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台灣光復75週年,參加「兩岸視訊:記取歷史傷痕,守護兩岸和平」〈發言稿〉| 郭譽孚

今天是台灣光復節,這個節日開始於75年前,是紀念我們島嶼離開其殖民者的日子;然而,殖民當局雖然早已經離開,但是我們的島嶼今天卻似乎比75年前更為傾慕當年的殖民者。

何以會如此?

個人的研究,認為這是由於我們自身長期失去了主體性而造成的。

我們生存在複雜的現實大環境中,若自身沒有學得適當的主體性,如何可能在動盪變化的現實中做出對於自身最適當的抉擇?!

看今天我們執政黨的大老不能及早在我島內發言,卻要由美國傳回「誰也不敢台獨」的警語,是否應該就是我們社會長期喪失主體性的一種表現。

以下,我將舉出兩個關於我們缺乏台灣主體性,可能影響於各方面的重要例子──

一是割台之時,我島人口總數有多少? 另一是日人自褒的日殖教育的實際,究竟如何?

一、關於割台之時,我島人口總數

這是關心我島社會實際時,應該重視的基本數據;在國府來台後,應該充分調查確定的工作,竟被我島學者輕率認定了。

今天我們學界仍輕率地襲用了日本人留下來的數據,宣稱當時為257萬人;為何不肯接受劉銘傳當年清賦後所提出的數據,男女合計320餘萬人,當年割台時的人口總數應該是這320餘萬人加上其後八年當時的人口增加率,可能接近400萬人的人口數?也就是當年吳湯興力盡成仁之際所謂的「今日之戰,關係台灣存亡,四百萬同胞之生存,雖死何憾?」與丘逢甲追憶其事的「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之句;另,對岸學者也曾指出,依據我台1895年鹽額配出量統計,當年我台人應達400萬人。

換言之,當年清廷割台之後,殖民當局應該依據國際條約處理我先民,怎可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政策」,以致我島先民在1897年確定國籍之時,只剩下257萬人。

那是殖民當局故意不在各地貼榜安民,任由軍民語言不通而衝突,藉此可以攘逐殺戮,實現其取得無人島而可大量移入日本人的構想──該陰謀進行到雲林大屠殺時,引起國際干涉,因而天皇出面要求「一視同仁」,該政策才停止。

我們的學者怎能跟著日本學界稱,清廷割台時,我台人口為257萬人?那是殖民當局隱匿其當年曾經殘無人道的「攘逐殺戮政策」的數據啊!

二、日人「自褒」的日殖教育的實際,究竟如何?

教育體制,是人們展望自身前途時最受重視的社會管道;在其中,被統治者最能想像自身的未來;日本官方常常強調其教育為「近代性教育」;我們的學界往往也不加批判地襲用其吹捧;或僅宣示其當然具「殖民性」,作為最大的批判。然而,其史實為何?

我們可以用1910年發生,大損總督府威信、以致日本學者絕對不提的「大石教師拒斥事件」為例,該事件自也不受我沒有主體性的學界重視。

該事件的主要關係人兩造,一是我島第一位公費留日返台任教於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教師洪禮修,一是國語學校教頭〈教務主任〉大石和太郎;其事態是──

留日返台的青年教師堅持以較理想的教學方式上課,其所堅持竟導致了被辭退的命運──據其子描述

「父親……因為他的教學方法為前30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30分鐘教課本,學生可以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了。」

事件發生後,不只是在校內嘩然;其影響直到1924年,島內報章還提起該事件稱:

「是十餘年前大石教務主任,訓示諸教師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這樣的教育真相,由於日本學者不提,我們的學界也都不敢提起;然而這是多麼重要的根本問題──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能教最低的程度──知道嗎,直到1945年前後的公學校六年級課程,仍只及於日本人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想想只被允許讀四年級程度的教材,教師還不准盡心詳細教授,只可教教科書上最低的程度,那能是怎樣的「近代化」教育啊。

以上,是就個人在我島內日殖時期台灣史中發現的基本問題,認為值得在這台灣光復節的活動中,向關心於我島當前社會發展的朋友們報告的兩個重要的例子。

個人認為,也是慶祝光復節,我們應該重視的、長期被日本學界隱匿的兩大日據史實。

駁斥反中謬文「1911年的台灣」「台灣人,你真的知道『雙十節』是什麼嗎?」| 郭譽孚

一九一一年的台灣

台灣人,你真的知道「雙十節」是什麼嗎?

──這是今年雙十節前後時,網上風傳的兩文,許多1450都把它們當作範文;有人是把「1911年的台灣」貼在前面;兩文並出,聲勢驚人;有人就只貼出後文,使用血跡斑斑的雙十作為圖樣;更是讓人怵目驚心。個人研究台灣史多年,兼也關切各方資料,細讀兩文之後,覺得兩文都頗有水準,不過,都是高中作文比賽那類脈絡下的文章,才情有餘,研究的態度不足;可惜了。以下,是雖然我看不起當前政壇的兩黨,為了我們社會的前途,關切當前年輕人的未來,我仍願意在此提供我個人對於上述兩文的觀感──

一、作者應該要有台灣人的主體性

以前文言,它的文章的起筆繞著1911年十月十日的一份報紙,『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開始做文章。然後,看該報每天下去的新聞;強調看不到多少關於「辛亥革命」的新聞,來嘲笑我島今天重視辛亥革命的雙十節,所以文中常有這樣的句子──

「相信我,你的阿公阿祖如果是台灣人,他們當時正在煩惱十月颱風災害的善後工作與捐金事宜,還有……不是什麼「中國革命先烈」的外電新聞。」

「……接著10月12日的漢文版日日新報依舊是無風無浪的一天,外電標題上仍在談論意土戰爭……中國辛亥革命已經開始三天了,當時的台灣人關心意土(鄂圖曼)戰爭的他國事務與台灣教育問題其實還更甚於清國事務。」

「一直要等到10月13日才在日文版報紙正式發出武昌革命黨暴動的外電新聞。中國辛亥革命開始的第五天,……還在報導日本記者27人組團到台灣坐火車觀光的新聞,……直到10月16日才將各地電報資訊彙整完畢,並將清國的革命黨暴動做成新聞頭條。」「換句話說,台灣人要等到辛亥革命事發七天後,看報紙才真正得知鄰國發生大事的詳細始末。」

我們要問,1911年10月10日,在中國武漢發生了辛亥革命,外地本就不可能知道其重要性,因而必然會延遲對其之報導,有什麼奇怪?這樣耽擱了幾天的報導,怎麼會成為離奇的事?而真正更離奇的問題應該是作者怎麼會因該報沒有刊登中國辛亥革命的新聞而說出所謂的「你的阿公阿祖如果是台灣人,他們當時正在煩惱十月颱風災害的善後工作與捐金事宜,還有……不是什麼「中國革命先烈」的外電新聞。」?

如果該文作者是我們台灣人,怎會如此發問?

他完全不知道當年的台灣史嗎,當年日殖台灣剛過十五年,在1895~1897年間,我島上人口由330多萬下降到257萬,那麼快就忘記了自身悲慘的過去?如果那樣容易忘記,怎會有1915年,起自南部,經中部而在北部發展,被當年官方稱為「南部大陰謀」的噍吧哖革命事件?

當時該報是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報,是以日本統治者的觀點來選擇新聞的,甚至製造新聞的;因彼此地位相反,殖民者難免努力封鎖重大新聞,但民間往往總把新聞顛倒來看;大家應該知道,越是在高壓政權之下,越可能有那樣的情形發生──當年的日本正是極高壓的政權。

因而,這類情況下,由於該報的報導必然缺乏我台人的主體性,實在不適合成為我們進行較嚴肅探討的對象。

當然,如果這位使用洋文為姓名的匿名作家,其為文本來就只是譁眾取寵,或是某方派出的高級網軍,自有其帶風向,玩弄群眾的目的,在言論自由之下,自然不能苛責;但是我們有理由說明自身研究與調查,所認知的真相。

舉例言之,這位作家以我島該報的新聞,就來大談其所謂的「1911年六月的艋舺與大稻埕冰淇淋節」,以及該報所提出當年的五大話題──夜車、阿里山鐵路完工、填海造陸、棒球、電影院;說出相當輕佻的所謂的「吃冰、看戲、坐火車才是1911年的台灣人日常,不是什麼川亂、革命、殺韃虜,好嗎?」──

但是,知否在史實中,1911年我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逐漸下降到1911年25.5歲,往後繼續下降向1931年為21.5歲探底。我們是否應該主體性地發問──那些吃冰、看戲、坐火車的,會是我們台灣統治者生活的日常,還是我們被統治的台灣人的日常?──至於川亂、革命、殺韃虜,可能真是我們當年被統治、處境越來越差的台灣先民往後想像中盼望的某種日常?

二、關於當年辛亥革命與我台灣的實況──

這是後文的主題,強調當年的殺戮實況,頗有我們所不知的慘狀;因而對於我們教科書中的描述感到不滿者。在其中,嘲笑過去對於雙十節,我們社會長期有所謂的「四海同心、薄海歡騰」「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創建了中華民國」的意象,其實是錯誤的;還提出當年曾有「由於滿人與漢人對於『六』的發音不同,而被殺戮」的史實;個人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不多,但是對於與台灣史相關的史實涉獵,則頗有,願意提供一些給該作者與可敬的讀者們參考──

一〉革命暴動與內戰的特殊悲慘

所謂「革命」,通常包括了「暴動與內戰」吧,暴動是其最初騷動的時刻,內戰是稍後兩方對持的情況。暴動部分,顧名思義,其非理性的、盲動的成分很高;內戰則遷延日久,難以排除外力介入;都是很悲慘的不幸情況。

根據世界軍事學名家約米尼,這位以研究拿破崙革命戰事而著名的人物,在他的名作「戰爭的藝術」一書中,就其考察人類有史以來的各種戰爭而指出,在世界上所有的戰爭型態中,內戰是所有的戰爭型態中,最為悲慘的一種形式;因為人與人之間,舊日的關係全被懷疑而破壞了。

那是由1793年8月23日法國國會所發出的法令,所謂的「從此時起,一直到我們的敵人被趕出了共和國的領土時止,所有法國人都永遠的有服兵役的義務。」而開始的;這所謂的「敵人」,不是國外的,而是國內曾經被視為同胞或手足的另一群人們。要把他們趕出去,想想看,那個國家將面對怎樣的衝擊!?

