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談談『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天經地義』的問題 | 郭譽孚


這是小說家朱宥勳先生寫的一篇文章,最後他得出的結論;這個全稱命題加上好重的用字,會不會太荒唐?

原來,朱先生也曾是建中的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

是建中老師沒有講過,全稱命題很危險?

照理說,高中畢業後,念了清華大學,怎麼會越來越回頭了,是那個教授教出來的?這是我第一個感覺?或者這是所有小說家容易有的毛病?

寫作本文,對話總要設定對方可能有哪一個可以對話的身分;剛好我在沙漠紅樓駐足過,在南海學園看過巨漢般的黑松樹,還巧五十幾年前也為「建中青年」寫過稿;就以建中人的身分請教出身於我們建中的小說家朱先生吧。

在前一篇朱先生跟他們本家的對話中,提到他對於文學史內的資料比較理解,所以引用文學上的資料說明它自身的觀點;這種態度個人覺得很正確,但是何以很快的,就跳出了文學史的資料,轉出了如此辛辣的論述?

剛好個人是研究台灣社會與教育史幾十年的公民教師,我想提供幾個滿重要的史料,給朱先生參考,可能他「親美」的本家未必知曉,或者是有難言之隱,所以難以提供給您的。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偷偷的夢,哈,我研究台灣史的目的之一,曾經想可以提供給我尊敬的陳映真先生,作為他寫作的素材;沒想到我整理得太慢了;所以,我想想這方面的資料,如果因此,而竟成為朱先生的小說題材,豈不大妙?!

或者藉著這個公開對話的機會,這個正確的重大史實竟因而獲得流傳廣布!

一、「白色恐怖」在美國。

他有興趣探知的話,建議初步可以上網,查看谷歌或是百度;也就是後來在1950年以後,著名的麥卡錫主義。
當年的情況是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美亞》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相似,就夥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闖進了該雜誌編輯部,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

6月,再次查抄該編輯部,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就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國務院官員約翰·S·謝偉思等6人。

該案,由於其所謂「絕密文件」,其實只是謝偉思等人當年在華的觀察報告的資料,其主張也類似英國在對德戰事上的主張,請依各盟軍實際的作為而非僅依意識形態的異同來對待,因而法院8月宣佈因證據不足,其罪名不能成立,謝偉思等無罪開釋。
但是該事件已經讓杜魯門政府自行緊張起來。

從1947年12月17日起,就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在此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甚至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做廣告,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後才能領取報酬。許多作家的著作都受到清查,學校與公家圖書館,因而被銷毀的書籍近兩百萬冊,包括馬克吐溫的著作。

著名的諧星卓別靈因有左翼傾向,因而被迫離開美國。當年影劇界的右翼要角之一,就是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雷根。據稱當年美國小姐選舉中曾因而出現了要求每位參選人自身說出對於馬克思的認知如何的題目。

美國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麥卡錫自1946年11月就任以來,表現不佳,1949年底,甚至被評為「最糟的參議員」;但自1950年開始,在「忠誠調查」的風潮中展開其對左翼進行獵巫行動,聲名大振。

他聲稱自身擁有共黨滲透政府的名單,隨著韓戰的發生與失利,以及國府之失去大陸,到處攻擊杜魯門政府;其影響力不僅到了「美國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也由於有共黨關係,而被懷疑其對於國家的忠誠,當局曾撤銷了他的安全許可。甚至也使著名的國務卿馬歇爾竟至不能不下野、歸隱的程度。

他所帶動的風潮,實非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所歡迎,但是煽起了當時社會潛在的恐懼。所幸他在1954年去世,在美國的這股白色恐怖的風潮,沒有繼續高漲。

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與我島的「白色恐怖」

國府自戰後與美國簽訂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來,國府當年並非犯傻,去簽訂那樣簡直「喪權辱國」的條約,顯然是意圖把戰後復員和重建的希望都寄託在戰時的盟國,當時世界獨強的美國身上──有點像今天的蔡政府。

這時,美國雷厲風行的「麥卡錫主義」,對於反共的國府言,自然樂於配合;

而正是如此,我島回憶錄中,當時的政治犯往往記錄著韓戰之後,獄中的肅殺倏然一起;那除了由於韓戰之後,美國重行開始援助國府外,國府更感到自身與美國同步,甚至竟是反共先行者的自信。

國府與我們的學界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國的流行事物,再強大的行銷,最多也只能是幾年而已;而我們的島嶼卻是被放置在永遠的戰場前沿的悲慘地位。

是的,美國的白色恐怖是幾年而已,隨著1954年麥卡錫死亡,就成為僅是某種潛伏性問題──雖如前述,當年的右翼影劇人雷根後曾連任了總統,美國當年的白色恐怖早已不再──而我們自身的「白色恐怖」卻繼續持續三十年以上,真是作為戰場前線沒有自由的待遇。

然後,我們許多不懂得省思的自由民主的愛好者只會羨慕美日的自由與富庶,不知道自身真實的處境,是被設計而推到冷戰前線,長期無償迴護美日主子的島民。

而冷戰中,我們島嶼由於自身恐懼心理,竟甘心被推到冷戰前線擔任守衛,似乎相信無論如何犧牲自身,只要能夠讓美日主子,高枕無憂,就是自身無上的榮耀。

那就像是自從1895年以來,殖民者就已經決定了統治的方針,決定我們島民沒有資格享有與主子相同的理念與生活條件;當年稱之為「低其程度」。

直到1945年,不但我島民公學校六年級的課程,只能達到殖民者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並且肆行他律的體罰教育。絕對不會像國府一樣,六年課程大家都一樣,還努力禁止體罰,在六年義務教育後,得以公平聯招升學;絕對沒有把島民設計為被統治族群的預期。

就像當年被設計在被奴役的地位,今天有幾本書上曾提及?而今天我島的處境則被設計在冷戰前線的可怕地位,又有幾本教科書中曾提及?今天,社會上似乎只看到美好的先後兩個舶來的「台灣經驗」,與兩個天縱聖明的執政黨。。。

三、結論

二次大戰後的整個世界,除了美國外,到處是多麼殘破?國府確實有千般不是,個人雖曾經激烈的用生命去批判他,但是知識人應該懂得「就事論事」是很基本的人生態度,他所說的──『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是天經地義;』,真的是那麼「天經地義」嗎?

如果「白色恐怖」不是由美國籠罩過來,二二八事件之後,國府已經宣布所有人犯除了共產黨人之外,一概從輕發落,同時,他特別派來留美的魏道明與吳國楨出任省主席,啟用台籍人士如楊肇嘉、蔣渭川任廳長,……如果沒有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正盛,美國恢復對國府軍援,我島的時局怎麼會突然劇烈變動?

最後,就也談談關於二二八事件吧,

記得朱先生過去曾經強烈暗示其重要性;為何不坦直的說清楚呢?您應該讀過當年作為美國當事人的柯喬治的大作「被出賣的台灣」吧,國府的罪業,如果依據這位美國當事人的描述,它們顯然願意承擔部分「出賣」我們台灣人的責任,若印證於今天阿富汗政府之被美國悲慘出賣,國府的罪業是否顯然應該可以更減少一些?

