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秀玲，1913年生於江蘇宜興大塍鄉錢墅村（今宜興市新莊街道王婆村村民委員會）一個鄉紳家庭。錢家兄妹五人，她排行第四，自幼聰穎過人。她的堂兄錢卓倫將軍（1890～1967），畢業於江蘇陸軍速成學校第二期、陸軍大學，曾歷任國防部第一廳廳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高參兼國防部駐台灣辦事處主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等職，1967年在臺北過世，從小對這個聰慧過人的小堂妹尤為疼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奉派擔任比利時佔領區軍政府司令官的法肯豪森將軍，在中國擔任顧問期間與錢卓倫結下相當深厚的私人情誼。

1929年，錢秀玲的二哥錢卓儒（1909～1986，曾任社團法人中國礦冶工程學會理事、臺北工專礦冶工程科／現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教授）要去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由於從小就非常崇拜居禮夫人，當時只有17歲的錢秀玲就利用這個時機，請求父母能允許她和哥哥一道前往比利時留學。在母親的支持下，父親同意了她的請求。兄妹二人便一同搭船前往比利時，聰明的錢秀玲只花了一年的時間就通過了當地語言測驗，並以優異成績考入魯汶大學化學系，1935年獲化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獲取比利時博士學位的中國女性。同年，她與同校同學葛立夏（也翻成：白蘭芝，為俄羅斯和希臘的混血兒）醫生結婚。畢業之初，錢秀玲原本計畫在當地找工作，但因為是女性，又是中國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失望之餘，錢秀玲便說服了葛利夏一同回中國貢獻所學。後因有了第一個孩子，只好將行程延後。然而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粉碎了錢秀玲的夢想，同年葛立夏在布魯塞爾東南160多公里、與盧森堡交界的小鎮埃爾伯蒙上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他們全家於10月到那裡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錢秀玲透過堂哥錢卓倫與法肯豪森將軍的私人情誼，拯救了不少比利時人。戰爭結束後，為了表彰錢秀玲的貢獻，比利時政府特地頒給她「國家銀質感謝勳章（Médaille de la reconnaissance nationale）」。曾經受她救助的比利時瓦隆區艾克興市（Ecaussinnes），為感念錢女士曾義助過當地的地下反抗軍成員，特別將市中心的一條街命名為「錢夫人街（Rue Madame Perlinghi）」。戰後錢秀玲一家搬到布魯塞爾近郊居住，後進入聯合國核能科技研究所工作。1965年時，比利時僑胞創立中山學校，即聘請錢秀玲擔任首屆董事長及校長，這所學校是比利時第一所教授正體字的中文學校。

她的事蹟被曾經是大陸專業速滑運動員，後因受傷不得不退役，靠自修成為編劇、作家的張雅文女士在2002年改編成小說－－《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A Chinese Woman at Gestapo Gunpoint）》，而這部小說在同年被改編成16集的電視劇在大陸上映。不過這個劇名讓錢秀玲的家屬非常不開心，錢秀玲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的夫人強調，該電視劇講述的是一個完全離譜、完全由作者自己杜撰的故事。該劇和小說取名為《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而她的婆婆──錢秀玲與蓋世太保沒有任何關係，事實只是：一個中國女子在比利時拯救了一些人質。另外這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所改編的小說戲劇，仍無法擺脫國共間的政治恩怨與意識形態對立，因此有關錢卓倫將軍的部分，全被刻意忽略不提，這自然使得錢秀玲一些家人不太滿意。

2008年8月1日，錢秀玲女士以95歲高齡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去世，比利時政府以國葬儀式，特地下令全國為她降半旗致哀，以感謝這位華裔婦女曾經在二戰時拯救過無數比利時人生命的恩德。

2015（民國104年）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馬英九總統特別在9月4日上午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對她在二次大戰期間無數比利時愛國青年之善行義舉，表達高度肯定之意。根據總統府發布的新聞稿，當時一起受邀訪問總統府的來賓包括錢秀玲的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伉儷、孫子傑瑞姆․彭林冀（Jerome de Perlinghi）教授伉儷，以及錢卓倫將軍姪孫女錢立瑄及錢立珊，而比利時臺北辦事處處長范睿可（Rik van Droogenbroeck）也一起陪同進入總統府。由於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身為國軍家族後代，他在接受媒體提問對近日（指2015年）中國大陸高調舉辦對日抗戰勝利活動的看法時，他說有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大陸舉辦紀念活動的相關畫面，但感覺是「不知該說什麼」，當初蔣中正與共產黨開始是一起抗日，後來因意識雙方而分道揚鑣，只是他可以確定的是──「母親的心是比較偏向臺灣的，就是中華民國」。

