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日俄戰後,雖然日本戰勝,但是帝國的財政負擔極重;所幸,就在八、九年後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歐戰〉;大戰中,西方列強之間彼此開戰,自顧不暇;因而,它們在世界各地所遺留下來的廣大市場,給與日本資本主義極好的發展機會。

此外,由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維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政策,日本對於西方事物都抱持著頗積極學習的心態;西方追求自由民權的各種社會思潮,自然對於日本有相當的衝擊;就所知,中間以1910年,發生在桂第二次內閣的「大逆事件」為斷;該事件後,官方的殘酷鎮壓,使得整個社會裡原有的一些社會主義氛圍很快地銷聲匿跡──甚至不敢回應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是一般平民卻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自由民權的護憲運動呼應辛亥革命的共和要求[1],因而,社會主義思潮要到1913~1914年,前述的護憲運動的民眾行動高漲後,才得以藉機發展[2]

殖民者本身的處境,有著這樣的變化,對於我們島嶼而言,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以下,就將一次大戰前後的重要發展分述之──

  • 「大逆事件」與護憲風潮

「大逆事件」可說是桂內閣對於「天皇絕對主義」的一個重要展示;其前,1908年,西園寺內閣時,曾發生「赤旗事件」,那是激進行動主義者與議會鬥爭派間的衝突,激進派招展寫有「無政府共產」的紅旗,與警察發生衝突;十餘人被捕。其後桂內閣上台,對涉案者做出史無前例的重判[3];使得左翼工運趨於低盪。但也激發了激進派的暴烈行動計劃──他們不只是認為「我國人民對皇室如此迷信,故任何優越的社會主義亦均不能實行。因此必須先製炸彈,投向天子,使人得知天子也與我等同為血肉之軀,從而破除人民之迷信。」[4],並且製造炸彈的計畫,已付諸實行;但是在實際行動前被日警破獲。

當局對此事件的處置較前述的「赤旗事件」,更為嚴厲;該案中,實際參與製造炸彈與炸死天皇的計畫者僅四人,其他被牽涉的多是當時的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其中最著名者為名作家幸德秋水;當局將該案相關的26人中,24人依據刑法「危害皇室」的「大逆罪」,判死刑;然後,對其中12人減刑為無期徒刑;其中僅有因不得已而在製造炸彈中協助了的兄弟倆人,分別被判11年與8年有期徒刑。幸德就在1911年初,被執行死刑者之中。

「大逆事件」的威壓效果是明顯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因而轉入地下[5];不過,留德的桂,也在此時展開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頒布了「救濟貧民敕語」與「工廠法」就是;另也在東京與大阪設立了管制思想的「特高警察」[6];我們由直到中國辛亥革命發生,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少有呼應者,可以為旁證。但是,其一般生活困難的平民卻難以不受辛亥革命的影響。

據稱,那是當年日俄戰爭時期,列寧曾經反對沙皇,反對日俄戰爭,其批判的理由是俄國的「君主專制」,必然要敗給日本的「君主立憲」[7];此時,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要打倒「君主專制」的;這使得民間自由民權運動很容易接受以「護憲」來反對藩閥與官僚所運用的天皇絕對主義的專制觀點──因而,1913~1914年間,民間廣泛而高漲的護憲行動,不僅打倒了陸軍的桂內閣,也推翻了其繼起的海軍的山本內閣;這時已是1914年4月,陸海軍藩閥先後都失去了過去的社會威信,那些地下社會主義者才藉機發展起來。

1912年,也就是大正元年,這時正是第二任桂內閣結束與第二任西園寺內閣開始的時代;是前述「護憲運動」所稱「大正政變」之年,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大正民主時代」的開始──不過,由天皇絕對主義來看,也有日本學者坦承其實是應該只能名之為「大正民本時代」,才是恰當的。

這時約當我島佐久間總督為了及早開發山區資源而專心致力於理番事業之際。

  • 歐戰、大隈內閣與袁世凱、二十一條

這時,接續在因「西門子賄賂事件」而下台的山本內閣之後的組閣者是已隱居多年,與民間形象良好,且當時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的政黨元老大隈重信;這是他第二次組閣〈1914.4〉[8]。據稱當他接受大命時,答應官僚元老井上馨要破壞政友會之絕對多數,與通過陸軍增加兩師團案。也就在他出任首相後不久,原敬受推舉為政友會總裁,取代了西園寺。

當時井上提議,獲得元老山縣的同意,其所稱──「這次歐洲的大禍亂是日本邁向發達的『大正時代的天佑』,日本應立即舉國一致利用此千載難逢的天佑,停止政爭,暫時壓制反對黨所要求的減稅、廢稅等案,以其鞏固國家財政基礎,進而和英、法、俄三國團結,確立日本在亞洲的利權……並籠絡中國的統一者……」[9],形成了當時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

這是日俄戰爭以來,帝國一直沒有脫離「日本的資金眼下必須從德、英、法三國市場籌措」,因而「與其自我控制,則不如努力爭取有關國家同情」[10]的處境;正巧,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1914.8〉。他們將這個列強必須全力照顧歐洲戰場,無暇宰制殖民地的情勢,當作「天佑」、不可失的機會。

往後,他不僅根據英日同盟,8月向德國宣戰,接收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也攻占了在南洋、赤道以北、原屬於德國的許多島嶼殖民地;也同時向東亞以外的各洲殖民地擴大貿易。四個月後,又藉著袁世凱意圖帝制,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意圖把其在華勢力更為擴張的「二十一條」〈1915.1〉,共五號要求[11]

日本一反辛亥革命時與英相結的謹慎,此時,在「明治14年政變」[12]中被藩閥趕出中央政府的大隈,他的內閣更使用頗複雜的兩面手法,一面與五國銀行團同步,貸款給北京政府,以示支持之意;同時,又向當時的大總統、意圖轉向帝制的袁世凱示好;另一面則由日本浪人慫恿南方革命派批判袁,促成了二次革命。

然後,在二次革命不旋踵而失敗,袁勢大張之際,除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向袁施壓──該要求明顯有要將中國置於保護國之意;當時歐戰進行中,西方列強無力東來;袁在日本的最後通牒威壓下,在該年5月7日,同意了第五號以外的各條。

另方面,該內閣在1914年底議會審議預算案中,先出現了所謂「內相大浦兼武右手掌握權力,左手托持黃金,利用眾議院書記官長林田龜太郎為走狗,試圖收買政友會議員……」[13]的情況;然後,1915年3月的大選中,又發生了在三菱財閥支持下,內相大浦再為總指揮,動員首相與所有閣員〈陸、海相除外〉至地方為政府派候選人助選;此外,更在動員早稻田大學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組織大隈後援會外,還以陰毒手段壓迫在野黨;因而,大浦內相與伊澤警視總監等都被迫辭職[14]

而為了自保,袁故意洩漏了該二十一條要求,其結果,日本當局發現全中國的人民都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包括中國的留日學生也大批回國了[15];甚至,歐洲列強也表示不滿;沒有參加歐戰的美國,則表示不應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在國際上受到了相當的抨擊。這成了大隈內閣的重大錯誤[16]

但南方革命派則在孫文的領導下,由於宋案與袁簽署了該要求而把袁視為罪魁。為了再次高揚革命戰鬥的旗幟,孫文決心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由於國民黨黨紀鬆弛,難有作為,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嚴肅黨紀,規定所有入黨者都要向總理宣誓效忠;這當然造成國民黨的重組,舊日革命黨員脫離者不少,例如,同盟會時期革命行動派的要角黃興就沒有參加。但是,我們島上醫學校──最高學府──的青年學生如蔣渭水、杜聰明與翁俊明等卻加入了該黨;並且秘密地共同研究著如何參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 寺內內閣、出兵西伯利亞與米騷動

國際聯盟是一次世界大戰〈~1918.11〉的結果,是當年新舊兩大集團對抗的結局;新興的德、奧、土戰敗,舊日的英、美、法、俄、日取勝;寺內內閣是大隈內閣的後繼者──大隈內閣1915年初,自以為得計地對華提出二十一條;3月,導致廣大中國人民的反日與反袁怒潮,加上內相大浦事件;最後導致大隈內閣狠毒的對華政策受到野黨與元老的批判──指其沒有經過御前會議,輕率實行該政策,有損帝國威望。因而,大隈內閣最後雖能以解散眾議院的手段,在大選中獲勝,還在1916年7月,與俄國締結第四次日俄密約,完成了日俄共同獨佔中國權益的計畫,竟在貴族院否決其預算案的情況下,不能不請辭。

該年10月,歐戰近尾聲,中日關係緊張,大隈援例隨辭表舉薦三菱背景的加藤高明組閣。加藤未能通過山縣元老官僚的會議,元老們推薦同為長州閥而在朝鮮似很有治績[17]的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是為寺內內閣。

該內閣中沒有政黨領袖,以其是以國民為基礎的「舉國一致」而自豪;批判者稱其為山縣有朋的寵兒,全是官僚出身、是山縣的乾兒子輩,與平民無關係;在野各黨派在國民黨犬養毅領導下組「倒閣聯盟」,但政友會原敬則為恢復黨勢與對加藤高明的憲政會復仇,而對寺內表示其將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公平態度論事,並不支持犬養的路線。

寺內首相因宣言「舉國一致」而組織可以統一國論、刷新對華外交的「外交調查委員會」,自兼總裁,實則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實權者;他們主張暫採不干涉政策,表面上希望南北統一,以免增加中國人的惡感,但若中國內爭則趁機而入,收取利益,若列強瓜分,就順勢參加,爭取利權。

因其不為天下先,所以,政局初期頗為平靜,且稍後在1917年底,既與美簽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的藍辛石井協定,又與北京段祺瑞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尤其,在1918年8月,應美國之請而發動的「出兵西伯利亞」上,似乎還有若干軍人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成就。

然而,歐戰以來,日本資本家雖確實獲得了蓬勃發展的機會,但在前頒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廣大辛勞的工農大眾並未得到他們應該獲得的勞動對價;戰爭期間,出口增加,物價日益高漲[18],統治者簡直毫不關切;著名而具有改變時代意義的「米騷動」[19],就發生在官方發布「出兵西伯利亞宣言」的次日〈8月3日〉──其前已經有婦女在井邊會議共同的苦況,至該日則以近三百名的一群漁村婦女上街哀求米商勿將米糧運往外縣,由此開始了該全國性的騷亂[20]

還有,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米騷動」前兩個月,即寺內辭職之前三個月,發佈了關於我島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由他當年在朝鮮總督府時手下得力的,據稱連山縣元老也畏懼的情治首長明石取代當時的安東總督。


[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93。當時,山縣派下,樞密顧問官都築馨六層發問稱:「一方有美國之共和國,而這裡又出現中國之共和國,日本夾於其間,到底將會是什麼結果?」;桂太郎親信的名記者德富蘇峰,則認為「鼠疫乃有形之病,而共和至乃無形之病」,並發問「中國新設共和體制,果真與我帝國國是之皇室中心主義無衝突乎?」〈可見於同前書,頁75~76〉

[2] 同前書,頁100。據稱,也正因此,1912年七月,由第二次桂內閣下台後的桂,接受了後藤新平的邀約,同往歐洲訪問,研究面對大逆事件與辛亥革命後的應對之策;途中已與俄首相會談,但因天皇駕崩,就由俄返日;未繼續西去。

[3] 大杉榮被判禁錮兩年半,罰款25日元;山川均被禁錮兩年,罰款20日圓;荒佃寒村被禁錮一年半,罰款15日元。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52。

[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1。

[6] 當時提出了工廠法,但是怕資本家反對,延宕至五年後實施。相關資料可見於「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62。

[7] 「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85、389。

[8]第一次大隈內閣,是在1898年,兩位政黨領袖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共同組閣,又稱「隈板內閣」。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4~205。

[10] 山本內閣的大藏省次官勝田主計語;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02。

[11] 該五號的內容概要為:一、要求承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要求延長南滿和內蒙東部既得利益的期限與規定的新權益。三、要求日中合辦漢冶萍煤鐵礦公司,並解決懸案;四、中國要承認不割讓沿海地區;五、列出七項希望條款,要求中國政府須聘用日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警察應由中日合辦;中國所需軍械的半數以上,只能向日本採購,兵工廠需中日合辦等等。顯然,不合列強過去所提的「門戶開放」原則。

[12] 1881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高漲,主張立即成立國會與追究「北海道官有物標售事件」,大隈重信是中央一積極支持民權運動的參議;藩閥政府對大隈不滿,又懷疑其與民間的福澤諭吉勾結將合力推倒藩閥政府;薩長兩藩就在該年趁著大隈隨天皇出巡之際,把大隈趕出中央政府;當時土、肥二藩在朝為官的有三十多人,也跟著辭官;為了平息民間的不滿,當局特別宣布將在九年後,開國會,八年後制定憲法的期程。以平息民憤。他辭官之後,主要返鄉辦東京專門學校,即,後來的早稻田大學;從此,中央為薩長兩藩把持;他與板垣退助為往後自由民權運動之要角。該年為明治十四年,政局變化頗大;故稱之。

[1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05。

[14] 該事件的結局是政府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二個師團的增設費等,但是野黨提出了「對華外交問責案」與「議長不信任案」「內相大浦干涉選舉違法瀆職彈劾案」,各案在議會中都因執政黨佔多數而未通過;議會閉幕後,野黨向法院抗告內相大浦之違反選舉及收賄罪,經審判竟仍得證據不足的結果;但他在增師預算案中,收買野黨20餘名議員之罪狀終被認定;但其結果只是在法相勸告下,辭去內相,就獲不起訴處分;而其餘受賄議員及該案經紀人林田龜太郎則都以瀆職罪受刑罰。內相發生此大事,整個內閣自不能免責,大隈不得不請辭,但元老會議本支持該作為,乃奏薦其留任;而大隈遂拜受留任之命,而改請辭為改組;新閣中官僚內閣褪色,有所謂「早稻田內閣」臭味日益濃厚之稱。該事件中大浦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卻被法庭輕縱;因而,當時很受輿論抨擊,認為「法律權威墜地」。

[15] 明顯的表現在袁世凱親自將日本威逼中國政府的最後期限──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週知全國;從此,每年的該日,全國各地都有反日活動;可見當時的情勢。

[16] 該內閣在華政策的實際,還包含了與日俄密約的部分,十分陰狠;所幸,俄國戰敗,袁氏帝制戰爭早日結束,影響於中國者還不太大。有意者可以參見於「中國外交史」,上,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三民書局,頁449~454。

