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殖民者，為了要能夠向殖民地人民取得自身可以予取予求的統治地位，大約總是要消滅殖民地人民的自尊，打擊他們共同的信念，使他們徹底地臣服在殖民者的腳前。這個「衊華」的問題，應該正是這類的精神問題。

中型國家日本，取得殖民地台灣固然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應該如何治理？況且，他還必須面對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中國；他們固然希望把這個大國消滅，以免未來生出問題，但他們知道那不是短期可能做到的──雖然他們想過兩百多年前這個大國曾經被改朝換代，應該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他們知道那不會太容易，必須講求方法，由根本的、內部的、由內外夾攻地加以屈服──例如，當年後藤長官所謂的「生物政治學」，就是。

回顧日中間的這段歷史過程，中日關係裡，過去實不乏若干的經驗。據稱當年吸收中文為日本的拼音文字，同時還接受若干漢字入其語彙中，通常該作為應該是顯示一民族本身文化資源匱乏，其對漢族應該有尊重與借重的心理，日人卻將該一作為以「言靈」的觀點，來自我肯定──指日本語言之靈性樞紐在於精神而不在形式，認其發音具有神性；漢字之存在只是天神早就為其安排好了的工具；因而，乃能主客易位，頗為自得自大。

此外，當年元朝兩次東征日本皆因颱風而未能成功之故事，其自美為天降「神風」護衛「神國」；加上其戰國時代的動盪，相對於世界上總是血腥的改朝換代，該國竟出現了日本天皇所謂「萬世一系」的得意說法；甚至，至明治維新後更發展出天皇是所謂「現人神」，而人民皆為「神裔」的說法。

不知讀者對上述種種說法感受如何？然而，那是該國近千年來發展出來的說詞，哪裡是短短五十年間就可以在我島民的腦海中完成其塑造？然而，很遺憾的，在日殖五十年中，似乎真的我年輕無知的島民中確實有部分被塑造成功了。

那是除了前述規定「教師不可詳細講解」，也不可討論的低智、順從與體罰教育的殖民教育的奠立外，官方簡直還隱匿了種種可能讓我們先民自尊、自信的史實，相反的，卻加強我們民間的自卑。例如，除了學校與社會中通用地蔑稱我先民為「清國奴」「貍仔」「支那人」與前述的「若有不滿，可退回支那」，顯然就是在強化地否棄我先民的平等地位，否則不是應該如天皇聖旨所稱，日台人等應該被「一視同仁」的嗎？

尤其更為明顯的，是前述我先民在日殖之初，曾經成功發起偉大的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達到全島風起雲湧的偉大史實，竟被官方極度惡質的壓制，而後竟然逼迫我學子誦讀熟記嘲笑先民嗜吸鴉片引發自卑的課文。那是怎樣「衊華」的史實！

那真是我們多麼可悲可憐的同胞啊。五十年，「清國奴」、「貍仔」與「嗜吸鴉片」惡名，那自卑、掙扎的悲慘歲月！而其中更為遺憾的，是殖民者除了誣指我先民「嗜吸鴉片」之外，故意不嚴加禁制，宛如公開「謀財害命」般，間隔若干年就以我島人「偷吸」為理由，再作一次合法化的登記，稱為「網羅」，其公開的理由，就是誣我島民「不肯自愛」，從而繼續加強我先民的自卑。

該一惡毒的網羅作為，最後一次是在1929年，引起我島強烈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我島台灣民眾黨於1930年向國際聯盟致電表示反對，導致當局不能不如其過去所宣示地在我島各地大規模展開矯治；但是該矯治在國聯鴉片委員會考察之後，就沒有在各地充分地進行了。

很不幸地，一面是沒有人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次的「網羅」；另一面更為不幸的，是其後的1931年，該次反對運動的主持要角，少年時期曾經在戒吸鴉片的社運中受到啟發，此時「病死」的台灣民眾黨的負責人蔣渭水醫師很可能是被「毒死」的──據當年宜蘭籍的同鄉人權律師陳逸松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要角陳昆侖都稱蔣是在此運動不久後死於日人毒手，但他的反對者與官方都隱匿此說，僅稱「病死」；甚至如史明先生則輕率地傳播著蔣醫師因其愛妾陳甜得傷寒，傳染而死的說法。將我島這位著名的偉大醫師之死亡問題，做如此的茶餘飯後的口水遊戲，是否也是某種成功的「衊視」？

