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戰略撤退與中國的機遇 | 俞力工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柯文哲應該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 | 郭譽申

柯文哲因京華城貪污案被一審重判17年徒刑,執政黨普遍贊同判決,而在野黨則多認為司法不公、政治迫害。貪污案若成立就是重罪,若不成立就是無罪,有天壤之別,因此必須證據非常明確。這審判結果無法獲得大衆的共識,損害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感,對國家社會都不利。

柯案的主要貪污證據在於帳冊上記錄有「小沈1500」和京華城的業主沈慶京指令手下匯入民眾黨210萬。前者被檢方認定為收到沈慶京的賄款1500萬,但法官認為證據不足而不採信;後者則被法官認定為賄款,但柯和沈都主張是沈捐給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區別賄款還是政治獻金,是貪污案判決常見的難題(也是選舉民主制度的一大弱點)。

本案另一很大的疑點是,京華城容積率放寬,業主獲利超過百億,若是行賄獲得通過,賄款應該至少數億,甚至數十億,210萬和1500萬都太少了,不成比例,不像賄款。
贊同判決者主張,210萬和1500萬只是前金或部份賄款,其他的賄款尙未查到,甚至可能經由國外,因此查不到。
反對判決者主張,假使有上億的賄款,若在國內,不可能查不到;若在國外有安全的行賄管道,何必在國內搞出210萬或1500萬?

本案的法官認定210萬為賄款的前金,卻不管主要的賄款或後謝在哪,又欠缺沈慶京與柯文哲期約放寬容積率的證據,其推論有明顯的漏洞,簡直是不管證據、全憑臆測。法官這麼武斷,如何能讓人心服?

根據已有的證據,筆者提出簡單並符合邏輯的推論:
沈慶京捐給民眾黨210萬的政治獻金,以博得柯文哲的好感,使沈有機會遊說柯。民衆黨是新成立的政黨,必定很需要錢,沈的捐助政治獻金,讓柯對沈另眼相看,願意聽沈的說辭。
沈遊說柯,京華城容積率放寬,不僅有利於業主,也有利於台北市民。柯有利國利民之心,又有些剛愎自用(也可說是敢於力排衆議),終於同意沈的說法,於是裁定放寬京華城的容積率。

根據以上的推論,柯文哲沒有收賄款,因此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京華城的業主沈慶京由於容積率放寬,顯然獲得巨大的利益。柯放寬容積率是否違法?主要是《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若違法,則構成圖利罪;若不違法,則不構成圖利罪。法官應該詳細探討柯是否觸犯圖利罪,才是正途啊!

清官酷吏之害 | 劉廣華

前總統指控追隨20年的親信有財政紀律問題,要六親不認的送法辦。
這事情的真假局外人不得而知,無從置喙;只不過前總統這種莫名所以的道德潔癖及六親不認的個性讓劉杯杯不由想到,衡諸史冊,所謂的清官,其實要比貪官的危害更大。
那麼,為什麼清官會比貪官更可怕?

首先,因為清官佔據了道德上的高度。
貪官拿錢、收賄、為己為私,但也心虛,凡事留幾分餘地,為別人留,更是為自己留。
清官沒有貪污,律己甚嚴,生活簡樸,是標竿,是模範;凡事以己度人,我可以,你也可以;只要是為了公義,為了紀律,任何過苛的舉措都可以,都理所當然。
這是因為清官在佔據道德高度的狀況下,備受長官信任,民眾信賴;而也因為沒人敢說他錯,其所作所為就缺乏監督,愛做甚麼就做甚麼。

就好像一群自以為正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行淫時被拿下的婦人來質難耶穌,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時,即便一般人不敢說自己無罪,那清官酷吏可是敢丟出那塊石頭的。

我是好人,你是壞人,嚴刑峻法,殺伐果斷,決不寬貸。
這就是清官往往也會變成酷吏的原因。
跟隨清官的人很辛苦,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嚴格對待,甚至被冤枉;任何時候都戰戰兢兢,不只不敢犯錯,連正常做事都會提心吊膽,不知道老闆甚麼時候就翻臉不認人。

