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精神,看李登輝的一生──多些調查與研究 | 郭譽孚

最近,當代我們島嶼史上的要角,先後去世了好幾位。。。如果說他們都以各自生命的體驗來愛台灣,大家是否能夠同意。。。

可能頗有人很反對,尤其,在那些彼此對立的陣營中。。。他們已經習慣把對方妖魔化。。。非人化。。。

然而,對於深信透過對於問題真實深入的調查與研究,才能真正擁有處理問題能力的我們而言,我們總認為過去的某些對立,應該是我們研究與調查的工作做得不夠,才使得我們之間容易被隔閡,被分化而不自知。。。或者由於功夫下得不夠,所以在當斷的時候不斷,才會一再深受其害。。。

記得三十多年前,我負責聯經的台大門市時,知悉美國當局年年委託有專人收買我們島上所有新刊的中文出版物〈無論作者是阿貓、阿狗,無論其定價〉,但所有翻譯書都不要;那是怎樣研究調查的企圖心啊,那種關切,讓我想起當年丘念台在二二八悲劇前,某次搭機來台時,竟有美國軍官向其關切,稱若在台遇到不滿之事,可以向美方聯繫。。。這樣地關懷不久前還曾經共同抗日四年的盟國。。。我當時就有悚然的感覺。。。後來我又偶讀到保釣運動中,同情學運的台大總教官張德敷將軍,在軍中升遷不順;後家中乏資讓其子出國深造,竟有美國使館人員親電關切。。。讓我更想到,我們對於所有的問題,是否在調查與研究上,可能就輸了人家一大截?

下面,就以最近由於李登輝去世,這位被歌功頌德者高調的所謂「民主先生」來看談起──

這個名詞,是當年美國人給予李登輝的稱號──當時除了極少數深思謀國的知識分子會對於「民主」兩字懷抱著相當的疑問外,並沒有很多人深刻地思考「民主」這個名詞中可能包含了多少的誤謬成分;

我們的教科書裡,除了高調漂亮誘人的理念外,曾否對其複雜的社會現實、人性的脆弱與利益集團的威脅利誘,仔細地調查與研究?甚至直到今天,美國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在政經發展上發生了惡霸樣的「長臂管轄」與新冠疫情所導致的「黑人抗暴運動」這樣的問題,大家還是把「民主」當成可以「無限上綱」的理想?!不顧最早的雅典民主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的;而近代歐美的民主則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對於其殖民地的掠奪與剝削之上的史實!

換言之,西方民主在理念上雖然確實有鼓舞民間的作用,但是其實質上,由於人民的天賦、教育與環境不同,在如何能克服我們這種主體性的虛幻上,我們中華傳統的「民本」觀點可能比「民主」更具現實性;我們孔夫子在兩三千年前所提醒的「我欲託之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比於西方「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也賜給世人」,那類近於盲目的理念,更為戒慎恐懼的接近真理,從而,這也可能正是當前對岸中國短期內能夠振衰起敝、和平崛起的主要原因。

我們的教科書是否應該深入地引領學生們討論前述的問題,或者強烈的關切如下的問題──如果當前西方那類「社會底層暴動」是美式民主的結局,我們島嶼願意等待自身也逐漸步上被設定的大動盪的那一天嗎?

我們是否應該加深我們自身的調查與研究?

其次,我們來看對於他的國家認同的慨歎,這也是由李登輝去世而引起的。

在反對李登輝的陣營中,責備李是日本人,是缺乏主體性的皇民。

我們應該指出的,仍是我們的奇怪,是否只是由於我們沒有充分的研究與調查;

只是責備是沒用的,是不夠的,推說李僅坐半個椅子,使小蔣選錯了人選;這樣的反省有用嗎──如何保證未來就能選對呢──馬英九與蔡英文是另兩個例?

我們長久以來,對於日本歷史文化有多少研究與調查?

老蔣當年演講中頗肯定明治維新,然而,明治維新真的那樣完美,沒有可以讓我們警惕的問題嗎?由當年的皇民化運動下的老皇民,到今天的哈日成風,然而,有幾個人真的下功夫研究過日本的歷史與文化?

蘇聯學者說,要想理解日本,一定要研究他們的神話;但是我們的老皇民們幾個人讀過它們的古神話「古事記」;個人年輕時,喜歡逛舊書攤,看到各種西方思潮的日文套書很不少,但是這類真正深刻表達日本文化的書籍卻並不常見;個人很懷疑當年我台青年學生雖受皇民化政策薰陶,但是官方其實並不鼓勵他們真實地去認知神裔民族的真相。至於今天哈日風潮之下,又有多少青年會主動地去探究深深吸引它們的文化精華來自何處,與其組成?他們真能夠關切到日本人心靈深處那異常的根源部分嗎。。。

李登輝確實很可能有日本人血統,當年國安單位在他成為小蔣接班人之前,就應該深入調查研究;看1990年他受日本記者訪問時,曾自述年輕時嗜讀本居宣長的著作,到了讓其日籍老師驚訝的地步;而這位本居先生,是日本地位重要的大國學家,也就是日本思想史上強調日本第一,批判中國文化的學者;這可以說是若無日本人血統,他也已建立起了高度的日本國家認同。

此外,由他1929年入小學時,就使用了日本名字岩里政男,那時是皇民化政策發起改姓名運動的十年前,很少人自動改姓名的;這一情況與前及的國學愛好者的身分,或許也是他的國家認同與我島其他台灣皇民實在大不相同,也是我們應該將他們分開對待的重要線索。

某黨上次市長選舉把所有可憐的皇民與可惡類李登輝的,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起罵,應該就是平時沒有充分的研究與調查,才造成那次慘敗的結局。

關於李登輝的一生

最後,我也來談談李登輝的一生,由個人所研究調查而認知的日本文化的兩個視角──

一、對於廣大的擁李者,取哪一個標準,才能讓擁李的陣營接受並感到滿意──

李深深服膺日本精神,日本精神來自日本文化;李有一張穿著劍道鎧甲的照片,大家應該印象深刻吧;他入學以來就擁有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日本姓名,「岩里政男」;這樣不同於同學們的名字,是否使他自幼就要努力學習,並且表現其日本精神?而最能表現該精神的應該是日本神話中的「大和武尊」的故事。

以日本偉大的「大和武尊」的形象來思考李登輝的一生,應該會讓圍繞在李身邊的朋友們更能欣賞李的日本精神嗎?

二、對於反李與批李者,有哪一個標準,才能讓批李的陣營更平心靜氣地思考他們應該研究與調查的對象?

李應該是確實有日本血統,他是日警與我台女所生,我想。

有了,我想起日據時期的關於「身分」的法律,直到1932年,也就是其據台三十七年之後,即李登輝九歲以後,沒有資格服兵役的日本籍男子才開始如此地被准許與我台女結婚;那是很衊視我島人的,如此規定──

「除無陸、海軍兵籍者與無兵役義務者外,不得入台灣之家,但已受徵兵處分而編入第二國民兵者不在此限。」

因此,對於李當年的處境,若很早透過自身姓名而自知為日本裔,知道自身與一般我台人不同,擁有部分的神裔;而台灣人的地位,顯然不如日本人,此外,由於他跟隨著擔任巡查,時常調職的父親就學,並且他的身高比一般人高很多,使得他很少能在學校結交到一般玩伴;沒有玩伴,自以為擁有神裔的少年。。。

稍長之後,遭遇的卻是如上述,國法不認可自身的身分,這使我們的李自懂事以來,就頗受打擊,且因而更追求自身聞見中理想的、偉大的日本精神,我們所熟見的那張武士道鎧甲裝束的照片,應該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嚮往武士道,他衊視弱者。

對於不能接受李當年種種作為的批李陣營,若是認知到原來李少年以來是長期生活在那樣的情境「我是不是我的我」之下的,它們是否可能因為李少年以來頗不平順的長期悲情,而沖淡自身近幾十年來的遭遇的不平之氣?

三、以「大和武尊」的故事來看。。。今天大家熟悉的,李的過去一生

日本是個自許神裔的國家,也是武士道的國家;更正確地說,應該是神裔的武士道國家;神裔的領導者是天皇,武士們都以武士道來捍衛偉大的天皇,故有「八百萬神」與他們可以助成「八紘一宇」之說法。而「大和武尊」自然是眾神中的典範,他可概要的被描述在這樣的四段故事中──

「『大和武尊』少年時的殺戮故事──父王要大哥去迎接兩個自己中意的美女回來,大哥竟然把兩美女占為己有;然後父王要大哥來參加早朝,大哥都沒有應命;父王就叫小弟去叫大哥;許久仍無訊息。父王叫人去看,大哥已經被小弟砍殺在廁所裡了。父王聽了也感到害怕。。。」

「稍長,他奉命去殺著名的勇士兄弟,他假扮作漂亮的少女,混進那對兄弟的宴會;他們沒有防備;當他拿出刀來要殺他們的時候,他們驚嚇地求饒,但是他並沒有放過他們,而把他們都斬殺了。他先後奉命順利地殺了許多父王的敵對者……」

「還有一次,就是他奉父王之命要去殺一個叫做出雲健的勇士,他使用的方法是交朋友,他能夠很快地與出雲健成為很貼心的朋友,然後藉著一起入浴的機會,把事先仿造的腰帶和木製的佩刀與這個朋友交換;然後,出浴時,先配上對方的真腰帶和真刀;然後,以出雲健的真刀把那出雲健殺死。。。」

「他奉父王的命令,到處征討;都沒有時間回家鄉探望;他感覺到父王不希望他回鄉,他與妻子只能在外鄉懷念著,夢想著,卻不能回鄉;他常常在海邊思念著;後來他也死在外地,。。。據稱思念故鄉的他,後來在當地化作在蒼茫海邊孤獨翱翔的一隻白鳥。。。往往嘶鳴在拍岸的浪濤與風聲裡。。。」

如果把李頗耀眼的一生所展示的日本精神,以這個著名的日本故事來比附,是否比較讓我們能夠跳脫中國文化本位的違和感,進而平靜地思考其人一生可能的各種意義?

例如,李的日本精神,使他很喜歡奧細之道,想認祖歸宗;然而,他死後,誰能為他證明呢,看來是很難了。。。尤其,中國人的復興力量日益壯大,最近這些年李應該看得清楚,很感到自身「抓龜走鱉」的錯誤,他那日本人衊視中國人的盼望似乎必將落空。。。

啊。或者,他那自許偉大的日本精神啊。。。他是否可能也會被化作一隻飛鳥,往後每每只能在淒風苦雨時,努力地哀號在我島北部距離其日本祖國最近的幾處海邊。。。

最最後,我們從「大和武尊」的故事結尾,想到李晚年常常向人提及的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好像很耐人尋味,很有學問的樣子;是否可能也有另一寓意,即,在那隻白鳥的身上,我們可感受到很強烈的失落感,在李過去一生的圖像上,他似乎類似於那位日本精神者,其終生也只能是以永遠的失落作結了啊。。。

而難怪最近有位台大苑教授在視頻上比較李故總統與台大王曉波教授時,對於他們都沒有成功的人生,要說權傾當代的李以種種的「政治伎倆」見長,而王則是以堅定的「政治理想」取勝,只是李故總統確實難免更比那位日本精神者要大大的失落了。 以上,是關切台灣史的我,由探究據台的日本殖民者,而涉入日本歷史文化與神話,深深感受到「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嚴重性;正巧最近遇到李登輝高壽去世,各種論述紛紛出籠,因而,順手就所感知而擬成此文。歡迎關心我島前途的朋友們能不吝地提供各種高見。

殖民統治「重奠基」須知十三之十三──我們先民的實際生活〈1908~1919〉| 郭譽孚

前一期間,殖民者由於在1895年錯誤估計「攘逐殺戮」政策之可行性,一步走差,造成善後困難;又有「神裔自大」之歷史文化使其無法認錯,遂致使其能吏後藤在1898年只能在「無方針」的說詞下進行「奠基」工作。其工作雖然「努力」,但是其將我先民當作某種「生物」來處置的統治方式,引起了一連串的革命事件。尤其,1915年「南部大陰謀事件」的發生,對於當局的打擊不小;當局也是不能公開承認其錯誤,已如前述。

三年後,乃有明石總督明示「同化政策」的「重奠基」的各種政策──那是殖民者過去在朝鮮所自視為「成功」的各種「政績」與建設經驗,在安東總督處理西來庵的南部大陰謀事件之後,繼續其神裔自大、不認錯的國體論述所成。

其一、1907年後,所謂「黃金時代」以來

所謂的「黃金時代」,是指總督府的財政收入方面極為豐裕;故有前述的「總督府是如何努力設法消費這一鉅額的收入」之說。

當時由於惡毒的「專賣收入」確實增加不少,且前述1907年後,引進新品種甘蔗的增產,確實財政收入大增;但是,當年,對於我們先民言,真有那樣美好的時代嗎?

但是,儘管「專賣收入」確實使得官方歲入大增,加上甘蔗產量大增,也增加了他在蔗糖上的收入;租稅收入確實沒有專賣收入與蔗糖收入可觀;我們卻要指出,專賣收入的來源,鴉片、樟腦與酒類等皆非民生必需品;而僅食鹽一項為必須,但所需不多,因而專賣收入雖多,但是對於民生影響不大;而蔗糖在總督府的原料區域採收制度下,我先民沒有銷售自由,只能低價出售。

相對言之,如前述,割台之初,總督府並無增稅的政策,要直到兒玉與後藤時代才開始整頓財政言,則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報告所稱「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1],應該就是原本前清體制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之由來;因而,日殖以後,各種巧立名目的捐稅證照,才普遍而深入地打擊了我先民的基本生活──當時應該是大多富戶與世家,多已經返回原鄉,少數留守與返鄉無以維生者留台,他們遂在戰亂大動盪之後,更遭受此過去難以想像的待遇。

日人論述的主要根據,曾以當年一位台南的買辦曾言──「日本治台之初的米價為一百斤二元三十錢,十年後的現在為四元六十錢;就勞工薪資言,原本苦力為十五錢,十年後則增加為三十到三十五錢;」[2],似乎苦力的收入有微幅的增加;但是,那樣微幅的增加,能夠承擔當時稅負的增加嗎?

由此直下到1913年,請看我台羅福星對於那時代苦力稅負的證言──請對比於過去之「皆不納租稅」,工薪增加有限,而稅負更重──

「諸君不見吾台民之轎夫乎,彼等流汗費力,非常勞苦,日之所得不過二、三角,每年亦不過數十元。而轎夫之營業稅,一年需繳數元;再加以房屋稅、地方稅、官稅等,絕無餘銀足以瞻養妻子。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尚未聞有如此之苛稅法;獨台灣有之。」[3]

至於,又該買辦有稱「由於國內的稻米歉收,於是將台灣的二期稻作輸出到日本,日俄戰爭時,則大量輸出軍用米到滿洲。日治十年間,地方農民增加相當多的財富……紳商效法日本人的奢侈……這些台南人開始賣掉代代相傳的家產、田園,……質樸的鄉間農民則呈現家產增加的情況。」[4],日本學者將之視為「黃金十年」的證據;我們認為確實買辦在沆瀣一氣的經手時,也可能學到了虛華的奢侈惡習[5];不過,更重要的,當年「羅福星的自白書」還曾提及這樣沉重的稅負──

「現今日本治安之方針,勢欲逼島民為盜賊土匪,而剿滅之也。……苟為有利之事業或營業,悉收為官營、或專賣。對於島民之薄利營業,則徵以苛稅以苦民,是為吾人所引以為憤慨者也。……以十萬元之資本金經營商業者,至少亦須科以十數萬元之稅金。縱令小商人,即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6]

因此,是否日人所謂「黃金時代」,始自1905年,止於1913年;該數年中或許真有受到海外貿易擴大的若干影響,但是真正造成財稅收入大量增加的,有多少程度是由於社會總產值增加,應該是當局使我先民民不聊生,憤而革命的苛捐雜稅,才造成了總督府稅捐歲入決算,每每遠高於其預算吧。

然而,財稅徵收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依據「拔鵝毛原理」才是好政府,不是嗎?拔鵝毛竟然拔到鵝痛得亂飛亂撞,甚至還咬傷人,痛苦得要革命,這怎麼會是好的政府呢。

其二、日本學者矢內原之剖析

當年高標西洋傳教士心態,所謂的「衷心仰望實現『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的結合』」,實際卻為日本資本主義漂亮護航的名教授矢內原忠雄對於這段財政上的「黃金時代」,也不能不如此描述──

「其財政獨立所用的方法,如在日本國內,則因人民的不平,不易實施,對於外國及台灣新附的人民,則出諸強制執行。這樣財政的過重負擔,可能給予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以下述的影響。〈1〉減低台灣人資產家的資本競爭力,使日本資本家容易發展。〈2〉台灣一般人民的無產者化。〈3〉……」[7]

當年,這位大教授輕描淡寫地以「無產者化」一詞描述當時的情況;我們關懷自身處境的先民,自然不能滿足於這樣籠統的描述,當年親歷其境的他們,對於當年的描述是這樣的──歐戰期間,東亞貿易機會大增時,我島極少數人與日人合資設立公司,但此時,我全島人的財稅負擔卻倍增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獨促進台灣之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同時亦促進其對蹠地位之台灣資本的發達。在大戰爆發之1914年,全島之公司總數只有164單位,而戰爭結束之1918年,則一月而有219單位,越一年之1920年已增加至397單位。資本額亦如此,1914年只有13,251萬7,750元,1918年已增至20,451萬227元,1920年一躍而為55,029萬3,456元,較開戰當年增加四倍,較休戰之一年亦增加二倍半以上[8]。……然旋因受金融發生恐慌的影響,不獨都市無法吸收從農村流入之勞動者,而且工資又更形低落,此狀態既使一般大眾生活陷入苦境,又促使許多中產階級急激沒落。智識階級亦不能例外,『誅去了』或『管城子無食肉相』的俏皮話都可以視為彼輩之悲哀叫喊[9]。……試觀每人之平均預算歲末出入負擔就能明白,1914年平均每人之負擔額為29元42錢,而至1920年,已增至58元70錢,約為戰前之二倍。」[10]

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當年我島嶼社會現實的參考。

其三、透過法制建構的經濟宰制

這些都是在那位著名的、有醫師資格卻在台灣販售鴉片毒害我先民的後藤新平主持民政期間,正式建構的──他早曾於1896年桂總督時,隨伊藤首相的巡視,以台灣總督府顧問身分來台考察──之後,藉著前述我島嶼產能逐漸恢復〈無須墾殖,只需整理、耕作〉,同時啟動各種剝削的稅制與壟斷的專賣制度而進行的。

在其任期中,對於島嶼更具有長久影響力的政策是其在島上奠定了深具宰制性的「警察萬能」,如前述,其時他除了先後制定對於我台先民高度的威嚇與淩辱的制度,同時在我島產能恢復過程中,透過強力的所謂「調查」手段,建立了殖民者在我們島上推行「資本主義的基礎」──俗云「第一桶金」,左翼學者通稱其為「原始積累」[11]

作為一種「原始積累」,在局勢逐漸安定裡,台灣總督府由前述鴉片專賣,展開了它在島上掠奪與剝削性的專賣制度;那是對於民間食鹽、樟腦、煙等等銷售利益的壟斷。據統計資料,至1906年後藤離職之時,「專賣收入」一直佔有著超過經常歲入五成的重要地位;至本期末的1919年,則仍然佔有著經常歲入的四成以上的重要地位[12]

