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從大陸旅遊回來，回台前最後一晚隨便看電視，碰巧看到中央電視台的科教頻道的「2017中國好書」節目，這個節目正式揭曉「2017中國好書」的推選結果，並且對一些中選好書和作者做了生動的介紹。節目的主持人是白岩松和一位我不認識的女性(我很少看大陸電視)，白是頗有名氣的記者和主持人，顯示這個節目頗受大陸重視。

主持人的開場白大約包括：今天(4月23日) 是「世界讀書日」，「中國好書」的活動由中央電視台與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聯合主辦，其宗旨是「為好書找讀者，為讀者找好書」，幾年來(首屆舉辦於2014年) 「中國好書」已成為全民閱讀活動的重要品牌，也是出版界、文化界的一項盛事。

就像一般圖書分類，「中國好書」的推選分為六類：主題出版類、人文社科類、文學藝術類、少兒類、科普生活類和年度榮譽圖書。中選的好書總共有29本，詳見“2017中國好書”揭曉 29部圖書最終入選。節目對每本書都邀請專家做很簡單的介紹，而對少數書籍和作者則做較深入的報導。

節目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兩本書：主題出版類的《試飛英雄》和人文社科類的《夢與真—許淵沖自述》。中國大陸多年來研製各型軍機，新研發出的軍機都由空軍的試飛員試飛，新研發出的軍機可能有瑕疵，試飛的工作因此特別危險，《試飛英雄》講述試飛員為了國家冒險犯難的真實故事，節目邀請來一些現役和退休的空軍試飛員，最後在軍樂聲中，播放多年來試飛時犧牲的眾多試飛員的姓名和相片。許淵沖是已九十多歲的翻譯家、北京大學教授，節目播放了他瘦弱的體貌和簡單的家居生活，他目前仍翻譯不輟，目標是在百歲之前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他已完成部份)，節目最後朗誦他對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名詩的英文和法文譯作。

我觀看「2017中國好書」有頗多感觸。首先，近年大陸遠比台灣重視文化建設，台灣少有「中國好書」這樣的評書、選書的活動，即使有，也難以獲得政府大力支持，即使獲得政府支持，也無法在主要電視頻道播出。台灣的電視非常商業化，文化建設節目幾乎無立足之地！大陸目前比不上台灣文明，是因為大陸經濟改善的時間還短，民眾的教育程度一般低於台灣，以大陸這樣重視文化建設，大陸的文明水準終將超越台灣。

台灣的電視總是負面新聞居多，很少像試飛英雄和許淵沖教授這樣的正面報導。試飛英雄們都是不為人知、盡心盡力的愛國者，而許淵沖教授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不懈追求理想，都足以做為世人的典範，對社會和人心有潛移默化的功效，但是台灣已經很少有及宣揚這樣的典範。

從《試飛英雄》和節目對它的報導，看到大陸對解放軍的重視和對優秀軍人的尊崇，大陸解放軍自然有榮譽感，願意為國家犧牲奉獻；對比台灣民進黨一向踐踏國軍的尊嚴，民進黨想要國軍「含笑犧牲」，保衛其台獨政權，簡直是天方夜譚！

芯片產業有一個特性就是寡頭供應，某家公司在製造一種芯片之後就足以供應全世界的需要，其他公司就不去製造了，譬如PC用的CPU芯片，全世界只有 Intel 和 AMD 兩家公司在製造，就沒有其他公司再去參加競爭了，這是經濟學上產業分工的最佳狀態（物美價廉）。 其他各式各樣的大小芯片都是如此。

芯片之戰，中國從美國進口的芯片佔芯片進口總額的30%，其中一大部份是產業鏈的最佳產業分工組合，所以中國不做（好比木匠不需要自己做鐵釘、榔頭），只有一小部份高功能芯片中國不會做。這次美國猛下毒手，禁售所有芯片（有如讓木匠買不到鐵釘、榔頭），中興損失慘重已成定局，但是我們不能一味指責中國半導體產業不求長進、沒有掌握關鍵技術。

中興可以擴大從台灣、韓國、日本進口，彌補美國進口30%的一部份，剩下部份有的台積電，華為的海思能夠設計製造（也要花兩、三年才能到達生產線），有的台積電、海思、韓國、日本也不會做。無論如何短期內(三、五年)中興（中國）損失嚴重，因為無法交貨失去不少下游市場，長期看來是逼迫中國走上芯片大國自給自足之路，雖然不合產業分工的最佳經濟原則。