清官酷吏不是新鮮事,史不絕書。

像西漢的張湯,就是知名的清官酷吏,潔身自好,還能力過人;問題是,手段非常嚴厲殘忍,甚至會為了達到目的而設局讓人入罪;結果是處處冤案,人人自危。

明朝的海瑞幾乎就是清官的代名詞;生活簡樸到極點,但處事過剛,不懂變通,讓整個官僚體系很難運作,連嘉靖皇帝對他都毫無辦法。

《老殘遊記》中所描述的毓賢,就是個典型的清官酷吏,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其實濫用嚴刑、草菅人命,比貪官更可怕。

再回到前總統的例子來。
表面上不貪、不偏袒,看起來很公平,但為了所謂的清廉,或是自以為的道德潔癖,對同僚、對下屬行為的要求極高,甚至到了不留餘地的地步,結果導致政爭、分裂、同志離心離德,反而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後果。

說到底,清廉跟善治其實是兩碼事;沒有同理心,沒有合理性,沒有大局觀,只為了所謂的清廉、紀律,或是道德,就不管不顧的發動政爭,清算同志,懲罰同仁,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濫用,談不上是善治。

雖然這樣說可能會挨罵,但是貪而心虛,不得不兢兢業業做事,夾著尾巴做人的貪官,較諸廉而狠戾,唯我獨尊,做事不管不顧的清官,對國家社會民眾的貢獻也許還要大一些。

支持蔡正元、蕭旭岑,國民黨要謹慎應對民進黨的認知作戰 | 鄭麗文

今天,麗文感觸特別深。我看了兩篇臉書,一篇是蔡正元委員的、一篇是蕭旭岑副主席的。蔡正元是我的好兄弟、老戰友,在麗文擔任主席後,他也是我的諍友,今天在他臉書上告知大家3月27日他即將入監服刑,日前本黨已授予他最高榮譽的獎章,讓他光榮入獄。同時,明天3月26日,也是友黨民眾黨創黨主席的司法案件一審宣判。

這就是今天的台灣。想從政、想說真話,隨時會面對當權者冷酷無情的司法打壓,甚至付出自由作為代價。本黨已有一百三十多位黨工、志工遭到司法追殺。執政黨在國會未能取得多數後,卻不甘心、不接受,持續製造社會撕裂與動盪,我們連自保、反擊的空間都沒有。只要不順「德意志」,就等著遭受國家機器的打壓。

在這樣的時刻,仍然願意投入政治、為黨奮戰、替黨付出的每一位同志,麗文都由衷感謝。而且我們一定會力挺同志、守護戰友。越是艱難的時刻,我們越要團結一致,絕不能讓外界看笑話,更不能讓敵人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然而,看了蕭副主席的發文,我更是感慨萬千、心疼不已。
馬總統曾經帶領國家、也帶領本黨,對國家與黨的貢獻卓著。卸任總統後仍然憂國憂民,持續為兩岸和平努力。但讓我們不捨的是,近來他身邊多年的幕僚,不惜傷害馬總統、傷害本黨,更對蕭副主席進行不實的指控與攻擊,讓長期虎視眈眈、不願見本黨好的民進黨有機可乘、大作文章,將各種陰謀論無限上綱,令人痛心。

面對如此艱困的局勢,中國國民黨一定會扮演所有黨員、黨工與從政同志們最堅強的後盾。我們不會怕事,更不會讓有心人士得逞。民進黨長期以來對本黨鋪天蓋地的抹黑與造謠,我們早已司空見慣,每天都在面對這樣的壓力。但我要提醒所有同志,絕不能成為被利用的棋子,甚至是敵人用以傷害黨的利刃,不要做敵人手裡的那把刀。

