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
篇幅有限，並慮及短文讀者的耐性，不得不以此分節標題把複雜的抗戰簡單化。首先，若以國軍應付的大戰役來定義“主戰場”的話，在武漢陷落後，它確實集中在湘鄂一帶；那是因為日軍以此地為四川的門戶。其他戰區（包括中原、華東、華南、塞北）大戰役的間歇性比較長，篇幅有限，只作一提。
如此框範“主戰場”後，對“敵後戰場”亦必須作較嚴謹的定義，那就是：“雖無大會戰，但仍在進行的抗戰”。它是“日常的”，而非“紀年的”，因此才造成了“抗戰只是國軍打的”此類胡謅流行。即使這樣，“敵後戰場”亦非只在華北，但越到後來，華北越成為一個典範，說其為游擊戰的典範過於狹窄，乃是替“另類抗戰”定下行業規範者。
雙重定義後，仍需重加說明：國軍在“敵後”的規模原本大於共軍（八路軍、新四軍）—包括華北在內。後來共軍把“敵後”培養成自己的“抗戰生態”，對華北日軍十分不利，國軍自然也被淘汰出局，且演變成一種羞恥，撤退到台灣後絕口不提。
現在先說八路在華北如何建立政權。平型關戰役(1937/9/22-30)後，八路軍一部留守五台山，由聶榮臻領導，於1937年11月創立中國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在9月，國府批准中共在陝北的最後蘇維埃改建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它深藏敵後，從未與日軍交鋒，卻是中共所有抗日根據地的心臟。它的前敵區隨“晉察冀”後，至1938下半年分別建立“晉冀豫”和“晉綏”，拱衛山西省兩側，同時又是跨省的，點名了出擊的方向。
“晉冀豫”在五台山南麓的太行山，首長為劉伯承，但八路軍的總部也設在該處。“晉綏”在晉西的呂梁山北半段和河套外的大青山，乃延安的外圍屏障，創立人為賀龍。山西的南疆—太行山再往西南延伸的中條山脈則在國軍手裡。
讀者或已注意到：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都是在山區，其作用依山為據，進可控其下之低地；國軍的中條山防線則控制黃河的渡口，對防守河南的意義大些。晉中的太岳山脈原本也由太行山的“晉冀豫”兼顧，至1941年方成立自己的治區，可謂把山地佔滿。
日軍在抗戰初期就攻陷了大同和太原，此兩處是盆地。山西省的盆地帶一直延伸至晉西南，在多山的山西高原形成一道斜切痕。在山地立足的八路軍除了令日軍無法控制山西全省，五台山和太行山根據地面對日本侵華的“老區”河北也開展“平原作戰”，亦令日軍無法控制河北全省。
“黃泛區”變數在多重宇宙萬花筒裡的組態
然而，八路軍從1937年底到1938年創建華北根據地，只是打了一個地基。中共在農村至1938年下半年起才普遍推行“減租減息”，方能有效地籌糧和建軍。作為農村政權基礎的“三三制”則是到了1940年才提出：所謂“三三制”是用選舉建立基層“抗日民主政府”的配額：共產黨員、左翼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這是取代農村保甲制舊社會的“新社會”胚胎，方便中共大事發動群眾。
在一個平行宇宙裡，以上所說的這些都不會發生。誇口“三月亡華”的日本終於做到了“一年亡華”：在這個元宇宙裡，沒發生黃河決堤，把南北兩個戰區連成一片的日軍在1938年中就打趴了中華民國、大功告成，什麼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都死在襁褓中。此後也沒必要爆發太平洋戰爭，若日後為了其他原因（例如日、美兩帝中分太平洋）還發生珍珠港事變，將是中日聯盟對美宣戰（在我們的宇宙裡是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隨在日本屁股後面對西方盟國宣戰）。