請大家想想看,原來歷史的真相還有這許多是小說家朱先生還沒有掌握到的,朱先生他怎能就出現那「天經地義」的論斷呢?

我也談談余英時,大宗師|郭譽孚

我不是學者,只是一個關心時局的公民老師

當然我不可能成為他幾十本文史著作的高貴讀者

不過,看他批判當代中國,十分輕易;

個人不敢要求高貴居住美國的他,要有庸俗的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但是實在覺得做為高蹈的大學者,也不應該有失學者、大宗師應該有的研究態度

舉例言之,對於當代中國的批判,

他寫於1980年的那篇題名為「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我們真的會懷疑他有研究過當代中國史嗎?

如果沒有研究,如何能夠任意的推論與批判呢──只是因為他有著讓大多數學究們羨慕的記憶力,有許多歷史素材在腦海中,可以任意引用?

在那篇文章中就有好幾段資料顯示了他這樣令人羨慕的「博聞強記」。

然而,我們也看到這樣過分簡單的推論──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並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於把這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都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徬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沈,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疾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幹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瀰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症,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然而,當代中國史的史實真的是那樣的嗎?

請大家先看上引的後一段的推論,如果當年的人民與官僚都已經落入了那樣精神崩潰的境地,我們中國人怎麼可能還能獲得今天在國際間所公認的成績?

余先生親見中國往後的發展,他是否應該公開承認自身曾經犯下的錯誤?

其次,讓我們來看余前面一段的批判;他描述著──『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

他所提及的,或許都是接近真實的,但是可惜的是他沒有把時代的背景呈現出來;

原來1949年以前中共當局曾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在敵情觀念不足之下,把中共的幹部培訓問題讓美國記者知道了;使得美國在1949年8月打出了漂亮的一張牌──『美中關係白皮書」──美國公開「甩鍋」,宣布不支持國府,使得看來時勢大好的中共立刻面臨幹部不足的慘況。

因而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如此描述了當年的處境──『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

據稱,當年的情況是「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僅僅──「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更加上──

『大多數的新黨員都是在革命顯然就要取得成功時入黨的,結果黨的領導不能斷定這些人的加入,是出自於真誠的信仰,或是投機。』〈以上所引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75~76之中譯本原文〉

以余先生的身分地位,要知道這些史實應該不難吧?他真的只關切中國古史,完全可以不關切當代中國人的處境,而大談特談當代中國──竟是如此的大宗師啊。。。

有朋友說道,美國的華裔或者世界的華僑都難免有這樣衊華反中的傾向。。真的嗎──只相信美國的自由女神才是真正的,其他都只是冒牌貨?

那只好讓我們也來學余大宗師掉一下書袋吧───

請由書架上拿下大家很少翻看的「美國歷史文獻」〈今日世界社,1970年版,定價新台幣十三元〉或「美國政治思想文獻選集」〈今日世界社,1959年版,定價港幣三元整〉或者「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定價4.8元〉,其中都有這一篇「華盛頓總統任滿臨別贈言」,其中有這樣的一段名文───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如果由這樣的美國偉大總統的告誡看來,會不會是我們自己太鬆懈了?──連我們的大宗師也被後來西方政客論述欺騙而不自知,難怪我們的社會今天會落到這樣的地步。。。。

您的朋友,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柯文哲家族新論─由日殖台灣史上被忽視的史實考察 | 郭譽孚

回憶上次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之時,我曾經為連橫,甚至連震東寫過一些相當同情他們的文章,同時也批判過與連勝文對壘的柯;當時我以「應友人之要求,嚴肅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為題,寫過一系列批柯的文字。

如今,此文我竟然好像是專門為柯辯護;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希望讀者平心靜氣地與我根據史實一起思考。。

以下是個人針對關於柯文哲的六個重要問題的就事論事──

第一個問題──關於柯的家族背景,被指其家族在日殖期間曾經改為日本姓氏,是皇民化家族,是與李登輝相同類的老皇民。

第二個問題──確實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在1943年曾經獲得日本內閣敘勳,然後又獲得拔擢為新竹州女子高等家政學校校長;其中理由為何?何以似乎受到破格的重視?是否有出賣我台人利益或為虎作倀的情況。

先看這兩個問題,那都是真的嗎?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接受民間合理的懷疑,我們就已如此的態度來質疑以上兩問題。

首先,其一,柯世元確實曾改名為青山觀也,其二、柯世元確實在1943年獲得日本內閣的敘勳,並獲得派為該校校長;所以該兩問題之提出,應都是合理的懷疑。然後研究者試圖解答。

 就先以這「改日本姓氏」言之,根據個人的探索,在1943年新竹州官方的「新竹州報」刊出的官方敘勳資料中,出現的名字還是「柯世元」,如果他早就改姓為青山氏,該敘勳資料中豈不應該以「青山觀也」刊出,怎會使用柯世元三字!

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柯世元之改姓名應該在1943年之後,大戰將結束之際,也就是在皇民化改姓名運動施壓之四年後才在日警的威壓下改了姓名。因此,1895年出生的柯世元的皇民只當了兩年左右,而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則已當了12年皇民。

因而,網上常見將柯世元等同於1929年,早在皇民化運動的近十年前就已經改姓名進入公學校、父親是刑警、家中賣鴉片的老皇民李登輝,絕對是錯誤的類比。

其次關於敘勳與是否破格出任校長的問題;

我們所探究到的史實是當年確實重視公學校教育,除了因為一般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同時由於我台籍教師頗受歧視待遇,能夠堅持教育工作者不多;所以柯世元雖只是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教師,但是柯自1924年就任教職以來,至1943年剛滿二十年,已合於當年內閣的敘勳資格;我們理解了當年該教育體制,應該不難解惑。

而看來類似的質疑,對於柯世元獲得派任校長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可以只由體制來考察的;應該充分掌握時代的背景與柯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史實中,1943年受敘勳的近兩年之後,1945年4月,獲得派任校長;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正當日人由於過去八年侵華中的兩次重要的敗績,而不能不收拾起幾十年來其衊視我島人為「清國奴」的心態,開始放下其長期的自大心理,而對我島青年開始徵兵,需要拉攏在地地方勢力之際。

柯氏家族當年的社會地位,除了持續了二十年地方教育工作外,原來柯氏家族還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重要領導人;而齋教就是1902年前後曾經成功引領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宗教團體;

這時任命柯氏為校長,除了柯氏家族的上述背景外,原來,其時日人除了被軍方徵召與轟炸中死亡以至於日籍教師極為缺乏之外,就所知,當時據稱有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大學教授已經感受到戰敗的氛圍,因預想到殖民地人民的報復,因而已經開始先找機會離開我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台籍教師乃很有被晉用的機會。這樣的史實,是否能夠增進質疑者的認知?過去我們的台灣史教育中,缺漏了多少重要的資料?

第三個問題──柯氏家族財富的由來?

第四個問題──柯氏家族在當年有支持蔣渭水嗎?

這兩項質疑,粗看起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公眾人物的資產來源,是否正當?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信口開河,其實只是為了騙選票,否則將來很容易產生髮夾彎?

