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七──佐久間總督的「後期理番五年計劃」與其成果 | 郭譽孚

前述「七腳川事件」後,當局的處置,是將該社領土與槍彈全部沒收,殺戮壯丁,再將老弱餘生的七腳川社番強遷往受他族圍堵的平地,要求餘生者專注於農耕生活;該處置被稱為有「滅族」的意義,對於我原民意義重大。

然後,就有了前述,1909年,將我們全島的行政區重劃的變革,且開始在本區招徠日本移民建村〈即日殖時期的吉野村,今之玉里〉。

該年,「甘諾政策」的作為雖仍存在,但整理過去各種政策經驗,更推出了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1910~1905.3〉[1]。也確實得到了相當的成果。

一、後期理番五年計畫──

關於該計畫,其特色有四:

一〉該計畫是「軍事討伐」的

據稱,由於軍方在該「七腳川事件」中,發現這是軍方進行各種演習訓練的好機會;所以,儘管這後期理番計畫原本首相與內閣並不感到興趣,但是由於山縣元老的支持,與天皇的關切而獲得了東京當局高度的重視[2],難得地取得了五年總共1,500萬元的經費[3]

也因此,1910年,當局乃積極推出前述的全台「林野調查」,把番民大多沒有明白權證的山林都收為國有;於是該年立即爆發了泰雅族聯合抗日運動,這是「所有被隘勇線圍堵受困的內山泰雅族,以及『歸順番』線外同族的共鳴」[4]的結果,鎮壓工作直到1911年;期間,曾一度危急,軍方以協助警察為名,開始動用軍隊一大隊與山砲隊、迫擊砲隊等助攻;但是仍陷入我原住民強烈的抵抗中。最後當局是在增派軍隊,以速射砲、山砲、迫擊砲、臼砲、機關砲的轟擊下,才得取勝;戰況歷時達五個月。

當時的情況,是否真有那樣的必要?據稱,軍方似乎有意藉此機會試行各砲實彈練習,以便了解各砲性能,並且進行各種軍事演習與教育;而1911年4月,殖民當局更宣布沿用甲午戰爭時的敕令,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這更是其強調「軍事討伐」的理由。這也是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前期逐漸展開的重要序幕──在出身警界的大津番務署長領導「威撫兼用」之下進行──據稱,出身軍界的總督對其計畫作為是不滿的。

二〉由「沒收槍」到「貸與槍」

在該序幕中,除殺戮番民視為戰功之外,其主要目標可說是沒收槍械;當時,在該軍事威嚇下,開始大量地沒收原住民的械彈[5],它沒收了該番的616支槍。

1911年,則開始透過前述的征服,直接以威脅方式在東部進行沒收阿美族槍械,那是威脅下的收購或收買,沒有受到嚴重的反抗[6]。然後,在南部,從1913年到1914年之間,對於排灣族和布農族的沒收政策則受到相當的抗拒[7];但是從南番仍然共沒收了6,300多支槍。

整個第二次五年理番計畫,據稱沒收番民槍械達22,958枝。

不過,該年底,又在計畫中號稱體諒「番民狩獵的需要」,增加了「貸與槍」的做法,那是全力大批收繳番地的槍械後,也在各「番務官吏駐在所」出借槍械的制度,每年僅出借一次,一支槍,配合五顆子彈,時間最長為五天,每社每日出借不得超過五支槍[8];讓我番民雖與槍械日益疏遠,但一直難以忘懷擁槍的昔日樂趣。相對的,該五年計畫中,當局卻為鎮壓者準備了每年十萬七百顆子彈[9],命令番地的警備人員練習射擊。我原住民在他們未來可能遭受的鎮壓中,如何可能是日警的對手。

三〉天皇遺命的大轉折

就在上述期間,整個理番計畫,雖然如前述,有視同實戰的命令,但其主要價值只是作為軍事訓練而已,若沒出現「天皇的遺命」,總督府雖因發現東部大理石礦藏,更有積極掌控與加速開發東部的壓力,但是否能夠及早順利完成該計畫,當時原住民已沒有多少反抗的能力;而軍方支持該訓練計畫,因而,並沒有太大的壓力。

當時,民政長官大島爆發其牽涉土地收買事件[10]而被免職,連其內務局長也換人,提出「甘諾政策」的大津署長因而失去了支持者;然而,更重要的應該是明治天皇在1912年駕崩前,據稱還曾關切理番事業的成敗;這樣的「使命」作用使得前述總督曾主張的軍事掃蕩觀點成為急於實現的「使命」。

在1913年不只把大津換掉,也改換台灣軍參謀長,這就是該後期計畫的後期,完全轉為強力征服的重要理由。

該年,他在「天皇遺命」下,以接近「日本武尊」神話中的殘酷手段[11],順利鎮壓跨越新竹、桃園、南投、台北的基納吉番──殺戮的威嚇與沒收槍械並行。

隔年,1914年6月,他更以七十歲的高齡仍親率三千多警力,動員萬人[12],為征伐太魯閣番而進入崇山峻嶺間,以至於在太魯閣墜崖重傷,似乎真是武士道傳統必須有此瘋狂堅忍以生命拚搏之一幕[13]

四〉統戰漢族台灣人

在該總督軍事討伐原住民期間,他如何繼續分化原漢關係,以進行其軍事訓練的計畫;除了強調該討伐行動的合理性,要求我漢族在人力與財力上支持外,當局且在1912年推出了所謂「吳鳳彰顯事業」,不僅把阿里山地區著名的通事吳鳳的故事改編,出版為強調為了「感化」當地鄒族而「殺身成仁」的專書[14],並且因此還重建已傾頹多年的吳鳳廟而隆重其祭祀;1914年8月,他更大力完成醜化我原民的漢族通事吳鳳的犧牲故事而建碑,並且在教科書中出現「吳鳳」的課文[15];藉以拉攏與原民同樣居於被宰制地位的我漢族台灣人。

此外,素來看不起我傳統信仰的當局,在1913年月3,佐久間總督竟然親自往北港朝天宮上香、獻匾;應該也是當年拉攏漢族的一項重要的作為。

這種拉攏利用的作為,自從其前期的五年理番計畫開始以來,當局隨著日人六年義務教育的推行,宣稱六年義務教育並非最佳的選擇,而給與我漢族四年到八年的彈性學制──除了非義務教育,另將由當局根據各地不同的民情而決定畢業年限;在實施期間,降為四年制者多,增為八年制者少;顯然該政策只是另一種欺騙性的拉攏。

此外,前述的「台灣同化會」,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分化性的攏絡;時在對岸辛亥革命之後,民主革命的理念對於君主專制的殖民地,當然會有相當大的衝擊;殖民地人民如果響應那種理念,必是當局擔心的事;背棄過日本民權運動的板垣在此時高唱台灣在「日華親善」與「提攜」中的重要地位,應該是很為台灣當局設想,可以避免我先民傾向革命的作為──日據近二十年,對我島民從來沒有這樣友善過,一旦受到如此「同化」的唬弄,自然我島內可能直接受益的上層階級,不可能不怦然心動。

果然,該會的活動造成了我們先民內部的階層分化──1915年的「南部大陰謀」雖能發展到中部與北部,但是上層階級的呼應者不多──故雖然那「同化」只是一場高明的欺騙,可說已經達到了他們意圖「分化」的目的。

二、整個理番事業的成果

面對明治天皇的遺命,除了親征涉險,在1914年6月負重傷之外,佐久間總督如何努力呈上其理番成績?

由於原本後期五年理番計畫是對於全台原住民的討伐,在軍方軍事訓練下耽擱;但在受到「天皇遺命」的壓力時,當局只能倉促間奮力完成了對於北番的征伐;也因此,趕著在1914年8月,提前完成計畫,上報天皇;對於南番只能草草了事[16]。由此看來,我島上的南番,竟可說因此軍部支持的軍事訓練而避過了原本難逃一大劫難。

該次理番事業共耗費了1,624萬元;1914年9月,總督接受了由總督府丸井囑託所擬,相當蔑視我原住民文化傳統的「撫番意見書」與「蕃童教育意見書」;那是一套「消滅蕃人、番地」,「不經過漢化的本島人過程,直接接受日本同化政策洗禮,早日進化成『日本國臣民的一部分』」[17],要求日本警察要攜眷住入派出所,共同協力懷柔番人;把派出所不僅設計為一警備單位,也是教育所,醫療衛生所,交易所,也是裁判所、文化中心。

同時,他強調對於少數番民進行特別教育,那是把蕃童中的「蕃秀才」由極度低智育的〈我漢族的六年智育水準只有公學校四年級水準,原民四年教育則只有我漢族的二年級教育水準,主要只要求生活上能夠誠實地被命令與使喚[18]〉原民兒童中挑選出來,不只是直接進入日人的小學校,受日本文化的栽培,更讓讓「蕃秀才」中的菁英有機會進入中等學校或專門學校深造而成為日籍警察的助手;它們認為藉此自然可促成蕃人社會結構與價值之崩解,達到當局消滅蕃人與番地的目標;這是專門對付由「生番」被鎮壓而投降的「歸順蕃」的強力撫育手段[19]

1915年1月,接受了這套設計的總督就對於未來的理番方針宣布改「征伐」為「撫番」,為「教化」,似乎代表其統治已邁上「成功」之途了;而往後十五年,確實「番害」沒有再成為島上轟動的重要新聞──除了1920年前後曾經發生若干由於「流感」的時疫而引發較大型、並不使它們反省其教育政策的「番害」外,其前後總督府一直維持著威懾性的所謂的「理番飛行」,似乎頗有成效[20];要到1930年的「霧社事件」,我島上的「番害」才再度成為東京,以至於世界關切的對象──也不張揚地改變了上述自以為精巧的教育政策。

綜合言之,任期長達九年的佐久間總督,接兒玉之任,對於後藤頗霸道的割據勢力曾有不滿,但是他是武人,對於官僚派系的鬥爭,非其所長,因而,其任內雖曾因理番工作之耽擱而把民政部改組,並沒有對後藤派系特別給予打擊;後來在他宣布「理番」完成時,他仍恢復舊日警察本署的體制,廢止了「番務本署」;只在警察本署下設一「理番課」,並把「番務官吏駐在所」改稱為「警察官吏駐在所」,並沒有特別進行民政上的變動;真像是「不變更其前任的施政方針」。

佐久間總督時期,對於原民方面的統治作為,概要如上;在該總督前,當局所採的是「原漢分治」的鐵腕宰制,一般而言,原住民所受打壓較緩和,而漢族所受打壓則較苛重;其實,由前及1896年底的「新城事件」看,當局當初的反應絕不緩和,只是打擊失敗才停手的;至該總督時,則一面以「非人」的方式對待原民;另一面則細膩地不只是以「人下人」不可同化的態度對待漢族,卻又容許「台灣同化會」,分化我島上人口最多的漢族;其「橫柴入灶」的手段,實在也極狠毒──在該總督末期,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繼位。


[1]為了推動該計畫,在總督府民政部下特設番務本署,主掌番務的推動;原本的警察本署則與掌管地方行政的總務局合併而成「內務局」;從此警察分為「平地」的普通警察與「番地」的番務警察;同時,原本的警察本署長轉任番務本署長。在這樣的情況下,番務本署被稱為「武裝警察隊」的指揮中心。

[2]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192。

[3]總督府認為警察費名目,每年支出200萬元理番費,五年的費用共計達1,000萬元;認為不如以五年計畫每年多花100萬元,徹底地解決番人問題;樟腦製造業從1905年以來每年就有四、五百萬元利潤,如果在此款項下開銷理番費,而每年花300萬元,也還有一、二百萬元的剩餘利潤。另一財源,當局表示,應取自每一漢人,只要多加一點稅,就可以達成。例如,地租附加稅提高三分之一,就可增加40萬元,屠宰稅目前每一頭為60錢,如果提高為一元的話,以一年50萬頭豬來計算,就可增加20萬元的稅收等等。

[4]同前書,頁211。也有說是番民們發現到「各駐在所之間的交通完成之日,也是個社的頭目勢力者被官方殺戮之時」,同前註。整個情況是1910年,官方動員了很大的軍警力量,歷時五個月,才壓制了該泰雅族聯合抗日事件;壓制過程中,官方討伐隊曾經陷入「糧道被斷,水源被奪……在重圍包圍之下,電話線被切斷,罹患疾病者日以繼夜」的極為沮喪的情況,導致佐久間總督在深夜中,由日本急電台灣總督府下達如下的命令──『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運入以大嵙崁番人的肉來充飢』。」。

[5] 1902~1909年間,總督府沒收的番人槍械數不多,僅有槍枝850支,子彈4,244發。

[6]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220。

[7]最近報端就有報導,屏東排灣族四林格部落(現是牡丹鄉四林村)族人,早年因農作物常被山豬、猴子、鳥類偷吃,每戶均擁有槍枝守護農作;日本據台後,擔心百姓反抗或發生衝突,發布「百姓持有槍支者,一律沒收」命令,當地族人不願繳械而引發抗日事件;1914年,日本在現場設忠魂碑紀念陣亡官兵。如今其族人則有立碑爭取歷史正義的故事。

[8]引自「流轉家族」,頁67~68。如此,有練習的機會嗎?這樣真是為了「狩獵的需要」?