2019-2020年香港爆發反中暴動，港獨份子用日本侵華史段用的“支那人”稱呼大陸人，似乎其怨毒生成的既視感(déjà vu)朦朧地與上列平行宇宙的掠影擦邊—“支那”亡於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如今只凝固在這些敗類的擦邊裡。在遺憾未竟的平行宇宙中，“港英”亦存活不了，香港將隨台灣之後歸順天皇的“皇道樂土”。
平行宇宙當然不止一個。即使在發生黃河決堤的現行宇宙，“黃泛區”只擋住“北支那方面軍”從河北、山東南下。若華北日軍已抵定了山西全境，那麽就直接從山西跨黃河直下河南、朝向華中，與“中支那派遣軍”會師，極可能在歐戰爆發前處理掉“支那事變”。
華北若沒有民眾的抗戰—中央軍早被“何梅協定”攆出，地方實力派則被“七七事變”攆走—都當“順民“的話，那麼華北日軍就游刃有餘地集中大軍從山西揮師而下，從晉南跨黃河攻入“黃泛區“以西的河南境內，直下鄂、湘一帶，立即解決了日軍兵力不足形成的持久膠著。
唯抗戰曠日持久，華北日軍這個侵華“老前輩”就養成老氣橫秋。在1939年“華中派遣軍”被扶正為全中國性的“支那派遣軍”，圖卵翼“全國性”的汪偽政權。北支那方面軍卻在北平豎立自己的偽政府。南京的日軍總部根本調不動華北的部隊與資源，後者常以“華北共產黨勢力猖獗，治安極度惡化，兵力已達臨界點”為由，固然是藉口，其實是已被另一種“抗戰生態”吸住、動彈不得。
至於國軍這一方，是怎麼框範這個“華北戰場”的？它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和陜西的“第八戰區”都佈下重兵，皆不下四十萬。華中湘鄂前線“正面戰場”兵力固然達百萬之眾，但那至少是4個戰區合成之力。豫、陜兩戰區之要務在防華北日軍之外，還防共，因此長期居國軍戰區兵力的冠、亞軍。下節將述其沿革。
戰時國軍在“華北”周邊的佈局
前面“國府的西南化”一節，予人印象是國府抗戰到最後只剩下川、滇、黔三省—這只是指中樞所在的核心地帶。日軍無可能把中國站滿崗，連他們征服的東半個中國都不能。重慶在全國各地還有很多“飛地”(連新疆意想不到都在1942年歸順重慶)。這好比共軍在延安核心區外，還有不連貫的“根據地”散在各處。即使在華北這片對國府“無效的國土”，中央勢力被日軍攆出河北、被閻錫山請出山西，山東則是韓復榘在徐州會戰前夕不理會中央擅自南撤，中央仍有一些具相當規模的防區。
首先說關中的胡宗南兵團。日本侵略者搞“華北五省特殊化”沒將陜西兜攏在內，說明他們原本的“蠶食”還在量度自己的胃口是否吞得下，此肚皮後來才被全面戰爭加速撐破。胡宗南在“第四次剿匪”(1932)消滅鄂豫皖蘇區後，追蹤遁走川北的張國燾部紅軍，四川軍閥對紅軍無可奈何，偏偏對胡宗南的中央軍則請回，謂：四川家內事自己搞掂（當然搞不掂）。胡宗南唯有留在隴南（甘肅），待“西安事變”後張、楊勢力被瓦解，經歷顧祝同、蔣鼎文等人移交，方入主西安。
胡部本來是用來“剿匪”的，因此自然盯著陜北延安，抗戰爆發後說它是重慶專門用來對付延安、因此脫離抗戰，與史實不完全相符。它必須提防一旦“第一戰區”（主要是河南）和“第二戰區”（山西）被日軍攻陷、行將進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威脅陪都重慶。單說在防自己國人這方面，中央的這枚棋子亦用來震攝西北的馬家軍和新疆的盛世才。
此外就是不算是“華北”的河南，日軍侵華初期的“華北五省特殊化”亦不及此地。河南是“中原”，乃國府有效統治區，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南京政府甚至一度考慮遷都洛陽。在黃河決堤製造“黃泛區”後，隴海鐵路中斷，國軍仍保有從豫西至豫中以及安徽一小角落的“第一戰區”，駐有重兵，由湯恩伯主其事。
湯以“第一戰區”副總司令兼任軍委會特批的一個“魯蘇豫皖邊區”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三權集中於一身，時人諷為“湯王國”。它乃中原的門戶，山西省不論是陷倭或赤化都必須扛得住。