該法令還要求,「青年人應上戰場,已結婚的人,應製造武器和運輸彈藥,婦女應縫製帳幕和被服,並在醫院中服務,兒童們應用舊布製作繃帶:老年人應被送往公共場所,宣傳共和國的統一和仇恨君主的思想……」〈近代軍事思想,頁93〉。

想想那個社會將形成多大的動盪?!我們教科書上,從來沒有描述當年革命內戰開始之後這樣的真實場景──法國革命政府的取勝,是由於「一方面由於政府採取恐怖政策,強迫著舉國一致,另一方面由於實施普遍徵兵制,獲得巨大的人力,所以其實力遠較無組織的對方優越。」〈頁94〉;

怎麼當局竟沒有向每個年輕人告白此一真相。然而,是否就像今天我們雄才大略、想要「建國」的執政黨,沒有告訴我們,他們所設計的那場「寧靜革命」,將要面對怎樣的內戰局面?讓我們當下就能一起及早準備?

如果由這個角度思考,該作者那大發現似的所謂「中國國民黨給你洗腦的歷史課本通常都只會講前半段,後半段卻不會跟你講。」,對於不滿執政黨的人們是否也可以套用這種形式,更要指責當下「民主進步黨給你洗腦的說詞,通常都只會講前半段,後半段卻不會跟你講。」?

好像真的耶,國民黨是已過去百年前的罪孽,民進黨是當下立即,民間將面對與承受的罪孽?

以上,是四五十年來,老朽為了愛我心目中的台灣與台灣人,向歷史中研究與調查而接觸到的,看似無關於台灣史的史料,謹此給大家參考。

二〉1911年,我們台灣人的阿公、阿祖在關切什麼

真正做研究工作的人,要研究某年的歷史真相,只是拿一張總督府機關報,把他的頭版與頭條新聞翻譯出來貼上,寫上幾句煽情的話,就能算是研究了嗎?如果這就算是我們時代「民主進步」的成果,是否太看不起我們的讀者了?!

不過,坦白的說,能夠關切我們的阿公、阿祖的處境仍然是值得欣慰的。只是可惜了,僅僅引用那些日本統治者所關切的,怎會是我們阿公、阿祖所真實關切的?

就個人的研究,1911年前後,時當日殖當局的攘逐殺戮七十萬人之後,僅15年左右;只有極少數家庭富裕的無知孩童確實可能快樂地吃冰、看戲、坐火車,那應該也不會是他們生活的日常;父母能有那樣的心情,常帶他們上街嗎?

至於成年人,無非是像今天的家長一樣,會關切自身子女的未來吧。

我們的作者,也已經有了小孩嗎,是否也開始有了關切自身下一代的深刻經驗?1911年前後,我們島上的教育界發生的事情,他若真實關切當年我們阿公、阿祖的關切時,關於我台先民受教育的問題,是否比起上述他強調的「吃冰、看戲、坐火車」,更為重要?

作為研究者,怎能只是把統治者在其機關報上刊出的東西,當作被統治者最重要的關切對象?就所知,當年1910年,在我島的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發生了一件官方很不樂見的事件;大約因此,所有的報章都沒有明白的刊出吧──但是,因該事件,學務部長持地六三郎下台了。

該事件的史實是──我島表現優秀的青年洪禮修,是在公費保送往京都帝大深造,畢業後返來出任國語學校教師的才俊之士;然而如此應該成為青年典範的洪氏,竟然反抗國語學校的教頭〈即今教務主任〉之要求;堅持要使用其討論式的教學法;據稱該教頭要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否則就將失去「麵包」;

我們具有教育理想,如何能忍受僅容許最低的程度的該教師,因而辭職。此事涉及當年的考核制度,也涉及教育目標的設定;該年底,持地部長離職。

然而,一切默默進行,當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沒有刊出這一我台人應該關注的消息,甚至,日人後來編撰的「台灣教育沿革誌」中也絕無片語隻字的說明原委。

個人認為,如作者所提及的,那些有閒錢與空暇去「吃冰、看戲、坐火車」的人們,與許多看中自身子女前途的人們,應該會更關心當年這樣的史實吧──由於洪氏曾經很傑出,應該是很多家長眼中的典範,因而他的不幸與該不幸的社會意義,應該被許多家長所議論吧。

據稱,因而,該1910年發生的事件,在1911年發展成為我島青年學生在當年最高學府的抗議事件;因為學生不服當時「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該事件被稱為「大石教師排斥事件」。

如果該作者是我們島人,是否應該看中此一事件,既使不關心他所衊視、頗有缺失的辛亥革命,該事件也遠超過他所強調的那「吃冰、看戲、坐火車」之類快樂的現代化生活?

三、結語

這位作者,習於把應該嚴肅對待的問題,作頗為輕蔑他人主體性的處理;例如,提出那所謂「相信我,你的阿公阿祖如果是台灣人,他們……」與「你一定會說,革命就是要殺人啊!那我問你,你有沒有想過革命該殺的是哪些人呢?」之類的預設;他們其實沒有下過多少功夫研究史實,然後,把所有讀者預設在很無知、但頗具有同情心的立場!正好適合我們教育上,自日殖時期以來那不重視主體性的缺失,缺乏主體性,自然缺乏充分探究的精神,就罕有討論發問的主體能力;但透過同情心的發抒卻很能夠自覺得主體上的另類滿足;於是它們就能俘虜許多的具有同情心的讀者。

關於辛亥革命本身,我沒有專業討論的能力;本文之作,是個人認為作者如果真要討論他的題目,對於台灣史與世界戰爭與革命要有上述的基本認知之後,再來嚴肅面對的問題,才可能檢討出有真實意義的論述方式;

否則,其論述如他所進行的,那只是別有所圖,混水摸魚的伎倆,在我們這個動盪的時代中,實在是會讓所有真實研究者,在這家國社會前途混沌的當前,感到深切悲哀的事啊。

最後,我們看著作者的洋文名字,真不知道他是否根本是個日本人或是美國人呢?所以,此時就把他的說法簡單的歸諸於某種言論自由;而本文也就可以藉此結束而不給予關注了。

最最後,此文敬獻給所有我們關注我島前途的島人;祝福我們自己,但願真理真的是越辯越明,我們的社會將因此而更為融洽而各自發展。海峽兩岸的前途都會是光明而遠大的。

由丁允恭惡質事件,對於我島親美社會民主青年的提醒 | 郭譽孚

由於蔡政府發言人丁允恭性開放的惡質事件,最近被爆,引起各方的關切──

而在大家追根究柢中,丁所代表的親美社會民主青年被認為頗受「杜勒斯十條」的影響。「杜勒斯十條」的第一條:

「1,儘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其他九條請詳見鏈結《杜勒斯十條》。

「杜勒斯十條」把「收買」與「自由解放」當作打擊對手的重要方法,究竟是誰製造出「杜勒斯十條」?上列鏈結的文章中,號稱資深媒體人的楊秉儒先生,將其開創者究竟是誰的問題,當成一個美蘇互推的問題。

個人不知道楊記者的觀點從何而來,記憶中過去另有一說,指美國在布里辛斯基時代,曾在西方高峰會上提出「奶頭樂」的設計;其觀點與這十條相近;我不知其究竟,但是由某些史實,似乎可以想見其創始者。。。謹此說明於下──

史實真的是那樣的嗎?楊記者怎會有如此的想法。。。

據我個人所知,由當年史實上看,這應該是美國的統戰作為──在美蘇冷戰的需要下。。。

當年美國要如何鬥垮蘇聯,美國有錢、有資源,也就是有權勢,有追求自由的精神號召;這些都是美國的優勢;俄國沒有這些優勢條件,即使這十條拿來也耍不開,很難有效。

相對的當年列寧時代,俄共革命委員會中早就出現過提倡一杯水主義的婦女部長柯倫泰,把列寧弄得一個頭兩個大,最後想盡辦法把這位主張性解放,消滅自私的家庭,讓所有兒童進入幼兒園,提倡人人接受平等教育的柯部長高升,外放到北歐去做使節,隔離在外,不讓返國;

也就是,往後蘇聯雖知道性解放與自由平等的無限威力是可怕的,往後他們是以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才逃過了這個物質誘惑與人性解放的陷阱;但是他們也知道這個威力強大的武器,自己是沒有能力使用的。。。

相對的,這種陷阱是只有美國這種宣揚自由的富裕國家才能輕鬆進行的。俄國沒有那種條件。。。追求真正左翼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如果真的以俄國為標竿,一定懂得必須迴避這一可怕的陷阱。。。而嚮往自由要想由封建體制中解放的右翼社會運動,卻很少人會注意俄國在這方面可怕的經驗,這可能也是我島上這批右翼社民傾向者墮落的真實背景。。。

所以個人認為該一強調收買與性解放的設想應該是美國的產物。

而我們面對親美的社民傾向者,今天可憐可怕的墮落,我們就不需要太受驚嚇了。。。

我們社會中這群年輕的右翼社民傾向者,要及早回頭,及早自我批判啊

我們堅持繼續關心並寄予我們社會期望的朋友們,

請留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終究是我們的子弟與學生。。。

一個公民教師誠懇的省思

從日本精神,看李登輝的一生──多些調查與研究 | 郭譽孚

最近,當代我們島嶼史上的要角,先後去世了好幾位。。。如果說他們都以各自生命的體驗來愛台灣,大家是否能夠同意。。。

可能頗有人很反對,尤其,在那些彼此對立的陣營中。。。他們已經習慣把對方妖魔化。。。非人化。。。

然而,對於深信透過對於問題真實深入的調查與研究,才能真正擁有處理問題能力的我們而言,我們總認為過去的某些對立,應該是我們研究與調查的工作做得不夠,才使得我們之間容易被隔閡,被分化而不自知。。。或者由於功夫下得不夠,所以在當斷的時候不斷,才會一再深受其害。。。

記得三十多年前,我負責聯經的台大門市時,知悉美國當局年年委託有專人收買我們島上所有新刊的中文出版物〈無論作者是阿貓、阿狗,無論其定價〉,但所有翻譯書都不要;那是怎樣研究調查的企圖心啊,那種關切,讓我想起當年丘念台在二二八悲劇前,某次搭機來台時,竟有美國軍官向其關切,稱若在台遇到不滿之事,可以向美方聯繫。。。這樣地關懷不久前還曾經共同抗日四年的盟國。。。我當時就有悚然的感覺。。。後來我又偶讀到保釣運動中,同情學運的台大總教官張德敷將軍,在軍中升遷不順;後家中乏資讓其子出國深造,竟有美國使館人員親電關切。。。讓我更想到,我們對於所有的問題,是否在調查與研究上,可能就輸了人家一大截?