同時,除了這專賣的壟斷剝削與前述我們先民怨訴不已的「保甲費」中,那任由日警決定,往往比經常費四、五倍的臨時費之嚴重負擔外,最重要的就是,專制的總督在「六三法制」下,不但有了任意榨取稅捐的大權,並且往後該剝削我先民的網罟,則向網目更縮小發展[13]

這些使得我們島上整個財稅收入的租稅組成中,其兩成五是來自土地收益的地租,其七成則來自常被轉嫁給消費者的間接稅。

此外,更有1905年所公佈的「製糖場取締規則」,把我台灣農民的耕種自由與買賣自由,以限制原料採收區域的方式[14],簡直變成了任由糖業資本家掠奪剝削的農奴;也因此,此後我台灣出口砂糖的消費稅,大大增加。而前述台灣財政有被稱其進入「黃金時代」者[15],就是因此課稅名目眾多,且各皆在日警的宰制下,剝削沉重所造成。

最後,應該提及的是,為了鞏固其上述種種很難得人心的統治,為了加強其統治的網絡,就把其各種專賣政策上的獨佔利益,分配給其在地方上的統治爪牙,例如,在其毒辣的「鴉片緩禁政策」中,總督府特別有一關於鴉片煙膏販賣人的資格要件,強調「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16]的一條──以日軍據台時,曾幫助日軍統治者為任命對象;往後,就循此鴉片之例,對於往後的樟腦、食鹽與煙等官方專賣的項目,都是採取這樣的任命方式──據稱是在「可靠者」間輪流,這成為當時殖民當局對我島社會重要的操縱模式。

其四、現實生活的社會處境

現實生活中,我們先民由於各自的背景、遭遇不同,當然各自的處境不同。但是他們也有共同的部分;這裡我們先看共同的部分,然後再看少數較個別的特例──

一、深入各方面的所謂「警察萬能」

我們前面提到「警察萬能」,在現實中,我們試著探究其究竟;「羅福星自白書」中有如此描述──

「最可惡者,莫過於地方警察官也。彼等在保甲費、警察費、壯丁費等等名義之下,由民間徵金錢以肥私囊。彼等之淫威,如狼似虎,實為村中之王。人民如對之大家款待,贈賄多者,即得與彼結交,獲得一切便利,諸事可以相商,可以平安度日。否則,不款待警官者,常被虐待受苦楚。……且彼等不察下民之貧苦,不分晝夜,擅到民家,呼喚酒食,強令殺雞,飲於甲而食於乙,輾轉輪流,以苦其民。如此之警察官,向不見於他國,唯獨日本而已。」[17]

對應於我們先民富裕者的回憶錄中有如下的紀錄──

「被稱為『草地〈鄉間〉的皇帝』的日本警察,真是十足代表了侵略者的醜惡的嘴臉,他們傲慢、自私和橫暴!……不講是非,像蒼蠅螞蟻一樣,只要有甜頭的地方就有他們。……我很看不順眼……怕事的養父大不以為然,他認為警察的權勢是如何如何地大,得罪了它們,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還不如為他們花一點錢,把他們養成看門狗,倒反而合算些。……我曾加以約略估計,……每年所耗當不在三千元之下」[18]〈案,當時台籍教師的月起薪為16元左右,日籍者月起薪35元〉」

還有很一般性的情況──這是日本學者也承認的──

「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向。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雖說景氣的時代已經來臨,台灣人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卻沒有改善。」[19]

那正是符合了我先民所哀訴的,如此強迫買地的情況──

「當明治三十九年那時,鳳山廳長橫山虎次氏……竟召集了小港庄附近的土地的業主們,一面拿強迫的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的手段說道:『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以後,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會社……收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那時會社收買的價錢,不過平均一甲百元至兩百元……照當時的價錢可說是不值半價的……後來會社完全買收了那土地之後,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們耕作的前約,說要自己經營個模範大農場,就拿米國式的機器犁來耕作……遂使那小百姓們一但丟了飯碗……皆變做了農場所屬的日雇『苦力』好像會社的農奴一樣。」[20]

「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二年,為了農場用地,製糖會社於中南部,尤其是南部,進行自民間強制收買土地,被收買的面積在八千甲以上。強制收買方法是和官方勾結,廠長,分場長率領數百名警察出馬到製糖會社,調集土地所有人,硬叫他們於出售狀上蓋章,……其收買價格是當時的地價的三分之二。不蓋章的人就被警察拘留。廣大的農場設立後,在那農場區域內的部落之人家遭受破壞,不能不遷到別的地方。鄰接農場區域的農民沒有耕地,淪落為會社的苦力。」[21]

二、殖民者的社會生活

前面,我們見到我們的先民如何被踐踏;下面,我們來對比他們的生活,在那樣沒有前途的教育的巨大暗影之下,當年社會中,對應於我先民悲慘的情況,北台灣發生了北埔革命事件──南臺灣在林杞埔革命事件前後,可以呼應於我們先民的處境,則是這樣的──

「台灣南部甚至可說是不能沒有製糖會社,這些會社為當地賺進很多錢,煙花窟中甚至流傳,只願服務和製糖事業有關的人。群起追逐利益,乃是人之常情。明治四十二年〈1909〉發生的日糖貪污事件,是日本政治界、商業界都牽涉其中的大宗貪瀆事件。有人批評:製糖業的利潤如此豐厚,製糖業者卻還抱怨稅金太高、總督府的保護太少。業者在說這種話前,應該三思。」[22]

「由於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相。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23]

當時,連帶的社會情況是──

「地方稅約170萬元,其中日本人繳納的低於十分之一,不到十四、五萬元。說到誰是其中十萬餘元的納稅人,令人悲哀,原來是娼妓與藝妓。剩下的四、五萬元,才是從事正當行業的日本人所繳納。稅收過高,移居台灣的人就會減少,所以稅率只能偏低。……官吏和在台日人相率為惡。」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

「跟那些領取高薪又免稅的官吏相比,稅務署實應該表揚這些煙花女子。明治四十二年度〈1909〉的藝妓納稅額高達一萬六千元,占了雜稅之半……再進一步談到台日間的差別,台灣人在財政上的貢獻〈包括直接稅、間接稅、低工資〉壓倒性超過日本人。」[24]

在1907年的新竹「北埔事件」的描述中,日本學者嘲笑著起義領袖受日本酒女遺棄,不談日本酒女因何而委身與我台人青年;但是,在同年發生在桃園的「角板守城記」的描述中,卻明白地指出了──

「總督官邸與一般市井的日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然而,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25]

另在關於當時著名的大島民政長官,日本學者曾指出──

「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1910〉,也極盡奢侈……大島的歡送會場面,足以與後藤長官〈據說兩人對立〉相匹敵,會中聚集了兩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26]

三、我先民如何自處

那是在台日本人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島公務員的時代;若非官僚,就是大企業的職員,日本學者曾描述為木匠師傅每天上工時,可坐人力車的時代。處於這樣的社會,我們先民如何能依然努力、似乎靈明一點地,就足以堅持著如有燭照似地在暗昧的時代中生活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先民們有著這樣最素樸的回憶:

「祖母……宅心忠厚,樂善好施,自己雖非富裕,卻常關懷他人不能過年過日,每逢收成五穀或蔬菜,時常命我及堂兄分贈左鄰右舍,請鄰居共享我家豐收之樂。祖母決不做沒有必要的殺生……記得一次洪水過後,祖母拿下掛在壁上的一個草袋時,發現裡面有一條小蛇,見者莫不喊殺,但祖母不忍殺生……結果連同草袋……厝後岸外放生。……有一次我家雄牛與鄰家雄牛搏鬥,戰敗逃走時傷及後腿……不能拖車拖犁,雖請獸醫診治,結果無效。屠夫得此消息,前來議價收買,為祖母所拒,經過一段時間仍治療無效,故又有人來議價……但價錢反不及前述屠夫所出價格之一半,但這個人說有把握治療牛的腿傷,祖母就答應賣給他。鄰居都說此人可能會將此牛高價轉賣給屠夫,但他一再聲言絕不轉賣,於是成交賣出,事後祖母說:雖然吃虧甚多,但換得『心安』也是值得……」[27]

此外,直到1900年,我島上還有傳統社會的「善堂」設立起來;只是後來那樣的理想是怎樣消失的,我們就不知道了──據稱,當年我們島上那動人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偉大事業,就是由他們倡導起來的──當時樹杞林文廟的「復善堂」的條款,其內容如下──

「設仁濟藥舖,凡有窮苦之家,無錢請醫買藥等項,惟期各家倘有沾病者,可命親屬到堂,問明並由,照症發藥;及有外客驟患瘋痧,均可向堂支取藥料,不取藥資,此乃救濟危急也。……各街庄,果有孝婦,不幸少年突喪夫主,真心守節,苦志撫孤,兼日食難度,無論同姓,查明確據,到堂報知,等當義酌,亟籌妥款,另裁獎勵。此乃上體旌榮……。」[28]

我們可見到,那是一個社會經大破壞後大動盪的時代,不過,傳統中國的文化仍然作用著;除了前述的沉潛的型態外,也有族群是自我小心地自我節制的;例如──

「酒被收歸專賣以後,『朱源隆』號紅酒再是有名也只好收攤了。當時日本人要我父親繼續當保正,我父親覺得這個職務很厭煩,加上考慮住在街上要與日本人周旋很是無聊,為逃避起見,在我進公學校〈1910年〉之後不久,他就把家搬到板橋近郊的埔仔墘。當時的人,風水觀念都很重……蓋房子遵照地理師的建議,中間正廳三間屋頂皆蓋茅草兩旁各三間廂房才蓋瓦片。竹圍前有蓄灌溉用水的大埤,庭院內有清澈見底的小溪流過……是地理師非常中意的地方。我們新居正位於埔仔墘林姓宗親數十戶人家聚落的邊緣,林姓宗族友善而富於互助精神,我們家的茅屋屋頂每隔數年就要更換茅草一次,鄰家十數位年輕的朋友一連好幾次都組隊為我們鋪蓋,這種不計代價的互助精神,可以說是傳統宗族社會相互照顧的最後殘影,……」[29]

也可以看到某種自稱儒教背景下,部分靈活轉向的成績:

「父親生於1877年,……其一生橫跨三個不同時代。父親既然生於清朝,唯有讀漢學一途,如四書、五經、論語及孟子等。而終其一生,除漢學外,並未受日文教育。……父親約於十來歲開始就讀,後來為顧及三兄弟以佃農身分耕種幾甲土地維生,終究不是辦法……毅然決然到羅東街上經營生意……父親的思想頗為開明、合理、靈活,所以很能接受外來現代觀念……父親虛歲20時,正逢日本佔領台灣。有關日軍進駐宜蘭的情形,有所耳聞。其後,更目睹日本施行於台灣的諸般政策。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30]

前者,是一位據稱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秉持著中國民間的敦厚傳統待人處世;中者是早年就具備商工背景的傳統家族,如何在變局中自持?以及傳統家族社會中珍貴的互助精神,如何顯然的影響著家族的發展?後者是一位曾受若干儒教薰陶,可能受到些理性啟蒙,有些開明觀點,勇於質疑,不僅改信基督教[31],且成功地脫離佃農處境而發展為商人。

相對言之,本期中,我們先民的社會可能主要是這樣的三部分,即敢於反抗的、柔韌自持的與靈活適應的──

敢於反抗的,那時絕大多數是「務農」的男性,在社會中被宰制得難以喘息;但是,女性的柔韌卻深深地發揮了作用,與殖民者的武士道截然不同的證明著我先民自身的價值。另方面,可悲憫的、少數的靈活人士,自以為聰慧的,在殖民者森嚴的宰制下摸索改善生活之道;他們的努力,應該也是某種莊嚴的生命奮鬥;只是其人自以為理解殖民者,以其未受過日文教育言,他怎麼可能真理解殖民者──且不僅自稱理解「明治維新」,竟更自稱「了然於心」?

而此外,原本已事業有成而因故未離台者,對於當時悲慘的史實,見聞雖多,但其族群卻不能不在新統治者下,謹慎自制地謀生活──該例,是由於其家緊鄰板橋林家,林家是台灣第一豪族,其私兵足以維持地方治安,因而,無須顛沛流離地「走反」吧。

然而,無論如何,以上三種情況,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勾勒出那個時代,我們島嶼社會的概要吧──他們的上層是連日本武士也不敢過份冒犯的前述少數的富戶豪族,也就是本期響應與參加「台灣同化會」的我島地主資本家。

此外,如果讀者有文學的興趣,本期間當代名儒梁啟超曾與我島名宿林獻堂交往,由林口中得悉我島處境,甚至還親身來台考察,將其所知見寫成滲出我先民血淚的文學長詩[32];至於對於社會風氣關注者,我島在本期間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社會事件,那是1909年,著名的義賊廖添丁被殺;其人在日警檔案中雖是曾犯殺人罪的慣竊;但在他死後四年,1913年,第一本描述義賊廖添丁軼事的歌仔冊開始流傳──那真是我先民怎樣努力掙扎奮鬥的時代!?

本章為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上述類型的考察外,我們前述的我先民在這幾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也是可以參考的巨觀資料──由1907年到1919年,該組數據是──

26.5  27.2  26.8  25.0  25.5  25.7  24.7  24.8  25.4  26.1  26.8  25.0  25.1[33]

1908年,縱貫鐵路開通後,宰制與壓榨的能力增強,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盤旋下跌;到1914年,來到最低點──由於起義死亡者,多是身強體壯的成年人,所以,1915年死者平均死亡年齡比1914年為高;後由於1916年與1917年「整肅官箴」,又遇到1917與1918兩年剛好豐收,兩年的平均死亡年齡都上升;但是,在明石就任的該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立刻又大幅下跌了──由26.8歲下降至25.0歲,下降了1.8歲。

印證著前述日人對於大正時期的紀錄中,我們見過的那史實──「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甚至對於明石總督去世的1919年的史實,也曾有如是的描述──

「出外釣魚的內地人也被幾個台灣人找了藉口圍毆,打到不省人事。這已不是是非問題。只要沒有旁人在場,一、二個日本男人單獨行動被圍毆的事件持續發生。」[34]

這樣的史實,相對於日本學界對明石的評價,以及我台人學者抄襲日人而給予明石的評價──那所謂的──

「明石有鑑於島民向學心的提升,認為有必要確立教育的根本方針,限定範圍及程度,統一全島的學制,於是在1919年1月以敕令第一號發布台灣教育令。」[35]

「明石總督任期短暫,雖就任大約一年半,卻不僅促進內台同化、改善日台教育差距、統一台灣學制,更促進包括開發電源事業等台灣工業化方面留下許多政績。」[36]

甚至我們島上的教育學者還有如此論述的──

「明石總督最大貢獻是頒布『台灣教育令』。……當時……各種教育機構間也缺乏系統與連接,根本沒有所謂的健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當時……赴日本求學的留學生……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後,有不少人開始批評台灣的教育太貧乏及總督府的統治政策。為著改善台灣的教育,建立井然有序的教育制度,總督府乃於1919年1月4日以敕令第一號制定『台灣教育令』。……明石總督……雖然逐漸發揮他高明的手腕與能力,可惜於1919年6月,巡視東部後不久即臥病不起,……」[37]

我們今天有主體自覺的島人,您認為究竟我們應該更看重哪一類資料呢?


[1]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此項資料,很少見人引用,個人以為在清日之間形成落差,極具意義,故不煩贅引。

[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3]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5]在1902年左右,日人曾經有如此批判性的報導──「台灣有如日本人的垃圾場,台日間的定期船班有如載糞船……總督府是大型的廢物利用場,將日本國內每年淘汰的冗員,向垃圾般地倒到台灣。他們在台灣取得在日本無法獲取的收入與地位,於是沉淪於酒色,傷風敗俗。……如果將在日本有傷風敗俗前科的人逐出台灣,那麼台灣就沒日本人了。……」,如果「黃金十年」中,統治者沒有煥然一新的話,染上奢侈惡習的買辦,應該不少吧。上引文見於「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146。

[6]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7]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9~80。

[8]此時,由於受1912年「商號禁止使用會社文字」條例之限制,我先民不能獨立成立公司,我台人所擁有的龐大資金乃漸被日本資本利用、動員,在此情形慫恿鼓舞下,台人資金之出路只有受日人宰制一途而已。例如,彰化銀行的大股東都是我台人,但其總經理則是擁有極少股分的日人;而由於我先民不諳市場種種運作原理,所能監督於日本經理人者甚少,虧損自多。

[9]該誅與株〈股券〉同音,指投機於股券之買賣而傾家蕩產慘遭失敗之意。加上第二種及第三種所得稅之實施,則更使得已日趨沒落之中產階級,益陷於疲勞困憊,無法翻身。

[10]「台灣政治運動史」,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稻鄉,頁49。

[11] 生產者的生產量通常有其限度,在必要的生活消費外,所餘不多;很少能夠成為開展其生產事業的基礎;左翼論者認為大生產者往往是透過暴力的方式才能取得擴大其生產事業的基礎;這種資本的獲取方式稱為「原始積累」;因而,可以建立往後「階級鬥爭」之說。

[12] 「台灣經濟史」,周憲文著,台灣開明書店‧頁586~587。

[13]類如,1896年,開徵糖業稅、樟腦稅、地稅、礦區稅及製茶稅;1897年,開徵了契稅及台灣銀行鈔票發行稅;1898年,開徵了關稅,並公佈了「地方稅規則」,規定地方官廳經由總督核可就可徵收地方稅,其租稅項目有地租附加稅、家稅、營業稅及雜稅等等;1901~1906年,即到後藤離職之前,則先後開徵砂糖消費稅、骨牌稅、紡織品消費稅、重訂地稅稅率等等 ;其訂立鉅細無遺的稅收項目,再經過他指定的接班人祝辰巳的繼續苛虐,被稱為「萬萬稅」的剝削,可說都已具備。甚至到1915年,在原有水田、旱田與養魚池外,還增列「建築用地」為課稅標的,簡直可說全無「漏網之魚」。

[14]根據1916~17年資料,製糖場之自有地,產量不到百分之七;其餘皆須向農民收購;經此綁死,農民依規定不能他賣;價格由糖廠決定;乃有所謂「種甘蔗,給會社秤,第一憨」及「三個保正,八十斤」之怨嘆;這是1905年以後,總督府財政漸進入其所謂「黃金時代」的主因,卻也是後來我島產生農運的背景。

[15]據稱,因此曾導致日本當局與台灣總督府多次為了該龐大的稅額應該屬於消費的內地或是生產地台灣,而迭有爭論;就前述史實言,台灣的蔗農是日本糖業的主要被剝削對象,日本消費者若希望能長期獲得廉價的砂糖,把那稅額退回辛苦的生產者,當然是合理的作法;但是,不應該交給浪費無度且苛虐無比的總督府啊。

[16] 原來關於鴉片煙販售人的資格要件為,「以原有鴉片從業者為限」;在後藤長官來台後,改為「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可見於「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58。