接著，關於這「衊華」的問題，值得考察的至少還有以下四方面。

一、1935年的陳儀主席來台

這是一極為陰狠的、漂亮的設計；當時，殖民當局趁著日軍在大陸耀武揚威、暴虐橫行、國府委屈力圖建設國土，中國學界的胡適竟提出割讓東三省，以爭取五十年和平建設的時間，而當局忍辱地提出所謂「睦鄰令」之後，福建當局不能拒絕日人邀約參觀「台灣博覽會」之「善意」；而該會是我島「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會之一部分！然後，乃有在「日華提攜」名目下，報章上人所共見、那完工不過半年，就在一個中級地震裡被震損壞、也被眾多農民咒罵為「沒有供水也收水租」「無用的丈物」的「嘉南大圳」，竟被高度地吹捧成為偉大的政績；為此，甚至該工程設計人八田與一，就被薦為受邀考察福建水利，提供指導的貴客。自然，陳儀此行，受日人大事宣揚而典禮中自有對總督府當局表示肯定與感謝之窩囊事。

如此安排，用以打擊我先民的祖國認同，實在陰狠──南京的國府當局既不敢拒絕其「睦鄰」，福建對於此時的如此「善意」，如何能拒絕？日殖時期已過四十年，總督府自行誇言的種種成就；似乎真是祖國的高官也來「肯定」與「認同」了。而中國的大學者胡適在淞滬戰後，就改變了他過去「忍辱」的高見，應該也是我島民不會知道的。

二、1937年的「八一四空戰」

「八一四」，是國府時代的空軍節；它是紀念抗日戰爭初期相當重要的一次空軍戰役；事在1937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空軍派出1936年才研發成功最新型的九六式攻擊機，欲炸南京；當時中國空軍從歐美輸入各式各樣的戰鬥機，英、美、意、俄產品混合使用，維修相當困難。但是，人人都是知識青年從軍，抱持著有去無回的犧牲精神，忽遇日本空軍轟擊，可說倉促應戰；然而，當時戰績，號稱六比零，實際我機一架因油盡墜落而人機俱毀，一架輕傷；是中日空軍第一戰。

翌日，日軍又派出近百架軍機攻擊沿海空軍基地，被我方擊落各式戰機據稱達30架；戰績勝於前日。16日，日空軍由其綽號「兇猛之熊」的著名試飛員新田慎一率6機出擊，仍然不利；包含領隊新田機在內，2機遭擊落，1機迫降濟州島，只有3機返回臺北。……前後交戰僅僅三天，日機損失遠超出預估；日本海軍軍令部乃派特使勸告緩和攻擊步調。自此日軍嚴禁九六式單機執勤或超低空飛行，力求集中編隊以便互相掩護，並採用夜間攻擊，盡可能迴避中國戰鬥機。

坦白地說，這種消息不多，但是，此一消息被封鎖，很少人知道在當年的9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極少人知道，應該就是「衊華」心態的由來。

三、1939年的廣州登陸戰

1938年10月，日軍進攻廣東；我島上的粵籍民眾相當多，以強烈的同鄉關係而著名，當然對於日軍入侵自身的原鄉感到高度的關切；當時「日軍不流血進城」的消息傳回，官方發動了全島民眾提燈的慶祝遊行，次日，該一熱烈歡呼的照片就登上了報紙頭條。然後，我們島上出現了「廣東呼喚我台灣」的口號；然後，接續的又有漢口與漢陽兩大城市的占領，也舉行了類似的全島熱烈提燈遊行；給予年輕學子怎樣孬種的恥辱印象──雖然，受過我島傳統「學問思辨行」的老輩，應該不會像年輕一輩在公學校中，長期不准發問、習於誦讀記憶的學生那樣輕易地接受官方報喜不報憂的種種說詞。

史實的真相是如一位陸軍醫院的日籍護理長所描述的「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的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

四、1940年，長谷川總督的「胸襟」？

何以派出長谷川擔任台灣總督？當時日本軍部提出為了避免繼續落入泥淖，過分消耗國力，在1940年已開始提出積極主動自中國撤軍的計畫；當時的局面是──
「……，1940年三月三十日，陸軍對於中日戰爭的處理，已有了重大的決定。是即放棄『只要國府不改變其抗日容共政策，帝國政府絕不停止攻擊』的既定方針。於1940年中，停戰外交如果不獲成功，陸軍將自1941年初開始，主動撤兵，到1943年，除上海附近及蒙疆的一部，其餘全部撤兵完了。」