飛機發動機同樣也是寡頭供應，原來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製造（美國、英國、俄國），儘管其他許多國家都會設計製造各式各樣的飛機，使用的飛機發動機都向這三個國家購買，這原是產業分工的最佳狀態。但是當中國崛起、強大威脅到美國和西方的整體產業之後，包含英、美的這些國家就封鎖飛機發動機進入中國，廿年來中國被逼成為飛機發動機大國，目前進入突飛猛進階段，全面供應國造飛機是三、五年內的事。

由於受到美國及西方的技術封鎖，中國已經被逼成為製造業非常發達的國家，被聯合國定為世界工業種類最周全的國家，沒想到這次芯片也受到美國的全面封鎖，估計八年後中國再把芯片這塊軟肋補足，中國變成工業生產全面自給自足的國家，也是多難興邦的例子。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最大的改變是從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體制轉變為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何為體、何為用的區別可能不重要，也難以區別。現在大陸的經濟體制與一般西方國家相當類似，但仍有一些獨特的地方。

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基本上是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共產主義是極端的社會主義，主張消滅資本家，並把所有土地、生產工具等都收歸國有，甚至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度。當時大部份大陸人都工作於大型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之中，而生活與工作結合，過著相當集體化的生活，只有都市、城鎮裡有一些小商家屬私人所有，是在集體生活之外。國家經濟則完全是計畫經濟體制，國營企業要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政府規畫，而人民要到哪裡工作、生活也多由政府分配安排。

「改革開放」是中國儘量對世界開放，引進外國的制度、資金、技術等來改變中國。在引進外國制度時，務實極為重要，須考慮到中國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和現有的制度和狀況，做適當的調整。若對於某些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則先在少部份地區試行，等到試行成功，再推廣到全中國。

大陸從共產主義的集體社會，轉變為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社會，是浩大的工程，改革開放先從少數地方試點，然後逐步擴展到沿海各省，最後才推進到大陸全境。現在大陸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歐美、台灣幾乎沒有區別，既尊重私有財產，也重視資本家，例如共產黨已接受甚至歡迎資本家加入成為黨員。人民的生活基本上與工作分開，人民自行安排其工作和生活。

中國大陸的經濟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區別在於大陸仍有很大比例的國有企業，分別屬於中央或各地方。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私人企業逐漸增加，而國有企業的比重逐漸降低，根據2016年出版的《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台灣譯本：獨特又矛盾的經濟體：21世紀中國奇蹟背後的真相)，著書當時大陸國有企業約貢獻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國內私人公司約貢獻GDP的60%，而外國投資人控制的公司貢獻其餘的5%左右。國有企業多半規模龐大、資本密集，而雇用的員工數相對較少，占都市就業人口的比率持續下滑，2013年只有17%。

大陸在2003年建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擔任國有企業的股東，負責指定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及要求他們達成投資報酬率和市場佔有率等營運目標。一個國有企業集團通常專注在單一的產業領域，但不是獨占事業。除了極少的例外，一個產業領域都有多個國有企業或私人企業彼此競爭。一個國有企業集團最上層是一個未上市母公司，由政府透過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母公司底下擁有多個它完全持有或持有多數股權的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可以在大陸或海外股市掛牌獲得融資。

中國模式以社會主義為體，而以資本主義為用，是相當獨特的，因此被中國官方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目前大陸的經濟體制，私人企業的比重已經大幅超過國有企業，但國有企業的占比仍遠大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看來頗符合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裡提倡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大陸的黨、政和國有企業幾乎是一體的，人員常能彼此流通，因此很多官員有經營國有企業的經驗，對企業經營不陌生。大陸仍有很多國有企業，顯得習近平的「反腐打貪」格外重要，能杜絕貪腐，才能用人唯才，能用人唯才，國有企業也能跟私人企業一樣有效率。

4月3日，美國政府依據其「301條款」的單方調查結果，宣布將對原産於中國大陸、輸入美國的1333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25%的關稅。隔天大陸立即祭出反制措施，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將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徵25%的關稅。美國總統川普隨後宣布，由於中國對美的「不公平」報復，他指示貿易代表考慮，是否額外再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中、美双方劍拔弩張，但這些加徵關稅的實施時間都未確定，而双方又宣稱可以協商，這場貿易戰是否會真正開打？未來將如何？

