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背先人、下欺後人,蓋棺論定話史明 | 徐百川

史明是「台灣民族主義」、「台獨史觀」思想理論的開山祖師爺,至今他的理論仍是台獨思想的主軸。他本名施朝暉,1937年自台灣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受到馬列社會主義影響不小。
抗戰勝利後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奔赴大陸參加共產黨投入解放戰爭,結果不滿共產黨清算鬥爭的殘忍作為,以及把他調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待遇,逃離大陸返回台灣。

史明並不明顯地親日崇日,但是他的反華表現,充分顯示了唾棄鄙視中國的皇民教育對他所產生的作用。
參與台灣二二八事件起義失敗後,他離台赴日矢志建立「台灣國」,一面自創軍事訓練所,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一面處心積慮地寫出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以思想武裝台灣人民。

剛剛經歷過日本軍國主義鼓動人民侵略的洗腦宣傳,又學習到共產黨煽動人民革命的洗腦宣傳的史明,深得洗腦宣傳這一套手法的箇中三昧。為了武裝台灣人民思想,煽激鼓動台灣人民反中國,運用洗腦宣傳正是史明極力仿效,師法學習的現成榜樣。
於是史明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在其煌煌巨著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極盡所能地把中國形容得是如何貪腐自私,殘忍狠毒,簡直集罪惡之大成。
並且極盡誇張渲染,描述中國人在二二八對台灣人殺得痛快淋漓,殘暴無情地血洗台灣,他說中國在二二八殺了至少「十萬」台灣人。

史明認為二二八是正義的、抗暴的、革命的,完全無視於二二八暴民打殺無辜的無理性行為,他說起義的青年「在行動上及心理上完全捲入反【阿山】(唐山來的人,即中國人)的漩渦裡,士氣高昂」,讚賞之意,溢於言表。
最令史明痛切惋惜的是「沒有抓緊時機,廣泛動員大眾(農民、勞動者、原住民系台灣人)來盡早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致使二二八流血犧牲,一敗塗地。

二二八悲慘失敗後,經過史明的深刻檢討,他「發現」台灣人在民族意識上,存在著連台灣人自已都不知道的兩個觀念,一是「空想漢族主義」,一是「傳統台灣民族主義」。

史明說在二二八革命起義的只是青年學生(他沒提台籍日軍)和知識份子,一般群眾之所以沒有響應,史明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舊時代的過來人───也就是當時台灣的中老年人,對中國有著「模糊性、懦弱性、自卑心理、依賴心理等」的心理缺陷。
以至於不能「向心結合」提高自己台灣人意識,「向外振作」以反對中國統治,而能夠共同參與打【阿山】的行動。

於是史明抨擊舊時代過來的中上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史明對此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空想漢族主義」。
並痛責這個自認為中國人的「空想漢族主義」,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為了清除「幻想的、罪惡的空想漢族主義」,史明向台灣人宣告說「台灣、台灣人經過了四百年的歷史發展,在歷史、社會、意識上,都已成為與中國、中國人不同範疇的另外一個世界(社會)」。
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史明對台灣歷史取其表象、棄其實質,否認台灣先民所抱持的唐山意識,倒過來說抗清抗日是「反唐山」的本地人起義。隱匿日本皇民化的成功,聲稱二二八與抗清抗日同出一轍,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敵對武裝鬥爭。
接著史明從而得出一個結論,振振有詞地說:這當中有一個「台灣四百年反殖民抗暴歷史所發展出來」的「傳統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心中不自覺地存在著。

在史明的「發明」和「創造」下,皇民化的功效隱入了歷史黑洞,那些醉心於皇民煉成,只知為日本的「大魂國命」盡忠,一心願為天皇效命。滿腦子只知依附日本、崇拜日本,沒有半絲半毫反殖民抗暴精神,還視過去抗日先人為【土匪】,只會令九泉之下的抗日先人痛心悲憤,捶胸難過的二二八皇民青年,就搖身一變,金裝加身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傳人,是台獨建國的先驅,是後代台灣人所應追隨效法的「烈士和精英」。

史明更是大聲疾呼,要台灣人記住他們在二二八的英勇犧牲,認清「二二八是在台灣民族發展史上以流血換來的一大指標」。
要從這個悲慘的血淚教訓,台灣人都能深切體認自身的台灣民族意識,以「肅清空想漢族主義的毒素」「刈掉了台灣人對於中國人在血統上的尾巴」,而成為「完整的台灣民族理念」,奔向獨立建國。