對於第三個問題;前述,我們提到柯世元的父親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領袖,而柯文哲自身也強調過不只是他的父祖甚至他個人都有誦經的習慣,甚至其家族還常會有出家的念頭;因而,才會在市議會與議員發生對拚背誦心經的趣事;這都顯示它們家族與齋教的淵源,至今仍然真是頗深的──這是我們而今可見於網路資料的。

齋教的特性是很世俗化的、准許在家修行,當年很受傳統士子歡迎,被稱為士子的佛教;由此看其家族的家產,當年士子絕大多數是地主階級,主持地方的齋堂,通常都是擁有相當地產的虔信者,其從眾也可能有志願捐出產業者;在日殖晚期我島工業產值曾有超過農業產值的現象,但是整個社會主要的人口還是農民占大多數,土地仍然是社會財富的表徵,這應該是當年很自然的社會本質。

由當時齋堂長期在地方上主持各種善行活動,今天我們的研究,除非有相當足夠的證據,否則似乎不應該被當作罪過來批判。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社會開始考察柯文哲今日創辦「台灣民眾黨」的理念,是否只是一時利用其價值,因而合理地提問,柯氏家族當年是否支持當年著名的蔣渭水?這顯然是一個合理而重要的提問。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沒有柯氏家族與蔣渭水直接聯繫的資料;事實上,當年日殖時期日警對於政治活動管控極苛,通常資助者都不願留下資料,所以若有直接聯繫,應該非外人所能知曉──據稱當年富家大族中重要的反日政治活動往往有「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之說。

不過,我們研究所見的史實,前面提及柯氏家族是新竹地方齋教的領導人,還提到1902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曾讓殖民當局害怕,大力打壓的史實。

現在我們要指出,降筆會戒菸活動原來起自宜蘭,是宜蘭人由對岸廣東引進,新竹人曾來宜蘭學習,但技術不佳,才另派人去廣東引進,而後大發展的。該宜蘭降筆會的主要主持人是蔣渭水的啟蒙師張鏡光秀才與張的岳父李望洋,曾經任官甘肅,退休返台;不只於此的,蔣渭水還在該運動期間曾經擔任降筆會的乩童──據稱蔣在19歲進入醫學校以前,都還常應邀擔任該工作。也就是外界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齋教同道中應該是有某種關係的。當然,我們仍然沒有證據。

不過,由柯文哲早年會在繁忙的醫務之暇,不多照顧家庭而埋首研究蔣渭水之事蹟看,或許柯家族中留有若干可能引起柯醫師好奇的口頭或文字資料,也未可知。例如,如果家中長輩談起「青山」此姓,佐以我中華傳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隱忍觀點,或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塑佞臣」的硬頸觀點,再以蔣渭水建立「台灣民眾黨」的典型為例,來訓誡子弟;如果真的沒有明顯的證據,那麼我們該說是怎樣的關係?確實此問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

第五個問題──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體性

似乎為了徹底批判柯文哲,乾脆引進日本學界與我島主流學界強調「大正民主時代」與文官總督的觀點;認為蔣渭水主持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都是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文官總督帶來的「恩澤」;於是以上兩大團體對於我島主體性的價值都大打折扣,柯所欲透過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而標舉的主體價值自然都受到相當的打擊。

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史述中,為了充分自我肯定,早有所謂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別;純粹者強調史述是否傳達了真相,應用者強調該史述的功用;當年總督府的史述,重視的是治績誌;就是當政者完成了多少天皇所指派的使命?絕非人民需要什麼。在怕丟臉的情況下,其惡跡與失敗往往秘而不宣。例如,前述文官總督時代,正當我島1915年的噍吧哖革命事件之後,當時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其發展已達到中部與北部,其公開的六大革命理由,充分顯示了統治者的失策。

對此民間的反抗事件,官方對其並不真實究責。其後卻製造「非武力反抗」暨「近代反抗運動」一詞,把缺乏武器的所有反抗者,特別稱為「非武力」反抗,同時以「近代」兩字描繪而肯定之。暗示以「武力反抗」是落伍的,「非武力反抗」才是「近代的」。而1920年代初,我島上的台灣文化協會,就被納入這樣的概念中,被視為在日本大正民主浪潮中,文官總督上台時帶來我島的「恩澤」。

其實,就時序言,該起義雖未成功,但該六大理由中指控教育「奴化」與「愚化」的專條,已逼使當時學務課長不能不主張稍作開放狀,規定教育經費不可如過去浪費在校舍門面上;同時,連續兩年,過去從來所無的,總督府對地方官吏提出「必須嚴守官箴」的訓示;那是我先民余清芳等的偉大犧牲與起義中其對日人殘酷報復的結果,使得當局在以大屠殺報復我先民之後〈事件後,台南廳的農業人口消失了20萬人〉,其新政不能不小心將事。

面對我先民如余清芳等義烈的犧牲,東京雖然在1918年派來以嚴酷著名的明石憲兵司令為其時最後一任武官總督,而他也必須在教育上強調必須要以「感化」來對待我先民。

換言之,「大正民主」雖確實正當其時,但是歷史之發展,無論後來著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之能夠出現,絕非僥倖所能獲得與維持的。

第六個問題──柯文哲的民眾黨究竟有無中心思想?

論者高揭皇民家族之惡名,指其推崇蔣渭水而成立台灣民眾黨的作為是欺世盜名;批他說話有時直言無隱,有時恍恍惚惚,是沒有中心思想;是否這位市長,真的沒有中心思想?

但我們研究歷史所見的史實,卻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某種傾向;那是我們再來考察前面提到柯氏家族的齋教背景所見。

我們在此要指出原來當年的蔣渭水也有齋教背景,並且是前述當年降筆會運動蓬勃時,曾擔任過乩童,目睹民心向背,社會進步卻如何被當局窒息;故蔣應該是一動心忍性、任重道遠的反抗角色──若非齋教背景者,恐很難想像──能說講沒有中心思想嗎。

而更早的革命志士余清芳則當時擔任的是陪伴日警進出齋堂的通譯,由另一身分親見日警如何扼殺該戒吸鴉片運動;後來主持西來庵,暗圖起事者。

另一可能影響於柯的史實,是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其發生地正在柯曾祖擔任齋堂主持的新竹寶山地區;其領導者蔡清琳在1902年前後,也曾經擔任日警與日本律師的通譯;蔡應該也曾親受前述該時代的洗禮。其事蹟當年雖頗受日人封鎖扭曲,但在新竹應該有不同的事跡,暗自流傳。〈1945年,官方出版物「台灣小史」中,才透露了北埔事件發生之前,起義者曾在新店庄聚會,這是一般資料中所不見的;故我們可推知應該另有事跡,暗自流傳,可能啟發後人〉

這位柯文哲早年何以在醫事繁忙之暇,不知陪伴家小,卻研究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個人看來應該是其家族齋堂信仰與上述台灣歷史之啟發而自然形成某種「兩岸應該合理交往」的中心思想吧──

