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五 ──理番政策〈由樺山總督至兒玉總督〉| 郭譽孚

本書開篇以來,我們還沒有關切到原民的部分;這是由於日人來台之後的政策,原先就偏重在對於我島最多數的居民的鎮壓和宰制上;那一方面的鎮壓和宰制一旦開始論述,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段落,難以停止的緣故──如今,我們對於漢族的處境已概要地描述到一個段落,現也要來關心原本似乎不太受到侵略者「關切」的──即指「殺戮與攘逐」──他們稍後在歷史中,是受到統治者怎樣的「關切」?以下,就是殖民者最初的形象與其在時局中的發展。

  • 樺山總督的訓示

我們前面提到樺山總督是一位「台灣通」,那是他在牡丹社事件前曾經來台做情報偵察;而由他當時曾親自冒險進入蕃地,並與蕃人交際,其實,他也可說是當時的「蕃地通」。他在1895年8月25日發出了關於理番政策的第一號「關於接待生番的訓示」,其中顯示他無知於原民的馘首信仰,或也為醜詆我漢族先民而強調「生蕃……一令其心懷惡感,則日後無法挽回,觀夫二百年來,敵視支那人而敢為反抗,可謂確切之例證;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蕃馴服,……倘使生蕃視日本人如同支那人,則本島拓殖大業,勢必大受阻礙,故本總督欲以綏撫為主。」[1],因而,日本學者皆稱此期理番政策為所謂「綏撫政策」。

在該訓示中,讓我們很容易地發現樺山理番政策起始的特殊之處──很早,他們就注意到應該如何分化他們在我島上的對手了[2]

關於往後的理番政策,由於總督府的決策還一直以壓制漢族為主,因而沒有餘力對付原民;我們可以把其作為依時序先後而分為三期,即由桂到乃木的撫墾署制、攘逐殺戮後的剿撫與圍堵時期,來分別認知。

  • 桂總督到乃木總督,撫墾署的綏撫政策

簡言之,就是把原民居住的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與漢人的普通行政區分開;由撫墾署來治理蕃民蕃地。外表看來,主要沿襲清代撫墾局體制──該局中,總辦一名,委員一名,幕友在總局四名,屬二名;司事四名;通事二至十餘名;另有防遏蕃害、保護墾民的局勇四至八名與醫生與其他雜員之設置[3]

此時,總督府的撫墾署內分置主事八人,為各撫墾署之長;技手22人,受署長指揮,經理署務;通譯生11人。與前清頗有對應[4]

其實,兩者間的差異頗大,除了清時的局勇、醫生與那些雜員,此時該署都未設置外,該署的職能較前清的局,卻更擴大包含了前清樟腦腦務局的監管職能;也由於樟腦貿易在當年的重要性[5],因而,才會出現總督曾提議每署設巡查20名,但因經費不足,未獲允許的情況──原來前清末期腦務為私營,腦務局僅負責海關收稅之類;此時,腦務轉為公營,由該署負責,故管理與取締的人力需要比前清局勇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兩者明白的差異。

但深入的對比,殖民者的撫墾署下,沒有設醫生,自稱各署員可兼任簡單醫療,以省經費;其實可反映了殖民當局雖曾提出「以赤誠守信義,撫育無誤法,史歸順番民服從,絕非難事也」[6]與所謂的「不論中國民族或番民,同被日本文化,極力多數移住我內地良民,使其彼此相接近,漸次移風易俗為上策。」[7]之說,但以其神裔自大的民族性言,其確實具有根本「不把我原民當人看」的強烈歧視觀點,自然無為我原民設醫生之必要。因而,過去學者雖說「樺山總督對清代的撫墾局有相當良好的評價」[8],可能應該也要提及兩制間存在著這類歧異,才能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段史實吧。

樺山總督時,開啟此制度,所謂「綏撫」,其實只是避免原漢聯合;後桂總督短暫在位,難有變動;至乃木總督就任後,如我們前面所見,他雖受命要「一視同仁」,但仍繼續進行殺戮;義軍不敵,多有逃入內山者;據稱由於擔心「原漢聯合反抗」,因此更強化了上述「撫育授產」的綏撫政策。所以,該制度少有改動。

然而,這樣的所謂「撫育」,並不能阻止「番害」的發生;所謂「番害」,可以1896年12月,乃木總督時,發生在花蓮新城的「新城事件」為例[9];由於日軍不僅破壞原民芋田,並且先後兩次姦淫當地番婦,引起太魯閣番突襲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當局不僅不自省認錯,直接於1897年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葛城」,及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且瘧疾流行,只能在5月停止撤軍。該次征討失敗。據日人稱,太魯閣番的反抗與漢人通事李阿隆的指使密切相關,正可說是他們所歸罪的「漢番聯合反抗」的一種形式[10]

1897年,全年各地都有番害;當局曾經討伐新竹大坪、上坪、內灣等地;次年初,則發生討伐太魯閣的情況。

根據日人官方紀錄,由於總督府全力對漢族鎮壓,因而,在理番問題上,甚至於採取儘量迴避與番人交涉的方針;以至於在1897年1月,總督甚至曾下令,「欲行起訴番人之犯罪案件時,檢察官長應先請示台灣總督」[11],也因此所謂「政策」,實僅有若干設施;如前述的「官設隘勇」即是,另外,則「探勘番地」[12]與資料蒐集的「調查研究」以及番人的簡易教育,如禮儀、沐浴而已[13]

那是總督府內殖產部與內務部的衝突;前者重視樟腦業的採收,倘若無法與原民妥協,將威脅我島對外貿易,影響財稅收入;後者則由於番害嚴重,影響地方治安;希望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而一勞永逸;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島內還有從事樟腦業的外商,他們的生命財產必須保護──再發生引起國際問題、國會關注的雲林事件〈即,雲林大屠殺〉是他們真正擔心的。

正是因此,儘管前述1897年5月,總督府發布「地方官官制」,總督已把民政局權力收回[14],撫墾署不再直屬於民政局,而降級隸屬於各縣廳,被學界認為就是當時理番政策由綏撫轉向積極管理的發展,但是乃木在1897年12月還以總督內訓,強調了在理番政策上不變,仍採取綏撫政策[15]

  • 攘逐殺戮漢族後,兒玉的「威撫兼用」

上述情況,到1898年6月,兒玉總督就任後,才大改變[16]。就在該月,兒玉總督在殖產會議上預告了往後不再「綏撫」的新方針──

「平地各種事業,今已漸告就緒,需移步武進行番界之拓殖工作,而棲息番界之番,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若饗之以酒食,加以撫慰誘導,則長年之間,當見其相當進化,然而現下急需經營以新領土,絕不許以如此遲緩之手段,正宜致力掃除前途之障礙。」[17]

那是他一面積極施壓反抗的漢族義軍,並推出招降政策,一面利用前清樟腦業者擁有對抗番害的自衛武裝,即隘勇制度;我們由,1900年,總督府追加預算,增加了防番費24,000多元;同時,秘密訓令開始在台北縣與台中縣設立官辦隘勇,注重素質[18];顯然,對於隘勇在「防番」與「防止漢番聯合」上的成績,可以接受;尤其,此後,官辦隘勇的情況日增,可見當局應該是頗為滿意的。這顯示了綏撫的政策逐漸的改變──但仍努力維持番人與日警少交涉的原則。

同時,他逐漸展開了一連串剿番的殺戮行動;例如,1898年八月就討伐了新竹方面泰雅族;1900年八月,討伐了大嵙崁的泰雅族;1902年,討伐新竹南庄的賽夏族、苗栗的馬那邦社、恆春的排灣族;1903年,討伐了阿猴的拉巴爾番;1905年,討伐了台中的南勢番……當時的情況,日本官書自述稱,「由於當時的討伐效果少,因而番害自然多。」[19],顯然其效果是不滿意的。

此一理番政策的變化也顯示在其該年新頒的「地方官官制」的改變上,原本的撫墾署與警察署完全被廢除;只在縣廳之下的辦務署中設置負責「番人番地」的第三課,全由警察負責其業務[20]

是在上述兒玉的指示下,1902年,乃有了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那著名的、強調「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21]的關於番政問題的意見書,與1903年那簡明的三條「理番政策大綱」之提出;從此這種與前清絕不相同的「不把番人當人」的觀點,成為當局理番政策的主軸。

因此,1902年,出現了對於番界警察的任用特例,即免除其考試──把原民「不當人」,則其行為自不受法律的規範;例如,對番人不是用普通刑法,其處置僅重視有效的威壓;當然,其最有效的威壓物是近代化武器,例如,山砲、臼砲等,就在1903年開始設置於樞要番地;1904年,則在各要地埋下地雷;另在番害最嚴重的地方設置了高壓電的鐵絲網。至1905年,則開始在各地普遍地使用這些近代威懾科技[22]

日本學者在此時強調「威撫兼用」,因為持地提出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把番地分為南、北兩區,對北番主剿,對南番主撫;好像真的只是區別對待,既忽略了那是一種分化;也忽略了他們共同地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待遇。因而,往後沒幾年才會在當時被當局視為模範番社的新竹上大坪地方竟發生了日據五十年期間抗日殺戮日人次多的「北埔事件」──要到二次大戰需要原民們成為砲灰時,才取得了日本人的戶籍,即得到了日本人的身分,而能成為日本兵源〈詳後〉。

這也就是後來被日本學者尊為「番界調查第一人」,最後竟死於非命的森丑之助,所批判的──「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23]之開始。

  • 日俄戰爭時期的圍堵政策

 在前述的「不把番人當人」的政策下,征伐原民的軍事行動,收效不佳;而東京當局對於維持台灣統治的花費,深感沉重;巨大財政壓力下,總督府可開發的資源,除了加強剝削平地的地租外,最主要的財源就是各種專賣,其中以樟腦專賣的利益最高;但維持樟腦產量必須逐漸深入番地;這時平地統治已漸安定,1903年起,殖民當局透過警察本署連續三年舉辦三次全台與番務有關者統一意見的「番務會議」,該會中不僅完成了前述以近代科技防番的隘勇線,並以該隘勇線的推進與連結來封鎖與鎮壓我原民的設計,並且,對於警察在番務上的使命,確認其概要如下──

「防番以外,更應負起積極推動殖產事業……隘勇線的推進,…。從最有利益的地方開始著手,至於山腳村庄地區的安全則有保甲人民自行負責;…採取『撲滅之策』,凡是妨害事業的發展者,格殺勿論,至於撫育政策因為緩不濟急,不得再行採用。」[24]

這種使用隘勇線的推進來代替軍警發動的武力攻擊,其戰力自然不及軍方行動;但是警方掌握的隘勇線通常比軍方對於兇番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孤立的方式,其決然的「格殺勿論」,因縮小打擊面,僅對於出草殺人的兇番嚴懲,對於其他番社則施以交易與授產給予方便而進行懷柔的安撫,這樣以分化的方式瓦解敵番、殺戮敵番的作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與我們前面論及的大和武尊透過交友殺敵故事的犯行頗為近似,不另贅述。

不過,可以顯示本其統治方針的,除了隘勇線的推進,鎮壓與封鎖了我原民的生存空間外,在1903年,發生在中部山區,日本官方紀錄中的所謂「南北番大鬥爭」[25],是一個可以充分顯示當局理番政策簡直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個重大的例子。

那是日方利用南番布農族的干卓番,向北番霧社番提出願意埋石和解兩番往日的仇恨,要在兩番交界之處,飲酒講和;其實秘密埋伏干卓番,趁著霧社番當晚酒醉之際,進行屠殺;該屠殺計畫順利成功,一次霧社番被殺死一百多人;該事件後,南北番的互信關係完全斷絕。霧社番過去龐大的實力難以恢復──前述當局重要的「理番政策大綱」的第一條,關於將南北番分而治之的提示,才獲得確實建立;而北番的翹楚霧社番,在該年底,其頭目自動下山,向日方請求准許鐵器的供應,並表示願意充任隘勇;從此直到1930年只能成為殖民當局口中,全島的「模範番社」。


[1]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56~257。根據「理番誌稿」,第一篇,頁2,當時稱呼為「支那人」,故改用之。同在此書的該頁中,民政長官水野遵也醜詆我先民稱「夫蕃民常事殺戮,以襲擊中國人為能事,實因中國官民以譎詐欺騙蕃民所致。」。

[2] 分化對手的情況,在今日,我們還可看到一些隱晦的紀錄,例如,「1895年,日本與東台灣接觸,聯合台東卑南族,阿美族、組成義勇隊,攻陷抗日民眾。」,可見於「台灣原住民與土地關係之研究─花蓮、台東部分」,委託單位,行政院原委會,研究單位:中國地理學會,1999年印製。頁100。這並不奇怪;日本神話中有須佐之男斬殺九頭大蛇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熟悉的故事。

[3] 此外,撫墾局還有「番婆、教讀、教耕、剃頭匠」等雜員,是此時撫墾署所無的;由於此時新制初起,功能不可能完備,因而,此部分不做比較。〈番婆是女性原民嫁出內山者,負責招待內山原民外出的食宿〉

[4]清時的「總辦」,似等於日殖下的民政局長;委員等於主事,多為營官;幕友等於技手;主事補等於司事;通譯生等於通事。更加上局、署之間一字之差,於是就有殖民者沿襲前清之說。當時總共11署,任命8名主事後,其餘3名由他職者代理;並且因蕃地的蕃人多擁有刀槍武裝,屬危險地區,故其署長大多由軍人出任;與前清的委員多為營官相近。

[5] 清代腦務局統計,每月收入的灶稅和釐金,共計五萬五千餘元;一年總計達六十六萬兩千餘元;當年由淡水港輸出的商品中,樟腦的出口額僅次於茶葉。而樟腦產於山區,番人問題處理不慎,可以引起出草;在1891年10月至1892年八月,香港市場沒有台灣樟腦的交易紀錄,據稱就是發生生番糾紛的結果。