[17] 「羅福星之自白書」,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頁38~39。

[18] 「楊肇嘉回憶錄」,頁144~145。

[1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2。

[20] 「小港庄農民的慘狀」,「台灣民報」,1925/10/4。

[21] 「關於製糖會社的各種問題」,收入「葉榮鐘全集」之七,「葉榮鐘先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80。葉氏於1930年由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不久即返台出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33年,奉命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開始報人生涯,擔任台灣新民報的通信部長與論述委員,負責撰寫社論。另,應是相關的記述,有稱「我們台灣出產很多甜的砂糖,但是我們卻因此而不得不過著苦的日子。是何道理呢?……員警被公司僱傭似的,對其管轄內的農民,嚴令必須種蔗。無論如何懼怕員警威壓的農民,終不能不吃飯而捱餓著,到底都不能照其要求而種甘蔗。於是官僚與公司想出好辦法,乃將耕地強制廉價收購,做為自家經營的農場。……員警即大事利用其傳票召集地主,有不承諾者即予以體罰或拘留等等……此種悲劇的最著名者,就是明治42年……的土地強制收買事件。當時在台灣做律師的故伊藤政重氏,受了地主們的委託,因為強硬抗議官僚,竟被逐出台灣……」者,可見於「與日本本國民書」,蔡培火著,收入「蔡培火全集」之「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張漢裕主編,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印行,頁131。

[22] 同前書,頁302。

[23] 同前註。

[2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5。

[25] 同前書,頁244。

[26] 同前書,頁320。

[27] 「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頁5~6。

[28]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菸運動」,王世慶著,刊於「台灣文獻」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22。

[29] 「朱昭陽回憶錄」,朱昭陽著,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前衛,頁3~4。

[30]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張文義整理記錄;台灣史料中心;頁11。該書,此處對日軍進駐的情況,是「有所耳聞」;在該書稍前,則稱「日本部隊……士氣高昂」,「令人印象深刻」;完全未及於大屠殺之事。陳醫師之四哥為旅日作家陳浩洋,著有日文「台灣四百年庶民史」,中譯本由自立報系印行。其觀點應有若干代表性,雖然其所自許「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實在所言並不正確;但這種信口說詞,坊間不少;可做為重要錯誤觀點,故引於此。

[31] 根據西方啟蒙運動的史料,其最早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中國的儒學透過明代耶穌會教士衝擊了西方思想界;因為傳統中國哲學中的理性是它們過去無法想像的。因而引發了往後科技文明的巨流;藉此史實,本文認為傳統儒學文化中要轉往基督教的途徑,應該並非很困難。

[32]林侯嶔奇將門子,今作老農友鹿豕;窮秋訪我雙濤園,自陳所歷淚如泚。自從漢家棄珠崖,煢煢視息既逾紀;天地無情失覆載,父母義絕疇怙恃!逝將去汝靡所逃,謂他人昆莫我以。前年府令築鐵路,料地考工集輸倕;連畦千里沒入官,區區券直不餘畀。去年大尹修市政,滌蕩穢瑕道如砥;井堙木刊遍窮邑,老屋十家九家毀。此邦炎燠土宜蔗,家家樹藝得生理;一從制糖會社興,攘取吾羭紾諸臂。虎威狐假尚有然,澤竭魚勞可知矣!近師王、呂作保甲,百室為閭閭十比;一人犯科十人坐,知而不訐法同抵。逼仄過於束濕薪,螮蝀橫空孰敢指!頗聞彼都盛學術,橫舍如林塞縣鄙;今宅新邑亦何有,博士倚席堂生杞!偶募學僮肄「假名」,取備象鞮服驅使;聞政、講武皆有禁,所畏群雛生爪觜。居恆凜烈作鸇逐,或亦噢咻市狙喜。籲嗟僇民不可說,盡日踽行荊棘里;為鬼為蜮避無所,呼牛呼馬應俱唯。羲苗、軒裔彼何人?海枯石爛今如此!我聞憯愴不能終,相對瀉淚如鉛水;林侯林侯且莫悲,君看天柱行崩圮!孑遺久視誰能期,萬方同患君先耳;殷頑箕子已為奴,夏胤淳維複不祀。只今中原一塊肉,手足剝落成人彘;豺狼在邑人命微,蛇龍走陸地機起;彼昏日醉更何知,我在靡樂今方始。篋中亦有龜手藥,能活邦國出九死!予音嘵嘵哀且號,聽我藐藐如充耳。有時孤憤結中腸,逝將一瞑不複視。閬風緤馬忽反顧,膴膴吾土籲信美!誰能太上竟忘情,況行正半九十里。丈夫未死未可料,萬一還能振物恥!假如不就陳力列,立言亦當百世俟!安能坐令千聖心,遽及餘生墮泥滓!以茲勖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啟粲齒。河梁十月水清淺,霧峰君所居曰霧峰莊遠接蓬萊紫;行將買棹從君游,更接清譚挹蘭芷。頗聞阿咸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為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33]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1946年12月,頁268。

[34]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文化,頁181。

[35]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5年1月刊行;中譯本,武陵出版社,頁281。

[36] 「台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致良出版社,頁227。

[37] 「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李園會著,國立編譯館主編,復文書局印行,頁278。

與黃士修君,論其所謂的前後期「李登輝路線」| 郭譽孚

我是台灣史研究者,要求自身無顏色地研究史實,最近拜讀您的觀點──您那所謂的──『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知道您這所謂的『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自以為看來像真理般的敘述,其中有多少重要問題被混淆嗎?

一、早期李登輝路線與兩岸關係之特色

這個特色應該極為重要,因為李登輝的這一特色,使得對岸認為他是可以對話與信賴而合作的;要論述當年所謂早期李登輝路線的兩岸關係,絕對不可忽略。該特色是李當年曾經是共產黨員;雖然李進入組織的時間不長,卻讓對岸有了可以想像的空間;哪裡知道李複雜的背景,會出現讓對岸完全意外的發展。換言之,當年對岸之接受國府的政策,除了有現實中,當時彼岸經濟發展落後,可能獲得種種幫助外,對於李所領導的國府有著一份對於同胞,甚至同志的期許──而今,對岸對於李的期許,已經明顯落空;該一有利的條件,絕大部分已經消失。

二、所謂「務實華獨」之虛妄性

把前述的時代特殊背景考察清楚之後,所謂「務實華獨」,在現實中,如何可能?是否應該可說是已極難了──

要知道由李運用同胞與同志的想像所進行的,那所謂的「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在其現實的運作中,日益顯露出原來其骨子裡,其實充滿了對於中國人的輕蔑與鄙夷,例如,1990年他接受日人訪談時,在其研讀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著作,獲得高分所表露的得意中;他就只能成為美日霸權國家企圖瓦解中國政經體制的一個戰略部分。

也就是當時的兩岸關係日益顯露出了它欺騙性的真面目之後,對岸當局自然對之不可能繼續掉以輕心──無論此岸將之如何的改名換姓,自稱「務實華獨」或是其他無害或是漂亮的名稱;都將更受到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的深入檢視。

三、「國統綱領」中論述的「自由民主」之虛妄性

藍營青年中,願意把眼光提高到憲法的層次,討論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國統綱領」問題,應該是好事;儘管該一憲法文件本身其實就具有日後「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之曖昧特質,但是正視其存在,正有某種參透「九二共識」,雖然曖昧確實實存於我島政治發展史實中的意義。不過,今天我們正視國統綱領,可能更應該要由其當前的時代性上來進行新的洞察。那就是黃君所謂的「自由民主與一黨專政」對立性論述,只是那個時代的流行模式;就今日看來,那種強調形式,忽略實質的思考模式,是否實在只是一種很缺乏深度,去實就虛的思考方式;看看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上迅速崛起的地位,以及它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對抗人類大疫情的災難,如何「一黨專政」竟然能長期被排出於「自由民主」之外,而斷言那不應該也是人類維護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如果對岸體制也是一種自由民主的重要模式,對於我們社會的思想解放,將具有怎樣的意義?

以上,是個人對於網路上所見的黃士修君的高見,而提出的一些想法──個人認為忽略了我島歷史發展上的這些應該注意的重要變化,是不可能充分認知史實,也不可能在當年大動盪的時代中,更全面地掌握到我們當前社會發展的機運的。

黃君原貼文──

『黃士修 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晚期的李登輝,成為台獨教父。國民黨反台獨,從來不是因為共產黨反台獨,而是因為國民黨透過思考台獨的可能性,發現台獨將會破壞更高位的和平價值,於是堅定反台獨的決心。』

論馬英九真正應該做的事─一個70年代釣運中成長的青年的感言 | 郭譽孚

今天讀到網友轉貼的馬英九大文《韓戰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其最後的結論是──

『「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長期被視為東亞火藥庫。日前北韓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室,又讓朝鮮半島戰雲密布;臺灣海峽則因兩岸關係惡化,中共戰機頻繁繞臺,令人擔憂再成為東亞「燃點」。韓戰70週年的今天,我呼籲大陸當局應立即停止對臺武力恫嚇,蔡政府更應慎思明辨,以人民為念,讓兩岸重回「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基礎,切記兵凶戰危的歷史教訓,勿讓臺海步向戰爭邊緣。』

在當前的時代大變動的環境中,竟仍然是其一貫無能的、哀告的自卑風格;真是讓我這個公民教師,當年與馬先生同屬一個世代的知識青年,看得生氣。

堂堂當年站上時代浪尖的保釣一代知識青年中,進入政壇地位最高的人,簡直把我們整代人的臉面都給丟光了。

當前的此時,世界局勢如何?為何在他的大文中,完全沒有觸及當前時局的大變動?

今天,雖然我們不能說美國已自陷於危地,但與韓戰當年,美國玩弄世局於股掌之上,前後情勢已有多大的差別?何以在其大文中絲毫沒有顯示新的、自主的國際觀,沒有絲毫呼應或反映於當前大時代的脈動?

時局已經明顯地在變動,當年投身保釣運動的一代,面對變局就只能那樣不由自主地認命的嗎?

如果那樣認命的話,當年如何能夠把當時的「中華民國」,由美國所精心捏造的「剩餘主權」說與已經公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尊重民意」的陷阱前,解救出來?

回想1970當年,美國雖在越戰失利,意圖退出越南,恐發生骨牌效應;但是,在美國卵翼之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所得達2000美元。大阪萬國博覽會;展期半年。六千萬人參觀。當時我台人均所得不到400美元;坊間傳出,『如果台灣仍屬日本,平均所得將達多少』的誘惑語?同年,當年負責策畫珍珠港事變的日本空軍將領源田實訪台。。。

同時期,彭明敏出逃瑞典,轉往美國,小蔣在紐約遇刺;彭公開宣稱,給我一個月在島內自由宣講,就可推翻國府;美國國務院公開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國際社會傳言,美國安排一中一台。。。
但是當年國府有認命,有那樣無能自卑地哀告嗎?

號稱在乎自身歷史地位的馬前總統,繼續領導著他的青年軍的馬英九,在當前這個大變局之前,有必要繼續過去那讓人不敢寄望於他的無能與自卑嗎?

為何不敢追隨當前大時代的變局而有些自主性地改變,就像當年小蔣在保釣期間,如何由美日夾殺中,拚出一條正道一樣,從而放棄我們島上多年來的自卑無能,四靠、五靠、六靠,而公開調整轉向,招展親中、興中、振中的大旗,自然能讓我們台海遠離他所強調的戰爭邊緣。。。
否則,馬先生如何可能獲得他所曾公開表示高度期望的歷史地位呢?

當年「蔣經國日記」的歷史真相為何? | 郭譽孚

陳菊、郭雨新、王能祥,真的那麼厲害嗎。。。當年蔣經國日記的歷史真相為何?
近來關於我島內的當代史,由於美國在二月公開了已故我島領導人蔣經國的日記,而有所謂「獨家」的談論;尤其,對於最近陳菊被任命為監察院長,有人懷疑該任命直接與將掩蓋高雄的弊案有關;於是也頗有人護航,就大唱陳菊當年黨外的民主運動中,其地位之重要。。。真的有那麼、那麼重要嗎?

根據陳菊在該日記中出現的次數之多,留美鍍金、且曾擔任旺報社長的大媒體人黃清龍獨家稱──
「蔣經國為何對陳菊如此關注?事發背景是,警備總部在1978年6月中旬搜索陳菊的住處,一周後在彰化天主教堂將她逮捕。這是自「自由中國」事件後,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中的第一個逮捕事件。根據當時的紀錄,警總是因接獲密告,陳菊在自宅中排印《選舉萬歲》,同時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陳菊被逮捕後數日,美國大使館向台灣政府查詢案情,7月6日陳菊被釋放。對照日記的記載,很明顯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不可能被釋放。……」

獨派大學者張文隆則稱──

1977年4月17日郭雨新離開台灣、流亡美國。在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之下,卻能迅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這不得不歸功於有一大群海外台灣人在幕後的幫忙,這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忠心追隨郭雨新始終不渝的王能祥。也因為王能祥長期在海外逐步紮起深厚的基礎,當郭雨新以島內二十幾年(1950-1977)民主運動領袖的聲望,一到美國,兩相結合之下,1977年起海外台灣人運動有了一番新的發展。

當年的歷史事件,時到2020年的今天,研究我島歷史的大記者與當道的學者們,竟然仍然只能夠如此淺薄地面對當年美國所玩弄的史實。這是只為了掩蓋陳菊在高雄由長年淹水到全台對高雄氣爆案捐款上醜陋的故事,因而只能把歷史停留在那個陳女士當年最輝煌的淺薄年代嗎?然而,那輝煌之下的真相為何?
請看以下的史實──

1977年2月1日,美總統卡特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在白宮會晤,討論軍備限制問題;總統對杜布萊寧說,美國將繼續在全世界維護其對人權所承擔的義務。

2月2日,卡特在白宮發表講話,保證……保持精幹有力的防務能力,以及堅持關注侵犯人權行為的外交政策。

6月29日,國務卿范錫宣布,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和全面的外交承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

10月16日,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事務科科長費浩偉訪台北。

所謂的「1977年4月17日郭雨新離開台灣……在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之下,卻能迅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如果真的是大記者,是大學者,若真要正確論斷那段重要的歷史,居然可以完全不提這樣重要的時代背景?

當年的史實──

不只是前述的「國務卿范錫宣布,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和全面的外交承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並且,在11月19日,發生中壢事件之前──
11月1日,卡特總統簽署一項六十七億美元的援外撥款法案;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烏干達因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將得不到任何援助;對埃及、衣索比亞和烏拉圭的軍援被禁止,對阿根廷、巴西、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的軍事賒買亦被禁止。

這時,國府既面對了如何維護自身幾十年來政經發展成績的問題,也面對了可能被霸權國家出賣與打壓的處境,那些壓力竟然都可說是郭雨新加上陳小妹的社會真實實力嗎?作為工具,或者做為目的,能夠自我分辨嗎?

上述我們僅將史實攤開來,個人無意評論;
但是,如今已是2020年,時當美國也承認其玩弄敘利亞、利比亞血腥悲劇,美國國務卿彭佩奧還公開表示「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因而偉大」,以及美國霸權國家居然輕忽新冠肺炎疫情而造成其社會大騷動之際;我們的大記者與大學者們仍然如此缺乏研究那些「偉大」問題的心態,只是就該日記的字裡行間做收集的功夫,努力做當年那位陳小妹的迴護者,他們的眼中真還有對於我們的島嶼台灣的「愛」嗎?它們那樣的處世態度,真對我們社會的前途能有任何的幫助嗎?

居然鍾肇政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 | 郭譽孚

我摯愛的台灣文學啊──
居然鍾肇政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

以下是我多年來研究的資料──

鍾肇政是國府治下,歷屆重要的文學獎得主;
但他也真正是出身於皇民化運動下的青年師範──原本是日人訓練下的青年學校與青年訓練所的皇民化師資;

戰時因發燒而聽力受損;因而對很多事物更倚靠想像。。。其想像力大有利於其所寫作大河小說之需要,。。。

他的大河小說帶動了我島上以台灣島史為題材的寫作風氣;以他而言,他曾在日據下成長,往往以日據台灣史為素材,並且以寫實為標榜;先後寫了兩部三部曲的小說與多本長篇小說;然而,他的小說更多的是想像,並非寫實;因此其文學說是寫實主義,其實缺乏寫實主義文學所需要的堅實的思想背景。

但是,它帶動了後來的李喬與林文德的三部曲──都是以台灣歷史為號召的小說。。。然而,他們真的深入理解歷史的發展嗎?如果以其大作作為我「台灣文學之母」,真的是合理的肯定嗎?它可能給我們台灣文學怎樣的養分與典範?

我受台灣文學的影響而研究台灣歷史,此時沒有太多時間批判它,但是我要指出──

曾經,他的前輩吳濁老,評他的大作是『摻了太多水』。。。

文學對於人類的文藝心靈是何等虔敬的事業,被吳濁老如此批判的他,居然今天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母親是何等神聖的名號,這真是台灣所有真正文學心靈的悲哀。。。

台灣文學的母體,應該是他的人民與他深刻的、由荒誕到崇高一體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滋養與承載這一切的大地。。。在鍾的文學中,有多少歷史文化的真實承載。。。不過是日殖官方與國府官方框架下的摻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說。。。

真要理解日據史,找當年的『台灣民報』來看,正可以對證這些大河小說對於日據描寫的『淺入淺出』。。。

我手上的書稿中,此引一段參考──『「甘蔗……,每一回插植至採收期,平素二十月之久,若遇徵稅之期,又遭所有者催逼小作料,空囊素手,家徒四壁……不得已而東借西貸,不惜利息之重加而納小作料,……若製糖會社使用走狗,俗呼甘蔗採收委員者,皆脅肩諂笑之輩,奴言婢膝之徒,孝敬原料係如生身父母,尊重會社員若前世祖宗。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若有勢力者,婢先為其採取。若無勢力之人,必須呈送禮儀,方肯為其採取。若無勢力,無餽贈禮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難,使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會社所雇落園之人員或割尾或割蔗或車夫或積台,如農者必須呈送敷島及檳榔,方肯相當為其採取甘蔗,若無前記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則留下蔗頭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長……種種刁難,……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聯絡……自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今則給水溝、排水溝,皆賴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設計輪作法,……且思三年間播一回水稻,豈能達水利之目的乎?……農民之純益不足供賦課之需。嗚呼哀哉,……孔聖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嘉南大圳之當事者,罪惡滔天。……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而思水稻之有益,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與製糖會社共同維持利益而不知細民之慘景,妻號寒於臘月,子啼饑於豐年,告貸無門,……」』。。。「小農民的十大苦況」,「台灣民報」,1925.12.27.。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7歲;到1939、1940,該數據更下降到22.7、22.9歲;。。。

再貼一資料──『「近日嘉義中埔庄方面發生腦脊髓膜炎,所以當局就大驚小怪,馬上派了許多的巡查,住在該處。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來,強要庄民的薪炭。這還少可,甚麼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嚥〉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強求起來,稍有不應他的,他們就打就罵,又再向被交通遮斷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監獄的囚犯一樣,不順他的意他就打罵起來;就是順他們的意,他亦要尋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戲弄那潔白質樸的村里婦人……這樣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島是處處皆然……」 』。。。「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友泉撰,台灣民報,1926/3/7。。。。

日本人當中,當然有好人,但是那段讓人哀痛的史實啊。。。請問在鍾自豪的大河小說的大作中,有深入地反映這些之一嗎。。。真是摻了多少水啊。。。吳濁老的評語,真是深刻的寫實主義大家的用詞啊。。。

台灣史研究者郭譽孚敬白

李先生,您是真的錯了。。。但是錯在哪裡? | 郭譽孚

李先生,您是真的錯了。。。但是錯在哪裡?

看了這個報導

『李來希為何不道歉?這篇文終還原內幕…』

綠營與藍營一起攻擊
不知道這是李先生的勇敢表現,還是無意中碰上了虎頭蜂

李先生是有點年紀了,有點像過去以天下為己任的所謂「知識份子」,今天對岸所謂的「公知」?。。。認為自己有理由依據自己的理性,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而發言?