最後,關於個人對於柯文哲的觀點,何以與過去頗為不同?在此願意簡單說明。

那是因為過去我沒有讀到柯氏家族與我島齋教的深厚關係,而犯下了錯誤;是讀過他家族與齋教的淵源,再透過我對於日據初期齋教降筆會運動的理解,使得我有了修正自己的機會。

最最後,謹此向主張兩岸合理交往的連氏家族與柯氏家族致敬──基於以上研究,無論未來,藍白或是白藍之間,合與不合;探知上述史實的我,都願意誠懇地向相當理性的他們致敬。

附筆──可能過去台灣史著作中,對於日殖時期齋教降筆會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最完整的介紹,就在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中──不見於他書。

2000年前後,個人在北市實踐國中代課期間,在「認識台灣」課程中,講述該課外的降筆會偉大史實時,學生都聽得十分振奮;我想該一面向的認知,對於理解柯市長,應該是一重要的背景;歡迎關心未來時局的各界高明,不吝賜教。

一個公民教師的自我檢討與期許 | 郭譽孚

終於弄懂了,原來自己過去弄錯了。。。

大概所謂民主時代,其主要的設計,就是「人民作主,政府協助」;

所以,就難怪每個大總統與行政院長薪水很高,卻都很涼快,只負責協助;

主要的工作是指揮網軍1450,聽說行政院長說叫做『小編』,做好大內宣與大外宣;還有在立法院裡,努力振奮人心地製造『世界跟不上台灣』的發言稿。。。那是它們最忙的工作。。。

也因此──

人民的痛苦,人民自己不只要知道,還要弄清楚,然後要記得通知政府;

沒有通知,或者政府沒聽到,或者政府誤會了,

人民有責任大聲、大聲再大聲,積極地溝通、溝通、再溝通溝通,

政府聽到了,還要一次次解讀正確了,就一定會協助人民了。。。

這是我這個公民教師,最近所深刻體會的;很慚愧,誠懇地反躬自省──過去我當公民教師,從來沒有如此正確地講解我們民主制度的這一精髓要義──

『政府是協助人民的,人民要口齒清楚,要確定讓政府充分理解了,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協助;沒有得到協助,怎能任意怪罪政府呢?』

以後,我們公民教師都應該自我反省,努力向學生們剴切說明,

要不嫌辭費,不嫌嘮叨地向學生再三說明,

以使自身能作為學生將來進入社會之後,可以一代一代更有耐心地向政府說明自身感受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地,尋求其寶貴的協助,也就是我們自身的努力將能成為他們未來向政府表白時的良好的示範。。。

您的愚昧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的深度自省與努力自期

疫情真相?如此自行宣告就完成了歷史? | 郭譽孚

大家還需要辯論這次疫情的真相嗎?

哪一種真相最為雄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

掌控了五院、掌控了媒體、掌控了網軍

掌控了八一七、掌控了大內與大外宣的「世界都跟不上台灣的全球優勢」;還有美國爸爸、日本大哥哥的兩大世界級霸權可以倚靠。。。

哪個地方政府贏得了它們,『真相』當然是它們說了算。。。

只是太巧了,好像是老天爺,由耶穌到釋迦牟尼與阿拉與各地的薩滿們

與我們舉頭三尺的各種神明,都不喜歡、厭惡它們那種謙卑溝通的虛偽、傲慢與鴨霸。。。

因而,無須學問的,就讓我們看我島各地火化的黑數那麼多,那會是各地的火葬場被哪個顏色的地方政府操控了嗎?

中央政府豈不應該嚴辦地方的造假者!

然而,因為火化數是不能蓋牌的啊。。。那麼悲哀的、我們全台沒人負責的真相。。。是不同顏色的各地方政府默契著?還是中央統一蓋牌呢。。。究竟真相為何?

就像是日殖時期官方都努力年年宣示各種成就,人民生活進步,但是真相如何?

我們卻可由其所公布的「台灣人歷年平均死亡人年齡」,發現其真相。

那是從1908年起就開始逐漸盤旋下降的,那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盤旋下降到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1939年那產業最進步之年,也只有22.7歲;該數據顯示了日殖時期我先民生活悲慘的真相;那是日本警方不可能造假、死一個人登記一次死者年齡的數據──由於,早有出生年月登記,沒有人能夠為死者低報歲數的。。。在產業大進步中,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卻沒有很明白的增加啊。。。

今天指揮中心統一公布的疫情卻顯然與各縣市火葬人數差距不小,然而火化場的數據,應該不會是假的呀。。。

誰那麼無聊製造該數據,建議五院一起查明,還給中央指揮中心清白,同時以安民心。。。無論藍綠,嚴辦虛報的業者。。。

否則,請公布真相。。。

研究台灣史地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林崑岡武秀才抗日史蹟考 | 郭譽孚

林崑岡是台南著名的傳統抗日人物;但是他的著名不是來自科舉功名或豪俠義勇,而來自其不但身為文秀才,且喜歡練武,乃有武秀才之號;他不但在鄉間開私塾,並且還在當地的關帝廟中建「文昌祠」且設「育英書院」;更在馬關條約後,表現了其愛鄉土與其救亡圖存的堅忍態度;但是這位馬關條約割台之後的書生,他的抗日事蹟究竟如何?

據稱當年他雖然不幸犧牲,但是卻因而激發出當年那所謂「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日軍「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的時代力量。

關於其史實,通常有兩個先後著名的說法,都是台南文化人的紀錄。

其一,是日據初期已經頗有文名、後曾經去對岸辦革命報刊的連橫,

另一,是日據中期成長、晚期介入地方政爭的文化人吳新榮;

由關懷鄉土言,應該兩人都會有探究的動力;但是,何者的論述更為真實,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以下,就由他們兩人對於林氏事蹟的論述談起──

一、根據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的記載,概述──

「漚汪庄人……。乙未戰爭嘉義城陷落後,林崑岡聽聞義勇軍屢遭敗仗,乃召集曾文溪以北各莊人士籌組義勇軍,宣告說:「臺灣亡矣,若等將何往?吾欲率子弟,衛桑梓。若等能從吾乎?」響應者百餘人,公推新營莊生員沈芳徽為統率,而自己作為輔佐。派人赴臺南請求撥付武器裝備,但僅得舊銃數十桿。林崑岡率所部與日軍對戰於鐵線橋。崑岡手持盾牌與利刃,勇士數人跟隨之,踴躍前進,日軍因而稍為退卻。其後再戰於溝仔頭,殺死一日軍中尉,沿途莊民亦持械助戰。他們採取遊擊戰術,日軍疲於奔命。農曆二十三日,日軍集中兵力發起總攻勢,崑岡指天發誓說:「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眾皆感泣。鳴鼓出。林崑岡被子彈貫穿胸部,死時仍手握利刃坐於地,其長子亦於該役戰死。5日後,莊人收屍時,仍神色倔強如生,時年45歲。」

個人作為一研究者,對於連的記載,雖不應該盡信,例如,原文稱其為「漚洪庄人」,個人認為顯然應該是手民之誤,應該是「漚汪庄人」;但是,真的是錯誤嗎?很巧的,在觀看出身附近的王炳忠先生,陪同其父親往當地介紹林崑岡的故事與文物的視頻時,我卻發現原來台南本地的鄉音聽來,發音確實是「漚洪庄」;

