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中學教師,對於布先生講演的建議 | 郭譽孚

──由於較嚴謹的態度,本文不談與史實無關的問題。。。

布先生對於中美關係,在這篇講演中,所提出的開場,可能太一廂情願了;是否只是好話說盡。。。國際上真的都是大學以上的水準吧?怎能接受這樣的開場。。。或許這是霸權者自然高昂尊貴的身段所致?

記得我們小學中年級時期吧,老師就教我們要思而後言,也就是論事必先反省自身,由自身的經驗談起;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檢討過去」,然後才能「策勵將來」;否則,只是漂亮的希望、許諾,應該是不夠的吧。。。我想。。。

一、應該自省過去,然後才能與人「策勵將來」

由此出發,布先生對美國近幾十年來的表現,有檢討到嗎,或許這就是當前西方民主社會的問題,選局中的長期習慣,總在指責選戰的對手,極少反省自身,竟然就能贏得選民的信賴?個人看來,這是很令人失望的處世態度。。。

不過,布先生在這講演中,由國際規則與秩序開展其論點是聰明的,因為誰不知道整個國際公法的起源就在西方國際衝突間建立起來的;但是,布先生記憶可能不佳,怎麼忘了不久前對於法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長臂管轄」,在國際秩序上是很大的醜事?若沒有經過前述的「檢討過去」,有幾個國家的代表會真信任、肯定布先生的秩序或規則的高論。。。?

其次、關於對於七十餘年來,美國的豐功偉業,應該如何掌握?

這是布先生說到所謂的「國際秩序的基礎正面臨嚴峻而持續的挑戰。」,它攻擊俄國的普丁對於烏克蘭的作為;確實是應該提及的,但是是否有更為恰當的掌握方式?

作為友人,我們認為,在這裡普丁確實應該反省,但是如果普丁先生願意謙虛地反省自身的同時,放低姿態說,它是以美國為典範而那樣做的,布先生怎麼辦?普丁可以提美國當年長期以來,是如何干涉他國內政──

個人最記得美軍把巴拿馬總統抓回美國受審;如果普丁說,我們覺得美國做得太過分了,我們俄軍只想把澤倫斯基換掉就好,藉此引起大家的回憶;布先生將如何是好?作為美國的盟友我們如此地提供建議。我們中國人的諺語「吾日三省吾身」,是我們願意分享給盟友的人生處事的態度。

二、關於所謂「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 75 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

布先生攻擊完俄國的普丁,又肆意地攻擊中國大陸;強調其荒唐的「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過去 75 年來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觀。」,說得太假了,卻像是真的一樣。

然而,布先生所稱的「保障『世界』持續進步的普世價值」,真的是存在的嗎?

首先,讓我們看,過去世界在七十年間真有持續進步嗎?看看我們的盟友美國自己,七十五年來,有沒有哪一次疫情,一次就能屠殺了我們的自身一百萬人的性命,雖然大多是「低端人口」──這就是所謂「我們持續進步的世界」?這在我們外國友人看來,應該是七十五年間,貴國基本人權多大的退步?

此外,我們的盟友還不斷地以白紙直接印刷成鈔票,使得我們全球社會的物價不斷上漲,幣值不斷下跌;導致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的辛勞所得的購買力,每況愈下;那也是多大的退步?

作為這個悲劇的操縱者之一的布先生,怎能如此臉不紅,氣不喘地,大言不慚?如果這是「進步」,它將意味著人類未來將是怎樣可悲的命運?

三、是否人類要團結,不要分化

布先生在那樣痛快地攻擊了俄國之後,轉身卻強調

「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應對從氣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種挑戰的能力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說法恰當嗎,作為全球化、地球村的時代的任何國家應該都沒有重要到那不可或缺的地位;布先生的說法可能會引起人類互相分化的聯想;那應該不是我們當前這應該「相濡以沫、唇齒與共、共存共榮」的地球村上的好消息。

布先生如何竟然如此地分化著我們「地球村」的概念?在當前無論世界經濟發展或是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彼此都息息相關的大環境中,布先生的分化觀點真讓我們驚訝!

甚至我們似乎才知道何以長期以來為何美國竟然在世界減碳的問題上,沒有堅持積極參與的態度?以及在其國內防疫的問題上,簡直似乎無視於其境內處境悲悽的低端人口的態度──這樣地自我分化,真的是智慧而道德的嗎!?

四、研究與調查──嚴肅之必要。

人類都難免犯錯,雖是聖人應該也難免;然而,當我們自身口沫橫飛、夸夸其談時,除了講稿內容應該要言之有物,讓對方折服外,更重要的應該是自身的論述要能與我們過去的主張能夠有一貫性,否則一定要有充分認錯的轉折說明;如此才能取得對方的充分信賴,不可只是鐵口直斷,好像江湖上的半仙一樣,只是使用一套暗示性的語言陷阱,就能使國際社會中的成員都低頭稱是。

讓我們看看布先生那所謂的「使它們植根于民主價值觀,而不是專制價值觀。」;如此的二分法思維,簡直是比我們前述的小學中年級還要幼稚的思維模式;無須教育專業,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應該都能感受到民主與專制的二分法,就像黑白二分一樣,應該只有在智慧開發的初期才被使用;

因為現實的人生,大多都是居於灰色地帶的,這也就是我們為何只有在小學低年級時期,學校的測驗卷上才有是非題;但是進入中年級以後,測驗卷上就很少再見到這種可能鼓勵二分法判斷的考題的理由。

如今我們關切國際社會的人士都是那樣稚幼無知嗎?不可能吧。因而布先生的說法,可能應該要進行嚴肅的自省。

舉其所提及的為例,所謂──

「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眾多國家史無前例的援助下,烏克蘭正在英勇地捍衛其人民和獨立。雖然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普京總統卻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

其中強調「普京總統卻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何以知之?是俄軍動手之前與美國詳細討論過,有哪些戰略目標嗎?否則何以竟能公開說俄軍「未能實現他的任何一個戰略目標」?這種不嚴肅的態度很容易讓人感到所言只是「信口開河」,那是會不僅斲傷講演者的「威信」,也是會削弱其所代表的「國家的威望」。

換言之,布先生在此講演中所提及的戰略與實力,雖然確實可能煞費苦心,其所謂「我們將投資於我們在國內的實力基礎——我們的競爭力、創新和民主。」,應該確實有些門道,但是在不知「嚴肅之必要」,不知「檢討過去」,不知現實社會問題很少是可以使用「二分法」來痛快處理的情況下,所有的問題,通常就只會「左支右絀」而「積重難返」的啊。

由風傳媒的「八田與一何辜」想起 | 郭譽孚

研究、研究、研究

當年林深靖兄看我研究的八田與一,所批判似乎與眾不同,就向我提及幫我轉發出去;不數日,果然看到在「風傳媒」上刊登出來;由「以文會友」來看,藉此廣交文友,真是十分感謝;然而,多年之後,由於八田銅像被斷頭的事件而「風傳媒」主筆室上,後來竟有《風評:八田與一何辜?》為八田呼冤之文。真的八田有那樣大的冤屈嗎?

可惜該呼冤之文,2017年當時我沒有看到;如今看到似乎已是事過境遷;然而,其中所涉及的三個問題,個人覺得十分重要,至今仍值得再加商榷。故此敬述如下──

其一、所謂「在當年字字嚴厲的媒體報導,和後世無限景仰的敘述中,……不論如何,八田與一的塑像是在工程完竣後的一九三一年即塑造,如果嘉南人民對八田沒有絲毫感念之情,何須拍這個馬屁?」

此一論述似乎十分平實;但真實的史實是什麼?建議大家要研究啊。

我們要指出,除了當年我島民間對於該工程曾有強烈的批判為真實的之外,

更重要的是官方當年在1936年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中,研究者遍尋關於嘉南大圳的紀載,不乏相關人士大名,唯獨不見八田之名;何以故?因為,八田所先後負責選址與設計的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共同有著砂質土壤的問題,這是工程上不可原諒的錯誤;兩大工程完工後,都很快地發生了問題;原定1928年完工的桃園大圳,1927年,發生了土砂把隧道埋沒的嚴重事件;以至於整個工程雖早通水,但其完工竟拖延到1936年。同樣由八田設計的嘉南大圳的問題則是1930年完工,但同年底竟然就先後被兩個中型地震把烏山頭水庫震破損了,幸好當時是枯水期,沒有造成太大的災害;這樣的八田在工程專業上,值得給予尊重嗎?

更更重要的,我們應該理解,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錯誤應該不是偶然的;因為兩者都是精心選定砂質土壤而設計的;然後,藉此兩工程設計能「咬人」的工程,以耗盡桃竹與嘉南兩個反叛地區的能量──1907年的北埔事件與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

研究太重要了。原來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當局就不乏以工役來耗盡大諸侯實力的設計;除了要求所有諸侯定期把妻子送到江戶城居住,作為人質外,還規定所有大名有負責為幕府修築城池的義務;當年薩摩藩就曾經發生由於該義務無法達成而修築者集體切腹自殺的慘事;我們島民在八田設計下,家家農戶有維護水路通暢的義務,但砂質土壤淤積嚴重,加上地震頻繁,我們的農民如何能夠輕鬆維護?真是十足的「大圳咬人、吃人」!

研究與調查,太重要了!

這樣的歷史文化脈絡,沒有專人深入研究,以當年言,除了明顯身受其害的人們知道一些之外,外人的印象大多都是由教科書上讀來的禮敬與誇讚文字。

至於對於樹立該八田銅像,該所謂「如果嘉南人民對八田沒有絲毫感念之情,何須拍這個馬屁?」,建議大家也應該研究其史實!銅像從何而來,是我們嘉南的農民立的嗎?

當年立銅像的不是我們的農民,看這立像之時間是1931年,當時烏山頭水庫震破損不久,「台灣新民報」上對於工程完工後的問題不斷怨訴,我們農民怎可能又為之立像?