幾天來訊息逐漸清晰。川普總統既要實現其競選承諾，縮減美國的貿易逆差，更重要的是要抑制中國大陸的崛起。美國宣布加徵關稅的商品多屬於大陸的高科技產品，美國希望藉此打擊大陸的高科技產業。大陸在2015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計劃，其目標包括：到2025年，大陸要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造強國」；而到2035年，大陸的製造業將達成趕超德國和日本，意即達到世界領先的地位。大陸推出《中國製造2025》3年，已顯現相當績效，美國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不惜採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來壓制大陸的崛起。

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大約是美國的2/3，大陸的人均GDP(GDP/人口)更是遠遜美國，為何美國如上述非常忌憚大陸，非要掀起貿易大戰？大陸在互聯網、高速鐵路、基礎建設工程等多方面都突飛猛進，進入世界前列，其GDP仍遜美國，只是因為仍有許多偏遠地區比較落後，需要逐漸開發，但那只是時間問題，幾乎並無困難，大陸看來勢必全面崛起，因此使美國倍感威脅。美國若不採取行動，其GDP遲早一定輸給大陸，因此非掀起貿易戰不可。

中、美貿易戰若真開打，誰會贏？貿易戰一定是双方都有損失，若從經貿數據上看，美國占優勢。目前美國的GDP大於大陸，美國對大陸的出口占其GDP的比例小於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占其GDP的比例，因此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小於對大陸經濟的影響。然而貿易戰像真正戰爭一樣，不僅要比戰場上的軍事勝負，還要比國家的耐戰能力。川普總統在美國的聲望遠低於習近平在大陸的聲望，而且現在的美國意見分歧、社會分裂，完全比不上大陸的同仇敵愾、團結一致，美國政治人物還要顧慮選舉的影響，因此美國的耐戰能力遠比不上大陸，美國是贏不了貿易戰的。

美國有強烈動機發起貿易戰，大陸覺得貿易戰不會輸、不願讓步，双方的貿易戰因此很有可能爆發。貿易戰也可能不爆發，若川普總統在乎連任，重於他吹噓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大陸就做一些華而不實的讓步，讓川普總統騙過他的選民，則双方可以皆大歡喜。

美國威脅掀起貿易戰，是希望中國大陸犯日本當年廣場協議的錯誤(廣場協議讓日本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日本一向依賴美國，幾乎是美國的附庸，而大陸卻從來都獨立自主，因此不可能落入美國的陷阱。無論是否爆發貿易戰，大陸崛起的趨勢難以改變，而貿易戰甚至可能加速美國的衰落，間接地加速大陸的崛起。

美國把自由和民主推崇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世界仍然動盪不安，多數窮國仍是窮國，很多百姓即使有了名義上的自由民主，還是朝不保夕，過不上安穩尊嚴的生活。美國錯在哪裡？自由民主真那麼重要嗎？

成語有：「民以食為天」。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太明顯了，經濟比自由民主重要，人總要衣食無虞才會想到其他，人若無法溫飽，為了溫飽，什麼不情願的工作都得幹，何來自由？哪來時間去管民主？

無論國家社會是否自由民主，底層的弱勢者永遠是最可憐、無助的，弱勢者的特徵是貧窮又沒有知識，貧窮讓生活不好過，沒有知識則容易受人擺佈欺侮，卻求訴無門，因此國家除了發展經濟，消滅貧窮之外，最重要的是發展教育，讓人民識字、有基本知識，包括了解公民的基本權益、懂得上互聯網蒐集資訊、表達訴求等。當人稍有財產又有相當知識，就不再是弱勢者，沒人(包括政府)敢隨意欺侮他，因為他有能力運用其知識和財產加以反擊，他自然有了人權和尊嚴，與自由民主沒有多少關係。

經濟和教育相比，經濟更優先，人總要先填飽肚子，才有餘暇去受教育、增知識。另一方面，經濟和教育優先於自由和民主，不僅因為經濟和教育讓人活得有人權和尊嚴，更因為教育和知識才能達到高品質的自由民主。自由強調個人權力，民主強調眾人決策。假使老百姓沒有充份的素質和知識，自由將是個人權力的濫用，而民主將成民粹，眾人決策反不如菁英決策，常導致經濟倒退、社會混亂，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民主化失敗的原因。