換言之,前述我個人的自以為是,其實有誤。

因此,該文的紀錄,由於連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台南人,並且是當時已經18歲,其準岳父是當年懂得幾國語言,引進德製機器的新興企業家;他是那樣背景下,有家國意識的知識青年,似乎只要真實關切林崑岡該事件的話,應該不難獲知當年的實情。

二、根據吳新榮《震瀛採訪錄》(1981年)的說法──

「光緒廿一年八月廿六(1895年10月14日)有人在漚汪文衡殿前立起掛有白布的竹竿,白布上面並寫「大日本帝國順良民」的字樣。次日林崑岡大怒將竹竿白布撕棄,並向大眾表示願傾盡家產抗敵,號召附近聚落居民加入其行列。到九月一日(1895年10月18日),前來的壯丁據說多達數千人。林崑岡排香案祝告天地,說「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隨後他命西甲戴姓的棉被牌陣為前鋒,進軍到竹篙山,與急水溪對岸渡仔頭的日軍對峙。數日之後,日軍見林引領大軍突來反攻,即以包圍戰術大攻竹篙山,當時台民見日軍不戰,竟侮為『番仔直目』,不能戰;林催起戰鼓,兩方人馬交戰,但林崑岡中了頭門銃,右膝關節受傷無法行走。最後林崑岡以自己的軍刀自戕。」

吳新榮先生的採訪與連橫的史述,直接衝突的部分,除了日期之外,似乎沒有;主要的差別應該在兩方面,一是,關於在文衡殿前,當時竟然有人豎起打算做順民的旗子,被林崑岡撕棄了;另一是講述者對吳提出了當年林曾經當眾說出關於「日本天年與自身中頭門銃」的動人觀點;這兩者都是連的史述中沒有提及,但是頗為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後者,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簡直可以成為鼓勵大家一起投降算了──所謂的「日本天年」,就是老天決定了,無論日人如何苛虐惡質,已不可能改變的,也是不可反抗的意思,這會真是林氏的話語嗎?相對於連前文所提的「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兩者句型雖近,其社會意義卻頗耐人尋味。

個人看來,考察這個問題,應該深入比較上面的兩個問題,並且呈現更多的史實脈絡;且看該問題的幾個方面──

其一、在文衡殿前,樹立起投降的大旗,是否真有其事,個人查考,當年在該地帶確實曾留下這樣的說法,那是鹽分地帶大掌櫃吳修齊先生所描述的──

「有一位年歲與祖父相當,但與我同輩的吳昌才……開了一家源昌行,……經營的事業很龐大成功。……父親說吳昌才曾寫信給崑崙公,說日勝清廷,來台是要統治並不是殺戮,只要舉寫『善良民歸順』之白旗,便可平安無事。」

故其事似乎應該不假。不過,如果其事為真,但事實上,我先民間口耳相傳中,日軍並不積極立榜安民,原來史實是殖民者陰謀攘逐殺戮我先民,然後大量移民來我島嶼,可見於當年其全權大臣陸奧宗光文書中之「台灣島嶼鎮撫策」中──攘逐之後,將類似北海道在1869年只有人口五萬八千人,其後大量移民進入其地,至1901年,其人口竟達一百萬人──林崑岡不肯信任如此的日人,應該是對的。

其二,在吳新榮此訪問中,該「頭門銃」的重要性似乎極高,兩軍交戰,剛好第一槍就把統帥級的人物射殺了,實在是很少有的事;同時考察兩位的前後史述,有一值得重視的,是前述連橫筆下林的義軍與日軍相遇至少有三次;一次是日軍退走,一次是義軍以游擊戰法殺死一日軍中尉,第三次才是林的壯烈犧牲;但是吳所描述的情節只有一次交戰,且就在九月一日的該次交戰中發誓後就中了頭門銃;

讓我們考索兩者,應該何者為真?請注意,如連的史述至少三次交戰,所謂「頭門銃」那誓言,豈不應該發生在前面兩次交戰中,怎會遲到九月一日才發生?如果只有一次交戰,連怎會紀錄第二次游擊戰時,殺死一中尉?要知道,他的書在日殖時期出版,如果沒有相當根據應該會怕被官方苛毒的究責吧──因而,本研究認為該一「日本天年」的一段應該並非史實,那是一段日人意圖消滅我先民反抗的設計;以史實言,連的描述應該比吳作更近真相。

正是有前兩次與日軍接戰,表現不惡,因而才會使日軍另派一軍由布袋嘴登陸;最後,林雖犧牲而日軍「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甚至當時還傳出近衛師團的伏見親王在這一帶被殺死。

其三、關於「日本天年」一段,若為假,其由來為何?

這說法應該是日人精心捏造的;簡單的「頭門銃」幾個字,既暗示了日人大殺戮的合理性;也銜接啟動了天意難違的世俗觀點;精通我國圍棋的日本殖民當局,用「定石」的觀點,來進行了這一扭轉時局的設計。林崑岡義軍之影響,依據連的紀錄,是使日軍攻勢不順,「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炮攻城,陷東門,總兵……營官……同知……武舉……生員……等皆死。……二十一日,略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道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庄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

這樣能與關聖帝君信仰結合的書生對於當時與後來的社會可能留下怎樣的影響?

想想看,如果當年我民間真出現上述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的自誡,是否當時,包括那給日軍噩夢的嘉義之戰的威脅都可以無形解消?

難怪後來林雖死去,但衍生出了這樣的歷史脈絡──

一、1899年,我島第一座幼稚園,開辦於台南市關帝廟。當局要建立低智育與體罰教育為其教育目標的教育體制,需要如何更基本的幼稚園?──如果沒有特殊的目的的話?──這個關於林崑岡的「日本天年」的說法與後來散播關於噍吧哖事件的謠諺「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有志」,應該都是殖民當局重要的目的吧。完全沒有自省當初他們所陰謀進行消失我百萬先民的悲慘記憶,與其後長期不斷的蔑視,怎麼可能輕易地消除於人們的記憶中呢。

二、大正四年〈1915〉,我先民在噍吧哖事件起義的理由中,有一控訴教育上的愚化與奴化問題──1899年已設立了其所謂的「幼稚園」,怎還會出現愚化與奴化的問題?該年蕭壟公學校的漚汪分校成立,次年開始招生。並且當局傳令日後各地教育經費,不可浪費在校舍建築門面上。

三、大正六年(1917),竟出現了日本和尚岡元擔任漚汪文衡殿住持,以日語誦經,主控漚汪的信仰文教工作的一幕,據稱往後在該日本和尚宰制之下,竟有八年之久。

四、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據稱在上述文衡殿仍維持著在他處所罕見的、不屬於官方教育體制的幼稚園活動;根據此一脈絡當年林崑岡事件與余清芳事件後,當局之污衊與扭曲史實之作為,或有其統治上的必要,是否有以致之。

五、國族不幸,割讓台灣;教育不幸,低智他律;學而不問,何以攻錯,何以成為主體?由此林崑岡故事,我們怎能不深自警惕。

應該深深刺痛我們的台灣記憶─軍夫軍屬與南遷規畫 | 郭譽孚

在疫情與時局中偶然讀到這個「時代故事」──

『隱身於喧囂中的臺灣記憶──烽火下的軍夫軍屬』

https://storystudio.tw/……/twmilitary-porter……/…..