史明應該好好謝謝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使蔣介石在二二八作了急率處理,使台灣人覺得受了中國不公不義的對待和傷害,一直對之無法釋懷。
國共內戰使兩蔣在台灣實施了白色戒嚴統治,使台灣仍然籠罩著受外力統治的烏雲,生出的悲情受難意識一直使台灣人鬱鬱憤懣。
國共內戰使兩蔣為了全國反共一條心,而諱言忌談二二八,也就像是默認了民間對二二八的傳聞,使二二八的傷口輕易地被台獨加深擴大,而且無法癒合,一直在台灣人的心中淌血隱隱作痛。

這一切種種,都使台灣人對中國、對國民黨生的怨恨和惡感,在心中濃聚不散隱而待發。
於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史明這麼一部極盡誇張渲染的洗腦宣傳大作,就在台灣人心中找到了生根茁壯的肥腴土壤。
這本巨著也就暗中在台灣,尤其是在有大量台灣留學生的海外公開傳閱下,影響和支配著閱讀過的人的思維和認知。

例如原本是中國主義,後來成為台獨理論家的文人陳芳明,讀了史明這本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作之後,他說:「我的動搖,始於三十歲那年讀完一冊關於1947年事變(他是這年才出生)的紀錄之後,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那種瓦解之勢,較諸初春的雪融更加不可抵擋。」
這本書對那些年青稚嫩的留學生的衝擊,必然更加震驚萬分悲憤無比,能不為之午夜夢迴哀悽腸斷,如何不響應史明的號召,矢志為獨立建國而奮鬥?

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開始,史明這本墳頭鬼唱歌、滿紙荒唐言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為大學社團必讀的經典。
遠在現今的年輕人都成為【天然獨】之前,1993年台北大學生的二二八46周年遊行就已經舉著這樣的橫幅標語:「四六載血仇締造新台灣根基」「二二八大屠殺斬斷舊中國情結臍帶」「血債血還」。

解嚴後史明這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了台獨的思想賴以發展的理論基礎,台獨理論家大抵都是依著史明「傳統台灣民族主義」的主軸,予以引申發揮。
都是把台灣四百年史哀稱之為「台灣人世代受害的血淚滄桑史」,而且比史明尤有過之,加入了頌揚日本醜詆中國的皇民史觀,對日本眾美歸之,對中國諸惡加之。

有了史明這本上背先人、下欺後人,竄改偽造的台灣史為依據,台獨隱沒掉皇民化所造成的影響和作用,高高舉起「台灣民族主義」的聖旗。於是光復以後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也就是從二二八到台獨建國這裏面貫穿全局的皇民運動,就被移花接木,魚目混珠說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覺醒和發展」。
台獨也就堂而皇之地以數典忘祖為傲,以認賊作父為榮了。

這就叫做「依台灣人的立場、觀點與角度來解讀和論述的台灣史」,稱為「以台灣主體的思維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十 ──關於乃木總督與兒玉總督的比較,兼及賤賣台灣的原因 | 郭譽孚

網路上有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木希典嫌台灣賠錢貨,想用1億日圓賤賣給法國…揭秘歷史課本沒教的「賣台」往事』──

該文的文筆真不錯,又使用了當代最流行的聳人耳目的標題;讀者一定會不少吧──但是他所提及的故事,是否真是「賤賣台灣」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後任真的那麼了不起嗎?

個人研究台灣史,下過一點功夫,覺得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資料給讀者參考──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謊者往往不是欺騙,而是他故意沒有把全部的重要真相說出來。。。我想我應該來說些重要的,沒有被說出的真相。。。

據說,乃木總督曾經有一位表兄,是長州藩武士御堀耕助[1],雖只有長州明倫館兵學寮一年的學歷,但曾是長州正議黨急進派領袖,御楯隊總督。

該表兄是1869年與山縣有朋、西鄉從道一起赴歐留學的改革派人物;不料竟然在歐洲染上重症;病死之際,曾向病榻旁同出身於長州的木戶、山縣、伊藤諸傑請託,一定要讓乃木代替他的地位;當時諸人發誓必助乃木發達。