時力的王立委,以對可怕的犯罪者仁慈著名,大家看他身上總是穿著那一件標示著「小燈泡媽媽」的背心;後來雖然改變了自身的主張,但大家心目中,他主要是那位對罪犯高度寬宏的母親;那樣寬宏的母親,何以要南下去高雄罷韓,韓比那個罪犯更可怕乎?

遇到親韓的理性人士,出現強烈的疑問,是否很正常?因而質疑者,透過王立委的那件醒目的背心的印象,學習綠營文青地展示自身強烈的感受。。。對比於綠營那位洪立委的消費其亡弟的型態。。。個人以為這是有跡可循的理由。。。

不過,個人認為李先生還是錯了;因為他可能只屬於過去的時代,今天已經不同了,要如孔子所說的「時中」,向陳時中一樣,才是正確的。。。記得嗎,陳時中說,只有中央發布的消息,才不是「假新聞」。。。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大家要認清現實,除了上述的「真假新聞」之外,我們的時代,還是七分就可以念大學的時代;儘管該著名的稻大,即將退場,但是時潮之下,其影響配合多元化的主張,受到那種教育的人們,怎能以過去的知識水準去要求?因而,客觀的看來,個人認為李先生的說法是絕對錯了。。。

誠懇地說,如果李先生不能認清這種大環境上種種根本的改變,雖然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鼓吹李先生組黨,我們可斷言那也必只能是徒勞無功的。。。

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榮譽理事長李來希昨發文指出,因「小燈泡媽媽」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聲援罷韓」,稱「小燈泡頭顱被媽媽踢到高雄了」。在引起藍綠黃白朝野一致抨擊後,今天再轉發幾篇新聞表示,「王婉諭不能因家有悲…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十二──明石總督特殊的跨時代性與「重奠基」 | 郭譽孚

1916年,藩閥寺內正式組閣時,已在「噍吧哖事件」之後;如何對該事件「善後」並將被衝擊的殖民體制「重行奠基」,其工作沉重,卻倍受帝國議會議員的攻擊,被指為台灣統治上的大缺陷[1];但他在噍吧哖事件之後不久,就提出了官設埤圳的「桃園大圳的建設案」,其深入民間與提供水利建設的計畫,兼有「重奠基」與「新善後」的意義,應該相當明顯;然而,欲完工則遙遙無期。1918年,安東稱病請辭;東京眼中動盪不安的殖民地,應該如何走下去?明石總督是在此情況下,接受大命的。

1915年,「西來庵事件」造成了殖民當局在我島「重奠基」的血腥情況;當時,明石擔任參謀次長;消息傳來,他應該會自然想到當年他跟隨川上操六代表軍部所訂立的那「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的治台方針吧。

與當年不同的,是此時他增加了親身在朝鮮憲兵隊擔任司令官打壓在野力量的經歷;這使得他不僅擁有那在歐洲親近在野勢力成功破壞俄軍軍力的紀錄,此時又增加了如何打壓朝鮮在野力量的政績;在那樣的發展路線上,他應該是頗「胸有成竹」的。

安東總督請辭時,在東京看來,處理台灣局面最好的人選當然就是明石中將了;因為曾兼任駐朝陸軍參謀長的明石憲兵隊長是在朝鮮殖民地統治上極受上級欣賞與信賴的;可說是寺內首相在朝鮮政績的核心部分;也因此,儘管此時其資格只是「中將」,還不具有台灣總督所需具備的「大將」身分;他就破格地獲任為台灣總督,該年六月獲得大命;七月,就正式晉階大將;然後,就風光來台赴任;充分顯示東京對其之倚重。

不過,很真實的是,僅不及兩個月後,寺內內閣就在大戰後新時代的「米騷動」中倒台,而依恃寺內賞識出台的明石那原本似乎「雄才大略」的歲月,在這新時代中,自然就很難有施展的時間了[2]。也因此,日本學者往往對於明石總督在我島的政策作為,想給予「劃時代」的評價,也就很難理由充沛了。

以下的事蹟,是「雄才大略」的他在我們島上所留下的重要足跡──由於,此時,當辛亥革命與一次大戰之後,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的政績有承襲後藤「無方針」的部分,也有開啟未來「制度化」的部分,還有安東總督時代由於「噍吧哖事件」需要「善後」而延誤了開發資源的部分;以下,讓我們分別考察。

其一、承襲後藤號稱「無方針」的部分

所謂「無方針」,就是避免使用白紙黑字的直接宣示,自然避開受各方批判的機會。其實,多年來沿用相同他所謂「生物政治學」的作為,怎會真的「無方針」呢!當然,壓制殖民地是他們「生物政治學」統治的基礎,就由此看起。

一、強化壓制手段

1918年7月,明石總督來台上任;其主要聲名來自情治憲警界,是個「不少朝中大老對他多加提防,連山縣有朋都曾經說過明石是個可怕的傢伙」[3];對於不久以前剛發生過「南部大陰謀事件」的我島而言,他有一番自身的觀點,不難想像;所以,他在抵台的三日後,就展開了六天對西部台灣的各重要員警據點的巡視,對於出身情治界,而今獲得躋身政界的他,由此入手,這自然也很合理。

其後不久,8月,他就針對所謂的「為刷新地方行政與振興學事行政」,而提出了「修正總督府組織規程」;其內容除了增加員警本署的人力,提高員警本署地位為警務局,且提高員警待遇[4],顯然是根據其情治背景而加強對我先民之威壓,這是我們應該認知的脈絡。

而更重要的是該政策所謂「振興學事」部分,竟是把原本分開,各自較專業化的地方行政與學事合併為新設的內務局,這等於是今天取消「教育部」,把其業務歸併於「內政部」;由這看來,明石總督所說的「刷新地方行政與振興學事行政」,其實不只是輕忽了各自的專業地位,並且相對於這警務局地位的提升,對於我們先民在「台灣同化會」以及「南部大陰謀」中所不約而同關心的「教育問題」,如此顯然是落入了更被宰制的地位──這樣如何能夠「振興學事」?──這豈非就是一類於「無方針」的任意說詞。

此外,讓我們考察其「刷新地方行政」部分,1918與1919年兩度修正地方機關組織規程,「事務由15人為24人,警視由14人為17人,委任屬員由1,410人為1,453人,稅務吏由159人為162人。」[5],明顯地,確是更加強了對我島嶼的宰制。

然而,這真是個特殊的時代,只上任不到半年,就發生了國際矚目的「朝鮮三一萬歲運動」;日本的藩閥政治正好在政黨政治浪潮中瓦解;他上任之後一年多,藩閥軍方背景、出身情治身分的他正面臨了台灣總督解除「武官專任」的時刻;這一大衝擊發生後,僅兩個多月,他就被宣告因流行性感冒而去世。

但是「警察萬能」,那能使我先民能夠「盜水井」的桎梏,在明石上任之後,是更加強了──顯然這是過去他在朝鮮得意的政績經驗之延續;不過,他可能帶來怎樣的效果?「三一萬歲運動」,應該是國際現實賞給他的一記結實的耳光。

二、關於「同化政策」的宣示與實際

明石總督就任後,直言其政策將是「同化政策」,這是與其前任重大的不同;也就是過去的執政者對於聖旨的「一視同仁」,不敢應對,現在這位能讓藩閥害怕的新總督在「南部大陰謀」的一番動亂後,竟要直接地面對我先民過去的平等要求,那是怎樣的一個政策呢──

一〉關於所謂「感化」的同化政策

這是指明石總督高標著「感化」與「必得施行同樣教育」的「同化政策」;他那著名的,為了他已預見「日本將陷於孤立地位」與「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而強調──

「關於台民之待遇接觸問題,切需予以感化,必得施行同樣教育。日本在今日將陷於孤立地位,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以鄙視心情對付殊非善策。」

「徒急於功而陷於輕忽,當所深戒。日台人士應互相協和,共興台灣文物,使台民與我同心,是為主要統治目的。由於風俗言語之相異,所生之障礙,須予打破,以期達到融合結合之順境。」[6] 

說得真很漂亮,好像很有些見地,但在「噍吧哖事件」已是日本第一大刑事事件的當年,那樣的「同樣的教育」與「同心」,真是可以實現的嗎,或應如何解說其概念?

明石是當年曾以情報工作助日俄戰爭取勝的名人,他如何竟能在歐洲社會找到可以積極合作的重要盟友?所謂的「感化」,我們由他在上述情報工作後,竟能夠繳回大筆的資金,可想像他當年的作為,應不只是靠金錢的「收買」──不過,既然是請來了頗為巨大的經費,顯然有許多情況還是花錢,不是單純的「感化」的。

如此,我們來考察其所謂「感化」的究竟。

二〉1919年的「感化」實例──對於十二年前的事件

就在明石去世的那年,我們今天確知,當局對於1907年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在北埔公學校發展出了一套「感化」的制式作為;那是我們先民所描述的「安部透過百年樹人的教育機能,在課堂裡貶損北埔事件,藉此襯托日本忠誠與節義精神的底蘊,同時也不忘為自己傳頌美名。……讓這群接受教育的『土民』學子,進而嚮往日本文化,成為『忠君愛國』的順民。」──這是在日本投降的多年之後,該校畢業生聚會分別回憶往事時,才知道這至少是由1919年起,往後該校每一屆學生都要面對的「感化」的過程[7]──這是一個可說沒有花錢的「感化」過程。

原來,每年對於畢業生,安部校長都會強調「北埔事件」中,「清國奴」的低劣可見於蔡清琳曾經為義軍立下了殺敵賞額,對比於日人赤穗四十七義士之全無獎賞支持,彰顯日人節義之偉大──以一腔節義與有賞額相對比,似乎高下立判。

其實,由當年殖民者在我們島上的制度看,當局除了在地方的「聯莊保甲」設有獎賞制度外,內務省還曾以「敕令」制定「警察獎賞規則」[8],顯示東京當局絕無輕視獎賞的意義;此外,我北埔先民之革命是「民不聊生,為民請命」所致,哪裡是日本浪人只是為主君「復仇」而已!該校長所言,不過欺我台公學校六年級畢業學生當年實際只有小學校四年級程度,因而,不僅必然較孤陋無知,而平日教育活動中禁止發問,只知記誦而已,自然很容易被欺騙。

不過,我們也應該指出,在北埔事件的「感化」上,應該與前述安東總督時代定案的桃園大圳工程合看,安部校長的精神講話和當局在該事件不遠處的水利工程,會是很好的搭配;「低智育」且不可能懂得德川政權的宰制手法,確實可能使得該「感化」獲得一些效果。

以上,應該就是上任之初,明石所苦心強調的由「感化」而「同化」的典型;然而,這類的設計其實際效果如何?設使其由於唱作俱佳,真的騙過了那些畢業生,然而,就所知,當年的就學率,1919年為20.69%。但是實際畢業人數,通常只達半數,也就是該年度只有10%的學生,受到其這類「感化」;更不要說,難保當局所欲「感化」者,家中早有家族的定見傳承,將使該「感化」完全失敗者,則該政策效果之普及,更難發展。

三〉    關於「三審三級制」的恢復

這是指日本內地早已實施三審三級制,過去我島也曾實施該制;此時,明石宣稱恢復舊觀,是當年同化政策的一部分。

在日本1945年的官書「台灣小史」中,是這樣描述這段史實的;

「日本據台初期……採用三審制度,然不為當時的社會狀況所接受,因此在1898年7月改為二審制度。其後……島上的文化有顯著進步……。另一方面,朝鮮已採用三審制度,本島人在華南地區也有所在地領事的裁判、長期控訴院、大審院的三審機會,唯有台灣島民是二審制度,實為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在1919年8月廢除覆審法院,另設高等法院,並分設覆審部及上告部。上告部是五名法官合議制。」[9]

關於此一變動,如所及,1898年以前,我島上確實曾有三審制,但是當時改為二審制並非由於「不為當時的社會狀況所接受」,而是前及的高野法官堅決打擊官僚貪瀆問題,總督無法接受,終致高野被總督府免官,從此不但僅以二審作結,並且法官皆由總督任命;也成為我島往後十多年間,司法上極不合理的現象──該現象持續至1919年8月。

對其恢復,該官書只漫稱「其後……島上的文化有顯著進步」;真正的史實是,噍吧哖案中,我先民1,900多人被送法院,結果866人被判有罪;該案甚至被稱為日本史無前例的最大刑事案件,也是自誇治台功績的日本竟創下如此新紀錄,真是他們長期自吹自擂,而難以自解的情況。

情治出身的明石總督,也注意到該案審理與執行死刑之粗糙過程,應不奇怪;據稱當時的情況是:

「自判決至結案的時間往往未超過一星期,過程短促粗簡,被告根本無法申訴。例如賴成被付執行死刑之報告中紀錄;其於1915年9月3日宣判死刑,同日即呈請命令執行死刑,但『至於訴訟紀錄,因尚在整理中,致無法呈附……』,雖『當經審慎核查其訴訟紀錄』……9月6日……執行完訖。」[10]

該案之速審速決,與當時總督對法官有停職命令權[11],極受詬病[12];明石知此大缺失,乃在諱言該審理本質問題下,只以自行「發現」該制不合理,而宣布修改。

由上述的史實看來,三審制只是形式,審理案件時,審判的品質若未能維持相當客觀的水準,二審改三審有何意義?就是改為四級制、五級制,除了浪費時間、金錢和人力外,又有何保障人權的意義?至於法官獨立審判問題,往後沒有遇到相近規模的大案,是否總督真能夠堅持不干涉法官之獨立審判,沒有考驗,無法論斷。

上面司法制度上的改進,增加了一些人力,形式上好看些,但實在沒有什麼真實的法治意義,因而,此一推出的新作為,我們乃將之置於舊時代「無方針」之列。

個人看來,其中關於感化的同化政策部分,應該是當時最為深刻的作為,確實有其重要性;可惜惡質的統治者的感化,往往如上例,是不能接受探究與說破的,所以,只能是隱晦的;因而,其在統治上的積極意義應該極為有限。故前述所謂「劃時代」之類,可能只能及於低智而從順,缺乏社會經驗,自甘居於殖民社會底層的年輕人,在那就學率不高,輟學率過半的時代,在我島社會中應該劃不出怎樣光明的遠景。

其二、真實「開啟新制度」的部分

前面,官方之大力破壞「台灣同化會」,然後,大張旗鼓地處置「噍吧哖事件」,我們是否應該認知此時明石總督之上台與前述的事件之間有著怎樣一脈相傳的意義?

同時,對於「噍吧哖事件」的因由,不應該只是讓「迷信」兩字掩蓋?那「迷信」的罪名,應該是總督府當局又一次不肯面對與省思他們近20年來所進行的苛毒國策而引發的總爆發──由安東總督兩次發表「檢肅官箴」的訓令上看,該總督或因其無責任,所以能相當地正視了當局過去的錯誤。

不過,在此,我們還是要指出,安東總督使我農民難得地因官方自我檢肅而獲得暫時的喘息,而我同胞慘烈犧牲後的1917年,才可能成為日據下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第二高齡──26.8歲──的一年,那真應該是一種「成就」──不過,次年,我先民就又因上述強烈疫情與總督府與地方官制擴增所加強的宰制,使得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就下降到接近1914年的水準,僅為25.0歲;由此看來,那又是怎樣的一種「成就」啊。

以上,就是在噍吧哖事件後的新情勢下,殖民者對於我們台灣先民的統治作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石以他過去在殖民地朝鮮的經驗為基礎,先後推出了過去從未推出過的重要制度化作為──即,「台灣教育令」與「文官總督制」──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當局放棄了長期以來的「無方針」,以教育令指示了當局對於民眾的未來之長遠的「期許」。

一、初頒「台灣教育令

〈一〉「台灣教育令」的由來

1910年的「大石教頭事件」之後,學務部長辭職下台,國語學校學生鬧起了「大石排斥事件」;但其結局是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高升了,成為監督全台教師的總督府視學官。而當局派來的新任國語學校校長兼視學官與學務課長的是朝鮮總督府學務課的隈本繁吉[13]

隈本是一位很懂得溝通的官僚,只是他的溝通原則與前及當年明石所謂的「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的觀點相同,他曾留下所謂的「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14]的說法〈想想,與前述大石教頭的說法也相通〉。

1911年,隈本發現「教育敕語」的內容,竟然可能成為台籍教師與我先民不安分的反抗理由,於是他動員專家試著另擬專屬於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敕諭」;但因東京當局蔑視台灣的特殊性,拒絕其有可能衝撞尊貴天皇詔敕的設計,該設計乃未能為當局接受。

不過,他們認清了我島嶼的特殊性,也知曉了東京當局的理想,在「噍吧哖事件」後,總結出了東京當局應該可以接受的,且依據他們所自以為成功的「朝鮮經驗」,而推出了「台灣教育令」。

回看「台灣同化會」與「噍吧哖革命事件」,這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時代活動中,對於我島嶼的教育問題,卻有著共同的批判,只是在前者中表示為「怨訴」,在後者中呈現為「革命」;殖民當局蔑視我台人的生命體驗,以其高壓似乎「成功」的「朝鮮經驗」為根據,即以在朝鮮實行有年,絕不「一視同仁」的「朝鮮教育令」為範本,參酌台灣不同的現況而修改、推出,即是「台灣教育令」。

〈二〉「台灣教育令」的理想

此1919年1月出台的「台灣教育令」的總則四條與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的前三條,內容可說完全相同,只有第四條稍有差異;但是其歷史意義應該指出:「朝鮮教育令」頒布前,1910年時,朝鮮總共已有2,397所學校;其中日人官立與公立學校僅有146所;其他都是近代化的私立學校與教會學校〈不含地方的書房〉。其中教會學校近八百所[15]。當然,這些非官公立的學校都是日人所欲壓制的;「朝鮮教育令」是以壓制此「朝鮮教育」為目標的。

換言之,該「台灣教育令」的設計,也絕非對於被統治者開放的,是壓制窒息被統治者的。簡言之,我們可以概要地如此觀之。

1.絕不「一視同仁」,仍以「教育敕語」為基礎

該法令的提出,其總則的第一條就明示了「在台灣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依據本令。」,只約束島嶼台灣的我島先民,不及於日人。因此,充分顯示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明顯分別、不平等;絕不是與日人「一視同仁」的;而是把當年明石任職參謀本部時所撰寫的「台灣意見書」中那「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觀點,正式法制化。

「教育敕語」的地位,在該令的第二條中,稱「教育的本義是依據有關教育的敕語之旨趣為基礎,以培養忠良的國民。」,為了顏面與威信,殖民當局對於那自1913年以來,不再附上漢文譯本的「教育敕語」,仍然權威高懸;只是除去了該敕語的漢譯文,使得當局只要努力在獨斷闡釋其旨趣上掌握,確實更能排除我先民可能據理力爭的空間。

然而,當局努力掌握就真的可以獨斷而讓人心服嗎?

當然,不!

例如,帝國在殖民地的教育目標是提倡所謂「實業教育」,當時即「農業勞動」;並不鼓勵學生有努力深造的雄心,但是在「教育敕語」中是鼓勵臣民上進的;更不要說,「教育敕語」是強調「君民同祖」與「一視同仁」的,與殖民地的人民的處境完全不同;這類問題如何能夠讓我台人心服?

