敵人的信念從何而來？我越寫到這裡越感到冷戰造謠業者的動力稱不上是“信念”，而是根據自身的“人性”杜撰的卑劣的“人性論”。
寫到這裡，我亦替國軍叫屈：它不是留在我們歷史印象裡那般的飯桶，蓋連盟軍遠東最高司令、太平洋戰爭的美國頂級名將都在“志願軍”前馬失前蹄呢！
不只架空歷史、連基本“常理”都逆，不等於就是“唯心史觀”。若將上述荒誕劇歸入“唯心史觀”，把它與黑格爾並列，太抬舉。將其標籤為“神話”，神話仍有其自身的邏輯。它只能說是弱智者對“同溫層”裡面的“同智層”才推銷得動的胡謅。
一個同等去智的“共軍不抗戰”的論據是：“為何日軍只對國軍投降，不見有日軍對共軍投降？”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裡記載他申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提出在華北、華中、華南及東北設受降分區，由中共武裝部隊接管其包圍區域內的日偽軍之受降與監管。為了軍令統一，重慶只允許國軍戰區司令受降，也因此在日本投降時將9大戰區增至11個。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更乾脆，他發的“第一號命令”便是：日軍只准向同盟國承認的部隊投降。
這裡令人震驚的是：無論是專家、學者、博士、教授、所長、留洋的“國人”，只要他們的“底層編碼”促使其反芻“中共不抗戰論”，就會挖空心思地設計一些場景，包括投降的日軍可以像舞會中自由選舞伴般挑受降對象。
毛澤東在1950至1970年代至少7次在會見日本政要、退役將官及訪華團時，從辯證法角度表達過“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勢不免被反共者信手拈來支持“中共不抗戰論”甚至“歡迎消滅國軍論”。下面略舉一二，列原文：
1956年，毛澤東會見曾參與侵華的某前日軍中將，是這樣說的：“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這類似“敵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類的反諷。當然，毛澤東還辯證法地說過：“壞事變好事”，而且還不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乃是傳統智慧：《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1964年，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言及日軍侵華時表示：“沒有你們的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幹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我們感謝日本皇軍。”
此段對一個反戰的社會主義黨的黨魁而發，分明在表達“反帝鬥爭”使得一個國家激進化，根本扯不上感激皇軍替中共搬走國軍這塊絆腳石—除非讀者對“反帝反殖”這些不存在於他腦海裡的概念完全白目。（這種人還是蠻多的，不然不會有那麼多的“戀殖人”。）
台記“國人”若用到這一招，就不只是“降智”而是“失格”了。2020年5月，港暴街頭暴動在退潮，校園中濫呼大陸人為“支那人”之熱並無退燒，仍發生“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爭議試題事件”。是其中一道試題下的子題引起了爭議：“‘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C及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評論：“把這條試題裡的承受方改成‘韓國’、‘菲律賓’或‘印尼’，膽敢拿去那些國家胡說八道，不被私刑才怪。”心同此理，網路上立即有人對這般惡質的試題反唇相譏：“德國會否出現這樣的試題：‘1941-1945年間，納粹為猶太人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對反唇相譏者做出的反唇相譏就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連毛澤東都感激日本人侵略中國嘛！”
台灣的“國人”在與“殖民地人”比賽誰更無恥之尤否？
萬變不離其宗，又回到今日台灣“93軍人節”的荒謬性。軍人節該是與勞工節、教師節、母親節、父親節、婦女節、兒童節一類對社會認為值得表彰或必須愛護的範疇。世上除了哥斯大黎加和冰島外，都有軍人節，不見得所有這些國家都曾經歷過戰事。若一個國家經歷今日巴勒斯坦人般的慘劇，會特設一個“國殤日”，以色列殺戮的對象比例又是兒童偏高，會有一個“兒童國殤日”也說不定。若有人建議不如把“兒童國殤日”併入“兒童節”一併“慶祝”，其荒誕與今日台灣的“軍人節”差可擬。
這份荒謬還未到頭。今日台灣的“國軍”，有朝一日會與日本的自衛軍“一方有事、另一方也有事”、有志一同地無事生非都說不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