除了邀請錢秀玲家族來臺外，馬英九總統也特別邀約了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德國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總代表、也是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約翰拉貝（John Rabe）、金陵女子大學教務主任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以及金陵大學鼓樓醫院外科醫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等人的後人來臺，共同紀念這段歷史。當年翰拉貝、魏特琳等人在南京遭日軍攻陷後，勇敢的挺身而出成立「南京國際安全區」，保護了至少25萬中國人民免受日軍的屠殺與強暴。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錢秀玲】（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7%A7%80%E7%8E%B2）。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亞歷山大‧恩斯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馮‧法肯豪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C2%B7%E5%86%AF%C2%B7%E6%B3%95%E8%82%AF%E8%B1%AA%E6%A3%AE）。

（Ⅲ）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9727／中華民國104年09月04日）。

（Ⅳ）隗延章：《尋找「中國版辛德勒」錢秀玲》（https://yulite.cn/每日热门文章/12120/）。

昨天晚上睡不著，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歷史的幾本書拿出來看一下。

我們今日回顧起來1940年6月法國投降到1941年6月「巴巴羅莎行動」德軍進攻蘇聯間的整整一年時間，實際上是決定了整個二戰最後結局的關鍵一年。希特勒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如此輕鬆就結束了西線的戰爭，幾乎是大獲全勝。所以，對接下來德國該怎麼做，納粹高層可說完全沒有準備，只能幻想英國會求和，而史達林會繼續笑臉相待。

曼斯坦(德國名將)在回憶錄裡面就說過，德國海軍沒有擊敗英國的能力，僅轟炸不可能讓英國屈服。雖然這位卓越的元帥認為，德國當時應該毫不猶豫就冒險渡過海峽攻擊英國，但筆者認為成功的機會幾乎是零。因為英國海軍還很完整，德國也沒有真正的空優，這種情況下就算突襲成功建立了一個橋頭堡，很快就會被撲滅。

唯一能夠讓德國繼續保持優勢的方法只有通過一個適切的地中海政策，這一點曼帥有提到，據說倫德斯特也是這樣主張。可惜希特勒的知識面太窄，沒有世界性的戰略眼光，忽略了打通北非直達中東，切斷大英帝國與其殖民地連接的可能性，並且可以前進到高加索對蘇聯完成戰略上的大包圍。

以當時德軍那種銳不可擋的氣勢，部隊的作戰能力達到最高峰，上述的戰略應該可以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達成。但是這一年希特勒竟然還下令將部分的人員復員，也沒有持續擴大軍事工業的生產力。跟英國人打打談談，在巴爾幹糾纏了半年也沒有決定性的戰果，在義大利的要求下才出兵北非，也只派了微量的部隊，認為只是幫墨索里尼的忙，對這個戰場的戰略價值根本上沒有認識，所以也沒有真正認真打。

只能說希特勒作為一個領導人有豐富的幻想力，也有很高的執行力、意志力，對於組織宣傳也很有一套。但這個人畢竟受的教育不夠，眼光與思考皆非常有限，再加上短短10年就成了一個標準的政治暴發戶，讓他只能在自己想像出來的世界觀中悠遊。最後冒然與史達林攤牌反而讓自己陷入了被動，被廣大的東戰場給活活拖死。

不過也謝天謝地，希特勒只有這樣的能力！否則，這場戰爭後面的面貌是很難讓人想像的。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法國第三共和國在1940年的五到六月，短短不到六個星期就遭納粹德國徹底的擊潰。這件事情是法國人心中永遠的傷痛，甚至很長一段時間法國的歷史學家都不太願意提，甚至被許多其他參戰國所長期地譏諷，美國、蘇聯、甚至前幾年的中國大陸都是如此。

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法國當時號稱歐洲陸軍第一，結果如此不堪一擊？強調軍事藝術的人大多會著重在法國落後的軍事思維以及佈署上。這本身沒有錯，法國的確還將戰爭的思維停留在20世紀初，整個戰場是固定在一條漫長的戰線上，對於軍隊推進速度的計算仍然是以步兵、馬車的行車速度為根據。法國軍事首腦缺乏機動作戰的想像，所以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在邊界的固定防線建築。這，就是淪為笑柄的馬奇諾防線。