此時官方還沒有禁止漢書房,漢書房在講解四書的儒學大義時,只要提到了傳統「學問思辨」問題,自然就會與公學校教育禁止發問的要求,產生衝突;這些哪裡是殖民者所謂「同化政策」的教育法令所能消弭或掩蓋的[16]

2.對師範教育更深入的控制

台灣教育令在其總則第四條中,把「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師範教育」;而在朝鮮教育令中,則稱「朝鮮的教育大約可分成三種,即是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及專門教育。」,差別在於我島上明列出「師範教育」一項,這是在朝鮮所無的;也就是如前及,殖民當局對於朝鮮的師範教育,由於朝鮮社會中,日殖前,新式教育下的私立學校與外國教會學校頗有,上級學校到下級學校擔任教師者頗多,因而難給予簡明的宰制,但是在我島,當局則掌握了所有師資的來源,設計了一套完整「低智的」師範教育。

前述大石教頭事件中,國語學校教師受到校方嚴重打壓的情況,由於該事件發生在該校的師範部,所以,那個事件所呈現的就是當時殖民當局普遍宰制師範教育的形勢。

然後,關於「低智教育」的意義為何?我們教育專業者在此,除了課程的深度,如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之分外,我們應該稍作如下的說明;

讀者可請回憶在國小〈早年稱國民學校〉一年級時,是否記得當年各學科的成就測驗,往往會出現是非題,但是二年級以後就很少還有是非題,而有選擇題與填充題、造句題等陸續出現;教師如此命題的理由,並非任意的,是由於人類的認知能力是由二分法的思維模式開始的,是非題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

相對的,二年級以後,隨著我們心智能力的成長,不應該停留在二分法的思維情境,應該要培養學生面對更複雜情境的能力。所謂「低智教育」,就是不重視我們認知能力應該有的發展,例如,在殖民教育下,我先民每每受到各種體罰的催逼,失去了儒學傳統那透過「學問思辨」的成長,就是重要的一例。

以上是在公學校中,所反映的「低智育現象」。

1919年,在師範學校中的「低智現象」,當時在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的吳濁流先生曾如此描述該校的師資與學校使用的教科書──

「當時的國語學校在台灣是最高學府,教員和大學一樣,有教授、助教授名義。薪俸自然也和大學相同。因此招來了優秀的教員,但是教科書的內容則程度很低,比日本內地中學的還要差些。優秀進步的教授,把我們當大學生看待,把教科書以外的事,向我們講授了很多……我班上的國語老師是比較保守的,教科書以外的都不曾講授。」[17]

但是在「台灣教育令」公布之後,師範學校就被我先民如此強烈地批判著──

「……原來師範學校是養成為師範的人物。應重在人格,充實內容,才是合適。那麼師範學校反輕視人格,偏重形式,這是第一件的錯誤。為教師應吸收多方面的智識,才能為啟發指導之職;不使多讀課外之書籍,是對學生智識的閉鎖,這是第二件的錯誤。輕視有實力、有誠意的教師使其辭職,採用無誠意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低下教授的程度,自校長著任後還不及三年,而教師更迭已達50人之多,使學生不能安其學業,這是第三件的錯誤。教師和生徒如同仇敵,哪能陶冶生徒的品性呢?僅知威嚴怒眼叱咤,而不以愛情啟導,這是第四件的錯誤。同是國民應不可差別,在教育上更要公平無私,而對內、台生凡事都以差別感之區別,這是第五件的錯誤。其他,在校內好像封建專制,私設種種的規則,將使寄宿生活為機械化,如父兄有要事寄書留到校,說是違校則,一定返戾,不為代收……教師多是官僚式,過於刑務所的束縛……」[18]

3、壓低台人中等教育的程度

此時,我島上唯有一所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主要是我台籍生就讀的中等學校;然而,該校是我台人士紳集資所設立,目的是讓我台人在公學校畢業後能夠繼續向中、上學校深造。然而,這一自然的深造的念頭並不受到當局的肯認;相對於島上日籍學生之能就讀中學校,例如,總督府台北中學校,總督府台南中學校,就是;前述我台籍學生在1915年所設立的台中公立中學校,到此時,並不被認可為「中學校」,僅被認為是「高等普通學校」。

在台灣教育令的第六條與第十條、第十一條中,分別如此描述:

「普通教育施行的學校分為三種,就是公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高等普通學校是施與男學生高等普通教育、傳授生活中有用的知識與技能的所在。」

「高等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為四年。」

換言之,我先民原本對於台中公立中學校的前途還頗有期望,看到該法令正式公布,其中法定的名目中,我島上只允許設立四年制、那偏重在農業勞動的「高等普通學校」,完全不同於日籍學生五年制中學校的設計;始知當局對於我島人的歧視,簡直已經無以復加。

真是「台灣同化會」與「噍吧哖事件」所反對的,那過去說是「無方針」的;如今自稱是「進步」了,但是竟然只是「制度化」地把過去的「低智教育」更僵化成為我們先民將永難脫卻的真實枷鎖──還在1918年在各地方廳特設視學官,以加強對於地方「低智教育」的督導。

這應該真是實現了那所謂的「吝惜人權,不輕給予」的主張──確立了殖民者在我島推動「低智教育」的法制基礎,也才能充分發展出其所謂「感化」的同化教育,而應付那個「日本將陷於孤立地位」與「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的新時代啊。

二、所謂「文官總督制」的確立

1919年發生的「三一萬歲運動」,對於曾經倚仗著朝鮮統治政績而出任台灣總督的明石,當然是一巨大的衝擊;尤其,對於自知在藩閥內外的關係都並不算好,且自幼三歲失怙,就是因其父親在藩內鬥爭落敗自殺;據稱,他返國述職的行止,都會受到當權派的跟蹤;我們應可想見當朝鮮局勢那樣不穩,勢必讓他備受嘲諷的攻擊。

其時,他的青睞者寺內首相已在「米騷動」中下台,新任內閣號稱是日本第一個真正的「純政黨內閣」,內閣除了陸、海、外三相外,都由政黨人士出任,連政務次官也多由政黨人物出任[19];該新任首相原敬雖然仍頗能與山縣元老契合,但長州藩閥威望可說已要隨風而去;民黨所主持的新閣為了表彰自身的民黨風範,不可能支持藩閥舊時代人物。

「三一萬歲運動」後,朝鮮殖民地統治問題,外有引起世界注目的壓力;內有藩閥內閣瓦解與護憲運動以來,民間長期對於軍方擅權的不滿;東京當局不能不有所表示。

朝鮮總督府,首當其衝,陸軍的長谷川總督,由海軍備役大將齋藤實取代;台灣殖民當局倚賴的藩閥與朝鮮政績背景,自也難以自解;於是原內閣將殖民地台、朝總督資格都改為「親任官」,即天皇指定即可;不再以大、中將武官專任。1919年8月,開始新制。我島許多學者重視此一轉變,但是並不查明其來龍去脈,卻一味肯定。

那是此時局大壓力下,6月閣議時,在山縣與寺內都同意後,由陸相田中義一提出的[20];這對於明石總督應該是不小的打擊。據稱,原本計畫還要把軍部嚴重牽制內閣的「現役大中將海陸相」體制,縮小其牽制,改為「退職之大中將,得充海陸軍大臣」,並計畫撤銷「參謀本部」[21];可惜,因原敬早死,故對軍部擅權體制的改正,只及於殖民地統治部分。

在明石任上,我島上的武官總督體制,因「親任」的新條件而開始可能產生文官總督;他是新制下的武官總督,兼任台灣軍司令官;他的後任田總督就是文官總督。

「文官總督制」,在名義上當然不同於「武官總督制」,但是實際上有多少差異?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武官總督時期,雖是發生了我們所揭露台南廳消失20萬人的「南部大陰謀事件」,但是文官總督時代人口總數增加的大趨勢也沒有增快,是否武官總督統治好像也沒那麼可怕?相對的,文官總督統治之後,我台平均死亡年齡還是繼續盤旋走低,1908年到1919年武官統治下,十一年間共下降2.1歲;而文官統治的1920年到1931年的十一年間,則下降了3.4歲[22];文官總督統治之下,真的政績沒有更差嗎?──轉為文官總督體制,真是值得日人「自吹自擂」的「好制度」嗎?

其實,所謂「文官總督」,不過只是帝國在明治維新後政治內鬥的產物;相對的「武官」的統治一定比「文官」統治,不如嗎?對於殖民地而言,都是努力對我先民進行著壓榨與宰制,應該很難有真實的差別啊。

三、推出「台灣違警例」

如前述,日據初期,在我島上的「犯罪即決例」就是把日本本土的違警例轉來我島的;該法的精神在日本就是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然而,來到我島上,「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23]與賭博之罪,都經該「犯罪即決例」而裁判權交給地方行政長官。

到明石就任,情治出身且具朝鮮憲警統治宰制經驗的他,來到我們這以低智教育為目標的島嶼,根據日本內地的「違警例」,頒布了遠比內地繁複的「台灣違警例」。

此例與前及的日式保甲制度,都是在總督府強調「內地延長主義」以前,就由內地延伸來我島的重要制度。在我島的體制上,我先民曾指它們為宰制我先民的兩大工具[24]

此行政命令頒行於1918年6月26日,那是明石總督就任後的第二十天──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由於此例在法律效力的位階較低,所以在後來的官書「台灣治績誌」中未給予應有的注意,或是由於該行政命令實在是惡名在外,因而,官方在編輯該書時,對該重要的政績故意不提,所以,過去它沒有得到我們學界應有的重視。

我先民曾經公開在媒體上哀訴,稱「其所禁止的行為,計共有122項,可說是無微不到,內中也有文句極其模糊的,也有範圍極其廣大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在內地現實施行的警察犯處罰則……分做58項,都說是非文明的命令,比較台灣違警例,才有一半的條例而已,不消說是好得多了。」[25];並且指出其第二十條的「不可為粗暴、或不穩之言論行為,而害公安。」與第三十四條的「不可作妨害他人之業務,其他之行為。」[26],批判其文意多麼模糊,範圍多麼廣大,多麼具有任意性。

是這樣綿密而無所不至的法網,配上我先民在經過各地派出所時,所常聽到我台人被刑打時的哀號聲;同時,學校教育中又是以「體罰」常為「德育」的手段的,是在這樣由學校到社會,整體設計的長久威嚇下,警察的權力怎能不成為在地方上可怕到可以「讓孩童止住夜哭」,也被稱為「草地皇帝」的「大人」[27]

我們先民有幾個人能夠熟知那122項條文的究竟,怎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犯了某一條籠統的規定?當然極少有人敢於拒絕警察的裁決,請求法庭的正式裁判。

這是一個直接可以影響到1945年以後國府時期的重大法令;他除了在光復初期日本警察在我島失能之時,自然形成明白的斷裂,招致社會的大動盪外,在歷經1947年著名的二二八悲劇,社會逐漸回復寧靖,由國府類同該法的「違警罰法」充分承接之後,我島社會的治安才能獲得相當的維護。

四、「進步的」「台灣森林令」的公佈

明石總督在其任內公佈了「台灣森林令」,嚴格地保護森林;這似乎當然是一個相當先進的制度,可說也是一個可以與我傳統中「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28]啟發的近代作為;然而,在當時,它的現實與歷史意義為何?

原來,自從「林野調查」之後,許多民間的林野土地,由於缺乏權狀書證,完全都成了官有林地,使得民間頗有放火燒山的憤懣。我們先民在羅福星事件與噍吧哖事件後,曾經留下如此的回憶──

「大正二年時,苗栗革命被查獲了,同志中據說也有台灣人的巡查,……登載羅福星公審的報紙,保正特地送到我家來。鴉片仙在庭院裡,大聲讀給大家聽。尤其是羅福星做的革命詩、他寫給愛人的詩,他都一遍又一遍的朗誦,使聽的人都深深嘆息。……彷彿就在這事件後沒有多久,傳出了民間的山都要收為官有的消息,父親趕快把後山的大樹砍伐下來……這種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是因家永廳長把三叉河的民有地擅自售給三井所引起的。以後的三叉河在日本統治時期便成了全台灣山林火災最多的地方。這山林火災是土地被收奪的農民的反擊。我的村子的大採伐,也是無力者的抵抗。」[29]

明石總督是說一不二、嚴刑峻法的;這「台灣森林令」一直有效到日本投降之際;也因此,直到日本投降前後,我台人仍有如此慨歎──似乎也是一種「無力者的抵抗」?直到日據末期,我先民竟還有這類的悲劇──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30]

其三、資源開發工作的展開

這是佐久間總督理番工作完畢後,東京所安排的要務,安東時期受到我島革命的衝擊而耽擱;明石接任後,自然要努力規劃,全面展開。主要都是規劃的工作,未來還有機會再實際論述,現時分別概要論述:

一、設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規劃日月潭發電

我島最初引來發電設備,是在前清劉銘傳時期;1916年,安東總督時,總督府山形土木局長曾經開始規劃高雄港發展,考察其發展產業所需要附近水源時,派員探勘而規劃,但因建設預算龐大,東京當局以財政無力負擔而否決。明石時代,再以官民合辦國策公共事業的企劃案提出,獲得東京之許可。1919年6月,募股過程極順利;7月底,該會社成立;隨即編列預算,動工。

二、設立官佃溪水利事業

據稱,這最初是上述計畫闢建高雄港時,發現日月潭發電事業,應該足以維持我島未來產業發展;官佃溪水利事業乃其副產品。那是在不斷探勘中,1917年,曾負責設計桃園大圳的八田技師在官佃溪發現了與桃園大圳類似可興建水庫的地點;該年冬,該工程獲得總督府同意;計畫與日月潭發電工程同時進行;但恰遇日月潭發電工程預算受阻,以至此案也受擱置。

此時正是日本糧食不足竟導致全國範圍的「米騷動」之初起,日本米糧缺乏問題日趨嚴重,因而乃引起明石總督之特別重視;最後,八田提出了能夠像桃園大圳一樣發揮日本德川統治精神的設計,官佃溪水利工程案,獲得明石的肯定與支持。這個被日人讚美說是比二戰後日本最大的愛知用水工程還大十倍的工程,當年東亞最大的水利工程就定案了。

據稱,該工程是日據台灣五十年中,總督府所推動的所有工程中裡,投入資金最大的一項工程──不過,除了日本著名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指為「以三千萬元著手官設埤圳的建設外,……上述預算不足支應,乃令設嘉南大圳組合〈公共埤圳組合〉負責推行,而總督府則中途停止上述官設埤圳事業,以其預算餘額一千二百萬元支作補助金。復因大圳的工程費增加,總督府的補助金也增加了一倍,補助總工程費四千八百萬元的半數,即二千四百萬元;此外,總督府還自行給予一千四百四十六萬元的低利放款。…………一舉而著手實行這種大工程,……使人驚嘆計畫的偉大與執行上的大膽。」[31],然而,史實中該所謂「偉大」與「大膽」的工程,在動工期間與完工後,都為我農民引來了種種惡質的問題,使我先民不只是很少獲得什麼實質的好處,更可說是「怨聲載道」了;但自開工到完工之後,官方卻也努力製造了種種漂亮的資料與數據,未來我們將一一揭露,在嘉南平原地區,我農民與地主如何「被咬」,甚至「被吃」,真是當年那悲慘「農村曲」[32]的寫照。

但對於資訊閉塞,只由學校教師口中或是新聞報導的照片中所見,其巨大的規模與所公開的美好數據,應該頗具「感化」無知先民與無知的學術界的效果。

三、縱貫鐵路海岸線的新建

我島的縱貫鐵路興建,最早起於前清劉銘傳時代;興建了由基隆到新竹一段;當年已經有帶動台北城三區發展的作用。至1899年,開始日殖時期的鐵道建設,修建舊日路線外,也開始繼續縱貫鐵路的興建。

1904年,鐵道由新竹向南延伸到三義;由高雄北上,則到斗南;其南北銜接是在1904~05年日俄戰爭期間,為防俄軍登陸,而趕工建築;最後,如前述,該線完工通車於1908年。

至第一次大戰期間,因西方列強衝突嚴重,無力兼顧其海外市場,因此日本藉機大大發展海外貿易,我島也深受此時局影響,但由於該鐵路中部經過山區的坡度過大,限制車速,無法充分疏運物資,因此造成許多車站貨物堆積如山的情況[33]

1918年,總督府鐵道部為解決此問題而提出興建海岸線的計畫案。主張在新竹竹南到台中追分另行闢建鐵路,以利輸運。但因地方人士擔心該案影響地方發展而受到中部地方,如台中與彰化,不分日、台籍的有力人士的強烈反對。

一度甚至台中廳長也北上陳情;明石總督皆不為所動。該案在1918年底,由大藏省通過預算案;1919年1月,反對該案的民間組織期成同盟會自行解散。1922年,正式完工。

但該工程完工後,我們考察前述的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前述的盤旋下降的趨勢並無改變;因而我們仍然很難認定其對於我們先民具有任何積極意義。

以上,是安東總督血洗噍吧哖之後,明石總督開展的重要建設工作──前兩項乃是日殖時期總督府耗費最大的工程;也應該是往日學界不乏把他與兒玉總督相提並論的真實理由;更加上其治下,我島上殖民體制不僅在「無方針」多年統治之後,終於轉出了所謂「同化政策」,又歷經了由武官總督到文官總督的轉變,這也是我們把他的作為稱為「重奠基」的理由。

不過,此一「奠基」,是否真實穩固呢,當年的幾位日本學者,如前及的矢內原曾經以「總督府是如何努力設法消費這一鉅額的收入」「台灣以財政支出來維持的事業,比較台灣的人口及其密度是否過分,仍多疑問。嘉南大圳,即其一例。」,直接地提問;持地六三郎則稱「如果對於目前財政表面上的盛況,寄以樂觀而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則恐今後台灣殖民當局的弱點卻在其財政上發生不測的禍患……」;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則指出「這樣的黃金時代,未始沒有使當局者不知前後輕重而著手各般事業。」[34],這些意見具有怎樣的批判性──應該也是稍後當世界民族自決與民主浪潮湧至我島時,我島殖民當局怕基礎難以穩固,而不能不對於社會運動稍作寬容的根本理由。

上述各種新制度與新的建設,真可說是琳瑯滿目;但是由當年殖民政策學者的批判看,我們學者在是否「劃時代」的問題上,是否應該站在體恤我先民的主體性上,更著眼於當年明石總督所劃出的,是一個當局者「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的時代!一個「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時代!