[9]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05。

[10]日本史家曾稱「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也極盡奢侈,……歡送會中聚集了二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轉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0。案,當時大島曾在1908年親手轉頒天皇的「戊申詔書」,強調節儉的重要,故有上述的批評;另,也有人說,這是因為大島非後藤嫡系,因而,才被後藤系告發的。

[11]在其傳記中,據稱,這次攻擊是「一切採取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轉引自前揭「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219。關於日本武尊作為一形容詞為本研究所加,原文無;這是由於日本精神中,日本武尊的神話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對於其傳記中所強調的極為殘酷,個人以為可以加上如此的形容詞;根據其古事記神話,日本武尊把哥哥「手腳扭斷,用草蓆包著扔掉」;他還把已制伏的敵手「像切熟瓜似地把他身體砍碎」,最後,他病死,竟化作一隻富於詩意的翱翔白鳥。上引文,見於「諸神流竄──論日本古事記」,梅園猛著,卞力強、趙瓊譯,經濟日報出版社,頁75~76。

[12]當時太魯閣社番有97社,總人口九千多名,壯丁三千多人;但佐久間總督率領的警察隊有3,127人,另有附屬警察隊的工人4,840人,預備隊404人,及其所屬工人624人;另有日軍步兵第一和第二聯隊〈各附十挺機槍〉共3,108人,另有山砲、鋼製九珊砲、臼砲等,總人數11,479人。

[13]關於其死亡,有兩說;其一,原住民稱其勇士砍殺了總督;其二,日人指總督在太魯閣墜崖重傷未死,還在凱旋歸來後在台北舉行盛大慶祝會;隔月,再赴京奏告完成使命;到翌年才辭去總督職;死於辭職的三個月後。該史實究竟如何,日人是否有必須如此拖延而作假的理由──例如,由於他代表天皇,此死亡若公布是否「有辱國體」?否則,有論者稱,佐久間的墜崖,是否為我原民勇士追殺所致?

[14]故事中強調阿里山通事吳鳳,為了阻止鄒族人「出草」馘首的惡俗,要他們每年以一顆舊日砍得的人頭為祭品,如此,以舊有頭顱四十顆,進行四十年;後來又拖延了四年;最後鄒族人不肯忍耐,吳鳳就對他們說:「如果一定要出草的話,明天中午左右來。會有一個穿紅衣,戴紅帽的人經過這裡,可以砍那個人的頭。但會有報應,你們都會死。」;第二天,鄒族人「出草」,殺死那人,才發現那人竟是吳鳳;他們因此而悲傷,並且擔心自身的厄運:文末強調說「不知道會有如何的報應;阿里山蕃從此開始祭祀吳鳳,並且宣示永不在殺人。」;該故事裡,對於「殺身成仁」的描述,確實頗為生動,但不合史實;其中有顯然對於原民的歧視。

[15]可見於「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十一第二十四課。據稱1915年初,官方對我台籍生進行了對於教材好惡的調查,結果六年級學生最喜歡的書中人物是吳鳳,全班41人中,40人喜歡,第二喜歡的是孔子,31人喜歡;喜歡日本武尊的只有13人,幾乎最低。

[16]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0。

[17] 「台灣原住民政策史」,政策篇,省文獻會編印,頁111~112。

[18] 當時,「在此只要能用簡易的日本話與日本人直接溝通……只要統治者一聲令下,立刻採取很有規律的行動,就算達到教化的目的」。引自「台灣原住民史  政策篇,藤井志津枝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編,頁116。

[19]同前書,頁115~116。據稱,丸井曾十分自大地稱,「如果教育方法得宜,不久的將來,能使此12萬人,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在其自覺同為日本天皇赤子之下,進而令他們擔負本島的守備任務,決心做赤誠的日本臣民,並不是難事。」,引自同前書,頁118。

[20] 1917年,全年飛行12次,投炸彈50顆;以投彈破壞房屋與殺戮「蕃人」為目的;因而有尚未歸順的番社,因恐懼而自動繳械者。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六 ──佐久間總督前期理蕃 | 郭譽孚

1905年4月,繼兒玉總督後,佐久間總督出任時,台灣局勢稍定,已如前述;他也是長州藩士族出身;佐久間就任時,後藤長官仍掌民政,甚至於1906年後藤調升往我東北之前,他不僅安排直系下屬祝辰己繼任,還自行特設「總督府顧問」一職,離台後,他仍擔任之,明顯干預台政;其作風實在會讓旁觀者有「割據為王」的感受。佐久間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以陸軍參謀而獲「生番剋星」[1]之名的伐番將領;他的輩分高,在稱兒玉時,往往不用敬稱;對於上述後藤的作風就頗不能接受[2]

此時,他已62歲,仍奉派台灣,接任兒玉;東京是想借助他的威名,順利展開對原住民的鎮壓,而能及早開發內山資源;因而,他上任後,召開地方長官會議時,所強調說明的「不變更前任總督之施政方針」[3],其實只是不變更其前任對於漢族的宰制態度;新任的他則有計畫地改變了自樺山以來對於我島原住民的緩和政策[4],轉而進行大鎮壓。相對言之,其對我漢族的政策則確實依然威壓宰制與懷柔,類其前任。

他在台的時間長達九年,其受主流學界重視的治績主要是在宰制我島原住民方面[5];他於1906年4月11日就任,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了他的使命感;他是來台任期最長的一位總督,他的前任是著名的兒玉總督,與他的民政長官後藤,被稱為台灣殖民統治的奠基者;相對於兒玉的名聲,他佐久間總督,名為「生番剋星」,當年究竟有怎樣的表現。

時代中,他雖是總督,其實並不那麼自主,因為他接任時,仍以後藤為民政局長,他雖然把番務「掛」提升為番務『課』,並不能改變多少現實;在東部番地所醞釀,曾經發生的問題,仍然存在;前述曾在1903年爆發的「新城事件」,來到1906年,性質相通的問題被官方報導為「太魯閣番害事件」的「威里事件」,再度爆發了。

該事件使他必須直面番務問題;我們就順著時序往下考察;他的作為一度受到挫折,因而通常把他的任期區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就是就任到受挫之後;後期是挫折之後的轉變──本段論述就是要論述前期的重要演變──

一、「威里事件」〈太魯閣番害事件〉的衝擊

1906年8月,發生的太魯閣番害事件;當時,佐久間上任只有四個月左右,不可能對於我島上各地的番務有多少理解;因而,該案對於這位「生番剋星」來說,應該一定不會輕視該事件,但他雖是上級負責人卻插不上手。這是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代理警察本署長的大津麟平警視,是當是我島上最高階的警官之一。

該案是花蓮的賀田組擴大採腦區域,進入了太魯閣番與覓卓蘭番的領域。兩番同屬剽悍的泰雅族,他們對入侵者誓死反抗,一起出草,獵取日本人頭顱36個,其中包括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賀田組的店員等;此案的殺戮情況,十分駭人,過去當局對於這類反日事件,通常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反日事件,大津立刻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於當地的局面加以控制;但其處置沒有依照過去的往例行事,他僅對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以壓送往紅頭嶼或頭目代為管訓等處分了事;而對覓卓蘭番則完全未追究其責任;何以如此?

原來當年「新城事件」落幕後,當局雖曾對太魯閣蕃地作了一些教化設施,及設置警察官吏派出所、派遣公醫,認為該地蕃情已漸趨平穩,乃於1905年12月特准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在威里社經營製腦業;次年2月,又同意「賀田組」在古魯社山地製腦。然而這樣的舉動,更使得雙方的關係惡化[6]。在這次威理事件爆發前,已發生過幾次日本腦丁被馘首的事件,和上次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的情況,極為相近。

不過,這次更不同的是,官方沒有進行過度的攻擊,卻開始了強烈的威懾與封鎖;那是1907年,專門建設了對付太魯閣番的隘勇線,其上設有監督所一,分遣所六,隘寮三十六,隘勇120人;1908年,隘勇線繼續向西南延伸,完成對該番的封鎖。該建設期間,除了有日警在路上指揮七腳川番五百人不斷攻擊外,更由東京調派海軍浪速與秋津洲兩艦由海上砲擊──甚至,從此當局組成了在我島東海岸的巡邏艦隊,時常進行砲擊訓練與取締走私,也因此將蘇澳闢建為軍港[7]。以至於太魯閣番在該事件後,確實是被相當威懾住了。〈不過,七腳川番後來還是「反日」了〉

換言之,過去那次新城事件與這次太魯閣番害事件,其根源都是原民感到自身的原始權益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與保障。然而,當局為了番地的利源,確實拒絕「把番人當人看」、「番人不受普通刑法的規範」,加上前總督時代已發出「格殺勿論」的決斷語;雙方是在這樣的歧異下,簡直除了消滅對方,沒有真正讓人能滿意的結局。

二、強化攻擊性的隘勇線制度

不過,過去雖發出過「格殺勿論」的決意,但是他們使用的方法還是非軍事性的,如前述的隘勇線的推進就不是軍方所習慣的方式;似乎也因此,學界論述時,曾強調他為一介武夫,不諳政治,因而理番政策的早期,他就把整個理番政策交由後藤時已出任總督府官房秘書官的大津警視負責策畫與處理,這就顯示了他基本上是延續過去的政策而行的。

當時的情況是1906年,他就任後的第一項亮眼的成績,應該就是1906年,霧社番的歸順儀式;那天正是整個霧社番勢力範圍內,附近幾條隘勇線連結成功的日子;霧社番在1903年被設計大屠殺後,無力振作,只能接受了當局的歸順條件;那是「絕對遵守日方的命令」,出生入死,不可違抗。該區從此被列入一等區域,是所有隘勇線最深入番地達二十里以上的地區。當時,官方視為其理番計畫的宰制設計基本完成。

不過,此後,與各地番民的衝突,並未減少,由於開發資源,衝突反而日增;因而,在1907年,其任內著名的「理番計畫」才正式展開。

然而,號稱「生番剋星」,壓制原住民,竟然仍需要遷延八年的時間,通常被論述為「前期五年理番計畫」與「後期五年理番計畫」兩部分;也就是實際兩期一共八年,是由於前期的作法約三年,成效未如預期,乃中途轉出後期五年理番計畫所致。

下面,我們將依此而在本章結尾處,僅論述當局未受挫折前的「前期五年理番計畫」。

三、 前期五年理番計畫與「甘諾政策」

「甘諾政策」,就是欺騙政策、糖衣政策,其中包藏著絕不甜蜜的毒計;是佐久間總督主政期間的重要設計;那是1907年1月,總督府官房祕書課長日警大津麟平在平定了去年8月的「太魯閣事件」[8]後,又考察各番地而提出的政策;據稱,其本意是對於前述隘勇線推進受到生番強烈抵抗時,他們並不過度堅持,往往受阻而放棄或暫停其推進,但是總能以軟硬兼施的方式,使生番「甘心承諾隘勇線設置在該番地之內」[9],相較於後期政策可說似乎是比較「懷柔的」。

該計畫要在1907年至1912年間,分別以「設置隘勇線」與「番務官吏駐在所」的方式平定北、南番地[10];希望最後能夠統一設於緊鄰最大頭目住所處,可就近監看該番行動的「番務官吏駐在所」,以便及早開發全島內山資源[11]

其作法就是根據官方所認知的「生番賦性…極蒙昧愚魯…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番馴服」[12],然後以前述近代震懾科技配合隘勇線圍堵番民的方式,與所謂的「授產」,以及更有效地控制民生必需品而誘使番民就範;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聯繫著一個「番地道路開闢五年計畫」,那是除了建立足夠的隘勇線,還要沿著該線開闢可運送物資與軍警的警備線──那是類似當年我義軍歸順後,就被要求或雇傭開闢當地的道路,從此,殖民當局的近代武力對於該地將易於宰制的類似設計。

而更唯特殊的──有人說是「狠毒的」,是為了充分推動該計畫,當局似乎充分地發揮了前及那「大和武尊」神話中那以情感交友而毀滅對手的模式,在提倡培養通曉番語與番情的「番通」外,又鼓勵與選拔年輕而單身的日警從事所謂的「番婦關係」[13],一面用來學習番語,理解番情,更意圖利用原住民婦女對於兩性關係的堅貞與「愛屋及烏」的情感,來探究與操縱番情,不顧家庭中夫妻與親子的密切關係,只為了達成當局除掉反日障礙的目的。

這實在是個相當厲害與陰狠的計畫,只是原住民並非如其所設想的那樣「極蒙昧愚魯」,可以任其欺騙,因而該急切高壓的政策推動不久,番人就發現其影響自身的生計甚大;例如,該隘勇線的推進先後激起了幾樁重大的原住民反日事件;如,大嵙崁番漢聯合抗日事件[14]〈1907〉、北埔漢番聯合抗日事件〈1907,即前及的「北埔事件」〉、七腳川社番抗日事件〈1908〉等等。

尤其,由於七腳川社曾經也是著名的模範番社 ,而該事件乃阿美族的七腳川社與泰雅族的覓卓蘭番與木瓜番的聯合反日,因過去七腳川社有受日警指揮攻打太魯閣番的背景,如今竟也開始反日,故該事件的意義實頗不同凡響;而當局已到必須動員軍隊才能鎮壓的程度,可說它也顯示了上述的五年理番計畫相當失敗,其政策必有某些根本的錯誤。

該前期計畫的主導者主要為前述的大津麟平所主持,所以,關於佐久間總督的理番政策,有些論述並不提及此前期計畫。

該新擬的計畫中,把原來的20廳,改為12廳,最主要的是根據土地面積與人口外,更重視地形、開發狀況、居民氣質與社會結構,以及治安程度,來進行行政上的三級安排[15];另還在民政部設「番務本署」,主管所有番務事項;而警察本署則和掌管地方行政的總務局,併為內務局,由警視總長任內務局長,主掌與指揮廳長與警察官,可說牢牢掌握平地治安,以利理番事務之開展;該變革之實行是否很有成效,不易判斷;但由其行政區劃變革於1909年上看,正當1910年的理番五年計劃前,該作為應該有配合推動後來的討伐計畫的意義;同時,所強調的「因地制宜」,對於各族群似也有「分而治之」的意義。