下面,就以最近由於李登輝去世,這位被歌功頌德者高調的所謂「民主先生」來看談起──

這個名詞,是當年美國人給予李登輝的稱號──當時除了極少數深思謀國的知識分子會對於「民主」兩字懷抱著相當的疑問外,並沒有很多人深刻地思考「民主」這個名詞中可能包含了多少的誤謬成分;

我們的教科書裡,除了高調漂亮誘人的理念外,曾否對其複雜的社會現實、人性的脆弱與利益集團的威脅利誘,仔細地調查與研究?甚至直到今天,美國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在政經發展上發生了惡霸樣的「長臂管轄」與新冠疫情所導致的「黑人抗暴運動」這樣的問題,大家還是把「民主」當成可以「無限上綱」的理想?!不顧最早的雅典民主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的;而近代歐美的民主則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對於其殖民地的掠奪與剝削之上的史實!

換言之,西方民主在理念上雖然確實有鼓舞民間的作用,但是其實質上,由於人民的天賦、教育與環境不同,在如何能克服我們這種主體性的虛幻上,我們中華傳統的「民本」觀點可能比「民主」更具現實性;我們孔夫子在兩三千年前所提醒的「我欲託之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比於西方「神愛世人,甚至把他的獨生子也賜給世人」,那類近於盲目的理念,更為戒慎恐懼的接近真理,從而,這也可能正是當前對岸中國短期內能夠振衰起敝、和平崛起的主要原因。

我們的教科書是否應該深入地引領學生們討論前述的問題,或者強烈的關切如下的問題──如果當前西方那類「社會底層暴動」是美式民主的結局,我們島嶼願意等待自身也逐漸步上被設定的大動盪的那一天嗎?

我們是否應該加深我們自身的調查與研究?

其次,我們來看對於他的國家認同的慨歎,這也是由李登輝去世而引起的。

在反對李登輝的陣營中,責備李是日本人,是缺乏主體性的皇民。

我們應該指出的,仍是我們的奇怪,是否只是由於我們沒有充分的研究與調查;

只是責備是沒用的,是不夠的,推說李僅坐半個椅子,使小蔣選錯了人選;這樣的反省有用嗎──如何保證未來就能選對呢──馬英九與蔡英文是另兩個例?

我們長久以來,對於日本歷史文化有多少研究與調查?

老蔣當年演講中頗肯定明治維新,然而,明治維新真的那樣完美,沒有可以讓我們警惕的問題嗎?由當年的皇民化運動下的老皇民,到今天的哈日成風,然而,有幾個人真的下功夫研究過日本的歷史與文化?

蘇聯學者說,要想理解日本,一定要研究他們的神話;但是我們的老皇民們幾個人讀過它們的古神話「古事記」;個人年輕時,喜歡逛舊書攤,看到各種西方思潮的日文套書很不少,但是這類真正深刻表達日本文化的書籍卻並不常見;個人很懷疑當年我台青年學生雖受皇民化政策薰陶,但是官方其實並不鼓勵他們真實地去認知神裔民族的真相。至於今天哈日風潮之下,又有多少青年會主動地去探究深深吸引它們的文化精華來自何處,與其組成?他們真能夠關切到日本人心靈深處那異常的根源部分嗎。。。

李登輝確實很可能有日本人血統,當年國安單位在他成為小蔣接班人之前,就應該深入調查研究;看1990年他受日本記者訪問時,曾自述年輕時嗜讀本居宣長的著作,到了讓其日籍老師驚訝的地步;而這位本居先生,是日本地位重要的大國學家,也就是日本思想史上強調日本第一,批判中國文化的學者;這可以說是若無日本人血統,他也已建立起了高度的日本國家認同。

此外,由他1929年入小學時,就使用了日本名字岩里政男,那時是皇民化政策發起改姓名運動的十年前,很少人自動改姓名的;這一情況與前及的國學愛好者的身分,或許也是他的國家認同與我島其他台灣皇民實在大不相同,也是我們應該將他們分開對待的重要線索。

某黨上次市長選舉把所有可憐的皇民與可惡類李登輝的,不分青紅皂白地一起罵,應該就是平時沒有充分的研究與調查,才造成那次慘敗的結局。

關於李登輝的一生

最後,我也來談談李登輝的一生,由個人所研究調查而認知的日本文化的兩個視角──

一、對於廣大的擁李者,取哪一個標準,才能讓擁李的陣營接受並感到滿意──

李深深服膺日本精神,日本精神來自日本文化;李有一張穿著劍道鎧甲的照片,大家應該印象深刻吧;他入學以來就擁有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日本姓名,「岩里政男」;這樣不同於同學們的名字,是否使他自幼就要努力學習,並且表現其日本精神?而最能表現該精神的應該是日本神話中的「大和武尊」的故事。

以日本偉大的「大和武尊」的形象來思考李登輝的一生,應該會讓圍繞在李身邊的朋友們更能欣賞李的日本精神嗎?

二、對於反李與批李者,有哪一個標準,才能讓批李的陣營更平心靜氣地思考他們應該研究與調查的對象?

李應該是確實有日本血統,他是日警與我台女所生,我想。

有了,我想起日據時期的關於「身分」的法律,直到1932年,也就是其據台三十七年之後,即李登輝九歲以後,沒有資格服兵役的日本籍男子才開始如此地被准許與我台女結婚;那是很衊視我島人的,如此規定──

「除無陸、海軍兵籍者與無兵役義務者外,不得入台灣之家,但已受徵兵處分而編入第二國民兵者不在此限。」

因此,對於李當年的處境,若很早透過自身姓名而自知為日本裔,知道自身與一般我台人不同,擁有部分的神裔;而台灣人的地位,顯然不如日本人,此外,由於他跟隨著擔任巡查,時常調職的父親就學,並且他的身高比一般人高很多,使得他很少能在學校結交到一般玩伴;沒有玩伴,自以為擁有神裔的少年。。。

稍長之後,遭遇的卻是如上述,國法不認可自身的身分,這使我們的李自懂事以來,就頗受打擊,且因而更追求自身聞見中理想的、偉大的日本精神,我們所熟見的那張武士道鎧甲裝束的照片,應該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嚮往武士道,他衊視弱者。

對於不能接受李當年種種作為的批李陣營,若是認知到原來李少年以來是長期生活在那樣的情境「我是不是我的我」之下的,它們是否可能因為李少年以來頗不平順的長期悲情,而沖淡自身近幾十年來的遭遇的不平之氣?

三、以「大和武尊」的故事來看。。。今天大家熟悉的,李的過去一生

日本是個自許神裔的國家,也是武士道的國家;更正確地說,應該是神裔的武士道國家;神裔的領導者是天皇,武士們都以武士道來捍衛偉大的天皇,故有「八百萬神」與他們可以助成「八紘一宇」之說法。而「大和武尊」自然是眾神中的典範,他可概要的被描述在這樣的四段故事中──

「『大和武尊』少年時的殺戮故事──父王要大哥去迎接兩個自己中意的美女回來,大哥竟然把兩美女占為己有;然後父王要大哥來參加早朝,大哥都沒有應命;父王就叫小弟去叫大哥;許久仍無訊息。父王叫人去看,大哥已經被小弟砍殺在廁所裡了。父王聽了也感到害怕。。。」

「稍長,他奉命去殺著名的勇士兄弟,他假扮作漂亮的少女,混進那對兄弟的宴會;他們沒有防備;當他拿出刀來要殺他們的時候,他們驚嚇地求饒,但是他並沒有放過他們,而把他們都斬殺了。他先後奉命順利地殺了許多父王的敵對者……」

「還有一次,就是他奉父王之命要去殺一個叫做出雲健的勇士,他使用的方法是交朋友,他能夠很快地與出雲健成為很貼心的朋友,然後藉著一起入浴的機會,把事先仿造的腰帶和木製的佩刀與這個朋友交換;然後,出浴時,先配上對方的真腰帶和真刀;然後,以出雲健的真刀把那出雲健殺死。。。」

「他奉父王的命令,到處征討;都沒有時間回家鄉探望;他感覺到父王不希望他回鄉,他與妻子只能在外鄉懷念著,夢想著,卻不能回鄉;他常常在海邊思念著;後來他也死在外地,。。。據稱思念故鄉的他,後來在當地化作在蒼茫海邊孤獨翱翔的一隻白鳥。。。往往嘶鳴在拍岸的浪濤與風聲裡。。。」

如果把李頗耀眼的一生所展示的日本精神,以這個著名的日本故事來比附,是否比較讓我們能夠跳脫中國文化本位的違和感,進而平靜地思考其人一生可能的各種意義?