因而,1871年,日本建軍時,兒玉雖已表現出色,但只是一個准尉,而乃木已躍升少佐;1873年,他獲出任代理步兵聯隊長;1877年,西南戰役中,他雖然是損兵折將又丟了軍旗,但仍榮升陸軍中佐;第二年並升任東京步兵第一聯隊隊長;軍界多對其頗有不滿。往後雖有停職,卻仍繼續高升。

  • 乃木成為台灣總督的理由。

除了上述特殊的背景,他能出任台灣總督的原因,是他當時所部的第二師團,在當時造成政局動盪的「雲林大屠殺」的攘逐殺戮政策中,應負有連帶責任。在1895年12月,台灣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曾發文指責乃木師團稱:

「目前發生的事實也是如此,近時批閱各地稟呈的報告,我日本遣台或旅台諸君,特別是軍役夫、職工等亂軍紀、罹法網的為數不少,有此現象,誠令人難堪至極。」[2]

如果這資料不是汙衊,其軍役伕與職工之亂軍紀、罹法網者不少,主帥管控失職之責任本不能免;更何況,史實怕不只是如此,極可能只是當年武人氣燄極高,當局不敢輕率指責其「有失體面」的情況。

  • 乃木將軍的背景,人家不太服氣

可見得他所部的軍隊對於當時我島「雲林大屠殺」之類的動亂,應該負有相當責任;他身為主官應該負起該國際事件善後的責任。而如前述,軍界對他有相當不滿,因而這時薩藩出身的拓殖大臣高島指派他負責收拾該國際事件的殘局,應該是合理的──所以,雖然原來桂總督推薦兒玉源太郎接任台灣總督,沒有成功。

相對的,兒玉在軍事這方面應該稍好些;他也在1877年的西南戰役中出名──不過,他當時是熊本城的守將,在西鄉大將率兵三萬五千人圍攻達五十天,情勢危急;剛好其部下想到庫存有兩門由法國新購入的大砲,就拿出來依照說明書使用;沒想到攻城的西鄉軍,在不知砲彈落點的炮聲驚嚇下,立刻各自逃命,因而,無法部勒大軍的西鄉遂自殺而死;他就取得了該役的勝利。

  • 乃木總督當時困難的處境

當年乃木總督所面對的問題是,雲林大屠殺中有英國商人被殺,並且我島中部洋商的樟腦貿易事業因社會大動盪而無法進行;引起列強強烈的抗議。而當時日本的國策又是「脫亞入歐」,真是茲事體大。如前述,乃木出任台灣總督之後,過去的不滿者,難免看笑話。

更重要的,是該事件引起天皇的重視,但是天皇不可能知道實況,當時,天皇不僅在國會開議時,曾經表示要善待新附民,甚至乃木陛見時,他也當面向乃木交代,要善待新附民,一視同仁;在日本天皇絕對主義下,天皇親自開口的金口玉言的所有交代,就都是必須完成的「使命」;以至於乃木回台時,曾公開表示,來台是為了制裁「官匪」。然而,這種整飭官箴的善後工作,談何容易──還要尊重天皇那「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時整飭官箴的情況是──天皇在1896年12月25日的國會開幕式上強調對台灣人民應該「增進福祉」的態度時,我島上「對在台官吏之風紀等本島行政上之種種非難已開始爆發」[3],以至於後來,在乃木總督治下,中央政界對於台灣官界百出的貪污事件,議論紛紛,乃至追究官箴的消息不斷。

當時的情況是,「以雲林事件的爆發為契機,整個台灣內外開始形成一股批判總督府對匪政策的政治勢力。這股政治勢力,在總督府方面,是以高野為中心的司法官集團。在中央,則是進步黨的強硬派。」[4],兩者在攻擊政府上簡直是合作的[5];前者是以天皇的「一視同仁」與憲法為根據,批判過去總督府的惡質政策;後者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觀點,隨著1897年5月,台北爆發了總督府被「土匪」包圍與襲擊事件,根本的批判到反對我們前述那1895年川上操六在「台灣事務局」獨排眾議而建立的「武官總督制」。