簡單說，軍事思想的落後，導致其140多萬的陸軍完全跟不上德國裝甲部隊的節奏，開戰第三天就一片慌亂，最後只有30多天就一敗塗地。

但是就如克勞塞維茨所說的，軍事是政治的延伸。軍隊基本上是為政治服務，而軍隊本身也必須要有整個社會在背後做支持，否則軍隊就可能虛有其表。當年李鴻章的北洋艦隊也很強大，可是腐敗的政治，以及一個蒙昧無知的中國社會無法支持這樣的軍隊，最後就是灰飛煙滅。

所以法軍在1940年的慘敗，根本原因是在於法國社會的虛弱以及政治的紛亂。這一點，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國的崩潰》中有很精彩的論述。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所受到的重創，到1940年的時候仍然沒有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法國損失了將近8分之1的人口，表面上法國是戰勝國，但實際上已經讓這個國家徹底消耗到虛脫的狀態。這8分之一的人口絕大部分都是青壯年男性，另外還有大量的傷殘。這使本來生育率就不高的法國社會沒有辦法在20年之內恢復，不只是生產力，還有民心士氣的損失。這使法國社會完全沒有當年普法戰爭結束之後的光榮與復仇慾望，只有對戰爭的恐懼與煙霧瀰漫了整個法國。

這是法國人的錯嗎？嚴格講起來不能怪在他們的頭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軍是西線主戰場絕對的主力，最高峰的時候整個西線85%的軍隊是法國人所組成。到了戰爭後期美國參戰，法國軍隊的比例下降，但到了1918年底仍然保持了將近60%。我們要客觀地說，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表現非常英勇，而且付出重大的犧牲。打敗德國，主力就是法軍。每一次重大的戰役，法國的犧牲都是用幾十萬人起跳。本來法國的人口就比德國、英國要少，經過四年多的苦戰，真的讓法國差一點萬劫不復！

其次，第三共和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度。一直到今天，筆者作為一個自由派還很嚮往這樣的國家。法國的經濟基本上還算繁榮，人民生活水準也比德國、英國高。但是這樣一個自由鬆散的國家內部黨爭非常嚴重：左派、極左派、中間派、自由派、保皇派⋯⋯各種政黨不斷進行內耗、鬥爭，最短命的內閣只有7天，最長的1年4個多月。這種不穩定的政局，再加上各種檯面下的陰謀，讓這個共和國始終無法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當然也就沒有持續而且貫徹到底的國家政策。

我們光是從最重要的對外政策就可以看得出來。簡單說，到底要跟東歐的小國，如波蘭、捷克，合作到什麼程度？要給他們多少安全的保證？英國到底可不可靠？到底英國人的底線在哪裡？蘇聯的態度如何？這些問題其實都關係到法國的生死存亡，可是法國歷屆政府卻拿不出堅定地辦法，只能不斷搖擺不定。

這種外強中乾而且政治又不穩定的國家，就算表面上有龐大的軍隊，其實已經沒有底氣再度從事激烈的戰爭。要如何去對抗強悍的納粹德國？這才是法國30多天就崩潰的根本原因。

每次談到第三共和國的崩潰就會讓筆者想到今天我們偉大的台灣。沒有充分的國家認同，沒有深謀遠慮的政府，甚至連完整的國防能力都沒有，只能靠抱著別的國家的大腿。其實，台灣連法國第三共和國都遠遠地不如。只能請媽祖保佑！

前言：大英帝國曾是北美洲(美、加)的宗主國，也是澳、紐的宗主國。美洲包括大洋區：共有福克蘭、巴哈馬、開曼及牙買加等24個地區、群島屬其管轄。亞洲：印度、緬甸、馬來西亞、香港、不丹、尼泊爾、伊拉克、科威特等23個國家或地區被它殖民。非洲：埃及、奈及利亞、南非等22國，亦皆長期為其殖民地。因此號稱「日不落帝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 )。

現今英國人的祖先：

第一批「風車族」，有跡象或物證顯示，出現於西元前2500年(2500BC )。《註1》

他們原定居於地中海沿岸，文化源自中東。他們經過西班牙與法國，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不列顛群島(英國)。

第二批「大杯族」：西元前1900年左右《註2》，一批住在巴爾幹半島及庇里牛斯山區的阿爾卑斯族人入侵不列顛，征服了風車族，帶來了新的文明。今天尚存的巨石廟為那時產物(見圖)。風車族與大杯族在一千年間，血統文明融合成為新的民族，叫做骨灰罈族 (The Urn People )