以下是個人的感言:

故事是人在說的;是否只有三歲小孩不會發問,

心智稍微成熟的大人應該都會思考與發問吧。。。

例如,為何軍伕、軍屬地位那麼低?

因為當初軍伕與軍屬是徵用的,不像軍馬、軍犬、軍鴿要長久飼養照顧與訓練,無須時間栽培就可信靠的?

至於,為何軍伕、軍屬為何可能薪給很高,因為對於我台人不能信任,只能靠薪給來抓住忠誠;

在戰時我台人要有命,才能花那個薪給啊。。。所以有人講過,在盟軍空襲台南建機場時,民間被安排出動牛車運物資,工資是平時的兩倍;輪到的富農怕死,不肯去;由不怕死的貧農代工,富農出加倍的工資;貧農每次冒死回來都會到當地的廟宇中感謝神明保佑。

要說這個故事,到這裡,這是不是故事的全貌?

個人覺得應該還要加上一個大背景,才比較周全;

那是日據我島五十年,對我島的教育從來都不只是受歧視的「清國奴」或「貍仔」而已,

更是精心設計為低智與奴役的,他們自知如此,哪裡是五年十年的皇民化政策所能夠改得過來的。

知道嗎,大戰晚期日人計畫了什麼?

要把所有沒有改姓名的台灣人用軍艦運到南洋各島去,名冊都造好了;

也因此,當年的改姓名運動,沒有太強制。。。

通常的資格是志願兵與公學校畢業生想要升學,就要改姓名;教師與公務員、公司職員、地方頭人等都要改姓名。。。這樣才是當年可說是完整的故事啊。。。

最後的這段故事背景,可以在吳濁流與葉石濤的文章中見到──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

唉,這樣親愛與友善的日本,在1895年初決定要移民我島的帝國主義者,原本計畫把我島民完全「攘逐殺戮」,因國際不滿而僅消滅我島民百萬人的「大哥哥」,

大哥哥,如今您們是在如何算計我們啊。。。

從防疫談當前自大、自滿的社會風氣──一個公民教師的自責與沉思 | 郭譽孚

關於這句話「看好了世界,台灣人只示範一次在兩周內解除三級」的瘋傳,

個人以為,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對我而言,重視它,絕不只是為了美國的「時代雜誌」把它拿來嘲笑我們的社會。

它之值得探討,其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把他的作為與過去我們的疫情指揮官的自大與自滿連結,陳先生曾公開對立委說「世界跟不上台灣」,甚至還到國外的媒體上自表功;大家會不會感覺很相類;這樣的風氣,對於我們的社會真的是好的風氣嗎?

從前常看到我們朋友愛說「我們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我也曾滿喜歡的,自己生長的地方能夠獲得外人如此的欣賞,真是不錯的事。

然而,發展成為如此的自大與自滿,以至於甚至出現防疫的缺口,簡直我們都成了國際上的丑角,這是我們所努力追求的嗎?

其二、這個現象,作為一個公民教師,我是深自檢討的;因為,我無法像今天新聞那條說詞──

「對此有人解答,表示原PO只是一個單純的普通網友而已,並不能怪他」:「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推特中二仔」、「人都已經被嚇到鎖帳號了,別在獵巫了」、「在自己推特中二其實沒啥,要怪的是側翼藉機大內宣」……「他真的很衰,私人推特被傳成那樣」──

然後,就輕鬆地看過去。。。因為,作為教師,我們應該追問即使是中二,何以如此?這會不會不只是個偶發的事件?如果,它真是個普通的中二,這次的現象所顯示的可能是我們整個公民教育的失敗,那將極可能是我們社會發展的喪鐘!

因為,如果我們向下把它與最近執政黨中央以其所謂「反串」而推動的「認知作戰」事件相連;往上則不只是可回溯那鬧出的「網軍」逼死外交官,甚至可以追溯到1990年前後受到李登輝摸頭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青年心態;我將深深地擔心我們的社會將走向何方。。。

我覺得,身為一個國中公民教師,我們應該深深的自我檢討,我們當年必然教錯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如今垂老的我們在死前還能努力挽回,作為我們的謝罪嗎?

其三、如果能夠究明原PO文者有著特殊的背景,例如,若與那林瑋豐一樣,是明顯的執政黨的側翼,那麼可能事態就像是疫情雖起,尚未擴散,我們的社會在這次教訓之後,或許透過「及時教育」的扭轉或許還有救藥。

在此,個人願意提供自身視為「救藥」的看法,給關心此事的朋友們參考;我所謂的「及時的教育」,以現在的事件言,PO文者真的與我們牙醫界的大國手陳時中一樣,完全沒有思考到自身的自大作為在國際社會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嗎?

首先,請將心比心,無論那人實力多強,總是在您面前,很臭屁的吹噓自身的成績,我們會怎樣看待那人?

人心都是肉做的,我們難免罵在心裡,那麼別人是否也會那樣看待我們自己?

其次,既使是「中二」的朋友,應該也要知道戰後日本經濟為何只能風光到1970年代尾──聽說因為當年前後美國學者推出了一本名作叫「日本第一」的書;就像是今天中美貿易戰的由來,霸權國家的尊貴是不容任何外國侵犯的;當美國疫情沉重之際,我們厭頭的陳時中部長的作為與這位中二朋友的自大、自滿會給這位江湖老大怎樣的印象?

會不會,這正是我們這次疫情上升,記者訪問美國在台負責人,AIT的酈英傑竟然冷冷地對記者說,你們確診人數還不多──哇,那是什麼意思,好像忍耐很久了。。。;要在柯市長公開大罵美國的萊豬與軍火敲詐之後,才不甘願地送出少少的15萬劑疫苗。。。

如果,以教育專業言,個人認為這就是個很好的「及時教育」的例子,讓所有的中二水準的朋友們,在學校教育中就能思考自大與自滿不是不可以,但是其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承受的啊。。。如果因此而我們島嶼將增加多犧牲幾十條或幾百條甚至千條人命,值得嗎,更不要說可能那些死亡者竟是我們可敬愛的親人朋友?

以上,是一個公民教師在這個不幸時代中的深切感言

疫情之戰──中西文明的分水嶺? | 郭譽孚

我個人對於中西醫,坦白地說,只有籠統、粗淺的認知。

對於疫苗這樣專業的東西,本來只能看熱鬧,

試著多理解,可能哪個可以比較,也當作頭腦體操。。。

不過,今天忽然有一想法,似乎可以分享給我的朋友們。。。

我想到這次的疫情之戰,是否正是中西文明分水嶺的見證。。。

似乎中醫可能比西醫更有潛力,尤其對於病毒株不斷變異的情況,甚至聽說可能越來越毒的話

就所知,西醫是針對性很高的追殺,所以變異的問題,西醫可能比較疲於奔命。。。

然而,病毒的變異可以看做是無數新生、演繹的的形式邏輯,那麼玩笑著人類。。。

相對的,中醫重視的是陰陽協調,與自然的生剋;是努力給予患者最有利的情境條件,可能對於所有同類的病毒都有抑制的作用。。。?

