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架空劇
台海這一方對“抗戰史”如此架空法，勢必連帶把“中國現代史”荒誕化，一以貫之的是同等的降智降維。斷了頭的蚯蚓無腦，怎樣光怪陸離的敘說都可能幻生。
問題是：歷史可以架空，但荒誕劇編造者不必是史盲。他們不會像我的美國學生在考卷上寫“清朝是中共推翻的”（詳本文最後第11節）。即使港英時代的學子，亦不可免從中小學教科書得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陷入列強交侵的厄運、迨至20世紀日本侵華、面臨亡國危機。彼輩雖非史全盲，對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圖存的記憶不一定有什麼概念、甭論感情，只覺得從清末到民國、至進入人民共和國時代，看到的是一批名字也記不清的人來來去去而已，重大轉折點亦不見得全記得，沒先後錯置已不錯。
這還是比較中性的態度，或可說是“不具意識形態的無知”。但全然中性的立場是沒有的。“具意識形態的無知”的極端例子反而不少，那就是對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運動唾口沫—因為它的成果就是今日的中共政權！2019-2020港暴的前奏之一就是“反國教”，亦即把官方試圖推動的“愛國教育”(中國現代史課程)痛斥為“洗腦”。他們不願被洗掉的是另一種腦：“殖民主義有功論”，在暴動期間高舉英國旗和（已失效的）港英殖民地旗招搖。
“戀殖”在台灣無疑更源遠流長，已滲透政權高層。去年民進黨秘書長公然說台灣不該有“光復節”、中國人佔領“這片日本國土”缺乏法理依據。但台灣的戀殖者還不敢公然地在人格上代入日寇，如港暴期間稱大陸人為“支那人”般，因為台灣還有一大批“中華民國人”，此外還沒白癡到得罪所有東南亞國家。但最具系統性的“日本侵華有功論”的論者即台灣的黃文雄—他已入了日籍，2024年才去世，是先驅了。
人們可以主觀上不接受中共是國人“救亡圖存”的最後結晶—尤其是遷台的“國人”。他們在1950年代尚存“反共抗俄”志向：驅逐了日本鬼子後，再接再厲驅逐大毛子，中國方有救。因此，他們才是國家有難的“救亡圖存者”。
但持反共立場亦必須提出歷史性的解釋，而不是撇開歷史胡說八道。我曾經書評過一本共產主義通史，作者是台派，但他參考的全是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抗俄”八股—看了這些就自我頒發寫共產主義通史的資格證書。
該作者用一種列寧還未出生前的帝俄病毒之傳入定義今日中共政權，顯然從未與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我況之為寫一部罵基督教的專書卻聞所未聞“三位一體論”。他的“史”乃抽空了20世紀的世界史：“但如新冠病毒一般，病毒入境侵襲時是不管你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都可以發生的，沒必要發生在某個世紀某個年代，換而言之，20世紀的歷史脈絡變得無關宏旨。”(一篇2021年的舊作，不列出)。
這是“歷史架空劇”的一個範例。還有我一路走來收集到的一些樣本。談“中共真相”這個題目，只要不是“民族解放鬥爭”其他一切皆可，可以是隨心所欲的任何標籤，從土匪、流寇、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甚至天外惡靈（例如法輪功的“反宇宙的邪靈”說），琳琅滿目、創意盎然，只須發揮“妖魔化”功能便得。
的確沒必要一一批判，讀者不會看這類破東西。在這裡，我概括地批判所有沒經嚴格訓練的頭腦—或“根本無任何訓練的頭腦”：那就是拋出一個自己都沒定義清楚的概念，去鋪陳論述。一個符號標籤不一定每次都表述一個固定的對象，連他本人每一次不同的句子裡，其意義都可能產生位移。但他們這類就是“刻舟求劍”的頭腦。對“語境”毫無概念的人，這是符合其智力的論述方式。
舉“土匪”一詞，在新聞上閱到打家劫舍之餘還滅門的報導，對此概念會是一種“心情”；但看了《羅賓漢》的電影後，對“打家劫舍”又會是另一番“心情”。至於“黑道”嘛，看了《芝加哥黑道情人節大屠殺》，會覺得黑道火拼滅絕人性，但看了《教父》之後，可能還有些認同：“大丈夫當如是”。
我不會一一介紹這些會令我失去大學教學資格的“中共真相”，不是說“學府必然親共”(這是川普式的偏見)，而是它不會讓一個“青鳥”水平的人當教授。系裡不解聘，亦會遭同儕和學生不齒。
