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棒球隊的真實歷史 | 郭譽孚

那是一個大廣告傳銷、大動員下的大片,但是其中有多少欺騙?

過去,那位魏先生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我與您們談過; 他居然認為日本海軍比陸軍文明開化; 這兩個軍種本來不同,如何比較?

都在日本自認為『神裔』的「國體論」之下,飛揚跋扈,真能有多少差別?

那幾天,看到報上刊出「『KANO』台詞9成日語」 讓我又忍不住了──怎能如此信口胡說?

因為我想到,這是一種詭謀, 如此將讓幼稚無知的年輕哈日族觀眾,憑著自身的浪漫想像編織自身最能接受的故事,這是混淆我們真實認知的惡劣方式。

對此,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吧;當年嘉農隊中的名將蘇正生,在他受訪的口述歷史中,就曾經直白地說──

「我們在球隊的溝通都是用日語。但各民族的球員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講自己的母語。」〈謝仕淵博士論文之附錄-18~19〉

況且,根據當年統計,1930年的台籍生的就學率不過三成一而已,而六年得以畢業者不過五成,加上畢業生無使用環境,自然忘記,也就是社會中懂日語者絕不超過一成五吧。。。

換句話說,在如此的社會大環境下,只有在球隊中溝通,彼此才使用日語,該影片怎麼能九成都是日語呢?曾被殘忍屠殺的我們島民,那麼容易忘記自身的慘史?

然後,我在此把我所知道的、史實的「嘉農棒球隊」的故事提供給您們──

該影片是為嘉農棒球隊的日籍教練近藤立碑,當然要有些引人的故事;但是應該怎樣理解,才能保持同學們自身的智慧與長進自身的思考呢?

以下分為「嘉農棒球隊之創立」、「近藤教練的意義」與「嘉農為何不能更上層樓」──三部分,請參考。

壹、嘉農棒球隊之創立

一、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一〉原始計畫──他們的目的起初是計畫移民三、五百萬日人來台,所以要進行惡毒的「殺戮攘逐」的政策。

二〉計畫結束──由於該政策干擾了國際貿易,引起國際輿論干涉,他們不能不放棄進行已有一年多的殘酷手段,但我先民已經被消失了近百萬人。

三〉新局面的處置──

停止殺戮攘逐之後,改採奴役政策;奴役分為兩方面,一是鴉片毒計,一是教育陰謀──在此擱下鴉片毒計部分,已另文報告……

一》教育陰謀──分為「智育」與「體育」兩部分

智育部分

1. 伊澤部長軟言哄騙、威脅利誘──宣布依據日本小學校而「降低其程度」;但降低多少呢?據稱,伊澤所屬的國家教育社在1894年時,對於朝鮮學政的設計,是朝鮮的大學的水準,僅等於日本高中程度;朝鮮的高中水準,只等於日本初中程度。大約當年我先民的處境也差不多──初等教育六年只等於日本的四年吧。

2.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說,『不可超過其身分』;

3. 國語學校教頭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不可鼓勵討論』;

4. 台北第二師範校長志保田的做法──課程不可詳細講授,不提倡讀課外書,提倡藝能活動,把同情與啟發我台籍學生的教師「整理」掉

5. 1929年七月,在我島的新聞紙上曾出現過一篇名為「南支台灣留學生的真相解剖的解剖──答昭和新報」的長文,其中為駁斥該御用報紙「誣衊留華台灣學生」的事而直稱──

「南支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全部是在台灣或日本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劣貨嗎?……誰不知道他們都是優秀的份子?……他們大部分是台北師範、淡水女學、台中中學、台南一中、台南商專、長老教中學、新樓女學等的優秀學生轉學過去的;並且由日本學校轉去的也不乏人,這都是真憑實據,人物尚在,毫不能假造的。……是的,其中也有在台灣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學生,因為它們大都是無產階級的子弟,為了經濟的○○,當然不夠資格受資本化的○○教育。……方幸有教育平民化的中國,使一般走投無路的學子有所歸宿……中國的教育破產了?記者先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別的估置不論,現在單就記者先生所著眼的廈門來說:廈門的集美學校,是個規模宏大的中等學校,……負笈南支的台灣留學生,大都就學於此,終日孜孜不倦,唯學是求……因為該校的程度比台灣各中等學校為高,所以由台灣中等學校轉學過去的學生,每因程度不夠,吃虧一年半載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也有台北師範的畢業生來該校插入水產部二年級的。如記者先生所說的,不但沒有嘉義農林的卒業生來做過教員,並且有該校的畢業生來應入學試驗,不幸名落榜後的。該校的教職員都是國內著名的國立大學的學士,其學歷足以教中等學校而有餘!」

最後的這一資料,是1929年,也就是嘉農棒球隊成軍期間,社會上的相關報導:這些就是當年我們島內的教育情況。

體育部分

1. 台灣總督府公文「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會報告書」中,指出──『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2. 嘉義棒球隊之成立 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上述的要求而成立的;所有教師、教練都必須以此為依歸。

貳、近藤教練的意義

請冷靜不要動氣地比較上述台灣人在體育上的目標與日本人的目標,那所謂的──

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這也就是在電影中近藤應該常常採用毆打的方式擔任教練的背景,似乎我們台人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教育似的!原來官方早有這所謂的「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的教育目標,就難怪我台灣孩子捱打而不能反抗,不能吭氣了。

不過,這應該確實是史實,因為我們所知道,其實不只是在體育上我先民受到這樣的殘酷的對待 並且可說隨時可能受到這樣無情的打擊;因而我們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才會在其寫實主義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讓主角曾這樣在心底哀號:

『這使值日老師暴跳如雷……索性兩手俱出輪鐵扇似的連著打了好幾個響耳光。太明看著感覺到好像自己被打罵似的心痛。……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另一項很可能存在的重大背景,當時是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結束之際,日本本土受到大正民主的影響,比較自由開放,高校生各方面都頗受尊重,在日本全國中學校棒球大賽中,近藤的作風取勝,代表著日本傳統國體論的重振,是一次大戰後裁軍風潮下不振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回溫…… 由此看來,近藤教練實在不是個真正理想的時代人物──也因此,他的努力最多只能讓嘉農亞軍,不能開發嘉農更多的潛力!

叁、嘉農棒球隊何以不能更上層樓

一、嘉農棒球隊爭勝的基礎是什麼?

個人認為他是農林學校,他的入學考試中有體能測驗,也有智能測驗;前者是一般中學校所沒有的;而智能測驗在我們島上當年,少數人才能讀公學校,少數中的少數才能考入該校,據稱某班台籍生全部都是公學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智能與體能都是上上之選,應該不是一般中學校所可比擬的。換言之,原本他們的智商與體能都較一般中學校高強。

不過,由上述的教育目標來看對我台生「規律、從順、靜肅」的抑制性來比較日本學生的「沉著、堅毅、勇氣」的鼓舞性來看,我台生雖素質佳,但實在沒有多少勝算?!

然而,據稱,「該球隊成立後的第一戰,就遭遇了早一年成軍的「嘉義中學隊」,當時沒有近藤教練,裝備拼湊而來的雜牌軍的他們,就把日籍生組成、裝備齊全的嘉中打敗了;但是輸球的嘉中不服,竟然拿球棒在路上埋伏攻擊勝投的一年級生陳耕元〈原委會主委陳建年的父親〉;陳躲避竄回宿舍,同學動員反擊,封鎖道路,只要是日籍生就抓來打;事情鬧得很大;警察來校抓人,島內校長拒絕警察進入;最後由兩校校長協調,經嘉中道歉,該事件才消弭」──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這樣的開始。

該電影中竟然沒有演出這樣的重要史實──

當時的史實,據其隊員回憶,是在這樣的處境下──

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嘉農口述歷史〈二〉,中華嘉大校友會印行,頁18

正是因此,到了1931年,他們才突破了那不鼓勵「沉著、堅毅、勇氣」的教育;他們才拿到了甲子園大賽的亞軍。

二、球隊爭勝的真正基礎

對他們而言,近藤真有那麼重要麼──還是自身『決心苦練』更為重要?

雖然確實有人肯定近藤教練對於嘉農的重要性,但是也曾經有一位曾經受到近藤訓練的球員如此回憶著── 他雖承認「嘉農棒球隊是在近藤教練來之後才強起來的。」,但是他也指出了──

「近藤教練很嚴格,球是一顆接一顆的投給你,常把人累到用爬的。像林煥洲,合作金庫的選手,唸三年級的時候教練要他加入嘉農的棒球隊,結果才進來一個禮拜就因為受不了嚴格的操練而退出。但是,其實我們五年級的時候,就真的是差林煥洲,要不然我們應該會得到冠軍。」〈「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謝仕淵著,溫振華指導,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以及兩個實例

「我五年級的時候……近藤叫三年級的松本守三壘,松本……接強勁的滾地球會怕球,身體就本能的會閃球,近藤要松本穿上捕手的護具接球,然後一個球、一個球不斷地打,而且是很用力地打,一直練到他不怕球。我當捕手,站在近藤的旁邊,看松本被這樣操,覺得他很可憐。」

「嘉農的教練很嚴厲,有次嘉農來台南跟台南一中比賽,我也去棒球場看比賽……我就看到近藤打學生,很嚴厲。」〈同前師大博士論文中1916年出生的李昌盛先生回憶〉

我們有理由懷疑,由該「林煥洲事件」上看,練球時很兇,常打人的近藤教練真的一直都有那麼重要──難道我台學生若沒有時常被打,就無法進步麼?就像文學家吳濁流當年看到我台籍生受到體罰時所慨然的──「為何對於日籍生就不用體罰?!

三、獲得亞軍後的得失之間

這是我們考察史實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嘉農獲得甲子園亞軍之後,他們得到什麼,失掉了什麼?

他們在甲子園獲得亞軍後就被大做文章,說成是「三民族融合」成功」,就可以「打天下」的例子──

個人認為對於嘉農隊的台籍選手而言,這是可悲的,在強烈歧視者的要求下,做得很好,所獲得的肯定,真的就是一種成功的「融合」麼?

我們這些智能與體能本來都是一流的選手們,他們已經被日人教育得失去了原本應有的「自覺」麼?

確實,對於宣揚「同化」的統治者言,這應該確實是它們想得到的、可供宣傳的成績;然而,球員自身頂著這樣的光環時,對他們是否會是一種負擔?有一種永遠在心底的嘆息與漏氣,配合上近藤那高壓的教練方式,它們真的只能、只有那樣「認命」了──

他們雖然有光環,有好的職業,但是自身的親戚學友都被強烈的歧視著啊?