為他立像的應該也不會是官方;因如前述,當年的官方在前述治績誌中,都不肯提他的大名怎會為他立像?

原來該像是由日籍工程人員所立的。

那是他們感恩於八田1923年在工務所奉命要收縮財政而裁員,汰弱留強時,竟然不顧可能影響工程品質,堅持汰強留弱,以防弱者將無處可去;所以,這批被留用的工程人員對於八田深深感激;這尊銅像是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在大圳工程完工之後,工程人員要散夥之際,沒多久立刻就出現了。

最後說到「拍馬屁」;請注意,大圳的烏山頭水庫完工的當年年底立刻就被一個中型地震震損了,可能就是由於這群工程人員的素質不佳才造成的!是否他們當年就是靠懂得如何拍八田的馬屁,才讓八田堅持「汰強留弱」的?!

其二、該文提到「衪,在台灣沒殺過一個人!」與「八田與一不是軍人而是工程師」,人的職業無貴賤,在此軍人的職業,真的有比工程師的地位,較為低下嗎?

以及八田真的可說,他沒有在台灣殺過一個人嗎?

請問,如果八田是前述那樣的工程師,拒絕民間或官方的認知而故意挑選砂質地區,從而把我們先民鎖入其統治的網絡之中,因而造成雖然花費了極大的經費,但是其完工後的效能,並不能改進我先民的生活,在嘉南大圳這樣巨大的工程完工後,我們島嶼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能徘徊於低檔,由1932年開始〈1930年地震破損,隔年修復〉到自稱大量增產的1939年的我先民死亡年齡數據如下──

22.9 23.5 22.4 23.4 23.1 23.2 23.2 22.7 〈1908年平均為27.2歲〉

這樣的工程師,利用類似自由經濟下的「使用者付費」,事實是不自由的「使用者維護」的制度,造成「大圳咬人甚至大圳吃人」的結果,不是比軍人更為陰險毒辣十、百倍嗎?

他,沒有殺過一個人!怎樣死亡才算是「殺」?累死、餓死、營養不良而死亡,算不算也是殺人?

官方原先廣告「沙漠變良田」,結果完工後的事實是三年輪作,透過欺騙,建立起沒有供水的缺水期間也要繳水費的制度,這樣不是「殺人」?據稱我島留日大學者戴國煇當年立志學農,拒絕學醫,就是因為他的叔父是醫生,他由叔父處知道原來我們島人嚴重的營養不良,許多人早死;因而愛護我島民的他,拒絕父輩的要求,堅持要研究我島的農業!那是工程師設計的制度,不算「殺人」,真是我們不肖的無知兒孫們啊,我快要淚流滿面了。

其三、關於該銅像的移走與再現,其史實是什麼?

確實有近似所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所有銅鐵金屬依日本政府規定,都得徵收熔解供應戰事軍需使用,鄉民為了避免銅像被融掉,還偷偷移走藏在番子田車站,直到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移除所有日據(治)時期的各種「殖民者」的雕像,蔣介石和孫文成了最普遍的替代者,直到一九八一年,這尊銅像才低調的由水利會安置在烏山頭水庫八田塚前。」的史實。

但是,那真是鄉民避免銅像被熔掉嗎?如果那樣的話,何以要放到番仔田車站去?怕是這位在專業眼中嚴重失格的、在「台灣治績誌」中被排斥的工程師,被其繼任的工程專業人員與完工十年後,仍然對其工程不滿的鄉民們〈其後大圳維護困擾問題一直不斷,可見於「1945年台灣統治概要」〉主動拆除而轉運出去的。所以所謂「鄉民為了避免銅像被融掉,還偷偷移走」,不可信。

倒是當年工程完工後,被遣散的日人或有轉任而負責於番仔田車站者,在番仔田見到該銅像時,可能感恩於八田當年那「汰強留弱」的離奇決定,乃將該銅像截流於此。案,當年車站都是軍事要點,其站長應該一定是日本人。而八田在負責工務所期間,由於該工程重要,附近鐵路應該都尊重、配合其需要,因而,八田與該站關係應該相當密切。

最後,關於該銅像的重置,根據極為崇日的、自幼想要報效大圳的專家陳正美的說法,是當年蔣緯國以蔣總統的哲嗣的地位來到當地時,有日本血統的蔣緯國,對於八田的故事沒有研究,卻在那威權晚期,為表示親民而主張重置該銅像的!

最最後,以上所論述的種種,相對於,該文所謂的「八田與一能歷經戰火和「威權統治」被保存下來,還能說八田不受鄉民愛戴嗎?」;請大家深深地思考上述的可能史實;我們是否應該說「八田原本是不受鄉民愛戴的!」──

個人的研究認為,是否應該砍下八田的頭顱,那是另外一個情緒性的題目,作為一位公民教師,說來話就太長了。

一個公民教師,藉二二八悲劇研究,思考所謂「公民史學」 | 郭譽孚

──為當前的十八歲的投票權而作

2015年間,我島上有被長輩譏為小屁孩的「公民史學」宣言,其中高揭偉大的所謂「高中是十二年國教的最後階段。學生所接受的史學教育,也是她日後成為自由國度公民的基礎。此公民史學,當有三大特色,一、與公民站在一起( with the citizen ),二、係公民所關切的 ( of the citizen ),三、與公民共同對話所建構的 ( by the citizen )。」;他們高調地批判舊日的史學,「……不足以培養台灣新時代公民。……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說來,原來是為了培養「新時代」的公民,難怪對於青春叛逆期學子們,真是相當動人的漂亮說詞。〈〈公民史學宣言,反微調課綱〉BY 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許全義〉

但是,他們最後所能強調的,竟然只能是「公民史學的,則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是其所謂的「公民史學與民同在,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的。〈什麼是公民史學?文/黃惠貞 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

它們所掀起的社會動盪,不是為了論辯發現問題的真相,只是為了自身透過網路關係所可能發動的「民粹」群眾?!

個人的教育專業是公民教育;對於與當時學運高度掛鉤的這個名詞「公民史學」,在該運動獲得政黨收割過後,就似乎銷聲匿跡,報端很少聽到其消息的當前,頗有不能忘情的感覺。

本文的寫作,是最近在自己探討我島二二八事件悲劇之際,突然產生強烈的關於「公民史學」的思考與感受,巧逢當前立法院將降低投票權的情勢,此願以一得之愚,就教於我的朋友們。

關懷與研究我島當年二二八事件的人很多,但是在官方開放資料,提供給大家共同關懷之後,各方研究確有相當進展,但關於該事件死亡人數,卻仍長期處於朝野雙方各持己見,懸而未決的狀態;作為一個使得社會動盪的大事件,由於該事件的政治色彩濃厚,因而,雙方的認知與解讀,很難沒有偏頗;個人作為一個公民教師,以教育專業者的自我要求,深入審視當前的主流論述,願意提供個人的兩個重要的觀點,給大家參考。

其一、公民史學需要開闊心胸

公民史學,個人所知,在西方起於十八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期間;當年很著名的故事是當年作為法國貴族階級的一員,著名的革命議會之要角康道賽,對於當時革命論述中主張打破封建階級制度的「公民」一詞,感到高度的鼓舞;他公開表示自身以能夠身為一個社會的「公民」,為了人類共同的理想社會而奮鬥,深以為榮。

以公民身分為榮的康道賽,是那個時代唯一省思的貴族嗎?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康道賽先生的堅持,讓他最後被羅伯斯皮爾處死於革命議會之中。

公民史學如果存在,應該是一種戒慎恐懼的,但也是知所堅持的開放觀點;公民教師應該讓學子們感受到自身成為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的可能性,與面對那些可能的走向之前,理想主義者都應該及早省思──如何能夠讓自身比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走得更遠,更為接近時代共同的理想。

如果「公民」兩字,所強調的是世界性,消除國界的;如果也是不自私的,強調公共性的。這種開放性應屬必要。

其二、公民史學是人性的

公民史學,如前述,並非出現於二十世紀中期所謂的「公民社會」之後;相對於封建社會所重視的家族與血緣關係,今是公民史學無須等到公民社會出現之後,早就出現在自我啟蒙之理想主義者的認知中;作為受到思想指引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會接受一套嶄新的觀點,包含著日公民社會的構思中,確實更強調相信人類彼此間應該有著更為平等的地位。但批判與自我批判。

不過,公民史學不能只是理想的,那樣會只是空中樓閣,不可能真實有補益於我們真實的社會生活。而正因此,公民史學應該是充分考慮人性的方方面面,但也是反思的,是不輕易向人性妥協的。

它的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禮運大同篇」中為我們展示的理想世界,那就是一種人性之善良與理性的呈現;關於傳統哲學中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古人素樸的方法論;關於後來宋儒自我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充分展示了當年我國人雖然處於農業社會的大環境中,整個社會沒有充分的工業條件,生產力難以克服每次太平盛世期間,中國人口增加就出現了人口學家所指出的,人口有達到飽和的問題,以致於只能不斷面對「天下合久必分」的打擊。

雖然千餘年來,我們的公民史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頗受打擊;然而,他們以「止於至善」的關懷,「任重道遠」的態度,堅持自身的理念。直到今天時間已來到科技文明下,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時代;我們的公民史學應該善於利用這個時代的嶄新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努力實現我們社會千餘年來,那深刻而偉大的理想。

其三、公民史學是批判與自我批判的

正由於公民史學基於人性,人性無論善惡如何,人類不是神祗、上帝之類無限性的存有,是有限的,永遠是會犯錯的存有;因而,「批判」與「自我批判」,乃為必要;心境平和地思考人類共同的處境,以及個人所面對的特殊困境乃能自然面對。