[6] 「理番誌稿」,第一篇,頁10。

[7]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省文獻會,頁143。

[8]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6。

[9] 此一太魯閣番事件,在當年的地位應該十分重要,既顯示了當年日軍的軍紀不佳的實況,也聯繫到1907年太魯閣的威里社事件,到1914年,日軍動員兩萬人征伐的太魯閣戰役;對於往後總督府的理番政策應有重大的影響──採用隘勇線制度,可減少日番接觸;可惜在藤井女士不只是在上述的學術著作中,竟然全無提及;在後來簡直作為官書,藤井教授於2001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中,也未提及該重要事件。

[10]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file:///C:/Users/User/Desktop/401061114_%E8%8A%B1%E8%93%AE%E5%9C%B0%E5%8D%80%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6%85%B0%E9%9D%88%E7%A2%91%E9%81%BA%E8%B7%A1%E5%88%9D%E6%8E%A2.pdf

[11] 「日據下的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

[12]例如,以測量言,由陸軍測量隊隨著各地守備隊的軍事活動而展開,在1896年二月已經完成平地部分的測量;然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番地與周遭各島的測量。番地與島嶼的測量都有探險隊的性質,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7年三月,紅頭嶼的探險隊共有103人,還邀請了美國記者大衛生;其他另有六次,都是奉派踏勘鐵路交通線的測量,是較小規模的,成員在1~20名之間;其中深堀大尉所帶領的一隊15人,由埔里經霧社,入中央山脈往花蓮港途中,全數失蹤;經查是在奇萊溪上游被太魯閣番殺害。就是一例。

[13]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98~301。

[14] 民政局之下,原來有八部一署;即,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學務、通信等八部,一署即撫墾署;與民政局對應的是軍務局。1897年,乃木的改革是縮編,民政局下僅剩外事、縣治、警保、衛生、法務、學務、殖產、通信等八課。在縮編之下,軍務局消失,改以海軍幕僚與陸軍幕僚,直接隸屬於總督。另,財務部獨立為財務局,直屬於總督,民政局長失去了財務權,其實力更是大大削弱。

[15]這應該是乃木總督晚期一面想收回民政局的大權,一面在動盪的百忙中,仍意圖大力理番的型態──他並未退縮,相反的他計畫推出前述「奠立警察政治」的前身時,做為他設計的「三段警備制」中的一環,即被視為可能利用熟番而取消撫墾署的「護鄉兵」。然而,該設計的展開並不順利,乃木就辭職了。有意者可參考「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55~59。

[16] 此一改變,我們前面已提及,總督府恢復民政獨大、且較水野時代更為有力的體制,其長官為民政長官,民政部轄下十六課;總督府新制中,海陸軍幕僚不能參加與軍部無關的會議;其後有一千多名官吏去職。

[17]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在一般抄襲日人著作時,很容易忽略這個重要的指示,僅強調總督府參事官持地的說法,並說其作為受到美國的影響,個人認為總督的指示應該是參事官研擬發展的大方向,並且合於日本神裔自大,輕賤弱者生命的傳統,所以,在此提出此指示。例如,在藤井教授的名著「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中,就沒有提及。

[18] 除了重視體格與能力外,其素行也在遴選之考慮內,然後給予武裝配備;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抗日份子混入其中。往後,民辦的稱為隘丁,官辦的稱為隘勇。

[19] 「台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著,南天影本,頁320。

[20]該辦務署由警察主導,設在平地,依實際需要再向番地或山腳地區設置辦務支署或警察官派出所。據稱如此每年可樽節20萬元經費。

[21]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26。

[22]同前書,頁144~145。1906年,地雷埋設擴大到南投、斗六、蕃薯寮、台東四廳。

[23] 很遺憾的,我島學界,對於此觀點似乎完全無視;「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417。

[24]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53。

[25] 同前書,頁157。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四 ──國際聯盟開啟的理想時代 | 郭譽孚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國際聯盟是歐戰中戰勝國主導重建戰後新秩序的組織;當戰爭正式結束前,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懷,戰爭結束後,立刻付諸實行;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醜惡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同時被充分地被高揭起來,被廣泛地看見了;尤其,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保守的理想主義之間的互動;其中有多少是戰時為了動員社會底層共同捍衛自身的體制才提出的;那些美好的說詞,也使得沒有直接赴歐洲參加歐戰,甚至原本抱持著神裔自得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嚮往起平等與自由的世界。

這段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沖動了日本傳統社會,前面那影響重大的「米騷動」,使藩閥感到無法應付,才有出現原內閣的機會;但是如前述,「米騷動」影響雖大,其前雖發生過政黨主催得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該騷動發展的型態卻讓所有關懷者都感到那是前近代的型態,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西方社會問題的革命化;以下,我們把這前後的歷史文化脈絡做這樣的論述。

  • 脫亞入歐

日本社會是個階級性的社會,雖然好像都是「神裔」,但彼此階級分明;另方面,階級就意味著本分與特權;這特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武人的權利,……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就由於這樣的習性,在國際關係上,雖然號稱「文明開放」,他們很早就接受了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觀點,例如,前及的啟蒙大師福澤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公開發表了「脫亞論」──「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鼓吹「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與「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順利的發展;這「脫亞」肯認要「模仿西洋人」,而西洋人都是指歐洲人,自然也有了「入歐」的意涵。

如前所及在明治時期曾有一段雷厲風行的西化時期,可說正是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後來雖然被國學派大力抵制而未能繼續全面進行,但是在接受國際事物上,以其為前導是毋庸懷疑的──時序來到一次大戰,依此指導原則,它將如何面對此時的西方思潮。

  • 威爾遜、列寧、俄國革命與國際聯盟

英、法、俄、義協約國與德、奧、匈、土同盟國兩個集團的對抗,美國遠處海外,本沒有參加的必要;但是,這時的美國總統是著名辯才無礙到被喻為傳教師的法政學者威爾遜,因知歐洲發生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個做生意的好機會;1914年8月,歐戰開始後,它們立刻發布了「中立宣言」;然後就鼓勵大企業像對立的兩集團提供戰爭物資,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繁榮;此外,他還曾坦述「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獲勝。……儘管德國在殘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國也在攫取財富」[2];因而,要到1917年,德國展開無限潛艇政策,威脅到上述他所認知的美國利益後,他才在該年4月,以他那「措辭用語極能感人」[3]的演講,請美國國會通過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加了協約國。

就在稍前,1917年3月,戰爭進行已兩年多的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沙俄倒台,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但11月,又發生十月革命,4月才返俄的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人革命成功──在二月革命成功之際,在海外社會黨人爭論中發展的他就起草了「遠方來信」,已提出「真正民主的、真正光榮的和約」,主張「不受任何條約的約束……立即公布所有的這些條約,以便讓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盜目的當眾暴露……一切交戰國馬上締結停戰協定……工人農民的和平條件,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附屬民族、被壓迫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力的民族」[4]

十月革命後,他呼籲協約國全體停戰,「本政府所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和約」「廢除秘密外交」,並向交戰三強國的工人呼籲「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即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效地進行到底」[5],協約國沒有答應那種和平;12月,蘇德簽訂停戰條約──俄方在極為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6]下;1918年3月,俄軍與德、奧停戰,退出歐戰。列寧這一態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起各地社會黨人相當的回響。

威爾遜在戰前是美國保守派的學者、教育家;在1914年的演說中,他就曾自述「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商人的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地區。當我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7];1916年,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強調和平主義的「他使我們免於參戰」;遠離戰場的他使用「和平」兩字,如是描述著「和平而體面地征服國外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8];1917年,他曾經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來調解兩集團之對抗;二月革命後,他首先承認俄國政府;我們不知,他與列寧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彼此誰受到影響,但列寧的停戰呼籲,則當然影響了他──1918年1月,居於世界獨強地位的他,競爭性地提出了漂亮強調戰敗國家境內「民族自決」「國際裁軍」與「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國際組織,保障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作為他理想中的「世界和平綱領」以對抗列寧那可能動盪世界的號召。

他的這個文件,由於戰爭時印成傳單,散播敵軍後方,很受東歐民族的歡迎[9],也引領世界成立了戰後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成為其正式的會員國,也就是美國拒絕給予支持;歐戰後,美國已是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自然很難帶給世界真實的秩序;不過,列寧與威爾遜他們的作為,在各地所激起反思,卻足以在各地給其統治者帶來了各自的難題。

三、西伯利亞撤軍問題

    當初出兵時,日本外相是由我台人所熟知那惡毒卻不敢拂逆軍部的「能吏」後藤出任,在他所謂的「如考慮到帝國國民之財力,知識及性格,在相同條件下終究不能與歐美人競爭,可知,防止美國在西伯利亞活動之措施,必然是以我所擅長之武力活動,彌補我國民不足之處,由此在競爭中獲勝。」[10]之下,寺內內閣決定了出兵西伯利亞。

    出兵需要準備大量米糧,米價更高漲,也更促進了「米騷動」;上述三百婦女和警察衝突,演成暴動;不數日間波及全國,以致最後當局只能出動軍隊鎮壓,才使各地平靖;暴亂影響太大,因此,至9月,雖受山縣元老護持的寺內內閣,也不能不辭職。此時距大戰結束只有兩個月。時當人民大騷亂之後,新任內閣特由平民出身的原敬接任。

寺內派往西伯利亞的軍隊,當初期順利達成救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後,就該撤軍;但是由於陸軍參謀本部中有部分軍官對於西伯利亞具有相當的野心,造成其後的增兵;這樣的野心,雖大戰結束,凡爾賽和議已成,竟然還派出新的師團;直到英、法、美軍都已撤軍完畢,還把日軍留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隨時遭受到俄軍小部隊的偷襲[11]。這時候是原內閣時期。

雖這時是護憲運動之後,軍部氣勢已稍降,但是原內閣卻不能及時處理[12],以至於終於在1920年5月前後,發生了日人七百人犧牲的「廟街虐殺事件」;當然,這對於日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促成了朝野的反省,當時的情況是雖是要開始撤兵,甚至找不到撤兵的對象。往後幾經周折,到1922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成,陸軍還須向海參崴出征的荒唐情況[13]

出兵西伯利亞,可說是與後來偷襲珍珠港類似,是軍方在事後承認的大錯誤[14]。我們前面每論及殖民者不會承認在我們島上的政策錯誤,而這兩次海外的大錯誤,可說是由於其對象都是國際社會的列強,所以,軍部是不敢或無法抵賴才承認吧。

  • 由韓國三一運動到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的東亞,先後發生了這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日本學者曾經如此描述韓國三一運動──「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朝鮮也廣泛開展了三一運動。在東京的朝鮮學生幾乎全部〈約600人〉在二月八日集會於東京神田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召開獨立大會,決定發表宣言,但中途被下令解散。在朝鮮京城,三月一日有29人集會,通過獨立宣言書,唱朝鮮獨立萬歲後到總督府自首。以此為契機,暴動在朝鮮全境擴大起來。日本政府在一千幾百處布置了軍隊,到年末終於鎮壓下去。」[15];當時的情況,是原內閣;據原敬日記所見,它的態度是「訓令朝鮮總督:『要把此次事件視為對內對外都極為輕微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以期不再發生』」[16]

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前述1905年受歧視的華工工約以來與各地收回路礦利權問題上的憤怒,經過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1月就提出了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問題,但會議竟不受理,而要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當然很容易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朝鮮三一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可說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國五四運動,正是發生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兩個月,蓄積了清末以來我民族所受的屈辱──尤其是不久前那日本簡直要把我國蔑視為其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與身為歐戰的參戰協約國的一分子,派出大量工人參戰,竟然在和會中不能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收回德國過去在山東取去的所有利權;美、英、法諸國竟然要把山東利權轉給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對於原本在歐戰後受到西方理想主義辭令迷惑的所有民眾,無分中、日、韓、台,當然這是一個逼使他們不能不省思與重新認清列強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深刻事件。

當年歷經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孫文,正省思了這個問題,在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大文,其中對於大戰的雙方都有深刻的批判──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17]

而巴黎和會中,中國山東問題與各地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問題,在現實中,竟完全沒有得到威爾遜所高標的「人道、正義、和平與光明」的處理[18];國際聯盟沒有實現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辭令,卻喚起了殖民地人們心靈中深沉而巨大的尊嚴呼聲。

五、日本式的社會與國家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日本,如何考察自身的處境?如何努力由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中發展出它們最大的潛力,以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1944年出版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三十年紀念刊」中,描述了這段歷史的開端──

「1916年乃日本國家危機時代的開始。自1919年殖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陷入黑暗的深淵,絕非過甚其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自由流入,加上唯物主義、功利主義、金錢萬能的信仰滲入每一階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思想如傳染病似的散佈在學生和青年工人間。誠實地為國家著想的有識見有智慧的人不忍見此。」[19]

其實,作為文化與社會的武士傳統的陸軍,對於如何鞏固自身的社會結構,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基礎,其考慮的時間更早;他們早就注意到「團結不但能消除內部衝突,也使日本能以實力面對外國人」,因而,在明治維新後,既使在1870~1880年代失去權力的異議份子和明治政權的其他反對者,在這點上,都與政府同意;因而,他們有意識地努力建立了「一個不受文人控制,卻不論中央或地方層次〈在地方層次上,影響經由徵兵制度產生〉都能影響文人政府的軍事組織」[20]

前面提及的山縣元老是其堅定的主張者;桂太郎與寺內正毅是其主要參與規劃推動者;而未來將要出列在政友會總裁大位的後備役將軍田中義一,是他主要的實際主持推動者。

他們最早的型態是透過地方上擁護政府的退伍軍人團體,高調「研究軍人精神、增養活力充沛的天性,改進公共道德,提高軍人聲望,並成為一般大眾的模範」起始;然後,利用地方上好戰組織的原始草根性,設計受過教育的地主兒子只需服役一年,就以中尉階級退伍,而它們的佃農卻需要服役三年或兩年,但回家時仍為士兵的制度,讓地主兼軍官感受到該服役一年是於己有利的;因為該服役加強了村民對於當地領袖的尊敬。此外,地方社團提高了軍人的聲望,並且增強了團結與生產效率,也阻滯了地方分離運動的發展[21]

他的特色是使這個協會成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努力「統一並指揮這個組織以達成舉國一致,而同時又能允准下級有足夠的自主,至少呈現這協會表面上的獨立性並確保龐大的會員人數。」;他們描述為「以私人協會方式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法律上受陸軍大臣的指導,而不受其指揮。」[22]