下面,讓我們繼續關切我先民的實際生活,然後再考察往後殖民者是如何應付時代新局的。


[1] 當時憲政會議員小林勝民曾提案「質問關於台灣匪徒事件之善後方策」,獲得32位議員之支持;他們認為日本領有台灣已二十年,竟還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匪徒抗日事件,是日本統治史上的「大缺陷」。

[2]似乎時代真的是不一樣了,對於明石更大的打擊是1919年,歐戰後發生在朝鮮的那著名的「三一萬歲運動」,顯然無比雄辯地深深衝擊了明石與寺內所共同依賴的朝鮮政績。那麼,他所依恃的認知顯然已不能不改變?嚴格言之,他可說是日本軍方認知的貫徹者,但是舊時代已經逐漸過去,不過,他似乎和他的父親有著類似的因在藩內鬥爭中失敗而切腹自殺,他也死在新時代的傾軋裡。「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清著,玉山社,頁174。「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清著,玉山社,頁174。

[3] 「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160。

[4] 「台灣第七代總督明石元二郎與同化政策」,井上聰著,台灣風物,第三十七卷第一期,頁40。

[5]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61~662。

[6]此引兩段皆見於「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59。

[7]這是日本投降後,北埔公學校畢業生們在一次同學會中談起;大家才知道至少從1919年起,安部校長每年在應屆學生畢業前,都會為畢業學生講當年「北埔事件」的往事與其自以為偉大感人的事蹟。〈「遺族後記──北埔事件之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劉兆桄著;收入「北埔事件百周年紀念專刊」,頁215~216,〉」

[8] 「日據初期警察及監獄制度檔案」,附錄台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編譯人黃耀東、吳定葉;省文獻會印行。頁223。聯庄章程,能擊斃一強盜者,賞勞金十五元,能生擒一強盜者,賞勞金二十元;〈頁161〉。「警察賞罰規則」,最高為獎金五百元以內。〈頁223〉案,當年教師月薪最低級者八8元,最高級者45元。

[9]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武陵出版社,頁279~280。原書由「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出版於1945年1月,當時為戰爭末期,書籍出版都在高度管制之下,故視其為官書。

[10]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頁84。另有一近似地的說法稱「於短短的兩個月期間審結將近二千人」……死刑案自判決到處決,常未逾一週,一審了結,未見因控訴獲補救案例,草率之甚,殘暴之極,比軍事法庭,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於「余清芳傳」,省文獻會,頁155。

[11]純就法理言,這是一很重要的改動;但是在前述種村氏的「台灣小史」中,竟然沒有提及,或許以為過去法官地位不獨立,頗為可恥,為了體面,在此不提。此一改動可見於「日據下之台政」〈二〉,頁664。其文為「撤銷從來總督對於推事之休職命令權,以明其地位,使司法獨立之旗幟鮮明。」

[12]然而,在我們沒有主體性的學界,對當時的情況,竟然稱「於1898年制定了「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此後,裁判官的地位才有了保障。……裁判的獨立性獲得認可了。」〈「台灣總督府」,前衛,頁227〉;其實,稍前高野孟矩法官在司法獨立上的奮鬥,與其最後雖然不服,甚至與若干在野法界人士結合,堅決欲彈劾內閣,但終究當時,不僅他所揭發的各案件都虎頭蛇尾,不了了之;甚至,最後高野竟會因案而瘐死獄中。他那樣悲慘的結局,其後的法界誰能不對司法獨立,自行設限警惕?

[13]隈本繁吉,1874年出生於福岡。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畢業,曾任文部省視學官、中學校校長。在「日韓合併」條約成立(1908)時,至韓負責教育制度設計工作。曽任朝鮮總督府學務課長。1911年,他由朝鮮來台接管總督府學務事務;在他手中台中一中設校,頒布「台灣教育令」,至1920年離開台灣;被稱為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連續任職近十年的「能吏」;1918年6月,曾赴歐美考察戰時歐美教育一年多;返台後,出任剛創立的「高等商業學校」第一任校長;不久,因病返日。1920年,離台之際,「台灣教育」的卷頭語,稱其為「執掌教育行政實權,實地教育關鍵」人物;此資料引自「同化的同床異夢」,頁225。此人之地位,確實值得考察研究,其因病返日,似乎與寺田、明石之病,原因相通;他們都是靠朝鮮統治起家,因「朝鮮三一萬歲運動」而飽受打擊的病患。

[14] 「同化的同床異夢」,陳培豐著,頁228。

[15]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吳密察校訂;台大出版中心。頁87。

[16] 對於此,我島學者有一極為錯誤的論述,把我台籍學童的就學率誤認為「同化」的指標,並用來比較朝鮮學童的就學率,來認定台人比韓人更能「同化」,忽視了現實中的三項因素,其一,我台籍學童的就學率,真正能夠畢業的人數最多只有半數;如果「就學率」要等於「同化」,該數據應該減半來與韓人比較。其二、在1933年禁止漢書房之前,公學校學生晚間多數另進入漢書房讀漢文,其中的儒學大義,往往使得學生更難「同化」於殖民者。我台籍生何以入公學校,是為了「同化」嗎?據稱我台著名的企業家兼報人的吳三連,他回憶父親同意讓讀過漢書房的他入公學校的理由是「至少官文書下來,要曉得到底官府是要殺頭或要賞賜!」,這樣的態度怎可說是為了「同化」於日人呢?

[17]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頁42。

[18] 「關於臺北師範休校事件的一考察」,劍如,台灣民報,1924/12/11。

[1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219。

[20]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頁273~274。

[21]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225。

[22] 引自「台灣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頁983。

[23] 「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黃靜嘉著,1960年初版,頁126。

[24] 「違警例的濫用何多!」,台灣民報,1926.7.4。其中指出,「台灣警察界有兩件武器,使它們會得容易濫用警察權來蹂躪人權。第一件是保甲條例,第二件是違警例。」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27] 直到國府來台後,這個把警察稱做「大人」的態度,在我島上還保留了相當長的時間;大約在1970年以後才逐漸消失。

[28] 可見於「孟子」一書的梁惠王篇,「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哲學的重要論述。

[29]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頁28。

[30] 請見於本書末「皇民化下的我先民的實際生活」。

[31]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7。

[32] 該一長久在民間傳唱的歌曲,曲調哀傷;個人在當兵時聽到有人將其改歌詞,以抒發大頭步兵的苦勞,退伍後查看資料始知原曲調來自雲嘉農村地區,顯然該曲應該正是描述我先民在當時「大圳咬人」或「吃人」的情況下,生活的悲哀;因而,有此一說。

[33]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文化,頁347。

[34]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7、72~73。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之須知 十三之十一「西來庵事件」的意義,安東總督的「新善後」 | 郭譽孚

其一、「西來庵事件」的意義

西來庵事件,據稱是當年總督府慣用的名字;安東總督上任〈1915年4月〉不久,就遇到該大陰謀事件,如何處理才能讓各方善罷甘休──雖原來責任應該不在新任的安東自身?但是,當他出動軍隊並動用砲兵轟擊義軍時,勢必強烈衝擊整個社會時,他引來了內田民政長官的反對;以至於內田在事件的臨時法院開設而尚未結案前,即自行稱病,辭職離台[1];這也是我們認為應該由那似乎自我否棄過去的「殖民治理性」,而使用「重奠基」──這是我們採取了其中自我否棄的意義──「重新」奠基的意義。

究竟總督與民政長官之間的衝突,是誰是誰非呢?實難斷言。

殖民當局來台已二十年,由於錯誤地以攘逐殺戮開始,使得我島社會墜入大動盪中;自然必須進行各種「善後」與「奠基」的工作;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環境下,正確的程序應該為何,但是以「分化原漢」的方式,先行鎮壓漢民族的政策,顯然並不很理想;鎮壓漢民族告一段落之後,大力推出其虛假的理番政策,最後仍以殺戮的伐番政策,草草了結。

但是,過程中由於各任總督諱言失敗,只能「使命必達」地完成東京當局上告給天皇的漂亮說法。

安東總督接任不久,就遭遇「南部大陰謀」,似乎頗類於桂太郎之遭遇「雲林大屠殺」;顯然是其諸前任的失政所致;後任者卻需要一力承擔起來,並負責善後工作。平心而論,尤其在武士道的傳統那「不重視生命」的文化背景下,其下手輕重拿捏不易。加上其前任佐久間總督公開宣稱本島應該已可以進入對於我島全面「建設」的階段,那是何等的壓力?桂總督處於藩閥高張的時代,可以藩閥的勢力而輕易脫身,安東總督沒有那樣的機會,他必須承受前任種種導致「革命六大理由」的「失政」重擔。

看當年官方的報導,對於該起義事件,主要通稱為「匪徒陰謀事件」,「匪徒」兩字,直接連結到前清時地方上確實頗有土匪問題,這是長久以來當局推託治安責任的方式,而「陰謀」則指事變尚未發生之狀態,無形中有事前發現的表功意義;但是,我們更應該重視當局在日本帝國議會中,回答其議員的批判時,所強調的「此事件係『無智與迷信』的島民所引發之陰謀事件」[2];我們要由官方常使用的所謂的「西來庵事件」,來重視此革命事件的兩大意義,那是下述兩方面──

  • 關於「迷信」的民俗宗教

過去殖民當局雖強調科學的研究,然而,此次事件中,顯示當局對於我島宗教現象竟然沒有充分掌握;我們細看當年的史料,可以見到該事件爆發的稍前,警方對於地方的齋教活動確實有相當重視,例如,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情況是──

「菜寮庄派出所巡查,時常抽訪調查,本庄有無食菜人?內庄仔庄的嚴德昌〈嚴朝陽之三子〉,在本事件發生前已參加食菜組織,被警察查獲,拘捕到大目降支廳,而受判懲役。」[3]

「葉先生說:『當時保正黃永龍早被日人打死了。』筆者問:『為什麼被打死?』『因參加台南亭仔腳食菜人的案。』問:『他是不是南庄人?』答:『不,他是沙仔田人。在步兵未來到之前,他就被日警打死,投井後再將他撈起,並偽稱他是投井自殺。』」[4]

以及這次事件中部份的信仰者們,竟表現出了某種不畏死的精神;那是絕對可以不輸那近三十年後,日軍擁有現代化武器,卻在戰場上相信「千人針」信仰的偉大情操──

「噍吧哖虎頭山之役……五日上午五點未明時分開始行動,利用虎頭山腳通噍吧哖街數條的地隙〈小溪〉,迫近市街僅距五、六十公尺處開火……上午八時革命軍的攻擊愈加猛烈,而裸著上半身腰帶神符的刀槍隊,還利用地上物及地形,英勇地迫近,殺入日警察隊的掩堡,後面的槍手則作掩護射擊……下午六時過後,革命軍又自虎頭山腳小溪潛行,以優勢裸體拔刀隊勇猛殺入北寮街道方向日警掩堡……」[5]

由這前兩例可看出殖民當局在降筆會戒毒運動之後,實在並沒有很輕視齋教的存在,日警甚至還相當深入地盯住其活動的。只是可能警方的長期關注並沒有成為日本統治者普遍的認知,而後一例中,對於中國傳統信仰竟然能夠不只是轉為我們前引的降筆會鸞主宣示「殺身成仁」的抗告文,並且能夠實際地形成「捨生取義」的社會力量,他們是感到意外的。

換言之,當局對於「迷信」的輕蔑,固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所有信仰,表現為革命的情操時,被革命者顯然更需要反省;這才能對於破除「迷信」有全盤的認知與把握;我們都知道日本武士道是強調「不怕死」的,他們長期衊視支那人、清國奴,自詡為神裔,其中之一,就是自身有「不怕死」的精神;如今,在這個事件中,他們也看到了中國人的這種精神,只是日人自身較擁有武器的優勢而已。

如果「不怕死」在「武士道」中、在自認為燦爛的日本歷史文化中,那樣重要,我們的西來庵事件中,五瘟神的信仰與降筆會信仰所結合的「不怕死」,其意義怎會是虛無的?

  • 關於「無智」的意義

東京當局,當初曾經由於難於治理而出現把台灣賣卻的說法,沒想到治理20周年,又發生如此強烈的反抗事件,真是沒面子;自然會引起各方批判者的檢討與攻擊;於是除了前及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殺戮鎮壓反應外,顯然,前述起義的六大理由,應該必然成為檢討的對象。

然而,當局能否在檢討時,理直氣壯的駁斥這樣的攻擊呢?

尤其,當時中國共和革命,推翻君主體制,以及因兩岸民族主義之親近,對我台社會有其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事;當局自然不能不有充分的反應,以抑止民心憤懣繼續積累,免得造成未來更大的問題。

就我們的認知,當時的我島社會雖已改隸多年,但是由於當局有蔑視我島傳統的情況,因而對於我島傳統上以廟宇為歷史文化中心的現象並不重視,西來庵作為台南市香火最盛的廟宇,又是有著深刻「殺身成仁」寓意的傳統領域,在那個高壓、高剝削、管控嚴密的時代中,其成為這次大革命事件的策源地,實在並不離奇;某個意義上,「神裔自大」以至於「無智」的當局之蔑視,才是此次失職、失政的原因。

另方面,如果要檢討的話,民間所揭櫫的六大革命理由,那六方面確實都深深影響著人民的實際生活,自然都應該論述;但是六大論點,前五項,雖然都讓人傷心失望,但是第六項卻可能使人絕望;這是我們應該指出的──因為,前五項「1.各種稅賦皆重,人民不堪其苛徵。2.日人蔑視台民,動輒罵清國奴。3.警察蠻橫,不分良莠,俱加施虐。4.培植製糖會社,霸佔農業。  5.實行林野調查,沒收台民私有林野。」,雖直接打擊了我們每位先民難以承受的當下,但是第6項的教育批判,「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卻等於把我們先民未來各方面的期望都斷送了;一切簡直都變成了絕望。

面對絕望的掙扎,豈非逼得我先民只有一起邁向「革命」,才是出路。

是誰讓我們島人「無智」的,當然,誰就是我們先民應該對其革命的對象。

對於有著深厚歷史文化背景的我們先民,眼看海峽對岸的中國人,當時顯然在進步中,此岸殖民當局能否給予人們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應該是此次「西來庵事件」所反映出來的最深刻的問題。

我們先民在這次血腥的「西來庵事件」後,是否能夠使得「無智」的當局充分檢討,從而改進我先民被日本記者嘲笑為「痴愚頑迷可怋可悲之輩」[6]的「無智」處境?

其二、安東總督的「新善後」──在所謂「百鬼橫行的大伏魔殿」

面對前述的「南部大陰謀事件」,距離日據初期日人蹂躪我先民的攘逐殺戮政策,還不到二十年,我們先民若非天生愚傻,應該還對於當年我島那消失七十萬人以上的慘史,仍有相當強烈的感性印象,相對地說,降筆會戒毒運動的成功給他們的則是自信與自尊的自覺。那樣的自覺與慘史的激盪所成的憤恨與報復感,大約就是當年安東總督所稱的「大伏魔殿」的由來──確實,如果不是人性被激盪到神魔之間的水準,我手執竹槍、鳥銃的先民怎麼可能敢於對抗擁有近代武器的日本軍警?難怪當年官方媒體報導,日本死者屍身往往不是只有幾個傷口,而是每人都有幾十個傷口。這或許就是我們前述所指出,該事件之後,在我台南廳的農業人口紀錄中,何以消失了20萬人的重要背景。

當年官方媒體上是拒絕公開檢討的;私下應該仍有吧,否則安東總督怎會莫名其妙地推出下列的政策來「善後」?

  • 「台灣第二次臨時人口普查」與「台灣宗教總調查」

當年後藤長官,接續在乃木總督之後,展開對於我島舊慣調查,號稱其研究調查之後,才能提出完整的政策,作為其統治的基礎;在此前「無方針」,使得外界無法對其作為進行批判。1898年,後藤在總督府中組成舊慣調查會,自任會長;其中所謂「利用」我島傳統保甲制度,是其厲害的扭曲手段之一。

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上,宗教的重要性,他是知道的;他明知宗教信仰對於社會生活的重要性,甚至親自大力壓制過齋教脈絡下降筆會戒毒運動,但是卻沒有深入地認知並及早掌握我島社會宗教舊慣的各方面;在這次由台南市「西來庵」發展成為南部大陰謀事件的宗教問題上,顯然是其過去殖民統治奠基的一大缺失。

安東總督在1915年10月1日,同時開始了全台第二次臨時人口普查[7]與全台宗教總調查。

為何在這時要進行人口普查?是否社會明顯十分動盪;希望掌握這個難得的機會,進行統計上調整數據的研究──經由前述強烈壓制手段後,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了二十萬人以上,但是在我們所見的該人口普查報告中,卻沒有蛛絲馬跡,應是其一例。

同年同月,我島上也展開了「台灣宗教總調查」,應該是對於「西來庵事件」的明快反應;不過,可能由於社會太過動盪,並且民間也感到當時透漏該信仰的危險性,因而,儘管以噍吧哖地區為例,曾有人在該事件前,對於當地齋教活動,除提及前述的日警打死信奉該教的一保正黃永龍,代理該保正的嚴氏,其家族中有一教徒被捕送支廳,罰以懲役外,還提出如下的回憶──

「抗日事件未發生前,庄內以有數人參加『食齋』,俗稱『食菜』,我曾看見食齋的厝前,均豎立青竹一枝,約四、五尺高,青竹旁放置有面盆水,家人朝夕跪拜,上香、口唸佛經,據當事者表示,是虔敬神明,祈求國泰民安。」[8]

但是,該民間信仰在該事件過後,怕不都更是銷聲匿跡了[9]──據稱,後來官方曾透過地方公學校與日警進行過幾次調查,但效果都並不理想;但這是個重要的開始──1917年,總督府內開始專設一社寺課,進行管理[10]

  • 「不傷國體」的嚴整官箴

這應該是安東總督對於該事件責任關係不大,才有可能進行的重要善後工作。官方雖然強調噍吧哖事件的「迷信」成分,但是更對於官方努力隱匿的真正原因加以檢討、求其應對,以利其自身往後的統治;這就難怪此時總督府強烈地出現了「整肅官箴」的訊息。那是新任的安東總督對於其屬下地方官吏的一再訓示:1916年1月,他公開提出了所謂──

「官吏需要清廉潔白;官吏需要品行端正;官吏對其下屬之任免黜陟須加謹慎;官吏對上司陳述其意見無須顧忌;官吏不得濫用其權限;官吏與民眾接觸須持懇切態度;官吏須力求知識各自期上進。」

1917年3月,又發訓示強調──

「去年本總督於本會議曾列舉官吏在服務上應留意事項,予以訓示……眾官宜身先僚屬,持身以嚴,守法以堅,善為指導部屬……」

安東總督如此的作為,到底收到了多少政策效果,我們不知道,然而,「整肅官箴」方面,如果嚴格執行的話,應該是可以立竿見影的事;看他先後兩次對下屬要求,除了表示官僚們過去確實很苛虐,此時應該多少收斂些;此外,該事件當時極為轟動,是當年世界級的大刑案;在當年那樣害怕有「漏網之魚」而到處追究株連的責任下,若要官方收斂太多似也不可能。

  • 台灣宣教活動

西來庵事件中,日人150具屍身[11]上有很多殘暴的痕跡,已如前述;當時透過官方報導當然對於所有的在台日人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應該如何安撫他們身在海外的恐懼與焦慮,應該也是當時安東總督必須進行的工作──日本人其實並不真是那麼異乎常人的「神裔」之子,回憶日俄戰爭期間,戰雲陰沉之際,日人逃回日本者竟達數千人,曾足以使台北市況蕭條,可以想見;他們的神勇其實極為有限。

    安東總督在該事件的週年日開始,就展開了一連串的宗教性活動;我們知道宗教都是具相當神祕性的,強調的都是面對時運不濟時,應該如何順應的探討──顯然該活動正有提供「人民的鴉片」之意;對於在「噍吧哖事件」後那可能繼續憤懣的社會,該宗教活動具有宣揚某種「天譴」、「認命」,應該革新的意義[12]──當時的情況,正式官書,如「台灣治績誌」中沒有紀錄,但是史實是如此的──「噍吧哖事件爆發周年,在安東總督的行事曆出現了一項特色,即各派宗教代表性人物紛有訪台之舉,……」[13];當時確實動員了不少名人來台[14]

    當時的情況是,「當局積極歡迎宗教家,似乎期待在其感化下為台灣全島帶來好的結果。不但宗教家的出國費用給予優待,島內的住宿和交通也有補助。」[15],但是「……不管是哪一位宗教家,共通點是對於擁有殖民地這件事不具批判精神,而且沒有從被殖民的立場來看待事情。二十年來,不斷有內地來的思想家、宗教家巡迴全島,但這些宗教活動幾乎都著眼於台灣的內地人,對接受殖民統治的人而言,想必不是很感興趣的內容……」[16]

    簡言之,或許就像是近年日本福島大地震後,甚至有日本傳統政治家就以「天譴」[17]說來表達自身的觀點一樣。

   四、促進公學校興建的新規定

   接受殖民教育,表示對於殖民者的某一種臣服;他們稱之為「向學心」。這是總督府長期以來,對於其施政上的一種認知。地方人士向當局提出設校申請,就具有這樣的意義。由於是一種臣服,所以,當局往往把設校申請書壓下,除了考察其各項條件外,也包含著對於該地方展示其威權的故意;也因此申請書並不常常被批准。

如前所及,官方努力將此次大事件以「迷信」定調,由於該事件中確實有相當高的「迷信」成分,故該說是一推託其「惡質施政」的好安排;不過,就執政者言,完全推託給「迷信」,當局必須拿出對治之法,否則,只有坐待另一次殺戮一百餘名日本人的事件嗎?