[17] 有興趣認知著,建議可參見於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之第十四章,頁522~558,其中略謂「首任總督寺內正毅之統治方法是徹底的高壓政策,據說他為維持秩序而實施憲兵警察制度,於全國配置約一千個憲兵隊,八千名憲兵,即幾乎相同名額之警察。中央之警務總長由駐韓憲兵司令官,地方之各道警務部長則由各道之憲兵隊長擔任之。依據此種憲兵之組織,連韓國人所未講之言語、未做之行動亦為取締之對象,因此在1912年有五萬名以上,1918年有14萬名以上之民眾被捕。1910年發生安明根暗殺寺內總督未遂事件;翌年,新民會……六百餘名無故被捕,六百餘名中有105名被起訴……這一事件的犯罪行為,因其以捏造虛偽之事實,加予惡毒之拷問而名聞天下。……中樞院為總督府之附屬機構,由韓國人構成之,為協商、建議總督諮詢事項,但中樞院議長由政務總監〈日人〉擔任,其議員則由日本任命之。……總督所諮詢事項竟與韓國之政治或經濟等重要政策無關,而為類似調查古有習慣等事項,……」;這就是其在韓的「治績」之一斑。

[18] 大戰開始的1914年,以1900年東京的商品批發物價為100,該年的平均為126;1917年,上升為194;1918年上升為254。

[19] 此事件的過程,各史家紀錄有出入,其意義也難免有別;例如,在我台史家陳水逢的「戰前日本政黨史」中稱「米騷動本是突發性的事件,事前毫無計畫組織,但是竟發展為有組織目的的意識的鬥爭,當時米騷動的思想背景,乃是由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等自由主義派學者所鼓吹的德莫克拉西思潮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但是,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近代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然幾乎席捲全國,但當其波及到下一個地區時,在前一個地區就銷聲匿跡了,沒能形成在一個時期內使群眾的能量迸發出來的運動。無論是民本主義者或是社會主義者,都還沒有準備把群眾的能量組織起來……」;另,日本史家升味準之輔在其「日本政治史」中,則稱「米騷動雖是全國性騷亂,但沒有受政黨的有關人員或『危險思想持有者』領導的跡象」;三學者間竟然有相當的落差,何以致之,不知該騷動會不會是受到我們前述德川時代農民暴動曾有其特殊形式而出現異乎西方的情況。不過,無論如何,它的規模應可以讓我們想像它的重要性。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20] 在史書中所見,描述互有出入;這是根據信夫清三郎的「日本近代政治史」,四,與升味準之輔的「日本政治史」,二;兩書的資料節述的。這是個全國性的大事件;被檢舉的民眾達8,185人,其中被起訴者為6,235人;到1918年末,經審理判決確定,處徒刑者2,645人〈內無期徒刑者7人〉,其時審理中的,還有228人。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二 明治文化的基礎 | 郭譽孚

第一次世界大戰,通稱「歐戰」,它的主要戰場在歐洲;那是先進的帝國如英法美與後起的德奧土帝國之間的衝突,也就是今天所謂修昔底斯陷阱的問題;由於歐洲列強在各大洲都有殖民地,因而,在歐戰期間殖民地的宗主國之間的對抗也發展到我們東亞來。

其中,東亞唯一的強國日本,由於過去英日同盟的關係,不只是此時對德國宣戰,並且在列強交戰而無暇東來的時機中,展開了對於列強在東亞市場的蠶食──雖然其商品比不上先進國家的商品精細,但是足以取代其地位;在歐戰期間可說完全佔有了廣大的東亞市場;因而,日本的國富得到了快速膨脹的機會。

但是,儘管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國際地位快速提升,終究工業基礎欠穩固;歐戰結束後,列強再度東來時,日本立刻就遭遇到無情的打擊;在歐戰景氣中過度擴張的生產力,失去了市場,立刻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慘狀。例如,前面曾提及的,藉台灣樟腦特許而發跡的鈴木商店,往後幾乎可說是「一蹶不振」就是其顯例。

在上述的情況下,我島上跟上歐戰景氣的買辦與地主階級,當然多少會分得一些甜頭,但是在宰制體制已經相當完備之後,我先民的生活水準在當局深入的敲剝壓榨下,是很少能改善的。

本研究重視殖民者本身的歷史文化對於其殖民統治的影響;現在我們試著透過四個明治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來建構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認知。

其一、錯誤的福澤大師與「隈板內閣」

如何認知當時統治者的實際,我們在此試以當年帝國的指導者的水準來考察;福澤諭吉關於我島的想像與其認知,是其一;當年他對於日本本身政黨政治的發展之認知,是其二;以下,試述之。

一、錯誤認知的福澤大師

讓我們回顧,他們當年所希望能「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意圖在短期間就能夠「使台灣的人口組成能有重大的改變」[1];在其時,福澤公開衊視地視我台先民的反抗「只是交接之際,暫時的運動,只要以兵力便能壓服,毫不足介意。」[2],認為「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3],並提及「台灣一地便可容納三、五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4];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國家日本的學術大師。

此外,可能值得指出的,是他確實為明治時期進行了不少啟蒙的工作,但是在他的文明論中,何以竟然沒有論及當年西方先進文明國家所無的日本特例──前引著名人類學家所指出的「幕府對農民請願的判決……他們的英雄被宣判死刑,人們聚集到執刑現場,看著那些農民領袖被投入油鍋、砍首、或釘上木架,但群眾在這時候並不起而反抗。……他們也許會在事後為死者建立祠堂,奉之為殉道……」[5]──這位在其論述中高標「上帝並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的大師,其實,他的所謂「啟蒙」,其實並不具有我們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見的,那種高度尊重理性的,不惜以其摧毀舊世界中不合乎理性的一切,並且相信那一定就是進步;相對的,在福澤確實沒有那種不惜衝撞其歷史文化傳統的氣魄,只是啟動了它們理念狹隘的,由認命「主君至上」而更推動了日本國家主義的發展。

二、1898年,僅有四個月生命的板垣內閣

該年6月20日,御前會議中,藩閥文官伊藤首相,過去批政黨是「放火者、強盜、自由黨」[6]的他,此時認為「超然內閣已無法維持」[7],意欲與政黨妥協,甚至表示願意把政權交給野黨;被以軍部為背景的山縣強烈攻擊,斷言政黨足以破壞國體,「內閣建基於政黨之上,既背憲法精神又違國體,若不得已時,縱然暫時停止憲法,亦不失為一非常的對策。」[8]。在對手強力攻擊下,伊藤上表辭首相職,獲准;但是無人敢於接任;只好如伊藤所薦舉,請當時由自由與進步兩黨變化而來的憲政黨的大隈與板垣兩人出來組閣。1898年6月30日,新內閣成立;福澤大師在他主持的「時事新報」上特為文讚稱──「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猶如奪取德川三百年之天下。[9]」──然而,真是那樣嗎。

然而,隈板兩人雖然分執改進黨與自由黨的首腦之位,對於新成立的憲政黨,他們怎會有運作聯合政府的能力?由兩人的歷史看,雖然都擁有明治元勳的地位,但分屬於土佐與佐賀兩藩;同時,如前述,兩人所屬的兩黨早在1884年前後,就曾經過分別受到三井與三菱收買而彼此攻擊,發生嚴重分歧。尤其,由於大隈與三菱財閥結合,資金充足,雖伊藤也不能敵;板垣則因自由黨下激進派的憤激行動失敗而大大損傷;直到1898年6月,兩黨才為了應付當局動輒解散議會而剛合併為「憲政黨」;如今民黨人馬只是由於藩閥對立嚴重而獲得天皇大命,這個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怎麼可能立刻做得出什麼名堂?

果然,首先遭遇的是兩方人馬爭奪閣員位子;大隈取得首相,兼外相;板垣責任負責治安的內相,但是雙方內部分配並不能平。結果這個內閣,只持續了四個月。相對於前述福澤大師在他的喉舌「時事新報」上所稱的「民黨之奪取薩長三十年之政府」,真是多麼缺乏洞察力的洞見啊。

其二、桂太郎與天皇絕對主義

桂太郎就是我島第二任總督,據說志大才高,是當年長州藩閥中的佼佼者[10];因而,早在藩閥當局青睞栽培的計畫中。也因此,雖曾經被任命為台灣總督,但是任期四個月中,實際來台不過十天,就辭官返京了;但是卻以當年曾經為台灣指出南進的發展方向而著名。果然,他後來不僅曾經出任陸相,並且還曾經三度出任首相,是當年所有來台出任總督的要人中,唯一高升到首揆的人物。不過,三度出任首相期間〈1901~1913〉,他卻也是在日本引起大批判,產生民間護憲運動,而不能不下台的統治者。

該護憲運動的根由,起於1900年,當時,桂陸相奉山縣首相之命,在陸海軍官制的附表中,加入了「陸海軍大臣,限於陸海軍之現役上中將出任之。」[11]之規定;這是把原來所規定的,由「武官」中選任,更加限縮了範圍;換言之,原本武官有現役、後備役、預備役三種;此「現役」所排擠出的將官中,頗不乏有識見、反藩閥的將軍,而該規定比原來的,大大限縮了可選擇的範圍。既保護了他們所屬的長州派閥,同時,也嚴重地限縮了軍部所反對的整個國家政黨政治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可能更不幸的,是軍部從此認為原制已經是很合理的設計,極少有省思原體制之不合理者。

根據這個規定,雖然天皇是至高無上的,但天皇簡直沒有真正選擇的機會。「永不犯錯」、「至高無上」的天皇絕對主義,成了軍方用以致敬,卻也藉以掌握政府權力儀式的傀儡[12]。更加上另在參謀本部,還有「帷幄上奏」可以無視首相、不理內閣的權利。

雖然此時他的內閣,被稱為「小山縣內閣」或「二流內閣」;但他頗善於運用這個傀儡,且簡直使用了一切的手段[13],因而,儘管是他第一次組閣,卻得以成為當年有內閣以來,最長命的內閣,但到其第三次內閣卻由於他的作為被認為是「奏請皇帝的詔敕,把責任放在皇帝陛下的身上,這是無上的罪惡」[14],以至於他那任內閣是日本政治史上最短命的內閣[15]──僅有53天。

這是日本傳統文化土壤,在明治時代所生出的毒草,雖不久後在第一次護憲運動中民黨似曾經成功地將它拔除了[16],但是,來自日本傳統文化土壤的特性仍在,桂內閣後雖消失,但後續的軍人已難以適切地反省自持;因而,直到昭和末期,在殖民者本國是如此荒誕惡質的體制,如此地指向他們自身毀滅的未來;而我先民作為被殖民者,如何能夠期許竟然另有一個正常的未來?

其三、自由民權運動中的西園寺與原敬

日本近代史的明治時期,有民權與國權運動之分別;國權運動是國家主義的,與傳統國學關係密切;民權運動,如前述,日本傳統強調「忠於主君」,故民間雖受生活所逼,但是抗爭理念多指向西方;西園寺是此時擁有公卿背景的民權運動者;原敬則是平民出身的民權運動者。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著名要人。

他們都是,1900年,伊藤博文意圖抵制政黨政治,而創立政友會時的入會者。政友會的存在讓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深感壓力;1903年,政友會總裁伊藤被桂設計離開該會,以降低該會對政局的影響;西園寺原為樞密院長,山縣請天皇拜伊藤為樞密院長,西園寺乃換位成為政友會總裁,其對於政局影響較弱;但到1904年,因桂大言,「對政見相同的政黨,願意合作,對於忘卻國家公益,復藉多數以壓迫政府者,雖連續解散議會,亦在所不辭。」[17],如前述,他使盡了一切手段應付野黨,仍造成了政黨強力反彈,雖然幸此時日俄關係緊張;人民同仇敵愾,使得議會也無意追究;此一桂內閣乃成為二戰前成立內閣制後最長命的內閣;但是日俄戰爭時物價飛漲,內閣問題頗多,加上戰後和約問題,與議院重提前述的內閣蔑視議會問題,桂內閣不能不下台;但桂辭職時所舉薦的西園寺獲得組閣[18],據稱由於該新閣是通過山縣與伊藤來決定閣員的,所以該會內部並不知情;因而,該內閣多為藩閥與官僚人選。

一、關於西園寺公望

1906年1月,西園寺接任[19]。其人雖有留法自由主義的背景[20],比起其前任對於社會主義毫不容情,他是寬容些;但除了他對於國是的態度只是想把當局原來學自德國的國家主義,轉為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外,在根本態度上,仍在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的宰制下,社會運動難有發展;此外,在當年南滿州問題上,他雖曾親自巡視南滿,主張依和約撤兵,但軍方並不買帳;因而,在1908年,他終因拒絕陸軍增師問題而辭職時,也只能舉薦桂;桂回任第二次組閣,自兼藏相。西園寺第一任缺乏表現。

第二次西園寺內閣在1911年8月成立此內閣時,他較有政黨的風格;他對於中國革命採取不干涉的態度;受山縣元老派堅決反對;此時,又因日俄戰後財政問題嚴重[21];他領導政友會在眾院擁有過半席次,決定整理財政,請日本銀行山本達雄為藏相;在緊縮政策下,增師案仍不獲通過[22];1912年底,因陸相「帷幄上奏」辭職,西園寺內閣垮台;當局又請桂第三次組閣;此帷幄上奏與桂回任事件,被社會輿論視為又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為,民間反應極強烈,被稱為「大正政變」;終至輿論反對聲浪高漲,數萬人包圍國會,政府動員了三千名警官與三隊騎馬憲兵來壓制群眾,群眾憤怒產生流血事件,騷動波及京都、大阪、廣島、神戶、兵庫等地;其間,親桂的名記者德富蘇峰所經營的「國民新聞社」與其他親桂的媒體,如,大和新聞、都新聞、讀賣新聞等,也受到了攻擊;這樣的情況,到1913年2月,桂雖戀棧,終不能下台[23];這就是其操作下的最短內閣。此期間,由於前後國政大事長期多請教元老會議,因而,有稱為「元老政治」者,由此桂總督處理實務之情況;西園寺在其中浮沉,也可見當時政局發展之一斑。