上述的組織,據稱1906年,全國有如此4,0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1910年,則增至11,000個以上;該年,全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在東京盛大成立,繼續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展;1918年,其中央總會之下,已有分會支會達13,000個以上;會員達到2,300,000人;[23]這個強調私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蓬勃。到1926年,在上述的基礎上,陸軍還是不出面,由文部省發表關於青年訓練所的命令,要求地方社區應設立四年制學校,容納八成的強迫教育後不再升學的日本男子,負擔其經費;那些15~20歲的男子,將在四年內在該學校受滿800小時的教育──包括400小時的軍事訓練與100小時的倫理教育[24];因為他們深信「訓練十幾歲少年作軍事演習可產生較好的個別公民」[25];該年,這個訓練開始時,據稱就有800,000少年參加[26]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們很大的衝擊;他們看到德國如何發動總體戰,正能呼應它們這個武士民族對於戰爭型態的「偉大想像」;雖然在它們組織下的民眾,在1918年,也不乏有參加「米騷動」者。

不過,田中的豐功偉業上,據稱在其擔任陸相主持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曾發生「曾經吞沒出兵的大批機密費入私囊」[27]的事件。

我們的島嶼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在朝鮮三一運動之後不久,寺內內閣下台,明石總督與寺內先後病死;當時,在朝鮮總督府出現了被韓國史家批判稱「本質不變」的「文化政治」[28];在我們島上則出現了日據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所謂「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也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本研究稱之為「大正民本」的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在時代的衝擊下,據日人自身的描述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29]當時,我們的島嶼社會在被強烈侮辱與損害之餘,殖民者卻是如何任意的安排著我們的未來。


[1] 福澤諭吉著,原刊於「時事新報」,社論,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2] 1917年,威爾遜在內閣中語。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277。

[3] 「威爾遜總統百年祭」,法蘭斯‧法默著,陳國新譯;華國出版社,頁8。他的講演,有人批判他的作風,稱,「老是找些極高超的理想來鼓勵和改造公意。」「他被自己的美妙辭令所麻醉」。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33~134。

[5] 「第三國際史」,上,鄭學稼著,台灣商務,頁108。

[6] 德軍強迫革命政府放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等國土地與過去俄土戰爭中割取來的土地,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該黨其他領導人大都反對,但德軍堅持威壓;幾次拒絕,最後在德軍最後通牒與挽留列寧的情況下,接受了德軍的條件;簽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約中,俄方總共損失126萬方公里〈四分之一國土〉,人口損失則達6,200萬人〈四成四的人口〉,另,農產損失33%,工業損失54%,製糖業損失80%,鐵礦損失73%,煤礦損失75%

財政收入:共損失約27%,此外,並賠款60億盧布。以上資料可參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E7%AB%8B%E9%99%B6%E5%A4%AB%E6%96%AF%E5%85%8B%E6%A2%9D%E7%B4%84

[7] 1914年,威爾遜的演說。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

[8] 同前書,頁277。

[9]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三民,頁70。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21。

[11] 此處批判資料,主要依據「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

[12] 在「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2~523中,有談及1918年底,原內閣決定減兵三萬,參謀本部強烈反對;而後因萼木斯克政府垮台與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增兵聲再起;源仍是繼續撤兵。上原參謀總長反對,陸相田中義一也主張撤兵;最後,原建議陸相改組參謀本部。原當時似乎相當努力,在其被刺殺之前,由1920到1921年,曾自西伯利亞撤兵三次。

[13] 「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1918年,大戰中,在協約國要求下出兵,引起「米騷動」;初有戰果,繼續增派軍力,遇俄游擊戰與無法適應的寒冬;但在大戰結束後,因暗藏野心,還派出軍隊;到1919年6月,凡爾賽合約簽訂後,仍然繼續在俄對游擊隊的討伐作戰;直到1920年1月,美軍全軍撤出,獨日軍仍留在西伯利亞,被俄人視為有領土野心;3月,發生日本軍民七百餘人被屠殺的「廟街事件」。原內閣被反對黨批為「政府以無名之師,使我忠勇官兵曝骨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最後,要到1925年才將全部派出的軍隊撤回。日本史家批之為「六個師輪流出征,軍費消耗九億三千美元,三次改變戰爭目的……不但毫無所得,反而招致尼港慘案的發生與四千官兵的傷亡,並引起內外疑惑,對國民播下不信任軍部的種子。……損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對我陸軍過去光榮歷史,初次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大污點。」。

[14] 是怎樣輕微呢──這可能要把日本學者上述紀錄與韓國史家的紀錄對比;韓國史家稱,「這三一運動的餘波,曾繼續數年;除『民族代表』33人及其他多數志士都被捕下獄外,僅據日帝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達136萬3,900餘人,被害的6,670餘人,投獄的有5萬2,770餘人,此外焚毀教堂、學校及住宅無數;其在中國東北延吉邊地,經、庫頁島等地,尚不在內。」〈引自「韓國史大觀」,李丙焘著,許宇成譯,正中,頁481。〉

[15] 「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4。在韓國史家的認知下,也說「中國革命給予同性格與同命運的韓國人民,尤其亡命海外的韓國志士以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與影響極大!流亡中國的韓革命志士,更因在反帝排日方面,與新興的中國同其路線,故非僅得到中邦人士知覺大同情,且更進一步,互相鼓勵與提攜……」

[16] 同前註。

[17] 「中國存亡問題」,由孫中山口述,朱執信執筆。可見於中山全集。

[18] 當時許多青年知識份子都感到憤怒;據稱當時的李大釗就如是批判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做幾個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當時的陳獨秀,則憤怒地慨歎著「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話。」「現在還是強盜世界」。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流出一種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19] 「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金禾,頁33。

[20] 同前書,頁15。

[21] 同前書,頁18~19。

[22] 同前書,頁26。

[23] 同前書,頁31。

[24] 同前書,頁51。

[25] 同前書,頁49。

[26] 同前書,頁52。

[2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45。

[28] 日人對於朝鮮「三一運動」前的日本殖民政策,名之為「武斷政治」;新任總督為海軍大將齋藤實,將舊日政策略作更動,即名之為「文化政治」;韓國史家多批其為「本質不變」。

[29]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181。

蔣介石保下岡村寧次成立「白團」 | 盛嘉麟

以岡村寧次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地位,原本要送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必被判絞刑,但是蔣介石把他保下來,交由上海軍事法院審判。

1948年8月23日,法庭公審岡村寧次的當天,不僅審判場所上海市參議會禮堂內有1000多人旁聽,禮堂外的廣場上也擠滿了人,外面的大立柱上還懸掛了兩個高音喇叭。
上午9點30分,審判準時開始,岡村穿著西裝出現在法庭上。
石美瑜庭長首先審問岡村寧次,他總是避重就輕,百般推脫。至12點,上午的審訊結束。下午3點審訊繼續進行。幾位辯護律師與法庭之間展開了激烈辯論,場內氣氛一度緊張。下午6點30分,庭長石美瑜宣佈庭審結束。

拖延幾個月之後,1949年 1月26日上午10點,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第二次公審,公審時間和具體地點並沒有對外公佈,開庭時只允許20餘位新聞記者到場旁聽,與第一次公審時千人旁聽的場面簡直是天壤之別。在公審時,石美瑜象徵性地問了幾個問題後,於當日下午4點宣讀了判決書,宣判岡村寧次無罪。

判決書宣讀後,法庭內全場譁然。石美瑜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和質疑,立刻宣佈退庭,慌忙躲進庭長室。憤怒的記者們不顧憲兵的阻攔,衝入辦公室向法庭抗議。這時候,岡村寧次在法庭副官的耳語下,趁機從後門走脫,徒步返回寓所。岡村寧次被判無罪,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不滿,眾多具有正義感的人士提出抗議,而中國共產黨也對此發表抗議聲明。

1949年1月底,岡村寧次及其他259名日本戰犯從上海乘美國輪船回國,2月4日清晨,岡村寧次踏上日本國土,隨後被安排在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療養。後來,岡村寧次率領一些原日本軍官來台灣出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被稱為「白團」(「白團」之「白」字,恰好與「紅軍」之「紅」字對抗,意為對抗中共「赤魔」)。白團在台灣擔任軍事顧問近20年(1950-1969)。1966年,岡村寧次因心臟病發去世,享年82歲。其生前編著《岡村寧次回憶錄》。

二二八前是否言論自由? | 徐百川

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一 辛亥革命前後 | 郭譽孚

雖然我們島嶼已經被殖民者所竊據,甚至有我們前述的「割據」情況,但是在當時時代發展的大局中,我們的島嶼仍然不可能完全不受到時代巨潮衝擊的影響。
當時日本並非是個很進步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國際資本主義方興未艾,帝國主義政策衝擊著整個世界──當時落伍的東亞是一個列強競逐的重要對象;這應該也是當時我們島上殖民統治必須在前述「奠基」之後,不久竟又「重奠基」的理由──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是該「重奠基」的開端。

當時最可以說明這個局勢的,或許就是1899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1898年才剛取得菲律賓的美國,對於列強已經開始在中國互相攘奪的局面,找到了自身可以積極參與的理由;他呼籲著──「要求保持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不會影響在其各自勢力範圍內的通商口岸。」──並且很快地在1900年就宣布,那是大家已經同意的原則──其實,當時他提出的原則,老衰的清廷是最能接受的一方,其他各國則仍然在鐵路權,採礦權,貸款,對外貿易口岸等問題上,與中國持續不斷地討價還價。

是這個局勢,發展出來日本與俄國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戰後還可以不影響清廷對於該土地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奇怪體制,卻又恰由於這塊中國的土地竟然是清廷當年的「龍飛之地」,使得該戰爭對於後來摧毀清廷的中國革命,有特殊重大的象徵意義。

為了理解當時實際的情勢,我們下面的論述將首先看祖國「辛亥革命」前後的時局,如何衝擊著我們的島嶼。

關於「辛亥革命」前後──

這個時期,就剛淪為殖民地十五年左右的我們島嶼言,殖民者鎮壓之後,迅速開始邁向宰制的工作;以主體性的視角來看,當時被「默殺」的「北埔革命事件」剛過,可描述者不多。

唯一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我島先民主體情況的,應該只有1910年發生在我島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事件」;那是一位國語學校畢業,獲得公費保送京都帝大的畢業生洪禮修,回國後受聘為國語學校台籍教師;他在向我台籍學生上課時,採取前段說故事,引起動機,然後鼓勵發問與討論的教學法 ;不料竟受到該校教頭〈教務主任〉的嚴格禁止;最後,在該教頭傲慢的「理想或麵包」的兩難威脅下,堅持理想的洪老師離開了他在那最高學府的教職。該事件的被害人是我島優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我們殖民地先民的悲劇。

當然,他的去職,應該會引起了我們先民社群相當的注目;果然,隔年〈1911〉就是辛亥年,「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據稱,「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但是,當時還是衍生出了「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

然後,在噍吧哖事件後,1916年的台北師範學校,即當年的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發生了我台籍學生被集體退學的「清國奴」事件:那是在臺北萬華的舊書店中,不小心碰掉了書,被店員辱罵「清國奴」,同行同學抗議,該店員不但不道歉,並且還又連續以「清國奴」辱罵;此事鬧到學校,該店員不僅未受責備,並且事件的中心人物與平常受舍監教師惡感的幾個學生,全遭到退學的處分。據稱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抗日份子 。

以上,是我們由很有限的史料中,整理所見,就在對岸反帝制的怒火到處爆發之時,我們此岸在殖民體制下自我覺悟,且座人生重大抉擇的一段故事〈在他書中,由於日人不喜歡,應該無人提及的;個人研究教育、關懷教育,認為重要,故在此一提;歡迎大家研究〉

是在上述的處境下,我們先民看著對岸的逐漸變化──

一、拒俄義勇隊事件
這是義和團事件後,八國聯軍的動亂時期,藉機而進入我東北的俄軍,拒絕在辛丑條約後撤出;而列強早風聞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將在1902年完工,咸認俄國勢力必將更為強大;英美等列強皆對俄國勢力之膨脹深具戒心,而國際上關切者甚囂塵上──因而,該年初就出現「英日同盟」,以共禦俄方勢力。
其實,受該鐵路威脅最大者應該是中國,然清廷顢頇無能,東京留學生感受到這種愛國保土的時代壓力,發起「拒俄義勇隊」的行動;該行動還派代表回國請願,頗得各方學界認同;但清廷不只沒有積極的作為,反而意圖制止這些愛國的行動,竟演變為把國內響應該行動的愛國知識份子列為通緝犯的事件 。
雖然,當時社會封閉,知道國家處境者不多,但是自馬關條約割地賠款的恥辱以來,歷經清廷公開對洋人宣戰後,太后與皇帝在八國聯軍攻擊下,出逃,對於整個社會的衝擊必然不小;況且,滿清入主中國兩百餘年,滿漢畛域,並未盡除;朝廷「喪權辱國」的種種史事,自然易受詬病。
於是,馬關條約後出現的維新與革命力量,前者雖大多仍願擁護清廷,後者則根本採取否棄清廷的態度;此時,各地反滿革命力量紛起;社會上形成維新與革命間,明顯消長的局勢;例如,1903年,湖北留學生成立了「華興會」;浙江青年與會黨組成了「光復會」;1904年,湖北學生與青年軍人成立「科學補習所」;1906年,革命黨人還藉基督教會成立「日知會」;而以反滿革命著名的「蘇報案」中,那龍澤厚原本乃是康有為的仰慕者,經過「抗俄義勇隊」被通緝後,此時,竟然變成革命大將章太炎的同案,這樣的消長,對於維新保皇派應是一大打擊,也使得往後激進的革命派更有發展的機會。