此外,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儘管各種意見都有,都比不上天皇的意向,就是「使命」;1909年,帝國議會給我島總督府通過了1539萬元的五年理番經費;據稱是天皇表態支持該理番計畫,因而,由陸軍元老山縣起、首相桂太郎到著名由我島高升的後藤新平,當時已成為遞相,都改變了原本的態度[16]


[1]據稱,1874年,為了琉球漁民被牡丹社原民所殺,而日本興兵攻台的牡丹社事件之戰事中,殺死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的人就是佐久間左馬太,故得到了該稱號。

[2] 可見於「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前衛,頁97~98。

[3] 「日據下的台政」,第二冊,頁439。

[4]這並非原住民就可以任性自由,這只是儘量避免日軍與原住民發生衝突,那樣就會緩解了對於漢族的鎮壓殺戮,同時,還可避免造成原漢聯合的作法;所以,在兒玉時代,仍然曾經發生「討伐南庄番事件」,可為說明。

[5]其實,對於整個社會與以我台主體性上看,其治下對我先民所明示的兩項教育政策,即1907年殖民當局推出納具有懷柔性的「彈性學制」與1910年所爆發的,深具宰制性的「大石事件」,應該頗為重要,只是日本學界因其顯然頗為「有辱國體」而不肯提及,我們將在下面論及教育政策時,將本於我台主體性而為讀者們揭露。

[6]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

[7] 為了該軍港的安全,與封鎖政策的完整,1908年4月至6月間,當局在南澳番地區設置隘勇線;9月開始,闢建由宜蘭經蘇澳到南澳的道路;1909年3月,該道路完工,即宰制力更強;該年11月,南澳番交出過去出草所得的151個人頭,120枝槍,被准許「暫時歸順」;應該顯示出其威懾的政策相當成功。

[8]太魯閣番在清時就是泰雅族一大番社,李阿隆是與其合作,受其長期信任的漢族通事;日據初期,當局就對李的地位很嫌忌,為滲入本區,曾經拉攏李,任其為太魯閣番總通事,李則曾獻上外太魯閣番五社之名冊,以示歸順;然日人雖努力拉攏該番,甚至自以為成功,效果卻並不佳;到1906年,官方允准日本賀田組擴大開採樟腦的事業,侵入了東部太魯閣番與覓卓蘭番的領域,引發了當地原住民的出草,這次該番起事者達14社,日人被馘首者達36人,其中包括花蓮港支廳長,教員與賀田組人員與日籍腦丁等;日警大津以警察本署長代理率300巡查而主控該局面,其處置方式與過去不同,對該番特別嚴厲。此事件後,大津提出的報告受到總督之肯定;1907年1月,確立第一個理番五年計畫;日殖當局開始在本區設置隘勇線,並設置隘勇監督所與分遣所與隘寮等等,包圍太魯閣番;到1907年,更調派南清艦隊兩艘戰艦以艦砲轟擊,同時指揮七腳川番500人配合發動攻擊,自然頗獲成效;據稱李阿隆狼狽逃亡無蹤;從此決定長期展開對東部番社的炮轟演習與海上封鎖。

[9]

[10]當時殖民當局把內山的原住民分為北番與南番,北番主要是泰雅族,南番為布農族與排灣族;泰雅族似乎最為強悍,人口最多,擁槍最多,反抗最烈;太魯閣番即其一支。對於北番,當局採用隘勇線包圍方式,對於南番,採用設置駐在所的方式。

[11]此時山林資源,主要是樟腦;當時台灣與日本是全世界唯二的樟腦主要產地〈對岸華南也有〉;1877年以前,我台出口樟腦產值仍領先於日本;樟腦是我台山林的特產,尤其,內山都屬番地,因而,開採樟腦往往侵犯番民權益,成為番民出草的對象;這種情況,作為殖民者的日人亟思完全宰制。

[12]樺山總督語;引自「日據下之台政」,第一冊,頁256。

[13]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1895~1915〉」,藤井志津枝著,師大歷史所專刊,頁183。另,「流轉家族」,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遠流,頁60、70。該政策要求日警的該番婦關係,至少維持三年;三年後,日警可以請調離而放棄該女子;極少日警願意維持。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據下的法律,根本不視我原住民為「人」,自不承認該婚姻關係。該家族故事中,情節離奇而動人,其中描述內山統治之史實不少,如隘勇線通電,電死人畜的焦屍慘狀,使原民孩童怕鬼〈該書,頁89〉,即是;但其中夾帶著醜化漢族的描述,如漢族李阿隆與太魯閣番之長期互信到合作抗日,怎可能是欺騙造成的,讀者宜自思辯而批判之。

[14]這是1907年,在甘諾政策下,日警推動由北縣深坑到桃園阿姆坪的隘勇線,由於已操縱了屈尺番,在「以番制番」下,大嵙崁番六大社與大豹番十一社先後舉行歸順典禮;然後,該年五月,就由兩端同時開始隘勇線的建築;但進行中,兩番社發現影響其生計,是違背了事前協議的,造成了兩番聯合附近馬武督番與馬里可灣番,四番聯合抗日的聲勢;稱為「大嵙崁番抗日事件」。因馬武督番中雜有十多名漢族隘勇,日人採取漢番分離的方式,動員軍警鎮壓;經四十多天激戰,日人主動求合,為建築隘勇線而幾乎接受原民的全部條件,可說作為一種「甘諾」,只拒絕了改變隘勇線的要求;該線於8月完成後,10月至11月間,該區曾發生日人所謂「大嵙崁番匪騷擾事件」,但那只是在隘勇線下的一種喘息的表現,不可能受到當局重視了。

[15]其中將台北、台中、台南三廳為第一等級,新竹、嘉義、阿猴是第二等級,宜蘭、桃園、南投、花蓮港、台東、澎湖島則為第三等級。

[16]「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師大史研所,頁192。

由『自由時報』的這一篇題目漂亮的文章,論當前教育改革之道 | 郭譽孚

「這一票決定子子孫孫的幸福」,這是多麼漂亮的題目。。。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44715

然而,它的內容如何?就像過去我們聽過多少「愛台灣」的說詞,但是它們所主張的,真的是「愛台灣」嗎?

自由時報是我們島上當前重要的一份報紙,簡直可以說是執政陣營的喉舌。我想藉他當前的這篇社論中所包含的重要錯誤,來談談個人對於未來教育改革的觀點。
這篇社論在個人看來,其重要的錯誤,在於以下幾部分──

一〉「這次選舉關涉台灣人民要擁抱民主陣營與自由市場,或是向中國傾斜,與國家資本主義及數位獨裁體制連結。……台灣的抉擇也衝擊國際戰略的大格局,特別是印太地緣政治的消長,」

二〉「親美與親中路線的對決,而中國以網軍、假訊息、假新聞及滲透社會團體等方式介入台灣選舉,其力道之強前所未見,……由選舉得以牽動國際的效應來看,台灣絕非特定政客所看扁的一文不值,譬如什麼國際社會、東南亞都看不起台灣云云,」

三〉「但當時台灣的民主改革開始萌芽,數十年來追求與保障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成果,在第三世界尤其華人社會中更是民主化的楷模。」

四〉「美國……一般多定性為良性霸權,因其對抗的多是獨裁專制、貪污腐化及迫害人權、種族屠殺的流氓政權;……在對峙態勢下,無論就價值觀、制度、生活方式,抑或單純的經濟利益,台灣與西方民主陣營站在一起,乃是明智且天經地義的選擇,……」

其一、認清虛飾的部分──我首要的著眼點

以上四部分,有一共通的虛飾手法;就是把與自身相關聯的事物,與自身拒絕關聯的事物,使用明白相斥的兩套語言來處理。
簡言之,就是用美麗的名詞把與自身相關的事物「撐」起來;
例如,所謂的「擁抱民主、自由」、「民主化的楷模」、「良性」、「明智」、「天經地義」;很輕鬆地就把它們想強調的事物強調了起來。
相對的,對於自身所欲排斥的事物,則給予不真實,甚至惡質的名詞,例如,使用像「傾斜」、「獨裁」、「假訊息」、「假新聞」、「專制」、「迫害人權」之類;讓一般讀者很容易就落入了它們設計的恐懼與否棄感裡。

嚴格言之,這應該是長久以來我們國民教育的問題,我們近代化的教育,國府不能辭其咎,當年「反共」,好像對手吃飯,自己最好不要吃飯,以免對匪唱和;是一重要的例子;但更早則日本在我島上推動的「打罵教育」與「低智教育」,強調「不可討論,不可發問」,更是顯示其根深蒂固;在這樣的所謂「近代教育」下,我古老文化傳統的「學問思辨」,完全被破壞;而其大成則來自二戰後西方現代化理論,他們強調著全盤西化,根本地全盤否定了我們所有傳統文化中「問學」與「學問」,不只是對立,更是彼此攻錯、對演與辯證的價值。

其次,應該做為未來教育改革的著眼點的,是關於不可亂用二分法的問題。

前述我們對於反共的批判,應該是一個好例子,但那應該是特例;
我們在此,願意另舉一個通例來討論。
以小學生的教育為例,每個小學生應該都聽過教師勉勵我們要做個好學生,不要作個壞學生吧;然而,使用好、壞來區分學生,是個很好的處理方式嗎?
那是個理想的處理方式嗎──
就一個教育專業者的思考;
個人認為強調是非、黑白、好壞的論述方式,應該有其必要性,但是那應該是思惟上最幼稚的模式,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隨著心智的發展與視野的開闊,自然進入更能契合於社會複雜現實的模式。
這也就是我們自身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在成就測驗時,難免都曾遭遇過是非題的理由;是非題就是測試我們對於二分法思維模式的掌握能力──是否能夠正確地認知在不同的情境中,哪一種行為或認知是正確的。
那往往是我們在小學低年級時期,才遭遇到的測驗題設計;然後,隨著我們自身的成長,教師所設計的題目,開始有了填充題、選擇題、問答題,甚至進入複選題與申論題。
我們的教育中,應該要重視這種思維由簡化而向複雜發展的過程;讓每個公民在獲得選舉權以前,都懂得運用與破解那些不應該過分簡化與虛飾的論述。

其三、在認知上應該強調較實際的認知,也就是類似我傳統「循名責實」的態度。

換言之,如果要談政治經濟體制的話,最早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能真是涇渭分明的,但是在1929年的大恐慌後,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資本主義就開始修正;而今日大陸的體制更是自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所以,輕率地沿用百餘年前的二分法模式來論斷當前的局面,實在是很壞的示範;個人從事公民教育的觀點上,認為二分法是過分簡化的;能夠反映真實的應該是光譜式的;歐美國家號稱民主自由,其實各國相互不同;不可讓學子死背民主自由;而對岸大陸的體制,更是我們作為中國文化的承受者,我們應該比外國人更為理解今日的中國絕非簡單與資本主義對立的體制──例如,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源,不只有禮運大同篇的高遠理想,並且,直到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社會的土地買賣還很少有真正一次的賣斷的情況,我家族中就還有這樣的地契,出賣者可以在銀貨兩訖之後,為了家貧返鄉沒有川資或是家中另有變故,其賣出者或其子孫可低姿態要求買受土地者另外再給予若干金錢,當時名之為「找洗」或「找贖」──中國本是個同情弱勢者的文化體;不可以與西方資本主義惡質所引起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輕易等同;確實有中國式的歷史文化背景。

其四、公民教育應該重視的教學目標〈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上述自由時報的社論,實在是當前很好的一篇可以做為錯誤示範的文章;
其錯誤在於遠離了我們媒體對於社會應該有的教育目標;報紙的社論對於我們的社會應該有著進行社會教育的意義;那就是如何使得一個社會的公民面對社會的各種現象時,能夠儘量公平客觀、不偏頗地考察各種現象。
這種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民主政治特別重要;如果有投票權的公民們,日常不能公平客觀地考察公眾事務的各方面,只是憑藉著個人平素的好惡,在政黨政治中,只知道黨同伐異,社會生活必然內鬨,造成強烈的內耗;就像我們今天在我們島內所見的情況,民主政治怎麼可能福國利民。
在公民教育上,我們要提倡的這種教育目標,是建立一種不應該「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理性的生活態度;也就是以我們傳統文化中「扣其兩端而竭焉」的教育方式,透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進入儘量「不偏不倚」,大家都可以不受各種成見的束縛,真正獨立自主於現實社會複雜的情境中。
倘若我們的公民們在運用他們神聖的投票權之前,不是都能夠養成這樣的思考習慣,民主政治所賦予公民的四種公權,在我們複雜的社會現實中,怎可能適切而充分發揮其理想的功能呢?