在湯還未上任的1940-1941之際，還真說不準到底是“倭禍”還是“赤禍”大些？八路軍從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發動“百團大戰”，徹底震驚了北支那方面軍、如臨大敵，同時使重慶方面驚呼：“我們只給八路軍3個師，它何來105個團啊？”共軍頓時成為日軍和國府的共同大患，敵我三角矛盾固夾纏不清，抗戰民族大纛仍飄揚，日方的危機感直接反彈到國軍身上。
為了更有效地在華北掃蕩八路，日軍必須將山西省製造成一個閉環，於是在1941年5-6月對國軍在晉南中條山防線發動猛攻，把它攻下。自1938年擊退日軍13次的中條山防線全線崩潰、15萬國軍傷亡慘重。當時晉南的中條山防線不歸“第二戰區”的閻錫山管，而是直屬中央軍的“第一戰區”，司令員乃湯恩伯的前前任衛立煌。
中條山防線的陷落對國軍來說該是一個大危機：華北的日軍一旦渡河、終於可以繞道“黃泛區”西側，從中原直下華中、或西闖潼關了，但它的兵力根本做不到這些—它只圖“關門打狗”、在山西境內肅清八路軍。歸根到底，仍是“華北戰場”的戲碼。
這說得上是一個雙面刃局面。“第一戰區”守的是“中原”，附帶黃河以北，在山西境內的中條山防線乃中央軍在“華北”最後一支駐屯軍，此後“華北”盡成為共軍的天地（躲在呂梁山南段的閻錫山晉軍無作為，亦無足輕重）。但華北日軍把山西造成閉環後，對八路的掃蕩極端殘酷，導致根據地萎縮三分之一，以致文革期間“發動百團大戰”成為清算彭德懷的一個“罪狀”。
待至1944年中，日本的海上交通線被美軍切斷，打算在中國打通陸上交通線，平漢路亦恢復通車，東京大本營遂執行“一號作戰計畫”，令華北日軍傾巢而出、給它補充了關東軍、日本本土以及朝鮮的生力軍，先摧毀湯恩伯的“第一戰區”，然後華中、華南的日軍配合、秋風掃落葉般直下長沙、衡陽、至桂林、柳州方止住，沿途的美國空軍基地多遭殃。
但日方亦無力沿途分兵駐守，因此不止華北的共軍鬆了綁，南下沿途洞開、方便共軍擴張。別的不說，在“湯王國”的原封地上，八路的皮定均部竟越過黃河開闢一個根據地，乃抗戰結束後共軍”中原軍區“的濫觴。
國軍的“敵後游擊戰”
1938年下葉武漢會戰結束後，重慶得出日本侵華的兵力已拉到極限，相持階段已來臨的結論，決定“以攻為守”。就此召開一連串“南嶽軍事會議”，尤其強調敵後的游擊戰。蔣委員長甚至在會上說：“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敵後重於大後方。”至1939年初成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委任葉劍英等30多名中共幹部擔任教官，包括編教材。
在這個新局裡，國軍在華中、華東、華南、中原、關中、塞北仍佔有相當地盤的編號化戰區之外，另設兩個與它們平級的“敵後游擊戰區”，曰“冀察”和“魯蘇”，直屬軍事委員會。“冀察”乃日本侵華的“老區”、國土已淪陷但留有空隙的河北，原由國軍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兼顧，如今獨立成一個“敵後戰區”。“魯蘇”則原屬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但它這一角如今近百分之百陷於敵後，依託山東沂蒙山區和蘇北水網，已失“正面戰場”的身份。
引起混淆的是國軍早已存在的中條山防線亦被算做“敵後游擊戰區”，該地在晉南，其北為閻錫山托庇的呂梁山南段、山脈往東北延伸是晉中的太岳山和晉東的太行山，皆八路軍抗日根據地。不論在軍令、補給、信任、以及力所能逮各方面，中條山防線都不歸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管，反屬中央軍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功能是防禦日軍渡黃河侵入“中原”、西闖潼關，因此是“前敵”而非“敵後”。而且，建築堅固工事抵擋了日軍3年，與共軍變動不居的“運動戰”南轅北轍。