那是中醫藥的歸納法邏輯。。。並不追殺某個對象,因而他可能更適合面對這種具有高度變異性的病毒。。。。

會不會,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之所以在眾多古文明中,能夠屹立更久的理由。。。

您的朋友譽孚敬白

慨論芝山岩事件的歷史真相 | 郭譽孚

壹、關於芝山岩學堂的起始


台灣總督府始政之次日,1895年6月18日在臺北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同月26日,設學務部於芝山岩;代理部長伊澤修二擬出「學務部設施意見書」呈於民政局長水野遵,其中提及「應招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見,以利戰後治民之大計」 ;7月,在軟言與利誘下──全免學費,另有津貼情況──招徠學生十幾名,開始設置「芝山岩學堂」,教授日語; 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但是據該年9月水野局長所提關於台灣統治三方案「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 的呈文,樺山總督遲遲沒有裁決三案上看來,水野局長與該代理部長極可能都不知道樺山總督已經陰謀採行了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政策──雖然已設立了學堂,但在各地的殺戮也已經展開。


貳、關於「芝山巖事件」之史實──此分為日據與國府兩部分──


其一、日據官方版之一

那是1896年元旦,臺北附近抗日義軍起事,造成了著名的芝山巖事件;事件中,開設於學務部建物中的芝山巖學堂有楫取道明等六個教師在校外死亡;當時伊澤正好赴東京洽公;對於該六人之死,事後伊澤曾經仔細調查其原因與當時的實況;曾經在1898年作出如下的真實表白,除了土匪之名外,並未惡質處理: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與當時偕六人留守的僱員吧連德的紀錄,除了「匪徒」之稱呼外,事態皆還符於史實,是──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對於該事件,伊澤坦承我義民從未攻擊過學校,而事後乃木總督更是除了對於整個台灣統治有明確反省認錯──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對於該一事件,更曾在其私函中,如是表達出其認知: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楫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由上述關於「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認知當年該事件的史實脈絡。可說正是乃木總督當年感到焦頭爛額,面對那種種的現實,稍後想把台灣賣掉,那就是官方自行認錯的表示。似乎那也是許多學者,如黃昭堂者,跟著日本學者何以總說乃木「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真實重要背景。


日據官方版之二

1896年6月,總理伊藤博文率新任總督桂太郎與內務省衛生局長、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來台視察;總督府將於7月1日舉行發生於該年元旦的芝山巖事件之立碑儀式;伊藤留下了這樣隱匿起義史實而汙衊我先民為土匪的碑文──據稱原本官方建議使用「殉難」一詞,伊藤沒有接受,改為「遭難」兩字──

「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台灣全島歸我版圖 革故鼎新聲教為先 正五位楫取道明等六人 帶學務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 會土匪蜂起 道明等死之 時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也 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


然後,1903年,台灣總督府於六氏先生墓附近,再設「台灣亡教育者招魂碑」與「故教育者姓名碑」,上面刻著所有在台亡故的教育者;更後,1929年,則更把其地當作聖地,在其附近設芝山岩神社,以往後每年的二月一日為總督府主持的重要祭日;從此當年乃木總督的自我批判──「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的現實,竟幻化轉而成為全台灣日本在台教師的精神中心。


此時,最明顯的問題應該是一股或兩股人馬反抗統治者,對於安於統治者,稱其為「土匪」,或尚可說;但是當年那次是各地人馬同時針對其攘逐殺戮政策而起義,當年乃木總督曾對於當年惡劣的時局,自解稱──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其時官方自己如此自解而告誡其屬僚,而對此時我先民的大批反抗,我們後人竟仍稱這些先民為「土匪」,則實在荒唐。


其二、日據民間版之一──

前面曾提及該學堂的「教育」下,「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這六名在地畢業生將被如何告知?此外,伊藤賜題該碑文之後,官方應該如何主導未來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六位教師如果不死,聽從了當地的頭人潘光松的勸告,住在潘家,整起悲劇的事件,或就不會完全不會發生──原來該六氏先生事件,對於官方言,只是強調六個日本人,但對於我島人言,當地賴姓農民與士林街總理潘光松之受追究致死的悲劇,或都可以免除。


前述所及,往後日本學界批判乃木為「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軍人」,應該是官方主導之一;因而其含糊籠統地描述為「那時台灣各地游擊隊活動猖獗。」 ,完全不及於猖獗的理由,那使我先民悲慘的時代背景;應該是主導之二。

從此,論述該事件者絕對拒絕考量乃木所曾深刻提示的該時代背景。不敢碰觸真實時代大背景的結果,自然只能由某些個人的說詞,好像是真實的經驗來進行符合「土匪」一詞的論述。

據稱,當年士林的何姓大地主處,傳出這樣的說法──

「……土匪們在發生事件的數天前,看見了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哪談得上義士呢?連抗日也配不上。……事件發生前一天,何先生的祖母聽到村裡的年輕人講:『明天會有一筆意外之財』。隔天的深夜,聽到自己的房子外面有人在呻吟,……就看到昨天的年輕人蹲坐著,左邊的耳朵被砍掉,而且肩膀也受了重傷。他嚇了一跳,……連頭都蓋在棉被裡。…那年輕人翌日就死掉。……』

這真是個相當高明的故事,完全可以把我們前述的時代大背景,隱匿過去;故事中,藉著那年代無須有姓名、怕事的老年女性的口述,就真是把蹩腳的「土匪」,絕無正義與理性的形象,躍然紙上。應該已經足以讓我們當年受日本低智教育,學校教師不鼓勵發問,不准深入講解課文,大家憑著背誦課文就能獲得高分的年輕人,相當充分地感受官方所欲傳達的訊息了。

更何況,當年我島先民不可能如我們今天能看到前引乃木總督的自白,也不可能看到前述當年伊澤部長對於該事件的描述──「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伊澤部長有必要欺騙,為「土匪」們隱瞞嗎?如果伊澤所言為真,那麼前面那個活靈活現的故事中,何家老年女性聽到的「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怎會如伊澤部長所說的該學校反而沒有受到攻擊呢?