第三批：西元前一千年左右，貴族式文化的一批北歐與阿爾卑斯族的混合族裔「克爾特族」不斷入侵而大量移居不列顛。

第四批：西元四十三年(AD 43)《註3》，羅馬凱薩大帝兩度入侵不列顛後一百年，終於徹底被羅馬帝國征服。羅馬人愛好都市生活，在不列顛建了四個模範都市，包林肯( Lincoln )和約克(York，美國紐約 New York之名即來自「新約克」)。在羅馬帝國統治下，不列顛的文明往前跨進了一大步。

第五批：到了第五世紀《註4》，歐陸羅馬帝國受困於日耳曼蠻族，不列顛守軍抽調回歐洲大陸，北歐撒克遜族( The Saxons )、央格魯族(the Angles) 及其它蠻族便蜂擁而入。這些人變成今天的英國人，英國也從此才有了英國文學。

「英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大作品「貝奧武夫」( Beowulf )，我曾在電視上看過中文名「貝武夫」的電影，感覺很怪異。不過後來英國文學登峰造極，出了沙士比亞等名家，對世人的影響鉅大。

感想：先來後到，都在一塊土地上謀生存發展，但先到者未必佔優勢，雀占鳩巢或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的上演。國家或興或衰，也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的上演，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達於興盛頂峰，但現已回復英倫三島，而未來蘇格蘭、北愛爾蘭甚至可能脫離，歷史的演進令人不勝唏噓。

《註1》比大禹建夏還早，相當台灣的「圓山貝塚」文化期。

《註2》相當夏朝時少康復國時代。

《註3》東漢馬援平定交阯反叛。(今越南中部)

《註4》南北朝梁武帝時期。

( 本文資料大部分出自顏元叔著之《英國文學：中古時期》)

日本歷史上有兩個國號，一個叫「倭奴」，一個叫「日本」。兩個國號都是中國人給起的。

日本同中國的交往始於漢代，至東漢光武帝封了委奴國王，並且按照禮節賜予了金印，印文是：「漢委奴國王」。同時表達了東漢朝廷對委方所寄託的「感其遠道而來」且「冀其臣服」的意思。從印文內容分析起來，那時的委奴的地位，相當於漢朝的一個諸侯國。

據歷史記載，漢朝時就有日本人來到中原，漢人見日本人矮小奧黑，就隨口稱之為「委人」（委即矮也）。漢光武帝劉秀以刻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賜予日本國王，後來，三國時，曹操認為日本人好歹也是個人，就在「委」字加上人字旁，就成了「倭」了。中國賜予日本金印，這讓得到金印的政權因有中國背書而具有合法性。

關於「倭」字，《詩經·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遲」的句子。《毛詩正義》將「倭遲」釋作「歷遠之貌」。《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倭」字：「順兒，從人，委聲」。「順」在這裡有「順從」的意思。

日本人一般不認為「倭」字是羞辱，非常珍惜「倭奴國」這三個字，這是2000年前宗主國中國所賜予日本的。部份日本人對於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倭奴」的國號十二萬分地不情願，總想否定這個歷史事實；後來，日本國內出土了此枚金印，歷史記載和出土文物鐵案如山，這些不尊重歷史並且抱著狹隘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們也只好偃旗息鼓了。漢封倭奴國王金印，現藏於福岡市立博物館。

曾在一個台獨網站上，看到台獨很憤怒的說：「把日本說成是「倭國」，是對日本的不敬，還建議網管明文規定，禁用「倭」字。」這怎麼說呢？有些「主子不急奴才急」了。

尤其重要的，將倭奴國名改稱日本，竟然也是中國人幹的事情。李太白詩全集中，提到《史記正義》這本書，記載了武則天將倭奴國名改稱日本這件事。據說跟武則天認為倭奴國名不文雅有關。

唐代開元年間有一位學者名叫張守節，此人曾經給司馬遷的名著《史記》作注，起名《史記正義》。他在這本書中引用了唐魏王李泰、蕭德言等人所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誌》。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張守節本人其生平事蹟不詳。根據其著作《史記正義序》一文中有「守節涉學三十餘年」的話語。此序寫於唐玄宗開元24年(736)，由此上溯，恰好是武則天當政的強盛時期，那麼，“倭國改為日本”一事，他應是親自聞聽過的。