二、關於原敬

原敬是西園寺內閣中較具政黨色彩的要角,他擔任內相;出身於擁幕敗北的南部藩,備受明治政府的冷遇,深懷不平之念;其本習法,後由傾向於自由民權運動的新聞界而轉入外務省任官,再轉農商省;最後,辭官轉入政界,屬政友會,最最後,竟然能夠以「平民首相」知名,成為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號人物。然而,在本期中,他的腳色很值得玩味的。

在1895年的「台灣事務局」時代,他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出席該局會議;參酌德法經驗,為統治台灣問題提案,主張台灣總督雖獲相當職權,但在我島制度「應儘量與內地相近,終至與內地沒有區別」[24];1900年,長州藩閥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時,與西園寺公望、尾崎行雄等一起加入該黨;當1905年西園寺內閣上台,原敬出任內相時,它雖對於社會主義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這造成了,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成立;但是他在1905年與伊藤博文的交談卻為我們顯示了它明顯的侷限性──「政界今日之情況,有進步黨、政友會和藩閥,政、進兩黨不能各以其獨力維持內閣。就藩閥而言,今後亦不能將其他兩種勢力置於度外而獨當政事。然此三分子中若合其二分,則天下事為之甚易。故若採取政友會和現當局合作執政,於國家前途將大有貢獻。」[25]──他並不想整合政黨來對抗惡質的藩閥,卻顯然只是想與被斥為專權的藩閥合作,也就是並非有自身高明的政見,只是想向藩閥分一杯羹,或能有助於政局平順發展而已。

因此,在1913年2月,桂內閣後,海相山本權兵衛組閣時,政友會的原敬助山本說服反對派,使得自身得以出任其內相;可說該會立刻由野黨成為政府友黨;即他使得山本內閣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多數的政友會的支持,而有長期執政的可能──但是,最後只在護憲運動那關於在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專任制上,僅恢復了原來的限制;並沒有深入地考慮是否應該學習英國軍事首長由文官擔任的體制問題。

然而,由於山本內閣也拉攏了桂太郎與後藤新平的「立憲同志會」,使得該會真正領導護憲運動的要角,如尾崎行雄等26人,在他出任內相時,憤而退黨[26],至於稍後,在1904年初,他努力捧場的海軍更發生了令各方憤怒撻伐的西門子賄賂事件[27];因此,3月,他努力捧場的山本內閣就垮台了──那麼,原敬前述的積極說服反對黨,真的是特具洞見「福國利民」的嗎?

明治天皇死於1911年;在日本史上,那起於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以他的名字標記的;在日本近代史中,他是不可以輕蔑的天皇典範;然而,如前述,其實,他只是藩閥所需要的儀式之對象,藉此而在它們高度階級性的社會中,乃能取得威權的地位。相對的,由福澤到原敬,雖然各人都有不錯的名聲,但都不過只是上述明治儀式文化的陪臣而已吧。


[1]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122。

[2]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1。

[3]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90。

[4] 「台灣近代史研究」,頁85。

[5] 「菊花與劍」,潘乃德博士著,黃道琳譯,桂冠,頁59~60。

[6]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3。

[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2。

[8] 同前註。

[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134。

[10] 桂太郎在少校時代,創設參謀本部。

[11] 1891年以前,原本的規定中,明確稱「陸軍大臣以將官充任之」,但在其編制表中,並有「大臣將官」、「次官將官」的文字記載;自1875年以來,一直沒有變更;到1891年,修正法令時,才把這些資格名稱,刪去。本段主要參考「日本軍閥興亡史」,中,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譯,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印,聯合作戰研究委員會出版,頁31~35。

[12] 可能更過分的,是桂在1912年底第三次組閣時,擔任內大臣兼天皇侍衛長,其出任首相,更是很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加上稍前有陸相堅決請辭,逼內閣垮台的情事,難怪引起政黨以至於人民普遍反抗的護憲運動。

[13]據稱當時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4]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0。這是當年日本參議員尾崎行雄的講話。

[15] 該任內閣,只得五十三天的壽命。

[16] 在山本內閣,木越安綱陸相時期〈1913~1914〉,在護憲運動的強烈抗議下,關於軍部大臣的任用範圍,回復不限於現役,即擴大及於後備役將官亦可以任用。

[17] 他這樣的狂言,所使用的方式,據稱是「桂內閣到處撒布金錢,為收買議員而狂奔,收買失敗就休會,解散議會,以至於對選舉進行干涉。」。〈引自「日本近代政治史」〈三〉,桂冠,頁338。〉

[18] 「戰前日本政黨史」,中央文物,頁181~182。

[19] 據稱桂請西園寺接任,其前因是1903年,伊藤被山縣與桂逼著離開政友會,以降低政友會對政局的影響力;其手法就是根據天皇絕對主義,天皇任命很難推辭,山縣請天皇派伊藤回任樞密院長,而已原樞密院長西園寺就替代伊藤為政友會總裁;西園寺雖本屬於政友會,但哪裡有伊藤的威望,況且伊藤的威望,也已不如前,自然難以發揮制衡力;要到1904年野黨才逐漸發揮批判戰力;但桂內閣竟悍然以解散眾議院對抗;但其時由於日俄關係緊張,人民熱切支持戰爭,因而,政黨乃由批判轉而自動避免與政府衝突,桂乃得到喘息;同時,桂也曾表示戰後將下台;因此,在1906年的此時,乃有桂請西園寺接位之事。此外,據稱另乃因西園寺曾答應繼承其政策,且簽訂和約時,西園寺曾為其辯護。也因此,組閣時,西園寺竟並未與政友會幹部討論,而直接求助於伊藤與山縣。閣員人選多承兩人意旨。純粹黨員入閣者,只有內相原敬與司法相松田政久;其他皆藩閥與帝國黨及官僚中人。〈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頁161~179〉

[20] 在巴黎留學時,他充分吸收自由主義思想,歸國後首先創辦「東洋自由新聞」,堂堂正正向舊思想挑戰;他出身公卿,品德高尚,同樣為自由主義奮鬥,從來沒有像其他政黨人士的粗暴;故深得人望。

[21] 據稱,1905年,由於日俄戰爭是藉內債與外債的支持而進行的,在該年底,國債已累計達到22億日圓;每年利息達二億元;戰後經營又續借外債,至1910年,其國債達25.85億日圓。

[22] 西園寺這次組閣,是日本內閣第一次有財界與資本家入閣者,欲根據緊縮方針整頓;因此使得桂所留下來的陸軍增設兩師團的計畫落空,陸相上原勇作因而根據帷幄上奏,直接向天皇提出辭呈;而元老山縣拒絕提出繼任人選,內閣只能垮台。此在日本史中被稱為「大正政變」。是政黨對軍閥的挑戰。經各元老會議十一次,決定由山縣系的桂太郎接任。海相拒絕留任,桂是奏請天皇留任齋藤;這種過度地運用詔敕,各方紛紛發言批判;後人稱此時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23]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193;「日本近代史」,陳水逢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頁118~123。

[24] 參見「「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

[25]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頁38~39。

[26] 「戰前日本政黨史」,頁194。

[27] 1914年1月,當議會審議預算案時,帝國海軍首腦與德國西門子電器機械公司及英國的維克爾公司等互相勾結收賄的腐敗內幕,被暴露了。加上對於當時稅制的不滿,以及肅正軍部要求與打倒藩閥官僚專制的要求,民眾的怒火更高漲了;政府不得不把吳鎮守府司令長官松本和中將、海軍省機關局長藤井光武郎少將以及三井物產公司的重要幹部岩原謙三、山本條太郎、飯田義一等加以收監,當時的報導,幾乎是海軍全體都是強盜及詐欺集團;以致海軍軍人羞於穿制服外出。國民激憤不可抑止,先後召開了「彈劾內閣大演講會」「憲政擁護大會」「海軍廓清大演講會」,最後以「國民大會」包圍國會,聲援在野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與民眾大起衝突,最後因警察刃傷記者並逮捕民眾三百人,在野黨提出「人權蹂躪問責案」「內閣彈劾上奏案」等;最終山本內閣於3月24日,以其「預算不成立」為由辭職。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 | 郭譽孚

雖然我們島嶼已經被殖民者所竊據,甚至有我們前述的「割據」情況,但是在當時時代發展的大局中,我們的島嶼仍然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時代巨潮衝擊的影響。
當時日本並非是個很進步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帝國主義政策衝擊著整個世界──當時落伍的東亞是一個列強競逐的重要對象;這應該也是當時我們島上殖民統治必須在前述「奠基」之後,不久竟又「重奠基」的理由──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是該「重奠基」的開端。

當時最可以說明這個局勢的,或許就是1899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1898年才剛取得菲律賓的美國,對於列強已經開始在中國互相攘奪的局面,找到了自身可以積極參與的理由;他呼籲著──「要求保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不會影響在其各自勢力範圍內的通商口岸。」──並且很快地在1900年就宣布,那是大家已經同意的原則──其實,當時他提出的原則,老衰的清廷是最能接受的一方,其他各國則仍然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持續不斷地討價還價。

是這個局勢,發展出來日本與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戰後還可以不影響清廷對於該土地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奇怪體制,卻又恰由於這塊中國的土地竟然是清廷當年的「龍飛之地」,使得該戰爭對於後來摧毀清廷的中國革命,有特殊重大的象徵意義。

為了理解當時實際的情勢,我們下面的論述將首先看祖國「辛亥革命」前後的時局,如何衝擊著我們的島嶼。

關於「辛亥革命」前後──

這個時期,就剛淪為殖民地十五年左右的我們島嶼言,殖民者鎮壓之後,迅速開始邁向宰制的工作;以主體性的視角來看,當時被「默殺」的「北埔革命事件」剛過,可描述者不多。

唯一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我島先民主體情況的,應該只有1910年發生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事件」;那是一位國語學校畢業,獲得公費保送京都帝大的畢業生洪禮修,回國後受聘為國語學校台籍教師;他在向我台籍學生上課時,採取前段說故事,引起動機,然後鼓勵發問與討論的教學法 ;不料竟受到該校教頭〈教務主任〉的嚴格禁止;最後,在該教頭傲慢的「理想或麵包」的兩難威脅下,堅持理想的洪老師離開了他在那最高學府的教職。該事件的被害人是我島優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我們殖民地先民的悲劇。

當然,他的去職,應該會引起了我們先民社群相當的注目;果然,隔年〈1911〉就是辛亥年,「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據稱,「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但是,當時還是衍生出了「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

然後,在噍吧哖事件後,1916年的台北師範學校,即當年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發生了我台籍學生被集體退學的「清國奴」事件:那是在臺北萬華的舊書店中,不小心碰掉了書,被店員辱罵「清國奴」,同行同學抗議,該店員不但不道歉,並且還又連續以「清國奴」辱罵;此事鬧到學校,該店員不僅未受責備,並且事件的中心人物與平常受舍監教師惡感的幾個學生,全遭到退學的處分。據稱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抗日份子 。

以上,是我們由很有限的史料中,整理所見,就在對岸反帝制的怒火到處爆發之時,我們此岸在殖民體制下自我覺悟,且座人生重大抉擇的一段故事〈在他書中,由於日人不喜歡,應該無人提及的;個人研究教育、關懷教育,認為重要,故在此一提;歡迎大家研究〉

是在上述的處境下,我們先民看著對岸的逐漸變化──

一、拒俄義勇隊事件
這是義和團事件後,八國聯軍的動亂時期,藉機而進入我東北的俄軍,拒絕在辛丑條約後撤出;而列強早風聞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將在1902年完工,咸認俄國勢力必將更為強大;英美等列強皆對俄國勢力之膨脹深具戒心,而國際上關切者甚囂塵上──因而,該年初就出現「英日同盟」,以共禦俄方勢力。
其實,受該鐵路威脅最大者應該是中國,然清廷顢頇無能,東京留學生感受到這種愛國保土的時代壓力,發起「拒俄義勇隊」的行動;該行動還派代表回國請願,頗得各方學界認同;但清廷不只沒有積極的作為,反而意圖制止這些愛國的行動,竟演變為把國內響應該行動的愛國知識份子列為通緝犯的事件 。
雖然,當時社會封閉,知道國家處境者不多,但是自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恥辱以來,歷經清廷公開對洋人宣戰後,太后與皇帝在八國聯軍攻擊下,出逃,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必然不小;況且,滿清入主中國兩百餘年,滿漢畛域,並未盡除;朝廷「喪權辱國」的種種史事,自然易受詬病。
於是,馬關條約後出現的維新與革命力量,前者雖大多仍願擁護清廷,後者則根本採取否棄清廷的態度;此時,各地反滿革命力量紛起;社會上形成維新與革命間,明顯消長的局勢;例如,1903年,湖北留學生成立了「華興會」;浙江青年與會黨組成了「光復會」;1904年,湖北學生與青年軍人成立「科學補習所」;1906年,革命黨人還藉基督教會成立「日知會」;而以反滿革命著名的「蘇報案」中,那龍澤厚原本乃是康有為的仰慕者,經過「抗俄義勇隊」被通緝後,此時,竟然變成革命大將章太炎的同案,這樣的消長,對於維新保皇派應是一大打擊,也使得往後激進的革命派更有發展的機會。

二、日俄戰爭
前面我們已談過這場戰爭,但在此處所談是另一角度。
辛亥革命前七年,東亞列強的競逐中,俄國具有新開通西伯利亞鐵路的近便地理優勢,英、美勢力扶植日本來拒俄,因而,發生了日俄戰爭。
然如前述,1905年10月,日本慘勝於日俄戰爭 ,和約批准生效;依照日俄和約與日清條約,帝國所取得的管理權僅在俄國當年在南滿州的權利,也就是關東州與南滿州鐵道週遭的附屬地,僅有面積370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130萬人;但大戰期間,日軍佔領地甚廣,並且在各地都進行了占領地軍政的殖民地經營;絕不僅限於和約所定的範圍;當時,外務省的方針是「關於滿洲占領地之施政,一以不超越俄國行使之範圍內而行使我之權利作為根本之方針」 ,且由於前述美國在1899年早已對中國問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在列強中頗具影響力,乃希望軍部能及早把軍隊撤出滿洲。
然而,外務省這樣的態度,不僅日本國內的國權黨強烈不滿 這個沒有割地賠款的條約,並且在滿洲各地的佔領軍,也堅持在滿洲繼續實行軍政,有賴著不走的傾向。當時的情況是「日俄開戰以來,已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從事各種職業的日本人移居於日軍占領地……在滿洲的日軍占領地受到了軍政當局庇護的日本工商業者就能夠從事幾乎是壟斷性的經濟活動」 ,在軍政之下,只允許日本人居住營業,不允許外國人在占領區內這樣活動──這正是當時列強譴責日本在滿洲行動的理由。
對於我們研究台灣史者言,負責滿州經營調查委員會的參謀次長事務代理兒玉將軍,也就是曾經長期兼任台灣總督與後藤長官搭檔,在我們島上推動殖民地經營的兒玉。顯然,兒玉急於把自身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移植到滿洲。軍方不顧外務省的顧忌,努力經營這塊新領地──這塊被清廷稱為「龍飛之地」的所在。
正是由於他在滿洲提供了可以任由日本資本家壟斷的廣大市場,加上他負責的台灣總督府提供了糖業生產的貼補政策,大大提升了前及的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糖業生產的投資興趣。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面是日本國際地位的提高,與黃種人對於白種人增加了可以對抗的自信。另一面,是中國激進份子眼見朝廷之顢頇無能,更為堅定了他們與這個異族統治者對抗的決心,革命取向更為堅定──雖然,1905年,因日本以小勝大,使清廷也認同君主立憲,決定仿日本之例,派出五大臣赴歐考察;同年,海外各地反清的革命分子集結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國內的革命份子以炸彈攻擊該一將赴歐的考察團;可說就是這個世界革命時代的重大發展──這時,甲午戰後十年,距離辛亥革命還有六年。

