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前後吧，我當時已由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畢業，進入台北市立忠孝國中任教；年輕力壯的我，被派任為訓導處的訓育組長。
由於自身的理想主義，喜歡看到年輕人成長中無邪而昂揚的眼神，我很喜歡這樣的服務機會，所以每天都能透早就頗為歡愉地迎向這份工作。雖然，校內其他教師似乎大多還沒到校。。。
我喜歡每天七點半左右，就站立在學校川堂與進入學校的同學們，互道早安、問好，我總以可以與同學們共振的音量，回復他們的清亮的聲音。我喜歡如此看著新生代的成長，可以想像將有一個更理想社會的到來。。。
然而，沒想到啊，某一天，忽然劇變了。。。我到學校時，訓導主任早已經到校，並且似乎已經忙幾個小時了。。。我狐疑地請教時，他才悄聲地告訴我，值夜班的教職員交班時，發生了大事──在我們學校校園裡發現了可怕的、為匪宣傳的傳單。。。已經向上通報，奉命全面調查各種可疑的跡象。。。
那天整個學校的氛圍真與過去差很多。。。雖然，孩子們依舊頗為喧嘩，每個教師的步伐和表情都似乎較過去凝重；如此，一天過去，校內教師間的互動自然顯出了疏離。
我也想起了自身那思想問題上的前科，如果校方所承受的壓力真的過大，是否可能自身成為代罪者、犧牲者？或者，總有人可能被成為無辜的犧牲者？如何自證無罪？可能是無罪之罪？如果不是自己。。。那些無辜的教師們啊。。。真是難耐的。。。
所幸的，我身為訓育組長，責任所在，曾經巡視全校的建築，我知道本校的位置與區間特性；學校佔有街區的整個完整的方塊，並且四周沒有比他更高的建物；同時，本校樓頂是長年有大鎖封禁的禁區，只有每年的雙十節，當北市要在河濱舉行慶祝煙火時，該區才會開放給軍方使用；很幸運地，我居然能想到由這個角度切入問題。。。
『如果傳單不是來自本校師生或附近人家，而來自空飄，那麼，極可能從來不對外開放的頂樓，就可能會有其蹤跡』。。居然由此破解了那個問題。
我向訓導主任提供了上述觀點，他找出頂樓的鑰匙與我一起去查看，果然，在頂樓發現了類似的傳單。。。
哇，真是大事一樁，如果當時不是福至心靈，偶然地找出自證的方式而破解了，除了自身之外，是否還會有多少無辜的人們受累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