例如,李的日本精神,使他很喜歡奧細之道,想認祖歸宗;然而,他死後,誰能為他證明呢,看來是很難了。。。尤其,中國人的復興力量日益壯大,最近這些年李應該看得清楚,很感到自身「抓龜走鱉」的錯誤,他那日本人衊視中國人的盼望似乎必將落空。。。

啊。或者,他那自許偉大的日本精神啊。。。他是否可能也會被化作一隻飛鳥,往後每每只能在淒風苦雨時,努力地哀號在我島北部距離其日本祖國最近的幾處海邊。。。

最最後,我們從「大和武尊」的故事結尾,想到李晚年常常向人提及的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好像很耐人尋味,很有學問的樣子;是否可能也有另一寓意,即,在那隻白鳥的身上,我們可感受到很強烈的失落感,在李過去一生的圖像上,他似乎類似於那位日本精神者,其終生也只能是以永遠的失落作結了啊。。。

而難怪最近有位台大苑教授在視頻上比較李故總統與台大王曉波教授時,對於他們都沒有成功的人生,要說權傾當代的李以種種的「政治伎倆」見長,而王則是以堅定的「政治理想」取勝,只是李故總統確實難免更比那位日本精神者要大大的失落了。 以上,是關切台灣史的我,由探究據台的日本殖民者,而涉入日本歷史文化與神話,深深感受到「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嚴重性;正巧最近遇到李登輝高壽去世,各種論述紛紛出籠,因而,順手就所感知而擬成此文。歡迎關心我島前途的朋友們能不吝地提供各種高見。

殖民統治「重奠基」須知十三之十三──我們先民的實際生活〈1908~1919〉| 郭譽孚

前一期間,殖民者由於在1895年錯誤估計「攘逐殺戮」政策之可行性,一步走差,造成善後困難;又有「神裔自大」之歷史文化使其無法認錯,遂致使其能吏後藤在1898年只能在「無方針」的說詞下進行「奠基」工作。其工作雖然「努力」,但是其將我先民當作某種「生物」來處置的統治方式,引起了一連串的革命事件。尤其,1915年「南部大陰謀事件」的發生,對於當局的打擊不小;當局也是不能公開承認其錯誤,已如前述。

三年後,乃有明石總督明示「同化政策」的「重奠基」的各種政策──那是殖民者過去在朝鮮所自視為「成功」的各種「政績」與建設經驗,在安東總督處理西來庵的南部大陰謀事件之後,繼續其神裔自大、不認錯的國體論述所成。

其一、1907年後,所謂「黃金時代」以來

所謂的「黃金時代」,是指總督府的財政收入方面極為豐裕;故有前述的「總督府是如何努力設法消費這一鉅額的收入」之說。

當時由於惡毒的「專賣收入」確實增加不少,且前述1907年後,引進新品種甘蔗的增產,確實財政收入大增;但是,當年,對於我們先民言,真有那樣美好的時代嗎?

但是,儘管「專賣收入」確實使得官方歲入大增,加上甘蔗產量大增,也增加了他在蔗糖上的收入;租稅收入確實沒有專賣收入與蔗糖收入可觀;我們卻要指出,專賣收入的來源,鴉片、樟腦與酒類等皆非民生必需品;而僅食鹽一項為必須,但所需不多,因而專賣收入雖多,但是對於民生影響不大;而蔗糖在總督府的原料區域採收制度下,我先民沒有銷售自由,只能低價出售。

相對言之,如前述,割台之初,總督府並無增稅的政策,要直到兒玉與後藤時代才開始整頓財政言,則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報告所稱「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1],應該就是原本前清體制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之由來;因而,日殖以後,各種巧立名目的捐稅證照,才普遍而深入地打擊了我先民的基本生活──當時應該是大多富戶與世家,多已經返回原鄉,少數留守與返鄉無以維生者留台,他們遂在戰亂大動盪之後,更遭受此過去難以想像的待遇。

日人論述的主要根據,曾以當年一位台南的買辦曾言──「日本治台之初的米價為一百斤二元三十錢,十年後的現在為四元六十錢;就勞工薪資言,原本苦力為十五錢,十年後則增加為三十到三十五錢;」[2],似乎苦力的收入有微幅的增加;但是,那樣微幅的增加,能夠承擔當時稅負的增加嗎?

由此直下到1913年,請看我台羅福星對於那時代苦力稅負的證言──請對比於過去之「皆不納租稅」,工薪增加有限,而稅負更重──

「諸君不見吾台民之轎夫乎,彼等流汗費力,非常勞苦,日之所得不過二、三角,每年亦不過數十元。而轎夫之營業稅,一年需繳數元;再加以房屋稅、地方稅、官稅等,絕無餘銀足以瞻養妻子。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尚未聞有如此之苛稅法;獨台灣有之。」[3]

至於,又該買辦有稱「由於國內的稻米歉收,於是將台灣的二期稻作輸出到日本,日俄戰爭時,則大量輸出軍用米到滿洲。日治十年間,地方農民增加相當多的財富……紳商效法日本人的奢侈……這些台南人開始賣掉代代相傳的家產、田園,……質樸的鄉間農民則呈現家產增加的情況。」[4],日本學者將之視為「黃金十年」的證據;我們認為確實買辦在沆瀣一氣的經手時,也可能學到了虛華的奢侈惡習[5];不過,更重要的,當年「羅福星的自白書」還曾提及這樣沉重的稅負──

「現今日本治安之方針,勢欲逼島民為盜賊土匪,而剿滅之也。……苟為有利之事業或營業,悉收為官營、或專賣。對於島民之薄利營業,則徵以苛稅以苦民,是為吾人所引以為憤慨者也。……以十萬元之資本金經營商業者,至少亦須科以十數萬元之稅金。縱令小商人,即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6]

因此,是否日人所謂「黃金時代」,始自1905年,止於1913年;該數年中或許真有受到海外貿易擴大的若干影響,但是真正造成財稅收入大量增加的,有多少程度是由於社會總產值增加,應該是當局使我先民民不聊生,憤而革命的苛捐雜稅,才造成了總督府稅捐歲入決算,每每遠高於其預算吧。

然而,財稅徵收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依據「拔鵝毛原理」才是好政府,不是嗎?拔鵝毛竟然拔到鵝痛得亂飛亂撞,甚至還咬傷人,痛苦得要革命,這怎麼會是好的政府呢。

其二、日本學者矢內原之剖析

當年高標西洋傳教士心態,所謂的「衷心仰望實現『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者的和平的結合』」,實際卻為日本資本主義漂亮護航的名教授矢內原忠雄對於這段財政上的「黃金時代」,也不能不如此描述──

「其財政獨立所用的方法,如在日本國內,則因人民的不平,不易實施,對於外國及台灣新附的人民,則出諸強制執行。這樣財政的過重負擔,可能給予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以下述的影響。〈1〉減低台灣人資產家的資本競爭力,使日本資本家容易發展。〈2〉台灣一般人民的無產者化。〈3〉……」[7]

當年,這位大教授輕描淡寫地以「無產者化」一詞描述當時的情況;我們關懷自身處境的先民,自然不能滿足於這樣籠統的描述,當年親歷其境的他們,對於當年的描述是這樣的──歐戰期間,東亞貿易機會大增時,我島極少數人與日人合資設立公司,但此時,我全島人的財稅負擔卻倍增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獨促進台灣之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同時亦促進其對蹠地位之台灣資本的發達。在大戰爆發之1914年,全島之公司總數只有164單位,而戰爭結束之1918年,則一月而有219單位,越一年之1920年已增加至397單位。資本額亦如此,1914年只有13,251萬7,750元,1918年已增至20,451萬227元,1920年一躍而為55,029萬3,456元,較開戰當年增加四倍,較休戰之一年亦增加二倍半以上[8]。……然旋因受金融發生恐慌的影響,不獨都市無法吸收從農村流入之勞動者,而且工資又更形低落,此狀態既使一般大眾生活陷入苦境,又促使許多中產階級急激沒落。智識階級亦不能例外,『誅去了』或『管城子無食肉相』的俏皮話都可以視為彼輩之悲哀叫喊[9]。……試觀每人之平均預算歲末出入負擔就能明白,1914年平均每人之負擔額為29元42錢,而至1920年,已增至58元70錢,約為戰前之二倍。」[10]

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當年我島嶼社會現實的參考。

其三、透過法制建構的經濟宰制

這些都是在那位著名的、有醫師資格卻在台灣販售鴉片毒害我先民的後藤新平主持民政期間,正式建構的──他早曾於1896年桂總督時,隨伊藤首相的巡視,以台灣總督府顧問身分來台考察──之後,藉著前述我島嶼產能逐漸恢復〈無須墾殖,只需整理、耕作〉,同時啟動各種剝削的稅制與壟斷的專賣制度而進行的。

在其任期中,對於島嶼更具有長久影響力的政策是其在島上奠定了深具宰制性的「警察萬能」,如前述,其時他除了先後制定對於我台先民高度的威嚇與淩辱的制度,同時在我島產能恢復過程中,透過強力的所謂「調查」手段,建立了殖民者在我們島上推行「資本主義的基礎」──俗云「第一桶金」,左翼學者通稱其為「原始積累」[11]

作為一種「原始積累」,在局勢逐漸安定裡,台灣總督府由前述鴉片專賣,展開了它在島上掠奪與剝削性的專賣制度;那是對於民間食鹽、樟腦、煙等等銷售利益的壟斷。據統計資料,至1906年後藤離職之時,「專賣收入」一直佔有著超過經常歲入五成的重要地位;至本期末的1919年,則仍然佔有著經常歲入的四成以上的重要地位[12]

同時,除了這專賣的壟斷剝削與前述我們先民怨訴不已的「保甲費」中,那任由日警決定,往往比經常費四、五倍的臨時費之嚴重負擔外,最重要的就是,專制的總督在「六三法制」下,不但有了任意榨取稅捐的大權,並且往後該剝削我先民的網罟,則向網目更縮小發展[13]

這些使得我們島上整個財稅收入的租稅組成中,其兩成五是來自土地收益的地租,其七成則來自常被轉嫁給消費者的間接稅。

此外,更有1905年所公佈的「製糖場取締規則」,把我台灣農民的耕種自由與買賣自由,以限制原料採收區域的方式[14],簡直變成了任由糖業資本家掠奪剝削的農奴;也因此,此後我台灣出口砂糖的消費稅,大大增加。而前述台灣財政有被稱其進入「黃金時代」者[15],就是因此課稅名目眾多,且各皆在日警的宰制下,剝削沉重所造成。

最後,應該提及的是,為了鞏固其上述種種很難得人心的統治,為了加強其統治的網絡,就把其各種專賣政策上的獨佔利益,分配給其在地方上的統治爪牙,例如,在其毒辣的「鴉片緩禁政策」中,總督府特別有一關於鴉片煙膏販賣人的資格要件,強調「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16]的一條──以日軍據台時,曾幫助日軍統治者為任命對象;往後,就循此鴉片之例,對於往後的樟腦、食鹽與煙等官方專賣的項目,都是採取這樣的任命方式──據稱是在「可靠者」間輪流,這成為當時殖民當局對我島社會重要的操縱模式。