日據民間版之二──

前面提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伊澤部長所主持的芝山岩學堂,已經有六名畢業生;這六人是日人根據馬關條約據台之後,總督府所教育出來的第一批台籍教師。關於芝山岩六氏先生事件的另一種說法,似乎是利用了我們傳統尊師重道的觀念,強調學生不應該殺自己的老師似的──然而,對於當年那六個學生言,那六位教師確實是它們的老師,但是對於大多數的起義民眾言,他們並沒有教師身分。因而由它們最後是在校園外,並且是在各自攜帶刀械之下被殺害;對社會言,實在缺乏教師的印象。也就是全島民眾中大概只有他們六位學生與它們少數的家長們,知道他們具有那樣的身分。

也因此,往後流傳的其他的訪問資料中,他們的身分乃只能是偏於學生個人的印象的;例如,那批受其教育的台籍教師裡,當年被日人殺害的士林街總理潘光松的堂弟,1908年,曾經獲得鴉片膏專賣特許權 的潘光楷口中,在1965年出現了這樣的論述──

「事件碑記裡有謬誤與誇張,這裡稱為義民的,不過是當年流氓的同夥而已。這麼說對於六氏先生之靈才算持平,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

他不但接受了前及的「土匪」之說,更引出了「無限上綱」的所謂「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忽略了倫理判斷中老師的身分,只有在學校內與師生的關係上才可能具有某種優先被尊重的地位;否則老師極可能只是一個平常的受害人或加害人。

誠如前述,中國傳統社會有尊重知識的傳統,不僅有「尊師重道」,甚或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但是社會中並沒有關於不可殺害具有教師身分者的律令存在;換言之,那應該是一種相對的倫理,並非所有教師都應受尊崇;因此我傳統中乃有教師可能落入地獄第十九層的批判。

試看當時的史實,據稱是「芝山岩學堂……首先來的學生只有六人,其中四人是光松親戚的子弟,發生事件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送年會招待六位老師,那個時候當地治安愈來愈惡劣,他勸他們晚上不要回芝山岩而住在自宅,但六位老師還是回去,竟發生那慘劇。事件後,日軍抓不到主謀,而去抓潘光松定為煽動者。每天遭到拷打但絕不認供,……」 ,當時該街的總理潘光松勸六先生住下,並提示他們治安不靖;顯然應該是一片好意。並且最後六位先生陳屍的地點並非學校內;而據伊澤部長其前所言「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故學校在事件中並未受到破壞,也就是他們六人若安守在校內,原來應可不死的。如果六位教師不死,是否潘光松等也可不死?


其三、國府版之一,錯誤的1958年「芝山岩事件碑記」

關於國府來台之後,1958年冬,針對芝山岩事件,沒有經過詳實的研究與調查,僅僅根據前述曾獲得鴉片專賣權的耆老潘光楷等之說詞,竟推出所謂「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的說詞──其內容稱──

「……我台胞出自河南,來自閩粵,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翌年元旦士林義民不謀而奮起,殲其教職員工楫取道明等七人,凡所設施悉予毀棄,旋復迎擊來援日軍十七人,逸其一。義民則僅賴乾負創,因是日軍遷怒當地農民賴昌興仕紳潘光松等六人,逼供無獲,先後殺害。嗣日總督府即於芝山岩上樹立碑石,興建神社,並定每年二月一日為祭祀日。總督以下,迄文教中人必相率膜拜,其後之歿於教育工作者附祀於側,目為聖地。……耳惟是我台胞之揭櫫。義旂終日治五十年間,彼仆此起凡二十五次,民族氣節並見踔厲,復不旋踵而台灣卒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斯云………余自光復後之四年,違難來台,寄籍士林,有居民潘光楷吳文明兩先生為當年日語傳習所學生,年皆耋耄,指陳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緬懷忠蹟,景仰尤深……用彰不朽」


該碑記內容完全不及於1896年元旦之起事真相,絕非我們士林地方一區之民眾奮起而已;當時是台北附近各地的民眾,難以忍耐日軍攘逐殺戮的暴行,因而約定該日以觀音山上的煙火為共同的號令,並非僅反對其時之教育。至於就事件本身言,芝山岩學堂並沒有被義民攻擊,竟有荒唐的所謂「凡所設施悉予毀棄」之說;視此國府推出的碑記,竟似完全耳食於日據初期當年就順受日語傳習所教育的台人,未能真正自行調查與研究,而任其人鬼話,真是可嘆。


其四、國府版之二──2006年6月,馬英九的「六氏先生事件」


相較於1958年國府推出的前述「碑記」,馬政府當時的文化局長廖咸浩應該進行過相當的研究與調查,所記述已非耳食而已;其兩份資料,「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之概要如下──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為了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在台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896年元旦,第一批來台教授日語的六名教師,在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刻意將六位教師形塑成日本教育者的精神象徵。並請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題字立碑〈即『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展場的說明──「芝山岩事件始末」

「……時台灣北部武裝抗日不斷,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北部義軍於1895年除夕,『全面反攻台北城』。1896年元旦,芝山岩學堂六名日籍教師遭抗日民眾殺死。史稱芝山岩事件。為讓甫推行的日語教育不受影響,殖民政府在芝山岩上樹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碑後文字將殺害日籍教師的抗日民眾以『土匪』稱之。……此後殖民政府不斷擴建相關設施……1930年又建『芝山岩祠』;將六名日籍教師與其他在台死亡的教師合祀其中。以塑造日本人『為台灣教育犧牲奉獻』的形象。……」


比較國府在1958年與2006年,前後兩次處理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上,應該是有相當的進步;尤其看2006年當局把該事件區分為兩部分的描述,即關於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應是一進步。但是仍有重要的疏漏,應予提出。

一、關於「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這是真的嗎?有必要提及嗎?這是後藤新平為其前日本各統治者失策而提出的託辭──似乎是有「新手上路,請多包涵」之義。而史實中,取得台灣之前,日人有取得北海道與琉球的前例,哪裡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 ?

二、關於「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就史實言,當天早晨他們六人有意去台北參加慶典活動,確實不錯;但是在渡頭獲知台北動亂已生,就折返了;後來是在校外被殺害;如此說是「途中」,顯非事實。

三、關於「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問題這個問題,是前述兩份資料都提及了的重要問題,「國語教育」對於我台人是否重要,應該要分辨清楚。1898年,章太炎避難來台,當時見我島的教育曾專文批判稱「論學校不宜專教語言文字」及「今後學者徒從事於口耳觚牘之間而勿覃思,於是吾憂後生之冥冥」 ,正是後來林獻堂先生對梁啟超控訴的「最可痛的愚民教育」 ;對於當時那樣的「國語教育」,其「受挫」對我先民之意義究竟為何?為那樣的教育「犧牲奉獻」,形成其「精神象徵」,是怎麼回事,竟然未加說明。


叁、餘音

古語有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其處理需要時日,顯然也應該作如是觀。

不過,由1958年楊卻俗的耳食文字,到近五十年後,馬市府對於該問題的掌握,高標出「『芝山岩事件』反映了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則見證了殖民主義者之統治思維與統治策略;為讓這段歷史能讓後人借鑑,……以期擺脫殖民者史觀,重現台灣人風骨。」 來呈現該事件的時代意義,應該已是一進步。

然而,就研究言,該事件的時代大背景,乃木總督所自述的種種惡質情況,應該也就是曾經使我島人口消失近百萬人的「攘逐殺戮政策」之實際,以及前述關於「日語教育」之愚民真相,為何都沒有人關注?

此外,居然在看來比較有研究的馬市府時代竟然會強調1896年元旦我先民的起義是以所謂的「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的理由而各地起義──那樣的起義理由,怎會能夠「反映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呢?個人的研究實在無法理解──這一步是否退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