二、日俄戰爭
前面我們已談過這場戰爭,但在此處所談是另一角度。
辛亥革命前七年,東亞列強的競逐中,俄國具有新開通西伯利亞鐵路的近便地理優勢,英、美勢力扶植日本來拒俄,因而,發生了日俄戰爭。
然如前述,1905年10月,日本慘勝於日俄戰爭 ,和約批准生效;依照日俄和約與日清條約,帝國所取得的管理權僅在俄國當年在南滿州的權利,也就是關東州與南滿州鐵道週遭的附屬地,僅有面積370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130萬人;但大戰期間,日軍佔領地甚廣,並且在各地都進行了占領地軍政的殖民地經營;絕不僅限於和約所定的範圍;當時,外務省的方針是「關於滿洲占領地之施政,一以不超越俄國行使之範圍內而行使我之權利作為根本之方針」 ,且由於前述美國在1899年早已對中國問題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在列強中頗具影響力,乃希望軍部能及早把軍隊撤出滿洲。
然而,外務省這樣的態度,不僅日本國內的國權黨強烈不滿 這個沒有割地賠款的條約,並且在滿洲各地的佔領軍,也堅持在滿洲繼續實行軍政,有賴著不走的傾向。當時的情況是「日俄開戰以來,已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的從事各種職業的日本人移居於日軍占領地……在滿洲的日軍占領地受到了軍政當局庇護的日本工商業者就能夠從事幾乎是壟斷性的經濟活動」 ,在軍政之下,只允許日本人居住營業,不允許外國人在占領區內這樣活動──這正是當時列強譴責日本在滿洲行動的理由。
對於我們研究台灣史者言,負責滿州經營調查委員會的參謀次長事務代理兒玉將軍,也就是曾經長期兼任台灣總督與後藤長官搭檔,在我們島上推動殖民地經營的兒玉。顯然,兒玉急於把自身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移植到滿洲。軍方不顧外務省的顧忌,努力經營這塊新領地──這塊被清廷稱為「龍飛之地」的所在。
正是由於他在滿洲提供了可以任由日本資本家壟斷的廣大市場,加上他負責的台灣總督府提供了糖業生產的貼補政策,大大提升了前及的日本資本家對於台灣糖業生產的投資興趣。
日俄戰爭的結果,一面是日本國際地位的提高,與黃種人對於白種人增加了可以對抗的自信。另一面,是中國激進份子眼見朝廷之顢頇無能,更為堅定了他們與這個異族統治者對抗的決心,革命取向更為堅定──雖然,1905年,因日本以小勝大,使清廷也認同君主立憲,決定仿日本之例,派出五大臣赴歐考察;同年,海外各地反清的革命分子集結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國內的革命份子以炸彈攻擊該一將赴歐的考察團;可說就是這個世界革命時代的重大發展──這時,甲午戰後十年,距離辛亥革命還有六年。

三、華工工約示威抗議風潮
然而,對於上述國際性事件的影響力,要及於中國廣袤的領域,喚醒整個社會,來掀起一場大改革是困難的;尤其,列強還會有類似「門戶開放」與「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類漂亮說詞,來隱晦他們蠶食鯨吞的目的;更是讓我們社會不容易充分醒悟。
但很巧合的,在日俄戰爭結束的時間,曾提出漂亮的「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美國,其長期敲剝壓榨與蔑視華工的作為,就在1905年五月爆發了;逼使中國各個通商口岸的中國人以抵制美貨、罷工與罷市公開向它們提出抗議。
那是1868年以前,美國為了加州金礦開採與美國中西部的開發,已開始招徠中國人勞工,有六萬多人,至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為了加速開發美國中西部,而訂有「兩國自由移民,彼此的僑民在僑居國享有最惠國人民待遇的規定」,於是我華人入美者,在1871~1880十年間,更多達十多萬人;其大多數為築路、墾殖需要的勞工。
豈料其太平洋鐵路完工後,我華工就開始頗受白種工人歧視,甚至不只是在州議會通過苛待華工的法律,政客提出排華的政見,並且壓迫政府廢約;清廷拒絕之。至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限制華工法案 ,清廷還堅持「非禁止」的立場;但至1894年,由於外患日急,無力顧及僑民利益,清廷從「並非禁止」的立場退卻,正式承認美國排華法案 ;至1904年,該法案更變為「永久有效」 。1905年5月,抗議反制由上海總商會發動,僅有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外交部施壓勸導民間;民間名流如張謇,都斥責當道;中國留學生與美國華僑對於壓制者,都提出了不惜訴諸暴力的聲言;清廷一再喪權辱國,民間怎能不蔑視滿清當局 。
此抗擊事件經過清廷與地方官的大力開導,歷時一年多才漸過去 。

四、各地路礦風潮與革命事件
列強來到老大衰弱的中國,彼此為了避免過大的衝突而傾向於劃出各自的勢力範圍;而此「勢力範圍」,就是列強對於自身立腳地域的周遭利權的攘奪與占有;由於此時孤兒寡婦的清廷簡直沒有能力自保,所以列強每每予取予求,無能的清廷對於列強簡直是有求必應;而史家有稱,「1898年以來,中國的鐵路、礦產,幾盡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鐵路;不論已成未成,均應收回。」 ,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1900年,美國合興公司與清廷簽訂粵漢鐵路條約,規定借款不能轉讓;第二年該公司卻就將大多股份轉售比利時,實為法國所有;1904年,張之洞以美方違約,要求原約作廢,因兩湖與廣東紳民一致支持廢約,且海內外輿論一致聲援;終致在1905年,堅持廢約成功;而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給與國人相當的啟發,從此不僅展開了全國收回路權運動,並也開始了收回礦權的運動 。
但辛亥革命之近因中,有所謂「川路風潮」,就是1903年已決定官辦的川漢路,開辦無成績;1906年,四川商紳請改為商辦;獲准設公司共籌資金,進行其事,但因過去沉重的對外賠款,民生凋敝 ;至1911年,資金仍大不足;清廷突宣布的收歸國有處理辦法,川紳難以接受;且所宣布的外債修路,又大增民族憂患意識;而民間因此而有「保路運動」的罷市與請願之風潮發生。消息傳出,全國各地難免受影響。
該風潮正式起於8月24日的罷市;9月,發展為大請願;請願中,川督竟以開槍鎮壓,死亡者30餘人;民眾遂在潛伏於該運動中的革命黨人組織下,準備起義;10月2日,四川乃成為全國各地中最早對清廷宣布獨立的省分。
由上述的情況,我們應該可以感到大陸官民逐漸在改變中,而又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對於我台人的認同並不強制,因而我台人之難免更受影響,應在情理之中。

五、黃花崗之役與二次革命的發生
前述的大陸時局,是在清廷統治下一般性的發展,民間沒有明白的政治態度,孤兒寡婦的大清帝國在列強的覬覦下,逐漸失去威信的過程;而同時,革命力量逐漸高漲;我們由孫文先後領導的下面兩次事件,來理解當時的時局發展。不僅是意圖利用大陸局勢的列強注視著那一切,我先民應該也受到相當的衝擊。
關於黃花崗之役──
又稱第三次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宣統3年3月29日)在廣東省廣州市發起的一場起義。1910年11月13日,這場起義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當時川路風潮尚未形成。
起義時間,初定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起義的武器裝備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以及策應起義的新軍大批退伍等意外情況,起義時間推後至4月27日,即農曆的3月29日。且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因連絡有誤,以致該日僅剩黃興所部130餘人發動起義。
起義軍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前來鎮壓,起義軍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
儘管對於該次起義失敗,黃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也不滿另外三隊的貪生怕死,不配合起義,為失敗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三隊人馬,卻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
該次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力量前仆後繼,震動全國;顯然大勢將成,不是清廷可以輕易挽回的了。而應該並不只是巧合的,在參與黃花崗之役的愛國青年中,有一負傷的華僑青年羅福星,當時痛恨滿清的惡政,後來來台也成為我島抗日運動的領導者。
也因此,在辛亥革命後,儘管袁世凱這位實力人物,其地位不可輕忽;但是,其運作「籌安會」,帝制自為,在革命情勢中,實在有失輕率。

關於二次革命──
我中國是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就以革命乃是一種造反言,偌大的版圖,眾多的人口;在那廣袤的土地上,要推翻一個老大的政權,哪裡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更何況,還要把全國各的統一,誠如美國華盛頓總統當年第二任總統下台前對於國民的告誡所稱──
「同胞們,我請求你們相信我,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經常地、警惕地戒備外來勢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因為歷史與經驗證明外來勢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敵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備必須是公正無私的,否則他就會成為迴避哪種勢力,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就面對了這樣的情境;鄰近的日本將如何面對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情勢?中國的共和政府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鄰國?中國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曾經在韓國為清廷主持負責對抗日本野心的工作,且也是北洋新軍的建軍者,而革命派的孫文則是曾經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南方革命政府的領導人;這其中隱藏著多少問題?政黨政治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上引資料中,華盛頓總統還說過──
「有一種意見,認為自由的國家之政黨,是對於政府行政有用的制裁……這在某種限度內,大概是對的。而在君主性質的政府下,人民基於愛國心,對於政黨精神,頗為寬容,甚至袒護。但在民主性質的政府下,在純選任的政府下,這種精神是不應予以鼓勵的。…。這種精神常有趨於過度的危險……它是一團火,我們不要熄滅他,但要一致警戒,防他火焰大發……而成為火災。」

1913年3月,由於國民黨的國會領袖宋教仁被袁派人暗殺,孫文欲即刻起兵反袁,黃興認為實力不足,時間遷延;要到7月才正式對袁世凱發起了「二次革命」,但是缺乏實力,南方革命派潰逃海外。十月六日,總統選舉,袁透過便衣軍警與無賴組成的所謂「公民團」,挾持國會,直到深夜,不許議員離開;經三次投票,選出正式總統。十月十日,正式就任。
當時,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支持袁帝制;日本官方似乎同意帝制,但日本浪人則在孫文的二次革命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腳色 。

上背先人、下欺後人,蓋棺論定話史明 | 徐百川

史明是「台灣民族主義」、「台獨史觀」思想理論的開山祖師爺,至今他的理論仍是台獨思想的主軸。他本名施朝暉,1937年自台灣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受到馬列社會主義影響不小。
抗戰勝利後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奔赴大陸參加共產黨投入解放戰爭,結果不滿共產黨清算鬥爭的殘忍作為,以及把他調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待遇,逃離大陸返回台灣。

史明並不明顯地親日崇日,但是他的反華表現,充分顯示了唾棄鄙視中國的皇民教育對他所產生的作用。
參與台灣二二八事件起義失敗後,他離台赴日矢志建立「台灣國」,一面自創軍事訓練所,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一面處心積慮地寫出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以思想武裝台灣人民。

剛剛經歷過日本軍國主義鼓動人民侵略的洗腦宣傳,又學習到共產黨煽動人民革命的洗腦宣傳的史明,深得洗腦宣傳這一套手法的箇中三昧。為了武裝台灣人民思想,煽激鼓動台灣人民反中國,運用洗腦宣傳正是史明極力仿效,師法學習的現成榜樣。
於是史明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在其煌煌巨著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極盡所能地把中國形容得是如何貪腐自私,殘忍狠毒,簡直集罪惡之大成。
並且極盡誇張渲染,描述中國人在二二八對台灣人殺得痛快淋漓,殘暴無情地血洗台灣,他說中國在二二八殺了至少「十萬」台灣人。

史明認為二二八是正義的、抗暴的、革命的,完全無視於二二八暴民打殺無辜的無理性行為,他說起義的青年「在行動上及心理上完全捲入反【阿山】(唐山來的人,即中國人)的漩渦裡,士氣高昂」,讚賞之意,溢於言表。
最令史明痛切惋惜的是「沒有抓緊時機,廣泛動員大眾(農民、勞動者、原住民系台灣人)來盡早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致使二二八流血犧牲,一敗塗地。

二二八悲慘失敗後,經過史明的深刻檢討,他「發現」台灣人在民族意識上,存在著連台灣人自已都不知道的兩個觀念,一是「空想漢族主義」,一是「傳統台灣民族主義」。

史明說在二二八革命起義的只是青年學生(他沒提台籍日軍)和知識份子,一般群眾之所以沒有響應,史明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舊時代的過來人───也就是當時台灣的中老年人,對中國有著「模糊性、懦弱性、自卑心理、依賴心理等」的心理缺陷。
以至於不能「向心結合」提高自己台灣人意識,「向外振作」以反對中國統治,而能夠共同參與打【阿山】的行動。

於是史明抨擊舊時代過來的中上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史明對此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空想漢族主義」。
並痛責這個自認為中國人的「空想漢族主義」,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為了清除「幻想的、罪惡的空想漢族主義」,史明向台灣人宣告說「台灣、台灣人經過了四百年的歷史發展,在歷史、社會、意識上,都已成為與中國、中國人不同範疇的另外一個世界(社會)」。
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史明對台灣歷史取其表象、棄其實質,否認台灣先民所抱持的唐山意識,倒過來說抗清抗日是「反唐山」的本地人起義。隱匿日本皇民化的成功,聲稱二二八與抗清抗日同出一轍,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敵對武裝鬥爭。
接著史明從而得出一個結論,振振有詞地說:這當中有一個「台灣四百年反殖民抗暴歷史所發展出來」的「傳統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心中不自覺地存在著。

在史明的「發明」和「創造」下,皇民化的功效隱入了歷史黑洞,那些醉心於皇民煉成,只知為日本的「大魂國命」盡忠,一心願為天皇效命。滿腦子只知依附日本、崇拜日本,沒有半絲半毫反殖民抗暴精神,還視過去抗日先人為【土匪】,只會令九泉之下的抗日先人痛心悲憤,捶胸難過的二二八皇民青年,就搖身一變,金裝加身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傳人,是台獨建國的先驅,是後代台灣人所應追隨效法的「烈士和精英」。

史明更是大聲疾呼,要台灣人記住他們在二二八的英勇犧牲,認清「二二八是在台灣民族發展史上以流血換來的一大指標」。
要從這個悲慘的血淚教訓,台灣人都能深切體認自身的台灣民族意識,以「肅清空想漢族主義的毒素」「刈掉了台灣人對於中國人在血統上的尾巴」,而成為「完整的台灣民族理念」,奔向獨立建國。

史明應該好好謝謝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使蔣介石在二二八作了急率處理,使台灣人覺得受了中國不公不義的對待和傷害,一直對之無法釋懷。
國共內戰使兩蔣在台灣實施了白色戒嚴統治,使台灣仍然籠罩著受外力統治的烏雲,生出的悲情受難意識一直使台灣人鬱鬱憤懣。
國共內戰使兩蔣為了全國反共一條心,而諱言忌談二二八,也就像是默認了民間對二二八的傳聞,使二二八的傷口輕易地被台獨加深擴大,而且無法癒合,一直在台灣人的心中淌血隱隱作痛。

這一切種種,都使台灣人對中國、對國民黨生的怨恨和惡感,在心中濃聚不散隱而待發。
於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史明這麼一部極盡誇張渲染的洗腦宣傳大作,就在台灣人心中找到了生根茁壯的肥腴土壤。
這本巨著也就暗中在台灣,尤其是在有大量台灣留學生的海外公開傳閱下,影響和支配著閱讀過的人的思維和認知。

例如原本是中國主義,後來成為台獨理論家的文人陳芳明,讀了史明這本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作之後,他說:「我的動搖,始於三十歲那年讀完一冊關於1947年事變(他是這年才出生)的紀錄之後,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那種瓦解之勢,較諸初春的雪融更加不可抵擋。」
這本書對那些年青稚嫩的留學生的衝擊,必然更加震驚萬分悲憤無比,能不為之午夜夢迴哀悽腸斷,如何不響應史明的號召,矢志為獨立建國而奮鬥?