其四、現實生活的社會處境

現實生活中,我們先民由於各自的背景、遭遇不同,當然各自的處境不同。但是他們也有共同的部分;這裡我們先看共同的部分,然後再看少數較個別的特例──

一、深入各方面的所謂「警察萬能」

我們前面提到「警察萬能」,在現實中,我們試著探究其究竟;「羅福星自白書」中有如此描述──

「最可惡者,莫過於地方警察官也。彼等在保甲費、警察費、壯丁費等等名義之下,由民間徵金錢以肥私囊。彼等之淫威,如狼似虎,實為村中之王。人民如對之大家款待,贈賄多者,即得與彼結交,獲得一切便利,諸事可以相商,可以平安度日。否則,不款待警官者,常被虐待受苦楚。……且彼等不察下民之貧苦,不分晝夜,擅到民家,呼喚酒食,強令殺雞,飲於甲而食於乙,輾轉輪流,以苦其民。如此之警察官,向不見於他國,唯獨日本而已。」[17]

對應於我們先民富裕者的回憶錄中有如下的紀錄──

「被稱為『草地〈鄉間〉的皇帝』的日本警察,真是十足代表了侵略者的醜惡的嘴臉,他們傲慢、自私和橫暴!……不講是非,像蒼蠅螞蟻一樣,只要有甜頭的地方就有他們。……我很看不順眼……怕事的養父大不以為然,他認為警察的權勢是如何如何地大,得罪了它們,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還不如為他們花一點錢,把他們養成看門狗,倒反而合算些。……我曾加以約略估計,……每年所耗當不在三千元之下」[18]〈案,當時台籍教師的月起薪為16元左右,日籍者月起薪35元〉」

還有很一般性的情況──這是日本學者也承認的──

「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向。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雖說景氣的時代已經來臨,台灣人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卻沒有改善。」[19]

那正是符合了我先民所哀訴的,如此強迫買地的情況──

「當明治三十九年那時,鳳山廳長橫山虎次氏……竟召集了小港庄附近的土地的業主們,一面拿強迫的手段,使他們的土地一定要賣給會社,一面拿欺騙的手段說道:『你們的土地賣給會社以後,會社還要給你們耕作甘蔗……會社……收買了三千甲以上的土地。那時會社收買的價錢,不過平均一甲百元至兩百元……照當時的價錢可說是不值半價的……後來會社完全買收了那土地之後,立刻不履行那要給農民們耕作的前約,說要自己經營個模範大農場,就拿米國式的機器犁來耕作……遂使那小百姓們一但丟了飯碗……皆變做了農場所屬的日雇『苦力』好像會社的農奴一樣。」[20]

「明治四十三年到大正二年,為了農場用地,製糖會社於中南部,尤其是南部,進行自民間強制收買土地,被收買的面積在八千甲以上。強制收買方法是和官方勾結,廠長,分場長率領數百名警察出馬到製糖會社,調集土地所有人,硬叫他們於出售狀上蓋章,……其收買價格是當時的地價的三分之二。不蓋章的人就被警察拘留。廣大的農場設立後,在那農場區域內的部落之人家遭受破壞,不能不遷到別的地方。鄰接農場區域的農民沒有耕地,淪落為會社的苦力。」[21]

二、殖民者的社會生活

前面,我們見到我們的先民如何被踐踏;下面,我們來對比他們的生活,在那樣沒有前途的教育的巨大暗影之下,當年社會中,對應於我先民悲慘的情況,北台灣發生了北埔革命事件──南臺灣在林杞埔革命事件前後,可以呼應於我們先民的處境,則是這樣的──

「台灣南部甚至可說是不能沒有製糖會社,這些會社為當地賺進很多錢,煙花窟中甚至流傳,只願服務和製糖事業有關的人。群起追逐利益,乃是人之常情。明治四十二年〈1909〉發生的日糖貪污事件,是日本政治界、商業界都牽涉其中的大宗貪瀆事件。有人批評:製糖業的利潤如此豐厚,製糖業者卻還抱怨稅金太高、總督府的保護太少。業者在說這種話前,應該三思。」[22]

「由於糖業發展確實讓台灣南部獲利,但也有許多不良面相。例如,會社為了興建職員宿舍,收購一整個村落。強制農民栽培甘蔗,壓低收購價格,當地警察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生產者和勞工。」[23]

當時,連帶的社會情況是──

「地方稅約170萬元,其中日本人繳納的低於十分之一,不到十四、五萬元。說到誰是其中十萬餘元的納稅人,令人悲哀,原來是娼妓與藝妓。剩下的四、五萬元,才是從事正當行業的日本人所繳納。稅收過高,移居台灣的人就會減少,所以稅率只能偏低。……官吏和在台日人相率為惡。」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

「跟那些領取高薪又免稅的官吏相比,稅務署實應該表揚這些煙花女子。明治四十二年度〈1909〉的藝妓納稅額高達一萬六千元,占了雜稅之半……再進一步談到台日間的差別,台灣人在財政上的貢獻〈包括直接稅、間接稅、低工資〉壓倒性超過日本人。」[24]

在1907年的新竹「北埔事件」的描述中,日本學者嘲笑著起義領袖受日本酒女遺棄,不談日本酒女因何而委身與我台人青年;但是,在同年發生在桃園的「角板守城記」的描述中,卻明白地指出了──

「總督官邸與一般市井的日本人沒有什麼關係。然而,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25]

另在關於當時著名的大島民政長官,日本學者曾指出──

「獎勵節儉的大島民政長官辭職時舉辦的歡送會〈1910〉,也極盡奢侈……大島的歡送會場面,足以與後藤長官〈據說兩人對立〉相匹敵,會中聚集了兩千數百人……他曾經數次因貪污事件而在帝國議會上成為眾人批評的對象,最後不得不離開台灣。」[26]

三、我先民如何自處

那是在台日本人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島公務員的時代;若非官僚,就是大企業的職員,日本學者曾描述為木匠師傅每天上工時,可坐人力車的時代。處於這樣的社會,我們先民如何能依然努力、似乎靈明一點地,就足以堅持著如有燭照似地在暗昧的時代中生活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先民們有著這樣最素樸的回憶:

「祖母……宅心忠厚,樂善好施,自己雖非富裕,卻常關懷他人不能過年過日,每逢收成五穀或蔬菜,時常命我及堂兄分贈左鄰右舍,請鄰居共享我家豐收之樂。祖母決不做沒有必要的殺生……記得一次洪水過後,祖母拿下掛在壁上的一個草袋時,發現裡面有一條小蛇,見者莫不喊殺,但祖母不忍殺生……結果連同草袋……厝後岸外放生。……有一次我家雄牛與鄰家雄牛搏鬥,戰敗逃走時傷及後腿……不能拖車拖犁,雖請獸醫診治,結果無效。屠夫得此消息,前來議價收買,為祖母所拒,經過一段時間仍治療無效,故又有人來議價……但價錢反不及前述屠夫所出價格之一半,但這個人說有把握治療牛的腿傷,祖母就答應賣給他。鄰居都說此人可能會將此牛高價轉賣給屠夫,但他一再聲言絕不轉賣,於是成交賣出,事後祖母說:雖然吃虧甚多,但換得『心安』也是值得……」[27]

此外,直到1900年,我島上還有傳統社會的「善堂」設立起來;只是後來那樣的理想是怎樣消失的,我們就不知道了──據稱,當年我們島上那動人的降筆會戒毒運動的偉大事業,就是由他們倡導起來的──當時樹杞林文廟的「復善堂」的條款,其內容如下──

「設仁濟藥舖,凡有窮苦之家,無錢請醫買藥等項,惟期各家倘有沾病者,可命親屬到堂,問明並由,照症發藥;及有外客驟患瘋痧,均可向堂支取藥料,不取藥資,此乃救濟危急也。……各街庄,果有孝婦,不幸少年突喪夫主,真心守節,苦志撫孤,兼日食難度,無論同姓,查明確據,到堂報知,等當義酌,亟籌妥款,另裁獎勵。此乃上體旌榮……。」[28]

我們可見到,那是一個社會經大破壞後大動盪的時代,不過,傳統中國的文化仍然作用著;除了前述的沉潛的型態外,也有族群是自我小心地自我節制的;例如──

「酒被收歸專賣以後,『朱源隆』號紅酒再是有名也只好收攤了。當時日本人要我父親繼續當保正,我父親覺得這個職務很厭煩,加上考慮住在街上要與日本人周旋很是無聊,為逃避起見,在我進公學校〈1910年〉之後不久,他就把家搬到板橋近郊的埔仔墘。當時的人,風水觀念都很重……蓋房子遵照地理師的建議,中間正廳三間屋頂皆蓋茅草兩旁各三間廂房才蓋瓦片。竹圍前有蓄灌溉用水的大埤,庭院內有清澈見底的小溪流過……是地理師非常中意的地方。我們新居正位於埔仔墘林姓宗親數十戶人家聚落的邊緣,林姓宗族友善而富於互助精神,我們家的茅屋屋頂每隔數年就要更換茅草一次,鄰家十數位年輕的朋友一連好幾次都組隊為我們鋪蓋,這種不計代價的互助精神,可以說是傳統宗族社會相互照顧的最後殘影,……」[29]

也可以看到某種自稱儒教背景下,部分靈活轉向的成績:

「父親生於1877年,……其一生橫跨三個不同時代。父親既然生於清朝,唯有讀漢學一途,如四書、五經、論語及孟子等。而終其一生,除漢學外,並未受日文教育。……父親約於十來歲開始就讀,後來為顧及三兄弟以佃農身分耕種幾甲土地維生,終究不是辦法……毅然決然到羅東街上經營生意……父親的思想頗為開明、合理、靈活,所以很能接受外來現代觀念……父親虛歲20時,正逢日本佔領台灣。有關日軍進駐宜蘭的情形,有所耳聞。其後,更目睹日本施行於台灣的諸般政策。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30]

前者,是一位據稱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秉持著中國民間的敦厚傳統待人處世;中者是早年就具備商工背景的傳統家族,如何在變局中自持?以及傳統家族社會中珍貴的互助精神,如何顯然的影響著家族的發展?後者是一位曾受若干儒教薰陶,可能受到些理性啟蒙,有些開明觀點,勇於質疑,不僅改信基督教[31],且成功地脫離佃農處境而發展為商人。

相對言之,本期中,我們先民的社會可能主要是這樣的三部分,即敢於反抗的、柔韌自持的與靈活適應的──

敢於反抗的,那時絕大多數是「務農」的男性,在社會中被宰制得難以喘息;但是,女性的柔韌卻深深地發揮了作用,與殖民者的武士道截然不同的證明著我先民自身的價值。另方面,可悲憫的、少數的靈活人士,自以為聰慧的,在殖民者森嚴的宰制下摸索改善生活之道;他們的努力,應該也是某種莊嚴的生命奮鬥;只是其人自以為理解殖民者,以其未受過日文教育言,他怎麼可能真理解殖民者──且不僅自稱理解「明治維新」,竟更自稱「了然於心」?