是這樣的，所以在1940年底派出了已經不敢衊華的長谷川；為何該總督心甘情願地放低身段，給林獻堂先生的請帖上，自稱「晚生」；為何停止前任小林總督衊視我先民民俗信仰的政策；並且在神道震天的時局中，為台南市派任了一位基督教信徒的市長──他何以獨有如此「胸襟」？

原來，他就是當年淞滬戰爭中，曾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身分指揮那八一四空戰，那位竟沒有能夠取勝的將領；我島民應該很少人能知道「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已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而長谷川是絕對深切認知到的。

在那全軍上下對於中國仍充滿了「衊華」的認知，如何扭轉過去的認知，進而鞏固日軍對於台灣的掌控，在日人「衊華」的大勢下，如何才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作？顯然，一切已經來不及了──雖然東京在大勢已去之下，又找到了另一位絕不衊華的陸軍大將安藤。那是在1939~1940年間著名的崑崙關之役，曾經難敵中國軍隊懷抱炸藥力抗戰車的拉鋸戰考驗，終於只能宣布轉進越南的故事；這兩位總督的故事，應該也是我們島民所難知道的。

我們先民是如此地逐漸地被捏塑了「衊華」的性格；不過，應該在總人口數六百萬人中，人數還不多吧；舉例言之，兩個可能與後來二二八悲劇有關的特殊例子，一在當年的海南島，一在後來發生的「二二八悲劇」的我島上──那是極少數、很遺憾的「征服者心態」的產物──仍有極少數的衊華者啊──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讓人難以想像的「衊華」悲劇 ──是二二八悲劇親歷者描述其同監的余仁德先生先後受審時的一幕──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

前者，以動員的條件言，大約都是受過初等教育，也就是受過公學校低智教育的青年；剛好它們都是曾經深受衊華教育荼毒的，如何能夠深責它們？在戰後的東北，我台胞就帶回了這樣的故事，俄軍入境，日軍潰敗，有日人囑咐女性親屬變裝避禍，婦女驚訝不從；該日人才坦稱，自身當年就是那樣的。

後者，我們不知悲劇主角的那位本島菁英余先生，究竟親歷過多少的委屈，但是，那樣地衊視中國人，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態度嗎？那真就是日本精神嗎？或者只是我們前述過那「低智教育」下的「日本精神」？有沒有想過他面前的檢察官，可能正是抗戰八年中，那三千萬犧牲者的悲慘親友中的一員？

網路上曾經有如此的一則悲劇故事──

網友R女士的父親是一位軍中年輕英挺的攝影官，隨軍來台，認識了R女士青春端莊的母親；郎才女貌，很快地兩人成親，就成了大家羨慕的好一對；但是，一、兩年後，母親才發現自己的夫君每年過年前，總有幾天把自己關在屋內，很有難言心事的樣子。
幾經追問，才知道夫君少年時曾經歷經「南京大屠殺」；當時他還年少，村中突遇日軍清鄉；他們家人走避不及，他躲入閣樓，姊姊就被糟蹋了，他由樓板隙縫中看著一切；也看到姊姊一去不回的背影。。。他無法忘懷。。。

想想看，那位軍事檢察官會不會竟然正好有類似的不幸遭遇？

那次大戰爭，被侵略的中國人犧牲了三千萬人───這兩個故事如果相連，啊，余先生是否可能是正遇到了那三千萬人中的某一位沉痛的、難忘的至親？我們彼此真是極為不幸的兄弟們。

知否，屬於我們的悲劇，到此並沒有結束，一種叫做「轉型正義」的名詞，早已潛伏；然而，沒有「衊華」的教育，過去那場悲劇是否不可能那樣形成？殖民者啊，花盡心思想出來的好名稱！