國民黨是一個民主開放的政黨,絕非一言堂。對於時局的不同判斷、不同論述的角度,只要出發點是為國家好、為黨好,我們都應該海納百川。但這絕不代表本黨同志可以製造黨內的裂痕、捏造莫須有的指控。

日前曾有中常委向我反映,中常會後的部分媒體報導與臉書發文,內容與實際會議情況有明顯落差,甚至是錯誤轉述,刻意放大、製造黨內裂痕,營造國民黨內鬥的嚴重假象。更令人錯愕的是,為何外界所看到的「劇本」與事實落差如此之大,甚至還可能出自本黨人士的加油添醋。這樣的情況,實在不應該。

許多人等著看笑話、也有很多人害怕看到本黨的團結、藍白的合作,因此不斷製造分裂與對立的訊息。事實上,中常會的每一位同志,都是曾陪伴黨走過風雨的夥伴,我們之間的情誼,絕非外界輕易可以分化。

在這樣的時刻,支持者的憂心與不安,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因此,麗文也要在這裡向所有關心國民黨、關心國家前途的朋友清楚說明。極少數人試圖興風作浪,但國民黨不會因此動搖,更不會自亂陣腳。我們不會中計,也不會隨之起舞。因為我們清楚,我們肩負的是更大的使命與責任。

麗文上任以來,各項工作都穩健推進,未來也會按照既定的節奏,一步一腳印的走下去。請所有關心國民黨的朋友放心,在接任黨主席之前,麗文早有深刻體認和覺悟,這條路雖是龍潭虎穴,但仍必須勇敢前行,因為我們不能辜負國人的期待,更不能放棄國家的前途與命運。

面對民進黨不斷踩踏憲政紅線、破壞民主制度的作為,再艱難、再危險,國民黨都必須挺住。因為此時此刻,能夠守護台灣、捍衛中華民國的力量,只剩下我們。對於那些試圖見縫插針、破壞團結的聲音,我們一笑置之,堅守方向,持續前進。

同時,我也要提醒大家,少數聲音經過媒體放大、甚至搭配操作與民進黨的「鈔能力」介入,容易讓人誤判局勢。本黨同志也要提升判讀資訊的能力,避免被錯誤訊息影響。面對全面性的認知作戰,我們更要謹慎應對。

但我仍然有信心。今天的國民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藍白合作,也前所未有地穩固。我們會如履薄冰、穩紮穩打,迎戰2026,並在2028完成政黨輪替,把邪惡的力量、破壞台灣精神的力量,一定要徹底剷除下架。與大家共勉。

藍蓋核電臭又髒,綠蓋核電香又香! | 侯漢廷

我為核電議題絕食兩次,不用懷疑我支持核電的決心。我當然樂見民進黨髮夾彎,但是!
民進黨錯誤政策導致台灣受罪,不認錯不賠償,想裝沒事、還想要擦脂抹粉?還動用側翼出來洗地護航?只有三個字心得:「王X蛋」。

綠營說,這是因應藍白修法,依法行政。
喔,民進黨什麼時候這麼愛依法行政了?不副署、不執行、找大法官呢?財劃法、軍人加薪、警消退休福利,怎麼就不依法行政?
況且,《核管法》修完後,民進黨仍然抗議批評,並以此為大罷免理由、8月核三延役公投主張投下不同意票。去年不依法行政,現在又要依法行政了?

綠營還說,是要看安不安全等前提。
喔,這些話藍營沒說嗎?難道藍白是明知不安全也要啟用?如果不是真的打算啟用,何必討論安全與否?
核廢料、位於活動斷層帶上,從頭到尾就是捏造出來的謊言。喔,去年八月危險,現在就安全了?

藍蓋核電臭又髒,綠蓋核電香又香,重啟個屁真荒唐,挺核天色漸漸光!
可見民進黨就是謊言治國的騙子,而相信民進黨反核的就是一群傻子,台灣有四成的騙子加傻子,二十年來反核耗費上兆,浪費納稅錢、電價上漲、火力全開導致肺腺癌人數上升,台灣空轉虛耗,民進黨無人負責,現在還想牽拖怪罪藍白?比崇尚日本殖民還無恥!