除此以外,重要的當然是,不久前的「台灣同化會」與「西來庵事件」兩者都在教育方面強烈地訴求了我先民的不滿;該不滿中,儘管包含了對於智育上僅有「低程度」的公學校之不滿,但是當局所著重的卻是如何使公學校的數量增加與數量增多就可以有更高的學童就學率,也就可以想像未來「迷信」的降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期間「整肅官箴」與我民間獲得「天可憐見」的兩三年間豐收的成果,就有了透過公學校增加與就學率增加,表現為漂亮成績單的機會──官方一向把民眾的「向學心」解讀為民間願意接受官方教化的表現。

 1917年,當局發出了關於「校舍設備」的新規定──

「緣於公學校教育的普及為本島統治上的當務之急,對學校的財務方面應給予細心注意,而關於校舍的設備,則求其適應地方經濟的狀況,以更加樸實簡易為主旨,必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18]

這是明確相對於那持地學務官主政時所設計,當局故意把拮据的教育經費花在「宏壯的設備」上的認錯作為,應該是其時當局對於該案善後的重要部分。

西來庵事件後,剛好兩年豐收,恰遇執政當局強調整肅官箴,敲剝情況自然收斂,此時官方又推出此一新的政策,可說是回應了我們前述讓我先民絕望的第六大革命理由──既許可了過去積壓的申請設公學校的申請書,也帶動了地方公學校的成立,但是教育的內容與教學方法少有改動。

因此,在本期中,數據資料上可以見到地方上公學校數量明顯的增加;但是如前述,我島民間希望深造的中等教育,並沒有出現,我台人所設立,由官方辦理的台中中學校,只是個四年制中學,比較日人中學校之五年制低一年,並且是一所偏重勞動教育的中等普通學校。

總之,1915年之際,當局以「只見番地,不見番人」的蠻橫態度壓制了原民之後,原以為可立刻轉而開始進行島上的建設與剝削計畫,怎知竟意外地爆發了不容輕忽的西來庵事件;這是在平地上,當局的所作所為,其實也與「只見番地,不見番人」,相差無幾;因而,就像原民掀起了太魯閣番抗日事件,我漢族也在島上爆發了衝擊力強大的「南部大陰謀事件」。

安東總督奉行了軍部過去所定論的壓制手段,雖然此時資本主義的奠基工作已成,但是在治安方面必須重行開始;以上我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的20萬人以上,就是他重行開始的作為;除外各項,可說也是根據前述革命者所提的六大理由的籠統對應。

個人研究所見,「整肅官箴」一項,可說就是一項籠統的,在各方面對我先民的認錯──但在形式上是絕對不能認錯的。宗教調查與人口調查則是經過某種檢討後的算計,以期重行開始其新的宰制。最後一項,則是對於我瀕於絕望的先民的一次「換湯不換藥」的安撫──受教育機會好像增加了。然而,這樣似乎與過去頗有不同的「善後」,可是如此能夠產生多少真實的進步效果呢?

五、該陰謀事件後,極為「善後」的水利建設

就在安東總督此「重奠基」之中,當局宣布了一項對於我們島嶼重要的水利計畫;那是1908年,當北埔事件之後,當局所頒布的「官設埤圳規則」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對於官設埤圳的投資;要知道過去我島上的水利建設,自清代以來,多是地方上私人在推動,各埤圳的受益者自動集結;這種集體力量很大,在西方學界稱其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是農業社會的重要生產方式,也是地方促進彼此認同、共同組建武力的重要基礎。

大殺戮之後,當局決定撥給北台灣的桃園台地750萬元,開築桃園大圳。

該地區位在發生北埔事件的北方不遠的桃園台地;該地區傳統的灌溉水源,由於古早時期,大嵙崁溪河水被淡水河在石門附近襲奪[19]了,因而,該地區在鄰近出海口的台地出現了缺乏水源,但是可以用來灌溉的水塘,稱為「溜池」;農民雖可以利用該積水來耕種,但此處土地只能是靠天吃飯的「看天田」──據稱這種耕地在此有2,2000甲。

該政策表面上是關懷該地區的水利需要,然而,具備日本德川幕府其宰制農民與消耗大名實力的基本知識的我們,卻應該理解殖民者是否藉此鍥入而打破前述我先民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集結力量。

尤其,該設計據稱是在當地老農苦口婆心地指陳該地屬於沙地,不宜工程的情況下,官方堅持建造的。當年的史實,我們民間的回憶原來是──

「幹線所在地的地質概屬沙地,工事上是很不容易著手的。當時國庫支出750萬的費用,比別地方築得加倍堅牢。可是經過沒有多時,便就潰壞了。今後要修理到完全的程度,同組合員們恐怕是沒有能力可以負擔的。倘若以暫定的程度,草率從事,又難保不再潰壞於不旋踵間。這是在計畫同水圳當時的大失檢點,要歸咎於當局的無謀。也許是同水圳將來的癌疾。……據老農們說,在當初要開鑿的時候,我們已知道是不會成功的,但技師的計畫,總用不到小百姓的說話去做參考……今已悔之莫及了。」[20]

換言之,由於該大圳是官設埤圳,官方藉由該工程的設計人,即往後著名的八田與一,當局合理地取得了宰制性的給水權力,增進了對於我傳統社會滲透性的宰制。這種宰制應該正是殖民者所欲在我們先民社會中努力奠定的。

在這樣的史實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代西方顯學的「殖民的治理性」中,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

六、再看所謂「殖民的治理性」

關於上述幾項重要的政策,是來自安東總督?或只來自下村長官?兩人對於事件的發生,與內田長官不同,他們都無職責上的壓力,因而,認錯的可能性高;況且,由於下村曾在北京郵局任職,後來離開我島之後又轉往新聞界發展,因而其應該是比較開明的人物;相對於當年來台前,曾以自身「武人不懂政治」相辭的安東言,兩人應該是很不錯的搭配。

我們由下村就任後不久,立刻巡視全台,然後向安東總督交出自身「關於台灣統治之所見」的報告,其中強調「與歐洲列強支配下的殖民地相較,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因為不管在地理上或言語、風俗或人種方面,台灣幾乎都比日本更接近祖國的支那大陸,日本統治台灣並不像佔領朝鮮一般是全部國土和人民的占有,只是支配了支那民族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其統治的困難度較高。根據這些理由……對於同化政策的可能性明白地表示悲觀的態度。」;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下村在統治心態上,應該是比較務實的,似乎也可能因此而影響了安東對於噍吧哖事件的回應,乃有較為務實的表現。

還言之,不止於上述的肯定,本研究承認,上述對於官箴的要求與對於公學校校舍建築的新規定,到官方為驚魂甫定的在台日人舉辦了不少宗教活動,就是當局相當務實的作為。

然而,有學者抄襲日本學界的通說稱,下村長官比較務實,但是我們卻要指出,他確實在,1915年,前述就任總務長官時所提出的意見書看,比較其前幾任或是頗為務實的;但是,莫忘那是我們先民至少有20多萬人的犧牲所逼出來的──看看,所以他也並非永遠那樣表現著。

例如,這一使我們台南廳農業人口消失達20萬人的「噍吧哖事件」的真相;他在位時期是如何面對的?他曾以總務長官的身分到帝國議會為總督府過去的作為辯護,不承認日本議員所指責的總督府政策的錯誤,卻只說是我先民「無知與迷信」才引發了該悲慘事件[21];相對的,他後來離任後在東京與我留學生座談時,卻又說「西來庵事件僅係兩三小人物的行為,而由於警察的誤會而做出來的。」[22];這樣任意翻雲覆雨的殖民者,竟說他們有「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如此的我島學者觀點,真是就「歌功頌德」得太無恥了吧。


[1] 參見池田敏雄著,程大學譯,「柳田國男與台灣──西來庵事件的插曲」,頁198。

[2]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攤位,台南縣政府,頁132。

[3] 「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台南文化局,頁205~206。

[4]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82。

[5] 同前書,頁59~60。

[6]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32。

[7] 這是一般說法;其實際,調查的發動,早者,9月24日開始,晚者9月28日開始;至10月2日結束。〈見於官方的「台灣治績誌」,中譯本「日據下之台政」,二,頁654。但該案起於1915年7月;8月下旬,余被捕;10月底,法院結案;而該案的江定部分到1916年才完結;並且對於該案的追究應該不可能以台南廳為界,因而,其殺戮的人口總數,在台南廳之20萬人外,應該還有不少廳外的〉

[8] 「南瀛抗日誌」,涂順從著,台南縣文化局,頁205。

[9] 中研院在杜正勝時代曾經請來洋教授康豹,號稱以社會科學宗教專業研究噍吧哖事件,竟然以今日該地區的宗教信仰狀況,認定噍吧哖事件時,齋教在該地沒有影響力。

[10]就在該年起,當局陸續編訂了「寺廟台帳」〈寺廟登記簿〉、「寺廟調查書」、「神明會祭祀公業台帳」;1919年,由總督府編修官丸井圭治郎整理成「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對於我島宗教有了較全面的掌握。

[11] 日本學者曾如此紀錄,「抗日革命軍殺戮日人的行動一直繼續中,被襲擊的官衙計,支廳一處、警察派出所四處、分室三處,被殺死者達到150人。除掉甲仙支廳以外,其他地方全部被趕盡殺絕。充當日人走狗,平常揚武耀威的台灣人巡查被殺害12人。」

[12] 例如,著名的皇室姻親大谷光瑞就抨擊了只會從保守畏縮的愚夫愚婦、善男信女手中掠取金錢的宗教界體質,鼓吹應該進行佛教改革。

[13]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168。

[14]例如:1916年8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植村正久,來台參加教會獻堂儀式,並往各地宣教。10月,總督在官邸接待台北宗教界人士40餘人,並與餐敘。11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海老名彈正,來台召開各派合同的說法大會。

1917年2月,在台宣教46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離台前接受台南長老教會送別,安東總督親臨現場;6月,羅馬天主教大司教來台視察;11月,日本佛教界著名的探險家,與裕仁天皇有連襟關係的大谷光瑞,當時雖正當其宗門內互鬥的本願寺事件,仍為了所謂「佛教革新」,撥冗來台巡迴宣教。頗值得注意,為何似乎西方基督教系統頗多,是否真如當時行政長官下村宏上總督的意見書中所言,認為「信奉基督教的本島人從無人加入匪黨,由此可證實宗教感化人心之偉大。」,加上日本佛教可以「娶妻食肉」,非我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神道教則由於我台人終究非其族類,因而,做此安排呢?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出版,頁169。

[16] 同前書,頁169~170。

[17] 這是當時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震災後第一時間,發表的感言;但很快地在媒體的質問中,收回了該說法。

[18]中譯「台灣教育沿革志」,頁147。

[19] 地理學上的名詞,河流由於地形變動而其水源被其他河川引走,以至於其下游的地區失去水源,原本的河道上起伏的低地,可能就會出現無水源的水塘,這就是隨其地勢下降而出現許多的「溜池」──該古石門溪的河流原來在今日的竹圍、觀音、永安一帶海邊出海,據稱因而桃園台地上有8000個溜池。參見於「台灣農業史」,吳田泉著,自立,頁320。

[20] 「桃園圳幹線潰壞  三月間點滴不給水  計畫失慎修理太難」,台灣新民報,1931.6.20。 

[21]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2000年10月,頁132。

[22] 據稱是蔡培火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中,答辯時的回憶語。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頁241。

關於二二八悲劇的社會背景 | 郭譽孚

一年一度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又要來了,

過去每年馬先生總要去敬禮,有一群自認「正義者」總要在此時製造一些新名詞,如『轉型正義』或『元兇』之類,來舞弄

在當年複雜的時局下。。。

老蔣,真有資格做此案的元凶嗎?

正義,真的是能夠轉型的嗎?

個人認為面對問題,先要探索真相,

然後才可能有合理的判斷。以下是個人的探索。

關於二二八悲劇的社會背景──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人們的互動中形成的。佛教說的「佛在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似乎也可以啟發我們的問題;也就是人們的作為,每個人都有他們自身感受其必須作為的處境──這就是我們的世間啊──我們廣大而彼此關聯的社會。

二二八悲劇是我們島嶼上的一個著名的事件,其中每個當事人,當時應該也由各自的身分與立場,感到自身有不得不然的社會處境嗎?

本文之作,是想探究這種處境。

以下,我們把這個問題分為縱、橫兩部分,即歷史條件與社會現實兩方面──

其一、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條件──我們島嶼社會的傳承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對於研究者言,任何值得研究的對象,都應該值得我們透過歷史的追溯,來理解該對象的各方面;現在讓我們就由這個時間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島嶼早年的歷史。

一、移民的社會

由古到今,我們島嶼長期都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因而頗有移民社會的特色,那是勤勞、團結與勇敢──因為一般言之,非團結與勇敢難以自救,非勤勞難以獲溫飽;不過,我漢族移民來台,由早在荷人殖民登陸之際,已見到頗有漢族與原民雜居與通婚,以致於日殖初期平埔族已經與我漢族融合,難以明白區分的情況看,我先民移民來台與原民的關係是相當自然,頗為平順的──當然,這不意涵著彼此間平順,就沒有發生衝突的機會,一如移民者內部也頗有衝突,例如,閩粵衝突、漳泉械鬥都是,但是他們彼此是頗能融合,並不統治他人的。

當時的移民社會,傳說是「台灣錢淹腳目」,實在有一些誇張;但是在日據之十八年前,我島上剛宣布了免除台民稅負的法令──只繼續維持3%的地租與主要的幾項稅負,如糖、茶、樟腦、鴉片等的稅負──為了發展台灣的社會,在發現金礦將要開採之後,我島百業看好的當時,當局宣布了這個喜訊;這確實是當年真的史實,也是清廷面對「牡丹社事件」後,在「開山撫番」之際,配套推出的重要對策。

此外,我們島上的文教活動,以南明時代著名的沈光文來台開館、經過明鄭時代的陳永華建孔廟,提倡四書的仁政、與良知良能、慎終追遠的儒教,在島上確立了中華文化的基礎;到清廷兩百餘年統治期間,將當時可說世界上最能促進社會流動的考選制度引進我們島嶼,且透過增加在我們島嶼的科舉名額,讓我島先民在島上獲得了更多公平上進的機會,也因此我島甚至出現了外地冒籍參加科舉考試的情況。

因而,我們的島嶼在此期間,是一個很明顯地具有移民社會特色的社會;他沿襲了勇敢、冒險、團結、勤勞的移民精神,同時,逐漸普及了我們傳統強調良知、良能的中華文化;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富裕下,中華文化裡由「良知良能」而發揚「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一種文化民族主義,不僅依靠官方的聖諭廣訓與科舉制度,並且也透過各地的廟會或慶典的野台戲或是說書人,深入的流佈進了民間的各個角落。

二、殖民的社會

1895年,日本借馬關條約取得我台灣,但是他本身並沒有遵守馬關條約,給予我島民兩年的自由選擇國籍的時間;他們使用了「攘逐殺戮」的政策來對付我先民,以便讓日人能夠移民我島的陰謀;但因其估計錯誤,終因引來西方國家干涉而未能實現其計畫;但我島在此情況下,已消失了七十萬人。

日本是個很重視國家體面的社會,拒絕承認任何官方的錯誤;在殖民的初期他們就犯了兩個錯誤:

一是第一任總督樺山,他是當年日本的「台灣通」,是他估計錯誤的,以及促使他出線的,那當年帝國南下的野心;

一是當西方干涉時,國家體面受到了傷害,日本軍方很難自解;當時是天皇出面,以愛惜台灣的新附之民,要求軍方「一視同仁」為理由,以聚焦於天皇的「仁慈」,把該錯誤打混過去。但是,「一視同仁」[1],就成了不可違背,也不可能實現的「使命」──這就是明治維新後帝國當年透過其神話故事所要建立的天皇絕對主義,也就是天皇無謬主義。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據下的我島嶼社會所處的,簡直是殖民者「好話說盡,惡事做絕」的大環境中,例如,其強調天皇「仁慈」而推出所謂的「鴉片緩禁」,但是又不斷重新許可吸食的專賣政策,就是一例。

顯然,當時我島上的日人是不可能與我島人平等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地位不同,怎可能「一視同仁」呢?相對於過去我島已經習慣的科舉的公平考選,殖民者是會頭痛的。

同時,更迫切的問題是我們被攘逐殺戮以至於消失了七十萬人的社會,怎能立刻信任這新來的武士刀上攘逐殺戮的血瀋未乾的殖民者──無論他們五十年來使用怎樣的說詞「美化自身」或者「欺騙」?

殖民社會與移民社會的不同,在我島上,上述的「一視同仁」是一大差別,這是其他殖民地所沒有的,由上述歷史背景所造成的;而這種由文化教育到任官的制度,從日殖以來,一直都是殖民當局很難面對的統治弱點;因為他們不可能不記憶自身親長曾經殺人父兄、奸其姊妹、掠其財貨,他們如何可能想像被殖民者已經忘記仇恨,因而自身已能真實地「一視同仁」──然而,這「一視同仁」竟然又是天皇「神聖無比」的使命。

因而,「一視同仁」乃被推遲為遠期的目標,只要以此為目標的所有作為,都可以稱為「同化政策」;受統治者只能接受「教化」,只能接受「內地延長」,一切都是被動的接受,接近五十年的被動接受,而可美其名為「漸進主義」。

我島上殖民社會與移民社會的最大不同,應該就在於此。

那是當年三位學務部長所曾先後提及的、其殖民教育的特點──

雖然內地實施義務教育制度,惟台灣則無此必要,盡可能教育上流或中流以上子弟,乃是殖民政策之良策。

模範小學設立要項  ……學科  大致依據內地之制度但稍降低程度」[2]第一任伊澤修二

執行以涵養國民性格為主的國語教育,是在口中可以說說的同化政策,然而台灣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實自存於他處[3]

針對住在台灣的內地兒童,其教育方針雖以教育敕語為準則,以養成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健全日本國民為期許;但台灣人的教育,沒有必要沿襲這種做法,只要普及國語即可。[4]

教育方針就是不實施教育的方針。」[5]〈此三則,〈1903~1910〉持地六三郎語〉

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1910~1919〉隈本繁吉語〉

移民的社會絕對不會如此;殖民社會則一直如此自大地算計、壓制著。我島的殖民社會,上述的隈本學務課長依其主張,在其去職之前提出了「日台分流」,歧視我台民,對我台民僅進行「低智教育」的「台灣教育令」;三年後,1922年,雖當局推出漂亮名為「日台共學」的新「台灣教育令」,但是其歧視的基本精神依舊──這就是我先民長期受到低智的教育、體罰的德育與不重啟發、不重討論,不重自動自發、易於被煽動的社會性之由來。

那是──

低智教育──我公學校六年教程,只有小學校四年水準。又不許討論,識見難免淺陋。

體罰德育──公學校教育,不重啟發,只強調他律;體罰層出不窮。

一般生活教育──不重討論,難以自動自發;難以面對威權者的任意宰制。

這是殖民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

就以日據下的「日式保甲制度」與「違警例」言,日本學者往往誇言其威力,而我先民也指其為日殖時期日警的兩大主要宰制工具──然而,如果不是「低智教育」限制了我先民的識見與「體罰德育」以及一般生活教育上都絕對的不鼓勵自動自發──若非如此不重視人類的良知良能的話,則情況可能如何?