而此外,原本已事業有成而因故未離台者,對於當時悲慘的史實,見聞雖多,但其族群卻不能不在新統治者下,謹慎自制地謀生活──該例,是由於其家緊鄰板橋林家,林家是台灣第一豪族,其私兵足以維持地方治安,因而,無須顛沛流離地「走反」吧。

然而,無論如何,以上三種情況,應該可以幫助我們勾勒出那個時代,我們島嶼社會的概要吧──他們的上層是連日本武士也不敢過份冒犯的前述少數的富戶豪族,也就是本期響應與參加「台灣同化會」的我島地主資本家。

此外,如果讀者有文學的興趣,本期間當代名儒梁啟超曾與我島名宿林獻堂交往,由林口中得悉我島處境,甚至還親身來台考察,將其所知見寫成滲出我先民血淚的文學長詩[32];至於對於社會風氣關注者,我島在本期間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社會事件,那是1909年,著名的義賊廖添丁被殺;其人在日警檔案中雖是曾犯殺人罪的慣竊;但在他死後四年,1913年,第一本描述義賊廖添丁軼事的歌仔冊開始流傳──那真是我先民怎樣努力掙扎奮鬥的時代!?

本章為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上述類型的考察外,我們前述的我先民在這幾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也是可以參考的巨觀資料──由1907年到1919年,該組數據是──

26.5  27.2  26.8  25.0  25.5  25.7  24.7  24.8  25.4  26.1  26.8  25.0  25.1[33]

1908年,縱貫鐵路開通後,宰制與壓榨的能力增強,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盤旋下跌;到1914年,來到最低點──由於起義死亡者,多是身強體壯的成年人,所以,1915年死者平均死亡年齡比1914年為高;後由於1916年與1917年「整肅官箴」,又遇到1917與1918兩年剛好豐收,兩年的平均死亡年齡都上升;但是,在明石就任的該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立刻又大幅下跌了──由26.8歲下降至25.0歲,下降了1.8歲。

印證著前述日人對於大正時期的紀錄中,我們見過的那史實──「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甚至對於明石總督去世的1919年的史實,也曾有如是的描述──

「出外釣魚的內地人也被幾個台灣人找了藉口圍毆,打到不省人事。這已不是是非問題。只要沒有旁人在場,一、二個日本男人單獨行動被圍毆的事件持續發生。」[34]

這樣的史實,相對於日本學界對明石的評價,以及我台人學者抄襲日人而給予明石的評價──那所謂的──

「明石有鑑於島民向學心的提升,認為有必要確立教育的根本方針,限定範圍及程度,統一全島的學制,於是在1919年1月以敕令第一號發布台灣教育令。」[35]

「明石總督任期短暫,雖就任大約一年半,卻不僅促進內台同化、改善日台教育差距、統一台灣學制,更促進包括開發電源事業等台灣工業化方面留下許多政績。」[36]

甚至我們島上的教育學者還有如此論述的──

「明石總督最大貢獻是頒布『台灣教育令』。……當時……各種教育機構間也缺乏系統與連接,根本沒有所謂的健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當時……赴日本求學的留學生……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後,有不少人開始批評台灣的教育太貧乏及總督府的統治政策。為著改善台灣的教育,建立井然有序的教育制度,總督府乃於1919年1月4日以敕令第一號制定『台灣教育令』。……明石總督……雖然逐漸發揮他高明的手腕與能力,可惜於1919年6月,巡視東部後不久即臥病不起,……」[37]

我們今天有主體自覺的島人,您認為究竟我們應該更看重哪一類資料呢?


[1]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此項資料,很少見人引用,個人以為在清日之間形成落差,極具意義,故不煩贅引。

[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3]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07。

[5]在1902年左右,日人曾經有如此批判性的報導──「台灣有如日本人的垃圾場,台日間的定期船班有如載糞船……總督府是大型的廢物利用場,將日本國內每年淘汰的冗員,向垃圾般地倒到台灣。他們在台灣取得在日本無法獲取的收入與地位,於是沉淪於酒色,傷風敗俗。……如果將在日本有傷風敗俗前科的人逐出台灣,那麼台灣就沒日本人了。……」,如果「黃金十年」中,統治者沒有煥然一新的話,染上奢侈惡習的買辦,應該不少吧。上引文見於「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146。

[6] 「羅福星之自白書」,羅福星著,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書店,頁37。

[7]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9~80。

[8]此時,由於受1912年「商號禁止使用會社文字」條例之限制,我先民不能獨立成立公司,我台人所擁有的龐大資金乃漸被日本資本利用、動員,在此情形慫恿鼓舞下,台人資金之出路只有受日人宰制一途而已。例如,彰化銀行的大股東都是我台人,但其總經理則是擁有極少股分的日人;而由於我先民不諳市場種種運作原理,所能監督於日本經理人者甚少,虧損自多。

[9]該誅與株〈股券〉同音,指投機於股券之買賣而傾家蕩產慘遭失敗之意。加上第二種及第三種所得稅之實施,則更使得已日趨沒落之中產階級,益陷於疲勞困憊,無法翻身。

[10]「台灣政治運動史」,連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稻鄉,頁49。

[11] 生產者的生產量通常有其限度,在必要的生活消費外,所餘不多;很少能夠成為開展其生產事業的基礎;左翼論者認為大生產者往往是透過暴力的方式才能取得擴大其生產事業的基礎;這種資本的獲取方式稱為「原始積累」;因而,可以建立往後「階級鬥爭」之說。

[12] 「台灣經濟史」,周憲文著,台灣開明書店‧頁586~587。

[13]類如,1896年,開徵糖業稅、樟腦稅、地稅、礦區稅及製茶稅;1897年,開徵了契稅及台灣銀行鈔票發行稅;1898年,開徵了關稅,並公佈了「地方稅規則」,規定地方官廳經由總督核可就可徵收地方稅,其租稅項目有地租附加稅、家稅、營業稅及雜稅等等;1901~1906年,即到後藤離職之前,則先後開徵砂糖消費稅、骨牌稅、紡織品消費稅、重訂地稅稅率等等 ;其訂立鉅細無遺的稅收項目,再經過他指定的接班人祝辰巳的繼續苛虐,被稱為「萬萬稅」的剝削,可說都已具備。甚至到1915年,在原有水田、旱田與養魚池外,還增列「建築用地」為課稅標的,簡直可說全無「漏網之魚」。

[14]根據1916~17年資料,製糖場之自有地,產量不到百分之七;其餘皆須向農民收購;經此綁死,農民依規定不能他賣;價格由糖廠決定;乃有所謂「種甘蔗,給會社秤,第一憨」及「三個保正,八十斤」之怨嘆;這是1905年以後,總督府財政漸進入其所謂「黃金時代」的主因,卻也是後來我島產生農運的背景。

[15]據稱,因此曾導致日本當局與台灣總督府多次為了該龐大的稅額應該屬於消費的內地或是生產地台灣,而迭有爭論;就前述史實言,台灣的蔗農是日本糖業的主要被剝削對象,日本消費者若希望能長期獲得廉價的砂糖,把那稅額退回辛苦的生產者,當然是合理的作法;但是,不應該交給浪費無度且苛虐無比的總督府啊。

[16] 原來關於鴉片煙販售人的資格要件為,「以原有鴉片從業者為限」;在後藤長官來台後,改為「擇身分可靠者,任命之」。可見於「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58。

[17] 「羅福星之自白書」,收入「台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帕米爾,頁38~39。

[18] 「楊肇嘉回憶錄」,頁144~145。

[1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2。

[20] 「小港庄農民的慘狀」,「台灣民報」,1925/10/4。

[21] 「關於製糖會社的各種問題」,收入「葉榮鐘全集」之七,「葉榮鐘先生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80。葉氏於1930年由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不久即返台出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33年,奉命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1935年,開始報人生涯,擔任台灣新民報的通信部長與論述委員,負責撰寫社論。另,應是相關的記述,有稱「我們台灣出產很多甜的砂糖,但是我們卻因此而不得不過著苦的日子。是何道理呢?……員警被公司僱傭似的,對其管轄內的農民,嚴令必須種蔗。無論如何懼怕員警威壓的農民,終不能不吃飯而捱餓著,到底都不能照其要求而種甘蔗。於是官僚與公司想出好辦法,乃將耕地強制廉價收購,做為自家經營的農場。……員警即大事利用其傳票召集地主,有不承諾者即予以體罰或拘留等等……此種悲劇的最著名者,就是明治42年……的土地強制收買事件。當時在台灣做律師的故伊藤政重氏,受了地主們的委託,因為強硬抗議官僚,竟被逐出台灣……」者,可見於「與日本本國民書」,蔡培火著,收入「蔡培火全集」之「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張漢裕主編,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印行,頁131。

[22] 同前書,頁302。

[23] 同前註。

[24]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出版,頁305。

[25] 同前書,頁244。

[26] 同前書,頁320。

[27] 「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頁5~6。

[28] 「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菸運動」,王世慶著,刊於「台灣文獻」台灣文獻,第37卷第4期,頁122。

[29] 「朱昭陽回憶錄」,朱昭陽著,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前衛,頁3~4。

[30]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張文義整理記錄;台灣史料中心;頁11。該書,此處對日軍進駐的情況,是「有所耳聞」;在該書稍前,則稱「日本部隊……士氣高昂」,「令人印象深刻」;完全未及於大屠殺之事。陳醫師之四哥為旅日作家陳浩洋,著有日文「台灣四百年庶民史」,中譯本由自立報系印行。其觀點應有若干代表性,雖然其所自許「其對於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社會進步,政治清明的景況,了然於心。」,實在所言並不正確;但這種信口說詞,坊間不少;可做為重要錯誤觀點,故引於此。