前述海南島的悲劇與高雄中學的悲劇，是這樣演出續集的──
請看名作家吳濁流對於二二八悲劇的回憶──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但是全景可能應該看我台籍日本兵的如此回憶──
「自從被日軍徵調後，父親常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分，再加上在前線戰場親眼目睹日軍屠殺海南同胞，有一次一天殺了三千人，血流成河，只有十名婦女倖免於死，但被強迫當了慰安婦，面對日本鬼子如此泯滅人性，每當我們台籍士兵私下聚會時，無不熱血沸騰。」

若真如此，廣東或者海南島的民眾，怎能對於戰後當地的日本軍隊沒有痛恨？那絕非當局一句「以德報怨」之類的高調所能勸阻的；但是，是否有部分台籍日本兵根本不知其究竟而捲身於其中，真是所謂的「備受苛虐」，這也就是「二二八悲劇」中被稱來自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為該事件中的主要份子之理由。理解了這一點，當年海南島上我台籍日本兵最高軍階的海軍警備大隊要角吳振武，雖是眾望所歸，他卻拒絕成為當年二二八中二七部隊部隊長的理由，因他是當年確實知道該海南島事件真相的人，知道該一行事並非理由充分。

另一方面，余仁德先生的犧牲，他自己的故事結束了；但是，當年不乏與他親近同類的「衊華菁英」，卻延續了他的精神。寫作「台灣監獄島」的作家柯旗化先生在該自傳中，那所謂的──
「漢學仔老先生有時會躺在課堂旁的床上，大抽鴉片。當老先生呼嚕呼嚕地抽鴉片時，學生們就偷偷逃出課堂，到廟前的廣場去玩耍。漢學仔就這樣唸了二、三個月，不久就不去了。」
「身為統治者的內地人和殖民地住民的台灣人彼此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然而，如果台灣人受過十年的日本教育，不但已習於使用日語，用日文來思考，而且慣於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事實上和內地人已經相差無幾。」

「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體會到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

我們由其所描述漢書房老先生的鴉片惡習與其所得意的自身和內地人相差無幾，可以感到「衊華」的由來，是否難怪書中會有那「醜陋的中國人」之標題；簡直絕無省思自身的論述是否有誇大或失實之處。例如，受過十年日本教育者，若非如所言，公學校時代與中學校時代，柯先生都很喜歡看課外書與日本學童的雜誌，怎能達到那樣與日人「相差無幾」的地步。至於所謂「到處設有公學校……父親因為家裡貧困，無法就學」 ，日殖前期真的我島上到處有公學校嗎？許多人應該都聽過當年唸書往往要走很遠的路，當年公學校的設立是要民間準備充分資金聲請，經官方批准才能設立，怎可能到處有公學校。

至於，所謂「日本人的精神」，是否年輕人在低智教育下，難以懂得人性的真實啊──請看當年某位日籍老教授在街頭看到日人地攤時的怨訴──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有不醜陋的「日本人性」嗎？
更不要說，我們台獨前輩黃紀男所曾揭露的，前及的長谷川總督，在其1944年退職時期，竟然沒有把官方強徵來的珍貴金飾一批，交給接任的安藤總督，卻私下交給了一位台籍的撞球師傅；以及日本投降時，安藤總督竟有120公斤的黃金，可以行賄。

知否，1937年，三歲中國人的沈忠芳被父母摟在懷裡，躲進桌子底下，頭頂上日軍的飛機在到處轟炸，母親說：「兒子，好好讀書，長大了，別讓人再這麼欺負咱們。」
他記住了。是這個中國人做出導彈，打下了第一架高空偵察的美國U2。

關於「衊華」的精神，雖然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卻似乎仍然以某種型態傳承著。因而，除了上述的青年學生與台籍日本兵的例子之外，我們在青壯的世代中竟也可以痛心地看到這樣的例子──當年高雄要塞司令與高雄市議員間曾出現的對話──
「彭將軍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

「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讀到如此的史料，我不知道朋友們的感受如何？本研究所感受的是無比的悲哀；任何時代的市議員，應該都是那個社會裡的菁英份子，竟然菁英也不能免除如此非理性的處事態度！？這是如何的「殖民教育」所造成。

誠如當年福澤諭吉所示，人們的私德與私智，可說人人所具備，但是若要化作公德與公智，也就是對於社會複雜的問題要能恰當地作出判斷，並不容易；低智、從順與體罰的學校教育，加上前述當局那陰狠絕倫的社會教育，我島上的先民，由青年到壯年怎能不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汙染啊？