三、華工工約示威抗議風潮
然而,對於上述國際性事件的影響力,要及於中國廣袤的領域,喚醒整個社會,來掀起一場大改革是困難的;尤其,列強還會有類似「門戶開放」與「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類漂亮說詞,來隱晦他們蠶食鯨吞的目的;更是讓我們社會不容易充分醒悟。
但很巧合的,在日俄戰爭結束的時間,曾提出漂亮的「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美國,其長期敲剝壓榨與蔑視華工的作為,就在1905年五月爆發了;逼使中國各個通商口岸的中國人以抵制美貨、罷工與罷市公開向它們提出抗議。
那是1868年以前,美國為了加州金礦開採與美國中西部的開發,已開始招徠中國人勞工,有六萬多人,至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為了加速開發美國中西部,而訂有「兩國自由移民,彼此的僑民在僑居國享有最惠國人民待遇的規定」,於是我華人入美者,在1871~1880十年間,更多達十多萬人;其大多數為築路、墾殖需要的勞工。
豈料其太平洋鐵路完工後,我華工就開始頗受白種工人歧視,甚至不只是在州議會通過苛待華工的法律,政客提出排華的政見,並且壓迫政府廢約;清廷拒絕之。至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限制華工法案 ,清廷還堅持「非禁止」的立場;但至1894年,由於外患日急,無力顧及僑民利益,清廷從「並非禁止」的立場退卻,正式承認美國排華法案 ;至1904年,該法案更變為「永久有效」 。1905年5月,抗議反制由上海總商會發動,僅有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外交部施壓勸導民間;民間名流如張謇,都斥責當道;中國留學生與美國華僑對於壓制者,都提出了不惜訴諸暴力的聲言;清廷一再喪權辱國,民間怎能不蔑視滿清當局 。
此抗擊事件經過清廷與地方官的大力開導,歷時一年多才漸過去 。

四、各地路礦風潮與革命事件
列強來到老大衰弱的中國,彼此為了避免過大的衝突而傾向於劃出各自的勢力範圍;而此「勢力範圍」,就是列強對於自身立腳地域的周遭利權的攘奪與占有;由於此時孤兒寡婦的清廷簡直沒有能力自保,所以列強每每予取予求,無能的清廷對於列強簡直是有求必應;而史家有稱,「1898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 ,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1900年,美國合興公司與清廷簽訂粵漢鐵路條約,規定借款不能轉讓;第二年該公司卻就將大多股份轉售比利時,實為法國所有;1904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因兩湖與廣東紳民一致支持廢約,且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終致在1905年,堅持廢約成功;而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給與國人相當的啟發,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也開始了收回礦權的運動 。
但辛亥革命之近因中,有所謂「川路風潮」,就是1903年已決定官辦的川漢路,開辦無成績;1906年,四川商紳請改為商辦;獲准設公司共籌資金,進行其事,但因過去沉重的對外賠款,民生凋敝 ;至1911年,資金仍大不足;清廷突宣布的收歸國有處理辦法,川紳難以接受;且所宣布的外債修路,又大增民族憂患意識;而民間因此而有「保路運動」的罷市與請願之風潮發生。消息傳出,全國各地難免受影響。
該風潮正式起於8月24日的罷市;9月,發展為大請願;請願中,川督竟以開槍鎮壓,死亡者30餘人;民眾遂在潛伏於該運動中的革命黨人組織下,準備起義;10月2日,四川乃成為全國各地中最早對清廷宣布獨立的省分。
由上述的情況,我們應該可以感到大陸官民逐漸在改變中,而又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對於我台人的認同並不強制,因而我台人之難免更受影響,應在情理之中。

五、黃花崗之役與二次革命的發生
前述的大陸時局,是在清廷統治下一般性的發展,民間沒有明白的政治態度,孤兒寡婦的大清帝國在列強的覬覦下,逐漸失去威信的過程;而同時,革命力量逐漸高漲;我們由孫文先後領導的下面兩次事件,來理解當時的時局發展。不僅是意圖利用大陸局勢的列強注視著那一切,我先民應該也受到相當的衝擊。
關於黃花崗之役──
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3年3月29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1910年11月13日,這場起義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當時川路風潮尚未形成。
起義時間,初定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起義的武器裝備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以及策應起義的新軍大批退伍等意外情況,起義時間推後至4月27日,即農曆的3月29日。且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因連絡有誤,以致該日僅剩黃興所部130餘人發動起義。
起義軍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前來鎮壓,起義軍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
儘管對於該次起義失敗,黃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也不滿另外三隊的貪生怕死,不配合起義,為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三隊人馬,卻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
該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力量前仆後繼,震動全國;顯然大勢將成,不是清廷可以輕易挽回的了。而應該並不只是巧合的,在參與黃花崗之役的愛國青年中,有一負傷的華僑青年羅福星,當時痛恨滿清的惡政,後來來台也成為我島抗日運動的領導者。
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後,儘管袁世凱這位實力人物,其地位不可輕忽;但是,其運作「籌安會」,帝制自為,在革命情勢中,實在有失輕率。

關於二次革命──
我中國是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就以革命乃是一種造反言,偌大的版圖,眾多的人口;在那廣袤的土地上,要推翻一個老大的政權,哪裡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何況,還要把全國各的統一,誠如美國華盛頓總統當年第二任總統下台前對於國民的告誡所稱──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就面對了這樣的情境;鄰近的日本將如何面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情勢?中國的共和政府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鄰國?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曾經在韓國為清廷主持負責對抗日本野心的工作,且也是北洋新軍的建軍者,而革命派的孫文則是曾經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領導人;這其中隱藏著多少問題?政黨政治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上引資料中,華盛頓總統還說過──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1913年3月,由於國民黨的國會領袖宋教仁被袁派人暗殺,孫文欲即刻起兵反袁,黃興認為實力不足,時間遷延;要到7月才正式對袁世凱發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缺乏實力,南方革命派潰逃海外。十月六日,總統選舉,袁透過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所謂「公民團」,挾持國會,直到深夜,不許議員離開;經三次投票,選出正式總統。十月十日,正式就任。
當時,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支持袁帝制;日本官方似乎同意帝制,但日本浪人則在孫文的二次革命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 。

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 郭譽孚

馬關條約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結束之後,根據條約,所有留在我們島上的先民都變更國籍成為日本二、三等的臣民;但是七十萬人消失的悲慘過程,不可能迅速自我先民的記憶中抹去。但是殖民者口中,卻從此振振有詞地出現了所謂「不願意接受日人統治的話,可以退回中國」的說法──然而,那時兩岸間的交通並非如今天般方便,當年的「黑水溝」,甚至是相當著名的危險水域。這時我先民真是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較之今日的類似說法,其威壓性可說更添數倍。

當年我先民的生活情況究竟如何?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民間資料不多,因為當年我台人受教育者不多,能紀錄而流傳者自然少;更何況,能有機會受教育者至少是佃農兼自耕農身分,應該已是家境較好者;以他們所能見到的,往往只是他們自身周遭的情況;因而,當年我先民困苦的實況就更難流傳至今了。

不過,作為研究者,這是個太重要的問題──過去有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的說法,會是早在前清時代就流行的膨風虛假的廣告詞嗎?

我們查閱資料,可以見到1874年,「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棒人物福建巡撫就曾經向朝廷上疏,因當時我台茶葉、樟腦的稅收大增,還有礦業開採之利[1],主張減少對於台灣的多項雜稅,獲得朝廷的特許;由其該疏的內容中所稱:「……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2];讓我們可知道,確實庶民負擔較過去為輕;而由1898年總督府所聘請的英籍顧問視察我島後所提出的「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3],則正可說是描述了自丁日昌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情況。這應該就是我先民原本在前清時期「台灣錢,淹腳目」的處境。

至於其他日本官方資料,除了極罕見的機會,如前述1901年我台降筆會戒毒運動期間,日警在打壓該運動的會議上,在提示當年我先民的處境,及反抗的可能原因時,曾自行提及我先民處境之惡劣外,極少有這類資料留下;更不要說是關於他們真實的如何敲剝壓榨的手法了。[4]

由於他們並不關心我先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關切如何宰制我先民,使我先民能夠存活在其「不可餓死」而又不敢反抗的目標下,所以我們在官方的資料中很難看到這方面的資料。

在殖民者奠基期間,我先民的生活處境,經我們注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在1905年之後,日本財經學者對於我島殖民統治有所謂的「黃金時代」之說;其真相是,除了深受攘逐殺戮破壞,人口消失70萬人,我島的農業生產力逐漸恢復外,日俄戰爭〈1904~1905〉中,日本雖在英美扶植下獲慘勝,卻使得日本資本家深受鼓舞;因為從此廣大豐饒的南滿州與其消費人口將成為其發展的市場[5];這種興奮就表現在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發展糖業的行動中──總督府自1900年以來,就提供給糖業資本家優厚的補助,現在他們大批來了。

補助來自何處,來自前述搜刮我先民的各項稅收,換言之,那就是總督府財政的「黃金時代」的真相。過去我島上有「台灣錢淹腳目」的好光景,被逐漸加壓,搜刮一空。

這樣的資金流動,帶動了我島嶼經濟活動的熱絡,與就業人口的增加;其主要的受益者是少數的買辦階級及與其相關的地主資本家;這應該是日本傳統「不可餓死」的統治手段,高度剝削的自然結果。

這種發展,我們審視當局的統計資料,我們會發現到1908年,這黃金時代開始褪色;那是1908年縱貫南北的鐵路通車,他的運輸能量能很有效的支持殖民統治,一面能夠迅速的維持治安,打擊反抗者;一面能夠更迅速有效的吸取民間更多的資源,使得前述的警察政治更能夠發揮其作用。這對於我先民傳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治是極為不利的。

這「黃金時代」的褪色,表現在統計資料上,是一個不起眼的高點呈現出來──我們日殖五十年,在1906年起開始有了「歷年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統計數據;在該數據中,1908年是一個最高點,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7.2歲;該年之後,無論產業如何進步,農業生產力如何漂亮,但是我島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沒有能回復到這個水準,逐漸盤旋走低,最後只能在23歲左右。像是由黃金色竟銹褪呈現為不可思議的破銅或爛鐵色了。

以上,可說是我們對於殖民當局當年所留下的史料的概述。

以下,我們將試著提供民間的資料──

最早的,這是乙未年間,日軍佔據宜蘭的資料──當時曾經有文化人籠統的批判著宜蘭老舉人李望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起過,那位想以自己的頭顱與尊嚴來保護家鄉的卸任知縣,換來怎樣的屈辱──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輒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6]

我們今天也還可以看到日本學者引述當時的史料而概述──

「在本島民心惶惶未安之際,當時前來本島居住的日本人……以暴力嚴酷的手段對待占多數的台灣人,或為奪取台灣人的財富,對其威脅逼迫,或為完成其任務,對台灣人怒嚎鞭撻,尤有甚者,誘拐台灣人妻女或貿然入侵民宅施暴。日本人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不但不能成為台灣人的好榜樣,反而在台灣人面前暴露許多醜風陋俗,招致台灣人的輕蔑。」[7]

而我先民則如此描述其在家鄉所聞見──

「我們鄰村有個叫阿魁的男子,曾和我的第二房的伯父一起在涼傘頂抵抗過日本軍。……在平定後,被御用紳士告密,…阿魁終於被逮捕……為了要使村民觀看槍決,強制一戶一人出席參觀處刑。可是,阿魁在大家面前,反而得意地大聲痛罵日本軍。日本兵多半是膽怯的緣故,瞄不準,開了兩槍都未擊中。惱羞成怒的日本兵,拔出了日本刀,殺過去,也因為心慌,未砍中要害,頭沒有落下……日本兵又連續砍了兩三次,還是無用。最後發抖了起來,執行官才用手槍放在阿魁的胸口,射殺了他。」[8]

此外,則有這樣的情況──1901年,我台59歲男子王城,攔轎告狀事件──

「他在城內西門……有一間自己的房子,然而1895年樺山總督時期,被沒收充當軍用宿舍,全家被趕出來。到了乃木總督時期,以非常低的價格收購,而其款項幾乎都被名叫馬場一的日本人拿走。那間房子是借了五百元新建的,一家人頓失住所之後,三餐不繼。王城在1899年……也曾想再次投訴,但被攔了下來,這次的控訴一樣沒有被受理。」[9]

「城內日本人增加的內在因素,大概是日本人狡猾的掠奪。就如同前文提到的王城狀紙所述,進入台北的官廳軍人、御用商人等,光利用清朝的衙門和寺廟是不夠的。他們強迫台灣人搬出自己的房子,又有社會底層的人盜領收購的款項。台南曾發生所謂軍營問題:以區區一萬元,強制收購台灣人的幾十萬坪的土地。」[10]

還有前及1900年的揚文會上,民間代表,很「體貼」官方的描述──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反之,我政府於揚文會一事,尚耗钜額之費‧‧‧此次參觀中,更覺下民之無知,念及參加此次本會之各地紳士自應不憚斡旋之勞,解此愚民之惑而不言負擔之重,以盡納稅之義務。」