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耳聞“青鳥”、非其同溫層。在同代老人間若覺察與“青鳥”是同智層，會如此結論：鳥無青老、腦量(c.c.)為準。但本文不是談“青鳥”，因為他們“剿匪”的對象是台灣境內的“中華民國人”。只為了提醒：“青”實出於“藍”：台灣今日的造謠業是昔日藍天底下把歷史架空的一脈荒謬。
本節關注的還是我的同代“國人”，是前面提及的已有社會地位，乃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談吐四平八穩。但在台海這一方成長的“國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冷戰底層編碼”，總不免從他們漫不經意、防不勝防的口風裡露出來。
歷史架空劇的個案：中共譬喻“流寇”
今年就有知名之士一篇分析大陸房地市泡沫化的文章，試圖用中共的“本質”解釋當前的房地產危機，最後畫龍點睛地說：這場災難與中共領導階層殘剩的“流寇思想”不無關係。語焉不詳，是否指中共仍在讓“長征幹部”外行領導內行，不懂經濟、不尊重市場、好大喜功，如1950年代的“大躍進”般蠻幹？
此論調的穿鑿附會一戳便穿。房地產的起起落落，如股市焉，乃全球所有經濟體共歷。若大陸出現了股市暴跌，為了“抹黑”，把它說成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所致，不知還能說服今日青鳥IQ以上的腦袋否？同樣道理：試問如何用“流寇思想”解釋日本泡沫化了30年的房地產？這簡直成就了魏晉玄學家王弼的“物雖繁、可執一以御也”的憧憬！
漫不經意的一筆畫蛇添足，卻替“亡華之心不死”者打了掩護。透露：在貌似客觀的表面分析下，其“冷戰底層編碼”是指控中國自身便是禍害，對包藏禍心的外國/壞國絕口不提—從其偏見結構出發，顯然是“視覺盲區”。
大陸的房地產，尤其是三、四線城市的，原本是看好中國在全球化市場裡成了“世界工廠”作出的期待，替農村人口大量進城，轉化爲產業工人、城居化未雨綢繆。孰料川普一記關稅戰的重手下來，原本預期的生產力增長都轉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去了。
預期吸納數千萬就業人口的沿海與內陸工業園區失去訂單、甚至關廠，工作機會消失了，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甚至出現“反向回流農村”現象。廣大的三四線城市與大西部地區，早已出現青年出走潮、人口老齡化的危機，如今面臨房屋供給嚴重過剩，變成“鬼鎮”。
“世界工廠”的財富效應消失，波及的可不限於被堵的農民工和失業的城市勞工。出口受阻後，企業獲利大減，迎來降薪潮與裁員潮。特別在2023-2026年，中產階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發生根本性扭轉，從“盲目樂觀”變成“儲蓄防禦”。這導致原本高槓桿買房的族群開始拋售、甚至斷供，華南與華東等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房價反而率先出現猛烈的擠泡沫回檔。
反共派不容許在這場災難裡中共這個“體制”沒犯“本質性”錯誤。北京的確有“雪上加霜”，那就是中央金融管制與強行去槓桿政策。面臨美國貿易戰的組合拳科技戰，官方在2020年強力扭轉市場的“自發性”，試圖將資金與人才從房地產業中—這部分在GDP佔比竟高達25-30%—“硬擠”出來，導引入晶片半導體、新能源、人工智慧等能與美國對抗的“新質生產力”領域。
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容社會過度分化，高層且考慮重返新加坡模式甚至由國家重新掌控房屋的分配與保障的20世紀舊制。因此，中共極端敵視民間房地產商或富豪（例如許家印、趙薇等）藉高槓桿套取富可敵國的財富。地方金融機構貫徹中央意志，採取“一刀切”抽貸、斷貸的激烈手段，擠泡沫變成製造劇烈的休克。
若中共的“體制”得罪了“市場”，美國2008年的次級房貸危機又是另一幅景象，不同之處是國家介入更無忌憚，為了更天經地義地去扶起“市場”這個阿斗。舊的自由主義斥責國家干涉市場是“違背自然”，在綠草如茵的大自然裡豎立人為的欄柵和蓋頂。新自由主義則視國家的功能就在捍衛市場，包括替“新興市場”清除路障，在自然界寸草不生之地舖蓋人工草皮，替這個“自然界”揠苗助長。