歷史研究之可貴,乃在於由發現而探究,人類聰慧、崇高的靈魂何以恍惚、迷失而墮落?人類的靈魂如何能由低卑的困境中超升,成就得竟宛如我們私心仰望的崇高聖像?其中那些轉折與掙扎、失落與奮鬥,公民史學不會輕易地做出斷言,但是指出人性在現實社會複雜的環境中的種種可能性;要上升或者下行的抉擇權,奉上交給學子們自身的主體性。

公民史學不可只是口號,只在運動的現場表演為動人的舉止,成為操縱我們學子主體自覺的竅門,然後就像某些用完即丟的材料,從此被棄如敝屣;在每一次批判之前,是否真能永遠的先考量自身,在深入的自我批判之後,再批判自身的批判對象吧。

公民史學,由公民教師把真實的人類珍貴的主體性,努力兼顧傳承與開創地交付給他們所應該尊重與期盼的學子們──不僅是手段,更應該是目的的。

其四、「公民史學」,最主要應該是本土的

作為公民教師,個人相當歡迎「公民史學」的說法,已如前述;時代不斷的變遷、發展,或說「進步」,我們社會中的公民確實怎能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步呢?在這發展進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種「公民史學」來幫助社會中的公民能夠及早面對並掌握社會的種種問題。

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應該儘量以關於真正本土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

其原因不是不關心中一中那位教師所提及的「新時代的議題」,而是我們應該正視所有歷史研究的本質,在於旁徵博引的,蒐集各方面的資料來凸顯問題的各方面,各細節,然後對於問題作出最周全深刻的判斷;個人沒有留學經驗,但據稱何以文史方面的留洋學生,獲得學位所需的時間可說總是超過數理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其原因就是文史科的史料,非在留學國的語文上達到精熟,也就是不僅能通曉俗語,還要能夠深入其古文化的程度;那絕對不是只要能夠運用該國語文之讀寫,與會話的程度,就能夠成就的。

想想看,「公民史學」若是真的要成為能夠培養學子深入思辨與調查研究的素養;若在我們自己的島上,要談論他國或是國際問題,我們哪裡能夠如在本國一樣,輕易地就真正深入,而掌握了他國的歷史文化經驗?

如果勉強論述外國或國際問題,怕只能使用一般類似外電報導之類的二、三手資料,哪裡能夠真正激發「公民史學」所欲培養的探索與思辯的研究興趣?

以下,我們就以當前可稱顯學的「二二八事件問題」為例,來考察我們的「公民史學」之理想性,即,可能性。

一、公民史學的起點──「新舊並呈」與「存在即合理」的認知

當時台中一中的那位教師意氣風發地所謂「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當然沒錯,但是,歷史永遠是一個推陳出新的歷程;過往與未來透過現在而新舊相聯繫,當高瞻遠矚者提出新時代的重要議題時,就像大江的流水的水質問題,過去若是混濁,不可能自行立即清澈,真實的現象必然有一個濁度逐漸降低的過程;換言之,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固然重要,但是對於我們關愛的學子言,應該不是以新的議題取代舊的議題,而是在舊的議題上加上新的議題;並根據現實的需要,調整這些議題間的比重而已?

換言之,我們人類的社會,就像過去由農業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儘管我們同意那樣的變遷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變遷只是工業體制主宰了往後的社會發展,農業本身的地位似乎成為次要的而已,其問題依然會相當程度的影響了工業社會的發展。工業社會要獲得充分的發展,必須給予農業可以存活的空間。也就是在嶄新的時代,舊時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與歷史文化那千絲萬縷的脈絡,既使是一場流血革命也不是可以立即斷裂的。

因而,「公民史學」的內容,乃應該既是新舊先後相沿、並陳且對話的;雖有優劣對立之勢,但也仍是「存在即合理」的。其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的,例如──在該事件中,是否「官逼民反」與「民逼官反」都可說各有至理在。

當年的情勢,是否有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客觀言之,除了我島上官民有相當對立、戰後糧價一路上漲與社會治安不佳外,美、日也各有算計;公民史學若不能在此時充分理解時局之複雜性與其所衍生的危機,由其中深刻獲取我先民的血淚教訓;今天當局所謂的「轉型正義」作為,真能阻止來自人性黑暗面的悲劇之繼續發生嗎?

二、公民史學,要有深入細節的能力與態度

當然,所謂「存在即合理」,只是認知上的接受,並非對其行為的肯認;仍以二二八事件為例,悲劇中兩位著名而重要的悲劇腳色,林茂生與陳炘,兩位都深受我們同情;他們都有當年罕見的留美的背景。而當年美國對於我島的態度,根據著名的柯喬治的說法,其政策是鼓動我島民學習美國民主經驗的;林、陳兩人,一在學界,是第一位高等官文學士,留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一在企業界,是先在日本慶應塾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就讀,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都是當年我島社會的要角。

他們與其它更多菁英的消失,可能正導致了今天論述者所描述的,把二二八悲劇合理懷疑地視為陳儀當局「有計畫」地「屠殺我島菁英」的說法。這是否集可能就是西諺所提示於我們的,那關於「魔鬼躲在細節裡」的一大奧秘。

當然,就研究問題言,為求其周全,任何合理的懷疑都是必要的;有計畫的屠殺說的懷疑,固然不能免,同時,相對的,據稱林茂生不僅早在1920年天皇生日時,發表過鼓吹我島日本化的「國民性涵養論」,據稱其自身也曾因而回憶稱「我之人格,為生存起見,不得不分裂」;以及戰後,留美背景的他出任著名的「民報」社的負責人;該報對於陳儀當局的攻擊猛烈,甚至曾在1946年7月六日該報社論「台胞幸福了麼?」中,不只是公開肯定日殖生活,其後並大呼「五十年前為割地求和的犧牲者,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脫不出茫茫苦海,台胞呀,往哪裡去?要知道要享受幸福,非靠自己力量去努力是不可以的。」。

或許也是與林教授不幸事件可能密切相關的重要細節。這可能是西諺所云「魔鬼躲在細節裡」的另一值得探究的奧秘?

此外,今日非主流的青壯學者張若彤有一篇名為「誰殺了林茂生」的論文,則由另一個角度更深入了前述的細節;他藉由指出主流學者陳翠蓮之誤引了關鍵史料,來為當年陳儀在皇民化問題上寬待本島仕紳的態度背書;雖然當年我島知名的仕紳們似乎多對陳儀不滿,他明確地指出了──

1946年下半年,……陳儀發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明令將『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登記為停止公權人。……大幅縮小了皇民奉公會的參與者禁止擔任公職的範圍,而且「重要不重要」也留了空間,畢竟他不能公然反抗中央考試院的訓令……」

因而,這使得我們發現本島仕紳當年對於周遭事態的認知,並不透徹;因而他們當年的紀錄或是事後的回憶,我們確實有合理懷疑的空間;也因此儘管張老師該精彩的論文的研究所得可能不一定就是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但是他的深入該細節,對於關心陳儀歷史地位的研究者言,應該絕對是相當重要的。

三、應該建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知識態度

對此,我們仍然藉由二二八悲劇事件的研究經驗來考察「公民史學」應有的特色;前面我們提及林茂生與陳炘兩位不幸的人物,現在我們依據前述重視細節的態度,來探究關於陳炘的二二八悲劇。

陳炘是日殖時期出身於國語學校師範部,且擁有留美碩士的著名企業家;在我島主流學者李筱峰的筆下,他被強調不僅在當年留美期間參加「中國同學會」,並且漢語寫作能力頗強,雖沒有如林茂生發表疑似媚日的文字,卻是由於1930年代,曾經與日籍以開明著稱的眼科醫生宮原合組倡導內台融洽的東亞共榮協會;以及在1941年四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的經歷──「陳炘也和其他的社會菁英如林茂生、林獻堂等人一樣被強拉參加皇民奉公會。他被指派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委員及同本部局附,並擔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長」──認定他們是由於有這些經歷,而受到陳儀的排擠。

以合理的懷疑言,陳儀對他們的懷疑應該有其合理性;同樣的,他們對於陳儀的懷疑,也有其合理性──儘管陳儀的態度已如前述,似乎並不如它們所疑懼的,娶日女為妻的陳反而是減少了對於皇民化仕紳的壓制。

李教授在他的專書中強調了陳炘早年大力與林獻堂先生開辦大東信託會社,與晚年主持的大公企業公司都是代表我島民族資本家對抗外來資本力量的重要表現;其對大東信託美稱為「努力爭取台灣人在經濟上的利益」,指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對大公企業則描述為「在日治時代即首創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大東信託』的陳炘,到了戰後,在迎接新政權、審視新時局之下,他毅然決然創辦集結台灣本土資本的『大公企業』」。營造出一種我們台灣人簡直不可質疑其作為的氛圍。

我們「公民史學」對此應該指出,我傳統文化裡的「中道」應該受到重視,所謂「不偏不倚」之謂中,所謂「執兩用中」,都應該儘量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態度來處理。因為我們前述提過「人性絕非完滿的」,人非神佛,不可能沒有缺點;真要幫助或者充分發揮事物的潛力,我們就應該充分理解事物的方方面面;「大東信託」與「大公企業」真的沒有缺失嗎?那麼我們怎能整全的獲得它們那深刻的血淚教訓?