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開始,史明這本墳頭鬼唱歌、滿紙荒唐言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為大學社團必讀的經典。
遠在現今的年輕人都成為【天然獨】之前,1993年台北大學生的二二八46周年遊行就已經舉著這樣的橫幅標語:「四六載血仇締造新台灣根基」「二二八大屠殺斬斷舊中國情結臍帶」「血債血還」。

解嚴後史明這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了台獨的思想賴以發展的理論基礎,台獨理論家大抵都是依著史明「傳統台灣民族主義」的主軸,予以引申發揮。
都是把台灣四百年史哀稱之為「台灣人世代受害的血淚滄桑史」,而且比史明尤有過之,加入了頌揚日本醜詆中國的皇民史觀,對日本眾美歸之,對中國諸惡加之。

有了史明這本上背先人、下欺後人,竄改偽造的台灣史為依據,台獨隱沒掉皇民化所造成的影響和作用,高高舉起「台灣民族主義」的聖旗。於是光復以後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也就是從二二八到台獨建國這裏面貫穿全局的皇民運動,就被移花接木,魚目混珠說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覺醒和發展」。
台獨也就堂而皇之地以數典忘祖為傲,以認賊作父為榮了。

這就叫做「依台灣人的立場、觀點與角度來解讀和論述的台灣史」,稱為「以台灣主體的思維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十 ──關於乃木總督與兒玉總督的比較,兼及賤賣台灣的原因 | 郭譽孚

網路上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嫌台灣賠錢貨,想用1億日圓賤賣給法國…揭秘歷史課本沒教的「賣台」往事』──

該文的文筆真不錯,又使用了當代最流行的聳人耳目的標題;讀者一定會不少吧──但是他所提及的故事,是否真是「賤賣台灣」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後任真的那麼了不起嗎?

個人研究台灣史,下過一點功夫,覺得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資料給讀者參考──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謊者往往不是欺騙,而是他故意沒有把全部的重要真相說出來。。。我想我應該來說些重要的,沒有被說出的真相。。。

據說,乃木總督曾經有一位表兄,是長州藩武士御堀耕助[1],雖只有長州明倫館兵學寮一年的學歷,但曾是長州正議黨急進派領袖,御楯隊總督。

該表兄是1869年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一起赴歐留學的改革派人物;不料竟然在歐洲染上重症;病死之際,曾向病榻旁同出身於長州的木戶、山縣、伊藤諸傑請託,一定要讓乃木代替他的地位;當時諸人發誓必助乃木發達。

因而,1871年,日本建軍時,兒玉雖已表現出色,但只是一個准尉,而乃木已躍升少佐;1873年,他獲出任代理步兵聯隊長;1877年,西南戰役中,他雖然是損兵折將又丟了軍旗,但仍榮升陸軍中佐;第二年並升任東京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軍界多對其頗有不滿。往後雖有停職,卻仍繼續高升。

  • 乃木成為台灣總督的理由。

除了上述特殊的背景,他能出任台灣總督的原因,是他當時所部的第二師團,在當時造成政局動盪的「雲林大屠殺」的攘逐殺戮政策中,應負有連帶責任。在1895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曾發文指責乃木師團稱: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至極。」[2]

如果這資料不是汙衊,其軍役伕與職工之亂軍紀、罹法網者不少,主帥管控失職之責任本不能免;更何況,史實怕不只是如此,極可能只是當年武人氣燄極高,當局不敢輕率指責其「有失體面」的情況。

  • 乃木將軍的背景,人家不太服氣

可見得他所部的軍隊對於當時我島「雲林大屠殺」之類的動亂,應該負有相當責任;他身為主官應該負起該國際事件善後的責任。而如前述,軍界對他有相當不滿,因而這時薩藩出身的拓殖大臣高島指派他負責收拾該國際事件的殘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雖然原來桂總督推薦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沒有成功。

相對的,兒玉在軍事這方面應該稍好些;他也在1877年的西南戰役中出名──不過,他當時是熊本城的守將,在西鄉大將率兵三萬五千人圍攻達五十天,情勢危急;剛好其部下想到庫存有兩門由法國新購入的大砲,就拿出來依照說明書使用;沒想到攻城的西鄉軍,在不知砲彈落點的炮聲驚嚇下,立刻各自逃命,因而,無法部勒大軍的西鄉遂自殺而死;他就取得了該役的勝利。

  • 乃木總督當時困難的處境

當年乃木總督所面對的問題是,雲林大屠殺中有英國商人被殺,並且我島中部洋商的樟腦貿易事業因社會大動盪而無法進行;引起列強強烈的抗議。而當時日本的國策又是「脫亞入歐」,真是茲事體大。如前述,乃木出任台灣總督之後,過去的不滿者,難免看笑話。

更重要的,是該事件引起天皇的重視,但是天皇不可能知道實況,當時,天皇不僅在國會開議時,曾經表示要善待新附民,甚至乃木陛見時,他也當面向乃木交代,要善待新附民,一視同仁;在日本天皇絕對主義下,天皇親自開口的金口玉言的所有交代,就都是必須完成的「使命」;以至於乃木回台時,曾公開表示,來台是為了制裁「官匪」。然而,這種整飭官箴的善後工作,談何容易──還要尊重天皇那「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時整飭官箴的情況是──天皇在1896年12月25日的國會開幕式上強調對台灣人民應該「增進福祉」的態度時,我島上「對在台官吏之風紀等本島行政上之種種非難已開始爆發」[3],以至於後來,在乃木總督治下,中央政界對於台灣官界百出的貪污事件,議論紛紛,乃至追究官箴的消息不斷。

當時的情況是,「以雲林事件的爆發為契機,整個台灣內外開始形成一股批判總督府對匪政策的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在總督府方面,是以高野為中心的司法官集團。在中央,則是進步黨的強硬派。」[4],兩者在攻擊政府上簡直是合作的[5];前者是以天皇的「一視同仁」與憲法為根據,批判過去總督府的惡質政策;後者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觀點,隨著1897年5月,台北爆發了總督府被「土匪」包圍與襲擊事件,根本的批判到反對我們前述那1895年川上操六在「台灣事務局」獨排眾議而建立的「武官總督制」。

那是1896年8月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判,茲事體大;1896年10月,參謀本部的川上中將率明石少佐南下視察台灣,並赴越南考察法屬殖民地,1897年2月,他們返日提出了前述反對「一視同仁」,軍部不能認錯的意見書。乃木處於天皇囑咐與軍部竟然反對的夾縫中,然後在5月又遭遇土匪包圍與襲擊總督府事件;在這前後,島上又爆發了多起總督府內的貪瀆疑案──在這樣的處境下,乃木在1897年7~8月間,執行了誤以為嚴禁鴉片可以驅逐我先民的嚴禁政策;8月初,內閣通過了主張屬於「緩治」的「停止軍政」的「台灣統治方針」。但最後仍弄到民政局長水野遵下台,法務部長下台;甚至學務部長也下台。

我們簡直可說,他不僅面對著殖民台灣之初,軍部惡質決策的全部惡果;軍部不認錯,他還必須面對天皇曾經親口所交代的「一視同仁」;當時被當作當局的「台灣統治方針未確立」[6],來批判──他應該如何自處?

  • 兒玉與後藤的優勢

兒玉在接收台灣時,曾出任「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對於東京當局對於台灣政策的實際發展應有相當完整的認知──例如,造成當時善後問題的殺戮攘逐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同時,他沒有像乃木一樣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壓力問題;也由於該問題的責任與自己比較無關──甚至據稱,當時的確立「武官總督制」是川上獨排眾議的,他可以比較沒有牽扯到自己的壓力。

另方面,後藤新平在乃木出任總督前,已經以內務省的衛生局長出任台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而負責擬出了受到伊藤博文肯定的「台灣鴉片令」;該令能獲得東京的認可,後藤可說在未來台出任民政局長之前,已經充分參與了台灣的統治政策的擬定。據稱,伊藤博文原本有意請後藤輔佐乃木總督,如果乃木願意繼續擔任總督的話。

他來台,與兒玉一樣,沒有強烈「一視同仁」的負擔──尤其,他那著名的所謂「生物政治學」,來自先進的英國理論,只把人看成「生物」,並不是有靈性的、有尊嚴的人類,使得後藤與兒玉比較乃木總督與水野局長應該是更自由的。

  • 乃木與兒玉、後藤的差別

乃木何以無法承受當時的壓力,因為他自身的責任更牽扯其中;而他又是個比較有道德原則的人,當年,日人曾如此描述──

「乃木年輕時耽於花柳界,甚至連青樓之雄伊藤博文也擔心他。然而,自德國歸來之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觀,過著謹慎耿直、符合軍人美學的生活;明治二十九年……就任時,由於官吏的宿舍簡陋,乃木認為不能只有自己一人奢華,因此拒絕搬進雄偉的總督官邸。台灣的有權勢者……送蘭花給他,但乃木大怒拒收。台灣富豪集資要修道路,也被乃木拒絕。為了瞭解民情,乃木設置投書箱,而且自己保管鑰匙。他極端厭惡御用商人……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乃木是個優秀的將軍,很尊敬他;然而,乃木周圍的人則受不了。乃木大聲疾呼懲治貪官汙吏……」[7]〈案,投書箱是在台停留十天的桂總督設立而乃木停辦的〉

「他要求樸素、儉約,屬下也都仿效他帶著隨身飯盒工作。但嚴格會衍生為善。當總督視察時,地方官當天就帶梅干便當來上班。乃木嚴厲舉發瀆職,要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徹底執行,甚至追究到總督府的核心官僚民政局長水野遵,東京政府為此頗感驚慌……由於中央政府干涉,乃木只好半途而廢。」[8]

日人的許多論述,可說共同指其「不適合政治圈」或是「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然而,那是真的嗎?明明我們在前面已見過奉命執行殺戮攘逐我先民政策的他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那顯然就是很政治性說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言詞,怎能說不適合「政治圈」呢?

相對的,儘管兒玉與後藤被如是美稱──「兒玉總督被稱為陸軍的至寶,擔任過陸軍、內務、文部大臣,並在日俄戰爭時擔任滿洲派遣軍總參謀長……中央常常需要他,所以經常不在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盡情一展長才,這兩人是台灣統治史上……最佳拍檔之一。後藤對邁向中央政界懷著野心,因此在政界的活動也很多。」[9]──然而,前述那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是為何高興?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兒玉與後藤的,或關於後藤的妻子後藤和子的──

「兒玉時代雖放領了大量的土地給個人,但據說那是為了圖利以民營移民村為藉口、卻志在獲得土地的人。佐久間總督赴任後,對於總督府在前十年沒有擬定日本人移民台灣的政策,感到十分驚訝。」[10]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一萬三千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七萬三千元買進,六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11]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明治三十八年〈1905〉……第一任支部長由後藤和子就任,…從明治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這三年間,台灣愛婦的轉帳金額達三萬五千六百零一元四十六厘,但是『原資料沒有這一欄,所以無法計算』,留下令人疑惑的空白,這麼多錢到底流向何方?是不是貪汙?為何沒有追究責任?難道是高官涉入,所以無法追究……」[12]

據稱,兒玉總督在孩提時代被譽為神童,是個粗野放蕩不羈的男子。個子小但嗓門很大;後藤則是個神經質、易怒的人。看來它們可能比較沒有所謂「軍人美學」的背景,是否因此就比較適合所謂的「政治圈」呢。

我們所看到前述的民間紀錄,確實可能顯示了乃木與兒玉他們雖然確實有著若干差異──但是看「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府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13]──那些對於自身也曾「耽於花柳界」的乃木言,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

乃木來台前,在東京記者面前曾經明白地表示來台灣後,要整飭吏治,但是沒有成功;兒玉與後藤兩人來台後,曾經一次讓一千多官員離台;但如前述「來台的後藤長官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的情況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這樣的整頓可能比其前任的乃木總督更改變了多少我們島民當年的處境嗎?

