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緝菸衝突救了台灣,否則在1948年8月國民政府空軍逐漸退守台灣之前,台灣已經淪陷。
我的分析是,中共攻台的策略,首先是「調虎離山」,結果陳儀聴從身邊匪諜的建議(註1),1946年10月將駐守台灣北部的第62軍調回大陸,在華北地區與中共作戰,次年1月將將駐守台灣南部的第70軍調回大陸參加山東省巨金魚戰役(註2)。
就在第70軍調回大陸的隔月27號,台北圓環發生了緝菸突發事件,由於當時駐台國軍兵力僅有5,000人(註3),分散在全台灣的港口、機場、要塞,整個台北的守備只有200多人,根本無法壓制暴亂,加上電台播出負面消息,不久全省暴動四起。
這突發的緝菸事件,並不是駐台共產黨所籌劃的,按中共「趁虛而入」的計劃,引爆中共「起義據台」的時間,應該是1948年11月29日國共平津會戰的同時,因為平津會戰涉及共軍南下渡江,大陸國軍在「分身乏術」之下,沒有多餘的兵力可調回台灣。
二二八事變距離平津會戰,相差一年九個月,這一年九個月就是中共「起義據台」招兵買馬的時間,由於在台共黨少了這21個月的就緒時間,否則當時的台灣已經淪陷(註4)。
綜合以上,二二八緝菸衝突導致台灣免於淪陷,是合理的判斷,間接證明當時全台充斥中共地下人員,二二八前後就是國共戰爭的一環。
註1,上海大學(1922-1927)是共產國際為滲透中國與國民黨而興辦的紅色培訓基地,于右任被聘為校長,充當門面,校政由中共骨幹把持,沈仲九不僅在上海大學任教,還參與中共在上海的創黨活動。
1945年,胡允恭在沈仲九的推薦下,開始潛伏在陳儀身邊,為了討好陳儀,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議下,在福建時改名為胡邦憲。陳儀到臺灣任職時,胡邦憲與沈仲九等人就一起跟隨陳儀進入臺灣。陳儀把沈仲九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對陳儀的決定影響很大。
另,胡邦憲曾透露:在「1945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儀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
註2,1945年,國民政府派國民革命軍第70軍、第62軍駐紮台灣整編戰力。當時處於國共內戰的年代,1946年末至1947年初,中共在東北逐漸坐大,相比交戰激烈的東北戰場,孤懸海外的台灣可謂風平浪靜,自然不需要那麼多部隊駐守。於是陳儀順應中央命令及需要,將第70軍、第62軍調回大陸。因為陳儀認為:「駐台軍隊太多,軍費就要增加,我這是減少開銷;何況這兩支部隊非我嫡系,不聽我號令,留了也沒意思。」
其實當初中央在調用駐台部隊時,就有詢問陳儀:「要不要給你留下一個師的兵力?」陳儀的部屬也擔心部隊太少不利台灣治安的維持,可能陳儀對台灣治安太有自信,回覆說:「不必,兩個師都可調走。」這就是國軍駐台兵力不足的原因,而這些錯誤的決策就是陳儀身邊匪諜鼓動的結果。
註3,1993 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當時駐台國軍兵力僅有5,000人,因為這是政府版的研究報告,受到各界重視及引用。
註4,據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透露:他於1946年7月返台潛伏,在6個月內已招募了70位台灣人加入組織,受到228事件的影響,組織快速擴大,到了1948年,組織已掌握約285位特務。到了1949年底,組織已掌握約1300位特務,另外可動員5萬多名反政府份子,這些人可以用來發動罷工、抗議遊行以及校園暴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