2020年總統大選前夕感言〈1.10.〉 中間選民公民教師譽孚敬撰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五 ──理番政策〈由樺山總督至兒玉總督〉| 郭譽孚

本書開篇以來,我們還沒有關切到原民的部分;這是由於日人來台之後的政策,原先就偏重在對於我島最多數的居民的鎮壓和宰制上;那一方面的鎮壓和宰制一旦開始論述,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段落,難以停止的緣故──如今,我們對於漢族的處境已概要地描述到一個段落,現也要來關心原本似乎不太受到侵略者「關切」的──即指「殺戮與攘逐」──他們稍後在歷史中,是受到統治者怎樣的「關切」?以下,就是殖民者最初的形象與其在時局中的發展。

  • 樺山總督的訓示

我們前面提到樺山總督是一位「台灣通」,那是他在牡丹社事件前曾經來台做情報偵察;而由他當時曾親自冒險進入蕃地,並與蕃人交際,其實,他也可說是當時的「蕃地通」。他在1895年8月25日發出了關於理番政策的第一號「關於接待生番的訓示」,其中顯示他無知於原民的馘首信仰,或也為醜詆我漢族先民而強調「生蕃……一令其心懷惡感,則日後無法挽回,觀夫二百年來,敵視支那人而敢為反抗,可謂確切之例證;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蕃馴服,……倘使生蕃視日本人如同支那人,則本島拓殖大業,勢必大受阻礙,故本總督欲以綏撫為主。」[1],因而,日本學者皆稱此期理番政策為所謂「綏撫政策」。

在該訓示中,讓我們很容易地發現樺山理番政策起始的特殊之處──很早,他們就注意到應該如何分化他們在我島上的對手了[2]

關於往後的理番政策,由於總督府的決策還一直以壓制漢族為主,因而沒有餘力對付原民;我們可以把其作為依時序先後而分為三期,即由桂到乃木的撫墾署制、攘逐殺戮後的剿撫與圍堵時期,來分別認知。

  • 桂總督到乃木總督,撫墾署的綏撫政策

簡言之,就是把原民居住的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與漢人的普通行政區分開;由撫墾署來治理蕃民蕃地。外表看來,主要沿襲清代撫墾局體制──該局中,總辦一名,委員一名,幕友在總局四名,屬二名;司事四名;通事二至十餘名;另有防遏蕃害、保護墾民的局勇四至八名與醫生與其他雜員之設置[3]

此時,總督府的撫墾署內分置主事八人,為各撫墾署之長;技手22人,受署長指揮,經理署務;通譯生11人。與前清頗有對應[4]

其實,兩者間的差異頗大,除了清時的局勇、醫生與那些雜員,此時該署都未設置外,該署的職能較前清的局,卻更擴大包含了前清樟腦腦務局的監管職能;也由於樟腦貿易在當年的重要性[5],因而,才會出現總督曾提議每署設巡查20名,但因經費不足,未獲允許的情況──原來前清末期腦務為私營,腦務局僅負責海關收稅之類;此時,腦務轉為公營,由該署負責,故管理與取締的人力需要比前清局勇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兩者明白的差異。

但深入的對比,殖民者的撫墾署下,沒有設醫生,自稱各署員可兼任簡單醫療,以省經費;其實可反映了殖民當局雖曾提出「以赤誠守信義,撫育無誤法,史歸順番民服從,絕非難事也」[6]與所謂的「不論中國民族或番民,同被日本文化,極力多數移住我內地良民,使其彼此相接近,漸次移風易俗為上策。」[7]之說,但以其神裔自大的民族性言,其確實具有根本「不把我原民當人看」的強烈歧視觀點,自然無為我原民設醫生之必要。因而,過去學者雖說「樺山總督對清代的撫墾局有相當良好的評價」[8],可能應該也要提及兩制間存在著這類歧異,才能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段史實吧。

樺山總督時,開啟此制度,所謂「綏撫」,其實只是避免原漢聯合;後桂總督短暫在位,難有變動;至乃木總督就任後,如我們前面所見,他雖受命要「一視同仁」,但仍繼續進行殺戮;義軍不敵,多有逃入內山者;據稱由於擔心「原漢聯合反抗」,因此更強化了上述「撫育授產」的綏撫政策。所以,該制度少有改動。

然而,這樣的所謂「撫育」,並不能阻止「番害」的發生;所謂「番害」,可以1896年12月,乃木總督時,發生在花蓮新城的「新城事件」為例[9];由於日軍不僅破壞原民芋田,並且先後兩次姦淫當地番婦,引起太魯閣番突襲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當局不僅不自省認錯,直接於1897年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葛城」,及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且瘧疾流行,只能在5月停止撤軍。該次征討失敗。據日人稱,太魯閣番的反抗與漢人通事李阿隆的指使密切相關,正可說是他們所歸罪的「漢番聯合反抗」的一種形式[10]

1897年,全年各地都有番害;當局曾經討伐新竹大坪、上坪、內灣等地;次年初,則發生討伐太魯閣的情況。

根據日人官方紀錄,由於總督府全力對漢族鎮壓,因而,在理番問題上,甚至於採取儘量迴避與番人交涉的方針;以至於在1897年1月,總督甚至曾下令,「欲行起訴番人之犯罪案件時,檢察官長應先請示台灣總督」[11],也因此所謂「政策」,實僅有若干設施;如前述的「官設隘勇」即是,另外,則「探勘番地」[12]與資料蒐集的「調查研究」以及番人的簡易教育,如禮儀、沐浴而已[13]

那是總督府內殖產部與內務部的衝突;前者重視樟腦業的採收,倘若無法與原民妥協,將威脅我島對外貿易,影響財稅收入;後者則由於番害嚴重,影響地方治安;希望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而一勞永逸;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島內還有從事樟腦業的外商,他們的生命財產必須保護──再發生引起國際問題、國會關注的雲林事件〈即,雲林大屠殺〉是他們真正擔心的。

正是因此,儘管前述1897年5月,總督府發布「地方官官制」,總督已把民政局權力收回[14],撫墾署不再直屬於民政局,而降級隸屬於各縣廳,被學界認為就是當時理番政策由綏撫轉向積極管理的發展,但是乃木在1897年12月還以總督內訓,強調了在理番政策上不變,仍採取綏撫政策[15]

  • 攘逐殺戮漢族後,兒玉的「威撫兼用」

上述情況,到1898年6月,兒玉總督就任後,才大改變[16]。就在該月,兒玉總督在殖產會議上預告了往後不再「綏撫」的新方針──

「平地各種事業,今已漸告就緒,需移步武進行番界之拓殖工作,而棲息番界之番,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若饗之以酒食,加以撫慰誘導,則長年之間,當見其相當進化,然而現下急需經營以新領土,絕不許以如此遲緩之手段,正宜致力掃除前途之障礙。」[17]

那是他一面積極施壓反抗的漢族義軍,並推出招降政策,一面利用前清樟腦業者擁有對抗番害的自衛武裝,即隘勇制度;我們由,1900年,總督府追加預算,增加了防番費24,000多元;同時,秘密訓令開始在台北縣與台中縣設立官辦隘勇,注重素質[18];顯然,對於隘勇在「防番」與「防止漢番聯合」上的成績,可以接受;尤其,此後,官辦隘勇的情況日增,可見當局應該是頗為滿意的。這顯示了綏撫的政策逐漸的改變──但仍努力維持番人與日警少交涉的原則。

同時,他逐漸展開了一連串剿番的殺戮行動;例如,1898年八月就討伐了新竹方面泰雅族;1900年八月,討伐了大嵙崁的泰雅族;1902年,討伐新竹南庄的賽夏族、苗栗的馬那邦社、恆春的排灣族;1903年,討伐了阿猴的拉巴爾番;1905年,討伐了台中的南勢番……當時的情況,日本官書自述稱,「由於當時的討伐效果少,因而番害自然多。」[19],顯然其效果是不滿意的。

此一理番政策的變化也顯示在其該年新頒的「地方官官制」的改變上,原本的撫墾署與警察署完全被廢除;只在縣廳之下的辦務署中設置負責「番人番地」的第三課,全由警察負責其業務[20]

是在上述兒玉的指示下,1902年,乃有了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那著名的、強調「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21]的關於番政問題的意見書,與1903年那簡明的三條「理番政策大綱」之提出;從此這種與前清絕不相同的「不把番人當人」的觀點,成為當局理番政策的主軸。

因此,1902年,出現了對於番界警察的任用特例,即免除其考試──把原民「不當人」,則其行為自不受法律的規範;例如,對番人不是用普通刑法,其處置僅重視有效的威壓;當然,其最有效的威壓物是近代化武器,例如,山砲、臼砲等,就在1903年開始設置於樞要番地;1904年,則在各要地埋下地雷;另在番害最嚴重的地方設置了高壓電的鐵絲網。至1905年,則開始在各地普遍地使用這些近代威懾科技[22]

日本學者在此時強調「威撫兼用」,因為持地提出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把番地分為南、北兩區,對北番主剿,對南番主撫;好像真的只是區別對待,既忽略了那是一種分化;也忽略了他們共同地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待遇。因而,往後沒幾年才會在當時被當局視為模範番社的新竹上大坪地方竟發生了日據五十年期間抗日殺戮日人次多的「北埔事件」──要到二次大戰需要原民們成為砲灰時,才取得了日本人的戶籍,即得到了日本人的身分,而能成為日本兵源〈詳後〉。

這也就是後來被日本學者尊為「番界調查第一人」,最後竟死於非命的森丑之助,所批判的──「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23]之開始。

  • 日俄戰爭時期的圍堵政策

 在前述的「不把番人當人」的政策下,征伐原民的軍事行動,收效不佳;而東京當局對於維持台灣統治的花費,深感沉重;巨大財政壓力下,總督府可開發的資源,除了加強剝削平地的地租外,最主要的財源就是各種專賣,其中以樟腦專賣的利益最高;但維持樟腦產量必須逐漸深入番地;這時平地統治已漸安定,1903年起,殖民當局透過警察本署連續三年舉辦三次全台與番務有關者統一意見的「番務會議」,該會中不僅完成了前述以近代科技防番的隘勇線,並以該隘勇線的推進與連結來封鎖與鎮壓我原民的設計,並且,對於警察在番務上的使命,確認其概要如下──

「防番以外,更應負起積極推動殖產事業……隘勇線的推進,…。從最有利益的地方開始著手,至於山腳村庄地區的安全則有保甲人民自行負責;…採取『撲滅之策』,凡是妨害事業的發展者,格殺勿論,至於撫育政策因為緩不濟急,不得再行採用。」[24]

這種使用隘勇線的推進來代替軍警發動的武力攻擊,其戰力自然不及軍方行動;但是警方掌握的隘勇線通常比軍方對於兇番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孤立的方式,其決然的「格殺勿論」,因縮小打擊面,僅對於出草殺人的兇番嚴懲,對於其他番社則施以交易與授產給予方便而進行懷柔的安撫,這樣以分化的方式瓦解敵番、殺戮敵番的作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與我們前面論及的大和武尊透過交友殺敵故事的犯行頗為近似,不另贅述。

不過,可以顯示本其統治方針的,除了隘勇線的推進,鎮壓與封鎖了我原民的生存空間外,在1903年,發生在中部山區,日本官方紀錄中的所謂「南北番大鬥爭」[25],是一個可以充分顯示當局理番政策簡直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個重大的例子。

那是日方利用南番布農族的干卓番,向北番霧社番提出願意埋石和解兩番往日的仇恨,要在兩番交界之處,飲酒講和;其實秘密埋伏干卓番,趁著霧社番當晚酒醉之際,進行屠殺;該屠殺計畫順利成功,一次霧社番被殺死一百多人;該事件後,南北番的互信關係完全斷絕。霧社番過去龐大的實力難以恢復──前述當局重要的「理番政策大綱」的第一條,關於將南北番分而治之的提示,才獲得確實建立;而北番的翹楚霧社番,在該年底,其頭目自動下山,向日方請求准許鐵器的供應,並表示願意充任隘勇;從此直到1930年只能成為殖民當局口中,全島的「模範番社」。


[1]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56~257。根據「理番誌稿」,第一篇,頁2,當時稱呼為「支那人」,故改用之。同在此書的該頁中,民政長官水野遵也醜詆我先民稱「夫蕃民常事殺戮,以襲擊中國人為能事,實因中國官民以譎詐欺騙蕃民所致。」。

[2] 分化對手的情況,在今日,我們還可看到一些隱晦的紀錄,例如,「1895年,日本與東台灣接觸,聯合台東卑南族,阿美族、組成義勇隊,攻陷抗日民眾。」,可見於「台灣原住民與土地關係之研究─花蓮、台東部分」,委託單位,行政院原委會,研究單位:中國地理學會,1999年印製。頁100。這並不奇怪;日本神話中有須佐之男斬殺九頭大蛇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熟悉的故事。

[3] 此外,撫墾局還有「番婆、教讀、教耕、剃頭匠」等雜員,是此時撫墾署所無的;由於此時新制初起,功能不可能完備,因而,此部分不做比較。〈番婆是女性原民嫁出內山者,負責招待內山原民外出的食宿〉

[4]清時的「總辦」,似等於日殖下的民政局長;委員等於主事,多為營官;幕友等於技手;主事補等於司事;通譯生等於通事。更加上局、署之間一字之差,於是就有殖民者沿襲前清之說。當時總共11署,任命8名主事後,其餘3名由他職者代理;並且因蕃地的蕃人多擁有刀槍武裝,屬危險地區,故其署長大多由軍人出任;與前清的委員多為營官相近。

[5] 清代腦務局統計,每月收入的灶稅和釐金,共計五萬五千餘元;一年總計達六十六萬兩千餘元;當年由淡水港輸出的商品中,樟腦的出口額僅次於茶葉。而樟腦產於山區,番人問題處理不慎,可以引起出草;在1891年10月至1892年八月,香港市場沒有台灣樟腦的交易紀錄,據稱就是發生生番糾紛的結果。

[6] 「理番誌稿」,第一篇,頁10。

[7]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省文獻會,頁143。

[8]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6。

[9] 此一太魯閣番事件,在當年的地位應該十分重要,既顯示了當年日軍的軍紀不佳的實況,也聯繫到1907年太魯閣的威里社事件,到1914年,日軍動員兩萬人征伐的太魯閣戰役;對於往後總督府的理番政策應有重大的影響──採用隘勇線制度,可減少日番接觸;可惜在藤井女士不只是在上述的學術著作中,竟然全無提及;在後來簡直作為官書,藤井教授於2001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中,也未提及該重要事件。