我們做為人的良知良能,倘若經由正常的教育,應該一定能夠得到相當的成長,其實,警察並不可能擁有那樣巨大的威懾能力的。是低智的教育與其配套,使得他們看不到自身的道路,不敢想像與爭取自身的未來;殖民者知道,只有這樣的體制配套,大殺戮後的自身才能坐穩的統治者的地位。

以上,應該是我島殖民社會的特性,以及其與過去移民社會的根本差異所在。

三、動盪難窺的世界

我島由移民社會到其結束,又由殖民社會到其結束;整個世界也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慘痛的教訓;如果是移民社會,雖然落伍些,其所受的衝擊所引起的主體性的回應,可能也比殖民社會更為明顯;殖民社會一切受殖民者的宰制,很難有自身的主體性反應;甚至由於前述低智教育與其配套,使得他們會比落伍的移民社會更為識見不清,這可能是所有殖民社會的處境使然。

但是我島的殖民社會卻又有特別與其他的殖民社會不同之處,那是日本帝國的天皇絕對主義起自其所謂「神代史」,那是故弄玄虛的名稱,其實就是日本神話;他們為了提升天皇的地位,把天皇提高到古老神話中去。所有的子民因而都能獲得來自「神裔自大」的無形加持;只要承認自身是「新附之民」,就都可以鄙視一般的人類凡夫,無論其往日曾經是顯赫尊貴的親長朋友或是鄉里故舊。

他們可以琅琅上口著,由早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自決」「自由、平等、博愛」「帝國主義」到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偉大正義的「大東亞共榮圈」、「膺懲暴支」、「鬼畜英美」等各種引人的名詞;不過,由於沒有發問的空間,沒有足夠的討論習慣,也因此,他們很難看清現實,認知真相;但是他們知道,如何就確實可能由當局獲得物質的加給,或是教師與長官的讚許──只有極少數人敢於討論,只在很小的友誼圈裡。

他們的認知,如果在「低智教育」上沒有完成足夠的突破,他們很容易落入二分法的思考窠臼,那將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陷阱;因為社會現實往往不只是黑白分明,是非善惡截然可分的;有多少場合是灰色地帶,需要拿捏與忍耐;他們極可能很難想像真實社會的複雜性與其變革所需要的付出,絕非只是一腔熱血而已。

例如,美國真是所謂「民主國家」嗎?美國人的說法就是客觀的、就是可以信賴的嗎?他們知道美國其實是早有成見的國家,是重要的競爭者之一,絕非地位超然的中立者?由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就參與了東亞的角逐;隨著國力的上升,在二十世紀中葉更成為世界的重要陰謀者──尤其,在近數年來,他們赤裸的行徑更是讓我們可以認清,當年我們的殖民社會中,怕很少人能夠想像今日掀開在我們大眾面前的悲慘真相吧。

其二、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過一年多而已,然而,日本戰敗的結果,我們島嶼上的先民將面對怎樣的嶄新局面?不久前,還高昂地喧囂著「鬼畜英美」與「大東亞戰爭」的口號,揮舞著「武運長久」的膏藥旗,如今已經完全聽不到、看不到了;是真的現實的利刃已經把過去存在的一切都斬斷廢棄了嗎,事實上並非如此,誠如所謂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存在過的事物,不可能立刻消失,要看與他相關的事務,是否不在給他支持,否則所有存在的事物,只會逐漸的凋零。

以下,我們就把我們關心的社會現實區分為政治、經濟與社會三方面來認知。

一、政治的現實

政治是公眾的事務,此時我島剛要脫離殖民社會;但是對於現實的存續言,最主要的應該有三方面,其一〉當然是本島人;二〉是雖戰敗了,但是猶有其軍民近五十萬人在我島的日本人;三〉是據稱1900年時,國力已經勝過英國,此次大戰後,才正式覬覦我島的美國;以下就分為三方面的認知此局勢。

一〉關於本島人〈皇民與鄉民〉

對於殖民社會言,社會底層的民眾是沒有資格關切公眾事務,被當局有意的排除在外的;因而,我們在此只能談當時我島上中上階層的皇民取向;他們在當時,透過國語教育十年計畫與皇民化政策的影響,在官方眼中,應該頗有代表性。

他們應該是頗少數的一批人──當年我島上的社會運動在當局打壓下,已經銷聲匿跡近十四年了,並且在低智教育與其配套的,以體罰而進行的德育,且就學率不高,卻輟學率頗高之下;能夠入學者本已經是少數,能夠畢業者又往往不過半〈20年代時,能畢業者可能更不到入學者的四分之一〉;他們由於那樣惡質的成長過程,使得他們絕大多數人是主體性不足的,只能被動員的吧。

相對的,皇民之外,我們稱其為鄉民;不在殖民當局眼中,沒有能力進公學校的與無法完成六年低智教育的民眾,他們是我們島嶼社會的大多數,他們是只能面對當局十年國語教育計畫的民眾,報表上所呈現出的很龐大的數字,事實上,由於白天忙累之餘,夜學的精力實在不足,其學習效果確實不可能如意;大約只有少數具有語言天份者,可能透過夜學,獲得國語由聽講而到讀寫的能力。

這些鄉民在時代中,與前述的皇民不同,他們是絕大多數;我台著名的作家吳濁流所描述的「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6],應該顯示了相當部分的真相。

二〉關於日本人

作為殖民者,我島的統治者,面對天皇廣播宣布對盟軍投降的聖旨,絕大多數人是遵守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戰爭末期,在日機已無力迎戰盟軍空襲的情勢下,必然也有反對屈辱者,除了少數人願意殉死,也有人願意準備在美軍登陸時進行白刃戰者,且確實早有動員、驅使我先民抵抗美軍的計畫。

此外,當東京當局考慮投降時,日人情報將校中也有計畫在我島上推動所謂「戰後台灣自治運動」的作為──當年我島皇民中的頭目敢於明白反對者怕不多吧。

至於,日人在其天皇宣告投降之後,是否就能夠深入反省自身民族的誤謬,因而也省思自身侵台與衊華的錯誤;曾經在我島的統治地位上,自居優越民族而得意非凡的日本人,戰敗之後,理當反省;但是,由於這類的思考除了需要真誠外,還需要足夠的思考能力,日人本身所受的教育,要能夠把他們自身引出自己過去所製造的迷障,應該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難怪,據稱戰後不僅有議員在其議會放言;而被遣返離台的日本人中,也有公開揚言將在未來重新君臨我島的日本人,也不是沒有。

三〉關於美國勢力

美國在台灣,當年的著名的情報員柯喬治早在我島高等學校教授英文,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前夕,才乘坐美國撤僑的船隻離開台灣;他在台期間當然早就與學生建立相當的關係;傳說盟軍轟炸時,往往能夠避開歷史文教建物,就有他的成績;戰後他隨著陳儀的飛機,抵達我島;而更早的是美國戰略情報處的先遣部隊登陸我島,開始接觸日軍,處理英美戰俘與戰略情報工作;據稱日軍應付得法,美軍先於國軍取得我島若干重要情報資料。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光復初期,國軍接收之前,我島上已經出現美軍的民意調查,美軍公開在台灣的大路通衢,向民眾發出「意欲接受中美日,何國統治?」的問題;據稱,當時該調查已「美國」最受擁戴。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國府在1945年底派來的大員丘念台曾自述,其來台時,曾在機場遇美國軍官搭訕,該人要他有事時可與美軍聯絡;此一事件除了可以與前述的民意調查呼應外,還可以與1942年,大戰中,美國時代集團公開提出的「台灣託管論」相呼應。應該可見美國確實曾有野心。

三、經濟的現實

二次大戰結束,由於戰爭期間,勞動力由於當局徵兵與徵役,大量的離開土地,更何況,由於此時我島稻米生產並非原生在來米,引進的蓬萊米需要肥料才能發揮產量,而此時,過去倚靠由日本的肥料進口不再,我島最主要的農業生產自然被大大地打擊;此外,在皇軍南進期間,自認「武運長久」,可以攫取南洋的資源,資糧於敵,因而大戰中,不但,拆除若干糖廠機械南下,甚至,在我島上出現宰殺耕牛作為戰爭物資的情況,如此之下,更加上,由於其時總督府在「台灣要塞化」的要求下,全部資源奉公地投入戰爭需要;戰後,資源枯竭的我島上的經濟狀況當然不佳。

戰爭末期,我們島上雖然官方統制經濟,不准黑市,但黑市猖獗,抓不勝抓,有回憶錄如此描述──

在回台北擁擠的火車廂內全是做黑市的人[7]

日本投降後,又有台灣總督府派出專人由東京運回一整飛機的巨額鈔票,那是本應該作廢的;說是作為總督府與各種國策會社的遣散費與當局對於民間的欠款之償還之用。

然而,當其時,戰後經濟統制瓦解後,如此大量現金流入市場,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最可以讓我們想見,引起社會不安的,就是對於我民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的食米價格的上揚;由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每台斤白米為0.2元,至國府開始接收的1945年11月,每台斤白米價格漲到12元;足足達到六時被的高水準。

當時負責該官方作為的是台灣總督府主計課課長鹽見俊二,在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明白地見到,他是能夠預見此一作為的後果的,但是他仍然進行了。可以預見的,該一巨大的通貨膨脹必然打擊了我島社會對於自身經濟的信心。

此外,日本投降,國府尚未抵台接收之際,影響巨大的經濟事件,是我台民私自接收日產的問題;日本在我島的統治階級,半生聚斂,一旦戰敗,依法都難以全數帶走;其中難以變賣者多數都送給與其有交誼的台人,不動產部分尤其如此;往往戰爭結束後,以倒填日期的方式,製造虛假的戰時買賣登記。

因此,國府當局所能接收者,乃遠低於原先的預期,主要只是取得一些沒有被日台人間「私相授受」的不動產而已;這當然使得陳儀的政府缺乏資金維持政府的運作,例如,對於各級政府的公職人員與學校教師發不出薪水,就是一大問題。

四、社會的現實

政治與經濟都在危疑之中,未來充滿了變數;這是社會的基礎是否仍然穩固?讓我們一起看看戰爭末期以來,到光復初期的社會型態──

據稱,過去日殖當局統治之下,受到低智教育與體罰德育薰陶後,我先民本是這樣的──

日據時代,辦農事的人員可說是相當權威。每當農民申報稻穀收成時,老百姓往往以多報少,但通常躲不過農事指導員的吆喝,一句『還不只這些吧?!」就逼得農民乖乖繳出餘糧。[8]

但來到戰爭末期的情況,是戰爭中期離台者難以想像的,也是一般鄉居者恐難以相信的──當年台大醫學院奉召巡迴各地服務的學生的回憶是──

火車還沒有停止妥當,全月台已經亂七八糟。撐旗們這時才知道,原來剛才排隊的只是那些不識時務的冤大頭。大部分跑黑市的那些人,它們的夥伴早已在前一站松山火車站上車站好位子。而另外在台北火車站的夥伴,已經開始從車窗把黑市物品拼命丟進車內。而另有一些人是從對面的跨越鐵軌,由車子後面進去。撐旗們右奔左撞,被人潮推來壓去,根本沒有辦法靠近火車門……就從車窗拼命爬進去……」[9]

34年9月12日起,會社委囑我處理結算事務……10月20日清算結束……重拾舊業。當時正值光復初期,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恢復,火車非常擁擠,幾乎無法由正門上車,往往要爬窗跳進去,……當夜前往台中,搭翌日清晨由台中南下的第一班列車,先行佔位子;到彰化站時,裡外接應,將紗、布一件件由窗戶遞進,最後在彰化站的人再越窗而入。[10]

當年由嘉義農林專門學校畢業,獲得在林業所任職的我台人的回憶,則如此描述──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11]

臺灣光復的時候,父親年三十有六,……正好他的一位住在台南的結拜兄弟提議他做糧食的生意,因為當時府城的米價奇昂,只要能把鄉下的稻米順利的運往府城,必可獲得重利,可是沿途數十里,不良份子及歹徒或偷或搶,出没無常,……父親憑藉着年壯氣盛以及練就的一身『中國功夫』,堅持着苦幹到底。……這個生意居然做得相當順利。[12]

另有日本學者則有如此的紀錄──

「島內很快就失去了守法精神,不斷發生集體搶劫和盜竊。九月三日,大約1550包台北州管轄的蚊帳、被套等軍需品在搬運途中被搶。九月九日,台北州由業者保管、價值五千元的木材也被附近居民掠奪一空。十四日,同樣在台北州,五千袋囤積的砂糖被搶,但因為太重搬不動而被擋下。同一天,高雄州有一千人以上的群眾搶奪搬運中的軍需品。其他保安林被集體砍伐與軍需物資被盜事件也一再發生。殘酷的是,連國民學校180張桌椅都被附近的居民偷走了。」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頁485。

當時的原住民同胞們的處境是──

終戰後,父親、兒子、丈夫或兄弟被徵召至南方各地戰線的高砂族家庭,曾經絡繹下山至在台北、高雄或台南的陸海軍機關或總督府各官廳,大聲叫喊『還我兒子!還我丈夫:還我父親!還我兄弟![13]

其三、結語──那個已醞釀無限悲情的大環境

日本投降後,我們島上所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失去了舊約制的社會。那個社會裡一面充滿了過去各種威壓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一面是青年們由日警的高壓宰制中倏然地解放出來。。。在普遍的體罰德育之下──例如──

五年級時,一位日籍老師於課堂上,對台灣人提出批評。班上有位林秀棟同學,立即舉手並起立反駁說:『老師,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們台灣人不是如您所說那樣。』老師一聽,惱羞成怒,除出手打他外,並以腳踢他,致其難受而倒地。……[14]

有一次我到附近的公學校旁,看到這位督學用鞭子鞭打學生,打得很厲害,令人覺得恐怖,就像對待林肯以前的黑奴之作風。……這個官吏好像在女作家野上彌生子所寫的訪台日記中,以作為很親切的官吏代表而出現。[15]

一位台籍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必須接受這樣的屈辱──

他剛自台中一中結業,參加畢業前的修業旅行,……軍事教官〈或是教師〉領隊,……。我們突然地相逢,都極為高興快樂,就很自然地用母語大聲地交談……教官大聲叫我弟弟,阿明的臉色大白,立刻轉身跟隨教官走了。……我大概有兩小時沒有他的消息,他的同學告訴我,他正被嚴厲訓導懲罰。我就回到我的艙房裡……拿出在東京購得的最好看的新日本裝,……穿上它……且戴上日本的大學四角帽,為的是讓人們知道我的地位與頭銜。我……預備去見那位教官,去與他較量理論,這樣是否會對我不利,我不管。我去扣他的艙房門……我開了門,雙腿跪倒在地上,向在座的教官行日本大禮。這教官吃了一驚……看見弟弟被罰跪且驚恐。轉瞬間,我立即改變我的想法……對他說『我來向您道歉。』〈這並不是我的本意〉……」[16]

甚至還有可能造成這樣不幸後果的衊華教育──他的同監者如此回憶──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17]

此外,在日警那不由分說的威懾之下──例如──

昨秋,台南州廳為驅除寒熱症起見,命令管內各鄉村的人民,務要去除竹叢下的枝葉等,使蚊蟲不得在那裏生長。我們對這層辦法表示敬意,但是北門郡下各派出所的警官,嚴重特監督人民除去這些竹枝、竹葉後,郡役所警察課再派人各處巡視。不料他都亂造報告〈一定是郡役所的方針〉,說人民的去除不周,一時竟罰了數千人,金額大約有兩萬元以上。北門郡的人民大多是很困窮的,還哪裡負擔得起,這個結果使得他們生出種種咒詛、怨言,是可想而知的。[18]

是否這些就難怪我們深受心理創傷的島人,面對日人的作為,往往很難主動思考而抉擇;難怪往後低智而意氣用事的不幸情況頗有。

我台著名的吳新榮醫師在其日記中不僅要慨歎說,當時西醫門可羅雀,中醫大行其道[19];更在回憶中說到「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20],所以,我台人因強迫學得的清潔習慣並沒有表現為一般學者邏輯所強調的「增進人民的健康」啊!

這應該也正是,當年何以我們島上的產業明顯較過去發達,好像教育上就學率的數據也明顯進步,但是何以我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不但沒有增長,反而逐年盤旋下降的一大理由啊。

以上,就是二二八當年,

我們島嶼社會歷史與文教所積累的實際。 醞釀往後爆發時代悲劇的現實。。。


[1]乃木總督在處理雲林大屠殺後,公開宣示該使命──「我總督府對該人民,不分彼我,一視同仁,愛護如同子女,必能共用太平之樂。」

[2] 「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頁7。

[3] 「縣治管見」,持地六三郎著,轉引自「同化」書,頁138。該文是他出任學務主管前,在台南縣擔任內務官員時提出之觀點,應該也是後藤賞識而提拔他的理由之一;故此引之。

[4]持地就任後,在1905年的公開論述;刊於「台灣教育會雜誌」,43號,頁3。轉引自「同化」書,頁137。

[5]轉引自「同化」書,頁150。

[6]亞細亞的孤兒,草根版,頁268。

[7] 「撐旗的時代」,頁55。

[8] 「宜蘭縣鄉土史料」,頁19,莊錫財老先生〈宜蘭農林學校畢業,留學日本;1944年返鄉入頭城庄役所,任文化股長。

[9] 「撐旗的時代」,頁72、74。

[10] 「吳修齊先生訪問記錄」,謝國興訪問,蔡淑瑄、陳南之紀錄,中研院近史所,頁146~147。

[11] 「嘉農口述歷史」,劉金約先生訪問記錄,頁105。

[12] 「識字的自耕農」 – 作者遠方的一畝桑田 – udn部落格 http://blog.udn.com/abc1288/3195770#ixzz2NmuZy88H

[13] 「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頁240。

[14]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張文義整理記錄,台灣史料中心,印行;頁40。

[15] 「被抹殺的同時代史──一個日本人對殖民地生活的回憶」,宇敷民夫著,頁128。

[16] 「衣錦還鄉時的不甘願事件」,黃彰輝著,收入「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張瑞雄著,望春風出版社,頁174~177。

[17]可見於「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18] 「違警例的濫用何多!」,台灣民報,1926.7.4。

[19] 「吳新榮日記〈戰後〉」1946年4月19日,遠景出版社1981年印行。

[20] 「此時此地」,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遠景,頁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