蔣介石本人含混地把“敵後作戰”等同“游擊戰”，似乎國軍在我陣地這一方就是“正面作戰”，同樣的國軍，到了敵陣的後方就成了“游擊戰”。這不能怪他“外行”，因為他的確外行。連“內行”的中共，在1938-1939年之交還未能將他們的敵後游擊戰出神入化到舉足輕重的地步。
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國軍的游擊部隊絕大多數是正規軍臨時‘客串’的，…”蔣委員長甚至說：“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的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由正式指揮官統率，奉令擔任游擊戰的，叫做游擊隊。…但是要知道，游擊戰亦是正規戰，不可視為一種奇巧的名稱。”(第三卷，頁225)。捏造“共軍不曾參加抗戰論”者，總是以未置身“正面戰場”的“大會戰”定義“沒從事抗戰”，按此邏輯真不知如何歸類國軍的“敵後游擊戰”？
不論國軍如何定義“敵後游擊戰”，它們最盛時有一百萬人，絕對壓倒中共的“抗日根據地”。但最後皆灰飛煙滅，且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丟人局面，上將中將連帶數十萬國軍投降當了偽軍。難怪戰後遷台的國府羞言抗戰期的敵後戰區。
進入民國以來，中國軍閥割據、南北對峙，爆發“八年抗戰”後，更烽火席捲全國。抗戰之初，中方每次與日軍“大會戰”不是丟掉一個市，就是一個省，甚至首都。直至武漢會戰後，蔣介石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開始生利，中日進入相持階段—直至1944年日軍迴光返照的“一號作戰”。
按上述的歷史發展，當日軍在其他戰場上風捲殘雲之際，華北早成侵略者的“大後方”，作為侵華戰爭的“老區”，反而不是爆發“大會戰”的地方。正因為這樣，它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戰爭生態”。共軍擅長的是到淪陷區的敵後作戰—他們起家於華中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整個地陷在國統區裡面的，如今不過是遷地為良到了華北、重塑並進階這個生態而已。
在“正面戰場”裡的日軍，由勢如破竹過渡到與國軍拉鋸戰，皆在“正常化”範圍內。對付共軍這種沒有前線和後方的作戰，日軍需適應戰爭的“日常化”。共軍與其相刃相磨，共同生成一類戰爭造景，卻是把國軍那種“敵後游擊戰”淘汰出局的那種“生態”。
深入敵後建立“游擊戰區”的國軍當初大有作為。他們招兵買馬，除了收編地方的保安隊，還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與市民參軍。大量的學生、不願當亡國奴者從淪陷區逃亡，踴躍參軍。敵後的國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要忘記：當時連“八路軍”都是國軍編制的部隊。重慶派往敵後的國軍可以依靠城鎮中的愛國商家提供物資補給。
但這種幾乎百分之百“就地籌糧”與“就地募兵”維持不了多久。武漢會戰後，日軍首次“治安肅正”作戰就針對河北的平原地區，即八路軍和敵後國軍盤據的冀中、冀南根據地。因河北平原盛產棉花和糧食，且交通網—平漢（華北段落）、津浦、正太（石家莊到太原）鐵路—密佈，直接威脅日軍的戰略運輸。日軍才開始嚴密地管制基層行政與物資網絡，設立“治安區”。
一旦收緊控制網，即造成敵後國軍和城鎮的接觸困難，亦使得重慶空投的法幣連一顆米也買不到，因為日軍只准流通漢奸政權的偽幣。敵後的國軍也沒有自己的兵工廠，得從走私獲得軍火，還需重慶方面改空投黃金和美鈔，或到上海的黑市套換偽幣遞交敵後。軍紀再好的國軍，到了絕命關頭，亦唯有無情地榨取農民，否則無以為繼。至1943年，已避入太行山的國軍敵後“冀察戰區”最後殘剩被日軍端掉，高級將領投降、加入汪偽政府。