日本文字中出現漢字，就是在唐朝時期。武則天當政時，和中國有密切來往的國家和地區有五六十個，其中包括日本。唐朝時，日本山寨了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天皇和天后的稱呼，日王此後改稱天皇。

美國在1892年完成了本土的西拓運動，但是一般認為美國的崛起是在1898年美西戰爭勝利後。這一年美國徹底控制了加勒比海，還取得關島與菲律賓而進入西太平洋，同時吞併了夏威夷王國。

待老羅斯福時期，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參加八國聯軍取得在華租界，終於成為扎扎實實的帝國主義強權，經濟規模也超越英、法、德等歐洲強國，居世界第一。美國霸權的高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羅斯福政府成為世界對抗侵略國家的領袖，自由世界的兵工廠。美國終於在二戰後成為世界最重要的國家，蘇聯實際上相去甚遠，根本無法比擬。

美國強大的原因何在？這將近200年來許多人都進行研究，提出解釋。最早給予解釋的，就是法國的托克維爾，他的《民主在美國》一書認為，美國繼承了英國地方自治的傳統，小鎮民主養成了人民獨立自強、奮發有為的精神，並且願意克制慾望，為公眾利益而努力，這是美國強盛的重要原因。這個原因，也被許多其後的學者所認同，並且幾乎被認為是定論。

德國學者維爾納．宋巴特在《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為，美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加上新國家與移民社會使得各階層沒有太大的歧見與隔閡，都讓美國不需要顧慮社會階級的矛盾，可以各盡所能展現才華，將國家潛力發揮到極致！

所以，美國民眾願意克制自己，遵行法治，並且維護民主的精神與制度，這是極度重要的，是美國的立國精神所在。但是很不幸，這種精神卻逐漸在美國社會消失，甚至於快速惡化。美國的民族熔爐，反而變成了衝突不安的因素。包容以及尊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鄙視與仇恨。社會階層疏離感加深，歐巴馬的健保本來是可行的，卻被川普與美國右派批得體無完膚，新冠肺炎的蔓延也讓美國人嘗到了苦果。這種自私而又醜惡的嘴臉讓人不寒而慄，也著實害慘了這個國家。

其實所謂的茶黨運動，講白了就是白人至上運動，也是一場社會撕裂的運動，而川普就是這個氛圍下的產物。美國白人開始對自己人數日漸下降，經濟比例日漸降低，影響力有所減損而焦慮，甚至走向仇恨。美國的沒落，實際上這是一個起點。天下安定的根本在人心，人心墮落，天下自然難安。美國的人心失去了拓荒者的包容、奮進、為公眾利益而犧牲的傳統，如何不走向沒落？

徐福開啟日本歷史

秦始皇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日本人認為徐福在日本的紀州熊野的新宮(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登陸，目前當地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傳說中，日本人認為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榖種、農具、藥物及捕鯨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和歌山有一熊野速玉大社與徐福有關。佐賀也有一座金立神社以他為主神。日本徐福公園內的徐福像。日本皇室稱徐福為其第一代天皇。

漢倭奴國王印

漢倭奴國王金印。等級：國寶。價值：日本朝貢史上的最珍貴實物。年代：東漢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質地：黃金。流入日本時間：古代(東漢)。收藏地：福岡市博物館。

鑒真東渡

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籐原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拜訪鑑真，鑑真決意乘遣唐使船渡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人的阻攔，鑑真及其弟子於十月十七日夜秘密乘船離開揚州，普照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家會合後，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啟錨。這樣，鑑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東渡的征途，次年（公元754年）二月到達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時鑑真已經是六十六歲失明的老人。

鑑真抵日後，講律授戒，許多日本僧人得以完成正規的受戒儀式。從此佛教的佛法在日本才算具備了完整的傳承。鑒真和尚真像，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刻，位於奈良唐招提寺（日本國寶）。

山東赤山法華院與京都赤山禪院

赤山法華院位於山東省榮成市石島鎮北部的赤山南麓，始建於唐代，是唐代膠東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後毀於唐會昌年間。據史書記載，赤山法華院為唐代新羅人（今韓國）張保皋所建。