此期間,沉重的稅負與工役,是日殖當局透過「日式保甲制度」進行的兩項重要的新生事物。上面「揚文會」的民間代表已描述了稅負上的大幅增加;另外,工役上,就所知,在社會治安穩定之際,戰亂留下的是一片悲慘──當時的報載是──

「1902年,在斗六共六個地方的歸順典禮上,總計有265名土匪遭到殺害。南部由於大旱和戰亂,村莊荒廢,人民棄村成為流民,數以萬計的牛隻,因牛疫流行而死亡,生靈塗炭。」[11]

此後,隨著社會安定,工役逐漸增加,我們可以見到這樣的紀錄──

「1903年12月討伐南部時,由於苦力不足,下令……徵召五百名苦力。『在台南市和安平市,軍隊、地方官吏、御用商人向各戶人家強徵勞役,不分貴賤老幼,不管在家中或街道上,只要是男子皆悉數綑綁送到討伐地區,有人因此自縊或投井,人心惶惶。……。晚間還從屋頂闖入民宅內,強行押走男性。……到了第三天,市內的日本人眼見台南市民就要群起反抗,為了自身的安危,提出抗議,官方才停止這樣的暴行。」[12]

此外,還有兩種工役,一種是前述的為了俄艦東來,俄軍可能攻台,開始全台修道路、做防禦工事以及趕修縱貫鐵路的工役,我們曾見到鴉片癮者可以免工役的資料,顯然對於一般家庭會是相當的負擔,不過,我們目前沒有詳細的資料。另一種工役是當年當局計畫「理番」時,名曰「理蕃」其實是攻伐,就所知,通常這時深入後山,敵前的後勤運補都是我島民人的工役負責;這種義務工作,常常會受原民的狙擊,危險性高,往往讓我先民叫苦連天。前述的北埔事件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我虛齡八歲時,我的長兄突然接到徵役的命令。祖父以下,一族人都很憂慮。是因北埔的蔡清琳謀反,糾合隘勇及番人,襲擊北埔支廳及各派出所,爆發了殺死日本官民57人的事件……蔡清琳和隘勇門逃進山中,和番人一同抵抗。父親憂慮萬一出事,出了很大代價,雇了一個人代替長兄去服役。」[13]

此外,我先民在正式稅負之外,還有如此對所謂「臨時費」的怨訴:

「此外,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若滯納之時,遂依規約處分之。……其不得當也,明矣。」

至於,民間面對這些苛捐雜稅無力負擔時,當局所取的催收方式,竟是──

「對於負擔金以及水租未繳納者,……利用台灣人崇拜祖先的心理,抄封其祖先的神主牌。被抄封的人由於受到祖先遭受恥辱之心,有人乃鬻子而以其金錢繳納未繳費用。……對其他未繳納水租者,警察便對其人施以壓力,使之出售家具、動產、耕牛等,繳納水租,凡此事實,不一而足。還對於每天出外做活掙錢糊口的人而未繳水租者,警察禁止其外出,致使他無法糊口,不得已鬻子繳納水租,始准外出掙錢。……其餘稅金之徵收也採用這種手段。」[14]

此外,在城鎮與農村中土地產權的變動問題;在各城鎮中,前述王城的例子,很多;農村中出現的問題則是前述土地調查與林野調查中,官方把所有沒有產權根據資料的土地與林野都收歸官有;前述官有土地所增加的七成土地與官有林野所增加的近九成林野,應該可說就都是當局向民間掠奪來,民間雖敢怒而不敢言,很難忘懷被掠奪去的資源。

是在上述的情況下,他們看著殖民者的生活是──

「以青樓紅裙酒肉肉牆為唯一的快樂,紳士、官吏、商人、勞工均醉飽於此的新領土性、野戰性。」[15]

「新領土的官民無勤儉的思想,一般人會驚訝於在台日本人飲酒之多,經濟狀況之好,藝妓服裝之奢侈,尤有甚者,就連一般做正當職業的女性也大多穿著超乎身份的服裝。不過是僱員,也跟著人家抽雪茄,不吃台灣產的食物而想吃北海的食物。……小學女生竟戴三只金戒指去上學……當時日本比歐美國家貧窮,日本國民每人的平均資產為250元,不過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英國的九分之一,法國的八分之一,德國的六分之一,俄國的五分之一……」[16]

「政府對於台灣殖民地的統治,……把由甲午戰爭從清國奪取的賠償金以軍事名義支出。……其他方面也以各種民政費名義支出軍事費,……利眼手快的御用商人們大舉進來,爭相招待總督府的官吏、軍人們,因此,煙花柳巷夜夜成為紅裙子殺的格鬥場。尤其土木包工業最威風,與特權勾結,歌頌太平盛世。當時,台灣的日本藝妓的價碼,據說是每小時三圓。這跟日本東京新橋的藝妓兩小時一圓二角相比,就可想見在殖民地台灣的玩所欲玩的程度。」[17]

「所謂軍營,其實與豬圈沒兩樣,而這正是保衛國家戰士居住的地方。大概連動物都不禁會暗自垂淚。……僅僅改善兵營,生病的人數隨即減半……報載審判貪汙的軍法會議提到:『花了幾千萬的工程款,這在內地只要幾千元就做得好。』……」[18]

我們島嶼當年,殖民統治的奠基工作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當局的財政收入由於其時壟斷性的專賣收入增加,重稅盤剝的租稅收入增加,且社會治安在苛酷的日本保甲連坐制度之宰制下,漸上軌道;而日據以來的農村殘破,此時逐漸恢復其生產力,更加上日俄戰後,戰勝的帝國獲得南滿州廣大市場,那是日本帝國可放心發展的勢力範圍;面對這個商機,日本糖業資本湧入了台灣,在總督府提供自我先民敲剝所得而來的高貼補、高保護、甚至極惡質的特權下,展開了本島的糖業之發展。

確實當此時機,我們社會總生產力是增加了,就業人口增加了,雖然苛捐雜稅與全台修築道路的工役極重,但是短期中,是出現了一些榮景,最明顯的是財政收入增加;我們看1903年以後,總督府歷年歲入的預算與決算的差距,以及歷年歲入之節節升高;當時並沒有真實的建設,歲入增加就只是對我先民極力敲剝壓榨的結果──1903~1908年間的歲入預算為──

3,608,522元,3,608,522元,6,218,563元,6,937,042元,7,723,393元,8,644,278元

相對的,該六年間的歲入決算則為──

3,740,585元,5,579,386元,7,384,559元,7,660,344元,7,955,321元,10,323,947元

上述資料中,1903與1904的歲入預算相同,但往後年年大幅增加。同時,歲入決算往往大大超過歲入預算。正是顯示了當局敲剝壓榨之成效。

他所反映在我先民現實生活中的,是本期末,即1908年,我們島上鐵路縱貫線正式通車,殖民當局不僅更能有效地宰制我島嶼的治安,也更能深入的敲剝壓榨我先民的勞動成果;他最具體的表現是我先民很難知曉的一系列數據──我台人歷年平均死亡年齡,在數據中我們可見到1908年是整個數據的最高點──27.2歲;1908年之後,雖然我島嶼隨著時代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但是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從來沒有回復到1908年的水準,到1939年戰前的最高生產水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在23歲上下徘徊。

這也是本期我們以1908年為界,來區分其我先民所處的時代的理由。

最後,對於本期的史實,似乎確實可以拿當年我台耆宿林獻堂先生對於由大陸來台關切我臺同胞的梁啟超所概述的,「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來描述我先民的真實處境。

然而,關於上述深入的敲剝壓榨是如何完成的,僅僅是「經濟受搾取」一詞足以說明嗎?甚至我們前述所及,就足以說明嗎?根據我們研究所見,從來沒有一位學者,既使是日本東京大學有左翼傾向的學者也沒為我們揭露這個部分;最多他們只是抄襲著日本學者當年所說的──「各廳首長由普通文官擔任。但其實際情況是,各廳的事物大半由警務課執掌,總務和稅務如無警務課的協助,即無法執行任務。而在其下級官廳,其支廳長由警部充當,其以下的官吏全部為巡查。……日本的殖民統治形成以警察為中心的政治而扎根於台灣,是由於與本地抗日勢力處於緊張關係的結果。」[19]──但是,這哪裡能保證經濟搾取可到那樣的程度呢?

在此我們要指出,關鍵之處應該在於「日式保甲制度」,這個深具日本歷史文化色彩的制度,其中有「稅負連帶」的根本規定;換言之,一甲之內,官方給予固定的稅賦要求,如果某戶繳交不足,其他各戶要負責補足;自然造成其他各戶對於該戶的強烈監督;無論當局的稅賦多麼沉重苛虐,只要當局設定列入歲入預算,簡直就沒有不能達成的可能性。這應該屬於前述日本歷史文化的特色之傳遞與延長;論者若是硬要牽拖到當局與抗日勢力處於緊張狀態,應該是難以充分說明當時該現象的。

以上,應該就是當年我們先民實際生活概要的全貌。


[1] 「台灣通史」,下,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頁376。其文可參看「台灣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眾文圖書,頁466~467。

[2]該雜餉相關的金額之原文為「其尤為民累者,則莫如雜餉。查雜餉名目繁多……各項名目,大為瑣碎,影射牽連,非斷葛藤,終難絕其弊竇。民間之塭餉、蔗車、糖廍,其弊固尚易釐別者,應仍其舊外;所有港、潭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二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仰懇自光緒三年起,准永遠一律蠲除。」

[3] 英籍顧問柯伍德受台灣總督府之請,視察台灣後的提出的社經資料。見於「外國顧問W. Kirkwood的台灣殖民地統治政策構想」,吳密察著,收入「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4。

[4] 例如,當年日本學者曾如此描述:例如,「1902年武力鎮壓結束時,全島除了20個廳的警察課外,97個支廳共設有992個警官派出所,遍及全島每一街庄;實際員額警部177人,警部補271人,巡查3224人,巡查補(多以本島人充任)1524人,遠超過當時地方行政基層單位—街庄役場—的人員編制。總督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單位—廳—設有總務、稅務、警務三課,實際上總務、稅務兩課事務多靠警察的幫助才能執行;廳以下的支廳,幾無例外全由警部出任支廳長,其下官吏亦悉由巡查擔任。巡查負責稅務、衛生、農政等政事,人民舉目所見的官吏,只有警察而已,……這個體系外表上是總督—各廳、各課—人民,實際上總督卻是透過警察與人民直接接觸」(竹越與三郎1905:246)。

[5]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社,頁74~77。

[6] 「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  黃益成口述,陳長城筆記, 台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頁115~120。該口述者,乙未日軍入宜蘭時,已十七歲,此為其回憶文字。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49。〈原文刊於「台灣民報」,1900.12.18。〉

[8]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19~20。

[9]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35。

[10] 同前書,頁138~139。

[11]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台灣民報」,1902年三月十五日。

[12]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時報文化,頁115~116。

[13]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前衛,頁23。

[14] 可見於「葉榮鐘早年文集」,晨星出版;頁178。

[15] 「台灣協會報」,明治三十五年,五十號。轉引自「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8。

[1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45。

[17]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前衛,頁59。

[18]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50。

[19]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涂照彥著,李明駿譯,人間出版,頁34~35。

殖民奠基期間須知  十一之十一  我先民的實際生活〈1895~1908〉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十 ──關於乃木總督與兒玉總督的比較,兼及賤賣台灣的原因 | 郭譽孚

網路上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嫌台灣賠錢貨,想用1億日圓賤賣給法國…揭秘歷史課本沒教的「賣台」往事』──

該文的文筆真不錯,又使用了當代最流行的聳人耳目的標題;讀者一定會不少吧──但是他所提及的故事,是否真是「賤賣台灣」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後任真的那麼了不起嗎?

個人研究台灣史,下過一點功夫,覺得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資料給讀者參考──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謊者往往不是欺騙,而是他故意沒有把全部的重要真相說出來。。。我想我應該來說些重要的,沒有被說出的真相。。。

據說,乃木總督曾經有一位表兄,是長州藩武士御堀耕助[1],雖只有長州明倫館兵學寮一年的學歷,但曾是長州正議黨急進派領袖,御楯隊總督。

該表兄是1869年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一起赴歐留學的改革派人物;不料竟然在歐洲染上重症;病死之際,曾向病榻旁同出身於長州的木戶、山縣、伊藤諸傑請託,一定要讓乃木代替他的地位;當時諸人發誓必助乃木發達。

因而,1871年,日本建軍時,兒玉雖已表現出色,但只是一個准尉,而乃木已躍升少佐;1873年,他獲出任代理步兵聯隊長;1877年,西南戰役中,他雖然是損兵折將又丟了軍旗,但仍榮升陸軍中佐;第二年並升任東京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軍界多對其頗有不滿。往後雖有停職,卻仍繼續高升。

  • 乃木成為台灣總督的理由。

除了上述特殊的背景,他能出任台灣總督的原因,是他當時所部的第二師團,在當時造成政局動盪的「雲林大屠殺」的攘逐殺戮政策中,應負有連帶責任。在1895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曾發文指責乃木師團稱: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至極。」[2]

如果這資料不是汙衊,其軍役伕與職工之亂軍紀、罹法網者不少,主帥管控失職之責任本不能免;更何況,史實怕不只是如此,極可能只是當年武人氣燄極高,當局不敢輕率指責其「有失體面」的情況。

  • 乃木將軍的背景,人家不太服氣

可見得他所部的軍隊對於當時我島「雲林大屠殺」之類的動亂,應該負有相當責任;他身為主官應該負起該國際事件善後的責任。而如前述,軍界對他有相當不滿,因而這時薩藩出身的拓殖大臣高島指派他負責收拾該國際事件的殘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雖然原來桂總督推薦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沒有成功。

相對的,兒玉在軍事這方面應該稍好些;他也在1877年的西南戰役中出名──不過,他當時是熊本城的守將,在西鄉大將率兵三萬五千人圍攻達五十天,情勢危急;剛好其部下想到庫存有兩門由法國新購入的大砲,就拿出來依照說明書使用;沒想到攻城的西鄉軍,在不知砲彈落點的炮聲驚嚇下,立刻各自逃命,因而,無法部勒大軍的西鄉遂自殺而死;他就取得了該役的勝利。