更糟的,是那種認命可能將使得他們無法再積極主動地發揮生命深處的力量,那如前述的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在陳耕元被嘉中的日籍生埋伏攻擊,以及如他們描述的時常在路上就被日籍的嘉中學生歧視──因而才生出那「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的那股族群集體生命的潛力的啊。

細察嘉農棒球隊的生涯,最後我要指出的,是那位島內校長的重要性,似乎不應該被忽略,而近藤教練則絕對沒那麼重要。

因為島內不只在前述那棒球隊成軍的當時,在嘉農與嘉中的衝突中維持了基本的公正;並且,據學生回憶他也是個不可多得的校長,作為校長有威嚴,作為老師有耐心,在家中是一好長者;但是他也無法充分公正地維持校內日益增長的強烈歧視問題。

終於由於甲子園之役後,校內慕名而來的日籍生日益增多,至1936年,因棒球隊中的日籍生超過半數,使得日籍生的強烈歧視,終於引發了四個台籍生痛毆日籍隊長的問題。

但是這時,可敬的島內校長個人也無力遏制這種那整個社會、民族性的歧視習氣;最後竟然導致島內校長下台,在這多數棒球隊員都是日籍學生的學校內出現一條特權的不成文校規──

任何學生都不准打棒球隊的隊員,打了棒球隊,一律退學!

以上就是,嘉農棒球隊真正關心者應該追究的史實。在這樣畸形的發展下,如何能夠更上層樓啊。那位賽德克巴萊的大導演,升級成為囂張的製片,不知在該片中是如何詮釋這段史實的?──或者根本躲避,不敢提起了?

此外,關於該片中胡扯到的八田與一部份,由於本人的研究中討論已多,您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的論述,我就不在此贅述了。

不過,在嘉農的史實中,我讀到過這樣的一段──嘉南大圳當局曾經也舉辦棒球賽,參賽的隊伍有五、六隊,嘉南大圳的基層員工都是我台人──其中、上層全是日人;所以比賽的球員大多是我台人,但是,據稱該棒球賽只熱鬧了一段日子就停辦了;其原因是那些基層員工也表現了能與日本人平等打球,且痛宰統治者很爽的投入感,讓當局很不爽,才停辦的──我嘉農球員黃丙丁在其口述歷史的回憶中,所稱: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肆、尾 語 〈關於年齡限制與三民族融合〉

一、關於嘉農隊的年齡問題

最後,要談一項可能不太名譽的,很少人知道,是近藤教練為了取勝,竟然專程找來幾位超齡的原住民球員,嘉農隊中投手上松耕一27歲,神捕東和一25歲,平野保郎24歲,真山卯一21歲。超過一般高中的年齡限度──據稱當時的主要辯解是比賽的章程中沒有標示年齡的限制;甚至還有人以日本學生也有超齡的說法辯護。

不過,由於此一關於年齡限制的問題,據稱,在1929年,「第一回台灣全島少年野球大會」上已經轟動地發生過一次,所以該說法實在缺乏合理性。

其史實是這樣的──發生在獲得全台冠軍的高雄第一公學校棒球隊上,據稱該隊投手16歲──

「……第一回的全島少棒賽,參賽的球隊……只有我們一公是台灣人。比賽的時候,我是游擊手,我們的投手許炎很強。……在台北比賽,……在台北的台灣人也會替我們加油,不會為台北的日本人加油,……場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甚至發生衝突,主要是因為台灣人對判決不滿,台灣人就大聲抗議……但是我們的實力比較強,所以贏得……全台灣的冠軍。比賽之後,擔任投手的許炎因為比較晚入學,所以年紀多了我兩、三歲,當時日本人抗議許炎超齡,所以第二屆比賽時就有年齡的限制了。……」

這是當年的「高雄一公」的隊員的回憶。

據稱當時現場的日本觀眾與島上最大且每天報導比賽戰況的「台灣日日新報」,揶揄,甚至諷刺地把場場先發、人高馬大的王牌投手許炎取了個「巨人許」的綽號。

相較於日人的憤憤不平,今人說是站在台灣人角度的《台灣民報》則大力讚揚,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實際上,當時比賽規則上沒有年齡限制,是真的;但是以「超齡就讀小學校及公學校的學生相當多,其他學校也有超齡者」作為辯解,就可能大錯了,我們「高雄一公」的小隊員們應該真的不知道該史實,但是理解日殖時期教育實況的成人與新聞記者們,應該知道當時的重要史實──所有關心我島人前途的知識份子們都應該注意過──

「1929年,我台人就學率只有學齡兒童的三成一,因而入學年齡常放寬,但是該年日本小學校的就學率已經達到了學齡兒童的九成八,所以自然極少超齡的可能。」

這也就是何以次年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當局立即就設立了年齡限制的理由。

換言之,在1931年8月中旬,我們嘉農棒球隊,不久前,島上體壇有1929年「高雄一公」的超齡風波在前,赴日在甲子園大賽中所取得這個超齡亞軍,實在不能不說是個很有瑕疵,不應該太自我炫耀的紀錄。

二、關於「三民族融合」的說法

如前述,其時我台的「台灣新民報」有所謂「三民族融合」的說法,正當台灣民眾黨怯懦的右翼由該黨分裂出來,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8.17〉,與台灣民眾黨不僅被禁,且遭強制解散〈1931.2.18〉,而其黨領導人蔣渭水醫師竟傳聞被日人毒殺〈1931.8.5〉之後;該盟掌握下的「台灣新民報」當時提出之「三民族融合說」,相較於其前身,在上述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所得意的「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由「出人頭地」轉為「三民族融合」,顯然應該純是當時政局下的產物──我們今天考察時,似乎實在不應該僅看該言論的表面,應該深入考量當局的可怕毒手運作下,那是否應該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的意義──哪裡真是「融合」啊。

〈上述「毒殺」之說,可見於『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冊,鍾孝上編著,自立報系,頁493;該文稱「當時的抗日鬥士陳崑崙先生對筆者說,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只要有那樣恐嚇的傳言,報社可能感受到多大的壓力。〉

此外,當時,是我台灣日據五十年來,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年,1931年,平均只能活到21.5歲!──平均死亡年齡最高在1908年,27.2歲;最低的平均死亡年齡當然也是最惡質的生活,在最惡質的生活壓力與前述的畸型的教育,與「被毒殺」的可怕陰影下,那若真是「融合」,是怎樣的「惡質的融合」?該報發出那樣的新聞,是多麼不得已啊……

不過,這些已是在我們年輕朋友流行氛圍注意之外,似乎不應該在此論述了。。。〈如果您有興趣,歡迎討論〉

以上給關心史實的您們參考。真是需要更多人關心我們島嶼共同的真實歷史啊。

不要被日本文化那畢恭畢敬的鞠躬所欺騙! | 郭譽孚

連署:釣魚台是我們的! 925討海護漁保釣抗議活動

應該正告我們的島民──『不要被日本文化那畢恭畢敬的鞠躬所欺騙!』

日本的武士道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根柢,新渡戶稻造曾描述,『每個進步思想的日本人死後,刮剝去其外皮,底下都是一個武士』;讓我們可以想見該文化對於其國族之重要。

因此,我們真要理解日本民族,就應該理解其武士道文化的究竟。

就個人的探究,要理解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由這位新渡戶先生的這句話

『每個進步思想的日本人死後,刮剝去其外皮,底下都是一個武士』

來切入,從而展開考察;來認知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請看看這句話,為何他要強調把外皮刮剝掉呢?這是否提示我們,日本大人物的「外表形貌」所示是極可能與其「內在真實」的自己,往往是極不一致的!──也就是我們所提示的,可能對於外人有著很強烈的「欺騙」的性質?

對於我們島上許多「親日的」,甚至「愛日」的朋友們,我以上的切入與考察,若是過分地冒犯了您們過去對於大和民族美好的認知,請原諒我的冒昧。這是我自年輕保釣時代後,幾十年來摸索、求證與印證所得的認知──日本民族真有強烈的欺騙性啊。

這種欺騙性,可見於大和民族的神代史,那是日本兒童幼年的床頭故事,是我們自以為已「皇民化」了的女性自身,幼年時期卻沒有聽過的;但那是每個日本母親早年贈與子女的成長故事。。。我在此以其中有兩個日本男子的範型人物,作為前述日本武士道文化的原型人物。

第一位叫須佐之男,身分無比的尊貴,他是天照大神的親弟弟;他相當任性,把姊姊的宮廷內弄得亂七八糟,田地中的道路與水路都被破壞;大神無法處置他,被迫躲到宮殿內,甚至有織女因而受傷死去,導致整個世界一片漆黑,天下大亂。是個讓大家頭痛的大人物。

第二位叫做小碓命,是景行天皇的幼子,是為國家平叛、征服,開疆闢土的偉大人物;在神代故事中,被尊稱為「大和武尊」、「日本武尊」。讓我們可以想像他在日本武士道文化中的典範地位,其作為是如何地受到效法。

第一位的故事中,大神之弟,他曾經為了懷疑好心救助他的一位神祇,而將之殺死。這樣的一位男性大神,由於後來在民間用計謀,一種欺騙,殺死了在地方肆虐八頭巨蛇,並把該蛇腹中的日本神物──神劍獻給了天照大神,而從此似乎改邪歸正。後來成為日本神道教僅次於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的第二大神社出雲神社的神主。傳說天照大神就是天皇的祖先,所謂「萬世一系」,須佐之男的後代負責對於神道教的護持、祭祀。

第二位的故事中,小碓命,天皇的幼子,曾經殺死其長兄,棄屍於廁所;曾經奉命以化妝術混進一對凶暴兄弟的身邊,殺死那對兄弟;還曾經奉命除去著名的強者出雲建;他以深入結交的方式,與強者交友到可以裸體共浴的程度,最後以共浴中偷取友人的佩刀而殺死這位友人於浴室中。

這樣的床頭童話與成長故事,在文化人類學中,可成為一種文化模式;由日本人的父母灌輸給它們的孩子們;那是一種怎樣欺騙的文化!

所幸由於日本殖民統治下,我先民所受宰制只有五十年,並且對於我島民的教育是歧視的,是吝惜地,因而,我們島民雖然曾經受到所謂「皇民化」的汙染,更何況,如前述,這種文化模式通常是以父母口頭的床頭故事傳遞,而我島民的父母,他們的腦海中還沒有記憶到那些故事;故真正受到那樣的文化模式影響的人極少;然而,也因此,我島民雖然當年可能受到完整的「皇民化教育」的薰陶,除了極有反省力的少數知青外,大多數島民對於日本人十分缺乏戒心。

我們是否因此應該請我們的同胞們,在與日本人交往時提高自身的警惕?

很湊巧的,個人在研究台灣史之餘,曾經也稍微關心過一些日本當代童話的走向;我看到有兩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童話;一個叫做「吩咐多餐廳的故事」,一個叫做「款冬葉下的神」;

前者是描述兩個獵人在風雪中迷途,飢寒交迫中進入一間餐廳的故事;那是一個奇怪的餐廳,他們很高興得救了,趕緊躲進去;但是餐廳裡卻沒有人招呼,好像完全是自助的;它們由衣帽間進入,到處都有聲音招呼他們,他們如囑地打理自己疲累的身心,最後來到開飯時間,居然那個聲音請他們脫下全身衣物,準備上菜,他們才感受到自身已成俎上肉的恐懼──所幸,那只是他們所經歷的一場惡夢!