[31] 根據西方啟蒙運動的史料,其最早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中國的儒學透過明代耶穌會教士衝擊了西方思想界;因為傳統中國哲學中的理性是它們過去無法想像的。因而引發了往後科技文明的巨流;藉此史實,本文認為傳統儒學文化中要轉往基督教的途徑,應該並非很困難。

[32]林侯嶔奇將門子,今作老農友鹿豕;窮秋訪我雙濤園,自陳所歷淚如泚。自從漢家棄珠崖,煢煢視息既逾紀;天地無情失覆載,父母義絕疇怙恃!逝將去汝靡所逃,謂他人昆莫我以。前年府令築鐵路,料地考工集輸倕;連畦千里沒入官,區區券直不餘畀。去年大尹修市政,滌蕩穢瑕道如砥;井堙木刊遍窮邑,老屋十家九家毀。此邦炎燠土宜蔗,家家樹藝得生理;一從制糖會社興,攘取吾羭紾諸臂。虎威狐假尚有然,澤竭魚勞可知矣!近師王、呂作保甲,百室為閭閭十比;一人犯科十人坐,知而不訐法同抵。逼仄過於束濕薪,螮蝀橫空孰敢指!頗聞彼都盛學術,橫舍如林塞縣鄙;今宅新邑亦何有,博士倚席堂生杞!偶募學僮肄「假名」,取備象鞮服驅使;聞政、講武皆有禁,所畏群雛生爪觜。居恆凜烈作鸇逐,或亦噢咻市狙喜。籲嗟僇民不可說,盡日踽行荊棘里;為鬼為蜮避無所,呼牛呼馬應俱唯。羲苗、軒裔彼何人?海枯石爛今如此!我聞憯愴不能終,相對瀉淚如鉛水;林侯林侯且莫悲,君看天柱行崩圮!孑遺久視誰能期,萬方同患君先耳;殷頑箕子已為奴,夏胤淳維複不祀。只今中原一塊肉,手足剝落成人彘;豺狼在邑人命微,蛇龍走陸地機起;彼昏日醉更何知,我在靡樂今方始。篋中亦有龜手藥,能活邦國出九死!予音嘵嘵哀且號,聽我藐藐如充耳。有時孤憤結中腸,逝將一瞑不複視。閬風緤馬忽反顧,膴膴吾土籲信美!誰能太上竟忘情,況行正半九十里。丈夫未死未可料,萬一還能振物恥!假如不就陳力列,立言亦當百世俟!安能坐令千聖心,遽及餘生墮泥滓!以茲勖君還自繩,君當收涕啟粲齒。河梁十月水清淺,霧峰君所居曰霧峰莊遠接蓬萊紫;行將買棹從君游,更接清譚挹蘭芷。頗聞阿咸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為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33]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1946年12月,頁268。

[34]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文化,頁181。

[35]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5年1月刊行;中譯本,武陵出版社,頁281。

[36] 「台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末光欣也著,辛如意、高泉益譯,致良出版社,頁227。

[37] 「日據時期台灣教育史」,李園會著,國立編譯館主編,復文書局印行,頁278。

與黃士修君,論其所謂的前後期「李登輝路線」| 郭譽孚

我是台灣史研究者,要求自身無顏色地研究史實,最近拜讀您的觀點──您那所謂的──『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知道您這所謂的『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自以為看來像真理般的敘述,其中有多少重要問題被混淆嗎?

一、早期李登輝路線與兩岸關係之特色

這個特色應該極為重要,因為李登輝的這一特色,使得對岸認為他是可以對話與信賴而合作的;要論述當年所謂早期李登輝路線的兩岸關係,絕對不可忽略。該特色是李當年曾經是共產黨員;雖然李進入組織的時間不長,卻讓對岸有了可以想像的空間;哪裡知道李複雜的背景,會出現讓對岸完全意外的發展。換言之,當年對岸之接受國府的政策,除了有現實中,當時彼岸經濟發展落後,可能獲得種種幫助外,對於李所領導的國府有著一份對於同胞,甚至同志的期許──而今,對岸對於李的期許,已經明顯落空;該一有利的條件,絕大部分已經消失。

二、所謂「務實華獨」之虛妄性

把前述的時代特殊背景考察清楚之後,所謂「務實華獨」,在現實中,如何可能?是否應該可說是已極難了──

要知道由李運用同胞與同志的想像所進行的,那所謂的「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在其現實的運作中,日益顯露出原來其骨子裡,其實充滿了對於中國人的輕蔑與鄙夷,例如,1990年他接受日人訪談時,在其研讀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著作,獲得高分所表露的得意中;他就只能成為美日霸權國家企圖瓦解中國政經體制的一個戰略部分。

也就是當時的兩岸關係日益顯露出了它欺騙性的真面目之後,對岸當局自然對之不可能繼續掉以輕心──無論此岸將之如何的改名換姓,自稱「務實華獨」或是其他無害或是漂亮的名稱;都將更受到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的深入檢視。

三、「國統綱領」中論述的「自由民主」之虛妄性

藍營青年中,願意把眼光提高到憲法的層次,討論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國統綱領」問題,應該是好事;儘管該一憲法文件本身其實就具有日後「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之曖昧特質,但是正視其存在,正有某種參透「九二共識」,雖然曖昧確實實存於我島政治發展史實中的意義。不過,今天我們正視國統綱領,可能更應該要由其當前的時代性上來進行新的洞察。那就是黃君所謂的「自由民主與一黨專政」對立性論述,只是那個時代的流行模式;就今日看來,那種強調形式,忽略實質的思考模式,是否實在只是一種很缺乏深度,去實就虛的思考方式;看看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上迅速崛起的地位,以及它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對抗人類大疫情的災難,如何「一黨專政」竟然能長期被排出於「自由民主」之外,而斷言那不應該也是人類維護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如果對岸體制也是一種自由民主的重要模式,對於我們社會的思想解放,將具有怎樣的意義?

以上,是個人對於網路上所見的黃士修君的高見,而提出的一些想法──個人認為忽略了我島歷史發展上的這些應該注意的重要變化,是不可能充分認知史實,也不可能在當年大動盪的時代中,更全面地掌握到我們當前社會發展的機運的。

黃君原貼文──

『黃士修 國民黨不應害怕思考「李登輝路線」務實華獨的可能性。早期的李登輝,願以自由民主體制與一黨專政體制做理性競爭,是謂國統綱領,而非以獨立台灣和統一中國對抗,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為敵。

晚期的李登輝,成為台獨教父。國民黨反台獨,從來不是因為共產黨反台獨,而是因為國民黨透過思考台獨的可能性,發現台獨將會破壞更高位的和平價值,於是堅定反台獨的決心。』

論馬英九真正應該做的事─一個70年代釣運中成長的青年的感言 | 郭譽孚

今天讀到網友轉貼的馬英九大文《韓戰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其最後的結論是──

『「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長期被視為東亞火藥庫。日前北韓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室,又讓朝鮮半島戰雲密布;臺灣海峽則因兩岸關係惡化,中共戰機頻繁繞臺,令人擔憂再成為東亞「燃點」。韓戰70週年的今天,我呼籲大陸當局應立即停止對臺武力恫嚇,蔡政府更應慎思明辨,以人民為念,讓兩岸重回「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基礎,切記兵凶戰危的歷史教訓,勿讓臺海步向戰爭邊緣。』

在當前的時代大變動的環境中,竟仍然是其一貫無能的、哀告的自卑風格;真是讓我這個公民教師,當年與馬先生同屬一個世代的知識青年,看得生氣。

堂堂當年站上時代浪尖的保釣一代知識青年中,進入政壇地位最高的人,簡直把我們整代人的臉面都給丟光了。

當前的此時,世界局勢如何?為何在他的大文中,完全沒有觸及當前時局的大變動?

今天,雖然我們不能說美國已自陷於危地,但與韓戰當年,美國玩弄世局於股掌之上,前後情勢已有多大的差別?何以在其大文中絲毫沒有顯示新的、自主的國際觀,沒有絲毫呼應或反映於當前大時代的脈動?

時局已經明顯地在變動,當年投身保釣運動的一代,面對變局就只能那樣不由自主地認命的嗎?

如果那樣認命的話,當年如何能夠把當時的「中華民國」,由美國所精心捏造的「剩餘主權」說與已經公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尊重民意」的陷阱前,解救出來?

回想1970當年,美國雖在越戰失利,意圖退出越南,恐發生骨牌效應;但是,在美國卵翼之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所得達2000美元。大阪萬國博覽會;展期半年。六千萬人參觀。當時我台人均所得不到400美元;坊間傳出,『如果台灣仍屬日本,平均所得將達多少』的誘惑語?同年,當年負責策畫珍珠港事變的日本空軍將領源田實訪台。。。

同時期,彭明敏出逃瑞典,轉往美國,小蔣在紐約遇刺;彭公開宣稱,給我一個月在島內自由宣講,就可推翻國府;美國國務院公開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國際社會傳言,美國安排一中一台。。。
但是當年國府有認命,有那樣無能自卑地哀告嗎?

號稱在乎自身歷史地位的馬前總統,繼續領導著他的青年軍的馬英九,在當前這個大變局之前,有必要繼續過去那讓人不敢寄望於他的無能與自卑嗎?

為何不敢追隨當前大時代的變局而有些自主性地改變,就像當年小蔣在保釣期間,如何由美日夾殺中,拚出一條正道一樣,從而放棄我們島上多年來的自卑無能,四靠、五靠、六靠,而公開調整轉向,招展親中、興中、振中的大旗,自然能讓我們台海遠離他所強調的戰爭邊緣。。。
否則,馬先生如何可能獲得他所曾公開表示高度期望的歷史地位呢?