  • 乃木總督當時困難的處境

當年乃木總督所面對的問題是,雲林大屠殺中有英國商人被殺,並且我島中部洋商的樟腦貿易事業因社會大動盪而無法進行;引起列強強烈的抗議。而當時日本的國策又是「脫亞入歐」,真是茲事體大。如前述,乃木出任台灣總督之後,過去的不滿者,難免看笑話。

更重要的,是該事件引起天皇的重視,但是天皇不可能知道實況,當時,天皇不僅在國會開議時,曾經表示要善待新附民,甚至乃木陛見時,他也當面向乃木交代,要善待新附民,一視同仁;在日本天皇絕對主義下,天皇親自開口的金口玉言的所有交代,就都是必須完成的「使命」;以至於乃木回台時,曾公開表示,來台是為了制裁「官匪」。然而,這種整飭官箴的善後工作,談何容易──還要尊重天皇那「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時整飭官箴的情況是──天皇在1896年12月25日的國會開幕式上強調對台灣人民應該「增進福祉」的態度時,我島上「對在台官吏之風紀等本島行政上之種種非難已開始爆發」[3],以至於後來,在乃木總督治下,中央政界對於台灣官界百出的貪污事件,議論紛紛,乃至追究官箴的消息不斷。

當時的情況是,「以雲林事件的爆發為契機,整個台灣內外開始形成一股批判總督府對匪政策的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在總督府方面,是以高野為中心的司法官集團。在中央,則是進步黨的強硬派。」[4],兩者在攻擊政府上簡直是合作的[5];前者是以天皇的「一視同仁」與憲法為根據,批判過去總督府的惡質政策;後者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觀點,隨著1897年5月,台北爆發了總督府被「土匪」包圍與襲擊事件,根本的批判到反對我們前述那1895年川上操六在「台灣事務局」獨排眾議而建立的「武官總督制」。

那是1896年8月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判,茲事體大;1896年10月,參謀本部的川上中將率明石少佐南下視察台灣,並赴越南考察法屬殖民地,1897年2月,他們返日提出了前述反對「一視同仁」,軍部不能認錯的意見書。乃木處於天皇囑咐與軍部竟然反對的夾縫中,然後在5月又遭遇土匪包圍與襲擊總督府事件;在這前後,島上又爆發了多起總督府內的貪瀆疑案──在這樣的處境下,乃木在1897年7~8月間,執行了誤以為嚴禁鴉片可以驅逐我先民的嚴禁政策;8月初,內閣通過了主張屬於「緩治」的「停止軍政」的「台灣統治方針」。但最後仍弄到民政局長水野遵下台,法務部長下台;甚至學務部長也下台。

我們簡直可說,他不僅面對著殖民台灣之初,軍部惡質決策的全部惡果;軍部不認錯,他還必須面對天皇曾經親口所交代的「一視同仁」;當時被當作當局的「台灣統治方針未確立」[6],來批判──他應該如何自處?

  • 兒玉與後藤的優勢

兒玉在接收台灣時,曾出任「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對於東京當局對於台灣政策的實際發展應有相當完整的認知──例如,造成當時善後問題的殺戮攘逐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同時,他沒有像乃木一樣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壓力問題;也由於該問題的責任與自己比較無關──甚至據稱,當時的確立「武官總督制」是川上獨排眾議的,他可以比較沒有牽扯到自己的壓力。

另方面,後藤新平在乃木出任總督前,已經以內務省的衛生局長出任台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而負責擬出了受到伊藤博文肯定的「台灣鴉片令」;該令能獲得東京的認可,後藤可說在未來台出任民政局長之前,已經充分參與了台灣的統治政策的擬定。據稱,伊藤博文原本有意請後藤輔佐乃木總督,如果乃木願意繼續擔任總督的話。

他來台,與兒玉一樣,沒有強烈「一視同仁」的負擔──尤其,他那著名的所謂「生物政治學」,來自先進的英國理論,只把人看成「生物」,並不是有靈性的、有尊嚴的人類,使得後藤與兒玉比較乃木總督與水野局長應該是更自由的。

  • 乃木與兒玉、後藤的差別

乃木何以無法承受當時的壓力,因為他自身的責任更牽扯其中;而他又是個比較有道德原則的人,當年,日人曾如此描述──

「乃木年輕時耽於花柳界,甚至連青樓之雄伊藤博文也擔心他。然而,自德國歸來之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觀,過著謹慎耿直、符合軍人美學的生活;明治二十九年……就任時,由於官吏的宿舍簡陋,乃木認為不能只有自己一人奢華,因此拒絕搬進雄偉的總督官邸。台灣的有權勢者……送蘭花給他,但乃木大怒拒收。台灣富豪集資要修道路,也被乃木拒絕。為了瞭解民情,乃木設置投書箱,而且自己保管鑰匙。他極端厭惡御用商人……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乃木是個優秀的將軍,很尊敬他;然而,乃木周圍的人則受不了。乃木大聲疾呼懲治貪官汙吏……」[7]〈案,投書箱是在台停留十天的桂總督設立而乃木停辦的〉

「他要求樸素、儉約,屬下也都仿效他帶著隨身飯盒工作。但嚴格會衍生為善。當總督視察時,地方官當天就帶梅干便當來上班。乃木嚴厲舉發瀆職,要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徹底執行,甚至追究到總督府的核心官僚民政局長水野遵,東京政府為此頗感驚慌……由於中央政府干涉,乃木只好半途而廢。」[8]

日人的許多論述,可說共同指其「不適合政治圈」或是「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然而,那是真的嗎?明明我們在前面已見過奉命執行殺戮攘逐我先民政策的他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那顯然就是很政治性說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言詞,怎能說不適合「政治圈」呢?

相對的,儘管兒玉與後藤被如是美稱──「兒玉總督被稱為陸軍的至寶,擔任過陸軍、內務、文部大臣,並在日俄戰爭時擔任滿洲派遣軍總參謀長……中央常常需要他,所以經常不在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盡情一展長才,這兩人是台灣統治史上……最佳拍檔之一。後藤對邁向中央政界懷著野心,因此在政界的活動也很多。」[9]──然而,前述那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是為何高興?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兒玉與後藤的,或關於後藤的妻子後藤和子的──

「兒玉時代雖放領了大量的土地給個人,但據說那是為了圖利以民營移民村為藉口、卻志在獲得土地的人。佐久間總督赴任後,對於總督府在前十年沒有擬定日本人移民台灣的政策,感到十分驚訝。」[10]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一萬三千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七萬三千元買進,六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11]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明治三十八年〈1905〉……第一任支部長由後藤和子就任,…從明治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這三年間,台灣愛婦的轉帳金額達三萬五千六百零一元四十六厘,但是『原資料沒有這一欄,所以無法計算』,留下令人疑惑的空白,這麼多錢到底流向何方?是不是貪汙?為何沒有追究責任?難道是高官涉入,所以無法追究……」[12]

據稱,兒玉總督在孩提時代被譽為神童,是個粗野放蕩不羈的男子。個子小但嗓門很大;後藤則是個神經質、易怒的人。看來它們可能比較沒有所謂「軍人美學」的背景,是否因此就比較適合所謂的「政治圈」呢。

我們所看到前述的民間紀錄,確實可能顯示了乃木與兒玉他們雖然確實有著若干差異──但是看「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府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13]──那些對於自身也曾「耽於花柳界」的乃木言,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

乃木來台前,在東京記者面前曾經明白地表示來台灣後,要整飭吏治,但是沒有成功;兒玉與後藤兩人來台後,曾經一次讓一千多官員離台;但如前述「來台的後藤長官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的情況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這樣的整頓可能比其前任的乃木總督更改變了多少我們島民當年的處境嗎?

如果真的關切這個問題,由前述後藤高升後就在我們島上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的論述中,應該就可以看到當時的真相──歲入由「入不敷出」到「收支平衡」的增加,主要只能來自當局對於我先民更加緊了宰制與壓榨吧。

  • 試論乃木總督打算賤售台灣的原因

如果我們前面所舉出的史實都是真實的;乃木總督與他的後任之間,細看起來,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有之,乃木晉見天皇時,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軍人言,是有巨大的使命感的壓力的──他可能實現嗎。

其次,是否再加上,確實對於自身言,對於當時惡質的局勢,他認知到自身確實有難以卸責的關係;更加上,他應該深知自身過去的表現並不能服眾,這使得他更敏感於外界的眼光與言詞;這些形成了內外交逼的情勢──甚至他在就任時,竟然把老母親也帶到當時以瘴癘之的聞名於日本的台灣來,他宣稱,來台的日人不應該有海賺一筆之後就回日本的心理,應該要有老死台灣的決心;不幸,他的母親來台後,不到四十天,就病死了,他為此竟被指為「不孝」。

最後,應該是更重要的,他在就任的一年多之後,確實感受到當時的情勢惡劣,那不是短期能夠處理的。而同時,就任之初,他雖已經宣布了不使用「急治」的方案,但是惡劣的情勢不斷爆發各種問題,他不能視若無睹,但是實難處理。而另一個壓力來自松方內閣,對於松方而言,台灣的國際問題是伊藤留下來的爛攤子;對於松方首相,他只急於處理他最在意,讓他焦頭爛額的徵稅問題──所以,乃木若要把這個前內閣留下來的問題處置掉,他自然不會很在意。

以上,應該就是乃木總督考慮賤賣台灣的背景;如果能夠這樣地把這個引起國際上批判當局的燙手問題解消掉,同時也處理掉了天皇所交代的應該「一視同仁」的使命,豈非真是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好辦法[14]

不過,對於後來接任松方的伊藤內閣言,本應該比松方在意;因為,對於台灣問題應該更有責任的他們,即,有責任的文官伊藤與當時不怎麼顧忌「一視同仁」的武官兒玉,以及已經抱定了「生物政治學」那只把「人」看作一種「生物」的統治觀點的後藤言,自然難以接受乃木那相對「有辱國體」的認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認知;正是也因此,日本曾有論述認為──「就如同織田信長釣的鯛魚,變成豐臣秀吉的料理材料,豐臣秀吉的料理又變成德川家康的盛宴一般,兒玉時代的繁榮其實是託乃木的福,有乃木在,台中、台南等地的縣政才不至於腐敗,他在淨化政治上頗有功績。」[15];但是本研究以為,兒玉時代的繁榮,是由於他們無需考慮「一視同仁」的,即有後藤那「不把人當人」的「生物政治學」,並不是他們真比乃木更高明多少啊。

最後,知否?在1907年,乃木竟然能在明治天皇的「欽點」下,擔任「學習院」的院長,那所學校是皇室王公貴冑子弟就讀的學校,那代表的是怎樣「崇隆」的意義?由日本的歷史文化看,乃木總督真的那樣失敗嗎?

  • 餘想─後藤與兒玉,真是「能吏」嗎?

此外,論者有如是稱許後藤者──

「後藤能夠順利廢止三段警備制,是有兒玉當強力的後盾,才能壓住在台灣的日本軍人的反對。這也是後藤在後來接近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頭的最大原因。1920年代軍部抬頭,尤其陸軍官僚氣焰不可一世,而以長州閥為主,擔當日清、日俄戰爭,改變日本命運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已經形成大派系,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對於軍人以外的對手,後藤一再和他們抗爭,使一般官僚相當厭惡他的死纏態度。後藤只關心借助政治力來完成事業,卻無法達成政治家掌握權力的境地。」[16]

並且,視為可以誇耀的提出──後藤需要兒玉護航──

「在上任之初,為了壓制軍方人員的氣焰,即召來陸軍參謀長、各地旅團長等,到台北餐敘,言明今後以推行『民政』為要,不再是過去的『軍政』……讓這些將領們給他『背書』。」[17]

然而,這些真是值得誇耀的嗎?本研究卻認為那是後藤對於軍方的怯懦;被視為日本能吏的後藤──甚至美國學界論及他時,也頗肯定其能力,但是他對於軍部竟然也不能據理力爭?甚至還跟隨著兒玉那受到伊藤博文反對的滿州經營論,而往我東北主持南滿鐵路──[18]若我們由大日本帝國最後之毀於軍人之不受管制上看,作為「能吏」的他們,若不能根本地,以他們的能幹向軍方抗爭,改變可能陷國家社禝於危亡的不合理的體制,所謂的「能吏」,是否就只是「欺負百姓,博取功名」的「能吏」而已了,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最後,根據一個誠實研究的學術態度,有一次重大事件的處理,我們認為他可能可以確實合乎「能吏」的標準,那是我們前面提起過它們處理我先民當年透過民俗信仰,成功地推動了整個社會戒毒的運動;而它們居然能夠很小心謹慎地將之打壓和撲滅到相當的程度,哪真可說是一「能吏」的表現──雖然我們立於不同的立場,我要咒罵他,但是我願意承認他確實是一「能吏」!──然而,我們看無論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霸權論述中,從來沒有人詳細論述該事件,如果那次我先民發動而被他巧妙打壓的偉大事件,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質疑說他沒有資格成為「能吏」,是否其實倒是頗為恰當正確的評斷?


[1] 此人名不見於「百度百科」,透過谷哥,可見於「日文維基百科」。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中,見不到該詞條;該「日文維基百科」中,叫不出中譯文。

[2] 「乙未征台日誌」,早川直義著,曾玉昆譯,刊於「史聯雜誌」第25期,頁87。

[3]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47。

[4] 同前註。

[5] 以政黨言,自由黨與進步黨各自立場不全相同,因而,攻擊政府的觀點可能不同,例如,有時以內閣為對象,有時著重在總督府政策,但是他們的批判,都是不可輕忽的。

[6]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51。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9] 同前書,頁75。

[10] 同前書,頁214。

[11] 同前書,頁140。

[12] 同前書,頁163~164。

[13] 同前書,頁80。

[14] 一般學界論述,對此問題都僅注意當時的經濟負擔,其實,東京採取了攘逐殺戮政策,本應該為其成敗負責,付出更多的成本,經濟負擔增加是合理的;只是由於他們不肯正視前述政策之錯誤,因而只能含糊地責怪當時台灣的經費負擔過重。例如,著名的我留日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也只能如日人之方式考察當年此欲賤售台灣的史實。〈可見於該書中譯本,李明峻譯,人間出版,頁34。〉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

[16]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後藤新平傳」,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7]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95。

[18] 案,這是指兒玉在日俄戰後成為滿州軍的指導者,他拒絕撤軍,提倡滿州經營論;伊藤博文表示國際上門戶開放政策,清廷仍擁有東北主權,不可逾越;後藤之高昇就是赴我東北,繼續兒玉的主張;往後才會有九一八事變之發展。正是在滿州經營論下,日本資本主義快速膨脹。〈關於滿州經營論,可參見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金禾,頁80~86〉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九 ──作為時代重要註腳的「北埔事件〈1907〉」真相

關於所謂的「奠基」,其意義究竟為何?是穩固與安定的意思嗎?是統治者可以「安心睡覺」的意思嗎?還是不管心理上如何忐忑,但是社會上已開始可以進行種種投資事業,無須擔心血本無歸的意思?然而,就投資言,投資必有風險,完全避免風險,等於就是享有特權,也就是前述「割據」者所堅持要據有的特權。在歧視苛待我先民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完全避開所有的風險;也就是保證我先民不會反抗,每天宰制者都可「高枕無憂」,就是殖民者所謂「奠基」的標準?