經濟和教育重於自由和民主，是簡單明顯的道理，美國在國際上卻輕忽前者，只強調後者，似乎不是無知，而是別有居心。經濟和教育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可能使外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自由和民主使外國與美國有同樣意識形態，容易成為美國的盟國，接受美國的領導，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和教育應優先於自由和民主，若顛倒了這個順序，常常會很失敗。台灣是幸運的，大致上是先有經濟和教育，再有自由和民主，然而至今教育水準(在此教育水準不是學歷的高低，而是見識和理想性的程度)仍未高到能避免民粹的弊害。中國大陸還在發展之中，一直把經濟和教育擺第一位，是正確的方向，大陸目前仍有近億的貧窮人口，讓這些窮人脫貧是第一優先，其次是加速都市化，拉近鄉村與都市的貧富和教育差距，對於經濟和教育都有益，而自由和民主不是目前急需的東西。經濟和教育進步之後，自由和民主自然能水到渠成，但未必要照搬西方那一套。

對中國大陸最多的批評是大陸不民主。這樣的批評先要弄清楚民主是什麼，由前文《民主概念的演變》，民主可以區別為「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選舉民主是「程序民主」，「實質民主」則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本文將根據「實質民主」來評估大陸是否民主。

中國共產黨奉行毛澤東思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是「群眾路線」：「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不就是收集民意、實現民意的具體動作嗎？這甚至比實質民主更進一步，「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是動員群眾，以達成政治目標。

群眾路線絕不是空談，共產黨是真這樣實幹的。研究國共內戰的史家幾乎有共識：獲得資本家支持的國民黨終於敗給了獲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共產黨，農民支持共產黨就因為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成功，即實質民主的成功。

以國共的最後決戰徐蚌會戰(中共稱為淮海戰役)為例，双方的正規軍都是幾十萬，差距不大，而國軍的武器裝備還稍占上風，國軍有各式機動車輛擔任後勤支援，共軍則動員百萬以上民兵和民伕擔任後勤支援。最後共軍破壞了幾乎所有的道路，使國軍的機動車輛無法提供後勤支援，而百萬民兵和民伕卻仍能爬山涉水，提供共軍後勤支援，國軍因此慘敗。國軍不是敗於戰力，而是敗於共產黨動員民眾的能力，中共能動員百萬農民支援前線作戰，它基於實質民主的群眾路線發揮了驚人的能量。

中共不僅在建政前實踐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一直是中共的根本工作路線。翻閱一些研究習近平的書籍，都會發現習自從政就非常勤跑基層，他在浙江任職時，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最高領導人如此，他底下的官員幹部當然也積極實踐群眾路線，也即是實踐實質民主。

與群眾路線相關聯，中共的施政非常注重「調研」，調研甚至成了大陸常見的口頭禪，也應用於政治之外的商業、市場等各方面。「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簡稱，指通過各種調查方式，比如現場訪問、電話調查、攔截訪問、網上調查、郵寄問卷等等形式得到受訪者的態度和意見，進行統計分析，研究事物的總的特徵。」調研無疑是收集民意、綜合民意的具體方法。毛澤東就特別重視調研，經常深入農村，實地調研經濟、生活、商業等等情況，並在1930年寫出著名的「尋烏調查」數萬字，成為後來中共做調研的樣本。「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即來自該調查報告，成為中共施政的指導原則。

中共奉行群眾路線，施政又講究調研，就是重視民主、民意，並且有具體的方法來收集、綜合、實現民意，甚至能夠動員群眾，達成政治目標。這樣實現民主的能力在世界各國相當罕見而可貴。然而有這樣的能力，不表示一定會適當地使用這能力，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就誤用了這樣的能力，所幸「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都能善用它實現民主的能力，難怪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國情民調，大陸人民對其政府施政方向的滿意度多年來都高於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大陸的施政大多能符合其主流民意，即符合「實質民主」，世人何能批評大陸不民主？

 