後者,是今天關於日本北海道愛奴人的一篇童話;

該故事中,愛奴人原本有個愛開玩笑、淘氣而好心的守護神,但是個子小小可愛的神,他喜歡逗愛奴人玩,總是適時的送東西,幫助他們。

有一天愛奴神又到村子裡送東西給一個愛奴人,哪知道那人竟是個貪心的壞人。

當神把東西給那人時,他竟然緊抓住神的小手,要脅神給他終生所需要的米糧與衣物,否則他將不放神離開,神因不能脫身以致就只能同意那傢伙的無理要求。只是神那智慧的許諾卻讓貪心的壞人,吃盡了苦頭,先是有了米糧使他必須自己開伙;開伙,需要自己去砍柴;然後,因找不到柴火,他只能拆自己的房子,到冬天捱餓受凍;最後終於失蹤在積雪深厚的北海道野地裡。

據說,那次事件之後,愛奴神也從此就也消失了。

這個故事中,僅由於一個貪心的壞愛奴人,從此愛奴人失去了他們的守護神;逐漸走上了他們衰敗的命運。我們看到這是當代日本童話對於北海道愛奴人消失的解說。。。那是真實的嗎?當然不是真實的!否則怎會在2019年2月中,我們怎會看到新聞報導──『日本「愛奴人」正名成功!曾遭掠奪土地、消滅文化,被當動物展覽…揭北海道原住民血淚史』──那個童話故事是怎樣的欺騙,合理化日本大和民族對於北海道愛奴人的種族滅絕的罪行!

當然,我們善良、溫良恭儉讓的親日與愛日朋友們,根據他們的品格素行,他們應該還是會為自己的日本朋友們迴護的,那是愛奴人,不是我們台灣人,那是過去的、盟軍佔領前的大和民族;不是嗎?

是真的如此嗎?我們島上的台灣人,也差點就落入與愛奴人相同的命運,知道嗎?在我們日殖時期台灣史的末期,我島民至少曾經留下了如此的三項紀錄──

一、日殖下,身兼文學家、記者、教師身分的吳濁流曾留下如此的描述──

「最近又儘量地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著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去打頭陣,做替死鬼的毒計。……」

二、日殖下,與皇民文學總管西川滿常常一起進出西餐廳的青年作家葉石濤,在戰後的回憶中,曾如此描述──

「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

三、戰後,教育界重量級的黨外人士,師大教授林玉体之兄林玉鬃的回憶錄──

「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攤開這樣的歷史,作為不肖子孫的我們島民,真的能夠充分信靠我們北方的朋友嗎?

連署:釣魚台是我們的! 925討海護漁保釣抗議活動

大家來讀施主席的大文──一個公民教師的考察 | 郭譽孚

畏戰、乞和都是在養戰,在施主席的這篇文章中,

我們看到了什麼?

一、廢話的標題──「畏戰、乞和都是在養戰」──

誰不知道呢?問題是島內究竟真能夠做些什麼,不是『養戰』的事物?「去中國化」與「認知作戰」都是在養戰。。。「不投降承諾書」,更是低級的「畏戰」、「養戰」。。。

二、自我標榜的內容──

我看見那個長期以來極為「自我中心」、不知反省的漂亮個人與其所屬黨派。

看他開篇不久就自我標榜的──

我是一個不反共,不干預中國內政,更不反中的人,我只是反戰。」

結語中還強調著──

我是一個反抗者,一生不惜代價反獨裁統治,也反外來的入侵。我的一生巳證明了這點。我不是喊口號的人。

真是滿嘴口號,響亮好聽,卻說「我不是喊口號的人」。

看他的自我標榜──這些都需要斟酌的問題,說得像全是真相一樣──

看這──

「……它是二次大戰殘留的國際未決問題之一。但是經過蔣介石帶來「中華民國」,並經過台灣人民犧牲鮮血與青春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它已經成為舉世稱讚的民主化國家。

那個年代,我島曾經發生白色恐怖是真的,但是白色恐怖的來處,是1950年韓戰之後,美國著名的麥卡錫主義來到我們島嶼,由於我島成為美國的某種殖民地而造成的!同一個時代,東亞被分為兩部份的韓國與越南,也都有一段慘史。真是慘史啊,出賣了民族的利益,如今「護國神山」竟然由於其發動「民主化」,要由這「舉世稱讚的民主化國家」而被拆走?

看這──自我中心的──所謂──

長期的事實,就是最強有力的法理基礎。

三、五十年的往事,就自我標榜為「長期」的事實,可知道中國文化數千年,好像都不太敢說長期,如果三、五十年就是長期,那麼千百年的中國文明,可就是更為強而有力的法理基礎了?

看這──自我中心卻缺乏主體認知的──所謂──

中國只是眾多外來殖民國

無知的黨主席?只知道跟著李登輝與日本人,說我島的體制是殖民國;我島的島民主要來自中國的閩粵沿海,絕對是移民,不是殖民;殖民者總是以優勢武力壓制被殖民者,蔑視、奴役與剝削被殖民者,極少有族群自然融合的現象;我們島民在荷蘭人紀錄中,早年抵台時,並無很優勢的武力,而已見到漢番雜居甚至通婚的現象;因而到日據初期的人類學者簡直已經看不到當時的平埔族了。這樣的清代統治,雖然難免仍有族群衝突的情況,但怎麼會是殖民國呢!?

很痛快的,主席大文的結論中──自我標榜────

台灣問題,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國際關係的研究,都不是中國能用武力征服的。中國不是不願打、不忍打,而是不敢打!

其實,這好像也是一種「養戰」,不過,卻也很有讓人安心的效果。

大主席真有信心,真自信到這樣的程度;真不容易。

建議大主席多製造一些類似的鏗鏗然的漂亮句子。大主席長期以來,心心念念名垂青史的機會,由於您這些句子多起來,被史家引入史冊的機會,一定會更多了。

三、脫離現實的主席大人,今夕何夕

讓我們看看該文中重要的觀點──值得重視的很多,無法一一列舉;僅在此列舉三個,請參考──

第一個是顯示大主席高瞻遠著的觀點──

曾幾何時,前面三大危機一一解決了或緩和了,只有「台灣問題」在中國的領土野心下,仍然不時吸引世人的關注,憑添本地區的不安氣氛

這是大主席很高瞻遠矚地論述二戰後存在的世界四大危機,六十年後的現況;他努力地表現自身長期關切世局發展的姿勢。是的,那是柏林危機、以阿危機、古巴危機與台灣危機;然而,他所描述的「只有「台灣問題」在中國的領土野心下,仍然不時吸引世人的關注,憑添本地區的不安氣氛」,是真實的嗎?我們台海問題,在最近的三十年,真有「不時吸引世人的關注」嗎?而更重要的,這次吸引世人的不能不關注的源頭,實在來自當前的「烏克蘭危機」,而這是當年美國與北約對抗蘇俄的「柏林問題」之餘波所致;當年的「柏林問題」與「台灣問題」,兩者同以美國為兩樁悲劇的幕後的大黑手,至今未變。

論我島當前的處境,要追溯史實,怎能捨此不談。太過脫離現實了吧。

再看該文第二重要觀點──

直到三十幾年前台灣奮鬥者讓台灣成為民主化國家之後,台灣才真正結束近四百年的外來殖民統治。中華民國已經量變與質變,在台灣落地生根。台灣,不分彼此,不分先來後到,台灣就是只屬於現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

該文漂亮地宣布「中華民國已經量變與質變,在台灣落地生根。台灣,不分彼此,不分先來後到,台灣就是只屬於現在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確實這是當前團結我們島人的一個重要的步驟;否則的話,島上的民眾分崩離析,如何能夠真出現彼此團結認同的情況?

然而,我們這位「高瞻遠矚」的大主席,首倡「大和解」口號的大主席,面對自身執政黨長期來鬥爭藍營與統派的作為,曾經有過怎樣對於和平與和解的堅持嗎?沒有充分表現堅持的主張,豈非都是詐騙集團的口號而已?

另看該文第三個重要的觀點──

台灣現在繼承的不是中國管轄權,而是七十年來的中國文化教育。

這是為了拉攏藍營民眾的漂亮說詞;因為,如其所述,中華民國若是已經被質變,那麼藍營民眾將如何能夠接受這個空有其表的國家象徵?如眼處,豈非盡是蒼涼與悲憤,只可能出現臥薪嘗膽、長期抗戰的決心?大主席發現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因而提出了這個美麗的脫身方式,提出我島上還有這所謂的「七十年來的中國文化教育」,呼喚難免有潔癖的大家,不要在乎那往往骯髒的政治「中國管轄權」啊!

然而,這是真的嗎?大主席,脫離現實太久了,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詐騙,已是太習慣了,因而順口說來,完全沒有些頓挫、尷尬──好像幾十年來,自李登輝以來的「去中國化」作為與近數年來的教科書改版、中國史篇幅被砍、台灣史的媚日、文言文大減,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結語──關於施主席的兩大高見──

在上述大主席似乎難以避開詐騙習性的論述中,最後以旁觀的中間選民身分,我們來談談該文中,他特別提出的兩項重要高見。

一、組「第四軍種」一一警軍

他輕鬆地提出「警軍」的設計,很豪氣地論述著所謂的「這些警官平常就應分期接受軍官的初級班、高級班或三軍大學的將官訓練。讓他們亦警亦軍,也能夠享受軍人的福利。戰時的民兵在平時就組織好,訓練好。讓中國知道:來吧!」;他似乎認為原本的警察勤務設計十分悠閒,有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可以增加警官的訓練;然而,事實真會是那樣嗎,現在的軍隊已趨向於「養尊處優」,改名為「警軍」,豈能就「鐵打銅鑄」、「臥薪嘗膽」起來?

二、重新安排金馬的政治地位

奇怪,似乎他又認為自身抓到了這個「自我標榜」的機會,那是多年前他在擔任民進黨主席時無關緊要的一項主張;如今又成了偉大的預見似的。

當年對於確實有心「光復大陸」的兩蔣言,金馬的地位當然不同於無心關切光復大陸問題的施,不是應該的嗎?故,該一主張並沒有很值得論述的價值,只是當年頗得美國主子的肯定吧。

尤其,時至今日,金門馬祖早已逐漸摸索到了自身在兩岸關係上的合理定位,哪裡有關係到我島存亡的重要地位?居然在此時此刻的文中,被當成是他今天重要的主張,若真是關切我島的前途,尤其是和平主義者,當此我島重要的時刻,竟然毫無新猷,豈不可笑?

不過,根據個人自從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長期關切我島前途的認知上看,主席舉手投足間,都是極為睿智的人物,在此重大時刻發表的此文,竟然沒有依據「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方式來深刻地為我們所愛的台灣來立論,實在讓人意外。

儘管檢討過去,必然難免傷到羽毛,但是為了真愛我們的台灣,傷些羽毛不是也應該承受的嗎?何以此時還在不斷地「自我標榜」?

此外,如前述,施主席在所提的種種論述中,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執政黨執政以來的各項政策,而大談和解、和平,或是故意視而不見,施主席對於當前的執政者,真是失望到已經早就放棄了他的這個政黨了呢?