這種髮夾彎成自然的政黨,未來民進黨支持兩岸統一也不奇怪。

國際體系和國家治理的關鍵在人而非制度 | 管長榕

當聯合國逐漸變成另一個國際聯盟》指出近年國際體系和秩序的動搖:

當規則逐漸被忽視,而權力政治重新成為主導時,國際局勢往往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當國際制度失去約束力,各國開始依賴自身力量解決問題,最終整個世界被拖入全面戰爭。
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本來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透過制度、法律與合作,可以減少戰爭的發生。這種理念在二戰後曾經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但如果國際規則逐漸被忽視,整個體系就會開始動搖。
當大國決定使用武力時,國際制度往往缺乏實際制衡的能力。

「規則被忽視」「制度失去約束力」「大國決定使用武力」時,整個體系就開始動搖。這表明體系的穩定不靠制度的本身,而靠外在的「人」。不是大「國」,而是強「人」。不是德國,而是希特勒。不是美國,而是川普。不是俄羅斯,而是普丁。不是以色列,而是納唐亞胡。強人要體系穩定,體系就穩定。強人要體系動搖,體系就動搖。法治是拿來上課,講給人家聽的,其實一直都是人治。

西方的論述認為人性不可靠,解決的辦法是靠制度,用制度框架住人性,不論人性如何蹦跳,總在制度的框架內,跑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於是個人的素質就不必太講究了。這裡面的悖論,一句中國古話就完結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是人在立的,執法是人在執的,司法是人在司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人建立的。既然人性不可靠,為什麼相信這些人為的框架可以發生制人的作用?

所以碰到強人時,他就能愛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完全執政),愛怎麼釋法就怎麼釋法(大法官會議),甚至愛怎麼執法就怎麼執法(川普宣稱拿下古巴,「我可以對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中國儒家的解決辦法,除了典章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提升人的素質,引導人性向善,釜底抽薪的解決人性不可靠的問題。這裡面有兩個要點:
1. 不可能奢望所有的人都一心向善,所以主要是對「治人者」亦即「士」的教育,也就是「精英政治」。
2. 人性向善不是一勞永逸的事,要歷經許多考驗,要時時鞭策,稍有失足,即不免遭受淘汰。所以「革新」與「堅持」是需要永遠的努力。 

高盛前总裁:你们面对的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任人唯贤的儒家精英集团
高盛前总裁:习近平的真实故事!知青下乡的经历,对他坚持扶贫攻坚有很大影响!

當今世界是東西方不同體系的交匯與競爭,有理論,也有實務。然而我們在體驗之時,最忌的是受到宣傳的影響。這方面東方遠不如西方。

斬首突襲的成效到底如何?可能施展於台灣嗎? | 郭譽申

1月初美國突襲抓捕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接掌委國政權的副總統至今大致遵從美國的指令行事,美國可說是兵不血刄、大獲全勝。2月28日美國與伊朗還在談判進行中,美、以突然發動斬首空襲,打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和多名政軍領導層,但伊朗不屈服,以不對稱作戰反擊美國,造成美國的不小損傷。兩次都是斬首突襲,結果卻很不同,為何如此?斬首突襲的成效到底如何?