前者,我們的探索可以在我島「開台第一進士」的家族故事中看到「大東」與「陳炘」之名;那是主持新竹明志書院院長三十年的鄭用鑑之嫡孫,在1930年代初期,竟然有因某大東信託之玩弄而破產的悲劇;在兒孫輩某名醫的回憶錄中仍有怒稱「青埔子的事件的『禍首』肯定是對方『新大東』的陳炘……這兩個叔叔被陳炘愚弄,陷入陳炘的圈套……我對玩弄卑鄙的奸策達到得標目的的新大東信託的陳炘還是感覺無限的憤恨。……120萬坪的土地……[1],甚至多年後仍然憤懣地批判著「同樣是台灣人嘛的想法太天真」、「民族資本家新大東信託公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該往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恨。

我們當然也應該可以合理懷疑,雖然當年報紙上曾經刊出其父破產之新聞,但仍可懷疑多年之後的該回憶之可能為錯或假,或者只是剛好同名同姓。

至於,發生在1946年的後者,陳炘的大公企業,據稱是林獻堂、陳炘、陳逸松、蘇維樑等我島要角,奉命赴京返台時,回程中,陳炘倡議本地民族資本家結合而成的企業;不過,該企業的組織,據前述的美國人柯喬治說,他們限定出資者必須使用日銀發行的千元券參加購股,而那千元券是戰後總督府才由日本運來,造成我島物價上漲的元凶,讓當局頭痛的啊;不久,又先後發生「民報」上大篇幅刊登的關於陳煌與其弟陳炘的金融事件與前述來自新竹要角蘇維樑要求大公陳炘退職事件──當年民報的要角,林茂生之外,還有新竹人陳旺成。當然這些事態,究竟如何,都要接受合理的懷疑。

我們公民史學必須耐心地探索史實,遵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認知態度,無論對於哪一個政黨或者省籍,甚至國籍都一樣,只是親疏遠近與每個問題的急迫性不同,我們必須區分先後,但要同樣地對待。

四、「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

在前述2015年那「公民史學宣言」中,宣言者就曾經高調著所謂的「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的口號, 而我在20多年前的1998年,就曾經根據主體性的觀點,為自己的台灣史研究著作命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本研究最後想談談關於我們公民史學中關於「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也分享過去拙作何以定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的理由。

作為一個當代以教育專業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一個理想主義的公民教師,我所認知的近代教育的特色,固然有人強調當前為科技進步、知識爆發的時代,或者如前述宣言者強調當前是重視環保、經貿、人權的新時代,個人卻認為由教育者的角度看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彰顯人類的主體性的時代,尤其在教育上,為了充分啟發學子積極與奮發的精神,給與自信與鼓舞絕對是必要的而這正是強調主體性的理由。只有如此學子們才能有能力,有氣魄面對他們所將面對的大時代。

同時,作為有相當現實社會經驗的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於所謂「主體性」之可能產生「自大」,一如「民主」的體制下,若是不區分問題的性質,以為投票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就可能出現「民粹」的嚴重錯誤,因而,我們乃不能不事先提示,以免原本積極的「主體性」竟然造成「民粹式」的錯誤。這就是本研究強調「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的強烈理由──類似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謂的「自由應以自制為前提」的主張。

關於,這個主張,我也願意以研究二二八事件時,我很深刻感觸的問題提供給讀者參考。那是在探討該事件的死亡人數時,我所深刻感受到的。

關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問題,坊間與主流學界強調其數達到兩萬人上下,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多年來舉辦賠償工作,在最高可得六百萬賠償金的情況下,該會審理通過的二二八事件「受難案總計2,792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5件、「失蹤」類案件180件」。申請該賠償者雖然近兩千八百餘人,但死亡與失蹤的人口數,卻總共只有865人;巨大的差距使得原本希望這個歷史問題可以即時落幕的各方面,不僅難以收手,並且該八百餘人的死亡數,與其它學者研究所得,接近八百餘人的數據,還引來該事件的受難家屬們強烈的不滿。

以「公民史學」言,關於死亡人數的問題,事過多年之後,確實客觀查考不易;而當年情勢複雜,如美、日都不是真正客觀的第三者,而人之常情上,受難者又難免誇大;個人的研究是由我台人的主體性出發,不應該過度懷疑戰後的我島的總人口數據──我島人過去缺乏主體性,誤認日殖時期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其實仔細考察我先民的日記或回憶錄,我們就能發現其造假的資料;例如,當年葉榮鐘曾批判官方關於「農民生計費」資料,稱「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之價格偏低。」,就是一例。

因而,對於作家李喬根據國府戰後統計數據,所仔細推敲出來的數據──「發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這一年,死亡人數比1948年憑空多出了18,852人,或介於18,285~19,418人之間。這些人數應該就是二二八事件、三月清鄉、及當年之內被屠殺的人數總合。」──應該給予尊重。

但是,在這種主體性之後,我們應該謹慎地考察所有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們將發現,過去學界研究該數據,竟都沒有注意到二戰中盟軍使用的、被譽為「救命仙丹」的抗生素,要到1946年前後,才大量地來到東亞;但我島過去主流學界完全沒有注意到有該史實;因而,關於前述那1948年比1947年憑空「減少」的1萬8千人上下的死亡數據,那就是應該扣掉的被該「救命仙丹」救活的數據。

該數據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同時的死亡率縮減幅度而得──1947至1948年間日本沒有發生二二八式的悲劇,但其死亡率仍減少了千分之2.7。我們可以設想同期間,我島的死亡率降幅中也有千分之2.7是我島使用抗生素所造成的。

於是可得,當年全台的6,495,099人乘以千分之2.7,等於17,536人。前述作家李喬的探索中,沒有考察到此一史實;我們的「公民史學」認為,他的數據應該扣除此數,才能逼近於真實的二二八事件之死亡人數。即,18,852減去17,536,所得的1,316人就是我們所探索,更逼近史實且接近二二八紀念基金會那因高賠償額下,所獲得的數據。

當然這仍然是一個允許合理懷疑的數據;只要有充分的理性證據的話,我們應該共同深自惕勵,追求彼此理性的共識。

下面,本研究願仍以個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悲劇為例,繼續探討關於「反對權威問題」。

個人曾經很高興地看到中研院的吳乃德教授發表了「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因我認為那是很正確的理性的態度;他在論述中,對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主張為一千多人,很接近我提出的數據;我所提出的那1,316人,若再扣除那段期間我島民可能不經海關而避往對岸或日本、南洋的人數,應該很接近其所提的數據。

不過,個人對於吳教授論述的根據,竟然不是來自各種客觀的資料,竟然僅是由於我島當年著名領導者林獻堂在其日記中,關於在陳儀被槍決後,林所提及的那句「陳炘……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個人感到頗為遺憾。

林的日記資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然而,他個人的日記真能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嗎?我們都很尊重林老與整個霧峰林家在當年的可敬地位,然而,人不可能完美,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例如,前述1930年前後,大東信託逼使新竹明志書院的鄭家族人破產,以至於1946年前後,新竹人蘇維梁要求陳炘放棄大公企業;對於浸淫過近代台灣史事的研究者言,甚至也會聯想到當年連橫在櫟社在獻堂先生主張下被除名,不僅該社中不乏反對之聲音;並且前清期間,連橫的岳父,竟然與霧峰林朝棟在樟腦業上曾有競爭的關係;「公民史學」尊重人事的不完美,以及人性有先天的局限性。

結語

在歷史研究的面前,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是值得提倡的;因為,它是反權威、重視批判,也重視自我批判;它自然反對沒有經過調查與研究、未曾充分廣泛地考察與深思熟慮的種種資料,那只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抒發私人的情緒的載體;對於教育專業者言,那些實在只是缺乏營養而可能夾帶毒素的危險食物。

據稱最近立法院中,將授予十八歲以投票權;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很快就會通過了;上述我們關心的「公民史學」,正是2015年一群參加社會運動的中學教師所提出的。

然而,他們所提出的理想,竟然只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與「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個人雖已自公民教師退休已久,但是耕耘台灣史多年;看到這個情況,深有不能不高度關切的感受。

中學生的就學年齡大約也正好是十八歲上下的年紀,在心理學界稱為發展心理學上,那是青春反叛的狂風暴雨期間;在那個年紀的區間,學校教育不是應該努力啟導青年心理,讓它更能克服青春期盲目的動盪而求得心智順利的成長,進而可以讓他們人生的前途能承擔各種挑戰而有更高遠的展望麼?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竟然只是如「維基百科」般那樣粗礪地鼓舞他們的自我期許,我們的社會將怎樣面對我們今天在西方言論自由裡,所見到的那必然的失明與失序?甚至,那是否將只成為醞釀另一場大悲劇的緣起?

以上所思,因而,乃在此二二八悲劇紀念日前,我有此文之作。


[1]其詳情可見於「歷劫歸來話半生」,鄭翼宗著,前衛,頁149~153。

談談日據下「募兵制」的歷史條件 | 郭譽孚

由於當前我們社會採取募兵制,似乎有兵源嚴重不足的情況;而有年輕人說讀坊間暢銷讀物,書中描述日殖時期志願兵「不全是被迫的」,他說日本統治下真的那麼成功啊,言下十分佩服、嚮往。

我笑了,好一個「不全是被迫的」,就像「慰安婦不全是被迫的」的話術,完全一樣的句型;我們就來談談當年真實的志願兵的歷史背景吧。

著名的主流史家周婉窈對於當年志願兵問題僅稱「在諸多因素的組合下」,但總不曾清楚的就史實說明之。要知道當年的情景,今天沒有當年的背景,實在不容易達到其熱況。

一、貧窮驅動低端人口,才能成功

這是當年日據末期我島內貧困之下,當兵可能是自己吃飽飯,也是讓家人有飯吃的好方法──通常當兵去,家屬有安家費可領。原來當年的貧困情況,頗有如此者──

「物資嚴重缺乏到連養豬人家的餿水桶裡,只要上頭飄著番薯的蹤跡,馬上就會有三、五個人靠過去搶著撈來吃,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女主人看到了就說:『阿品,番薯都給你們撈去吃了,那我的豬要吃什麼呢?』被人這樣說很難為情,但是肚子餓起來的時候,什麼尊嚴啦!面子啦!誰也管不了那麼多。」

「戰況一天比一天激烈,終於有一天在診所當家父助手的男孩也被徵調了……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的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他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