[10]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file:///C:/Users/User/Desktop/401061114_%E8%8A%B1%E8%93%AE%E5%9C%B0%E5%8D%80%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6%85%B0%E9%9D%88%E7%A2%91%E9%81%BA%E8%B7%A1%E5%88%9D%E6%8E%A2.pdf

[11] 「日據下的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

[12]例如,以測量言,由陸軍測量隊隨著各地守備隊的軍事活動而展開,在1896年二月已經完成平地部分的測量;然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番地與周遭各島的測量。番地與島嶼的測量都有探險隊的性質,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7年三月,紅頭嶼的探險隊共有103人,還邀請了美國記者大衛生;其他另有六次,都是奉派踏勘鐵路交通線的測量,是較小規模的,成員在1~20名之間;其中深堀大尉所帶領的一隊15人,由埔里經霧社,入中央山脈往花蓮港途中,全數失蹤;經查是在奇萊溪上游被太魯閣番殺害。就是一例。

[13]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98~301。

[14] 民政局之下,原來有八部一署;即,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學務、通信等八部,一署即撫墾署;與民政局對應的是軍務局。1897年,乃木的改革是縮編,民政局下僅剩外事、縣治、警保、衛生、法務、學務、殖產、通信等八課。在縮編之下,軍務局消失,改以海軍幕僚與陸軍幕僚,直接隸屬於總督。另,財務部獨立為財務局,直屬於總督,民政局長失去了財務權,其實力更是大大削弱。

[15]這應該是乃木總督晚期一面想收回民政局的大權,一面在動盪的百忙中,仍意圖大力理番的型態──他並未退縮,相反的他計畫推出前述「奠立警察政治」的前身時,做為他設計的「三段警備制」中的一環,即被視為可能利用熟番而取消撫墾署的「護鄉兵」。然而,該設計的展開並不順利,乃木就辭職了。有意者可參考「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55~59。

[16] 此一改變,我們前面已提及,總督府恢復民政獨大、且較水野時代更為有力的體制,其長官為民政長官,民政部轄下十六課;總督府新制中,海陸軍幕僚不能參加與軍部無關的會議;其後有一千多名官吏去職。

[17]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在一般抄襲日人著作時,很容易忽略這個重要的指示,僅強調總督府參事官持地的說法,並說其作為受到美國的影響,個人認為總督的指示應該是參事官研擬發展的大方向,並且合於日本神裔自大,輕賤弱者生命的傳統,所以,在此提出此指示。例如,在藤井教授的名著「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中,就沒有提及。

[18] 除了重視體格與能力外,其素行也在遴選之考慮內,然後給予武裝配備;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抗日份子混入其中。往後,民辦的稱為隘丁,官辦的稱為隘勇。

[19] 「台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著,南天影本,頁320。

[20]該辦務署由警察主導,設在平地,依實際需要再向番地或山腳地區設置辦務支署或警察官派出所。據稱如此每年可樽節20萬元經費。

[21]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26。

[22]同前書,頁144~145。1906年,地雷埋設擴大到南投、斗六、蕃薯寮、台東四廳。

[23] 很遺憾的,我島學界,對於此觀點似乎完全無視;「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417。

[24]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53。

[25] 同前書,頁157。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四 ──國際聯盟開啟的理想時代 | 郭譽孚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國際聯盟是歐戰中戰勝國主導重建戰後新秩序的組織;當戰爭正式結束前,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懷,戰爭結束後,立刻付諸實行;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醜惡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同時被充分地被高揭起來,被廣泛地看見了;尤其,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保守的理想主義之間的互動;其中有多少是戰時為了動員社會底層共同捍衛自身的體制才提出的;那些美好的說詞,也使得沒有直接赴歐洲參加歐戰,甚至原本抱持著神裔自得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嚮往起平等與自由的世界。

這段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沖動了日本傳統社會,前面那影響重大的「米騷動」,使藩閥感到無法應付,才有出現原內閣的機會;但是如前述,「米騷動」影響雖大,其前雖發生過政黨主催得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該騷動發展的型態卻讓所有關懷者都感到那是前近代的型態,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西方社會問題的革命化;以下,我們把這前後的歷史文化脈絡做這樣的論述。

  • 脫亞入歐

日本社會是個階級性的社會,雖然好像都是「神裔」,但彼此階級分明;另方面,階級就意味著本分與特權;這特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武人的權利,……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就由於這樣的習性,在國際關係上,雖然號稱「文明開放」,他們很早就接受了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觀點,例如,前及的啟蒙大師福澤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公開發表了「脫亞論」──「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鼓吹「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與「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順利的發展;這「脫亞」肯認要「模仿西洋人」,而西洋人都是指歐洲人,自然也有了「入歐」的意涵。

如前所及在明治時期曾有一段雷厲風行的西化時期,可說正是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後來雖然被國學派大力抵制而未能繼續全面進行,但是在接受國際事物上,以其為前導是毋庸懷疑的──時序來到一次大戰,依此指導原則,它將如何面對此時的西方思潮。

  • 威爾遜、列寧、俄國革命與國際聯盟

英、法、俄、義協約國與德、奧、匈、土同盟國兩個集團的對抗,美國遠處海外,本沒有參加的必要;但是,這時的美國總統是著名辯才無礙到被喻為傳教師的法政學者威爾遜,因知歐洲發生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個做生意的好機會;1914年8月,歐戰開始後,它們立刻發布了「中立宣言」;然後就鼓勵大企業像對立的兩集團提供戰爭物資,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繁榮;此外,他還曾坦述「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獲勝。……儘管德國在殘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國也在攫取財富」[2];因而,要到1917年,德國展開無限潛艇政策,威脅到上述他所認知的美國利益後,他才在該年4月,以他那「措辭用語極能感人」[3]的演講,請美國國會通過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加了協約國。

就在稍前,1917年3月,戰爭進行已兩年多的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沙俄倒台,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但11月,又發生十月革命,4月才返俄的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人革命成功──在二月革命成功之際,在海外社會黨人爭論中發展的他就起草了「遠方來信」,已提出「真正民主的、真正光榮的和約」,主張「不受任何條約的約束……立即公布所有的這些條約,以便讓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盜目的當眾暴露……一切交戰國馬上締結停戰協定……工人農民的和平條件,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附屬民族、被壓迫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力的民族」[4]

十月革命後,他呼籲協約國全體停戰,「本政府所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和約」「廢除秘密外交」,並向交戰三強國的工人呼籲「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即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效地進行到底」[5],協約國沒有答應那種和平;12月,蘇德簽訂停戰條約──俄方在極為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6]下;1918年3月,俄軍與德、奧停戰,退出歐戰。列寧這一態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起各地社會黨人相當的回響。

威爾遜在戰前是美國保守派的學者、教育家;在1914年的演說中,他就曾自述「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商人的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地區。當我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7];1916年,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強調和平主義的「他使我們免於參戰」;遠離戰場的他使用「和平」兩字,如是描述著「和平而體面地征服國外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8];1917年,他曾經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來調解兩集團之對抗;二月革命後,他首先承認俄國政府;我們不知,他與列寧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彼此誰受到影響,但列寧的停戰呼籲,則當然影響了他──1918年1月,居於世界獨強地位的他,競爭性地提出了漂亮強調戰敗國家境內「民族自決」「國際裁軍」與「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國際組織,保障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作為他理想中的「世界和平綱領」以對抗列寧那可能動盪世界的號召。

他的這個文件,由於戰爭時印成傳單,散播敵軍後方,很受東歐民族的歡迎[9],也引領世界成立了戰後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成為其正式的會員國,也就是美國拒絕給予支持;歐戰後,美國已是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自然很難帶給世界真實的秩序;不過,列寧與威爾遜他們的作為,在各地所激起反思,卻足以在各地給其統治者帶來了各自的難題。

三、西伯利亞撤軍問題

    當初出兵時,日本外相是由我台人所熟知那惡毒卻不敢拂逆軍部的「能吏」後藤出任,在他所謂的「如考慮到帝國國民之財力,知識及性格,在相同條件下終究不能與歐美人競爭,可知,防止美國在西伯利亞活動之措施,必然是以我所擅長之武力活動,彌補我國民不足之處,由此在競爭中獲勝。」[10]之下,寺內內閣決定了出兵西伯利亞。

    出兵需要準備大量米糧,米價更高漲,也更促進了「米騷動」;上述三百婦女和警察衝突,演成暴動;不數日間波及全國,以致最後當局只能出動軍隊鎮壓,才使各地平靖;暴亂影響太大,因此,至9月,雖受山縣元老護持的寺內內閣,也不能不辭職。此時距大戰結束只有兩個月。時當人民大騷亂之後,新任內閣特由平民出身的原敬接任。

寺內派往西伯利亞的軍隊,當初期順利達成救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後,就該撤軍;但是由於陸軍參謀本部中有部分軍官對於西伯利亞具有相當的野心,造成其後的增兵;這樣的野心,雖大戰結束,凡爾賽和議已成,竟然還派出新的師團;直到英、法、美軍都已撤軍完畢,還把日軍留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隨時遭受到俄軍小部隊的偷襲[11]。這時候是原內閣時期。

雖這時是護憲運動之後,軍部氣勢已稍降,但是原內閣卻不能及時處理[12],以至於終於在1920年5月前後,發生了日人七百人犧牲的「廟街虐殺事件」;當然,這對於日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促成了朝野的反省,當時的情況是雖是要開始撤兵,甚至找不到撤兵的對象。往後幾經周折,到1922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成,陸軍還須向海參崴出征的荒唐情況[13]

出兵西伯利亞,可說是與後來偷襲珍珠港類似,是軍方在事後承認的大錯誤[14]。我們前面每論及殖民者不會承認在我們島上的政策錯誤,而這兩次海外的大錯誤,可說是由於其對象都是國際社會的列強,所以,軍部是不敢或無法抵賴才承認吧。

  • 由韓國三一運動到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的東亞,先後發生了這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日本學者曾經如此描述韓國三一運動──「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朝鮮也廣泛開展了三一運動。在東京的朝鮮學生幾乎全部〈約600人〉在二月八日集會於東京神田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召開獨立大會,決定發表宣言,但中途被下令解散。在朝鮮京城,三月一日有29人集會,通過獨立宣言書,唱朝鮮獨立萬歲後到總督府自首。以此為契機,暴動在朝鮮全境擴大起來。日本政府在一千幾百處布置了軍隊,到年末終於鎮壓下去。」[15];當時的情況,是原內閣;據原敬日記所見,它的態度是「訓令朝鮮總督:『要把此次事件視為對內對外都極為輕微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以期不再發生』」[16]

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前述1905年受歧視的華工工約以來與各地收回路礦利權問題上的憤怒,經過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1月就提出了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問題,但會議竟不受理,而要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當然很容易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朝鮮三一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可說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國五四運動,正是發生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兩個月,蓄積了清末以來我民族所受的屈辱──尤其是不久前那日本簡直要把我國蔑視為其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與身為歐戰的參戰協約國的一分子,派出大量工人參戰,竟然在和會中不能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收回德國過去在山東取去的所有利權;美、英、法諸國竟然要把山東利權轉給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對於原本在歐戰後受到西方理想主義辭令迷惑的所有民眾,無分中、日、韓、台,當然這是一個逼使他們不能不省思與重新認清列強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深刻事件。

當年歷經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孫文,正省思了這個問題,在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大文,其中對於大戰的雙方都有深刻的批判──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17]

而巴黎和會中,中國山東問題與各地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問題,在現實中,竟完全沒有得到威爾遜所高標的「人道、正義、和平與光明」的處理[18];國際聯盟沒有實現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辭令,卻喚起了殖民地人們心靈中深沉而巨大的尊嚴呼聲。

五、日本式的社會與國家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日本,如何考察自身的處境?如何努力由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中發展出它們最大的潛力,以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1944年出版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三十年紀念刊」中,描述了這段歷史的開端──

「1916年乃日本國家危機時代的開始。自1919年殖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陷入黑暗的深淵,絕非過甚其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自由流入,加上唯物主義、功利主義、金錢萬能的信仰滲入每一階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思想如傳染病似的散佈在學生和青年工人間。誠實地為國家著想的有識見有智慧的人不忍見此。」[19]

其實,作為文化與社會的武士傳統的陸軍,對於如何鞏固自身的社會結構,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基礎,其考慮的時間更早;他們早就注意到「團結不但能消除內部衝突,也使日本能以實力面對外國人」,因而,在明治維新後,既使在1870~1880年代失去權力的異議份子和明治政權的其他反對者,在這點上,都與政府同意;因而,他們有意識地努力建立了「一個不受文人控制,卻不論中央或地方層次〈在地方層次上,影響經由徵兵制度產生〉都能影響文人政府的軍事組織」[20]

前面提及的山縣元老是其堅定的主張者;桂太郎與寺內正毅是其主要參與規劃推動者;而未來將要出列在政友會總裁大位的後備役將軍田中義一,是他主要的實際主持推動者。

他們最早的型態是透過地方上擁護政府的退伍軍人團體,高調「研究軍人精神、增養活力充沛的天性,改進公共道德,提高軍人聲望,並成為一般大眾的模範」起始;然後,利用地方上好戰組織的原始草根性,設計受過教育的地主兒子只需服役一年,就以中尉階級退伍,而它們的佃農卻需要服役三年或兩年,但回家時仍為士兵的制度,讓地主兼軍官感受到該服役一年是於己有利的;因為該服役加強了村民對於當地領袖的尊敬。此外,地方社團提高了軍人的聲望,並且增強了團結與生產效率,也阻滯了地方分離運動的發展[21]