斬首突襲有些像黑道偷襲報仇或恐怖份子進行恐怖攻擊,形象並不很好,双方的寃仇必定愈結愈深。
若發動斬首突襲的一方是受迫害的弱者(如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的哈瑪斯偷襲以色列),或許還情有可原,因為不如此無法報仇。
若強者發動斬首突襲,則讓人覺得非王道正義之師,若斬首成功,無非是霸權炫燿武力強大;若斬首失敗,則難免有些灰頭土臉,貽笑大方。

川普兩次發動斬首突襲,都是強者對付弱者,也都斬首成功,確有炫燿武力、震懾各國的效果,但真正的成效要看斬首成功後的影響。斬首成功後,美國在委內瑞拉很得利,但在伊朗卻沒啥好處。主要差別在於委內瑞拉國內有相當強大的親美勢力,而伊朗國內沒有。

2019年委内瑞拉鬧出双胞總統,2020年國會議長也鬧双胞,當時美歐不承認選舉出來的總統和國會議長,而另承認及支持親美的人選,雖然美歐那時沒有搞垮馬杜洛政權,已顯示委內瑞拉確有不小的親美勢力。至於伊朗,在巴勒維國王時代(1941―1979)是非常的親美,又敵視伊斯蘭宗教勢力,終於被伊斯蘭教士領導的革命推翻,並成立了現在的宗教政權,這政權一直反美,因此伊朗國內的親美勢力已不成氣候(但仍可能成為通美的內奸)。

由委內瑞拉與伊朗的對比可知,美國斬首突襲要有高成效的前提是,在敵對國家內有相當強大的親美勢力,因此在斬首成功後,有望推翻反美政權,而重建一親美政權。換言之,預先對敵對國家實行「和平演變」,培植親美勢力,比最後的斬首突襲更重要;有和平演變的長期工夫,才有斬首突襲的最後一擊;若有和平演變,即使沒斬首突襲,也可以搞「顏色革命」。

對岸有可能對台灣實行斬首突襲嗎?若實行,成效會如何?上述對美、委、伊的分析也大致適用於两岸。台灣有相當強大的親中勢力嗎?很難說,實質上似乎沒有,但綠營總認為有,一向把藍營抹紅為親中勢力,這兩年還加上白營。不論台灣的親中勢力到底如何,綠與藍白勢均力敵,水火不容,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台灣看來比較像委內瑞拉而不像伊朗,大陸若對台灣實行斬首突襲,因綠營中有不少内奸(過去已被揭發的不少),成功的機會相當大,等斬首成功後,綠藍白將很難同舟共濟,對岸於是不難大獲全勝!

對岸施展斬首突襲的成算雖然很高,但屬於戰術層面;在戰略層面,大陸仍期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參見《大陸不會突然「武統」,會如何實現統一?》),是大陸的仁善,是台灣的幸運。

賴清德,你的良心哪去了? | 姚雲龍

賴清德又發表謬論了,他說國民黨治理台灣不如日本人。

首先我要問: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有讓台灣做一任台灣總督嗎?我敢說,即使日本統治台灣一百年,日本人也不會讓台灣人當台灣主人,可是國民黨治台才滿四十三年,台灣人就當家作主了。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蔡英文整整二十四年,外加賴清德又兩年,加起來共二十六年,你們四人為台灣做了什麼?除了貪污,就是給年輕人洗䐉,把台灣年輕人搞得暈頭轉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台灣自光復以來,自民國三十四年到七十七年李登輝為止,共四十三年是國民黨完全執政,國民黨做了以下幾件大事:

1: 台灣當年的農業百分之八十是佃農,農民種的是地主的地,百分之七十的收成被地主拿跑了,所以農民耕作的興緻不高,土地未發揮最高效益。政府來了以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政策,結果農人有了自己的土地,自然努力耕作,使土地發揮最高效益,於是三七五新娘娶進門,三七五高樓蓋起來,地主雖放棄土地,却得到政府的一筆可觀的補償和股票,他們拿這些去投資工業,於是工業興起了.

2: 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對未來發展精密工業很有幫助。

3: 推行均富社會,使三級貧民陳水扁、礦工子弟賴清德一樣可以上大學。

4: 推行全世界都贊歎的全民健保,使窮人不會担心無錢看病。以我個人為例,我曾經做了十次心導管手術,裝了十一個支架,如果沒有健保,我何來能力担負這筆費用?