二、低智教育與煽情口號,才能成功

這是當年我島上日本所謂「近代教育」下,其實不只是我台人公學校六年級的課程只有日人小學校四年級的水準,並且還規定不可詳細講解,不可發問。

除了那樣的低智教育,每天我們台籍學生就受其各種各樣煽情的說詞洗腦。例如──「膺懲暴支」、「鬼畜英美」,或者如此的論述──

「日本領先各國,為了世界和平,舉國成為共存的先驅者、共榮的誘導國,繼續向人類繁榮的理想邁進。但是日本因為日中間的問題受到世界各國的猜疑,面臨近代少有的困難局面。我等國民為了不辱名譽,實行吾神賦予的大使命,必須臨危不亂,國民團結一致,致力修養精神;有事之際則義勇奉公,要學楠木正成的盡忠報國。」

三、體罰他律的道德設計,誰敢反對

日式的道德教育,通常稱為修身,在小學校中還強調每個人都有良知存在,但在公學校中不只不談良知,只重視道德的德目;尤其重視「從順」的必要;也因此在我台人的公學校中,體罰不只是被允許的,簡直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研究過道德教育的人們,應該都知道學校教育應該著重在啟導學生的自律能力,只有在很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懲罰,因為那是他律的作為,通常是對於社會中次一、二等人的教育方法了。

據稱當大戰末期在公學校常見這類的教育模式──

「有一天早上,學生都在操場排隊聽演講。突然日本『先生』把一位六年級的男生叫到講台上,不知什麼緣故邊打罵,邊甩耳光,接著又用腳踹他,那個男同學被修理得慘兮兮,過了十幾分鐘,突然又把他推下講台,空氣彷彿在一瞬間全凝住了。沒想到接下來五年級的『先生』也叫了一個同學上去,一樣施以暴力,雖然沒有剛剛那位悽慘,但是老師把學生打得這麼殘暴的情景,讓我很害怕,嚇得低頭不敢看……」

四、只要耐心地推動,就爆成績

當年的戰爭末期,我們台灣人才被允許成為日本兵;主流大學者周婉窈很有學問,在他當年那本號稱「唯一暢銷十萬冊的台灣歷史最佳讀本」的名作中,如是說著──「如果說台灣青年全是被迫的,不能不說是相當粗糙的說法。」;並且她還毫無探討地指出──「第一回陸軍志願兵的募集,有四十二萬餘名的申請者,從中錄取一千餘人」;看看真是多麼踴躍啊。主流論述是如此細膩委婉,只是仍然沒有說清楚啊──努力經營著某種朦朧的美感嗎?

歷史事件總是發生在時間流之中;該志願兵募集的工作,如何能夠如此成功?如大教授所稱讚的「不全是被迫的』耶!他為何不說明清楚些,他真的有研究與調查,還是不知道呢?

原來當年有如此媒體隱匿不可說的、「志願者極少」的一幕──

「在我中學三年級時〈昭和十八年〉,柴田老師率領全校台籍學生到公會堂去。首先是演講,內容為『台灣人和內地人一樣可以成為優秀的皇軍的,現在就立刻棄筆執槍從軍吧……』演講之後放映新聞紀錄片『聖戰』。順便一提,陸軍特別志願兵令頒行於1942年4月1日,志願者極少,所以軍部相當著急。我擔心這下子搞不好會被強迫去自願從軍,畢不了業了。回家立刻告訴家父,家父當晚就到柴田老師家去拜訪了……」

換言之,當初並不真是青年們很踴躍地志願,是稍後經過當局的幾番設計之後,才出現如媒體報導,如我們主流史學家們所說的,「不全是被迫的」紛紛志願從軍的啊。

年輕的朋友們,那是一種厲害的話術,理解了嗎?

也來談談『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天經地義』的問題 | 郭譽孚


這是小說家朱宥勳先生寫的一篇文章,最後他得出的結論;這個全稱命題加上好重的用字,會不會太荒唐?

原來,朱先生也曾是建中的學生,得出這樣的結論────

是建中老師沒有講過,全稱命題很危險?

照理說,高中畢業後,念了清華大學,怎麼會越來越回頭了,是那個教授教出來的?這是我第一個感覺?或者這是所有小說家容易有的毛病?

寫作本文,對話總要設定對方可能有哪一個可以對話的身分;剛好我在沙漠紅樓駐足過,在南海學園看過巨漢般的黑松樹,還巧五十幾年前也為「建中青年」寫過稿;就以建中人的身分請教出身於我們建中的小說家朱先生吧。

在前一篇朱先生跟他們本家的對話中,提到他對於文學史內的資料比較理解,所以引用文學上的資料說明它自身的觀點;這種態度個人覺得很正確,但是何以很快的,就跳出了文學史的資料,轉出了如此辛辣的論述?

剛好個人是研究台灣社會與教育史幾十年的公民教師,我想提供幾個滿重要的史料,給朱先生參考,可能他「親美」的本家未必知曉,或者是有難言之隱,所以難以提供給您的。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偷偷的夢,哈,我研究台灣史的目的之一,曾經想可以提供給我尊敬的陳映真先生,作為他寫作的素材;沒想到我整理得太慢了;所以,我想想這方面的資料,如果因此,而竟成為朱先生的小說題材,豈不大妙?!

或者藉著這個公開對話的機會,這個正確的重大史實竟因而獲得流傳廣布!

一、「白色恐怖」在美國。

他有興趣探知的話,建議初步可以上網,查看谷歌或是百度;也就是後來在1950年以後,著名的麥卡錫主義。
當年的情況是1945年3月1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美亞》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相似,就夥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闖進了該雜誌編輯部,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

6月,再次查抄該編輯部,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就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國務院官員約翰·S·謝偉思等6人。

該案,由於其所謂「絕密文件」,其實只是謝偉思等人當年在華的觀察報告的資料,其主張也類似英國在對德戰事上的主張,請依各盟軍實際的作為而非僅依意識形態的異同來對待,因而法院8月宣佈因證據不足,其罪名不能成立,謝偉思等無罪開釋。
但是該事件已經讓杜魯門政府自行緊張起來。

從1947年12月17日起,就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在此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甚至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做廣告,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後才能領取報酬。許多作家的著作都受到清查,學校與公家圖書館,因而被銷毀的書籍近兩百萬冊,包括馬克吐溫的著作。

著名的諧星卓別靈因有左翼傾向,因而被迫離開美國。當年影劇界的右翼要角之一,就是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雷根。據稱當年美國小姐選舉中曾因而出現了要求每位參選人自身說出對於馬克思的認知如何的題目。

美國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麥卡錫自1946年11月就任以來,表現不佳,1949年底,甚至被評為「最糟的參議員」;但自1950年開始,在「忠誠調查」的風潮中展開其對左翼進行獵巫行動,聲名大振。

他聲稱自身擁有共黨滲透政府的名單,隨著韓戰的發生與失利,以及國府之失去大陸,到處攻擊杜魯門政府;其影響力不僅到了「美國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也由於有共黨關係,而被懷疑其對於國家的忠誠,當局曾撤銷了他的安全許可。甚至也使著名的國務卿馬歇爾竟至不能不下野、歸隱的程度。

他所帶動的風潮,實非重視個人自由的美國所歡迎,但是煽起了當時社會潛在的恐懼。所幸他在1954年去世,在美國的這股白色恐怖的風潮,沒有繼續高漲。

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與我島的「白色恐怖」

國府自戰後與美國簽訂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來,國府當年並非犯傻,去簽訂那樣簡直「喪權辱國」的條約,顯然是意圖把戰後復員和重建的希望都寄託在戰時的盟國,當時世界獨強的美國身上──有點像今天的蔡政府。

這時,美國雷厲風行的「麥卡錫主義」,對於反共的國府言,自然樂於配合;

而正是如此,我島回憶錄中,當時的政治犯往往記錄著韓戰之後,獄中的肅殺倏然一起;那除了由於韓戰之後,美國重行開始援助國府外,國府更感到自身與美國同步,甚至竟是反共先行者的自信。

國府與我們的學界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國的流行事物,再強大的行銷,最多也只能是幾年而已;而我們的島嶼卻是被放置在永遠的戰場前沿的悲慘地位。

是的,美國的白色恐怖是幾年而已,隨著1954年麥卡錫死亡,就成為僅是某種潛伏性問題──雖如前述,當年的右翼影劇人雷根後曾連任了總統,美國當年的白色恐怖早已不再──而我們自身的「白色恐怖」卻繼續持續三十年以上,真是作為戰場前線沒有自由的待遇。

然後,我們許多不懂得省思的自由民主的愛好者只會羨慕美日的自由與富庶,不知道自身真實的處境,是被設計而推到冷戰前線,長期無償迴護美日主子的島民。

而冷戰中,我們島嶼由於自身恐懼心理,竟甘心被推到冷戰前線擔任守衛,似乎相信無論如何犧牲自身,只要能夠讓美日主子,高枕無憂,就是自身無上的榮耀。

那就像是自從1895年以來,殖民者就已經決定了統治的方針,決定我們島民沒有資格享有與主子相同的理念與生活條件;當年稱之為「低其程度」。

直到1945年,不但我島民公學校六年級的課程,只能達到殖民者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並且肆行他律的體罰教育。絕對不會像國府一樣,六年課程大家都一樣,還努力禁止體罰,在六年義務教育後,得以公平聯招升學;絕對沒有把島民設計為被統治族群的預期。

就像當年被設計在被奴役的地位,今天有幾本書上曾提及?而今天我島的處境則被設計在冷戰前線的可怕地位,又有幾本教科書中曾提及?今天,社會上似乎只看到美好的先後兩個舶來的「台灣經驗」,與兩個天縱聖明的執政黨。。。

三、結論

二次大戰後的整個世界,除了美國外,到處是多麼殘破?國府確實有千般不是,個人雖曾經激烈的用生命去批判他,但是知識人應該懂得「就事論事」是很基本的人生態度,他所說的──『從歷史的罪業來看,本省人去恨國民黨,是天經地義;』,真的是那麼「天經地義」嗎?