那是1896年8月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國際輿論的強烈批判,茲事體大;1896年10月,參謀本部的川上中將率明石少佐南下視察台灣,並赴越南考察法屬殖民地,1897年2月,他們返日提出了前述反對「一視同仁」,軍部不能認錯的意見書。乃木處於天皇囑咐與軍部竟然反對的夾縫中,然後在5月又遭遇土匪包圍與襲擊總督府事件;在這前後,島上又爆發了多起總督府內的貪瀆疑案──在這樣的處境下,乃木在1897年7~8月間,執行了誤以為嚴禁鴉片可以驅逐我先民的嚴禁政策;8月初,內閣通過了主張屬於「緩治」的「停止軍政」的「台灣統治方針」。但最後仍弄到民政局長水野遵下台,法務部長下台;甚至學務部長也下台。

我們簡直可說,他不僅面對著殖民台灣之初,軍部惡質決策的全部惡果;軍部不認錯,他還必須面對天皇曾經親口所交代的「一視同仁」;當時被當作當局的「台灣統治方針未確立」[6],來批判──他應該如何自處?

  • 兒玉與後藤的優勢

兒玉在接收台灣時,曾出任「台灣事務局」的委員,對於東京當局對於台灣政策的實際發展應有相當完整的認知──例如,造成當時善後問題的殺戮攘逐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同時,他沒有像乃木一樣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壓力問題;也由於該問題的責任與自己比較無關──甚至據稱,當時的確立「武官總督制」是川上獨排眾議的,他可以比較沒有牽扯到自己的壓力。

另方面,後藤新平在乃木出任總督前,已經以內務省的衛生局長出任台灣總督府的衛生顧問而負責擬出了受到伊藤博文肯定的「台灣鴉片令」;該令能獲得東京的認可,後藤可說在未來台出任民政局長之前,已經充分參與了台灣的統治政策的擬定。據稱,伊藤博文原本有意請後藤輔佐乃木總督,如果乃木願意繼續擔任總督的話。

他來台,與兒玉一樣,沒有強烈「一視同仁」的負擔──尤其,他那著名的所謂「生物政治學」,來自先進的英國理論,只把人看成「生物」,並不是有靈性的、有尊嚴的人類,使得後藤與兒玉比較乃木總督與水野局長應該是更自由的。

  • 乃木與兒玉、後藤的差別

乃木何以無法承受當時的壓力,因為他自身的責任更牽扯其中;而他又是個比較有道德原則的人,當年,日人曾如此描述──

「乃木年輕時耽於花柳界,甚至連青樓之雄伊藤博文也擔心他。然而,自德國歸來之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觀,過著謹慎耿直、符合軍人美學的生活;明治二十九年……就任時,由於官吏的宿舍簡陋,乃木認為不能只有自己一人奢華,因此拒絕搬進雄偉的總督官邸。台灣的有權勢者……送蘭花給他,但乃木大怒拒收。台灣富豪集資要修道路,也被乃木拒絕。為了瞭解民情,乃木設置投書箱,而且自己保管鑰匙。他極端厭惡御用商人……外國傳教士則認為乃木是個優秀的將軍,很尊敬他;然而,乃木周圍的人則受不了。乃木大聲疾呼懲治貪官汙吏……」[7]〈案,投書箱是在台停留十天的桂總督設立而乃木停辦的〉

「他要求樸素、儉約,屬下也都仿效他帶著隨身飯盒工作。但嚴格會衍生為善。當總督視察時,地方官當天就帶梅干便當來上班。乃木嚴厲舉發瀆職,要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徹底執行,甚至追究到總督府的核心官僚民政局長水野遵,東京政府為此頗感驚慌……由於中央政府干涉,乃木只好半途而廢。」[8]

日人的許多論述,可說共同指其「不適合政治圈」或是「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然而,那是真的嗎?明明我們在前面已見過奉命執行殺戮攘逐我先民政策的他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那顯然就是很政治性說詞、「睜著眼睛說瞎話」的言詞,怎能說不適合「政治圈」呢?

相對的,儘管兒玉與後藤被如是美稱──「兒玉總督被稱為陸軍的至寶,擔任過陸軍、內務、文部大臣,並在日俄戰爭時擔任滿洲派遣軍總參謀長……中央常常需要他,所以經常不在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盡情一展長才,這兩人是台灣統治史上……最佳拍檔之一。後藤對邁向中央政界懷著野心,因此在政界的活動也很多。」[9]──然而,前述那所謂的「第三旅團團長兒玉源太郎中將接任,讓很多人高興」──是為何高興?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兒玉與後藤的,或關於後藤的妻子後藤和子的──