或者,此時此刻,在美國「台灣政策法案」正式公開提進美國國會之際,施主席之推出如此的一篇離奇大文,或許也正是他這位曾經託為美國女婿的黨主席,所應有的酬應之作?

楊丞琳的『海鮮事件』。。。我也來說說 | 郭譽孚

首先,拜託,大家家庭中不要為此傷了和氣;一起藉機會磨練我們的思考能力

說來好笑,我本沒資格說話,因我確實不知道何謂『海鮮』,

我常吃秋刀或鯖魚,因為他們很便宜;不過,通常吃『海鮮』似乎是指較貴的海產?

尤其這個『鮮』字,對我而言,好像強調活魚、活蝦,價錢比攤位上的死魚蝦,都高兩三個等級。。。

哈,大官與網軍預算的錢多,等級的情況,確實應該不在他們眼中考慮。。。

更不要說,對於今天的不景氣中

除了大官與網軍之外,

還有人買菜專門選在市場收攤前,去買能吃而『不太新鮮』的魚蝦了。。。那些等級的水產,更不在他們考慮之列吧。。。

對於在官方一個號令之下,傾巢而出造勢帶風向的網軍們

當然不會在乎這種真實的問題──

知否,活蹦亂跳的『海鮮』,至少比攤上的死魚蝦,貴兩三個等級?還有等而下之的。。。

我不知,楊丞琳是否知道?但是大官與帶風向的網軍們一定裝作不知道。。。

帶風向的數位菁英們,自然都裝作不知道有這種差別

新官上任的朋友們,旌旗招展處

旗開得勝,紅盤頻傳,

上上下下,嘉獎倍至

似乎數位經費一人所表現的成績,果然能大勝警政二十人的成績

這才是他們關心的。。。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請勿去中國化─城隍為台南二殉職警「做主」|郭譽孚

殺警案後,感謝自由時報的這篇報導

這似乎是自由時報的獨家

玄!城隍大駕夜巡突衝派出所 為台南2殉職警「做主」

看到這個新聞,別人可能會以為迷信

個人卻以為這是文化的力量

當政府不能夠回應社會人心的盼望時

社會的集體潛意識是會自尋出路的 我想,

如果我是該派出所的警員,由於城隍的這次出巡 我會比較安心;

同時,居住附近的民眾,尤其是認識那兩位員警的人們,甚至交好的人們,當然也較安心

這應該就是我們傳統城隍文化的意義啊。。

沒有心志、沒有能力保護人民的執政黨啊,

請勿繼續『去中國化』好嗎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面對「烏克蘭化危機」,樂見我島的學術獨立 | 郭譽孚

──中間選民看當前島內政局的這個轉折

又看到綠營炒作『中國威脅論』了;當然,「中國威脅」對於某些人言,永遠是存在的;但是我們整個社會真的會永遠認同那樣的觀點嗎?

尤其,是當烏克蘭悲劇正在上演,而同時對岸的軍演,日後可能比往日更為收發由心,真是有切香腸的可能性,配合上兩岸間貿易的依存度問題,政局是否可能出現板塊式的移動?

個人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已經出現了,比較過去的二、三十年來,今日的情況有一根本的差異,是所謂「台灣價值」在綠營的過度炒作下,有了動搖、自毀的明顯跡象!

「台灣價值」是我島意識形態戰場上的重要高地;意識形態是經濟的上層建築,正常的建構中,意識形態必然會迴護與支持其既得利益的結構。以今日的態勢言,綠營掌握的「台灣價值」就是如此與它們的既得利益結構相呼應、相支持,使得綠營可以高枕無憂、胡作非為的。

坦言之,過去的既得利益者是藍營,如今既得利益者是綠營;藍綠相爭與民眾何干?這就是過去中間選民日益增加的理由。綠營大勝是藍營對手對於現實與歷史研究不足,耽溺於自美的台灣經驗,導致認知錯誤,最後使得板塊大轉移。。

例而言之──

馬之敗,敗在拿香跟拜;如果日本那麼好,綠營親日的淵源,更有管道可通,何待藍營經手;藍營拿香跟拜,在中國傳統,就是大認錯,他是天主教徒,大約不懂嚴重性;那等於過去全是欺騙,選票怎能不流失?

連之敗,敗在日殖台灣史中,其先祖的形象早被扭曲醜化;其整個團隊似乎竟不自知!而誤以為自身形象清新;其代表青壯藍營出線,已是理非當然;黨內或者易於擺平,但是中間選民難免猶疑;最後由皇民問題打柯,柯家改姓名是四零年代之後,皇民奉公運動壓力下的事,島民無力抵抗者極多,以此打柯,是有意為柯聚集了多少省籍背景下「同情」的選票?!

回頭考察這次選舉,由於綠營執政的問題太多,除了大內宣確實讓人大開眼界外,其他率皆成效不彰,甚至有新竹棒球場的惡劣醜劇;顯然選局中也會出現大批中間選民,這些民眾是否可能仍然受到綠營「台灣價值」吸引,讓我們由前述的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者的關係來仔細地觀察──

我們前面指出了──『正常的建構中,意識形態必然會迴護與支持其既得利益的結構。以今日的態勢言,綠營掌握的「台灣價值」就是如此與它們的既得利益結構相呼應、相支持,使得綠營可以高枕無憂、胡作非為的。』

大家在這次小英的「挺堅」號令出台,立刻接令出征的竟然是一位台大退休的教改著名教授,並且當日似乎就獲得呼風喚雨聲勢的作為中,應該可以想到台大這個我島最高學府在過去以來的地位──因為,台灣價值是抽象的,看不見、摸不到的,但是卻可以說「台灣價值」是以台灣大學為主要載體的──自日殖時期以來,雖然我島民很難有機會進入該校,然而所有接受殖民教育的學生都透過記誦與體制,確立了對於台北帝大的景仰。

另方面,我們看長期以來的日殖台灣史研究,無論藍綠,有哪一位主流學者曾經挑戰日殖時期的統計數據的?是他們的數據真沒有錯誤之處嗎?或是由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之間,真有某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的恭謹傳承,故毫無代表當年我島民主體批判的表現;因而,雖已來到國府治下的六七十年之後,仍只能一直延續地承載著當年威權的重壓?

是由於如此的,個人對於這次台大當局能夠在學術倫理上堅持自身的主體性,認為是一台灣價值上很重要的自我肯定;

相對言之,國府時代的自由與人權上,台大人雖也曾有不錯的表現,但是那與學術倫理上的差別,個人認為學術倫理更為專業性,真正更需要台大來一錘定音!

而自由與人權上,任何一個國中生都知道,其實,票票等值,應該並不需要太多專業的知識,過度倚賴台大人來主持,可能只顯示了自由民主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失敗,人民缺乏主體性,難怪我們的社會似乎頗有很易於受到特定政治訴求綁架的民粹政治的傾向?

當然,未來的發展還有很多的變數,但是,本次事件中,台大教授的表現,個人認為可圈可點,甚至對於那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願意出來擔任這個可能成為其個人人生重大汙點的時代腳色,對應地襯托出上任前後,備受綠營打壓的台大管校長所堅持的學術風骨,我想,作為時代之子的。他們都是相當難能的、推動時代辯證發展的重要腳色。。。

祝福他們,也祝福我們的時代,所有中間選民,不要氣餒,儘管綠營又拿出了他的「台灣價值」的法寶,『反中保台』;然而,這次的「台灣價值」,如果失去了如往日的「台灣大學」的學術背書,而民眾將直接面對自身前途的選擇,歷史的發展是否可能出現新的方向?

如果,考量削除了鉅額軍費,可以減稅多少,疫苗可以降價,教育經費充足,種種生活負擔可以減低,為何要「反中」?

更何況,還有「一國兩制」的自由在前。。。

中間選民們,讓大家一起來思考。。。

也談《新英文法》柯旗化的人生故事 | 郭譽孚

這是一篇讓我驚訝的文章;他的文題『都是名字惹的禍』,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再看下去,整篇文章原來是介紹著名的教師柯旗化遭受白色恐怖的人生故事。原作者為左化鵬先生。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46559085796103/

柯的遭遇頗慘,是頗值得同情;但是我研究日殖時期台灣社會與教育史,讀過他的回憶錄,也稍微深入過他的各種論述,並不認為他的一生真的『都是名字惹的禍』;因而當我看完這整篇故事,作者又以『天下父母,為兒女取名,能不慎乎。』,強化其文題;我想我應該談談我對於作者該文與對於柯旗化先生感到極為不解的部分。。。

一、關於所謂的『他們應該做夢都沒想到,這麼別出新裁的名字,卻為他們寶貝的兒子,帶來了苦難的一生。』

根據柯的回憶錄,他第一次被捕的原因是──

「市區鼓岩國校畢業姓周的外省人少年,因為身上帶著中共歌集而被逮捕…。少年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少年團受過訓練。他信口開河說學校的老師都加入了共產黨……特務」……逮捕鼓岩國校全部的男老師,還一併逮捕少年以前就讀的鼓山國校曾經教過他的三位老師,文波是其中一個……特務問:『你堅持無辜,有能證明你無辜的朋友嗎?』文波舉出曾為同學的我……」〈台灣監獄島,頁99~100〉

然後,在他的家中,特務們發現了關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書籍,但是儘管他一再誠實表示自己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卻引來那個領導人特務的問說──

你看世界大思想全集,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這類的書,對政治和社會科學應該有相當的興趣才是,可是你卻一再否認,宣稱對於政治全然沒有興趣,……」〈台灣監獄島,頁105〉

由他上述的回憶看,雖然,個人也高度同情他的遭遇,但是這怎麼能說是『都是名字惹的禍』?

二、關於所謂的「台灣光復那年,他又名列前茅,考上了台灣師範學院( 國立師大) 英語專修科,畢業後 ,這個有為的青年, 回到故鄉高雄市女中任教。英姿勃發,站上了講台,他滿口時髦的洋文,加上英俊的儀表, 擄獲多少情竇初開的少女芳心,成了風靡市女中的英文名師。

在他的回憶錄中我讀到的卻是──「畢業後,1949年八月,他先是被省教育廳派往高雄縣中學,奉命往鳳山中學報到;但鳳山校長以英語科無缺,拒絕接受;正好有旗山中學校長來詢問有無英語教師;他就被派到旗山任課;教學成績優良。升學率高。10月,因昔日曾經辯論的英語系同學加入共產黨而震驚,為他們的死而悲嘆。1950年,請託高雄市議會議長,昔日恩師幫助調職市一中。 校長為外省人,任教一學期;1951年3月,再調轉入本省人當校長的市女中。但該女中校長竟稱英語教員沒有缺,希望他教數學,不得已就教二年級的代數與幾何。。。7月下旬準備入伍,就因友人文波的關係而被捕。。。」〈以上縮寫自該書頁93~100〉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關於該文所謂「畢業後,回到故鄉高雄市女中任教。英姿勃發,站上了講台,他滿口時髦的洋文,加上英俊的儀表,擄獲多少情竇初開的少女芳心,成了風靡市女中的英文名師。」的史實;作者真有必要如此浪漫地處理嗎?