唐憲宗二年（807年），張保皋應徵入唐，因武藝超群，作戰勇敢，被提升為武寧（今徐州）軍中小將，深受大唐將士的愛戴。當時石島灣一些村莊裡有很多新羅人居住著，他們幾乎人人信仰佛教。為了讓家鄉的人能有精神依託，也為了「光宗耀祖」行善事，張保皋於唐穆宗三年（823年）徵得唐政府的同意，在赤山浦（今石島灣）建立禪院。因為此山周圍山石皆為紅色，相傳有赤山神保佑當地眾生，又因建院時請來誦經的首批僧人屬天台宗派，讀誦《法華經》，故此院取名為「赤山法華院」。

唐開成四年（839年）六月，日本的國僧圓仁法師一行入唐求法，於危難中曾先後三次客居赤山法華院達二年零九個月。在當地官吏及僧侶的關懷支持下，他得以瞭解當時唐朝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等方面的許多知識，入唐求法得以成功。歸國後，圓仁法師念念不忘此次來中國的巨大收穫，編著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書中對赤山法華院作了詳細的描寫（該書被譽為東方三大旅記之一），使赤山法華院名揚海內外。同時，為了感謝赤山人民的深情厚意，圓仁法師責其弟子在日本京都小野山以赤山為名修建了至今猶存的「赤山禪院」。

東羅馬帝國，又稱為拜占庭帝國，立國約千年，長壽得令人懷疑。細看東羅馬的年表，我才恍然大悟。帝國被區分為十幾個王朝，各個王朝屬於不同家族，但都保留東羅馬的國號，東羅馬因此長壽。其實每個王朝平均僅有幾十年，然後被下個王朝篡奪了皇位。

古代歐洲多數時候是小國林立，偶而形成大國，像東羅馬，就常發生將領篡奪皇位，不過將領篡位多半不更改國號。對比之下，中國的朝代都是同一家族，篡位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少，一般都要改國號，即所謂的改朝換代，並且篡位多出現在中國分裂的亂世。

篡位指原來沒資格當皇帝的權臣把皇帝趕下皇位，而自己當上皇帝。篡位在中國歷史上遠比歐洲少，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自古有極嚴明的君臣倫理關係；歐洲當然也有君臣倫理關係，但是不如中國嚴明。中國自周朝就有宗法制度，明訂了家族內的倫理關係，儒家又把君臣關係視為五倫之首，這些觀念深入人心，就形成了極嚴明的君臣倫理關係和皇位繼承制度。老百姓因此把篡奪皇位的權臣視為亂臣賊子，權臣自然不敢輕舉妄動，而就算妄動了，也容易失敗。若權臣篡位終於成功，就必須改朝換代，重立宗廟，以表示自己是重新得到天命的天子。

中國古代比歐洲少權臣篡位的另一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早在戰國和秦漢時代就削減封建貴族制度，而實施文官治理郡縣的制度 (後來加上科舉選拔文官)，並且把軍權和財政權盡量分離。中國的大臣所掌握的權力有限，因此不容易發生權臣篡奪皇位或脫離中央而割據地方。對比之下，歐洲長期實行封建貴族制度，軍事將領時常既有軍權又是貴族，於是有封地的財政權，又能夠家族繼承，將領掌握太大權力，自然容易造成他們篡奪皇位或割據地方。

中國自古少篡位、少軍人割據，又實施文官治國，中國因此較能維持統一的龐大國家，而歐洲多篡位、多封建貴族，因此形成多國林立。古代的國家自我防衛非常重要，小國幾乎必須全民皆兵，兵農合一；而大國則只需要部份人民服兵役即可。換言之，小國的防衛成本一般比大國高得多。龐大的中國能節省防衛成本，因此多數時候比多國林立的歐洲發展得較好，人民的生活相對較富足。(後來的工業革命讓歐洲大躍進是例外狀況) 中國曾多次被異族侵略和統治，但中國文明不曾中斷，因為中國龐大、人口眾多，異族反而被消融於中國之中。

現代政治學很推崇古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及柏拉圖、亞理士多德對政治學的貢獻。部份希臘城邦曾實施民主制度(雖跟現代民主有頗大差異)，及希臘哲人研究包括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制度，是很先進。然而希臘人，包括希臘哲人，太滿意於小國寡民的城邦，而完全忽略了大國的治理問題及諸希臘城邦如何能融合成一大國。希臘城邦因此終於全部滅亡，而希臘文明幾乎長期中斷。

對比之下，中國對大國治理發明了郡縣制、文官治理、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科舉選拔文官等制度，使中國大一統，中國文明長期持續，因此中國古代的大國政治學絕不遜於歐洲的城邦政治學。現在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優於大部份國家，看來也得益於中國古代先進的大國政治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