所幸的是，當年日人由於對我先民「歧視」與「不能信任」，在教育上沒有實施全民義務教育，同時，為了表功，普遍拉高就學率，但是隱匿的輟學率，往往達到五成以上；也就是因此當年曾受該教育毒化的先民並非很多；而當年我島著名的、曾任教師的作家吳濁流在他的寫實主義小說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應該可說是表達得相當的深刻動人──

「太明卻另有一種看法：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研究相信，確實「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因而，儘管殖民教育當年對於我們的青年學子有著很痛心、不可忽視的斲傷，然而，對於整個社會尚無決定性的殘害。

然而啊，那是多麼沉痛的一段歷史，五十年的亡國奴隸歲月與五十年的自救掙扎歲月啊！两岸這一對患難的兄弟。
我想起了我們著名的中國文學家魯迅的名句，那「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否有點兒太輕佻了？心中戰巍巍地，我斗膽地想把大文學家的「一笑」改為「泣血」兩字；因為，會不會那悲慘的結局很大一部分，是與我們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有關？如果我們早年能夠鄭重地相擁而訴而泣，彼此深深關切；是否我們的歷史不會那樣地發生、發展。
企盼我們兄弟之間不要再有人像過去一樣太輕看了歷史，太看輕了悲劇將可能不斷地重演啊。

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李登輝身上，有如下的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竟然就認同了該說法，視其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當年的史實為何！

真相是日本當局竟完全沒有依照國際條約的規定，本是「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日本國准割讓地方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之外者，任其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 ；哪裡有「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那樣惡霸引申的道理。

請考察我們先民對於當年史實的描述──
「我民俱思清官已去，唯望平治，盡皆歸降。不意此賊大非人類；任意肆虐，無大小之最，無善惡之分，無黑白之辨，唯肆殺戮；拏之即決，燒庄燬社，淫辱婦女，種種非法，難以盡擬，本總統…與伊抗拒……誓欲滅彼……實為我生靈，並非希圖漁利也。」

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甚至，當年乃木總督也承認──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且進而表示──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

關於此情況我們可由當年松芳內閣關於「台灣實況」的史料來理解──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
難怪乃木總督有所謂「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之說。

由於李登輝是基督教徒，此引當時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遣來台的日本人大儀元一郎曾坦白地如是描述隨日軍來台的13,000位平民，指出──
「他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墜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
「1893年9月，馬偕返國休假，此時北部教會已有教堂六十，傳道員六十名，信徒兩千六百四十一名。但甲午戰後，日本接收台灣，教會受到擾亂，北部約有二十座教堂被日軍占用，信徒在政權交替期間被殺及失蹤者約七百三十五名。」
作為基督徒的李先生，都沒聽說過嗎？

因而，儘管到1898年，日方報章仍然努力自我粉飾這段其自知醜陋的史實，公開有所謂：
「自28年〈1895〉6月至29年〈1896〉3月30日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內閣閣員責之以無政績可言。輿論主張懷柔主義對內地人不利，甚至咒罵未採取驅逐本島人以內地人取代之策。雖其議論之狂妄本不足取，但當時俗論之盛，風靡於世。」
的混淆自欺之詞。

但是來到1902年，我島上民間的報紙還曾如此描述當年的情況──
「卑劣之醜行助長種種惡風……當時冒險投機之空想逐漸發生，僥倖射利之心理不分官民支配全部在台之內地人。同時，另一方面引來奢侈、虛飾、輕浮、放蕩等惡風，厚顏無恥，道德敗壞、荒淫無度等卑劣行為亦在『台灣不同於內地』之所謂台灣精神驅使下，使在台內地人思想甚為墮落腐化。……彼等所蓄之金錢即所謂泡沫錢，以只知今日有，不知明日如何為常事。故彼輩此項積蓄之使用不過如下二途，獲悉用之於非生產性消費，餘者亦用之於賄賂……一時，台灣之中心台北自不待論，連以台中、台南為首如埔里社、台東、花蓮港以至番界，悉被奢侈淫靡之惡風所席捲。隨之，都暴露出道德敗壞、寡廉鮮恥四處流行。或揮霍委託資金、詐欺騙錢、偽造私人文件、恐嚇斂財等事，……民間之主要惡風摘記若干：因雇員盜用公款而造成非常之損失；用報紙、雜誌等文明之利器作惡，道德敗壞，居間抽頭；為僧侶、傳道者陷入墮落醜行；擁有堂堂招牌之商人陸續失敗，對損失與不講信義，毫不介意；半官半商之徒，欺瞞土著居民，貪圖不義之富貴；甚而因寡廉鮮恥罪而入獄之罪人在青天白日之下被邀出席歡迎之宴；藝妓娼妓之操賤業者，亦在嚴肅之會議儀式上橫行等等。」