他的特色是使這個協會成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努力「統一並指揮這個組織以達成舉國一致,而同時又能允准下級有足夠的自主,至少呈現這協會表面上的獨立性並確保龐大的會員人數。」;他們描述為「以私人協會方式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法律上受陸軍大臣的指導,而不受其指揮。」[22]

上述的組織,據稱1906年,全國有如此4,0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1910年,則增至11,000個以上;該年,全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在東京盛大成立,繼續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展;1918年,其中央總會之下,已有分會支會達13,000個以上;會員達到2,300,000人;[23]這個強調私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蓬勃。到1926年,在上述的基礎上,陸軍還是不出面,由文部省發表關於青年訓練所的命令,要求地方社區應設立四年制學校,容納八成的強迫教育後不再升學的日本男子,負擔其經費;那些15~20歲的男子,將在四年內在該學校受滿800小時的教育──包括400小時的軍事訓練與100小時的倫理教育[24];因為他們深信「訓練十幾歲少年作軍事演習可產生較好的個別公民」[25];該年,這個訓練開始時,據稱就有800,000少年參加[26]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們很大的衝擊;他們看到德國如何發動總體戰,正能呼應它們這個武士民族對於戰爭型態的「偉大想像」;雖然在它們組織下的民眾,在1918年,也不乏有參加「米騷動」者。

不過,田中的豐功偉業上,據稱在其擔任陸相主持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曾發生「曾經吞沒出兵的大批機密費入私囊」[27]的事件。

我們的島嶼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在朝鮮三一運動之後不久,寺內內閣下台,明石總督與寺內先後病死;當時,在朝鮮總督府出現了被韓國史家批判稱「本質不變」的「文化政治」[28];在我們島上則出現了日據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所謂「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也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本研究稱之為「大正民本」的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在時代的衝擊下,據日人自身的描述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29]當時,我們的島嶼社會在被強烈侮辱與損害之餘,殖民者卻是如何任意的安排著我們的未來。


[1] 福澤諭吉著,原刊於「時事新報」,社論,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2] 1917年,威爾遜在內閣中語。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277。

[3] 「威爾遜總統百年祭」,法蘭斯‧法默著,陳國新譯;華國出版社,頁8。他的講演,有人批判他的作風,稱,「老是找些極高超的理想來鼓勵和改造公意。」「他被自己的美妙辭令所麻醉」。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33~134。

[5] 「第三國際史」,上,鄭學稼著,台灣商務,頁108。

[6] 德軍強迫革命政府放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等國土地與過去俄土戰爭中割取來的土地,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該黨其他領導人大都反對,但德軍堅持威壓;幾次拒絕,最後在德軍最後通牒與挽留列寧的情況下,接受了德軍的條件;簽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約中,俄方總共損失126萬方公里〈四分之一國土〉,人口損失則達6,200萬人〈四成四的人口〉,另,農產損失33%,工業損失54%,製糖業損失80%,鐵礦損失73%,煤礦損失75%

財政收入:共損失約27%,此外,並賠款60億盧布。以上資料可參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E7%AB%8B%E9%99%B6%E5%A4%AB%E6%96%AF%E5%85%8B%E6%A2%9D%E7%B4%84

[7] 1914年,威爾遜的演說。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

[8] 同前書,頁277。

[9]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三民,頁70。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21。

[11] 此處批判資料,主要依據「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

[12] 在「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2~523中,有談及1918年底,原內閣決定減兵三萬,參謀本部強烈反對;而後因萼木斯克政府垮台與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增兵聲再起;源仍是繼續撤兵。上原參謀總長反對,陸相田中義一也主張撤兵;最後,原建議陸相改組參謀本部。原當時似乎相當努力,在其被刺殺之前,由1920到1921年,曾自西伯利亞撤兵三次。

[13] 「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1918年,大戰中,在協約國要求下出兵,引起「米騷動」;初有戰果,繼續增派軍力,遇俄游擊戰與無法適應的寒冬;但在大戰結束後,因暗藏野心,還派出軍隊;到1919年6月,凡爾賽合約簽訂後,仍然繼續在俄對游擊隊的討伐作戰;直到1920年1月,美軍全軍撤出,獨日軍仍留在西伯利亞,被俄人視為有領土野心;3月,發生日本軍民七百餘人被屠殺的「廟街事件」。原內閣被反對黨批為「政府以無名之師,使我忠勇官兵曝骨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最後,要到1925年才將全部派出的軍隊撤回。日本史家批之為「六個師輪流出征,軍費消耗九億三千美元,三次改變戰爭目的……不但毫無所得,反而招致尼港慘案的發生與四千官兵的傷亡,並引起內外疑惑,對國民播下不信任軍部的種子。……損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對我陸軍過去光榮歷史,初次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大污點。」。

[14] 是怎樣輕微呢──這可能要把日本學者上述紀錄與韓國史家的紀錄對比;韓國史家稱,「這三一運動的餘波,曾繼續數年;除『民族代表』33人及其他多數志士都被捕下獄外,僅據日帝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達136萬3,900餘人,被害的6,670餘人,投獄的有5萬2,770餘人,此外焚毀教堂、學校及住宅無數;其在中國東北延吉邊地,經、庫頁島等地,尚不在內。」〈引自「韓國史大觀」,李丙焘著,許宇成譯,正中,頁481。〉

[15] 「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4。在韓國史家的認知下,也說「中國革命給予同性格與同命運的韓國人民,尤其亡命海外的韓國志士以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與影響極大!流亡中國的韓革命志士,更因在反帝排日方面,與新興的中國同其路線,故非僅得到中邦人士知覺大同情,且更進一步,互相鼓勵與提攜……」

[16] 同前註。

[17] 「中國存亡問題」,由孫中山口述,朱執信執筆。可見於中山全集。

[18] 當時許多青年知識份子都感到憤怒;據稱當時的李大釗就如是批判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做幾個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當時的陳獨秀,則憤怒地慨歎著「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話。」「現在還是強盜世界」。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流出一種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19] 「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金禾,頁33。

[20] 同前書,頁15。

[21] 同前書,頁18~19。

[22] 同前書,頁26。

[23] 同前書,頁31。

[24] 同前書,頁51。

[25] 同前書,頁49。

[26] 同前書,頁52。

[2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45。

[28] 日人對於朝鮮「三一運動」前的日本殖民政策,名之為「武斷政治」;新任總督為海軍大將齋藤實,將舊日政策略作更動,即名之為「文化政治」;韓國史家多批其為「本質不變」。

[29]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181。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日俄戰後,雖然日本戰勝,但是帝國的財政負擔極重;所幸,就在八、九年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歐戰〉;大戰中,西方列強之間彼此開戰,自顧不暇;因而,它們在世界各地所遺留下來的廣大市場,給與日本資本主義極好的發展機會。

此外,由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維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政策,日本對於西方事物都抱持著頗積極學習的心態;西方追求自由民權的各種社會思潮,自然對於日本有相當的衝擊;就所知,中間以1910年,發生在桂第二次內閣的「大逆事件」為斷;該事件後,官方的殘酷鎮壓,使得整個社會裡原有的一些社會主義氛圍很快地銷聲匿跡──甚至不敢回應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是一般平民卻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自由民權的護憲運動呼應辛亥革命的共和要求[1],因而,社會主義思潮要到1913~1914年,前述的護憲運動的民眾行動高漲後,才得以藉機發展[2]

殖民者本身的處境,有著這樣的變化,對於我們島嶼而言,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以下,就將一次大戰前後的重要發展分述之──

  • 「大逆事件」與護憲風潮

「大逆事件」可說是桂內閣對於「天皇絕對主義」的一個重要展示;其前,1908年,西園寺內閣時,曾發生「赤旗事件」,那是激進行動主義者與議會鬥爭派間的衝突,激進派招展寫有「無政府共產」的紅旗,與警察發生衝突;十餘人被捕。其後桂內閣上台,對涉案者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判[3];使得左翼工運趨於低盪。但也激發了激進派的暴烈行動計劃──他們不只是認為「我國人民對皇室如此迷信,故任何優越的社會主義亦均不能實行。因此必須先製炸彈,投向天子,使人得知天子也與我等同為血肉之軀,從而破除人民之迷信。」[4],並且製造炸彈的計畫,已付諸實行;但是在實際行動前被日警破獲。

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置較前述的「赤旗事件」,更為嚴厲;該案中,實際參與製造炸彈與炸死天皇的計畫者僅四人,其他被牽涉的多是當時的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其中最著名者為名作家幸德秋水;當局將該案相關的26人中,24人依據刑法「危害皇室」的「大逆罪」,判死刑;然後,對其中12人減刑為無期徒刑;其中僅有因不得已而在製造炸彈中協助了的兄弟倆人,分別被判11年與8年有期徒刑。幸德就在1911年初,被執行死刑者之中。

「大逆事件」的威壓效果是明顯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因而轉入地下[5];不過,留德的桂,也在此時展開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頒布了「救濟貧民敕語」與「工廠法」就是;另也在東京與大阪設立了管制思想的「特高警察」[6];我們由直到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少有呼應者,可以為旁證。但是,其一般生活困難的平民卻難以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

據稱,那是當年日俄戰爭時期,列寧曾經反對沙皇,反對日俄戰爭,其批判的理由是俄國的「君主專制」,必然要敗給日本的「君主立憲」[7];此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打倒「君主專制」的;這使得民間自由民權運動很容易接受以「護憲」來反對藩閥與官僚所運用的天皇絕對主義的專制觀點──因而,1913~1914年間,民間廣泛而高漲的護憲行動,不僅打倒了陸軍的桂內閣,也推翻了其繼起的海軍的山本內閣;這時已是1914年4月,陸海軍藩閥先後都失去了過去的社會威信,那些地下社會主義者才藉機發展起來。

1912年,也就是大正元年,這時正是第二任桂內閣結束與第二任西園寺內閣開始的時代;是前述「護憲運動」所稱「大正政變」之年,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時代」的開始──不過,由天皇絕對主義來看,也有日本學者坦承其實是應該只能名之為「大正民本時代」,才是恰當的。

這時約當我島佐久間總督為了及早開發山區資源而專心致力於理番事業之際。

  • 歐戰、大隈內閣與袁世凱、二十一條

這時,接續在因「西門子賄賂事件」而下台的山本內閣之後的組閣者是已隱居多年,與民間形象良好,且當時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政黨元老大隈重信;這是他第二次組閣〈1914.4〉[8]。據稱當他接受大命時,答應官僚元老井上馨要破壞政友會之絕對多數,與通過陸軍增加兩師團案。也就在他出任首相後不久,原敬受推舉為政友會總裁,取代了西園寺。

當時井上提議,獲得元老山縣的同意,其所稱──「這次歐洲的大禍亂是日本邁向發達的『大正時代的天佑』,日本應立即舉國一致利用此千載難逢的天佑,停止政爭,暫時壓制反對黨所要求的減稅、廢稅等案,以其鞏固國家財政基礎,進而和英、法、俄三國團結,確立日本在亞洲的利權……並籠絡中國的統一者……」[9],形成了當時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日俄戰爭以來,帝國一直沒有脫離「日本的資金眼下必須從德、英、法三國市場籌措」,因而「與其自我控制,則不如努力爭取有關國家同情」[10]的處境;正巧,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14.8〉。他們將這個列強必須全力照顧歐洲戰場,無暇宰制殖民地的情勢,當作「天佑」、不可失的機會。

往後,他不僅根據英日同盟,8月向德國宣戰,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也攻占了在南洋、赤道以北、原屬於德國的許多島嶼殖民地;也同時向東亞以外的各洲殖民地擴大貿易。四個月後,又藉著袁世凱意圖帝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意圖把其在華勢力更為擴張的「二十一條」〈1915.1〉,共五號要求[11]

日本一反辛亥革命時與英相結的謹慎,此時,在「明治14年政變」[12]中被藩閥趕出中央政府的大隈,他的內閣更使用頗複雜的兩面手法,一面與五國銀行團同步,貸款給北京政府,以示支持之意;同時,又向當時的大總統、意圖轉向帝制的袁世凱示好;另一面則由日本浪人慫恿南方革命派批判袁,促成了二次革命。

然後,在二次革命不旋踵而失敗,袁勢大張之際,除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向袁施壓──該要求明顯有要將中國置於保護國之意;當時歐戰進行中,西方列強無力東來;袁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壓下,在該年5月7日,同意了第五號以外的各條。

另方面,該內閣在1914年底議會審議預算案中,先出現了所謂「內相大浦兼武右手掌握權力,左手托持黃金,利用眾議院書記官長林田龜太郎為走狗,試圖收買政友會議員……」[13]的情況;然後,1915年3月的大選中,又發生了在三菱財閥支持下,內相大浦再為總指揮,動員首相與所有閣員〈陸、海相除外〉至地方為政府派候選人助選;此外,更在動員早稻田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組織大隈後援會外,還以陰毒手段壓迫在野黨;因而,大浦內相與伊澤警視總監等都被迫辭職[14]

而為了自保,袁故意洩漏了該二十一條要求,其結果,日本當局發現全中國的人民都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包括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大批回國了[15];甚至,歐洲列強也表示不滿;沒有參加歐戰的美國,則表示不應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相當的抨擊。這成了大隈內閣的重大錯誤[16]

但南方革命派則在孫文的領導下,由於宋案與袁簽署了該要求而把袁視為罪魁。為了再次高揚革命戰鬥的旗幟,孫文決心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由於國民黨黨紀鬆弛,難有作為,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嚴肅黨紀,規定所有入黨者都要向總理宣誓效忠;這當然造成國民黨的重組,舊日革命黨員脫離者不少,例如,同盟會時期革命行動派的要角黃興就沒有參加。但是,我們島上醫學校──最高學府──的青年學生如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等卻加入了該黨;並且秘密地共同研究著如何參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 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與米騷動