5: 推行十大建設,使台灣經濟起飛,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6: 鎮國之寶的台積電也是國民黨執政時建立的……

我只舉出以上六大項,反觀民進黨他們先後執政了將近十八年,他們做了什麼?賴清德你的良心哪去了!!!

由謊言與謠言製造的本土悲情 | 賈忠偉

一,葛超智~台獨悲情謊言的美國代言人!?

【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之p136~137】

Crisis Behind the Scenes?

It had been obvious from 1941 to 1945 that the Chinese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al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island economy, and that our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island had directed Chinese attention to it and stimulated interest in the spoils. T. V. Soong was in wartime Washington occasionally, and his agents and lieutenants kept him well informed. It required some little time after the surrender, however, for word to spread through Chungking, Nanking and Shanghai that in Formosa China had indeed inherited “Treasure Island."

The only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in prewar Formosa had been a $25,000,000 bond issue floated by J. P. Morgan and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dams and power stations at Sun-Moon Lake. The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d surveyed the power potential and upon White reports the Morgan Company had agreed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Late in World War II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 V. Soong (then Foreign Minister) was approached for assurance that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Formosa would be respected in the event of 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Be that as it may, Soong had prepare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Surrender at Taipei;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J. G. White Corporation had a team based at Taipei to check the power situation and report on industrial potential.

Nothing long remains secret in China; we must presum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econd White Survey report were fairly widely known early in 1946. The Government moved from Chungking to Nanking on May 1. About that time I was in Shanghai and found myself wined and dined by a number of major bankers and businessmen eager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Formosa. Questions and comments clearly reflected a keen but new interest in the island, its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current problems under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由陳榮成翻譯的:《被出賣的台灣》之p149~150】

幕後的危機?

事實很明顯,在1941~1945之間,支那人對台灣經濟的財富與其複雜性沒什麼了解;是美國對台灣的研究引起了支那對台灣的注意,終於刺激了他們分贓台灣戰利品的興趣。大戰期間,宋子文偶然會到華盛頓來,他的爪牙和手下讓宋子文對台灣的情形很清楚。不過終戰後的支那,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後,在重慶、南京、上海,才慢慢發覺原來他們劫收的台灣是個「金銀島」。

戰前台灣的大宗外國投資只有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為日本植民政府發行2500萬元公債,用以建造日月潭的第一個水庫和發電廠。原來由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先做測量,並把發電的潛能作成報告,再寫成白皮書交給摩根公司,以促成這件工程。在二戰末期,宋子文是支那(重慶政府)的外交部長,可能是美國方面要他保證,萬一台灣的主權易手,美國在台灣的投資不受侵犯。這並非不可能。假設事實確是如此,那麼宋子文在台北早已有了準備。難怪幾天之間,懷特公司就派了一組團隊去台北調查電力情形,並提出工業潛力的調查報告。

【但在林蘭芳教授所寫的:《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民國 102年3月),p87~135),對於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來台則是照樣描述的】:

……(二)外籍工程師

在台電重用留用日人的同時,美方電力技術大廠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懷特公司)的工程師來到台灣,重估日本人留下來電力設備與諸種復興建設的規劃,可視為戰後復舊工作與規劃的技術指導者,他們也是美國工程師協助中國電氣修復事宜中的一環。資委會與懷特公司,雙方早在戰爭結束前不久的1945年6月22日就開始接觸,而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月後的9月20日簽訂合約,同年11月16日的書信往來,確定懷特公司工程師要在台灣工作。到1946年12月10日,該公司經理Gano Dunn提交資委會駐美辦事處文件,表示其成員已到台灣實地觀察並完成分析報告,調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備,以確立12萬KW供電的要求。關於懷特公司成員戰後在台灣的活動,依資委會的機關誌有以下的記載:(1)資委會美國顧問工程師一行5人,於1945年12月間飛赴台灣視察 電氣事業設備情形,並將協助計劃修復事宜。(2)1946年2月資委會為計劃發展大規模電氣事業,已編好「向美國訂購大型汽輪發電設備規範」一種,又為適應是項事業需要,續向美國J. G. White公司添聘電氣工程專家3人,其中1人已到台灣,另2人正待船來華。(3)1946年5月美國懷特公司電力專家3人前往台灣考察,並於4月5日轉往華北一帶工作。(4)再據1946年6月的報導,資委會為加緊復員及發展全國電氣事業,前在美洽請懷德(J. G. White)公司派顧問工程師一批,來華協助,該工程師等於1946年1月間曾赴台灣作初步觀察,在台工作次第完成,除Adkins及Snethlary二君仍暫留台灣,協助完成台灣天冷、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外,其他各員均已陸續返滬轉平,分往華北各地考察。