在日殖初期,有幾個重要的時點,一是1901年,後藤長官將地方行政由三縣三廳制,改為二十廳制,以此成功地在1902年破壞我島傳統醫療體系,打壓了我先民偉大的戒毒運動;也在這年,在島上透過土匪歸順的儀式,對土匪誘降而屠殺之;屠殺後,據稱社會治安較過去安靖許多。似乎才有在地方開始各種建設計劃的可能性。另一則是1906年,該年日本殖民政府的歲入與歲出可以平衡,無須依賴東京當局的補助了;對於東京當局言,這當然是重要的,但這只是東京當局在這問題上可以安心,稱其為「奠基」,然若以我島先民的觀點看,真的會仍然合適嗎。

一般日本學者與抄襲日本論述的我台學界,很看重前引的1906年讓東京當局感到寬慰的歲入可以與歲出平衡,無須東京補助,強調該年為「奠基」之年,然而,當局透過高度的威壓宰制完成了平衡,這樣的「奠基」,尤其,達成此平衡的後藤長官曾明白嘲笑我台人易受「愛錢、好面子、怕死」的宰制,那樣的所謂「奠基」,真是我們應該跟隨肯定的嗎──那樣的「基礎」是堅實的嗎?

作為一個台灣史研究者,個人認為應該以1907年發生在新竹地區的「北埔革命事件」作為這種「奠基」的重要註腳[1]

這是當年一個被日人長期扭曲與隱匿的事件[2];要到1945年,戰爭末期才不得不公開其規模的事件──實況並不清楚。

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僅談其概要──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攜手發動;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毀容殘殺。使原計畫陷於難以對證;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該事件是日殖五十年間,日人死亡數第二多的事件。達到56人;僅次於1930年的霧社事件[3]。起義時間,在1907年11月14日,該年是日人所宣稱,1902年之社會治安穩定後第五年,亦即台灣總督府歲入與歲出平衡後,尚未及一年。顯示所謂社會安定之不穩固,與財政收支之平衡,乃在我先民難以忍受的、惡質的情況下。

對於該事件,在官方資料中,我們至少發現了以下重要的、缺乏堅實品質,難以取信於人,也無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建立真實的「基礎」認知的幾部分:

  • 革命領導者蔡清琳與要角巫新炳
  • 關於領導者蔡清琳

由日人在1907年的官方媒體報導,到後來日本學者的論述,可說不脫這樣的模式──「清琳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九歲時,犯詐欺罪被判刑六個月……,出獄不久,再犯竊盜罪,判刑十個月,監視六個月,仍不悛改,三十六年受行政上的戒告。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教唆雙方興訟,從中調解而獲取不當暴利……」[4]與「雖詐欺瞞騙為事。輒致失敗。身陷囹圄。而受幽囚之苦汁。前後二回。……彼失世人之信用。又為官廳所注目。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5];綜合以上,稱其為「落魄無賴」[6]或「市井惡漢」[7]

而後出的日本學者的研究則竟有如此描述者──

「自幼放蕩不羈,不務正業……平日以詐欺、偽造文書,當訟棍謀生。曾當過日方巡查補,和不少日本婦女私通款曲,也喜歡出入青樓。後為日警查知,就將他革職,並判了兩次刑,出獄後本性不改……關於他的劣跡,台灣史家也有所肯定……」[8]

然而,真的他只是一「落魄無賴」嗎?「落魄」以前,他曾經如何得意、輝煌?因何而轉變?這個「無賴」,過去的真實行跡如何?他如何能夠獲取其徒眾的追隨?那樣的描述對於想要真正理解該事件者言,怎能成為有助於當局吸取教訓的、足以鞏固其統治的,真實的「基礎」認知?

  • 關於匪魁巫新炳

在1907年,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木村地天的報導曾如此描述巫氏,稱「在拘留所內,有一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看來是獨當一面的領導人物,門上掛著一塊木牌,『匪魁巫新炳,須特別注意!』……」[9];而其就義時的表現,他除了坦承自身是「帶領黨徒到新竹水仙崙的首領」外,面對任何刑求,都不回答;卻凜然地表示「不必要跟你們講,要講就到閻王面前講」,可見其臨死不屈的精神;不是普通人物。

此外,除了他當時曾親自援救他所信任的日籍基督徒宮川出險──他在當地乃是很接受日本教化的人物。他不只送來兩個兒子來上學,還擔任學務委員,且是協力創辦大平學堂的著名人物〈內豐浩劫,頁150~153〉;同時,由他曾經因渡邊支廳長的推薦而擔任殖產局在當地苗圃的工頭;據稱很稱職;上級當局應該保有他良好品行的紀錄。

然而,官方對於本事件的紀錄中,並沒有提到這類重要史料。我們在官方的「北埔暴動事件處分始末報告」中,絕對見不到我們所關切的起義原因,只看到對於巫氏離奇不實的報告──「〈12月13日〉又巫新炳、劉徐氏甘妹於同日,由檢察官代理為不起訴之處分……」[10],然而,事實上,我學者楊鏡汀曾指出,「巫新炳氏北埔事件的『匪魁』……他在陰曆13日晚〈即11月18日〉12時,壯烈就義……已經死亡20多天,何來『不起訴處分』?顯然是矇騙上級。」[11]

  • 關於該革命的時代背景

就個人言,每一個人會有其各自的人生境遇,各自會走上不同的道路;然而,當不同背景的人們在那個時代中,無獨有偶地一起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時,通常那是時代出現了個人難以抵抗的大力,使得他們走在了一起;然而,那如果是革命的道路,則是他們共同為了抵抗那大力,而走到共同的道路上。

  • 前已提及的日據初期的種種悲慘經驗

例如,前述乙未之際,在殖民者先進武力下,被攘逐殺戮,被燒殺擄掠,被威壓宰制的印象;對於身受其害者,混著血淚的嚎啕哀號,還在記憶中,難以忘懷;或者還常在睡夢中驚醒。還有,前述我先民曾經怎樣透過降筆會掀起全島的戒毒運動,曾經如何地成功,然而,卻被當局以警察的威壓與破壞我島傳統醫療系統而失敗;當年在各地親見其事者並非少數,社會曾經熱烈迎接新希望,那原是日人教科書中也肯定的作為,他們應該不會忘記是因當局種種打壓而失敗的。

  • 日俄戰爭前後所見

日俄戰爭中,它們親見到日人倉皇逃返日本的情況,如前述,全島約有五千人逃離;合格教師減少,台北市出現空屋達千戶,顯然日本人減少;農民惜售農產品,物價上漲;同時,當局宣布吸食鴉片的癮者可免服工役,引致我島上的癮者增加兩萬餘人;日人作威作福的情況減少,但是民心動搖。

當時的社會情況,日本學者曾如此記錄我島嶼在1905年,那財政的「黃金時代」,當時的實況──

「日俄戰爭後的不景氣……壓得一般民眾的生活幾近崩潰,財閥寡頭支配更為嚴重,隨著工業發達,勞工人數不斷增加……在台灣受窮困之苦的日本人較少。在殖民地的結構中,貧困階級大都是台灣人。」[12]

「天皇誕辰那天……在恭祝天皇萬壽無疆後……一直到九點半才散會。……特權階級在總督官邸濫用稅金的奢侈程度,一年更勝一年……」[13]

「殖民地中等以上的家庭非常愛慕虛榮、重視外表。台灣的冬天溫暖,幾乎不需要準備冬衣,煮飯的水也不冰冷,……一般家庭不請女傭也沒有關係,但相反地,幾乎每家都雇用女傭,在家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14]

「丈夫是個對長官卑躬屈膝的小職員,上班時會遭到喜歡為難下屬的長官〈後藤新平〉嚴厲責罵;太太則在官舍吹著涼風,喝著冰水,在籐製的床上看著玄齊和浪六的小說、睡午覺,晚上則為劣等戲劇神魂顛倒。」[15]

「日本全國的藝妓、娼妓據估計約十萬人,而全國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約有七百萬人,每七十人就有一人賣淫。……住在台北的日本婦人有7,191人,……每16.72人中就有一人是妓女。但是這裏所謂的婦女,是從嬰兒算到老太婆,如果假設十五歲到三十五歲間的婦女數占一半,即3,595人,那麼每8.3人就有一人是藝妓或娼妓……台北市內的日本男性……明治三十七年花在藝妓、娼妓身上的錢,……達41萬元,婦女以慈善音樂會募得的款項不足一萬元,而這一萬元的使用卻遭到報紙批判。」[16]

「全台旅館有134家,餐館267家,飯館201家,妓院107家。餐館如果有女主人和手腕高明的老闆,營業情況會很好,而且店裡會極盡奢侈之能事。但是最大的餐館,借款也最多,依靠借款維持營運。」[17]

「即使日本治台已十年,仍未斷絕男性案中串通販賣女性人口;在日本帝國底層,就如同強者瞄準犧牲品一般,不斷壓榨軟弱女性。」[18]

當然,這樣的情況與日本傳統的情色文化是深刻相關的;當時我們的先民伊面在史無前例的重稅壓迫與沉重的工役宰制之下,一面眼看著殖民者的荒淫無道。

  • 關於人性的真實

據稱,蔡清琳的父親是擁有幾處腦寮的腦長;他不僅讀過國語傳習所,是大隘三鄉第1位進入日本講習所訓練者;且四個月畢業後,就學得一口日語。確實蔡清琳照顧了一個日本女子,可能是一位「酒國之花」[19];因而,他受到日本警察的妒恨;使得他受到日警的苛待。但是因此就說他「他惡性難改,貪圖淫逸,不務正業,鼓其如簧之舌,製造糾紛」以及「生計日艱。間以所眷戀之愛妾。棄之如敝屣。因焦思苦慮。欲脫出苦海。而萬策俱盡。窮鼠嚙貓。遂生此極惡之計。」[20],是否故意隱匿了前述殖民社會的種種巨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指出,前述官方強調的蔡式的身分中,應該就像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指出的,「說謊者所說的都是真實的,只是沒有把全部的事實,都說出來吧」──這位「落魄無賴」,他擔任過「巡查補」,就是日警的通譯;他極可能親見或是耳聞過我先民當年降筆會的社會運動如何戒毒成功,如何被打壓,其對於官民間的社會正義問題,應有頗深的體會;同時,由於這種通譯的能力,使得他不僅能夠幫助日人招募腦丁與隘勇,並且也能夠成為律師的通譯;也因此,他能夠獲得腦丁與隘勇的信任。

應該更重要的,是他所受聘僱的律師是伊藤政重[21],我們在我台耆宿蔡培火的紀錄中,可知伊藤是早年鼓勵林獻堂輩向總督府爭取權利的律師[22];在葉榮鐘的名著「台灣民族運動史」中,葉除了提及林與伊藤的關係外,還特別提及伊藤「在台灣是相當有名氣的律師,和政黨頗有淵源,似乎當選過議員」[23]──蔡曾任伊藤律師的通譯,應該也常表現出相當的正義感的吧。這樣的情況下,日女欣賞蔡是否很合乎人性?而據稱在蔡交給那位日籍女子的遺書中,有提出請她照顧家中妻小的請求[24];這樣的一對異國男女之間,他們之間的關係,真的只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嗎?

此外,關於似乎太貿然起事上──關於該事件,當局曾這樣地宣布──

「新竹廳月眉庄的落魄無賴蔡清琳,為提高其反抗的聲勢,虛報清兵來襲;簇使隘勇數十人在1907年11月14日暴動;15日,襲擊北埔支廳;渡邊支廳長與郵局局長與警部補,以及官吏家屬、平民等55人被屠殺。欲南進劫掠新竹,但被台北守備隊與新竹警察隊協力平定。我官憲處分匪徒80人,逮捕者9人;同年12月14日,由北埔臨時法院全部以死刑處決。」[25]

對於當時的清廷腐敗,而這次革命事件竟然寄望於清軍登陸,想像將以裡應外合之勢,進行革命──聽來昧於大勢,確實十分荒唐;讓人感覺犧牲得很不值得,甚至可能被鄉里所埋怨。

然而,蔡在事件結束前已經死於山區,當局所披露的種種,不僅並非蔡的供辭,並且也缺乏足夠的佐證;然而,當時我先民確實處在憤懣苛虐的無望中,除了前述的日俄戰爭前後,日人自稱其社會有「極盡奢侈之能事」的氛圍,而相對的,我先民還親身遇到這樣的情況──

「敵蕃的槍聲一響,台人隘勇聽到命令會立刻持槍勇猛前進……日人隘勇則十分害怕,非常膽小,……大部分日本隘勇一聽到槍聲就兩腿發軟,接著棄槍逃走。…會成為隘勇的日本人,多半在社會上無法謀生,因此其勇氣和氣魄比不上台灣人。」[26]

「我當隘勇的時候,日本警察下令,把台灣婦女化妝作山地姑娘的裝扮,由我們山地隘勇護送到山上,交給日本警察…。當時隘勇線警備的日本巡查多為單身漢……這是公開的秘密,誰也不敢不服從……。」[27]

「大坪監督所主任德永警部補對巫新炳有兩件深仇大恨,其一是巫新炳的○○被○○,另一件是○○飲料水,給他○○。三、隘勇賣命工作,月薪僅有八元,對待遇有不平不滿。」[28]

另外,據稱,在上述日人承認的史實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傳說,當年起義領導者與山民間缺乏近代化有效聯絡的工具,因而以某山頭上起火為號令;正巧那天有牧童在那山頭玩火誤傳消息;因而,難怪雖本來計畫頗有規模,竟然山民之外,各地無人響應。

我們是否對於他們的如此處境會有稍微多一些諒解──那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已到了簡直「忍無可忍」的情境啊。

  • 該事件「欺騙」的基礎在「恐嚇」與「低智」

上面,我們引述的資料,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號稱為往後殖民統治「奠立」了「基礎」的年代,在論述那個時代人物蔡清琳時,有意的偏差,所奠立的是怎樣不扎實的「基礎」──它們隱匿了多少重要的背景,使得應該被重視的焦點被模糊或隱藏?那豈非一種故意的欺騙?