三、關於究竟是什麼『為他們寶貝的兒子,帶來了苦難的一生。

剛好個人也曾頗深入地關切過這個問題;我想應該負責的提供我探討後的認知,給大家參考。

柯氏那一代年輕人,所面對的是一個罕見的大時代,動盪巨大而情勢詭譎;東方威武赫赫的日本帝國,在囂張近五十年後,垮了下來;古老的中國仍然在無邊的內戰中掙扎奮鬥著;有著中國血脈的島人長期被封閉在島上,當然很難想像自身不幸的命運悲劇。

根據個人的探討,造成我們島民苦難命運的悲劇始源,除了當年的國府本身確實有不少的缺失,可能造成那戰後時代的悲劇,值得考察的至少有三方面;一為內戰的悲劇;二為兩岸文化的差異;三為日本成功的殖民教育。以下,略述之。

一、關於內戰的悲劇

中國人的內戰悲劇可能應該說起於太平天國之亂,其除了有種族的背景外,更有西方宗教的背景;當年其軍隊所過之處,地方犧牲很大;而最後南京城破之時,不少青年男女投河而死;而後來成為豬仔的華工,其中據稱也頗有此類背景。

不過,民國時代的內戰,則應該起自1927年的清黨殺戮,這應該也是西方各國所需要的──那是英國買辦陳濂伯的商團軍在1924年後堅持反對廣東的孫政府,被支持孫文的北伐軍回師擊敗後,清黨是一重要的轉折,從此,內戰廣泛展開。

在十九世紀初著名的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的藝術」中,就曾意味深長地指出,在人類所有的戰爭經驗裡,內戰是一種最最悲慘的戰爭;宗教戰爭之慘烈可以為例,因其信仰可如瘟疫傳播,且信仰者以上帝之名,雖父母親子彼此不能兩立。如美國與北約今日在烏克蘭之製造事端,不知將何所止。

二戰後,內戰陰影進入我島,著名的慘劇是老蔣的文膽陳布雷,據稱三個子女都是共黨,一女被捕,陳只能自殺。

對於那個時代中的犧牲者言,似乎應該可說是當年的內戰,帶來了他們苦難的一生。

二、關於兩岸的文化差異

光復後,我島重回祖國,然而,歷經五十年殖民教育,兩岸的文化差異已經逐漸形成;我們在柯氏的回憶中可以讀到,他對於當時自身與國府特務人員對話後,曾經如此省思──

我不記得日記裡是否寫過那樣的事,『蔣氏』即『蔣先生』,稱下野的蔣介石為蔣氏並沒有不敬的意思。不曉得是不是在日治時代養成漠然受辱的習慣,我不太去辯解。我不曉得審問時要儘量為自己辯解,不然會吃虧的。」〈台灣監獄島,頁105〉

這是日本文化,不,日本殖民教育在我島,對於種種德目,只特別重視一項「從順」的結果──辯解就更會受體罰;據稱日本教育下,有一種告誡要殖民地人民不要辯解,因為我島上的日本警察有讓竊賊承認自己偷取「古井」的罪名之能耐。此時,何以竟產生了忽視問題輕重的「漠然」。那雖是一種可能涉及生死的問題,但是日本文化,尤其武士文化是要人輕賤生命,甚至可以接受「犬死」與「狂死」的文化。

無論何時何地,我們處事之際,對於任何問題的輕重,應該要有正確的反應,「漠然」實在不是理想的人生態度;以柯氏言,他曾經描述當二二八事件期間,他的住家距離壽山要塞不遠,日夜都可聽到要塞上射出的槍彈射向田野的聲音,他當時沒有感到危險,卻嘲笑要塞的守軍,只是因恐懼而盲目射擊;事實上,就所知,軍方在市街的據點大多是在民軍揚言將火攻之後,國軍才放棄據點、退入要塞的;要塞的軍方如何能防止民軍接近,不肯投降的話,恐沒有更好的防禦方式。

柯氏在殖民教育下,應該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但他所習得的、如此的日本文化,確實使他們可能容易吃虧,是否這也是他們這場苦難的一大源頭。

三、日殖成功的衊華教育

我島的衊華教育,是日本割台之後,由日本人帶來的;但是日本人本身雖然有比較否棄中國文化的宗派,例如,其傳統所謂的「國學家」就是;但是整體言,並不那樣衊華;隨著時局,自從成立滿洲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的衊視,就日益加重,來到日本全面侵華之後,更是自大;到1941年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提出,可說達於頂峰。

然而,僅以「自大」為自身的條件,對於鄰國輕視,實在是很難持久的,就所知,除了在教科書上強調帝國的「萬世一系」「武運長久」,得天獨厚而衊視他國,確實可以自得其樂外,其最為高明而陰毒的教育設計,大約就是公開向學生宣稱,說大家是為了去對岸拯救與領導可憐的「支那人」而努力不懈。就所知,當年李登輝就讀的淡江中學校裡,就是這樣的──

「那位綽號『桶子』的校長,經常利用聚會的時間,告訴我們時局、戰局發展,並強調皇軍的戰果,以及『膺懲暴支』建立新秩序的成效……還有就是『……想想就知道,能當一名皇軍,報效皇恩,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榮耀。…做一個堂堂的日本男兒,爭取早日實施志願兵制度。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到支那大陸去發展,做一個落伍的支那人的指導者,使日支親善,共同建設富強的東亞。……』」〈「鍾肇政回憶錄〈一〉」,頁46。〉

在這樣的衊華教育下,學生們應該如何面對日本投降後的局面?

根據柯氏的回憶,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已經沒有隔閡了」「我們一向相信日本一定會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絕對不會投降」,只是眼看日本飛機的殘骸時,「日本太太拿手帕擦眼淚,圍觀的台灣人則面無表情。」「大家本來就知道戰爭已趨劣勢,只是不願承認事實而已。」……。

原本兩岸中國人之間,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確實有不少方面不同了,彼此需要磨合;然而,他們絕不知道總督府官僚在戰後由東京運來大批鈔券,造成金融波動,只感覺到支那人無力掌控社會局面,物價天天上漲,他們怎能忘記桶子校長過去那些講話,那些對「支那人」明白而強烈的衊視?

另一方面,可以印證的,是柯氏所景仰的余仁德學長的悲慘故事竟然與此深深相關,那是一段真實的獄中回憶──來自與余曾經同處一間牢房,且同時先後接受同一軍法官審訊的另一位知識青年的回憶──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在上述的第一手資料中,我們看到當年我島民所謂的「日本精神」,原來竟是如此的樣貌;然而,那似乎無法分辨場合莽撞發言的態度,純由個人教育專業的觀點看來,雖是實力驚人的「秀才」竟也簡直不太有冷靜思考現實的能力,這是怎樣不幸而「成功的殖民低智教育」,同時也是如何地讓人遺憾而「失敗的近代人本教育」啊?

以上,就是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對於柯氏的人生故事的真相,

以及透過個人長期研究日殖時期社會與教育史而來的一些認知與探討。

一個台灣中學教師,對於布先生講演的建議 | 郭譽孚

──由於較嚴謹的態度,本文不談與史實無關的問題。。。

布先生對於中美關係,在這篇講演中,所提出的開場,可能太一廂情願了;是否只是好話說盡。。。國際上真的都是大學以上的水準吧?怎能接受這樣的開場。。。或許這是霸權者自然高昂尊貴的身段所致?

記得我們小學中年級時期吧,老師就教我們要思而後言,也就是論事必先反省自身,由自身的經驗談起;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檢討過去」,然後才能「策勵將來」;否則,只是漂亮的希望、許諾,應該是不夠的吧。。。我想。。。

一、應該自省過去,然後才能與人「策勵將來」

由此出發,布先生對美國近幾十年來的表現,有檢討到嗎,或許這就是當前西方民主社會的問題,選局中的長期習慣,總在指責選戰的對手,極少反省自身,竟然就能贏得選民的信賴?個人看來,這是很令人失望的處世態度。。。

不過,布先生在這講演中,由國際規則與秩序開展其論點是聰明的,因為誰不知道整個國際公法的起源就在西方國際衝突間建立起來的;但是,布先生記憶可能不佳,怎麼忘了不久前對於法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長臂管轄」,在國際秩序上是很大的醜事?若沒有經過前述的「檢討過去」,有幾個國家的代表會真信任、肯定布先生的秩序或規則的高論。。。?

其次、關於對於七十餘年來,美國的豐功偉業,應該如何掌握?

這是布先生說到所謂的「國際秩序的基礎正面臨嚴峻而持續的挑戰。」,它攻擊俄國的普丁對於烏克蘭的作為;確實是應該提及的,但是是否有更為恰當的掌握方式?

作為友人,我們認為,在這裡普丁確實應該反省,但是如果普丁先生願意謙虛地反省自身的同時,放低姿態說,它是以美國為典範而那樣做的,布先生怎麼辦?普丁可以提美國當年長期以來,是如何干涉他國內政──

個人最記得美軍把巴拿馬總統抓回美國受審;如果普丁說,我們覺得美國做得太過分了,我們俄軍只想把澤倫斯基換掉就好,藉此引起大家的回憶;布先生將如何是好?作為美國的盟友我們如此地提供建議。我們中國人的諺語「吾日三省吾身」,是我們願意分享給盟友的人生處事的態度。

二、關於所謂「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 75 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

布先生攻擊完俄國的普丁,又肆意地攻擊中國大陸;強調其荒唐的「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 75 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說得太假了,卻像是真的一樣。

然而,布先生所稱的「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真的是存在的嗎?

首先,讓我們看,過去世界在七十年間真有持續進步嗎?看看我們的盟友美國自己,七十五年來,有沒有哪一次疫情,一次就能屠殺了我們的自身一百萬人的性命,雖然大多是「低端人口」──這就是所謂「我們持續進步的世界」?這在我們外國友人看來,應該是七十五年間,貴國基本人權多大的退步?

此外,我們的盟友還不斷地以白紙直接印刷成鈔票,使得我們全球社會的物價不斷上漲,幣值不斷下跌;導致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的辛勞所得的購買力,每況愈下;那也是多大的退步?

作為這個悲劇的操縱者之一的布先生,怎能如此臉不紅,氣不喘地,大言不慚?如果這是「進步」,它將意味著人類未來將是怎樣可悲的命運?

三、是否人類要團結,不要分化

布先生在那樣痛快地攻擊了俄國之後,轉身卻強調

「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應對從氣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種挑戰的能力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說法恰當嗎,作為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的任何國家應該都沒有重要到那不可或缺的地位;布先生的說法可能會引起人類互相分化的聯想;那應該不是我們當前這應該「相濡以沫、唇齒與共、共存共榮」的地球村上的好消息。

布先生如何竟然如此地分化著我們「地球村」的概念?在當前無論世界經濟發展或是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彼此都息息相關的大環境中,布先生的分化觀點真讓我們驚訝!

甚至我們似乎才知道何以長期以來為何美國竟然在世界減碳的問題上,沒有堅持積極參與的態度?以及在其國內防疫的問題上,簡直似乎無視於其境內處境悲悽的低端人口的態度──這樣地自我分化,真的是智慧而道德的嗎!?