至於懷特公司工程師的實際工作,根據劉晉鈺、黃煇寫給資委會電業處長陳中熙的信函指出:美國懷特公司工程師5人,由孫運璿陪同視察台灣全島電力設備已完成,經會商今後工作計畫,台電要求其離台前完成下列2項工作:(1)第2期(1946年底止)20萬KW之修復計畫及所需之材料設備及人工等之詳細工清單及概算。(2)已進行中尚未完成之水力發電工程,如烏來、霧社及天冷(現為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等善後辦法及大甲溪整個開發計畫工程上及經濟上之審查……

……至於台電所借重的外籍工程師中,除美籍工程師外,德籍工程師主要是針對火力發電所的部份,如德籍工程師 Beyer,1948年他在台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對北部、高雄及松山三所火力發電所做詳細檢查,留有報告,於1948年 9 月2日搭法輪返德。而台電北部火力發電所發電機故障,亦由德籍工程師來台修復。1935年興建的北火,火力發電機是德國AEG電氣公司製作,經多年使用,機件故障,後商洽原製造廠家,同意派該公司德籍工程師阿爾明‧哈逖許 (Armin Hardisch)趕於1952年3月中旬以前來台協助修理事宜,估計留台四個月。亦有從日本來台的外籍工程師,如英籍工程師楊格(B.A.Younger),任職於日本橫濱東洋巴伯葛株式會社(Toyo, Bahooch kabu-shiki Kaisai),於1952年 8月間來台,主要目的是與台電從事技術性商討……

結論: 想要看看葛超智他所私藏的文件與檔案!

華航攀附權貴,政府罔顧國人 | 高凌雲

華航這樣的公司,歷經艱辛草創,幾十年來都不是一個正常治理的公司,若說照顧空軍人員,倒也無可厚非,但既然是上市公司,就該有公司治理的態度。

中東危難,政府無動於衷,若說華航派不出飛機接旅外的國人回台,好像又不是這樣,因為華航的確有多餘的飛機,可以讓行政院長到日本演戲,既然有多餘的飛機,那麼外交部就該情商派去中東,把受困當地的國人接回來。

可是我們的政府沒有這樣做,華航也沒有,華航選擇賠錢幫政府做秀,而非解決國人受困中東的問題,政府是連演都不演了,到日本作秀第一,困在中東的國人,置之不理,中東的外館所能做的有限,這個需要外交部下決心,但外交部與駐日代表處只想搞政治,根本不想管中東的事情。

一個政府在海外有急難事故時,連緊急申請航路,調派飛機到海外接人,都不想幹,你就知道這些當官的人,腦子裡都裝了什麼。

華航是上市公司,但卻是一個附庸於政治的奇怪公司,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府即為負責政治事務的機構,但現在的政府只是特定政黨攫取國家資產的機構,而不是照顧人民的機構。

至於從松山軍用機場起飛,那就是個實實在在的公務行程,一趟浪費公帑的行程,一個到了日本,卻不能稱為公務,而必須稱為私人行程的公務行程,如此卑賤,世所罕見。

一個名為私人行程的公務旅行,荒謬至極。華航不能秉企業良知,罔顧民生,攀附權貴,也不是一個良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