與重慶方面用“吊點滴”維生的“敵後游擊戰”形成尖銳的對比，八路軍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成立自己的政府，有“群眾基礎”，自己種糧、有取之不盡的兵源、有自己的兵工廠；打山地戰，也進入平原作戰，跨山西、河北，並外溢至河南、山東、熱河、遼東、綏遠的一些角落。北支那方面軍未被它打死，但總覺得癌細胞在體內不斷擴散、已不受控。
“華北抗戰生態”的生成
上文生動地形容國軍“敵後游擊戰”的維生系統是由重慶方面“吊點滴”。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收編華北的紅軍為國軍第八路軍，也是由中央補給，照正式編制3個師（115、120、129）6個旅補給—還是按低於嫡系部隊的標準，實力當遠不如國軍的“敵後游擊戰區”。按其規模，頂多在敵後像蚊蟲叮日本佔領軍幾口，在後者“掃蕩”下，若不像敵後國軍游擊隊般灰飛煙滅，亦將變得無足輕重。
但中共卻長成一個龐然大物，在日、國、共的三角角逐中勝出，最後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在它改造了華北的農村，把它調升了一個維度，敵後的國軍被降了維、淘汰出局，日軍則遭受降維打擊。在此意義上，華北不只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它成了一個新社會的胚胎。
敵後的國軍不只靠中央補給，也是按中華民國的制度，軍政和民政分開的，軍方需糧需兵丁時向民政機構索取，待至縣鎮都陷敵，敵後的國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八路軍的“根據地”同時是基層的“抗日民主政府”。大敵當前，八路軍集所有抗戰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層連蔣介石都可以團結，在農村裡自然亦團結“愛國地主”，只清算“漢奸地主”。在“三三制”的政權配額底下，愛國地主、開明鄉紳亦可參加基層競選。在財政上則貫徹“合理負擔”原則，根據財產多寡累進徵稅，有錢多出、少錢少出，一反江西蘇區時的極“左”路線。這樣，已形同廢除國民黨和日偽的不管農民死活、強徵糧食的苛政。
同時，八路軍在農村建立了農民協會、青抗會、婦救會、民兵隊等群眾組織。過去由地主、保甲長說了算的農村，變成了由共產黨組織、農民廣泛參與的“村務委員會”和群眾團體來管理。如果連村長都是選出來的，那就連根刨掉了保甲長替國府、地方軍閥、日偽拉夫當兵或充苦役的稗政。從軍變成志願的，而且是為了保障新得利益踴躍參加的。
我所以說國軍和日軍都被“降了維”，他們與老百姓是矛盾的對立面，而共軍則憑組織反抗壓迫壯大。日軍在征服過程自然是燒殺劫奪，待建立統治，就講究“治安”，在農村成立“維持會”，加強國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徵糧和拉夫，偽軍多為降軍，若徵兵當照舊取自農村，日軍則強徵奴工。
大同煤礦的20幾處“萬人坑”的奴工來自華北各地，日軍把人當“耗材”用、日以繼夜地掠奪山西的煤礦，礦坑不設安全措施、無醫療設備、飲食是僅足維持高替代率的素質、被耗盡的和將盡的都丟到大坑裡集體掩埋。大同的“萬人坑”20餘處、規模最大，太原也有。波斯灣油田的探勘在二戰以後，二戰前乃“煤與鋼的時代”，山西是堪比後來波斯灣同等地位的能源產地。
問題是：國軍的軍糧也來自對農村的徵糧，兵源很大一部分亦來自拉夫。這使得國軍也站到了老百姓的對立面。保甲長雖為本地人，但他們代表的是中央意志，擔心者唯自身安危：壯丁不足數，就得用自己頂替。
抗戰期間，在中原地區確實發生了老百姓不堪其苦、忍無可忍，終於起來襲擊國軍，將其繳械，並殺死殺傷過萬軍人的事件，有的還遭活埋（還以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外敵才幹這種事！）。是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計畫”首期“豫中戰役”中發生，老百姓不是起來抵抗日軍，而是乘湯恩伯軍兵敗如山倒，四竄逃亡之機，逐批收拾，是積怨了很久的大爆發。民變乃自發，卻非零星，它有組織，並不是中共而是傳統會道門如紅槍會一類。