如果「白色恐怖」不是由美國籠罩過來,二二八事件之後,國府已經宣布所有人犯除了共產黨人之外,一概從輕發落,同時,他特別派來留美的魏道明與吳國楨出任省主席,啟用台籍人士如楊肇嘉、蔣渭川任廳長,……如果沒有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正盛,美國恢復對國府軍援,我島的時局怎麼會突然劇烈變動?

最後,就也談談關於二二八事件吧,

記得朱先生過去曾經強烈暗示其重要性;為何不坦直的說清楚呢?您應該讀過當年作為美國當事人的柯喬治的大作「被出賣的台灣」吧,國府的罪業,如果依據這位美國當事人的描述,它們顯然願意承擔部分「出賣」我們台灣人的責任,若印證於今天阿富汗政府之被美國悲慘出賣,國府的罪業是否顯然應該可以更減少一些?

請大家想想看,原來歷史的真相還有這許多是小說家朱先生還沒有掌握到的,朱先生他怎能就出現那「天經地義」的論斷呢?

我也談談余英時,大宗師|郭譽孚

我不是學者,只是一個關心時局的公民老師

當然我不可能成為他幾十本文史著作的高貴讀者

不過,看他批判當代中國,十分輕易;

個人不敢要求高貴居住美國的他,要有庸俗的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但是實在覺得做為高蹈的大學者,也不應該有失學者、大宗師應該有的研究態度

舉例言之,對於當代中國的批判,

他寫於1980年的那篇題名為「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我們真的會懷疑他有研究過當代中國史嗎?

如果沒有研究,如何能夠任意的推論與批判呢──只是因為他有著讓大多數學究們羨慕的記憶力,有許多歷史素材在腦海中,可以任意引用?

在那篇文章中就有好幾段資料顯示了他這樣令人羨慕的「博聞強記」。

然而,我們也看到這樣過分簡單的推論──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並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於把這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

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都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徬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沈,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疾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幹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瀰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症,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然而,當代中國史的史實真的是那樣的嗎?

請大家先看上引的後一段的推論,如果當年的人民與官僚都已經落入了那樣精神崩潰的境地,我們中國人怎麼可能還能獲得今天在國際間所公認的成績?

余先生親見中國往後的發展,他是否應該公開承認自身曾經犯下的錯誤?

其次,讓我們來看余前面一段的批判;他描述著──『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

他所提及的,或許都是接近真實的,但是可惜的是他沒有把時代的背景呈現出來;

原來1949年以前中共當局曾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在敵情觀念不足之下,把中共的幹部培訓問題讓美國記者知道了;使得美國在1949年8月打出了漂亮的一張牌──『美中關係白皮書」──美國公開「甩鍋」,宣布不支持國府,使得看來時勢大好的中共立刻面臨幹部不足的慘況。

因而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如此描述了當年的處境──『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

據稱,當年的情況是「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僅僅──「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更加上──

『大多數的新黨員都是在革命顯然就要取得成功時入黨的,結果黨的領導不能斷定這些人的加入,是出自於真誠的信仰,或是投機。』〈以上所引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75~76之中譯本原文〉

以余先生的身分地位,要知道這些史實應該不難吧?他真的只關切中國古史,完全可以不關切當代中國人的處境,而大談特談當代中國──竟是如此的大宗師啊。。。

有朋友說道,美國的華裔或者世界的華僑都難免有這樣衊華反中的傾向。。真的嗎──只相信美國的自由女神才是真正的,其他都只是冒牌貨?

那只好讓我們也來學余大宗師掉一下書袋吧───

請由書架上拿下大家很少翻看的「美國歷史文獻」〈今日世界社,1970年版,定價新台幣十三元〉或「美國政治思想文獻選集」〈今日世界社,1959年版,定價港幣三元整〉或者「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定價4.8元〉,其中都有這一篇「華盛頓總統任滿臨別贈言」,其中有這樣的一段名文───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如果由這樣的美國偉大總統的告誡看來,會不會是我們自己太鬆懈了?──連我們的大宗師也被後來西方政客論述欺騙而不自知,難怪我們的社會今天會落到這樣的地步。。。。

您的朋友,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柯文哲家族新論─由日殖台灣史上被忽視的史實考察 | 郭譽孚

回憶上次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之時,我曾經為連橫,甚至連震東寫過一些相當同情他們的文章,同時也批判過與連勝文對壘的柯;當時我以「應友人之要求,嚴肅比較「柯」與「連」的先人往事」為題,寫過一系列批柯的文字。

如今,此文我竟然好像是專門為柯辯護;何以有這樣的轉變,希望讀者平心靜氣地與我根據史實一起思考。。

以下是個人針對關於柯文哲的六個重要問題的就事論事──

第一個問題──關於柯的家族背景,被指其家族在日殖期間曾經改為日本姓氏,是皇民化家族,是與李登輝相同類的老皇民。

第二個問題──確實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在1943年曾經獲得日本內閣敘勳,然後又獲得拔擢為新竹州女子高等家政學校校長;其中理由為何?何以似乎受到破格的重視?是否有出賣我台人利益或為虎作倀的情況。

先看這兩個問題,那都是真的嗎?任何公眾人物都應該接受民間合理的懷疑,我們就已如此的態度來質疑以上兩問題。

首先,其一,柯世元確實曾改名為青山觀也,其二、柯世元確實在1943年獲得日本內閣的敘勳,並獲得派為該校校長;所以該兩問題之提出,應都是合理的懷疑。然後研究者試圖解答。

 就先以這「改日本姓氏」言之,根據個人的探索,在1943年新竹州官方的「新竹州報」刊出的官方敘勳資料中,出現的名字還是「柯世元」,如果他早就改姓為青山氏,該敘勳資料中豈不應該以「青山觀也」刊出,怎會使用柯世元三字!

也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柯世元之改姓名應該在1943年之後,大戰將結束之際,也就是在皇民化改姓名運動施壓之四年後才在日警的威壓下改了姓名。因此,1895年出生的柯世元的皇民只當了兩年左右,而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則已當了12年皇民。

因而,網上常見將柯世元等同於1929年,早在皇民化運動的近十年前就已經改姓名進入公學校、父親是刑警、家中賣鴉片的老皇民李登輝,絕對是錯誤的類比。

其次關於敘勳與是否破格出任校長的問題;

我們所探究到的史實是當年確實重視公學校教育,除了因為一般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同時由於我台籍教師頗受歧視待遇,能夠堅持教育工作者不多;所以柯世元雖只是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教師,但是柯自1924年就任教職以來,至1943年剛滿二十年,已合於當年內閣的敘勳資格;我們理解了當年該教育體制,應該不難解惑。

而看來類似的質疑,對於柯世元獲得派任校長的問題,卻不是這樣可以只由體制來考察的;應該充分掌握時代的背景與柯氏家族的社會地位。

史實中,1943年受敘勳的近兩年之後,1945年4月,獲得派任校長;當年的時代背景是正當日人由於過去八年侵華中的兩次重要的敗績,而不能不收拾起幾十年來其衊視我島人為「清國奴」的心態,開始放下其長期的自大心理,而對我島青年開始徵兵,需要拉攏在地地方勢力之際。

柯氏家族當年的社會地位,除了持續了二十年地方教育工作外,原來柯氏家族還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重要領導人;而齋教就是1902年前後曾經成功引領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的宗教團體;

這時任命柯氏為校長,除了柯氏家族的上述背景外,原來,其時日人除了被軍方徵召與轟炸中死亡以至於日籍教師極為缺乏之外,就所知,當時據稱有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大學教授已經感受到戰敗的氛圍,因預想到殖民地人民的報復,因而已經開始先找機會離開我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台籍教師乃很有被晉用的機會。這樣的史實,是否能夠增進質疑者的認知?過去我們的台灣史教育中,缺漏了多少重要的資料?

第三個問題──柯氏家族財富的由來?

第四個問題──柯氏家族在當年有支持蔣渭水嗎?

這兩項質疑,粗看起來也是很有道理的;對於公眾人物的資產來源,是否正當?政治人物的言行是否信口開河,其實只是為了騙選票,否則將來很容易產生髮夾彎?

對於第三個問題;前述,我們提到柯世元的父親是新竹地區齋教的領袖,而柯文哲自身也強調過不只是他的父祖甚至他個人都有誦經的習慣,甚至其家族還常會有出家的念頭;因而,才會在市議會與議員發生對拚背誦心經的趣事;這都顯示它們家族與齋教的淵源,至今仍然真是頗深的──這是我們而今可見於網路資料的。

齋教的特性是很世俗化的、准許在家修行,當年很受傳統士子歡迎,被稱為士子的佛教;由此看其家族的家產,當年士子絕大多數是地主階級,主持地方的齋堂,通常都是擁有相當地產的虔信者,其從眾也可能有志願捐出產業者;在日殖晚期我島工業產值曾有超過農業產值的現象,但是整個社會主要的人口還是農民占大多數,土地仍然是社會財富的表徵,這應該是當年很自然的社會本質。

由當時齋堂長期在地方上主持各種善行活動,今天我們的研究,除非有相當足夠的證據,否則似乎不應該被當作罪過來批判。

至於第四個問題,是社會開始考察柯文哲今日創辦「台灣民眾黨」的理念,是否只是一時利用其價值,因而合理地提問,柯氏家族當年是否支持當年著名的蔣渭水?這顯然是一個合理而重要的提問。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沒有柯氏家族與蔣渭水直接聯繫的資料;事實上,當年日殖時期日警對於政治活動管控極苛,通常資助者都不願留下資料,所以若有直接聯繫,應該非外人所能知曉──據稱當年富家大族中重要的反日政治活動往往有「吾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之說。

不過,我們研究所見的史實,前面提及柯氏家族是新竹地方齋教的領導人,還提到1902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曾讓殖民當局害怕,大力打壓的史實。