3月29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的演講中，再次就中美貿易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將美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失落感歸結到中國，另一方面也提出中國應著重應對的一些措施，包括如何引導國內輿論正確看待此事，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按照自己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避免片面否定，有理有據反駁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原文如下：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部分並不來自中國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貿易開始有逆差，現在，中國占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從1985年的0.3％，到現在的40%多，表面上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事實是，美國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從亞洲的經濟體來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是從日本進口，對日本有逆差，後來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始轉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如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對亞洲四小龍就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那麼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就轉移到了中國內地上來。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對美國出口越來越多，確實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的比重越來越多，可是，如果把東亞（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作為一個整體，美國在90年代對外的貿易逆差中有超過80%以上都是來自東亞，甚至最多的時候199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100%都是來自東亞，那麼現在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降低到了50%，實際上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中國。

為什麼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美國是七十年代後貿易逆差才變得越來越大，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時，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進入了金融自由化，從而讓銀行放貸增加，這些貸款有的就被拿去支持消費，隨著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儲蓄的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其他國家如果貿易逆差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一些金融經濟危機，為什麼美國能從70年代一直維持貿易逆差呢，這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有關，他可以增發美元來購買國際上的產品。

原因不在中國，特朗普為何以此發難？

從個人動機來看，美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已經有四十多年不上漲了；美國中產家庭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種狀況下，很多美國普通百姓就有失落感。但是，這種失落感造成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一是，隨著美元和黃金脫勾，金融自由化後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金融創新，財富則大量集中在金融行業；二是，矽谷高科技的創新，誕生了很多如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技術創新天才，讓財富又往矽谷集中。那麼，一般家庭不在金融業，也不在高科技企業，收入就很難有變化；而隨著這兩塊財富的集中，中等家庭成員的收入也隨著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一般人有失落感，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財富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政客把矛頭指向中國。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一般選民的這種失落情緒，把中國當作替罪的羔羊。

但是，美國的傳統精英是知道真正的原因的，而他們的解釋一般選民基本聽不懂。特朗普把所有的困難都歸咎於中國反而會很容易得到一般選民的認同，這是他當選很主要的原因。特朗普競選時曾說，要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現在他履職一年多，2018年美國還要進行中期選舉，為了防止選輸，特朗普政府要履行諾言，對中國500多種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期選舉最直接的體現是對總統任期內政績的一個反饋。有媒體分析若是2018美國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所在共和黨未能取得多少席位，那麼特朗普其後的醫改、基改等政策措施都將受阻。）

中美貿易摩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一些從戰略思考的人想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301調查中，涉及600億美元的稅收，以及500種商品，但這些商品並不是美國主要進口的部分，而是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其實這些商品對中國來說，附加價值是不高的，因為在中國主要是勞動加工的部分，而芯片等關鍵部件，中國是進口的。

其實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並不能解決他的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一般居民的收入問題。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特朗普政府是為了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利益，以及從戰略層面遏制中國崛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定力，我們還是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按照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步伐來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開放；

二是，對特朗普採取的這些措施，我們也該有些必要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後，他的一般選民購買這些商品要支付的價格就會變高；而我們對美國進口的商品也適度的徵收一些關稅，那麼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的少了，他們的公司產值也會相應的受到損失，這些措施可以讓其選民蒙受其弊，這樣，特朗普的政策就不會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

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們還是要站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角度，同時按照WTO框架，針對美國的301調查進行抗訴；國內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應該保持定力，按照我們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但是，也應該避免片面的下否定結論。也應該對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進行仔細的分析，來證明其很多時候是不正確的，這樣才能很好的引導國內的輿論。

 

大陸的國家政法機構包括「一府一委兩院」，一府是國務院，在地方稱為人民政府，一委是監察委員會，兩院則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一般政法機構之外，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大陸國家機構的功能和台灣大同小異，它的國務院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人民代表大會相當於立法院和縣市議會，人民法院相當於司法院，而監察委員會相當於監察院。不同部份在於，大陸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相當於台灣的國防部，但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大陸的人民檢察院相當於台灣的各地檢察署，但人民檢察院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檢察署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台灣的司法院有大法官解釋法律，大陸則由人民代表大會解釋法律；大陸的「一府一委兩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都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投票任免。

大陸的國家元首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的首長是國務院總理，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首長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三軍的統帥。國家主席類似於台灣的總統，但總統自然是三軍統帥，國家主席則未必是三軍統帥。近年大陸的國家主席都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過去則曾經由兩人分任這兩職務。