而我島史界人物則仍然以如此的某種總督府的史實而陳述之──
「6月17日，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始政紀念典禮後，雖經五個月，總督府仍未公布台灣住民可以行使國籍選擇權，箇中原因，後來總督府文件記載說是由於叛亂陸續發生之故。……」

大約也正是類似原因，我們島上以研究「台灣第一」聞名的我們台灣史專家對於這段歷史能充分把握者已經很少；像可敬的、以研究「台灣第一」著名的莊永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其阿公莊老先生，竟似全不知體恤地責其尊長者為「頑固」；其所批判的理由是──
「1895年，台灣政權轉移，日本憑著和清廷簽訂的『馬關條約』接收台灣，那年阿公正是四十歲盛年。他害怕異民族的統治，會將他辛苦了半生的儲蓄給沒收，而且台灣總督府又頒布台灣住民有二年選擇國籍的權利，不願做『在台的日本人，可以自由離去』。於是他下定決心，返回老家去。」
身為文史專家的莊先生竟似不知道本研究前所指出種種史實，那樣的史實之下！那樣的抉擇真有錯嗎？莊先生那樣進出台灣史，真的曾經理性地探討嗎？

當年台灣總督府實際頒佈國籍選擇權時，已是1896年11月之後；莊老先生若真是當時離台，那時已經是日人在我台展開其毒辣的「攘逐殺戮的排除政策」後，是否極可能阿公與阿嬤當年曾耳聞或親歷前述乃木總督與立見軍務局長所承認的日軍那讓人沒齒難忘的惡行；如果老人家因而對於日人統治不能信任，那怎能只說我們的長者離台是一種「頑固」啊。這是本研究覺得很感驚訝的問題，簡直是個不應該發生的問題。

李登輝學童的遭遇，如所見，確實是李總統當年受訪時所親自描述的，可想而知，也是當時多數年輕人的遭遇，因此對台灣人的被殖民心態影響深遠。這個問題，本研究稱其為「李登輝問題」。

施翠峰的家世──嘉慶初年間，科舉制度的拔貢。
曾祖父應成公在世時…由於他精研漢醫藥材有成，曾經製造當時被視為絕症的白喉的特效藥。本來幼兒一經罹患此症，咽喉立刻出現白斑點，發燒數日即亡，是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應成公私自研發特效藥，即免費贈送藥粉，供病患塗抹患部數日即可痊癒。歷來救人無數。

這樣的家世背景，怎會後來接受殖民者的感化？
那是在美麗的語言與訛詐的設計之下的一連串陷阱。其概要如下──

首先，請看其回憶錄中的相關自白──居然是少年時代對於學校生活有如此的感性回憶──
「由於太難考了，我曾經聽過老師說：『凡有投考上級學校，每天晚上到老師宿舍接受補習。』或許有人會以為『惡補』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怪現象嗎？我的回答：『不！』，唯一的不同點就是我們現在的『惡補』是要繳補習費的。日治時代的補習，純粹是老師自動自發，而且補習後肚子餓了，老師還會偶而叫師母煮一點東西填一填小朋友的肚子。還有，晚上，鄉村蚊子較多，師母拿著扇子坐在小朋友旁邊一邊替小朋友搧風，也一邊順便趕走蚊子。至今我都還記得…多麼溫馨美麗啊。」〈施翠峰回憶錄，頁40〉

真有那麼難考嗎？正常的教育下，是否應該會問為什麼難考？他習慣發問嗎？他知道當年難考的真實理由嗎？
他在其回憶錄中，只是混亂地說「當時要考上台中一中，如同登天那麼難。以現今情況而言，讀一所中學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作者所言是七十多年前的時空背景…其中本島人較可能去投考者只有三所，其他雖也少數接納台灣人子弟〈約一成〉，可是台灣人總是喜歡擠進台灣人子弟較多的學校，致使台中一中變成台灣學子進攻的第一目標…」〈施翠峰回憶錄，頁46〉，並沒有說出當年真實重要的「時空背景」──