美國在1993年的一宗立法廢掉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法定分隔，讓投資房地產的錢多如泉湧，這方面的商機自然如山洪暴發，金融服務業終於能貪得無厭地狂賺仲介手續費，強售房貸給沒條件置產的廣大群眾，還利上加利、把這些房貸證券化、打包在其他金融商品裡，好比加了毒油的製成食品，推銷給全世界。
待到天塌下來，國家就索性犯天條、物理性地對市場空投，用7,000億美元納稅人的錢挹注這個“新興市場”裡的史前巨獸—它們如倒下，會製造史前玄冰式的雪溶效應，把美國整個地滅頂。就這樣，肇禍者反獲政府強迫灌錢，濫收金融服務費的、打包毒油產品者無一究責，喪失住家的中產階級則被消滅了一大片，美國的M型社會從此無可逆轉—從此只會有更多的毒蟲和街友。新自由主義者非但不嫌自己的餿主意，反而抨擊政府的“不良資產救助計畫”，說：“市場出了問題、該用更多的市場去糾正”！
回到美中貿易戰。關稅本身的升降對中國大陸只是皮肉傷，貼了創可貼反顯得更身強力壯，但傷及內臟卻至今未癒，五臟六腑可能就一直壞死下去。美國人的自戕固然也造成內傷，但復健有方：狂印美鈔之不足，還恢復老牌帝國主義嘴臉，明目張膽地伸手向全球需索財富，巧取不成就綁架或斬首元首、豪奪。中國幹不了這種勾當，真不知誰先倒下？因此，反中成狂的那夥華人期待川普型美國和高市型日本聯手滅掉“社會主義祖國”，不可輕言放棄。
回到引起本節評論的“中共的流寇基因與房地產泡沫”這個命題，我擅自加了“基因”一詞。倡此論者參考的是抗戰前國民黨的“剿匪”，待中共長征到了華北、創建抗日根據地，“流寇”一詞成無的放矢，連“山大王”都不合用，蓋游擊戰是從山岳打到了平原。似是而非之餘，進入21世紀仍亂扣“流寇”帽子，唯代代相傳的“基因”方能自圓其說。偏見持有人難道沒有“基因”嗎？他是戰後的一代，卻對早期剿匪戰爭刻骨銘心，可謂“剿匪基因”已深植其骨髓，予了我管窺台灣“國人”的“底層編碼”之一瞥。
“中共真相”是“流寇”，比起土匪、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等標籤稍具“歷史性”。中國史是一部帝王將相史，也是一部“流寇史”，“流寇”若成功則成“帝王將相”，後世不再以“流寇”稱之。中共在上世紀中期已在陸、台間確立了“成王敗寇”關係，若本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仍以“流寇”稱對岸，可謂是“前朝的帝王將相史觀”。
“流寇說”雖然沒將歷史全部架空，依舊陷入“本質主義的謬誤”，乃上文所斥的“刻舟求劍”之學術名。它提醒勿做出抽離任何時空語境的論斷，自以為所用的標籤就是心中所念的事物本尊，好比自己騰雲駕霧於現象界之上、抵達了柏拉圖的理念界般。
一位21世紀的論者應用“流寇”的標籤，是設定二千年來的“流寇”都是同一回事。把時代性都罔顧、朝代內容都抽空，剩下最大公約數是：一群武裝遊民隨處亂竄、官兵在前堵後追。但人家若是規劃了一個“尋家”的路程呢？中共在華中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盤被國軍攻陷，唯一生路是奔赴陝北的最後一個蘇區，華北也比較接近蘇聯—後者還掌控了外蒙與新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那是排除萬難的“歸家”。
按此定義：《奧德賽》也是一部“蕩寇誌”了！
“流寇恐懼症”與“汪精衛基因”
上文挑剔一篇2026年的“中共乃流寇說”。它是隔了幾代的隔靴搔癢，而且是去搔事先畫好了紅圈圈之處，自然搔不對點（文不對題）。但抗戰年間的當事人汪精衛的“流寇譬喻”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1938年底，武漢已陷落，國府裡的樂觀派(如蔣介石)看到戰爭相持階段的來臨：日寇兵力散佈於半個中國，主攻正面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佈防後方的又落下許多空白，“敵後抗戰”此其時也。上面已指出：蔣委員長把它含糊地等同“游擊戰”，還開班以中共為師。
悲觀主義的汪精衛認為武漢陷落，戰爭該結束了，再耗下去，是加重生靈塗炭。他在1938年11月下旬發表了一篇《全面戰爭》的社論，反對“游擊戰”，以明末的“流寇”況之：-