如果真的關切這個問題,由前述後藤高升後就在我們島上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的論述中,應該就可以看到當時的真相──歲入由「入不敷出」到「收支平衡」的增加,主要只能來自當局對於我先民更加緊了宰制與壓榨吧。

  • 試論乃木總督打算賤售台灣的原因

如果我們前面所舉出的史實都是真實的;乃木總督與他的後任之間,細看起來,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有之,乃木晉見天皇時,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軍人言,是有巨大的使命感的壓力的──他可能實現嗎。

其次,是否再加上,確實對於自身言,對於當時惡質的局勢,他認知到自身確實有難以卸責的關係;更加上,他應該深知自身過去的表現並不能服眾,這使得他更敏感於外界的眼光與言詞;這些形成了內外交逼的情勢──甚至他在就任時,竟然把老母親也帶到當時以瘴癘之的聞名於日本的台灣來,他宣稱,來台的日人不應該有海賺一筆之後就回日本的心理,應該要有老死台灣的決心;不幸,他的母親來台後,不到四十天,就病死了,他為此竟被指為「不孝」。

最後,應該是更重要的,他在就任的一年多之後,確實感受到當時的情勢惡劣,那不是短期能夠處理的。而同時,就任之初,他雖已經宣布了不使用「急治」的方案,但是惡劣的情勢不斷爆發各種問題,他不能視若無睹,但是實難處理。而另一個壓力來自松方內閣,對於松方而言,台灣的國際問題是伊藤留下來的爛攤子;對於松方首相,他只急於處理他最在意,讓他焦頭爛額的徵稅問題──所以,乃木若要把這個前內閣留下來的問題處置掉,他自然不會很在意。

以上,應該就是乃木總督考慮賤賣台灣的背景;如果能夠這樣地把這個引起國際上批判當局的燙手問題解消掉,同時也處理掉了天皇所交代的應該「一視同仁」的使命,豈非真是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好辦法[14]

不過,對於後來接任松方的伊藤內閣言,本應該比松方在意;因為,對於台灣問題應該更有責任的他們,即,有責任的文官伊藤與當時不怎麼顧忌「一視同仁」的武官兒玉,以及已經抱定了「生物政治學」那只把「人」看作一種「生物」的統治觀點的後藤言,自然難以接受乃木那相對「有辱國體」的認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認知;正是也因此,日本曾有論述認為──「就如同織田信長釣的鯛魚,變成豐臣秀吉的料理材料,豐臣秀吉的料理又變成德川家康的盛宴一般,兒玉時代的繁榮其實是託乃木的福,有乃木在,台中、台南等地的縣政才不至於腐敗,他在淨化政治上頗有功績。」[15];但是本研究以為,兒玉時代的繁榮,是由於他們無需考慮「一視同仁」的,即有後藤那「不把人當人」的「生物政治學」,並不是他們真比乃木更高明多少啊。

最後,知否?在1907年,乃木竟然能在明治天皇的「欽點」下,擔任「學習院」的院長,那所學校是皇室王公貴冑子弟就讀的學校,那代表的是怎樣「崇隆」的意義?由日本的歷史文化看,乃木總督真的那樣失敗嗎?

  • 餘想─後藤與兒玉,真是「能吏」嗎?

此外,論者有如是稱許後藤者──

「後藤能夠順利廢止三段警備制,是有兒玉當強力的後盾,才能壓住在台灣的日本軍人的反對。這也是後藤在後來接近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頭的最大原因。1920年代軍部抬頭,尤其陸軍官僚氣焰不可一世,而以長州閥為主,擔當日清、日俄戰爭,改變日本命運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已經形成大派系,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對於軍人以外的對手,後藤一再和他們抗爭,使一般官僚相當厭惡他的死纏態度。後藤只關心借助政治力來完成事業,卻無法達成政治家掌握權力的境地。」[16]

並且,視為可以誇耀的提出──後藤需要兒玉護航──

「在上任之初,為了壓制軍方人員的氣焰,即召來陸軍參謀長、各地旅團長等,到台北餐敘,言明今後以推行『民政』為要,不再是過去的『軍政』……讓這些將領們給他『背書』。」[17]

然而,這些真是值得誇耀的嗎?本研究卻認為那是後藤對於軍方的怯懦;被視為日本能吏的後藤──甚至美國學界論及他時,也頗肯定其能力,但是他對於軍部竟然也不能據理力爭?甚至還跟隨著兒玉那受到伊藤博文反對的滿州經營論,而往我東北主持南滿鐵路──[18]若我們由大日本帝國最後之毀於軍人之不受管制上看,作為「能吏」的他們,若不能根本地,以他們的能幹向軍方抗爭,改變可能陷國家社禝於危亡的不合理的體制,所謂的「能吏」,是否就只是「欺負百姓,博取功名」的「能吏」而已了,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最後,根據一個誠實研究的學術態度,有一次重大事件的處理,我們認為他可能可以確實合乎「能吏」的標準,那是我們前面提起過它們處理我先民當年透過民俗信仰,成功地推動了整個社會戒毒的運動;而它們居然能夠很小心謹慎地將之打壓和撲滅到相當的程度,哪真可說是一「能吏」的表現──雖然我們立於不同的立場,我要咒罵他,但是我願意承認他確實是一「能吏」!──然而,我們看無論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霸權論述中,從來沒有人詳細論述該事件,如果那次我先民發動而被他巧妙打壓的偉大事件,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質疑說他沒有資格成為「能吏」,是否其實倒是頗為恰當正確的評斷?


[1] 此人名不見於「百度百科」,透過谷哥,可見於「日文維基百科」。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中,見不到該詞條;該「日文維基百科」中,叫不出中譯文。

[2] 「乙未征台日誌」,早川直義著,曾玉昆譯,刊於「史聯雜誌」第25期,頁87。

[3]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47。

[4] 同前註。

[5] 以政黨言,自由黨與進步黨各自立場不全相同,因而,攻擊政府的觀點可能不同,例如,有時以內閣為對象,有時著重在總督府政策,但是他們的批判,都是不可輕忽的。

[6]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51。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9] 同前書,頁75。

[10] 同前書,頁214。

[11] 同前書,頁140。

[12] 同前書,頁163~164。

[13] 同前書,頁80。

[14] 一般學界論述,對此問題都僅注意當時的經濟負擔,其實,東京採取了攘逐殺戮政策,本應該為其成敗負責,付出更多的成本,經濟負擔增加是合理的;只是由於他們不肯正視前述政策之錯誤,因而只能含糊地責怪當時台灣的經費負擔過重。例如,著名的我留日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也只能如日人之方式考察當年此欲賤售台灣的史實。〈可見於該書中譯本,李明峻譯,人間出版,頁34。〉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

[16]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後藤新平傳」,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7]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95。

[18] 案,這是指兒玉在日俄戰後成為滿州軍的指導者,他拒絕撤軍,提倡滿州經營論;伊藤博文表示國際上門戶開放政策,清廷仍擁有東北主權,不可逾越;後藤之高昇就是赴我東北,繼續兒玉的主張;往後才會有九一八事變之發展。正是在滿州經營論下,日本資本主義快速膨脹。〈關於滿州經營論,可參見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金禾,頁80~86〉

讀史明回憶錄,批判「史明史觀」 | 郭譽孚

──如果他真是一位革命者,對他大力批判,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恭維──
──對於死者,若是真革命家,深入批判他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其一,他對於台灣史的看法──

個人根本懷疑他的那本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由收集到寫作與完稿是他獨力完成的。

由於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目前撰寫「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近百萬字,由收集史料而消化整理,二十年來,至今難以完稿,他的大作內容超過拙作甚多,若是獨力完成應該不可能;其能夠完成的理由,個人合理的懷疑,其許多資料來自日本官方資料,無須收集;也因此其書的價值,不過是拾日人之牙唾而已;也因此,我們看他的大作,除了年輕人易受其中「似乎」高度關注社會正義而傾心外,不過是剪貼了一大堆日人當年上報東京,公開的各種資料吧。。。
然而,他的台灣史觀,正因此是很有侷限性的。以下分為五方面──

一、 日本史學中「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差別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史學界就有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野;顧名思義,純粹史學,學者秉筆直書,講究實證,是非黑白,半點苟且不得;應用史學則沒有那樣嚴格的要求,僅以能夠達到官方認為社會所需要的水準就可以了。

由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正是當年戴國煇教授所感慨的框架──那是1982年在他所主持的學術性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創刊號」中,戴署名提出的,對於該誌的「期望」──
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

在日本的台灣史研究,所謂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為何?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日本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歧異之形成故事;那是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事在1891年,東京帝大教授久米邦武發表「神道乃祭天古俗」論文,遭神道家攻擊,次年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近於同時,另有重野安繹教授,則以論文「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而受到匿名信檢舉,懷疑其國家觀念;於是重野稍後也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1893年,一度他們所屬的史料編纂單位整個被廢除;後不久,雖然恢復該單位,但特立規章規定──
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論說不得公開,單位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

最後則形成──
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使他擔負了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因此存在著強調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實而掩飾相反的史實的傾向。

換言之,這是日本正統史學研究上的正統的限制。日本史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是流行著這樣的傳統。史明在日本整理出來的大作,自然就受到了這個大傳統的限制──其觀點絕不是「至公至平」的。

二、 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的禁忌──革命者史明的「桎梏」

由於日本史學明顯地早有前述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他在研究關於我島嶼台灣的歷史時,也就有了明白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外界看不到的「桎梏」。有些史料根本不許外流,有些史料則不可公開討論,已如前述─這也就是我們前述見到戴國煇教授在1980年代前期所描述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
換言之,戴國煇教授當年寫作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那不自由的「既存框架」下艱辛完成的;自詡為革命者的史明卻完全隱匿了自身在這方面的殘缺,好像自身在東京十分自由似的,完成了他似乎偉大的作品。
個人沒有去東京留學的經驗,甚至對於日文著作沒有掌握的能力,當然不可能看到白紙黑字的這方面框架的證據。但是,由當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自身作為的拒絕承認錯誤,強調不能有辱國體上看,其實,這類事例是很顯而易見的──那「框架」應該就是總督府不願意讓人攤開來「討論」的種種。

例而言之,馬關條約簽訂後,依約應該任便給我先民兩年期間,然而當局竟然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我先民的移民政策;所幸,由於其屠殺毒策破壞列強的貿易,引起列強的公開而強烈的批判;事態鬧到其天皇出面止殺,與撥款慰問我遭難先民;因而,原本寄望能把我島民儘量趕走,而其終於我島上僅消失的七十萬人,沒有成為無人島。這是個重要的例子;也是日本東京或是台灣總督府都不肯面對的史實──史明的厚厚大作中,果然絕對不曾深入關注這段史實──雖然他好像很關心我先民似的。
另外,類似的限制,是日人自我標榜的部分;例如,日據下各位總督位高權重,自然歌功頌德者不少;而相對的,對於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我先民可能讓當局失面子的事蹟,自然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
前者,每位總督上台通常都有一篇頌讚日本統治的文章,每次都強調日人統治非歐美殖民之統治所能比擬;自吹自擂,永不疲累。
後者,則可以1901年前後,我先民自動發起降筆會戒毒運動,由於其方式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理──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因而效果奇佳;然而,該一可說具有世界開創性意義的社會運動,竟然在日警的打壓下失敗了。我台先民這樣輝煌的社運經驗,在史明的革命大作中,簡直沒有任何蹤跡。
這樣的史實很不少,然而,史明置身在這樣明顯的「桎梏」之中,但是在其著作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他有體認這種「桎梏」的自覺?

三、 應該被同情的史明的「富裕的遭遇」?

革命者史明,1918年出生的他,自幼生長在很富裕的環境;老祖母長期寄錢給他花費;晚年被我們島嶼青年圍繞成為革命導師;然而,我們來看這位革命導師的晚年大作「史明回憶錄」;居然其中可以允許有如此的描述──
在我們那個時代,士林人〈應該說是全體台灣人〉無論家境貧富,一整年都在做稞、過節、拜神明、祭公媽。」〈史明回憶錄,頁99〉

真的嗎,當年我們島嶼上,那是個怎樣的,「無論家境貧富」,都可如此過活的社會?
這應該是史明這個富家子,才會說出如此離譜的話吧?擁有這樣離譜的觀點,他怎能寫出那本他署名出版的革命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他真的曾經是革命者嗎?或者只是某種誤會?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其家族故事時,提到其家族中曾有「由於濟助乞丐而致富」的傳奇故事;但是,很離奇的,史明對於我華人社會中這類「善有善報」的傳統觀點,似乎全無同情與同理;相對的,卻說自身家族這類故事的真實背景應該是對於自身「強取豪奪」,錢財來路不明的誆語。

看來,他真是個特殊的「革命者」,他的家族故事,或許真如其自身的解說;因而他是真正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換言之,也難怪,這位寫出其革命大作的革命者是接受、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真正關懷弱勢者的宣傳家。
也由於他的家境是富有的,自從進入小學校之後,他可說就與日本小孩玩在一起;並且很特殊的條件是,他的身材高大,因而在學期間,由小學到大學,他沒有受到過日人真正的霸凌;尤其,在台北一中時期,他偶然由日籍玩伴處感受到了日人的「惟神之道」,其實只是某種「禁忌」而已,因而他沒有像其他台籍生一樣,發生對於「神道」難以充分認同的困擾 ;大學時代,他進入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能藉著每月祖母由台灣寄來的足量金錢,供他參加日籍同學的各種課外活動;那都是高度認同於日本文化的活動;所謂的──
日本二千年來的古代文化、生活,以及探訪著名的佛廟、佛像等,使我能親近日本的文化、生活的底子……帶我去參加日本茶道的講習會或彈日本琴會等,也去看歌舞伎,日本傳統的舞蹈戲。台灣留學生對此都沒興趣,都不去看。」〈頁248〉

因此,他比一般與台籍留學生同生活的留學生當然是更為日本化了。

四、 這樣的史明,算不算對於讀者、仰慕者的嚴重欺騙。。。?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如此描寫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
公學校六年間,各年級所教授的教學科目,在內容上與小學校相差不遠,但是在上學的功效上,與小學校的學生便頗有上下。」〈頁134〉

史實絕非如此,所謂內容相差不遠,事實上六年的課程,相差兩年;非經過教師補課,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怎能說相差不遠?
更何況,教育不只是有智育而已,更有德育部分,其影響可能深入地進入受教育者的人格內部;在日據時代,我們先民受到的是怎樣的德育──
那是他們的「修身」課程──比較當年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別,通常只說小學校不可體罰,公學校則時常體罰;其官方法令上則有如下的差別──
在小學校規則中──是詳盡的──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並以使其嫻熟日常禮儀為要旨。於此科須針對孝悌、友愛、仁慈、信實、禮敬、義勇、恭儉等諸徳傳授實踐方法,尤其力求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又須指示對國家責任之概要,兼使其知曉社會制裁、廉恥之重要……教員己身應為兒童之範,以浸染薰陶兒童。