四、研究與調查──嚴肅之必要。

人類都難免犯錯,雖是聖人應該也難免;然而,當我們自身口沫橫飛、夸夸其談時,除了講稿內容應該要言之有物,讓對方折服外,更重要的應該是自身的論述要能與我們過去的主張能夠有一貫性,否則一定要有充分認錯的轉折說明;如此才能取得對方的充分信賴,不可只是鐵口直斷,好像江湖上的半仙一樣,只是使用一套暗示性的語言陷阱,就能使國際社會中的成員都低頭稱是。

讓我們看看布先生那所謂的「使它們植根于民主價值觀,而不是專制價值觀。」;如此的二分法思維,簡直是比我們前述的小學中年級還要幼稚的思維模式;無須教育專業,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應該都能感受到民主與專制的二分法,就像黑白二分一樣,應該只有在智慧開發的初期才被使用;

因為現實的人生,大多都是居於灰色地帶的,這也就是我們為何只有在小學低年級時期,學校的測驗卷上才有是非題;但是進入中年級以後,測驗卷上就很少再見到這種可能鼓勵二分法判斷的考題的理由。

如今我們關切國際社會的人士都是那樣稚幼無知嗎?不可能吧。因而布先生的說法,可能應該要進行嚴肅的自省。

舉其所提及的為例,所謂──

「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眾多國家史無前例的援助下,烏克蘭正在英勇地捍衛其人民和獨立。雖然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普京總統卻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

其中強調「普京總統卻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何以知之?是俄軍動手之前與美國詳細討論過,有哪些戰略目標嗎?否則何以竟能公開說俄軍「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這種不嚴肅的態度很容易讓人感到所言只是「信口開河」,那是會不僅斲傷講演者的「威信」,也是會削弱其所代表的「國家的威望」。

換言之,布先生在此講演中所提及的戰略與實力,雖然確實可能煞費苦心,其所謂「我們將投資於我們在國內的實力基礎——我們的競爭力、創新和民主。」,應該確實有些門道,但是在不知「嚴肅之必要」,不知「檢討過去」,不知現實社會問題很少是可以使用「二分法」來痛快處理的情況下,所有的問題,通常就只會「左支右絀」而「積重難返」的啊。

由風傳媒的「八田與一何辜」想起 | 郭譽孚

研究、研究、研究

當年林深靖兄看我研究的八田與一,所批判似乎與眾不同,就向我提及幫我轉發出去;不數日,果然看到在「風傳媒」上刊登出來;由「以文會友」來看,藉此廣交文友,真是十分感謝;然而,多年之後,由於八田銅像被斷頭的事件而「風傳媒」主筆室上,後來竟有《風評:八田與一何辜?》為八田呼冤之文。真的八田有那樣大的冤屈嗎?

可惜該呼冤之文,2017年當時我沒有看到;如今看到似乎已是事過境遷;然而,其中所涉及的三個問題,個人覺得十分重要,至今仍值得再加商榷。故此敬述如下──

其一、所謂「在當年字字嚴厲的媒體報導,和後世無限景仰的敘述中,……不論如何,八田與一的塑像是在工程完竣後的一九三一年即塑造,如果嘉南人民對八田沒有絲毫感念之情,何須拍這個馬屁?」

此一論述似乎十分平實;但真實的史實是什麼?建議大家要研究啊。

我們要指出,除了當年我島民間對於該工程曾有強烈的批判為真實的之外,

更重要的是官方當年在1936年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中,研究者遍尋關於嘉南大圳的紀載,不乏相關人士大名,唯獨不見八田之名;何以故?因為,八田所先後負責選址與設計的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共同有著砂質土壤的問題,這是工程上不可原諒的錯誤;兩大工程完工後,都很快地發生了問題;原定1928年完工的桃園大圳,1927年,發生了土砂把隧道埋沒的嚴重事件;以至於整個工程雖早通水,但其完工竟拖延到1936年。同樣由八田設計的嘉南大圳的問題則是1930年完工,但同年底竟然就先後被兩個中型地震把烏山頭水庫震破損了,幸好當時是枯水期,沒有造成太大的災害;這樣的八田在工程專業上,值得給予尊重嗎?

更更重要的,我們應該理解,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錯誤應該不是偶然的;因為兩者都是精心選定砂質土壤而設計的;然後,藉此兩工程設計能「咬人」的工程,以耗盡桃竹與嘉南兩個反叛地區的能量──1907年的北埔事件與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

研究太重要了。原來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當局就不乏以工役來耗盡大諸侯實力的設計;除了要求所有諸侯定期把妻子送到江戶城居住,作為人質外,還規定所有大名有負責為幕府修築城池的義務;當年薩摩藩就曾經發生由於該義務無法達成而修築者集體切腹自殺的慘事;我們島民在八田設計下,家家農戶有維護水路通暢的義務,但砂質土壤淤積嚴重,加上地震頻繁,我們的農民如何能夠輕鬆維護?真是十足的「大圳咬人、吃人」!

研究與調查,太重要了!

這樣的歷史文化脈絡,沒有專人深入研究,以當年言,除了明顯身受其害的人們知道一些之外,外人的印象大多都是由教科書上讀來的禮敬與誇讚文字。

至於對於樹立該八田銅像,該所謂「如果嘉南人民對八田沒有絲毫感念之情,何須拍這個馬屁?」,建議大家也應該研究其史實!銅像從何而來,是我們嘉南的農民立的嗎?

當年立銅像的不是我們的農民,看這立像之時間是1931年,當時烏山頭水庫震破損不久,「台灣新民報」上對於工程完工後的問題不斷怨訴,我們農民怎可能又為之立像?

為他立像的應該也不會是官方;因如前述,當年的官方在前述治績誌中,都不肯提他的大名怎會為他立像?

原來該像是由日籍工程人員所立的。

那是他們感恩於八田1923年在工務所奉命要收縮財政而裁員,汰弱留強時,竟然不顧可能影響工程品質,堅持汰強留弱,以防弱者將無處可去;所以,這批被留用的工程人員對於八田深深感激;這尊銅像是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在大圳工程完工之後,工程人員要散夥之際,沒多久立刻就出現了。

最後說到「拍馬屁」;請注意,大圳的烏山頭水庫完工的當年年底立刻就被一個中型地震震損了,可能就是由於這群工程人員的素質不佳才造成的!是否他們當年就是靠懂得如何拍八田的馬屁,才讓八田堅持「汰強留弱」的?!

其二、該文提到「衪,在台灣沒殺過一個人!」與「八田與一不是軍人而是工程師」,人的職業無貴賤,在此軍人的職業,真的有比工程師的地位,較為低下嗎?

以及八田真的可說,他沒有在台灣殺過一個人嗎?

請問,如果八田是前述那樣的工程師,拒絕民間或官方的認知而故意挑選砂質地區,從而把我們先民鎖入其統治的網絡之中,因而造成雖然花費了極大的經費,但是其完工後的效能,並不能改進我先民的生活,在嘉南大圳這樣巨大的工程完工後,我們島嶼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能徘徊於低檔,由1932年開始〈1930年地震破損,隔年修復〉到自稱大量增產的1939年的我先民死亡年齡數據如下──

22.9 23.5 22.4 23.4 23.1 23.2 23.2 22.7 〈1908年平均為27.2歲〉

這樣的工程師,利用類似自由經濟下的「使用者付費」,事實是不自由的「使用者維護」的制度,造成「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結果,不是比軍人更為陰險毒辣十、百倍嗎?

他,沒有殺過一個人!怎樣死亡才算是「殺」?累死、餓死、營養不良而死亡,算不算也是殺人?

官方原先廣告「沙漠變良田」,結果完工後的事實是三年輪作,透過欺騙,建立起沒有供水的缺水期間也要繳水費的制度,這樣不是「殺人」?據稱我島留日大學者戴國煇當年立志學農,拒絕學醫,就是因為他的叔父是醫生,他由叔父處知道原來我們島人嚴重的營養不良,許多人早死;因而愛護我島民的他,拒絕父輩的要求,堅持要研究我島的農業!那是工程師設計的制度,不算「殺人」,真是我們不肖的無知兒孫們啊,我快要淚流滿面了。

其三、關於該銅像的移走與再現,其史實是什麼?

確實有近似所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所有銅鐵金屬依日本政府規定,都得徵收熔解供應戰事軍需使用,鄉民為了避免銅像被融掉,還偷偷移走藏在番子田車站,直到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移除所有日據(治)時期的各種「殖民者」的雕像,蔣介石和孫文成了最普遍的替代者,直到一九八一年,這尊銅像才低調的由水利會安置在烏山頭水庫八田塚前。」的史實。

但是,那真是鄉民避免銅像被熔掉嗎?如果那樣的話,何以要放到番仔田車站去?怕是這位在專業眼中嚴重失格的、在「台灣治績誌」中被排斥的工程師,被其繼任的工程專業人員與完工十年後,仍然對其工程不滿的鄉民們〈其後大圳維護困擾問題一直不斷,可見於「1945年台灣統治概要」〉主動拆除而轉運出去的。所以所謂「鄉民為了避免銅像被融掉,還偷偷移走」,不可信。

倒是當年工程完工後,被遣散的日人或有轉任而負責於番仔田車站者,在番仔田見到該銅像時,可能感恩於八田當年那「汰強留弱」的離奇決定,乃將該銅像截流於此。案,當年車站都是軍事要點,其站長應該一定是日本人。而八田在負責工務所期間,由於該工程重要,附近鐵路應該都尊重、配合其需要,因而,八田與該站關係應該相當密切。

最後,關於該銅像的重置,根據極為崇日的、自幼想要報效大圳的專家陳正美的說法,是當年蔣緯國以蔣總統的哲嗣的地位來到當地時,有日本血統的蔣緯國,對於八田的故事沒有研究,卻在那威權晚期,為表示親民而主張重置該銅像的!

最最後,以上所論述的種種,相對於,該文所謂的「八田與一能歷經戰火和「威權統治」被保存下來,還能說八田不受鄉民愛戴嗎?」;請大家深深地思考上述的可能史實;我們是否應該說「八田原本是不受鄉民愛戴的!」──

個人的研究認為,是否應該砍下八田的頭顱,那是另外一個情緒性的題目,作為一位公民教師,說來話就太長了。

一個公民教師,藉二二八悲劇研究,思考所謂「公民史學」 | 郭譽孚

──為當前的十八歲的投票權而作

2015年間,我島上有被長輩譏為小屁孩的「公民史學」宣言,其中高揭偉大的所謂「高中是十二年國教的最後階段。學生所接受的史學教育,也是她日後成為自由國度公民的基礎。此公民史學,當有三大特色,一、與公民站在一起( with the citizen ),二、係公民所關切的 ( of the citizen ),三、與公民共同對話所建構的 ( by the citizen )。」;他們高調地批判舊日的史學,「……不足以培養台灣新時代公民。……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說來,原來是為了培養「新時代」的公民,難怪對於青春叛逆期學子們,真是相當動人的漂亮說詞。〈〈公民史學宣言,反微調課綱〉BY 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許全義〉

但是,他們最後所能強調的,竟然只能是「公民史學的,則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是其所謂的「公民史學與民同在,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的。〈什麼是公民史學?文/黃惠貞 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

它們所掀起的社會動盪,不是為了論辯發現問題的真相,只是為了自身透過網路關係所可能發動的「民粹」群眾?!