“明末流寇的作法，用之於國內戰爭，或者可以顛覆政府，用之於對外作戰，必不足以搘持強敵。因為游來游去的作法，在游來的時候，是取之惟恐不盡，在游去的時候，又是不使有所孑遺。這是大量消耗民力的。政府的基礎，在於民力，民力消耗完了，政府沒有不倒，所以明朝便亡於流寇。至於對外作戰，是以民力為資源，民力消耗完了，只有自己滅亡，斷無敵人滅亡之理。”
此時國府正在舉行“南嶽軍事會議”，一時“游擊戰”蔚為風尚，不只中共提倡“全民游擊戰”，國府裡竟有人響應，白崇禧甚至出版了一部《游擊戰綱要》，廣發國軍各戰區和各軍校。汪精衛已主張和平運動多時，認定已山窮水盡的國府再度陷入妄想症。
對汪精衛來說，“敵後游擊戰”將會是另一場“自殘”。前面已經有6月份的“花園口決堤”；10月湖北武漢淪陷後、11月國軍自己放火燒了長沙—蔣介石基於誤判：認為日軍仍能一鼓作氣攻下湖南長沙，為了保存實力，將部隊撤至衡陽，把長沙“焦土”，結果燒了5天5夜，一座古城毀了90%，百姓死了3萬多人。汪預言：“敵後游擊戰”將引來日軍更殘酷的報復，潰敗的敵後國軍無以為繼、將淪為散兵游勇，荼毒民間，造成農村社會秩序的瓦解，中國連地基都挖掉了。
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又譯《總體戰》)在1935年才發表。汪精衛的《全面戰爭》可謂及時下載了上市不久的應用程式，卻是用來鼓吹他的和平運動/投降主義的。
魯登道夫是一戰期間德國的總軍需長，其實是架空德皇帝國政府的最高統帥。他用自身的經驗總結：“現代戰爭已不再是純軍事的交鋒，而是國家政治、經濟、精神與全體國民總力量的對決。…政治不再高於軍事，反而政治必須為戰爭服務；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軍事獨裁體制，將國家每一分資源、每一個平民都動員投入戰場。”
汪精衛反以此論證中國該出局：正因為現代戰爭是“工業產能、科技、精神與政治組織力”的總體較量，中國作為一個未完成工業化的落後農業國，根本打不起“全面戰爭”。國府受了中共的蠱惑，要推行勞什子的“全面戰爭/全民游擊”，只會造成“全社會解體”與“焦土自盡”，絕非魯登道夫筆下那種由強大國家機器執行的有效動員。因此，汪精衛用了“總體戰”反向論證“中國當知難而退、尋求和平”。
汪精衛並非毫無根據。七七事變後，日本以為中國小菜一碟，不料事態擴大，近衛文麿內閣遂於9月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立法對“戰時材料”局部管制。1938年徐州會戰前夕，日本始警覺通過《國家總動員法》。至1940-1941年，日本步入全面軍事獨裁與大東亞總體戰的型態，以迎接太平洋戰爭。
國府在1937年8月淞滬戰爭時已發布過《戰時總動員綱領》，無法律約束力，國土比日本廣袤，但都具不同程度的“無效性”。至1942年3月重慶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土徒增抓壯丁、通貨膨脹等弊端，卻不見得對“國力”有多少提升。
若當時國府是跟了汪精衛路線，而日方亦履行近衛文磨的諾言，在中國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軍分期撤出中國，那麼就不會有一個分離的汪偽政權，汪只是先驅，日本期待的“蔣汪合流”成為新現實，而中華民國將有一個親日的政府，但不算是如韓國那般的“亡國”。
在這個平行宇宙裡，日本沒必要用“一個更大的戰爭”去解決中日這個“已不小的衝突”，自然不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鞏固了東亞宗主的地位，與西方分庭抗禮，會有中國這個同盟國。中國也不致演變成“大東亞主義的叛徒”，站到了英美一方，去捍衛歐人對亞洲的霸權。在我們的歷史裡，蔣汪沒合流，汪偽政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確跟在日本屁股後面對英美宣戰。
當年，崛起的日本軍國主義自詡為“昭和維新”，媲美先前的“明治維新”，卻反其道而行。“明治維新”擁抱“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昭和維新”則喊出“克服現代”(近代の超克)的口號：日本有神聖的使命從白、赤二色帝國主義底下解放亞洲。“白”指歐人，“赤”即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流毒全球”的共產主義，在北亞尤其劍指日本。日本與帝俄在朝鮮半島較勁，已贏了一局。待赤俄勢力侵入外蒙，日本則侵吞中國的東北作為反制，其犯錯在不該進而染指華北—目標錯亂了！錯到離譜了！