現在我們要指出,降筆會戒菸活動原來起自宜蘭,是宜蘭人由對岸廣東引進,新竹人曾來宜蘭學習,但技術不佳,才另派人去廣東引進,而後大發展的。該宜蘭降筆會的主要主持人是蔣渭水的啟蒙師張鏡光秀才與張的岳父李望洋,曾經任官甘肅,退休返台;不只於此的,蔣渭水還在該運動期間曾經擔任降筆會的乩童──據稱蔣在19歲進入醫學校以前,都還常應邀擔任該工作。也就是外界可能不知道,但是在齋教同道中應該是有某種關係的。當然,我們仍然沒有證據。

不過,由柯文哲早年會在繁忙的醫務之暇,不多照顧家庭而埋首研究蔣渭水之事蹟看,或許柯家族中留有若干可能引起柯醫師好奇的口頭或文字資料,也未可知。例如,如果家中長輩談起「青山」此姓,佐以我中華傳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隱忍觀點,或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塑佞臣」的硬頸觀點,再以蔣渭水建立「台灣民眾黨」的典型為例,來訓誡子弟;如果真的沒有明顯的證據,那麼我們該說是怎樣的關係?確實此問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

第五個問題──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體性

似乎為了徹底批判柯文哲,乾脆引進日本學界與我島主流學界強調「大正民主時代」與文官總督的觀點;認為蔣渭水主持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都是大正民主時代日本文官總督帶來的「恩澤」;於是以上兩大團體對於我島主體性的價值都大打折扣,柯所欲透過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而標舉的主體價值自然都受到相當的打擊。

然而,當年的史實如何?

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史述中,為了充分自我肯定,早有所謂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別;純粹者強調史述是否傳達了真相,應用者強調該史述的功用;當年總督府的史述,重視的是治績誌;就是當政者完成了多少天皇所指派的使命?絕非人民需要什麼。在怕丟臉的情況下,其惡跡與失敗往往秘而不宣。例如,前述文官總督時代,正當我島1915年的噍吧哖革命事件之後,當時稱為南部大陰謀事件,其發展已達到中部與北部,其公開的六大革命理由,充分顯示了統治者的失策。

對此民間的反抗事件,官方對其並不真實究責。其後卻製造「非武力反抗」暨「近代反抗運動」一詞,把缺乏武器的所有反抗者,特別稱為「非武力」反抗,同時以「近代」兩字描繪而肯定之。暗示以「武力反抗」是落伍的,「非武力反抗」才是「近代的」。而1920年代初,我島上的台灣文化協會,就被納入這樣的概念中,被視為在日本大正民主浪潮中,文官總督上台時帶來我島的「恩澤」。

其實,就時序言,該起義雖未成功,但該六大理由中指控教育「奴化」與「愚化」的專條,已逼使當時學務課長不能不主張稍作開放狀,規定教育經費不可如過去浪費在校舍門面上;同時,連續兩年,過去從來所無的,總督府對地方官吏提出「必須嚴守官箴」的訓示;那是我先民余清芳等的偉大犧牲與起義中其對日人殘酷報復的結果,使得當局在以大屠殺報復我先民之後〈事件後,台南廳的農業人口消失了20萬人〉,其新政不能不小心將事。

面對我先民如余清芳等義烈的犧牲,東京雖然在1918年派來以嚴酷著名的明石憲兵司令為其時最後一任武官總督,而他也必須在教育上強調必須要以「感化」來對待我先民。

換言之,「大正民主」雖確實正當其時,但是歷史之發展,無論後來著名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之能夠出現,絕非僥倖所能獲得與維持的。

第六個問題──柯文哲的民眾黨究竟有無中心思想?

論者高揭皇民家族之惡名,指其推崇蔣渭水而成立台灣民眾黨的作為是欺世盜名;批他說話有時直言無隱,有時恍恍惚惚,是沒有中心思想;是否這位市長,真的沒有中心思想?

但我們研究歷史所見的史實,卻似乎可以明顯地看到某種傾向;那是我們再來考察前面提到柯氏家族的齋教背景所見。

我們在此要指出原來當年的蔣渭水也有齋教背景,並且是前述當年降筆會運動蓬勃時,曾擔任過乩童,目睹民心向背,社會進步卻如何被當局窒息;故蔣應該是一動心忍性、任重道遠的反抗角色──若非齋教背景者,恐很難想像──能說講沒有中心思想嗎。

而更早的革命志士余清芳則當時擔任的是陪伴日警進出齋堂的通譯,由另一身分親見日警如何扼殺該戒吸鴉片運動;後來主持西來庵,暗圖起事者。

另一可能影響於柯的史實,是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其發生地正在柯曾祖擔任齋堂主持的新竹寶山地區;其領導者蔡清琳在1902年前後,也曾經擔任日警與日本律師的通譯;蔡應該也曾親受前述該時代的洗禮。其事蹟當年雖頗受日人封鎖扭曲,但在新竹應該有不同的事跡,暗自流傳。〈1945年,官方出版物「台灣小史」中,才透露了北埔事件發生之前,起義者曾在新店庄聚會,這是一般資料中所不見的;故我們可推知應該另有事跡,暗自流傳,可能啟發後人〉

這位柯文哲早年何以在醫事繁忙之暇,不知陪伴家小,卻研究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個人看來應該是其家族齋堂信仰與上述台灣歷史之啟發而自然形成某種「兩岸應該合理交往」的中心思想吧──

最後,關於個人對於柯文哲的觀點,何以與過去頗為不同?在此願意簡單說明。

那是因為過去我沒有讀到柯氏家族與我島齋教的深厚關係,而犯下了錯誤;是讀過他家族與齋教的淵源,再透過我對於日據初期齋教降筆會運動的理解,使得我有了修正自己的機會。

最最後,謹此向主張兩岸合理交往的連氏家族與柯氏家族致敬──基於以上研究,無論未來,藍白或是白藍之間,合與不合;探知上述史實的我,都願意誠懇地向相當理性的他們致敬。

附筆──可能過去台灣史著作中,對於日殖時期齋教降筆會偉大的戒吸鴉片運動最完整的介紹,就在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印行〉中──不見於他書。

2000年前後,個人在北市實踐國中代課期間,在「認識台灣」課程中,講述該課外的降筆會偉大史實時,學生都聽得十分振奮;我想該一面向的認知,對於理解柯市長,應該是一重要的背景;歡迎關心未來時局的各界高明,不吝賜教。

一個公民教師的自我檢討與期許 | 郭譽孚

終於弄懂了,原來自己過去弄錯了。。。

大概所謂民主時代,其主要的設計,就是「人民作主,政府協助」;

所以,就難怪每個大總統與行政院長薪水很高,卻都很涼快,只負責協助;

主要的工作是指揮網軍1450,聽說行政院長說叫做『小編』,做好大內宣與大外宣;還有在立法院裡,努力振奮人心地製造『世界跟不上台灣』的發言稿。。。那是它們最忙的工作。。。

也因此──

人民的痛苦,人民自己不只要知道,還要弄清楚,然後要記得通知政府;

沒有通知,或者政府沒聽到,或者政府誤會了,

人民有責任大聲、大聲再大聲,積極地溝通、溝通、再溝通溝通,

政府聽到了,還要一次次解讀正確了,就一定會協助人民了。。。

這是我這個公民教師,最近所深刻體會的;很慚愧,誠懇地反躬自省──過去我當公民教師,從來沒有如此正確地講解我們民主制度的這一精髓要義──

『政府是協助人民的,人民要口齒清楚,要確定讓政府充分理解了,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協助;沒有得到協助,怎能任意怪罪政府呢?』

以後,我們公民教師都應該自我反省,努力向學生們剴切說明,

要不嫌辭費,不嫌嘮叨地向學生再三說明,

以使自身能作為學生將來進入社會之後,可以一代一代更有耐心地向政府說明自身感受與需求,謙卑、謙卑再謙卑地,尋求其寶貴的協助,也就是我們自身的努力將能成為他們未來向政府表白時的良好的示範。。。

您的愚昧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的深度自省與努力自期

疫情真相?如此自行宣告就完成了歷史? | 郭譽孚

大家還需要辯論這次疫情的真相嗎?

哪一種真相最為雄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

掌控了五院、掌控了媒體、掌控了網軍

掌控了八一七、掌控了大內與大外宣的「世界都跟不上台灣的全球優勢」;還有美國爸爸、日本大哥哥的兩大世界級霸權可以倚靠。。。

哪個地方政府贏得了它們,『真相』當然是它們說了算。。。

只是太巧了,好像是老天爺,由耶穌到釋迦牟尼與阿拉與各地的薩滿們

與我們舉頭三尺的各種神明,都不喜歡、厭惡它們那種謙卑溝通的虛偽、傲慢與鴨霸。。。

因而,無須學問的,就讓我們看我島各地火化的黑數那麼多,那會是各地的火葬場被哪個顏色的地方政府操控了嗎?

中央政府豈不應該嚴辦地方的造假者!

然而,因為火化數是不能蓋牌的啊。。。那麼悲哀的、我們全台沒人負責的真相。。。是不同顏色的各地方政府默契著?還是中央統一蓋牌呢。。。究竟真相為何?

就像是日殖時期官方都努力年年宣示各種成就,人民生活進步,但是真相如何?