個人的教育專業是公民教育;對於與當時學運高度掛鉤的這個名詞「公民史學」,在該運動獲得政黨收割過後,就似乎銷聲匿跡,報端很少聽到其消息的當前,頗有不能忘情的感覺。

本文的寫作,是最近在自己探討我島二二八事件悲劇之際,突然產生強烈的關於「公民史學」的思考與感受,巧逢當前立法院將降低投票權的情勢,此願以一得之愚,就教於我的朋友們。

關懷與研究我島當年二二八事件的人很多,但是在官方開放資料,提供給大家共同關懷之後,各方研究確有相當進展,但關於該事件死亡人數,卻仍長期處於朝野雙方各持己見,懸而未決的狀態;作為一個使得社會動盪的大事件,由於該事件的政治色彩濃厚,因而,雙方的認知與解讀,很難沒有偏頗;個人作為一個公民教師,以教育專業者的自我要求,深入審視當前的主流論述,願意提供個人的兩個重要的觀點,給大家參考。

其一、公民史學需要開闊心胸

公民史學,個人所知,在西方起於十八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期間;當年很著名的故事是當年作為法國貴族階級的一員,著名的革命議會之要角康道賽,對於當時革命論述中主張打破封建階級制度的「公民」一詞,感到高度的鼓舞;他公開表示自身以能夠身為一個社會的「公民」,為了人類共同的理想社會而奮鬥,深以為榮。

以公民身分為榮的康道賽,是那個時代唯一省思的貴族嗎?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康道賽先生的堅持,讓他最後被羅伯斯皮爾處死於革命議會之中。

公民史學如果存在,應該是一種戒慎恐懼的,但也是知所堅持的開放觀點;公民教師應該讓學子們感受到自身成為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的可能性,與面對那些可能的走向之前,理想主義者都應該及早省思──如何能夠讓自身比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走得更遠,更為接近時代共同的理想。

如果「公民」兩字,所強調的是世界性,消除國界的;如果也是不自私的,強調公共性的。這種開放性應屬必要。

其二、公民史學是人性的

公民史學,如前述,並非出現於二十世紀中期所謂的「公民社會」之後;相對於封建社會所重視的家族與血緣關係,今是公民史學無須等到公民社會出現之後,早就出現在自我啟蒙之理想主義者的認知中;作為受到思想指引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會接受一套嶄新的觀點,包含著日公民社會的構思中,確實更強調相信人類彼此間應該有著更為平等的地位。但批判與自我批判。

不過,公民史學不能只是理想的,那樣會只是空中樓閣,不可能真實有補益於我們真實的社會生活。而正因此,公民史學應該是充分考慮人性的方方面面,但也是反思的,是不輕易向人性妥協的。

它的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禮運大同篇」中為我們展示的理想世界,那就是一種人性之善良與理性的呈現;關於傳統哲學中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古人素樸的方法論;關於後來宋儒自我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充分展示了當年我國人雖然處於農業社會的大環境中,整個社會沒有充分的工業條件,生產力難以克服每次太平盛世期間,中國人口增加就出現了人口學家所指出的,人口有達到飽和的問題,以致於只能不斷面對「天下合久必分」的打擊。

雖然千餘年來,我們的公民史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頗受打擊;然而,他們以「止於至善」的關懷,「任重道遠」的態度,堅持自身的理念。直到今天時間已來到科技文明下,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時代;我們的公民史學應該善於利用這個時代的嶄新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努力實現我們社會千餘年來,那深刻而偉大的理想。

其三、公民史學是批判與自我批判的

正由於公民史學基於人性,人性無論善惡如何,人類不是神祗、上帝之類無限性的存有,是有限的,永遠是會犯錯的存有;因而,「批判」與「自我批判」,乃為必要;心境平和地思考人類共同的處境,以及個人所面對的特殊困境乃能自然面對。

歷史研究之可貴,乃在於由發現而探究,人類聰慧、崇高的靈魂何以恍惚、迷失而墮落?人類的靈魂如何能由低卑的困境中超升,成就得竟宛如我們私心仰望的崇高聖像?其中那些轉折與掙扎、失落與奮鬥,公民史學不會輕易地做出斷言,但是指出人性在現實社會複雜的環境中的種種可能性;要上升或者下行的抉擇權,奉上交給學子們自身的主體性。

公民史學不可只是口號,只在運動的現場表演為動人的舉止,成為操縱我們學子主體自覺的竅門,然後就像某些用完即丟的材料,從此被棄如敝屣;在每一次批判之前,是否真能永遠的先考量自身,在深入的自我批判之後,再批判自身的批判對象吧。

公民史學,由公民教師把真實的人類珍貴的主體性,努力兼顧傳承與開創地交付給他們所應該尊重與期盼的學子們──不僅是手段,更應該是目的的。

其四、「公民史學」,最主要應該是本土的

作為公民教師,個人相當歡迎「公民史學」的說法,已如前述;時代不斷的變遷、發展,或說「進步」,我們社會中的公民確實怎能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步呢?在這發展進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種「公民史學」來幫助社會中的公民能夠及早面對並掌握社會的種種問題。

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應該儘量以關於真正本土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

其原因不是不關心中一中那位教師所提及的「新時代的議題」,而是我們應該正視所有歷史研究的本質,在於旁徵博引的,蒐集各方面的資料來凸顯問題的各方面,各細節,然後對於問題作出最周全深刻的判斷;個人沒有留學經驗,但據稱何以文史方面的留洋學生,獲得學位所需的時間可說總是超過數理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其原因就是文史科的史料,非在留學國的語文上達到精熟,也就是不僅能通曉俗語,還要能夠深入其古文化的程度;那絕對不是只要能夠運用該國語文之讀寫,與會話的程度,就能夠成就的。

想想看,「公民史學」若是真的要成為能夠培養學子深入思辨與調查研究的素養;若在我們自己的島上,要談論他國或是國際問題,我們哪裡能夠如在本國一樣,輕易地就真正深入,而掌握了他國的歷史文化經驗?

如果勉強論述外國或國際問題,怕只能使用一般類似外電報導之類的二、三手資料,哪裡能夠真正激發「公民史學」所欲培養的探索與思辯的研究興趣?

以下,我們就以當前可稱顯學的「二二八事件問題」為例,來考察我們的「公民史學」之理想性,即,可能性。

一、公民史學的起點──「新舊並呈」與「存在即合理」的認知

當時台中一中的那位教師意氣風發地所謂「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當然沒錯,但是,歷史永遠是一個推陳出新的歷程;過往與未來透過現在而新舊相聯繫,當高瞻遠矚者提出新時代的重要議題時,就像大江的流水的水質問題,過去若是混濁,不可能自行立即清澈,真實的現象必然有一個濁度逐漸降低的過程;換言之,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固然重要,但是對於我們關愛的學子言,應該不是以新的議題取代舊的議題,而是在舊的議題上加上新的議題;並根據現實的需要,調整這些議題間的比重而已?

換言之,我們人類的社會,就像過去由農業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儘管我們同意那樣的變遷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變遷只是工業體制主宰了往後的社會發展,農業本身的地位似乎成為次要的而已,其問題依然會相當程度的影響了工業社會的發展。工業社會要獲得充分的發展,必須給予農業可以存活的空間。也就是在嶄新的時代,舊時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與歷史文化那千絲萬縷的脈絡,既使是一場流血革命也不是可以立即斷裂的。

因而,「公民史學」的內容,乃應該既是新舊先後相沿、並陳且對話的;雖有優劣對立之勢,但也仍是「存在即合理」的。其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的,例如──在該事件中,是否「官逼民反」與「民逼官反」都可說各有至理在。

當年的情勢,是否有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客觀言之,除了我島上官民有相當對立、戰後糧價一路上漲與社會治安不佳外,美、日也各有算計;公民史學若不能在此時充分理解時局之複雜性與其所衍生的危機,由其中深刻獲取我先民的血淚教訓;今天當局所謂的「轉型正義」作為,真能阻止來自人性黑暗面的悲劇之繼續發生嗎?

二、公民史學,要有深入細節的能力與態度

當然,所謂「存在即合理」,只是認知上的接受,並非對其行為的肯認;仍以二二八事件為例,悲劇中兩位著名而重要的悲劇腳色,林茂生與陳炘,兩位都深受我們同情;他們都有當年罕見的留美的背景。而當年美國對於我島的態度,根據著名的柯喬治的說法,其政策是鼓動我島民學習美國民主經驗的;林、陳兩人,一在學界,是第一位高等官文學士,留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一在企業界,是先在日本慶應塾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就讀,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都是當年我島社會的要角。

他們與其它更多菁英的消失,可能正導致了今天論述者所描述的,把二二八悲劇合理懷疑地視為陳儀當局「有計畫」地「屠殺我島菁英」的說法。這是否集可能就是西諺所提示於我們的,那關於「魔鬼躲在細節裡」的一大奧秘。

當然,就研究問題言,為求其周全,任何合理的懷疑都是必要的;有計畫的屠殺說的懷疑,固然不能免,同時,相對的,據稱林茂生不僅早在1920年天皇生日時,發表過鼓吹我島日本化的「國民性涵養論」,據稱其自身也曾因而回憶稱「我之人格,為生存起見,不得不分裂」;以及戰後,留美背景的他出任著名的「民報」社的負責人;該報對於陳儀當局的攻擊猛烈,甚至曾在1946年7月六日該報社論「台胞幸福了麼?」中,不只是公開肯定日殖生活,其後並大呼「五十年前為割地求和的犧牲者,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脫不出茫茫苦海,台胞呀,往哪裡去?要知道要享受幸福,非靠自己力量去努力是不可以的。」。

或許也是與林教授不幸事件可能密切相關的重要細節。這可能是西諺所云「魔鬼躲在細節裡」的另一值得探究的奧秘?