國際聯盟是一次世界大戰〈~1918.11〉的結果,是當年新舊兩大集團對抗的結局;新興的德、奧、土戰敗,舊日的英、美、法、俄、日取勝;寺內內閣是大隈內閣的後繼者──大隈內閣1915年初,自以為得計地對華提出二十一條;3月,導致廣大中國人民的反日與反袁怒潮,加上內相大浦事件;最後導致大隈內閣狠毒的對華政策受到野黨與元老的批判──指其沒有經過御前會議,輕率實行該政策,有損帝國威望。因而,大隈內閣最後雖能以解散眾議院的手段,在大選中獲勝,還在1916年7月,與俄國締結第四次日俄密約,完成了日俄共同獨佔中國權益的計畫,竟在貴族院否決其預算案的情況下,不能不請辭。

該年10月,歐戰近尾聲,中日關係緊張,大隈援例隨辭表舉薦三菱背景的加藤高明組閣。加藤未能通過山縣元老官僚的會議,元老們推薦同為長州閥而在朝鮮似很有治績[17]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是為寺內內閣。

該內閣中沒有政黨領袖,以其是以國民為基礎的「舉國一致」而自豪;批判者稱其為山縣有朋的寵兒,全是官僚出身、是山縣的乾兒子輩,與平民無關係;在野各黨派在國民黨犬養毅領導下組「倒閣聯盟」,但政友會原敬則為恢復黨勢與對加藤高明的憲政會復仇,而對寺內表示其將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公平態度論事,並不支持犬養的路線。

寺內首相因宣言「舉國一致」而組織可以統一國論、刷新對華外交的「外交調查委員會」,自兼總裁,實則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實權者;他們主張暫採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希望南北統一,以免增加中國人的惡感,但若中國內爭則趁機而入,收取利益,若列強瓜分,就順勢參加,爭取利權。

因其不為天下先,所以,政局初期頗為平靜,且稍後在1917年底,既與美簽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的藍辛石井協定,又與北京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尤其,在1918年8月,應美國之請而發動的「出兵西伯利亞」上,似乎還有若干軍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成就。

然而,歐戰以來,日本資本家雖確實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但在前頒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廣大辛勞的工農大眾並未得到他們應該獲得的勞動對價;戰爭期間,出口增加,物價日益高漲[18],統治者簡直毫不關切;著名而具有改變時代意義的「米騷動」[19],就發生在官方發布「出兵西伯利亞宣言」的次日〈8月3日〉──其前已經有婦女在井邊會議共同的苦況,至該日則以近三百名的一群漁村婦女上街哀求米商勿將米糧運往外縣,由此開始了該全國性的騷亂[20]

還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米騷動」前兩個月,即寺內辭職之前三個月,發佈了關於我島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由他當年在朝鮮總督府時手下得力的,據稱連山縣元老也畏懼的情治首長明石取代當時的安東總督。


[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93。當時,山縣派下,樞密顧問官都築馨六層發問稱:「一方有美國之共和國,而這裡又出現中國之共和國,日本夾於其間,到底將會是什麼結果?」;桂太郎親信的名記者德富蘇峰,則認為「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至乃無形之病」,並發問「中國新設共和體制,果真與我帝國國是之皇室中心主義無衝突乎?」〈可見於同前書,頁75~76〉

[2] 同前書,頁100。據稱,也正因此,1912年七月,由第二次桂內閣下台後的桂,接受了後藤新平的邀約,同往歐洲訪問,研究面對大逆事件與辛亥革命後的應對之策;途中已與俄首相會談,但因天皇駕崩,就由俄返日;未繼續西去。

[3] 大杉榮被判禁錮兩年半,罰款25日元;山川均被禁錮兩年,罰款20日圓;荒佃寒村被禁錮一年半,罰款15日元。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52。

[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1。

[6] 當時提出了工廠法,但是怕資本家反對,延宕至五年後實施。相關資料可見於「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62。

[7]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85、389。

[8]第一次大隈內閣,是在1898年,兩位政黨領袖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共同組閣,又稱「隈板內閣」。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4~205。

[10] 山本內閣的大藏省次官勝田主計語;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2。

[11] 該五號的內容概要為:一、要求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要求延長南滿和內蒙東部既得利益的期限與規定的新權益。三、要求日中合辦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並解決懸案;四、中國要承認不割讓沿海地區;五、列出七項希望條款,要求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應由中日合辦;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只能向日本採購,兵工廠需中日合辦等等。顯然,不合列強過去所提的「門戶開放」原則。

[12] 1881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高漲,主張立即成立國會與追究「北海道官有物標售事件」,大隈重信是中央一積極支持民權運動的參議;藩閥政府對大隈不滿,又懷疑其與民間的福澤諭吉勾結將合力推倒藩閥政府;薩長兩藩就在該年趁著大隈隨天皇出巡之際,把大隈趕出中央政府;當時土、肥二藩在朝為官的有三十多人,也跟著辭官;為了平息民間的不滿,當局特別宣布將在九年後,開國會,八年後制定憲法的期程。以平息民憤。他辭官之後,主要返鄉辦東京專門學校,即,後來的早稻田大學;從此,中央為薩長兩藩把持;他與板垣退助為往後自由民權運動之要角。該年為明治十四年,政局變化頗大;故稱之。

[1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5。

[14] 該事件的結局是政府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二個師團的增設費等,但是野黨提出了「對華外交問責案」與「議長不信任案」「內相大浦干涉選舉違法瀆職彈劾案」,各案在議會中都因執政黨佔多數而未通過;議會閉幕後,野黨向法院抗告內相大浦之違反選舉及收賄罪,經審判竟仍得證據不足的結果;但他在增師預算案中,收買野黨20餘名議員之罪狀終被認定;但其結果只是在法相勸告下,辭去內相,就獲不起訴處分;而其餘受賄議員及該案經紀人林田龜太郎則都以瀆職罪受刑罰。內相發生此大事,整個內閣自不能免責,大隈不得不請辭,但元老會議本支持該作為,乃奏薦其留任;而大隈遂拜受留任之命,而改請辭為改組;新閣中官僚內閣褪色,有所謂「早稻田內閣」臭味日益濃厚之稱。該事件中大浦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卻被法庭輕縱;因而,當時很受輿論抨擊,認為「法律權威墜地」。

[15] 明顯的表現在袁世凱親自將日本威逼中國政府的最後期限──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週知全國;從此,每年的該日,全國各地都有反日活動;可見當時的情勢。

[16] 該內閣在華政策的實際,還包含了與日俄密約的部分,十分陰狠;所幸,俄國戰敗,袁氏帝制戰爭早日結束,影響於中國者還不太大。有意者可以參見於「中國外交史」,上,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三民書局,頁449~454。

[17] 有興趣認知著,建議可參見於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之第十四章,頁522~558,其中略謂「首任總督寺內正毅之統治方法是徹底的高壓政策,據說他為維持秩序而實施憲兵警察制度,於全國配置約一千個憲兵隊,八千名憲兵,即幾乎相同名額之警察。中央之警務總長由駐韓憲兵司令官,地方之各道警務部長則由各道之憲兵隊長擔任之。依據此種憲兵之組織,連韓國人所未講之言語、未做之行動亦為取締之對象,因此在1912年有五萬名以上,1918年有14萬名以上之民眾被捕。1910年發生安明根暗殺寺內總督未遂事件;翌年,新民會……六百餘名無故被捕,六百餘名中有105名被起訴……這一事件的犯罪行為,因其以捏造虛偽之事實,加予惡毒之拷問而名聞天下。……中樞院為總督府之附屬機構,由韓國人構成之,為協商、建議總督諮詢事項,但中樞院議長由政務總監〈日人〉擔任,其議員則由日本任命之。……總督所諮詢事項竟與韓國之政治或經濟等重要政策無關,而為類似調查古有習慣等事項,……」;這就是其在韓的「治績」之一斑。

[18] 大戰開始的1914年,以1900年東京的商品批發物價為100,該年的平均為126;1917年,上升為194;1918年上升為254。

[19] 此事件的過程,各史家紀錄有出入,其意義也難免有別;例如,在我台史家陳水逢的「戰前日本政黨史」中稱「米騷動本是突發性的事件,事前毫無計畫組織,但是竟發展為有組織目的的意識的鬥爭,當時米騷動的思想背景,乃是由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等自由主義派學者所鼓吹的德莫克拉西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然幾乎席捲全國,但當其波及到下一個地區時,在前一個地區就銷聲匿跡了,沒能形成在一個時期內使群眾的能量迸發出來的運動。無論是民本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都還沒有準備把群眾的能量組織起來……」;另,日本史家升味準之輔在其「日本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是全國性騷亂,但沒有受政黨的有關人員或『危險思想持有者』領導的跡象」;三學者間竟然有相當的落差,何以致之,不知該騷動會不會是受到我們前述德川時代農民暴動曾有其特殊形式而出現異乎西方的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應可以讓我們想像它的重要性。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20] 在史書中所見,描述互有出入;這是根據信夫清三郎的「日本近代政治史」,四,與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二;兩書的資料節述的。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二 明治文化的基礎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通稱「歐戰」,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那是先進的帝國如英法美與後起的德奧土帝國之間的衝突,也就是今天所謂修昔底斯陷阱的問題;由於歐洲列強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因而,在歐戰期間殖民地的宗主國之間的對抗也發展到我們東亞來。

其中,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由於過去英日同盟的關係,不只是此時對德國宣戰,並且在列強交戰而無暇東來的時機中,展開了對於列強在東亞市場的蠶食──雖然其商品比不上先進國家的商品精細,但是足以取代其地位;在歐戰期間可說完全佔有了廣大的東亞市場;因而,日本的國富得到了快速膨脹的機會。

但是,儘管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終究工業基礎欠穩固;歐戰結束後,列強再度東來時,日本立刻就遭遇到無情的打擊;在歐戰景氣中過度擴張的生產力,失去了市場,立刻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慘狀。例如,前面曾提及的,藉台灣樟腦特許而發跡的鈴木商店,往後幾乎可說是「一蹶不振」就是其顯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島上跟上歐戰景氣的買辦與地主階級,當然多少會分得一些甜頭,但是在宰制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之後,我先民的生活水準在當局深入的敲剝壓榨下,是很少能改善的。

本研究重視殖民者本身的歷史文化對於其殖民統治的影響;現在我們試著透過四個明治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來建構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

其一、錯誤的福澤大師與「隈板內閣」

如何認知當時統治者的實際,我們在此試以當年帝國的指導者的水準來考察;福澤諭吉關於我島的想像與其認知,是其一;當年他對於日本本身政黨政治的發展之認知,是其二;以下,試述之。

一、錯誤認知的福澤大師

讓我們回顧,他們當年所希望能「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意圖在短期間就能夠「使台灣的人口組成能有重大的改變」[1];在其時,福澤公開衊視地視我台先民的反抗「只是交接之際,暫時的運動,只要以兵力便能壓服,毫不足介意。」[2],認為「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3],並提及「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4];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國家日本的學術大師。

此外,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他確實為明治時期進行了不少啟蒙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文明論中,何以竟然沒有論及當年西方先進文明國家所無的日本特例──前引著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幕府對農民請願的判決……他們的英雄被宣判死刑,人們聚集到執刑現場,看著那些農民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首、或釘上木架,但群眾在這時候並不起而反抗。……他們也許會在事後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為殉道……」[5]──這位在其論述中高標「上帝並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的大師,其實,他的所謂「啟蒙」,其實並不具有我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見的,那種高度尊重理性的,不惜以其摧毀舊世界中不合乎理性的一切,並且相信那一定就是進步;相對的,在福澤確實沒有那種不惜衝撞其歷史文化傳統的氣魄,只是啟動了它們理念狹隘的,由認命「主君至上」而更推動了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

二、1898年,僅有四個月生命的板垣內閣

該年6月20日,御前會議中,藩閥文官伊藤首相,過去批政黨是「放火者、強盜、自由黨」[6]的他,此時認為「超然內閣已無法維持」[7],意欲與政黨妥協,甚至表示願意把政權交給野黨;被以軍部為背景的山縣強烈攻擊,斷言政黨足以破壞國體,「內閣建基於政黨之上,既背憲法精神又違國體,若不得已時,縱然暫時停止憲法,亦不失為一非常的對策。」[8]。在對手強力攻擊下,伊藤上表辭首相職,獲准;但是無人敢於接任;只好如伊藤所薦舉,請當時由自由與進步兩黨變化而來的憲政黨的大隈與板垣兩人出來組閣。1898年6月30日,新內閣成立;福澤大師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上特為文讚稱──「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猶如奪取德川三百年之天下。[9]」──然而,真是那樣嗎。

然而,隈板兩人雖然分執改進黨與自由黨的首腦之位,對於新成立的憲政黨,他們怎會有運作聯合政府的能力?由兩人的歷史看,雖然都擁有明治元勳的地位,但分屬於土佐與佐賀兩藩;同時,如前述,兩人所屬的兩黨早在1884年前後,就曾經過分別受到三井與三菱收買而彼此攻擊,發生嚴重分歧。尤其,由於大隈與三菱財閥結合,資金充足,雖伊藤也不能敵;板垣則因自由黨下激進派的憤激行動失敗而大大損傷;直到1898年6月,兩黨才為了應付當局動輒解散議會而剛合併為「憲政黨」;如今民黨人馬只是由於藩閥對立嚴重而獲得天皇大命,這個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怎麼可能立刻做得出什麼名堂?