日本在併吞了東北之後，狼子野心、繼續蠶食內蒙和華北，如徹底實現，會是金宋的“君臣”、“叔侄”、“伯侄”國際關係的重演，貼上現代化的“相互提攜”、“共存共榮”的門面鬼話而已。但抗戰導致華北落入中共掌中，就從中國半壁江山淪於異族之手，變成南北朝統一戰爭的格局。
日本人如果預知未來的世界史是這般走向的，就該連腸子都悔青了：怎會反而去助長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他們將以之為敵的蔣介石乃是世界史上反共歲月最悠久的政治領袖—47年（比第二名的西班牙佛朗哥多了8年）。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期間把極右翼的勢力大事壓制，令左翼的社會黨成為“萬年第二大黨”，日共終獲合法化，達到戰前未曾有的規模。蔣介石不忘初心、依舊在反共，在台灣厲行“白色恐佈”，他的衣缽不只是傳了給繼起的民進黨，而且變成海岸這一方的“國人”(毋庸計較是什麼“國”了)的底層編碼。
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日本侵華，雖原意只圖華北，中國勢必起來全面抗戰。歐戰還沒發生，美國仍與日本做軍火生意。當時支持中國的唯蘇聯，原本反共不遺餘力的蔣介石唯有與中共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甚至將“工農紅軍”收編為國軍。因此，中國在未成為“大東亞主義的叛徒”之先，已經是“共黨的同路人”。汪精衛適於此時認為國府受了中共的“全民游擊戰”的蠱惑，相較日軍之侵華，那是動搖國本、深入骨髓的病毒—唯有和日本妥協方能保存中國。
若中共為了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把“三民主義”等同“共產主義”，汪精衛則說國父的“三民主義”是“大亞洲主義”。汪氏防共優先於一切，與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1935年，華北日軍在河北的一角成立一個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9年，關東軍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亦將“防共”作為核心立國方針，寫入其最高綱領與根本大法中。汪精衛投敵成立偽中華民國政府(1940)，用的是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為了有別，在其上加了一面黃色小三角旗，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偽政府敗亡，汪精衛已故世，代行政府主席的陳公博被判處槍斃，他在法庭上抗辯自己“防共有功”。
“汪精衛”是一種“基因”，仍存於當代的華人之間，那就是“寧死毋赤”(better dead than red)—借用了美國冷戰盛期的一句口號。一部1960年代的喜劇描寫一名男子向他的女友求婚，當街舉一塊牌“寧婚毋死”(better wedded than dead)。1970年代初，美國爆發“水門事件”，媒體挖苦尼克松白宮用碎紙機銷毀不利的文件，發明了諧音的“寧碎毋死”(better shredded than dead)這麼一句刻薄話，已接近尾聲，此後無人知曉該典故。當代某些華人“寧死毋赤”則是寧願當殖民地人甚至亡國奴皆可—這總比“死”輕於鴻毛吧！
與此“基因”生成的元宇宙平行的是另一個彼輩“寧願不要掉”的宇宙—以及該宇宙裡的中國。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偏偏沒有更全面的“人民戰爭”這一章。那是一個農業國打敗工業國之道：用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用手推車陣擊潰由飛機空投補給的現代化陸軍。汪精衛擔心的農村秩序的確解體了，是國家依靠鄉紳地主的保甲制度的解體，被土改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