那是我們島上先民所曾指出的，例如：

1920年代曾經在我中台灣擔任公學校教師的楊肇嘉，曾描述他的經歷稱──
「台灣兒童讀的是公學校，日本兒童則有專設的小學校；台灣兒童是不許進入他們的小學校就讀的。而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楊肇嘉回憶錄，一，頁183。〉

1926年，日本學者山川均曾在其「弱小民族的悲哀」一文中，更指出──
「小學校和公學校的區別，在制度上，不過是常用日本語與不常用的區別而已。可是實際上，於教程上很有差異，彼此都是六年制，但是公學校這邊，任是以偏袒的眼光來看，也沒有教到小學校的五年以上的課程，這是專門家所承認的。」〈「弱小民族的悲哀」〈續〉，張我軍譯，台灣新民報，1926/7/11〉

1940年，我島音樂家許常惠赴日留學時的時代紀錄則稱──
「當時一般台灣人都認為，公學校的學生程度比小學校至少差兩年以上，許多條件好的台灣人想盡辦法把子女送到小學校……」〈「昨日海上來‧許常惠的生命之歌」，邱坤良著。時報，頁75。〉

研究者很懷疑，施教授怎能只含混地說我們台灣人喜歡擠台灣人的學校？真不知道當年的升學考試有著如此的背景嗎？原來考題出自小學校的教科書──兩者的程度差距兩年級以上，這樣的難度，對於我們的公學校學生真是普通難而已嗎？如果不會解題，能說是我們公學校學童自身的責任嗎？據稱當年若是未經「補課」是不可能通過該考試的──同時，請問在國府統治之下，有類似如此的教程安排嗎？把它們兩者，混淆都稱為「補習」，合理嗎？

最後，作為師大學長的施教授，知否另一個背景？
當年每一個日籍教師比我同資歷的台籍教師的薪水高六成，同時，有一棟宿舍配給；而我台籍教師不僅薪水低，並且沒有宿舍可住，只可領微薄的宿舍津貼。日籍教師有多麼豐厚的收入。
同時，官方還有如此的規定，我們公學校的日籍校長與教師們，升學的錄取率將成為他們的辦學考績根據，知道嗎？
除了升學率高，可以升等、加薪，還有可能成為校長，校長可能成為視學，可以成為高等官！

最最後，施教授應該不知道的是──總督府先後曾另有這樣把小、公學校並舉、混淆而推出過反對「準備教育」的公文──
「因為中學志願入學者已劇增，須突破此所謂入學考試難關之競爭，亦甚為劇烈。結果對於欲升學兒童，在各小、公學校亦施行所謂準備教育，…在內地人之間，對於升學率多之小學校，均認為是優良學校，而以好評好感受歡迎。但對於升學率不良之小學校均給予嚴苛批評，責難學校當事者，結果在小學校即勢必以無理且勉強之方法、手段，露骨強迫授予升學準備教育。由於看到有此惡性補習現象，在總督府學務當局，針對升學考試需改善事宜，經種種研究之後，即勒令絕對廢止在各小、公學校強迫補習，嚴格厲行取締…」〈「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北市文獻會，頁261、262。〉

官方的種種研究，怎麼只是高調絕對廢止在各校的強迫補習，卻完全沒有提到當局在考核學校的辦學成績時，應該把升學的錄取率，由其中去除呢！

由上述1940年時赴日的許常惠教授的認知看來，當年我島上公學校有相當嚴重的低智育問題，應該是社會上相當普遍的認知；何以施教授竟與許教授沒有相類似的認知？甚至，我們的學術界竟然因而也流傳著一些類似的那類感情豐富的錯誤觀點？

有一位我島五年制中學畢業程度的台籍青年，在他的回憶中，對於自身在海軍航空工廠工作所獲的待遇，比自身在家鄉所受的待遇好太多了，因而，曾經如此強烈地批判我島的台籍醫生──五年制中學畢業的思考能力如此──