此外,今日非主流的青壯學者張若彤有一篇名為「誰殺了林茂生」的論文,則由另一個角度更深入了前述的細節;他藉由指出主流學者陳翠蓮之誤引了關鍵史料,來為當年陳儀在皇民化問題上寬待本島仕紳的態度背書;雖然當年我島知名的仕紳們似乎多對陳儀不滿,他明確地指出了──

1946年下半年,……陳儀發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明令將『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登記為停止公權人。……大幅縮小了皇民奉公會的參與者禁止擔任公職的範圍,而且「重要不重要」也留了空間,畢竟他不能公然反抗中央考試院的訓令……」

因而,這使得我們發現本島仕紳當年對於周遭事態的認知,並不透徹;因而他們當年的紀錄或是事後的回憶,我們確實有合理懷疑的空間;也因此儘管張老師該精彩的論文的研究所得可能不一定就是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但是他的深入該細節,對於關心陳儀歷史地位的研究者言,應該絕對是相當重要的。

三、應該建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知識態度

對此,我們仍然藉由二二八悲劇事件的研究經驗來考察「公民史學」應有的特色;前面我們提及林茂生與陳炘兩位不幸的人物,現在我們依據前述重視細節的態度,來探究關於陳炘的二二八悲劇。

陳炘是日殖時期出身於國語學校師範部,且擁有留美碩士的著名企業家;在我島主流學者李筱峰的筆下,他被強調不僅在當年留美期間參加「中國同學會」,並且漢語寫作能力頗強,雖沒有如林茂生發表疑似媚日的文字,卻是由於1930年代,曾經與日籍以開明著稱的眼科醫生宮原合組倡導內台融洽的東亞共榮協會;以及在1941年四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的經歷──「陳炘也和其他的社會菁英如林茂生、林獻堂等人一樣被強拉參加皇民奉公會。他被指派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委員及同本部局附,並擔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長」──認定他們是由於有這些經歷,而受到陳儀的排擠。

以合理的懷疑言,陳儀對他們的懷疑應該有其合理性;同樣的,他們對於陳儀的懷疑,也有其合理性──儘管陳儀的態度已如前述,似乎並不如它們所疑懼的,娶日女為妻的陳反而是減少了對於皇民化仕紳的壓制。

李教授在他的專書中強調了陳炘早年大力與林獻堂先生開辦大東信託會社,與晚年主持的大公企業公司都是代表我島民族資本家對抗外來資本力量的重要表現;其對大東信託美稱為「努力爭取台灣人在經濟上的利益」,指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對大公企業則描述為「在日治時代即首創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大東信託』的陳炘,到了戰後,在迎接新政權、審視新時局之下,他毅然決然創辦集結台灣本土資本的『大公企業』」。營造出一種我們台灣人簡直不可質疑其作為的氛圍。

我們「公民史學」對此應該指出,我傳統文化裡的「中道」應該受到重視,所謂「不偏不倚」之謂中,所謂「執兩用中」,都應該儘量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態度來處理。因為我們前述提過「人性絕非完滿的」,人非神佛,不可能沒有缺點;真要幫助或者充分發揮事物的潛力,我們就應該充分理解事物的方方面面;「大東信託」與「大公企業」真的沒有缺失嗎?那麼我們怎能整全的獲得它們那深刻的血淚教訓?

前者,我們的探索可以在我島「開台第一進士」的家族故事中看到「大東」與「陳炘」之名;那是主持新竹明志書院院長三十年的鄭用鑑之嫡孫,在1930年代初期,竟然有因某大東信託之玩弄而破產的悲劇;在兒孫輩某名醫的回憶錄中仍有怒稱「青埔子的事件的『禍首』肯定是對方『新大東』的陳炘……這兩個叔叔被陳炘愚弄,陷入陳炘的圈套……我對玩弄卑鄙的奸策達到得標目的的新大東信託的陳炘還是感覺無限的憤恨。……120萬坪的土地……[1],甚至多年後仍然憤懣地批判著「同樣是台灣人嘛的想法太天真」、「民族資本家新大東信託公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該往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恨。

我們當然也應該可以合理懷疑,雖然當年報紙上曾經刊出其父破產之新聞,但仍可懷疑多年之後的該回憶之可能為錯或假,或者只是剛好同名同姓。

至於,發生在1946年的後者,陳炘的大公企業,據稱是林獻堂、陳炘、陳逸松、蘇維樑等我島要角,奉命赴京返台時,回程中,陳炘倡議本地民族資本家結合而成的企業;不過,該企業的組織,據前述的美國人柯喬治說,他們限定出資者必須使用日銀發行的千元券參加購股,而那千元券是戰後總督府才由日本運來,造成我島物價上漲的元凶,讓當局頭痛的啊;不久,又先後發生「民報」上大篇幅刊登的關於陳煌與其弟陳炘的金融事件與前述來自新竹要角蘇維樑要求大公陳炘退職事件──當年民報的要角,林茂生之外,還有新竹人陳旺成。當然這些事態,究竟如何,都要接受合理的懷疑。

我們公民史學必須耐心地探索史實,遵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認知態度,無論對於哪一個政黨或者省籍,甚至國籍都一樣,只是親疏遠近與每個問題的急迫性不同,我們必須區分先後,但要同樣地對待。

四、「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

在前述2015年那「公民史學宣言」中,宣言者就曾經高調著所謂的「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的口號, 而我在20多年前的1998年,就曾經根據主體性的觀點,為自己的台灣史研究著作命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本研究最後想談談關於我們公民史學中關於「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也分享過去拙作何以定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的理由。

作為一個當代以教育專業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一個理想主義的公民教師,我所認知的近代教育的特色,固然有人強調當前為科技進步、知識爆發的時代,或者如前述宣言者強調當前是重視環保、經貿、人權的新時代,個人卻認為由教育者的角度看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彰顯人類的主體性的時代,尤其在教育上,為了充分啟發學子積極與奮發的精神,給與自信與鼓舞絕對是必要的而這正是強調主體性的理由。只有如此學子們才能有能力,有氣魄面對他們所將面對的大時代。

同時,作為有相當現實社會經驗的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於所謂「主體性」之可能產生「自大」,一如「民主」的體制下,若是不區分問題的性質,以為投票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就可能出現「民粹」的嚴重錯誤,因而,我們乃不能不事先提示,以免原本積極的「主體性」竟然造成「民粹式」的錯誤。這就是本研究強調「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的強烈理由──類似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謂的「自由應以自制為前提」的主張。

關於,這個主張,我也願意以研究二二八事件時,我很深刻感觸的問題提供給讀者參考。那是在探討該事件的死亡人數時,我所深刻感受到的。

關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問題,坊間與主流學界強調其數達到兩萬人上下,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多年來舉辦賠償工作,在最高可得六百萬賠償金的情況下,該會審理通過的二二八事件「受難案總計2,792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5件、「失蹤」類案件180件」。申請該賠償者雖然近兩千八百餘人,但死亡與失蹤的人口數,卻總共只有865人;巨大的差距使得原本希望這個歷史問題可以即時落幕的各方面,不僅難以收手,並且該八百餘人的死亡數,與其它學者研究所得,接近八百餘人的數據,還引來該事件的受難家屬們強烈的不滿。

以「公民史學」言,關於死亡人數的問題,事過多年之後,確實客觀查考不易;而當年情勢複雜,如美、日都不是真正客觀的第三者,而人之常情上,受難者又難免誇大;個人的研究是由我台人的主體性出發,不應該過度懷疑戰後的我島的總人口數據──我島人過去缺乏主體性,誤認日殖時期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其實仔細考察我先民的日記或回憶錄,我們就能發現其造假的資料;例如,當年葉榮鐘曾批判官方關於「農民生計費」資料,稱「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之價格偏低。」,就是一例。

因而,對於作家李喬根據國府戰後統計數據,所仔細推敲出來的數據──「發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這一年,死亡人數比1948年憑空多出了18,852人,或介於18,285~19,418人之間。這些人數應該就是二二八事件、三月清鄉、及當年之內被屠殺的人數總合。」──應該給予尊重。

但是,在這種主體性之後,我們應該謹慎地考察所有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們將發現,過去學界研究該數據,竟都沒有注意到二戰中盟軍使用的、被譽為「救命仙丹」的抗生素,要到1946年前後,才大量地來到東亞;但我島過去主流學界完全沒有注意到有該史實;因而,關於前述那1948年比1947年憑空「減少」的1萬8千人上下的死亡數據,那就是應該扣掉的被該「救命仙丹」救活的數據。

該數據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同時的死亡率縮減幅度而得──1947至1948年間日本沒有發生二二八式的悲劇,但其死亡率仍減少了千分之2.7。我們可以設想同期間,我島的死亡率降幅中也有千分之2.7是我島使用抗生素所造成的。

於是可得,當年全台的6,495,099人乘以千分之2.7,等於17,536人。前述作家李喬的探索中,沒有考察到此一史實;我們的「公民史學」認為,他的數據應該扣除此數,才能逼近於真實的二二八事件之死亡人數。即,18,852減去17,536,所得的1,316人就是我們所探索,更逼近史實且接近二二八紀念基金會那因高賠償額下,所獲得的數據。

當然這仍然是一個允許合理懷疑的數據;只要有充分的理性證據的話,我們應該共同深自惕勵,追求彼此理性的共識。

下面,本研究願仍以個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悲劇為例,繼續探討關於「反對權威問題」。

個人曾經很高興地看到中研院的吳乃德教授發表了「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因我認為那是很正確的理性的態度;他在論述中,對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主張為一千多人,很接近我提出的數據;我所提出的那1,316人,若再扣除那段期間我島民可能不經海關而避往對岸或日本、南洋的人數,應該很接近其所提的數據。

不過,個人對於吳教授論述的根據,竟然不是來自各種客觀的資料,竟然僅是由於我島當年著名領導者林獻堂在其日記中,關於在陳儀被槍決後,林所提及的那句「陳炘……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個人感到頗為遺憾。

林的日記資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然而,他個人的日記真能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嗎?我們都很尊重林老與整個霧峰林家在當年的可敬地位,然而,人不可能完美,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例如,前述1930年前後,大東信託逼使新竹明志書院的鄭家族人破產,以至於1946年前後,新竹人蘇維梁要求陳炘放棄大公企業;對於浸淫過近代台灣史事的研究者言,甚至也會聯想到當年連橫在櫟社在獻堂先生主張下被除名,不僅該社中不乏反對之聲音;並且前清期間,連橫的岳父,竟然與霧峰林朝棟在樟腦業上曾有競爭的關係;「公民史學」尊重人事的不完美,以及人性有先天的局限性。

結語

在歷史研究的面前,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是值得提倡的;因為,它是反權威、重視批判,也重視自我批判;它自然反對沒有經過調查與研究、未曾充分廣泛地考察與深思熟慮的種種資料,那只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抒發私人的情緒的載體;對於教育專業者言,那些實在只是缺乏營養而可能夾帶毒素的危險食物。

據稱最近立法院中,將授予十八歲以投票權;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很快就會通過了;上述我們關心的「公民史學」,正是2015年一群參加社會運動的中學教師所提出的。

然而,他們所提出的理想,竟然只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與「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個人雖已自公民教師退休已久,但是耕耘台灣史多年;看到這個情況,深有不能不高度關切的感受。

中學生的就學年齡大約也正好是十八歲上下的年紀,在心理學界稱為發展心理學上,那是青春反叛的狂風暴雨期間;在那個年紀的區間,學校教育不是應該努力啟導青年心理,讓它更能克服青春期盲目的動盪而求得心智順利的成長,進而可以讓他們人生的前途能承擔各種挑戰而有更高遠的展望麼?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竟然只是如「維基百科」般那樣粗礪地鼓舞他們的自我期許,我們的社會將怎樣面對我們今天在西方言論自由裡,所見到的那必然的失明與失序?甚至,那是否將只成為醞釀另一場大悲劇的緣起?

以上所思,因而,乃在此二二八悲劇紀念日前,我有此文之作。


[1]其詳情可見於「歷劫歸來話半生」,鄭翼宗著,前衛,頁14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