在我們公學校規則中──則除了顯示可以體罰〈即其所及的訓誡〉外,僅是如此的──
修身係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使其熟悉日常禮儀,並傳授教育敕語之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第十條〉

當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教育專業,或許不能責怪他;但是對於外行的重要事務,只是以新聞記者是的隨感而任意發揮,這應該是我們讀他的著作時,必然會有無數陷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此外,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參加許多日本在地的文化性活動;甚至他除了為我們介紹了他就讀的名校中的名教授外,也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且與一些名人有了交往──例如,在日本有著貴族身分,那位著名的白樺派作家,被稱為日本人道主義者,並且曾經效法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精神,意圖在日本推行所謂「新村」運動的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這樣描述著──
我也認識了……日本貴族出身的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等文化人,他們很愛護我,每有機會,就邀我到他們的住邸,以日本料理招待我,或邀我一起看世界名畫,或是跟我談論有關日本的文化藝術。後來我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時,武者小路欣然幫這本書題字。」〈頁248~249〉

他接受日本文化,並且與日本貴族文化人,能夠發展出如此的關係;當年應該是很少見的,受到「愛護」的台籍留學生;不過,在此我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顯然應該是一批味道相投的人,不是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人而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應該是武者小路實篤這個文化人,這個與他味道相投的作家,後來為他的革命大作題詞的長輩,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都不知道嗎?為何他都沒有提及?
原來,確實,1910年,該文化人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創刊文學雜誌「白樺」,是當年著名的日本人道主義者。1915年,曾對我噍吧哖事件表示若干同情;受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影響,是一烏托邦主義者,一似托翁以設立理念中的「新村」 而備受矚目。

但是,史明沒有提及的,是在當年時潮中,該大作家也如共產黨員般逐漸「轉向」,鼓吹「作為藝術的戰爭」,甚至竟強調「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 。
甚至,當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該文化人更捨棄了人道主義急轉而支持戰爭;1942年,他曾印行「大東亞戰爭私感」一書,強調「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由其中的篇章標題,即可見其軍國主義化──「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與以後的事情」

史明會完全不知道上述該文化人轉向的惡質事蹟嗎?這樣重要的,由所謂「人道主義者」而軍國主義者的身分轉變,如果知道而不給予相當的揭露,只是描述該一所謂「人道主義」名人曾經為其革命大作題詞,這是否應屬於對於情熱的少年崇拜者,相當惡質的欺騙?

五、 史明真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
──或者算是怎樣的一位社會主義者?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六 鞏固與強化宰制 | 郭譽孚

通常論述殖民統治的「奠基」,論者多只重視前篇所及的警察政治與各項調查的完成,強調那是「資本主義生長的基礎工程」;當然,那種說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只是那樣就足以鞏固其體制,完成其對於我先民強烈的宰制嗎?本研究認為那是不夠的;更應該深入認知以下的相關方面──

一〉 「犯罪即決例」的發展

前面我們已曾論及警察政治的完成,論及苛虐的日式保甲,日本警察以其作為爪牙,宰制我們島嶼的先民們。現在讓我們更深入的考察當時的情況。
原來樺山總督在1895年11月時,首先就把日本帝國刑法的「違警例」拿到我島來擴大施行 ;那是一種節省時間,嚇阻效果直接的「即決」,是一告發與審理合一的糾問主義處罰模式,司法機關無從介入,也不適用通常行政救濟程序。美名稱為對於輕罪,由日本憲警負責當場執行。在日本本國行政機關之即決處分,僅限於違警事件。
那是在比一般行政體系相對封閉的警察體系內,有辦法的人一旦發生違警情事,在地方頭人如參事、庄長或保正出面說情的情況下,其罪罰就可以被豁免。換言之,案件以外的考量經常可以左右案件的裁決與否與罪罰的輕重為何。
早在1897年,總督府頒布「犯罪即決例」當時的規定是──「廳長對管區內之規定範圍內之犯罪,得為即決處分。其範圍包括:一、應受拘役或罰鍰之刑之犯罪。二、應受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三、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此項即決處分,並由支廳長即廳警部為之。」 ;相對於日本內地,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
到1904年,當局更以其所謂的「本島人及支那人富有拜金之思想」與「短期內的禁錮,於彼等並不痛苦。」 為理由,更推出敲剝我先民的「罰金與笞刑處分例」,該類取代「拘役」的易刑處分,由即決官署宣告而執行之。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一司法權力的下放,並不止於此法條的範圍,更進入了所有警察都可以任意教訓百姓的情況;這就是我島各地派出所層級,本應無權在派出所執法,但是我善良先民往往為了避免聽到我同胞哀嚎,繞道而行;各地警察都被稱為「警察大人」的原因。
這樣的統治使得我先民自難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悖於社會的公德與社會的安寧秩序,經常感受到的只是統治者的衊視與明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威壓榨取。
前及1901年,也就是我們前述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順利成功之年,殖民當局壓制我先民的重要行政措施,就是一例,那是一面特設警視總長,掌理全台警察事務,一面把全台行政區,分為二十廳;其下再細分為95個支廳,支廳人員也以警察充任;是如此地,又加上前述當局對於我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才抵制而破解了當時我先民偉大自覺的社會力量。

二〉 輿論控制──

1898年以前,日本的新聞紙法令,採申請許可制;1898年,依據即將公布的憲法,改為申請登記制 ;樺山總督與桂總督時代,島上先後出現薩、長兩派的媒體,形成監督與激烈對立 ;兩者衝突要到兒玉總督就任後,助守屋善兵衛把兩媒體買下,合併為「台灣日日新報」 ,當局支持它,將之作為控制輿論之官報。
但在台日人仍有其喉舌,先後有「高山國」與「台灣民報」之出現。前者,1898年11月,創刊於臺北,創辦人為日本眾議員照山佐佐木安五郎,強烈批判時政;刊行兩個月就被迫停刊。後者是在台北日籍律師團集資於1898年,以雜誌創刊。
1900年,總督府發布「台灣新聞紙條例」,意圖約束新聞媒體;也就在該年,該雜誌改為日刊 ,請前及「高山國」的照山眾議員為主筆。該刊仍強烈批判時政,揭發醜聞,深觸當局之忌諱;例如,該刊曾經在社會上傳說的「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從日本回來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官邸共寢,兩人衣物和自日本帶回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與「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 外,曾經強烈攻擊兒玉與後藤──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13,000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73,000元買進,6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

這應該可以讓我們想像到長久以來流傳到今天的那個我台俗諺「第一戇 種甘蔗」的由來,是有一個巨大的分贓結構在怎樣地運作著。
然而,也因此,1902年,當「台灣民報」徹底攻擊當局對於「六三法」延長認可時,該報曾受到禁止發行七天的處分;至1904年,在日俄戰爭舉國一致的大氛圍中,該刊更被以「妨害統治」為由,受到停刊並解散的處分。
從此,島上已沒有敢於監督當局的媒體;統治菁英自然獲得了簡直沒有任何阻力、可以為所欲為的最大政策空間。
這應該既是我們島上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背景,也是往後「後藤系」在我們島上可以繼續割據發展的重要條件 。

三〉 爭取本地地主合作

如前所及,我們提到當年殖民者與我島嶼民間社會間的緊張絕非僅存在於其與抗日勢力之間而已,因而整個社會的治安當然就很難鞏固;如何使當時全島民間都感到的壓力能夠減輕,並甚至獲得支持的問題,尤其在日俄戰爭期間,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之時,最為關鍵。
當時,日人離台返日的情況十分顯著,來台的人減少; 當風傳俄國艦隊東來可能攻擊台灣之後,我們島上的日人就出現了巨大的避難潮,其數高達五千人 ;當時,台北的空屋激增,市內三區達千戶以上,居民明顯減少;島上日人小學校的合格教師大大不足 ;同時,市場出現囤積現象,物價飛漲;甚至也有我島人避難返回大陸者。
據日人稱,當時,「最令人擔心的是,日本落居下風時,台灣人的態度為何。日本人讓台灣人流了那麼多血,當然害怕被報復。」 ;因而,當局不僅極為罕見地公開布告,「官吏需謹言慎行,確守職責,使一般人民不生絲毫疑懼之念,各安其業,以免民心動搖。」 ,並且在社會流言的「強大俄軍……擊潰日軍,台灣將成為俄國領土,現在通用的所有銀券將成廢紙」與「表面尚稱平靜終難免蟄伏匪徒蜂起,再舉叛旗驅逐日本」 聲中,乃不得不派地方頭人出面,照面值收購民間因長期拒絕使用而跌價的台銀紙鈔兌換券;其中價差據稱至少在一成五以上,由負責收購者直接獲利。
也就在此聲中,以我台人自身為主體,以日人為真正經營者的嘉義銀行與彰化銀行先後成立 ;其主要的所有者是上述收購的獲利者與當時兩地的大地主;前者,彰化銀行的吳德功就是當年曾出面收購該台銀券而頗獲大利之一名人;後者,來自1903~1904年間,日人消滅我島傳統大租權後,依據強制收買辦法,1905年2月,收到大批公債券 的我先民地主們;當日俄戰爭期間,在前述流言下,市面上,農民物資惜售,百元公債貶至不到50元;社會高度不安。一般言之,該次政策之形成,日本學界多僅強調是當時對我島傳統大租權的安置;也是日據近十年以來,正式把殖民社會金融利權分潤給我島地主階級的作為;這裡我們則更要指出該時代背景日艦東來,苛虐的日殖當局實不得不然,以及該作為亦為殖民者對於我們社會內部分化的重要開始。

四〉 經濟發展的命脈──交通建設與台灣銀行

交通建設上,本期中之主要工作即各地公路的修築與縱貫鐵路之完成;在日殖時期,公路修築的開始,是招徠受其招撫的義軍,把道路開闊地修到義軍的據點附近,使得我先民失去自身藏身隱蔽之地;對於其掌握該地治安、宰制地方,很有效果;社會安定後,殖民者在我島上更是推動強迫的無償勞動,透過日式保甲制度,派訂我民人的沉重義務,由民間各地懼稱為「大人」的日警負責威壓進行 。
我島縱貫鐵路的完成,本自1899年開始動工;北部僅限於改良劉銘傳時代就完工的部分,在1904年初,日俄戰爭前,完工新竹到三義的部分;南部的鐵路工程由高雄開始,同時僅抵達斗南;然後,應戰爭壓力,以臨時線趕工於俄國艦隊東來的1905年前後;正式完工要至1907年,1908年正式通車。耗資達2,800萬元。
鐵路完工後,南北的高雄與基隆兩港也開始修築;我們今日論者多知曉交通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當年主要的功能可說只是作為當局吸食我先民膏血與鎮壓我先民抗暴的重要工具。因而,絕非只是巧合的,自1908年之後,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開始逐年漸行下降 ,應該正是我先民膏血逐漸被盡情吸食的表徵。
此外,還有1899年9月正式成立的「台灣銀行」 ,當時雖然兒玉與後藤已經上任;但一開始由於社會仍然動盪,集資並不順遂。也就是,1897年3月,為了充分掌握我島資金,東京雖已制定「台灣銀行法」,但是,當時的民心向背十分明顯,自然若想要我台人出資是困難的,況且,當攘逐殺戮之直後,台人並不可能信任當局,而日本資本家也望而卻步;因而,當伊藤內閣決定不把我島轉賣出去後,在如何使新領土能夠順利接受擺佈上,不能不考慮把我島貨幣金融上的自由情勢加以整頓與控制──據稱當時我們島上有百餘種貨幣,而使用哪一國的貨幣較多代表著那個國家對於該社會的影響力,更加上我島上的金礦產量可觀,也是其所欲掠奪的標的 ──這也是當局所不能忍耐的;台灣銀行的設立,正是為了處理這樣的重要工作 。
當時,台灣銀行總行雖設於台北,可是主持經營的日籍總經理,卻住在東京;股東大會也都在東京召開;直到1927年9月以後,鬧出「台灣銀行事件」〈有意者可先參看本章九之七〉後,才漸改變。
要獲得了前述各方面的基礎,當局才能充分發揮其宰制我們島嶼經濟的力量。

五〉「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由宰制糖業起步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然而,它的起始是這樣的;日人嗜甜食,每年在進口砂糖上的貿易達千萬元;我島是蔗糖的盛產地,這也是殖民者當年侵據我島嶼的重要動機之一。
我島的發展,在清代開港以後,就有可觀的成績;由1888年日本糖業專家曾經對於我島上的糖業所表示的讚嘆──
「有耕地者常在其土地上設製糖所,其職工勞役極為勤勉,規模亦巨大。……遙遙領先阿讚地方〈日本糖之名產地〉,分工經營,孜孜不倦地從事工作;分為日、夜兩班,……其餘暇均以睡眠為習慣。……我沖繩大島等地製糖,與台灣的製糖場相比,只是豬圈小屋而已。」

配合當年我島史家連橫曾在其「台灣通史」的「貨殖列傳」中,紀錄所稱──「沈德墨先生為台灣商業鉅子……習航海,貿易東南洋……同治五年,寄居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建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以台貨赴西洋。嗣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台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台灣產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庄。而試辦焉。」 ,可見我島發展本已有向國際糖業貿易市場自然發展的計畫;但這時的改朝換代的大動盪,改變了原來的發展型態;那是殖民者極度保護,犧牲我蔗農利益的如下兩方面的設計 ──
1‧資金補助──總督府的直接獎勵補助與台灣銀行為中心的砂糖融資。
2‧確保原料來源──設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把我蔗農的甘蔗作物在收成前就劃定其歸屬於哪一糖廠;使得我農民失去了販售作物的自由,只能把作物全部賣給該特定的糖廠。美稱其為「避免擾亂蔗價」。
它們的作為是1901年,後藤新平重金禮聘留德的農業經濟專家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但新渡戶所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並未獲得徹底的執行;該意見書中,原建議給予我台蔗農的基本保障完全被忽視了。新渡戶當然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他提供的本就是殖民地農業應該採行的建議;然而,我們先民完全沒有獲得組織產業組合的合理權力,相對的,自1905年當局推出了「原料區域採收制度」,限制了蔗農銷售的自由後,從此我台蔗農就成為任由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割的俎上肉──官方圖利於糖廠的法令逐漸剔除對我傳統糖廍的部分,我傳統糖廍自然逐漸消失;這是自許「文明、進步」的殖民當局,完成了他們宰制我先民的一項重要的範例 。
這也就是儘管後藤在1906年已被調離台灣,卻被日人美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之理由;然而,為何我們卻稱之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奠基者」,這是因為我先民在後藤建構的制度中,我們先民是被設計在低智育的教育體制裡的。
日人所謂的「現代化」在殖民統治下,是以「低智育」為其基礎的;「低智育」是最能鞏固與強化殖民統治的工作──那是我們下一章要介紹的主題。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五 幫助宰制的各項調查 | 郭譽孚