我們卻可由其所公布的「台灣人歷年平均死亡人年齡」,發現其真相。

那是從1908年起就開始逐漸盤旋下降的,那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盤旋下降到1931年最低為21.5歲,到1939年那產業最進步之年,也只有22.7歲;該數據顯示了日殖時期我先民生活悲慘的真相;那是日本警方不可能造假、死一個人登記一次死者年齡的數據──由於,早有出生年月登記,沒有人能夠為死者低報歲數的。。。在產業大進步中,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卻沒有很明白的增加啊。。。

今天指揮中心統一公布的疫情卻顯然與各縣市火葬人數差距不小,然而火化場的數據,應該不會是假的呀。。。

誰那麼無聊製造該數據,建議五院一起查明,還給中央指揮中心清白,同時以安民心。。。無論藍綠,嚴辦虛報的業者。。。

否則,請公布真相。。。

研究台灣史地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林崑岡武秀才抗日史蹟考 | 郭譽孚

林崑岡是台南著名的傳統抗日人物;但是他的著名不是來自科舉功名或豪俠義勇,而來自其不但身為文秀才,且喜歡練武,乃有武秀才之號;他不但在鄉間開私塾,並且還在當地的關帝廟中建「文昌祠」且設「育英書院」;更在馬關條約後,表現了其愛鄉土與其救亡圖存的堅忍態度;但是這位馬關條約割台之後的書生,他的抗日事蹟究竟如何?

據稱當年他雖然不幸犧牲,但是卻因而激發出當年那所謂「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日軍「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的時代力量。

關於其史實,通常有兩個先後著名的說法,都是台南文化人的紀錄。

其一,是日據初期已經頗有文名、後曾經去對岸辦革命報刊的連橫,

另一,是日據中期成長、晚期介入地方政爭的文化人吳新榮;

由關懷鄉土言,應該兩人都會有探究的動力;但是,何者的論述更為真實,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以下,就由他們兩人對於林氏事蹟的論述談起──

一、根據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的記載,概述──

「漚汪庄人……。乙未戰爭嘉義城陷落後,林崑岡聽聞義勇軍屢遭敗仗,乃召集曾文溪以北各莊人士籌組義勇軍,宣告說:「臺灣亡矣,若等將何往?吾欲率子弟,衛桑梓。若等能從吾乎?」響應者百餘人,公推新營莊生員沈芳徽為統率,而自己作為輔佐。派人赴臺南請求撥付武器裝備,但僅得舊銃數十桿。林崑岡率所部與日軍對戰於鐵線橋。崑岡手持盾牌與利刃,勇士數人跟隨之,踴躍前進,日軍因而稍為退卻。其後再戰於溝仔頭,殺死一日軍中尉,沿途莊民亦持械助戰。他們採取遊擊戰術,日軍疲於奔命。農曆二十三日,日軍集中兵力發起總攻勢,崑岡指天發誓說:「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眾皆感泣。鳴鼓出。林崑岡被子彈貫穿胸部,死時仍手握利刃坐於地,其長子亦於該役戰死。5日後,莊人收屍時,仍神色倔強如生,時年45歲。」

個人作為一研究者,對於連的記載,雖不應該盡信,例如,原文稱其為「漚洪庄人」,個人認為顯然應該是手民之誤,應該是「漚汪庄人」;但是,真的是錯誤嗎?很巧的,在觀看出身附近的王炳忠先生,陪同其父親往當地介紹林崑岡的故事與文物的視頻時,我卻發現原來台南本地的鄉音聽來,發音確實是「漚洪庄」;

換言之,前述我個人的自以為是,其實有誤。

因此,該文的紀錄,由於連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台南人,並且是當時已經18歲,其準岳父是當年懂得幾國語言,引進德製機器的新興企業家;他是那樣背景下,有家國意識的知識青年,似乎只要真實關切林崑岡該事件的話,應該不難獲知當年的實情。

二、根據吳新榮《震瀛採訪錄》(1981年)的說法──

「光緒廿一年八月廿六(1895年10月14日)有人在漚汪文衡殿前立起掛有白布的竹竿,白布上面並寫「大日本帝國順良民」的字樣。次日林崑岡大怒將竹竿白布撕棄,並向大眾表示願傾盡家產抗敵,號召附近聚落居民加入其行列。到九月一日(1895年10月18日),前來的壯丁據說多達數千人。林崑岡排香案祝告天地,說「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隨後他命西甲戴姓的棉被牌陣為前鋒,進軍到竹篙山,與急水溪對岸渡仔頭的日軍對峙。數日之後,日軍見林引領大軍突來反攻,即以包圍戰術大攻竹篙山,當時台民見日軍不戰,竟侮為『番仔直目』,不能戰;林催起戰鼓,兩方人馬交戰,但林崑岡中了頭門銃,右膝關節受傷無法行走。最後林崑岡以自己的軍刀自戕。」

吳新榮先生的採訪與連橫的史述,直接衝突的部分,除了日期之外,似乎沒有;主要的差別應該在兩方面,一是,關於在文衡殿前,當時竟然有人豎起打算做順民的旗子,被林崑岡撕棄了;另一是講述者對吳提出了當年林曾經當眾說出關於「日本天年與自身中頭門銃」的動人觀點;這兩者都是連的史述中沒有提及,但是頗為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後者,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簡直可以成為鼓勵大家一起投降算了──所謂的「日本天年」,就是老天決定了,無論日人如何苛虐惡質,已不可能改變的,也是不可反抗的意思,這會真是林氏的話語嗎?相對於連前文所提的「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兩者句型雖近,其社會意義卻頗耐人尋味。

個人看來,考察這個問題,應該深入比較上面的兩個問題,並且呈現更多的史實脈絡;且看該問題的幾個方面──

其一、在文衡殿前,樹立起投降的大旗,是否真有其事,個人查考,當年在該地帶確實曾留下這樣的說法,那是鹽分地帶大掌櫃吳修齊先生所描述的──

「有一位年歲與祖父相當,但與我同輩的吳昌才……開了一家源昌行,……經營的事業很龐大成功。……父親說吳昌才曾寫信給崑崙公,說日勝清廷,來台是要統治並不是殺戮,只要舉寫『善良民歸順』之白旗,便可平安無事。」

故其事似乎應該不假。不過,如果其事為真,但事實上,我先民間口耳相傳中,日軍並不積極立榜安民,原來史實是殖民者陰謀攘逐殺戮我先民,然後大量移民來我島嶼,可見於當年其全權大臣陸奧宗光文書中之「台灣島嶼鎮撫策」中──攘逐之後,將類似北海道在1869年只有人口五萬八千人,其後大量移民進入其地,至1901年,其人口竟達一百萬人──林崑岡不肯信任如此的日人,應該是對的。

其二,在吳新榮此訪問中,該「頭門銃」的重要性似乎極高,兩軍交戰,剛好第一槍就把統帥級的人物射殺了,實在是很少有的事;同時考察兩位的前後史述,有一值得重視的,是前述連橫筆下林的義軍與日軍相遇至少有三次;一次是日軍退走,一次是義軍以游擊戰法殺死一日軍中尉,第三次才是林的壯烈犧牲;但是吳所描述的情節只有一次交戰,且就在九月一日的該次交戰中發誓後就中了頭門銃;

讓我們考索兩者,應該何者為真?請注意,如連的史述至少三次交戰,所謂「頭門銃」那誓言,豈不應該發生在前面兩次交戰中,怎會遲到九月一日才發生?如果只有一次交戰,連怎會紀錄第二次游擊戰時,殺死一中尉?要知道,他的書在日殖時期出版,如果沒有相當根據應該會怕被官方苛毒的究責吧──因而,本研究認為該一「日本天年」的一段應該並非史實,那是一段日人意圖消滅我先民反抗的設計;以史實言,連的描述應該比吳作更近真相。

正是有前兩次與日軍接戰,表現不惡,因而才會使日軍另派一軍由布袋嘴登陸;最後,林雖犧牲而日軍「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甚至當時還傳出近衛師團的伏見親王在這一帶被殺死。

其三、關於「日本天年」一段,若為假,其由來為何?

這說法應該是日人精心捏造的;簡單的「頭門銃」幾個字,既暗示了日人大殺戮的合理性;也銜接啟動了天意難違的世俗觀點;精通我國圍棋的日本殖民當局,用「定石」的觀點,來進行了這一扭轉時局的設計。林崑岡義軍之影響,依據連的紀錄,是使日軍攻勢不順,「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炮攻城,陷東門,總兵……營官……同知……武舉……生員……等皆死。……二十一日,略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道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庄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

這樣能與關聖帝君信仰結合的書生對於當時與後來的社會可能留下怎樣的影響?

想想看,如果當年我民間真出現上述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的自誡,是否當時,包括那給日軍噩夢的嘉義之戰的威脅都可以無形解消?

難怪後來林雖死去,但衍生出了這樣的歷史脈絡──

一、1899年,我島第一座幼稚園,開辦於台南市關帝廟。當局要建立低智育與體罰教育為其教育目標的教育體制,需要如何更基本的幼稚園?──如果沒有特殊的目的的話?──這個關於林崑岡的「日本天年」的說法與後來散播關於噍吧哖事件的謠諺「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有志」,應該都是殖民當局重要的目的吧。完全沒有自省當初他們所陰謀進行消失我百萬先民的悲慘記憶,與其後長期不斷的蔑視,怎麼可能輕易地消除於人們的記憶中呢。

二、大正四年〈1915〉,我先民在噍吧哖事件起義的理由中,有一控訴教育上的愚化與奴化問題──1899年已設立了其所謂的「幼稚園」,怎還會出現愚化與奴化的問題?該年蕭壟公學校的漚汪分校成立,次年開始招生。並且當局傳令日後各地教育經費,不可浪費在校舍建築門面上。

三、大正六年(1917),竟出現了日本和尚岡元擔任漚汪文衡殿住持,以日語誦經,主控漚汪的信仰文教工作的一幕,據稱往後在該日本和尚宰制之下,竟有八年之久。

四、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據稱在上述文衡殿仍維持著在他處所罕見的、不屬於官方教育體制的幼稚園活動;根據此一脈絡當年林崑岡事件與余清芳事件後,當局之污衊與扭曲史實之作為,或有其統治上的必要,是否有以致之。

五、國族不幸,割讓台灣;教育不幸,低智他律;學而不問,何以攻錯,何以成為主體?由此林崑岡故事,我們怎能不深自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