「當時我們家開米店，也養雞鴨，隔壁是醫生館，那個醫生實在很沒道德，只想發災難財；他跟我出價說三顆瘧疾特效藥換一隻雞。後來我正式寫信去醫務部，才一個禮拜就寄一瓶藥來給我，有將近一百顆，我拿去給那個醫生看，問他說：『你要不要換？我這些藥跟你換一間房子好不好？』他都不敢回答。台灣人對自己人竟然比日本人差。……」〈「不滅的暗夜螢光」，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2006年出版。頁148〉

但是，他批判時竟沒有想到他自己在前文中提到，在那航空廠的一般待遇，原本就很高──「待遇比一般公司都好，一個月可以領七、八十塊，以州立商校畢業進入台銀的公定薪水是四十五塊，進入日本銀行也是四十五塊。在銀行上班的好處是有加班費，但是沒有差旅費。……我的工作……如果加班超過晚上十二點，天亮不必去上班，也算一天的薪水……所以我常常可以領到兩天份的薪水」〈同前書，前書，頁147。〉 ──換言之，本來他那個單位就是個受到特殊待遇的單位。

「1945年4月1日….…開始診療後不久，即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所帶來的鹽酸奎寧只有一磅………只能醫治10個病人而已啊！眼前已經有500個以上的病人，站在校庭正在打擺子，這應該如何處理呢？……大喜多教授馬上找到附近的軍醫，可是沒有就是沒有，軍醫本身也正因為這個瘧疾叫苦連天啊。……巡迴診療已經快半個月了……到達玉井……大家已經睡著，忽然有人來敲門，是庄役所的人，他帶著一個正在打擺子的人站在門口。……隊裡早已沒有那瘧疾特效藥『奎寧』，下午給的藥只不過是些不痛不癢的對症治療藥而已，不是真正的特效藥。當然市面上早就沒有『奎寧』，就連軍部也都領不到這種東西。……大家於心不忍，最後還是由大喜多教授跑到幾個前輩開業醫師家裡，苦苦哀求直到他們拿出留為自己備用的少許『奎寧』給這位病人。」 〈「撐旗的時代」，黃稱奇著，悅聖文藝；頁77、86、87、88。〉

前後這兩方面的資料，個人認為應該都是頗為真誠的紀錄，只是如果這位當年參加台北醫專巡迴診療的台籍醫生的回憶錄所載，不是虛偽的話，我們前面這位應該相當有社會經驗的前輩，他對於他家鄰居的台籍醫生的強烈批判，可能就是一誠實但疏忽了現實環境──當年空軍是擁有特權的兵種，瘧疾是一可怕的法定傳染病，民間確實已經難以找到治療瘧疾的特效藥了──的嚴重誤判？

對於問題的思考能力，這樣由於長期的低智、從順、自卑教育，不敢質疑當局，卻對於自身的族群失去信念，是否一種日殖五十年感化工作的成果？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記載：「在人口比例上，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及台灣人的1／10，但是，大中學校學生數量，台灣生不及日本生的一半。」大學高等學府，台灣生的占比則更低。1944年，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光復前一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有學生357人，其中台灣生僅58名，只佔1／6。

日本人在台灣享有種種特權，稅金多數由台人負擔，但教育文化等設施，則大部分由日人享受，這是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之典型。學校的主要職位也都被日人佔據。帝國大學當時有教職員工692人，其中，台灣人只佔142名，且大多數是低級職工，當教師的只有一人。

台灣人的父親或阿祖，在日本殖民教育下 絕大多數僅受過相當現在的小學教育。自然對當時日本殖民的高壓和殖民政策根本沒有甚麼概念，只知道日本警察、軍人、公務員、老師等威風神氣，會當眾甩台灣人巴掌。因此台灣人連小偷都不敢當，可會被打死。是不是這樣？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從小學到大學使用的教材全是日文，因此，當時受過國小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可以講寫流利的日文。李登輝自小到大學都是受完整的日本教育，他的日文當然比中文還要好。

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是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下生長的，絕大多數都改用過日本姓名。他們的思想、意識、行為基本上已日本化，自然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感情，跟由大陸撤遷來台的外省軍民大相逕庭。

目前在台灣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不論是從商、從政，大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幾乎都是受其父祖影響。所以，在台灣舉辦抗日研討會或其他抗日活動，很難找到機構贊助。中華民國政府即使是國民黨人執政，也沒有條件敢得罪美國的亞洲死黨和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

在台灣非常賣座的電影《海角七號》清楚呈現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長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