果然,首先遭遇的是兩方人馬爭奪閣員位子;大隈取得首相,兼外相;板垣責任負責治安的內相,但是雙方內部分配並不能平。結果這個內閣,只持續了四個月。相對於前述福澤大師在他的喉舌「時事新報」上所稱的「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真是多麼缺乏洞察力的洞見啊。

其二、桂太郎與天皇絕對主義

桂太郎就是我島第二任總督,據說志大才高,是當年長州藩閥中的佼佼者[10];因而,早在藩閥當局青睞栽培的計畫中。也因此,雖曾經被任命為台灣總督,但是任期四個月中,實際來台不過十天,就辭官返京了;但是卻以當年曾經為台灣指出南進的發展方向而著名。果然,他後來不僅曾經出任陸相,並且還曾經三度出任首相,是當年所有來台出任總督的要人中,唯一高升到首揆的人物。不過,三度出任首相期間〈1901~1913〉,他卻也是在日本引起大批判,產生民間護憲運動,而不能不下台的統治者。

該護憲運動的根由,起於1900年,當時,桂陸相奉山縣首相之命,在陸海軍官制的附表中,加入了「陸海軍大臣,限於陸海軍之現役上中將出任之。」[11]之規定;這是把原來所規定的,由「武官」中選任,更加限縮了範圍;換言之,原本武官有現役、後備役、預備役三種;此「現役」所排擠出的將官中,頗不乏有識見、反藩閥的將軍,而該規定比原來的,大大限縮了可選擇的範圍。既保護了他們所屬的長州派閥,同時,也嚴重地限縮了軍部所反對的整個國家政黨政治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可能更不幸的,是軍部從此認為原制已經是很合理的設計,極少有省思原體制之不合理者。

根據這個規定,雖然天皇是至高無上的,但天皇簡直沒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永不犯錯」、「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主義,成了軍方用以致敬,卻也藉以掌握政府權力儀式的傀儡[12]。更加上另在參謀本部,還有「帷幄上奏」可以無視首相、不理內閣的權利。

雖然此時他的內閣,被稱為「小山縣內閣」或「二流內閣」;但他頗善於運用這個傀儡,且簡直使用了一切的手段[13],因而,儘管是他第一次組閣,卻得以成為當年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內閣,但到其第三次內閣卻由於他的作為被認為是「奏請皇帝的詔敕,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罪惡」[14],以至於他那任內閣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短命的內閣[15]──僅有53天。

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土壤,在明治時代所生出的毒草,雖不久後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民黨似曾經成功地將它拔除了[16],但是,來自日本傳統文化土壤的特性仍在,桂內閣後雖消失,但後續的軍人已難以適切地反省自持;因而,直到昭和末期,在殖民者本國是如此荒誕惡質的體制,如此地指向他們自身毀滅的未來;而我先民作為被殖民者,如何能夠期許竟然另有一個正常的未來?

其三、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西園寺與原敬

日本近代史的明治時期,有民權與國權運動之分別;國權運動是國家主義的,與傳統國學關係密切;民權運動,如前述,日本傳統強調「忠於主君」,故民間雖受生活所逼,但是抗爭理念多指向西方;西園寺是此時擁有公卿背景的民權運動者;原敬則是平民出身的民權運動者。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要人。

他們都是,1900年,伊藤博文意圖抵制政黨政治,而創立政友會時的入會者。政友會的存在讓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深感壓力;1903年,政友會總裁伊藤被桂設計離開該會,以降低該會對政局的影響;西園寺原為樞密院長,山縣請天皇拜伊藤為樞密院長,西園寺乃換位成為政友會總裁,其對於政局影響較弱;但到1904年,因桂大言,「對政見相同的政黨,願意合作,對於忘卻國家公益,復藉多數以壓迫政府者,雖連續解散議會,亦在所不辭。」[17],如前述,他使盡了一切手段應付野黨,仍造成了政黨強力反彈,雖然幸此時日俄關係緊張;人民同仇敵愾,使得議會也無意追究;此一桂內閣乃成為二戰前成立內閣制後最長命的內閣;但是日俄戰爭時物價飛漲,內閣問題頗多,加上戰後和約問題,與議院重提前述的內閣蔑視議會問題,桂內閣不能不下台;但桂辭職時所舉薦的西園寺獲得組閣[18],據稱由於該新閣是通過山縣與伊藤來決定閣員的,所以該會內部並不知情;因而,該內閣多為藩閥與官僚人選。

一、關於西園寺公望

1906年1月,西園寺接任[19]。其人雖有留法自由主義的背景[20],比起其前任對於社會主義毫不容情,他是寬容些;但除了他對於國是的態度只是想把當局原來學自德國的國家主義,轉為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外,在根本態度上,仍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社會運動難有發展;此外,在當年南滿州問題上,他雖曾親自巡視南滿,主張依和約撤兵,但軍方並不買帳;因而,在1908年,他終因拒絕陸軍增師問題而辭職時,也只能舉薦桂;桂回任第二次組閣,自兼藏相。西園寺第一任缺乏表現。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在1911年8月成立此內閣時,他較有政黨的風格;他對於中國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受山縣元老派堅決反對;此時,又因日俄戰後財政問題嚴重[21];他領導政友會在眾院擁有過半席次,決定整理財政,請日本銀行山本達雄為藏相;在緊縮政策下,增師案仍不獲通過[22];1912年底,因陸相「帷幄上奏」辭職,西園寺內閣垮台;當局又請桂第三次組閣;此帷幄上奏與桂回任事件,被社會輿論視為又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民間反應極強烈,被稱為「大正政變」;終至輿論反對聲浪高漲,數萬人包圍國會,政府動員了三千名警官與三隊騎馬憲兵來壓制群眾,群眾憤怒產生流血事件,騷動波及京都、大阪、廣島、神戶、兵庫等地;其間,親桂的名記者德富蘇峰所經營的「國民新聞社」與其他親桂的媒體,如,大和新聞、都新聞、讀賣新聞等,也受到了攻擊;這樣的情況,到1913年2月,桂雖戀棧,終不能下台[23];這就是其操作下的最短內閣。此期間,由於前後國政大事長期多請教元老會議,因而,有稱為「元老政治」者,由此桂總督處理實務之情況;西園寺在其中浮沉,也可見當時政局發展之一斑。

二、關於原敬

原敬是西園寺內閣中較具政黨色彩的要角,他擔任內相;出身於擁幕敗北的南部藩,備受明治政府的冷遇,深懷不平之念;其本習法,後由傾向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新聞界而轉入外務省任官,再轉農商省;最後,辭官轉入政界,屬政友會,最最後,竟然能夠以「平民首相」知名,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在本期中,他的腳色很值得玩味的。

在1895年的「台灣事務局」時代,他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出席該局會議;參酌德法經驗,為統治台灣問題提案,主張台灣總督雖獲相當職權,但在我島制度「應儘量與內地相近,終至與內地沒有區別」[24];1900年,長州藩閥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時,與西園寺公望、尾崎行雄等一起加入該黨;當1905年西園寺內閣上台,原敬出任內相時,它雖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這造成了,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成立;但是他在1905年與伊藤博文的交談卻為我們顯示了它明顯的侷限性──「政界今日之情況,有進步黨、政友會和藩閥,政、進兩黨不能各以其獨力維持內閣。就藩閥而言,今後亦不能將其他兩種勢力置於度外而獨當政事。然此三分子中若合其二分,則天下事為之甚易。故若採取政友會和現當局合作執政,於國家前途將大有貢獻。」[25]──他並不想整合政黨來對抗惡質的藩閥,卻顯然只是想與被斥為專權的藩閥合作,也就是並非有自身高明的政見,只是想向藩閥分一杯羹,或能有助於政局平順發展而已。

因此,在1913年2月,桂內閣後,海相山本權兵衛組閣時,政友會的原敬助山本說服反對派,使得自身得以出任其內相;可說該會立刻由野黨成為政府友黨;即他使得山本內閣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的支持,而有長期執政的可能──但是,最後只在護憲運動那關於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上,僅恢復了原來的限制;並沒有深入地考慮是否應該學習英國軍事首長由文官擔任的體制問題。

然而,由於山本內閣也拉攏了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立憲同志會」,使得該會真正領導護憲運動的要角,如尾崎行雄等26人,在他出任內相時,憤而退黨[26],至於稍後,在1904年初,他努力捧場的海軍更發生了令各方憤怒撻伐的西門子賄賂事件[27];因此,3月,他努力捧場的山本內閣就垮台了──那麼,原敬前述的積極說服反對黨,真的是特具洞見「福國利民」的嗎?

明治天皇死於1911年;在日本史上,那起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以他的名字標記的;在日本近代史中,他是不可以輕蔑的天皇典範;然而,如前述,其實,他只是藩閥所需要的儀式之對象,藉此而在它們高度階級性的社會中,乃能取得威權的地位。相對的,由福澤到原敬,雖然各人都有不錯的名聲,但都不過只是上述明治儀式文化的陪臣而已吧。


[1]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22。

[2]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1。

[3]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90。

[4]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5。

[5] 「菊花與劍」,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9~60。

[6]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3。

[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2。

[8] 同前註。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4。

[10] 桂太郎在少校時代,創設參謀本部。

[11] 1891年以前,原本的規定中,明確稱「陸軍大臣以將官充任之」,但在其編制表中,並有「大臣將官」、「次官將官」的文字記載;自1875年以來,一直沒有變更;到1891年,修正法令時,才把這些資格名稱,刪去。本段主要參考「日本軍閥興亡史」,中,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譯,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印,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出版,頁31~35。

[12] 可能更過分的,是桂在1912年底第三次組閣時,擔任內大臣兼天皇侍衛長,其出任首相,更是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加上稍前有陸相堅決請辭,逼內閣垮台的情事,難怪引起政黨以至於人民普遍反抗的護憲運動。

[13]據稱當時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4]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0。這是當年日本參議員尾崎行雄的講話。

[15] 該任內閣,只得五十三天的壽命。

[16] 在山本內閣,木越安綱陸相時期〈1913~1914〉,在護憲運動的強烈抗議下,關於軍部大臣的任用範圍,回復不限於現役,即擴大及於後備役將官亦可以任用。

[17] 他這樣的狂言,所使用的方式,據稱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8] 「戰前日本政黨史」,中央文物,頁181~182。

[19] 據稱桂請西園寺接任,其前因是1903年,伊藤被山縣與桂逼著離開政友會,以降低政友會對政局的影響力;其手法就是根據天皇絕對主義,天皇任命很難推辭,山縣請天皇派伊藤回任樞密院長,而已原樞密院長西園寺就替代伊藤為政友會總裁;西園寺雖本屬於政友會,但哪裡有伊藤的威望,況且伊藤的威望,也已不如前,自然難以發揮制衡力;要到1904年野黨才逐漸發揮批判戰力;但桂內閣竟悍然以解散眾議院對抗;但其時由於日俄關係緊張,人民熱切支持戰爭,因而,政黨乃由批判轉而自動避免與政府衝突,桂乃得到喘息;同時,桂也曾表示戰後將下台;因此,在1906年的此時,乃有桂請西園寺接位之事。此外,據稱另乃因西園寺曾答應繼承其政策,且簽訂和約時,西園寺曾為其辯護。也因此,組閣時,西園寺竟並未與政友會幹部討論,而直接求助於伊藤與山縣。閣員人選多承兩人意旨。純粹黨員入閣者,只有內相原敬與司法相松田政久;其他皆藩閥與帝國黨及官僚中人。〈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頁161~179〉

[20] 在巴黎留學時,他充分吸收自由主義思想,歸國後首先創辦「東洋自由新聞」,堂堂正正向舊思想挑戰;他出身公卿,品德高尚,同樣為自由主義奮鬥,從來沒有像其他政黨人士的粗暴;故深得人望。

[21] 據稱,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是藉內債與外債的支持而進行的,在該年底,國債已累計達到22億日圓;每年利息達二億元;戰後經營又續借外債,至1910年,其國債達25.85億日圓。

[22] 西園寺這次組閣,是日本內閣第一次有財界與資本家入閣者,欲根據緊縮方針整頓;因此使得桂所留下來的陸軍增設兩師團的計畫落空,陸相上原勇作因而根據帷幄上奏,直接向天皇提出辭呈;而元老山縣拒絕提出繼任人選,內閣只能垮台。此在日本史中被稱為「大正政變」。是政黨對軍閥的挑戰。經各元老會議十一次,決定由山縣系的桂太郎接任。海相拒絕留任,桂是奏請天皇留任齋藤;這種過度地運用詔敕,各方紛紛發言批判;後人稱此時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2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93;「日本近代史」,陳水逢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頁118~123。

[24] 參見「「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

[2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頁38~39。

[26]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4。

[27] 1914年1月,當議會審議預算案時,帝國海軍首腦與德國西門子電器機械公司及英國的維克爾公司等互相勾結收賄的腐敗內幕,被暴露了。加上對於當時稅制的不滿,以及肅正軍部要求與打倒藩閥官僚專制的要求,民眾的怒火更高漲了;政府不得不把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松本和中將、海軍省機關局長藤井光武郎少將以及三井物產公司的重要幹部岩原謙三、山本條太郎、飯田義一等加以收監,當時的報導,幾乎是海軍全體都是強盜及詐欺集團;以致海軍軍人羞於穿制服外出。國民激憤不可抑止,先後召開了「彈劾內閣大演講會」「憲政擁護大會」「海軍廓清大演講會」,最後以「國民大會」包圍國會,聲援在野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與民眾大起衝突,最後因警察刃傷記者並逮捕民眾三百人,在野黨提出「人權蹂躪問責案」「內閣彈劾上奏案」等;最終山本內閣於3月24日,以其「預算不成立」為由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