前述警察政治是在他們這樣的堅持下,一面把我先民那在全台各地蓬勃發展的降筆會戒毒運動徹底壓制──原本1898年全台三縣三廳的行政體制,被後藤細分為由警察本署統一指導的20廳,每廳下再設各支廳,全台95支廳[1]──各支廳長都由擁有「犯罪即決」大權的警部擔任;1904年,繪成全島的「台灣堡圖」,共466張──這體制直到1909年才再改動,但該「犯罪即決制」已進入各地派出所成為威懾我先民的慣例──成為我台先民往往由於不忍聞見同胞隨時受刑的聲影,而每每繞道避開的地點。

這一統治工具的作用,已經絕對不只是民政與軍政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該制下,除了有強烈的宰制功能外,更有嚴密的調查功能。可說前述德川時代對於其社會「不可餓死」的宰制能力,是這樣地移植了過來。

一、專賣事業與社會調查

前面我們已提過後藤長官推出的「台灣鴉片令」,其中關於鴉片專賣事業明確地改變了過去當局對於我先民攘逐殺戮的對待態度;那是在打壓排斥之後,某種程度的、具有接納性的態度;不過,現在我們要指出的,是在這惡質苛毒的專賣制度之中,自然衍生出關於該毒品的專賣販售的特許權的授予問題;那是1898年3月,當後藤局長來台就任後,立刻在該月就把原來之「鴉片煙高販賣人的資格要件」所規定的「以原有鴉片從業者為限」,修改為由官方「擇其身份可靠者,任命之」[2];這所謂的「擇其可靠者」,就是指各地參與維持治安的相關人等,販售專賣品的壟斷特許權之利潤所得,等於作為收買他們的對價;這些拿到特許權的人,獲利十分龐大[3]

該制度下可衍生出所有專賣品壟斷販售特許權的授予問題;如果鴉片的專賣,在我們島嶼社會形成一個大網;其效果如何,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確認其作用,但是由後來的社會運動中,當局曾把該類特許權當作工具,威脅要取消所有社運參加者,其擁有特許權者的特許權一事,可知該專賣特許有其忠貞於當局進行社會調查的意義。

由此一例,可以讓我們想像,日殖時期專賣事業,除了鴉片外,還有樟腦、食鹽、煙等三項[4],這四種專賣網路就可在社會中形成頗為嚴密的調查網路;作為對於當代社會進行社會調查的基礎,應該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二、人口與戶口調查

作為社會控制的基礎,給統治當局提供第一手的基本統治資料;在1896年八月,是「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的干涉,以致大殺戮停止,總督府告示並訓令,憲兵隊與警察官自明治29年9月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內,應令各地部下就其所轄街村,詳細編制戶口名簿,其目的,美名曰:「以期帝國政府之眷撫保護一無遺漏。」[5];當時全台人口數為258萬人。

該數字與1887年劉銘傳「清保甲」時所整理出來的人口差距達60萬人以上,日本學者通常在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心態下,不肯正視該兩數據間的巨大落差,也因此,導致我島上缺乏主體性的學界很少人願意提起該落差[6]──更不要說是那些在日本獲得其崇高學位的所有主流學者了。

這種情況在前面,我們已經相當深入而普遍地論述其各方面;在此不再贅述。只針對該落差在研究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何,留下兩點提示──其一是造成大量人口消失的社會動盪,對於受害者言,必然造成社會心理的長期恐懼,可能是終生的創傷;另一是大量人口消失,相對的農田水利必然失修,勞動人口減少,造成農業產值的低落;但是這種農地荒蕪之充分復耕,只須勞動人口之恢復,然後我島上生產力自能恢復;也就是1887年我台人口為320餘萬人,至1895年,應該增加到335萬人左右。

就常理言,在農業技術沒有改進的情況下,當日殖初期人口由1897年的258萬人,增加到320餘萬人之時,我島上的產值才回升到1887年的水準──這應該是一個急不來的過程,日據下台灣總人口發展到320萬人,是在1908年;增加到335萬人[7],是在1911年;這是研究我們島嶼經濟發展,在時代大換手後,在我們社會生產力復原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那應該是研究我島日殖時期產值變化的真正起始點。

三、土地調查

如我們所知,土地是生產上的一大要素;由於它的不可或缺,與其有限性,所以俗話說,「有土斯有財」;所以,殖民者常把取得有生產力的土地,無論田園或林野,都當作資本「原始積累」的對象。據學者指出,我們島嶼的土地,有八成被殖民當局沒收成為官有地,僅剩下兩成屬我台人私有,世界上列強的殖民地中,從沒有殖民者的官有地達到那麼多的地步[8]

這是1898年,後藤局長就任後立刻推動的工作;該項調查自北而南,涉及私有土地產權與地租所連帶的財政收入;在攘逐大屠殺期間,自不可能得到民間的信任來進行測量工作;往後各地反抗不已,要到1902年後藤的誘降殺戮成功,社會逐漸無力反抗之後,才能加速進行;但最後要到1904年前後,才能完成該調查工作;這一調查工作,我們不能不肯定後藤真是一能吏;他在當局者攘逐殺戮、民間流離失所之後[9],進行此項工作,果然很有斬獲;它調查所得的田地面積比前述1887年劉銘傳清丈時的面積增加了七成以上。我們不知道其中增加的,有多少是由於沒有產權證明而成了「官有地」;但是我們在史料中可見到,當局還藉此時調高地租,增加農民的負擔,使得1905年官方徵收所得的地租額較1903年增收達三倍以上[10]

四、林野調查

這一調查起於1910年;那是殖民當局計畫與其1909年那「軍事討伐」的所謂「理番五年計畫」[11]同步進行的工作;由於原民所居住的區域都是山區,當局計畫趁此武力進出山地的期間,把我們島嶼的山區納入其殖民統治與開發的區域之內;他們所採用的原則還是與「土地調查」相同,凡是沒有產權證明的林野,也都一律收為官有地;然而,居住在林野附近的山民通常都沒有確立產權的習慣,他們謀生往往都是從俗而成,根據地緣共同使用林野;至於,原民則更是「村落共有制」[12]絕無這類產權證明,所受損失自然更大。

該調查的進行,要求所有業主「對未在土地帳冊登錄之山林、原野及其他土地而主張業主權者,向政府申報」[13],申報結果,全台提出申請者167,054件,但經調查後,判定為民有地者僅得6%弱,判定為官有地者則佔94%強;依其規定,另於1914年曾宣布根據「有關者優先購買」進行所謂的「林野整理」,當局曾將27萬甲無償或廉價轉讓給「民間」;但事實上該讓給「民間」的部分,其八成五是由日籍企業家取得[14]。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與1914年之所以發生驚動全台的「噍吧哖事件」,應該就與本期「林野調查」對我先民權益的傷害,密切相關。

五、舊慣調查

1898年,兒玉與後藤上台後,面對記者對於當局是否有新政策之質問,他們不提「殺戮攘逐政策」後施政的難處,卻漂亮地強調「無方針」,以「須研究」回答;而後,接續乃木時代民政局設立對於文化、風俗習慣的臨時調查股的作為,就加強策畫了該項調查工作。

該年7月,總督府以律令第八號宣布,「民法、商法、刑法及其附屬法令施行於台灣,但是對於台人與清國僑民或其相互間之行為不適用;皆依從來慣例與其他條理而處斷之」[15],才開始了當局正式調查社會舊慣的工作。

1899年,後藤長官計畫設立組織;至1901年才正式在總督府預算中設置該調查項目;該調查工作先收集我島嶼舊日社會習慣,然後才正式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該會以民政長官為會長,委員由內務省推薦,內閣任命;先後以日本學者岡松參太郎、織田萬等為指導者陸續完成了對於我們島嶼文化、社會與心理及風俗習慣的種種調查與整理[16]

該調查對於前述律令的順利實施,應該有相當的助益;同時,該調查所得的各類資料豐富,應該當然是學術研究上的可貴資料。然而,除了該調查進行時,態度不見得充分客觀、周到[17]外,該調查資料對於我先民的實際生活言,其是否具有積極意義?則恐難輕易斷言;例如,後藤早年為我台人制訂的「鴉片奴役制」,表面嚴禁,但往後多次以所謂「網羅」,接受新癮者,並無嚴禁之罰[18];甚至公開所謂「台人怕死、愛錢、好面子」之類[19];似乎理解民性不過只是作為殖民當局威壓統治之宰制工具而已[20]──一如前述德川幕府之吸收儒學,不過僅作為其統治工具。

此外,應該指出的,後藤所主持的調查,竟僅及於舊慣,似不注重我島社會中傳統宗教對於民眾生活的影響;顯示了他極可能自許生物科學觀點,但不能免除由於神裔自大而衊視我傳統的影響力,因而雖曾經遭遇前述我先民降筆會運動的抗爭,他並沒有充分認知到我島民間信仰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對於我島上宗教調查要到1916年,「噍吧哖事件」後,才正式展開。

但是,那時他們的殖民統治的基礎已經再度動搖,不能不重啟其「再奠基」的新時代了。


[1] 以台北廳為例,其下支廳為士林、錫口、新庄、枋橋、滬尾、小基隆等六支廳。

[2] 見於「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1978.7;頁258。

[3]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69。據稱,鴉片專賣的利潤,1897年,台灣總督府製藥所的加藤所長曾經透露,當年至九月十一日,售出金額達三十萬元,而支出的金額僅六萬元不到,暴利驚人,因而,專賣販售者特許可分得的利潤很也相當高。

[4] 酒的專賣是1922年開始的,所以,此時沒有列入。案,鴉片,1896年;食鹽與樟腦,1899年;菸葉,1905年,分別開始專賣。官方獨佔巨大的利潤。

[5] 「台灣抗日運動史〈四〉,海峽學術出版,頁1029~1030。

[6]不過,學者卻往往面對1905年第一次普查的全台人口數312萬3000人時,回顧該258萬人而稱:「1896年就已有全省的人口數字。此數字雖不十分準確,但其所舉之台灣人人口數,與第一次普查時的人口數並沒有顯著的出入。」〈陳紹馨語〉

[7] 這裡可能有一個資料值得提出,那是1908年以前的人口增加幅度似乎沒有1908年以後那麼多;這可能是由於該年火車通車,使得當局對於社會的控制加強,地方治安較佳,使得我社會在「不可餓死」下,人口增加的幅度擴大;不過,到1911年以後,由於辛亥革命發生,使我台人反日之心加強,也造成社會的不安,因而人口增幅,隨社會局勢之變化動盪頗大。

[8] 「台灣史蹟源流」,林衡道口述,鄭木金紀錄,青年日報,頁241。

[9] 例如,在1897年,官方為了收拾雲林大屠殺下的殘局;曾經在全台各官廳設投訴箱;其中曾收到這樣的建議──「各地之田園,或因所有者之區域或因已逃走而荒廢者多,應更招農民耕作,其利不少。」;應該是一可參考的重要資料;引自「台灣抗日運動史〈二〉」,頁265。

[10] 可見於「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黃通、張宗漢、李昌槿合編,聯經,頁27。

[11] 日殖時期,殖民當局曾有兩次「理番五年計畫」;第一次始於1907年,以所謂「甘諾政策」欺瞞原民,效果不佳;1909年,改推出以軍事討伐為主的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1910年,開始進行的「林野調查」,應該是該軍事討伐計畫的目標;果然,至1914年,當局隨該理番事業之完成,也達成其宰制林野資源的調查。

[12] 參見於「台灣歷史百講」,馮作民著,林衡道監修,青文出版社,頁176。林衡道另在其「台灣史蹟源流」中,稱此制為「村落共同使用制」。

[13] 「台灣林野調查規則」之第一條。

[14]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周宗賢著,台南縣政府委託;頁50。

[15] 「日據下之台政〈一〉」,頁431。

[16] 較著名的調查資料有:「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同前〉第二回報告」、「〈同前〉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調查報告」、「台灣私法」、「清國行政法」等。

[17] 我學者林衡道曾經指出「這份調查資料算是投下空前絕後的巨資、人才來完成的,所以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拿來參考。可是別忘了,帝國主義者的偏見很多,處處充滿侮辱我們的言詞。…但因交通不便,只能以台北、台南為主,其他地區都是輕描淡寫……做個對比的話,光復以後,我們的學術界不斷地從事田野調查,深度比當年的日本人要多得多。因此,參考這一套舊習慣調查資料的人,絕對不要存有『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理才好。」;引自「台灣史蹟源流」,林衡道著,頁244~245。另可參見「日據下之台政〈一〉」,頁433。

[18] 通常真正的「緩禁」之令,是對新癮者嚴厲處罰,遏制新癮者增加,對老癖癮者才給予同情寬貸;日人在台的管制,對新癮者並無嚴厲處罰。故批判之。

[19] 據說,兒玉總督以後,每一位台灣總督獲任命後,都要去拜訪後藤,請教其治台的寶貴訣竅;這「治台三策」,就是他對於我台舊俗的掌握。

[20] 另,例如,後藤在台建總督官邸,豪奢受指謫;他舉出我台俗諺「未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之語搪塞;另,兒玉當年出巡如清廷高官,常備有八人大轎;應該都是其懂得過去民俗的運用;往後日本高官一面批台人迷信,一面祭拜我島上神祇也可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