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共產黨是執政黨，可以被視為國家機構的延伸和補充。共產黨在中央和各地方都有委員會，例如在中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地方有省委員會、市委員會、縣委員會等等，委員會的主席稱為書記，因此有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等等，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主席是總書記，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各委員會的功能在於協調統合「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各獨立機構，其委員多半由「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者組成，因此各地的書記成為各地方的實質領導人，而總書記成為大陸的實質最高領導人(總書記一般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中央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由黨代表選舉產生，而黨代表則是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這些選舉體現了黨內民主。這些選舉的候選名單則由上級長官或相關的主席團提出，體現了黨內權力的集中。換言之，黨員/官員的升遷取決於兩方面，長官的賞識和相關黨員的選舉支持，缺一不可。

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的選舉也類似黨內選舉，是規畫下的選舉，缺點是不夠自由開放，優點是各領域的優異人士，如勞動模範、教師模範等等，多能入選，而財力不是選舉的要件。

「民主集中制」自然導致「集體領導」。共產黨的權力在各委員會的委員集體，委員都由選舉產生，書記雖然是委員會的領導者，無權撤換委員，書記因此受到相當制衡。類似地，「一府一委兩院」的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國家主席無權撤換，國家主席也受到相當制衡。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和多數國家的多黨選舉體制很不同，後者的政黨的主要工作是選舉，而前者的執政者總是共產黨，其主要工作是施政治國，術業有專攻，共產黨因此有很好的施政績效。此外，在多黨選舉體制，執政者總會受到在野黨的干擾和杯葛，影響施政的效率；也可能經常更換政府，使政策無法貫徹或連貫。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沒有這些弱點，黨政合一體制的弱點在於，執政黨的權力缺少在野黨的制衡，若大陸能實現依法治國、嚴以治黨，以法治限制黨的權力，則「中國模式」是很可能勝過多黨選舉體制的。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

講到藏水入疆，許多人馬上想到印度的焦慮與反對，好像一旦中國大陸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導進入新疆，印度就沒水了，這是不正確的觀念。

一條大江大河沿途有成千上萬的支流、支支流加入，形成水系，換句話說，下游河水不是全靠上游送來，上游有上游的支流水系，下游有下游的支流水系，依靠整個水系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蕩蕩的大河流水。

浩浩長江不是依賴青海巴顏喀喇山的涓涓源頭一直流到上海入海，而是長江沿途有成千上萬的大小支流、支支流，匯總加入，整個長江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長江，如果單單從青海截流，幾乎不影響浩浩長江。

2009年7月湄公河大旱，無知媒體大聲疾呼，中國在瀾滄江攔水發電灌溉，使下游的湄公河乾涸見底。其實瀾滄江2200公里，湄公河2700公里，串聯形成一條4900公里的浩浩大河，2009年湄公河大旱主要原因是2700公里的湄公河流域乾旱缺雨，整個中南半島乾旱缺雨，才是湄公河大旱的主要原因，與中國無關。最後中國願意放瀾滄江的水，幫助紓減湄公河下游國家的旱情。

同樣道理，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進入印度以後叫布拉馬普特拉河，再流1225公里，匯入印度恆河，流入孟加拉灣印度洋。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有自己的上游流域水系，布拉馬普特拉河有自己的下游流域水系，各自形成自己的浩瀚水流。事實上印度布拉馬普特拉河及恆河依賴印度洋季風帶來的豐沛降雨，以及被喜馬拉雅山南麓擋住的濕氣，流下來的千百支流，匯集成浩蕩大河。若說雅魯藏布江掌控了印度的水脈命脈，那是印度誇大其辭的鬼叫。

聯合國有所謂的《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讓下游國家對上游河水有發言權。因為公約只能讓下游國家從上游得到水資源，而上游國家不可能從下游得到好處，只有少部份國家認可、簽署這項公約，這項公約因此至今沒有多少實際效用。因為中國沒有認可、簽署這項公約，印度沒有適用的國際法可以阻止中國引藏水入疆。

藏水入疆的工程議案，中國政府已經完成論證，證明可行，值得投資，決定不久要動工了，完工後新疆最終能夠開拓出20萬平方公里的千里沃野良田，五個台灣的面積，印度當然反應焦慮，叫囂反對，所以本文介紹一些河流水資源的基本概念，我們不要跟著無知媒體叫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