關心我們台灣史的讀者,會滿足於我們對於這類欺騙的揭發麼?

人說,「謊言者小心了,因為謊言者將因需要更多的謊言,而被壓垮」

本次革命事件,發生在1907年,在日人統治的近四十年間,都被掩埋在歷史的灰燼中,好像是動輒引來行人嘲笑的小丑般;怎麼會如此啊?

因為,當局把合理的扭曲為荒唐的,把無知的放大為理想的;因為,所有消息被封鎖,被恐嚇,被長期的瞞騙──在低智的教育基礎上──低智的「基礎」確實絕對十分「堅實」。

以下,我們分為封鎖與恐嚇,以及長期瞞騙的兩部分,。

  • 封鎖與恐嚇

殖民當局在日據末期,曾在我們島上出版了一本專書「台灣小史」,即前及的不得不公開該事件反抗規模,以提高警覺的;那是戰時體制下,所有出版物的內容必須嚴審的時代,但該書在論述當年的「北埔事件」時,卻透露出我們在過去的出版物中,沒有聽說過的史實;它如此描述著──

「流浪的無賴之徒蔡清琳……號召同志四百餘名……於明治39年3月,在台北廳新店庄,召集各地首領,舉行秘密會議,翌年11月,散佈清兵來援之虛報,嗾使隘勇等從北埔開始暴動,策應新竹、大湖、竹東、大溪、中壢各地之黨徒響應;其勢猖獗一時,未幾,首魁等悉被就逮。」[29]

這一資料,表明1906年3月我有意起事的先民曾在台北新店庄秘密會議,這是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史料,並且通常這類會議,安全性極重要,應該必然選取眾人認為可以保證安全的地點,會議沒有選在桃竹苗地區,竟在台北新店庄召開,是否可見原本起義的規模,應該遠大於當時的北埔事件。蔡清琳當年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在過去的紀錄中,都被當局隱匿掉了。

這一資訊,對於當年的史實言,多麼重要?它使得傳說中蔡氏的反抗並非只是新竹山區一小撮人的感受,而是北台灣社會蠢蠢欲動的徵兆,相對言之,殖民當局的統治「基礎」,其實真的並不穩固。難怪就在此前後,當局在理番政策上,採取了北征南撫的政策,同時,當然也恐嚇、威懾了當時的漢族社會。

  • 關於長期的矇騙──低智教育

此外,我們由該一新說法中,起義前一年,各方領袖曾經正式會議上,可見蔡的起義並非臨時起意,早先總督府官報以蔡的決意來自於日警拆散他與該日本女子的同居,是「貪圖淫逸,不務正業」之說,實大誤;而該錯誤說法竟造成戰後我「新竹縣誌」有關北埔事件的敘述達2500個字,其中專述想像的蔡清琳個人私生活的字數達650個字。佔了四分之一的篇輻。縣誌是屬於官方文件,真是可嘆。

而更重要的,是該「新竹縣誌」,在其關於本事件描述的最後,竟有如此的一段論述──「按,台灣人民本乎民族意識,對於優越、驕橫之日人,常以反抗心情默默無語,作金剛目視而銘記焉。居弱勢地位,能取不卑不屈態度對付強者,誠足貴也,至若蔡清琳,為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煽惑消息欠通之隘勇、山胞,仇殺日人孻婦老幼五十七人,洩一時之忿,而累及鄉黨,幾瀕於危殆,此豈能與發乎民族精神之起義同日而語哉?」[30]──似乎完全不知道我們前述的,關於我們先民被侵凌蹂躪與他們對於日人隘勇之所見?!

我們自身的官方文獻竟說我們的革命人物蔡清琳是為了「爭一日人姘婦起機,一怒之下……」,我們的革命人物啊,真是蒙受了自身族人怎樣的誤解?!

而更重要的,應該是當局低智教育的效果,當年我們島嶼祖國派的領導人林獻堂先生曾經指其為「愚民教育」[31]──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及過的,教育上不重啟發「良知」、「良心」,只重視「體罰與恐嚇」,並且禁止發問與討論。

印證於當年身為劫後餘生的隘勇之子孫曾回憶其祖父在北埔公學校畢業前夕,最後受到的教育方式──對於平素以記誦為唯一學習方式的,已無發問習慣的學生們──

「安部校長……用自豪的語調,訴說日本『忠臣藏』〈赤穗47義士〉故事……突然話題一轉,談起『北埔事件』。安部說,『這場殺戮國人的『事變』,同是臣民忠君的行動,差別在大日本君臣關係以忠誠節義而明志;清國則是以名利封賞所維繫。因此才使狡獪兒蔡清琳有機可乘,以官祿重賞蠱惑愚民莽夫以身效尤,高舉忠君旗幟,逞貪婪之念又濫殺無辜、株連婦孺,實乃鄙劣民族之行徑』……緊接,安部說:『長官痛斥,……意予除惡務盡剿滅16歲以上男性。我等,……求其寬恕網開一面……』……當年……公學校的教職們,更是此項說法的推手……戰後,祖父一次與公學校前後屆卒業同學聚會,……卻意外發現北埔公學校的同學人人上過此課。……」[32]

平素僅以記誦為學習能事的學生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他們簡直永遠不可能知道,就在日據下台灣警察制度中,1899年,當局所提出的敕令「警察獎賞規則案」的獎賞規定最高可達五百日圓的厚賞,實際「獎賞審查與施行內則」則規定為五十元以上,沒有上限[33],而當年隘勇的月薪只有八元;那是安部校長與老師們多麼無恥的欺騙──是否難怪前述「新竹縣誌」的作者會被誤導了;更不要說日本警察在每年的年節可以對民間商家收取鉅額的規費──未來我們將會另外談到。

這就是殖民統治的真實基礎,然而,受蹂躪與受侮辱的被害者的子孫們是永遠無知,只會記誦校長和教師所布置的動人故事的嗎?這就是我們關於殖民當局奠基的故事的一個重要的,殖民者努力要抹殺的註腳。


[1]任何「基礎」之可貴,在於其扎實;然後,才可能在其上構築種種理想;高壓宰制的統治當局要榨取資源作為歲入,本來不難;難在於其行事是否扎實,若不扎實必然難以建立穩固的基礎──因此就舉1906年之直後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為例而論述之。

[2]也因此,我們在本文中不細談其過程;只談其中可以確定糾正的事蹟;在此可概要地說──本事件以仁義、安民、復中興為號召;其成員主要為漢族隘勇與原住民;殺死日警與日人56名。起義者出發自近山的內大坪,一路殺向北埔支廳;沿途12公里,頗有鄉民參加,順利成功。欲進攻新竹城始發現,時間聯絡有誤,無人響應會師。事敗。主謀者蔡清琳入山區,被原住民所殺。事件後,被酷刑拷打致死的共有80多人,尚不包括自殺,被山胞殘殺者在內,總數超過一百多人,最後受拷刑而未死的只有九人。象徵性地審判了該九人,以死刑定罪,執行。宣揚沒有誅九族。

[3] 霧社事件,日人死亡162人,戰傷244人。

[4]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版。

[5]「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6]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時報文化,頁242。

[8] 「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堯譯,1994年三版,頁121~122。

[9]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10] 「內豐浩劫」,頁170。

[11] 「內豐浩劫」,頁171。

[12]引自「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321。

[13]同前書,頁244。

[14]同前書,頁186~187。

[18] 同前書,頁182。

[15]同前書,頁191。

[16]同前書,頁180。

[17]

[28] 原文見於「北埔事件秘錄」,轉引自「內豐浩劫」之「北埔事件秘錄探討」,該書,頁193。原書為巫新炳所救的日本基督徒宮川老人在1916年所記錄;其中空白處,據當地人說是前妻被姦殺。我台文化人林柏燕,認為沒有證據,不可妄議。〈關於隘勇月薪八元,是日籍隘勇所得,據日籍隘勇稱,自用尚可,難以養家。台籍隘勇更低。〉

[19] 日人的史書中曾故意如此描述該女──「就流傳至今的照面來看,她是瓜子臉,五官端正,感覺十分高尚,但據說頭腦不是很好。」〈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39〉──如此描述,應該是日人「應用史學」發揮作用了。

[20] 「北埔暴動之原因」,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21] 「內豐浩劫」,頁46。「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40。據稱他曾經代表我農民向林本源製糖會社抗爭;受委託的伊藤政重原是臺北地方法院判官,1899年改任律師,後任臺北律師會副會長。如前述, 1909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在總督府協助下,欲以極少的價格強制買收農地,伊藤政重對此種侵害地主權益的事公開大加抨擊,策動反對買收土地之運動,並赴京請願。最後被總督府取消其律師資格,以妨害公安名義迫其離臺。「日治時期臺灣新式製糖會社的土地政策」,師大學報,第 10 期,頁106~107。

[22]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87 ,頁67。

[23] 同前書,頁68。

[24] 「內豐浩劫」,頁47。

[25] 日文原著,『台灣治績誌』,頁424。在省文獻會出版的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此段受到改寫,並添加不少資料;此不引。

[26]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285。

[27] 「內豐浩劫」,頁193。

[29] 「台灣小史」,1945年。

[30] 在「新竹縣誌」的「人民志」第四章「北埔事件」欄之最後。

[31] 「台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著,頁4。林氏對梁啟超語,「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32]百周年紀念專刊,頁215~216,遺族後記──北埔事件之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劉兆桄著。

[33] 「日據初期警察與監獄制度檔案」,〈附錄台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編譯人黃耀東、吳定葉,省文獻會,頁223、234。

中間選民, 看當前的『亡國感』與「芒果乾」。。。 | 郭譽孚

看當前我們沉重、嚴肅、真實的『亡國感』──不是那故意幼稚可笑、訕笑、玩弄、只知表態的「芒果乾」──

剛剛看到一個視頻,是一位在高雄行醫已四十年的黃義霖醫師,以他在地人關切高雄發展的身分,親自對高雄市長韓國瑜先生上任以來的表現,提出見證。。。

作為一位中間選民,一個公民教師,個人看了以後很感動;
我願意把自身的感受,分享給我們的朋友們。。。

建議我的朋友們如果有共鳴的話,可以把我透過這個視頻所感受到的嚴肅的、沉重的『亡國感』,轉給其他的朋友們。。。聽說把「走私」說成是『超買』的綠營,把它說成是訕笑、玩弄、只需表態的「芒果乾」。。。

我看到我們可以信賴的黃醫師,所描述的,那樣奮戰的韓國瑜團隊,苦幹實幹,竟然被黑成那個樣子,。。。真是難得的一位市長啊。。。
我想起歷朝歷代的末期,不就是那樣的嗎?忠臣總是被醜化,最後社會上忠奸不分;那些末代的帝王,無論他們的先人曾經多麼英明神武,智略超群,但是那位末代帝王,一定是剛愎自用,指鹿為馬。。。以至於綱紀紊亂。。。
我想到當前我們的執政者,看看他們的私菸案、他們的明文三百萬案,他們的南方澳大橋案、普悠瑪號案、他們的博士論文對於整個教育明白的輕蔑與否定。。。這樣的執政者,真的讓我產生了對於社會前途的深刻擔憂。。。

我們的社會,怎能容許執政黨對於苦幹實幹的人進行那樣的汙衊?而我們社會中竟然有那麼多人無視於執政者的剛愎自用與各種綱紀的紊亂。。。如此,我們的社會怎會有前途?

這就是我真實感到沉痛與嚴肅的「亡國感」啊。。。

相對的,也讓我們來看,據說是蔡總統最近最得意的名詞──「芒果乾」

綠營蔡總統得意於自身透過教科書,塑造天然獨,騷動年輕人的心理;然後推出所謂的「芒果乾」。。。

可以想見,年輕人在當局整套的教科書設計中,由於我們中上學校沒有關於批判思考的哲學教育,大約很少有人能夠逃離教科書中關於「芒果乾」所設計的掌控。

因而,我們乃會看到綠營驕子鄭文燦就公開以表態的方式,那所謂的「敢不敢」主張堅持2300萬人的主權,表示了他的「芒果乾」觀點。
,,,,,,,,,,,,,,,,,,,,,,,,,,,,,,,,,,,,,,,,,,,,,,,,,,,,,
芒果乾問題關鍵? 鄭文燦:在敢不敢主張堅持台灣主權
,,,,,,,,,,,,,,,,,,,,,,,,,,,,,,,,,,,,,,,,,,,,,,,,,,,,,,,,,,,,,,,

所謂「芒果乾」,由於前述綠營對於「天然獨」的操作,年輕人很容易留下了教科書上關於「主權」的印象,例如,「至高無上」,事實上,在國際間,真的是那樣的嗎?那類問題真的只要像年輕人一樣,很有氣魄地說「敢不敢」就能夠真實處理的問題嗎?

年輕人應該要知道,如果學校的中上教育有哲學批判課程,他們一定知道,關於「敢不敢」的論述,一旦提出,必然是一連串的實踐過程,尤其,說敢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多少相關的問題,要知道,在我們這民主時代,那不是桃園市長個人,或是蔡總統個人說了,就可以決定的。。。就像是大家都聽說過的,美國何以很多當年先進的公共設施已經破舊,但是卡在民意而難以改進。。。

因而,當前的『亡國感』是比「芒國乾」更為急迫的。。。

最後,根據前述的認知,個人覺得我們當前執政者所造成的「亡國感」,似乎已經使我們的國家步上了歷朝歷代的末代帝王傾頹而陰風慘雨的行列。。。

相對的,關於綠營所強調的「芒果乾」,說關鍵在於敢不敢主張堅持台灣主權。。。敢不敢,只是一種表態,勇敢表態其實不難,個人相信韓國瑜也可以,只是敢之後,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他過去那樣負責地帶領北農,如今這樣地負責地帶領高雄市團隊與他的高雄市民。。。

我相信,他的負責比現在的執政黨,絕對應該是更可以信任的。。。

以上,是以一中間選民、以一公民教師的洞察力與社會經驗閱歷,提供我個人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