湯恩伯之所以在抗戰中坐大至坐擁40多萬大軍的“中原王”，前面已有交代，他之所為有不得已之處，在下面“抗戰與國共戰爭打成同一局”中會進一步解釋。反正，湯部在防區長期橫徵暴斂、軍紀敗壞，且在中央補給遠不足夠的情形下，部隊自己做起生意，與民爭利。他的防區核心偏偏就是花園口決堤造成的“黃泛區”西緣和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的重災區，就不止雪上加霜，簡直是竭澤而漁。民間將他與自然災害並列，合稱為“水、旱、蝗、湯”四大災害—這裡獨缺“日”！
是否有“農民民族主義”這回事？
寫到這裡，必需指出美國學者查爾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的“農民民族主義論”(peasant nationalism)的局限性。他用此命題解釋抗戰期間中共如何成功地動員了華北的農村。他完全忽略國軍也有“敵後游擊隊”、卻是走上黃泉路而非成功路。若將上節老百姓群起而攻湯恩伯部的事件算入內，就不是什麼“農民民族主義”，而是“日寇沒把你幹掉、我也要弄死你”！
因此，不是凡日軍侵入農村燒槍殺、農民就蜂擁參加八路軍那麼簡單。當時的農民和地方實力派其實都為了生存。你不能說地方軍閥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多投身抗戰。抗戰中裝備最差的川軍即死傷超過64萬人、佔全部抗日部隊總傷亡人數20%。個別地方勢力派也有不顧大體的，為了生存、守著自己那份家當，往往在戰鬥中保存實力、不聽中央號令擅自後撤、見友軍有難不救，走投無路甚至投敵當偽軍。
農民也有家當，為了生存和發展，在抗戰期間歡迎減租減息，到了內戰時就擁抱土地改革、分田。對他們來說，會使家當都化為烏有的正是侵略者和代表舊秩序的地方勢力和國民政府，任何一方得勢皆會抗拒之。基層民眾沒有當漢奸的條件，他們只有被壓榨、當奴工的命運。因此，基層民眾最具不搖擺的“人民性”，但這個“人民性”猶待打造，否則還看不出有傷亡慘重的川軍般離鄉、為國捐軀那種“識大體”的潛能。
“識大體”的催化劑是否“農民民族主義”？
查爾默斯·約翰遜的《農民民族主義》一書，因研究題目是中共如何發動華北農民抗戰，框限了範圍，讀者就只看到農民的抗日。當時的農村信息流通該不如城鎮，絕大部分是文盲，可能不知日本在哪裡，腦海裡不會有中國全圖。我在21世紀仍驚嘆美國大學生少有知道日本的首都是何處，不是說“廣島”就是“神戶”—“廣島”不言自喻，“神戶”乃因全美有一家牛柳餐飲連鎖店以此為品牌。當年華北農村對“抗戰”的直覺感知是日軍的屠戮、征服和壓榨，八路軍的帽徽是青天白日，乃自家國人的軍隊還肯保衛鄉里。
但一部研究華北農村抗日的專論易造成唯“農民民族主義”足觀的印象。重慶的敵後“冀察戰區”開張時，在華北的小城鎮中還能獲得愛國紳商的供給，吸收市民、知識分子、流亡學生參軍—在這方面他們是和八路競爭的。敵後國軍還具國家的正統招牌，因此當初還相當有作為。可惜他們對抗戰的貢獻全被淹沒，在對岸的史書裡他們是“摩擦專家”，台海這一方則把他們全給忘了。
另一方面，我用農民為了改善生計來稍微修正約翰遜的“農民民族主義”，亦忌矯枉過正。生活獲得改善、必須保衛這份成果，足以形成保鄉思想，解釋不了他們如何變成由延安的一條總路線指揮的八路軍戰士。
這就得歸功於中共的組織、宣傳和教育工作。政宣灌輸世界革命的歷史，不宜和農民講“巴黎公社起義”，就談“平型關大捷”。文字不管用，就用圖畫、歌曲和戲劇。不識字，在基層民主選舉中無法辨識候選人，就用各色的豆作為選票上的候選人，選民憑顏色投入碗中。隨著農村從舊社會的保甲制轉化為草根性的“抗日民主政權”，抗日鬥爭也從“保家”昇華為“衛國”。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