當年「蔣經國日記」的歷史真相為何? | 郭譽孚

陳菊、郭雨新、王能祥,真的那麼厲害嗎。。。當年蔣經國日記的歷史真相為何?
近來關於我島內的當代史,由於美國在二月公開了已故我島領導人蔣經國的日記,而有所謂「獨家」的談論;尤其,對於最近陳菊被任命為監察院長,有人懷疑該任命直接與將掩蓋高雄的弊案有關;於是也頗有人護航,就大唱陳菊當年黨外的民主運動中,其地位之重要。。。真的有那麼、那麼重要嗎?

根據陳菊在該日記中出現的次數之多,留美鍍金、且曾擔任旺報社長的大媒體人黃清龍獨家稱──
「蔣經國為何對陳菊如此關注?事發背景是,警備總部在1978年6月中旬搜索陳菊的住處,一周後在彰化天主教堂將她逮捕。這是自「自由中國」事件後,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中的第一個逮捕事件。根據當時的紀錄,警總是因接獲密告,陳菊在自宅中排印《選舉萬歲》,同時收藏有雷震的反政府文件。陳菊被逮捕後數日,美國大使館向台灣政府查詢案情,7月6日陳菊被釋放。對照日記的記載,很明顯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陳菊不可能被釋放。……」

獨派大學者張文隆則稱──

1977年4月17日郭雨新離開台灣、流亡美國。在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之下,卻能迅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這不得不歸功於有一大群海外台灣人在幕後的幫忙,這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忠心追隨郭雨新始終不渝的王能祥。也因為王能祥長期在海外逐步紮起深厚的基礎,當郭雨新以島內二十幾年(1950-1977)民主運動領袖的聲望,一到美國,兩相結合之下,1977年起海外台灣人運動有了一番新的發展。

當年的歷史事件,時到2020年的今天,研究我島歷史的大記者與當道的學者們,竟然仍然只能夠如此淺薄地面對當年美國所玩弄的史實。這是只為了掩蓋陳菊在高雄由長年淹水到全台對高雄氣爆案捐款上醜陋的故事,因而只能把歷史停留在那個陳女士當年最輝煌的淺薄年代嗎?然而,那輝煌之下的真相為何?
請看以下的史實──

1977年2月1日,美總統卡特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在白宮會晤,討論軍備限制問題;總統對杜布萊寧說,美國將繼續在全世界維護其對人權所承擔的義務。

2月2日,卡特在白宮發表講話,保證……保持精幹有力的防務能力,以及堅持關注侵犯人權行為的外交政策。

6月29日,國務卿范錫宣布,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和全面的外交承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

10月16日,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事務科科長費浩偉訪台北。

所謂的「1977年4月17日郭雨新離開台灣……在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之下,卻能迅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如果真的是大記者,是大學者,若真要正確論斷那段重要的歷史,居然可以完全不提這樣重要的時代背景?

當年的史實──

不只是前述的「國務卿范錫宣布,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和全面的外交承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並且,在11月19日,發生中壢事件之前──
11月1日,卡特總統簽署一項六十七億美元的援外撥款法案;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烏干達因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將得不到任何援助;對埃及、衣索比亞和烏拉圭的軍援被禁止,對阿根廷、巴西、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的軍事賒買亦被禁止。

這時,國府既面對了如何維護自身幾十年來政經發展成績的問題,也面對了可能被霸權國家出賣與打壓的處境,那些壓力竟然都可說是郭雨新加上陳小妹的社會真實實力嗎?作為工具,或者做為目的,能夠自我分辨嗎?

上述我們僅將史實攤開來,個人無意評論;
但是,如今已是2020年,時當美國也承認其玩弄敘利亞、利比亞血腥悲劇,美國國務卿彭佩奧還公開表示「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因而偉大」,以及美國霸權國家居然輕忽新冠肺炎疫情而造成其社會大騷動之際;我們的大記者與大學者們仍然如此缺乏研究那些「偉大」問題的心態,只是就該日記的字裡行間做收集的功夫,努力做當年那位陳小妹的迴護者,他們的眼中真還有對於我們的島嶼台灣的「愛」嗎?它們那樣的處世態度,真對我們社會的前途能有任何的幫助嗎?

居然鍾肇政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 | 郭譽孚

我摯愛的台灣文學啊──
居然鍾肇政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

以下是我多年來研究的資料──

鍾肇政是國府治下,歷屆重要的文學獎得主;
但他也真正是出身於皇民化運動下的青年師範──原本是日人訓練下的青年學校與青年訓練所的皇民化師資;

戰時因發燒而聽力受損;因而對很多事物更倚靠想像。。。其想像力大有利於其所寫作大河小說之需要,。。。

他的大河小說帶動了我島上以台灣島史為題材的寫作風氣;以他而言,他曾在日據下成長,往往以日據台灣史為素材,並且以寫實為標榜;先後寫了兩部三部曲的小說與多本長篇小說;然而,他的小說更多的是想像,並非寫實;因此其文學說是寫實主義,其實缺乏寫實主義文學所需要的堅實的思想背景。

但是,它帶動了後來的李喬與林文德的三部曲──都是以台灣歷史為號召的小說。。。然而,他們真的深入理解歷史的發展嗎?如果以其大作作為我「台灣文學之母」,真的是合理的肯定嗎?它可能給我們台灣文學怎樣的養分與典範?

我受台灣文學的影響而研究台灣歷史,此時沒有太多時間批判它,但是我要指出──

曾經,他的前輩吳濁老,評他的大作是『摻了太多水』。。。

文學對於人類的文藝心靈是何等虔敬的事業,被吳濁老如此批判的他,居然今天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母親是何等神聖的名號,這真是台灣所有真正文學心靈的悲哀。。。

台灣文學的母體,應該是他的人民與他深刻的、由荒誕到崇高一體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滋養與承載這一切的大地。。。在鍾的文學中,有多少歷史文化的真實承載。。。不過是日殖官方與國府官方框架下的摻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說。。。

真要理解日據史,找當年的『台灣民報』來看,正可以對證這些大河小說對於日據描寫的『淺入淺出』。。。

我手上的書稿中,此引一段參考──『「甘蔗……,每一回插植至採收期,平素二十月之久,若遇徵稅之期,又遭所有者催逼小作料,空囊素手,家徒四壁……不得已而東借西貸,不惜利息之重加而納小作料,……若製糖會社使用走狗,俗呼甘蔗採收委員者,皆脅肩諂笑之輩,奴言婢膝之徒,孝敬原料係如生身父母,尊重會社員若前世祖宗。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若有勢力者,婢先為其採取。若無勢力之人,必須呈送禮儀,方肯為其採取。若無勢力,無餽贈禮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難,使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會社所雇落園之人員或割尾或割蔗或車夫或積台,如農者必須呈送敷島及檳榔,方肯相當為其採取甘蔗,若無前記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則留下蔗頭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長……種種刁難,……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聯絡……自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今則給水溝、排水溝,皆賴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設計輪作法,……且思三年間播一回水稻,豈能達水利之目的乎?……農民之純益不足供賦課之需。嗚呼哀哉,……孔聖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嘉南大圳之當事者,罪惡滔天。……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而思水稻之有益,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與製糖會社共同維持利益而不知細民之慘景,妻號寒於臘月,子啼饑於豐年,告貸無門,……」』。。。「小農民的十大苦況」,「台灣民報」,1925.12.27.。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7歲;到1939、1940,該數據更下降到22.7、22.9歲;。。。

再貼一資料──『「近日嘉義中埔庄方面發生腦脊髓膜炎,所以當局就大驚小怪,馬上派了許多的巡查,住在該處。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來,強要庄民的薪炭。這還少可,甚麼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嚥〉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強求起來,稍有不應他的,他們就打就罵,又再向被交通遮斷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監獄的囚犯一樣,不順他的意他就打罵起來;就是順他們的意,他亦要尋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戲弄那潔白質樸的村里婦人……這樣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島是處處皆然……」 』。。。「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友泉撰,台灣民報,1926/3/7。。。。

日本人當中,當然有好人,但是那段讓人哀痛的史實啊。。。請問在鍾自豪的大河小說的大作中,有深入地反映這些之一嗎。。。真是摻了多少水啊。。。吳濁老的評語,真是深刻的寫實主義大家的用詞啊。。。

台灣史研究者郭譽孚敬白

李先生,您是真的錯了。。。但是錯在哪裡? | 郭譽孚

李先生,您是真的錯了。。。但是錯在哪裡?

看了這個報導

『李來希為何不道歉?這篇文終還原內幕…』

綠營與藍營一起攻擊
不知道這是李先生的勇敢表現,還是無意中碰上了虎頭蜂

李先生是有點年紀了,有點像過去以天下為己任的所謂「知識份子」,今天對岸所謂的「公知」?。。。認為自己有理由依據自己的理性,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而發言?

時力的王立委,以對可怕的犯罪者仁慈著名,大家看他身上總是穿著那一件標示著「小燈泡媽媽」的背心;後來雖然改變了自身的主張,但大家心目中,他主要是那位對罪犯高度寬宏的母親;那樣寬宏的母親,何以要南下去高雄罷韓,韓比那個罪犯更可怕乎?

遇到親韓的理性人士,出現強烈的疑問,是否很正常?因而質疑者,透過王立委的那件醒目的背心的印象,學習綠營文青地展示自身強烈的感受。。。對比於綠營那位洪立委的消費其亡弟的型態。。。個人以為這是有跡可循的理由。。。

不過,個人認為李先生還是錯了;因為他可能只屬於過去的時代,今天已經不同了,要如孔子所說的「時中」,向陳時中一樣,才是正確的。。。記得嗎,陳時中說,只有中央發布的消息,才不是「假新聞」。。。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大家要認清現實,除了上述的「真假新聞」之外,我們的時代,還是七分就可以念大學的時代;儘管該著名的稻大,即將退場,但是時潮之下,其影響配合多元化的主張,受到那種教育的人們,怎能以過去的知識水準去要求?因而,客觀的看來,個人認為李先生的說法是絕對錯了。。。

誠懇地說,如果李先生不能認清這種大環境上種種根本的改變,雖然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鼓吹李先生組黨,我們可斷言那也必只能是徒勞無功的。。。

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榮譽理事長李來希昨發文指出,因「小燈泡媽媽」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聲援罷韓」,稱「小燈泡頭顱被媽媽踢到高雄了」。在引起藍綠黃白朝野一致抨擊後,今天再轉發幾篇新聞表示,「王婉諭不能因家有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