「兒玉時代雖放領了大量的土地給個人,但據說那是為了圖利以民營移民村為藉口、卻志在獲得土地的人。佐久間總督赴任後,對於總督府在前十年沒有擬定日本人移民台灣的政策,感到十分驚訝。」[10]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一萬三千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七萬三千元買進,六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11]

「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明治三十八年〈1905〉……第一任支部長由後藤和子就任,…從明治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這三年間,台灣愛婦的轉帳金額達三萬五千六百零一元四十六厘,但是『原資料沒有這一欄,所以無法計算』,留下令人疑惑的空白,這麼多錢到底流向何方?是不是貪汙?為何沒有追究責任?難道是高官涉入,所以無法追究……」[12]

據稱,兒玉總督在孩提時代被譽為神童,是個粗野放蕩不羈的男子。個子小但嗓門很大;後藤則是個神經質、易怒的人。看來它們可能比較沒有所謂「軍人美學」的背景,是否因此就比較適合所謂的「政治圈」呢。

我們所看到前述的民間紀錄,確實可能顯示了乃木與兒玉他們雖然確實有著若干差異──但是看「當時流傳著許多故事,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他從日本回台的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總督府共寢,兩人的衣物和自日本帶回來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13]──那些對於自身也曾「耽於花柳界」的乃木言,真有那麼大的差距嗎?

乃木來台前,在東京記者面前曾經明白地表示來台灣後,要整飭吏治,但是沒有成功;兒玉與後藤兩人來台後,曾經一次讓一千多官員離台;但如前述「來台的後藤長官為了節省人事費用,在沒有調查人品和初期政績的情況下,一舉將1080名官員撤職,進行殘酷的人事整頓。」,這樣的整頓可能比其前任的乃木總督更改變了多少我們島民當年的處境嗎?

如果真的關切這個問題,由前述後藤高升後就在我們島上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的論述中,應該就可以看到當時的真相──歲入由「入不敷出」到「收支平衡」的增加,主要只能來自當局對於我先民更加緊了宰制與壓榨吧。

  • 試論乃木總督打算賤售台灣的原因

如果我們前面所舉出的史實都是真實的;乃木總督與他的後任之間,細看起來,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有之,乃木晉見天皇時,天皇親口交代的「一視同仁」,對於那個時代的日本軍人言,是有巨大的使命感的壓力的──他可能實現嗎。

其次,是否再加上,確實對於自身言,對於當時惡質的局勢,他認知到自身確實有難以卸責的關係;更加上,他應該深知自身過去的表現並不能服眾,這使得他更敏感於外界的眼光與言詞;這些形成了內外交逼的情勢──甚至他在就任時,竟然把老母親也帶到當時以瘴癘之的聞名於日本的台灣來,他宣稱,來台的日人不應該有海賺一筆之後就回日本的心理,應該要有老死台灣的決心;不幸,他的母親來台後,不到四十天,就病死了,他為此竟被指為「不孝」。

最後,應該是更重要的,他在就任的一年多之後,確實感受到當時的情勢惡劣,那不是短期能夠處理的。而同時,就任之初,他雖已經宣布了不使用「急治」的方案,但是惡劣的情勢不斷爆發各種問題,他不能視若無睹,但是實難處理。而另一個壓力來自松方內閣,對於松方而言,台灣的國際問題是伊藤留下來的爛攤子;對於松方首相,他只急於處理他最在意,讓他焦頭爛額的徵稅問題──所以,乃木若要把這個前內閣留下來的問題處置掉,他自然不會很在意。

以上,應該就是乃木總督考慮賤賣台灣的背景;如果能夠這樣地把這個引起國際上批判當局的燙手問題解消掉,同時也處理掉了天皇所交代的應該「一視同仁」的使命,豈非真是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好辦法[14]

不過,對於後來接任松方的伊藤內閣言,本應該比松方在意;因為,對於台灣問題應該更有責任的他們,即,有責任的文官伊藤與當時不怎麼顧忌「一視同仁」的武官兒玉,以及已經抱定了「生物政治學」那只把「人」看作一種「生物」的統治觀點的後藤言,自然難以接受乃木那相對「有辱國體」的認知。

以上,是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的認知;正是也因此,日本曾有論述認為──「就如同織田信長釣的鯛魚,變成豐臣秀吉的料理材料,豐臣秀吉的料理又變成德川家康的盛宴一般,兒玉時代的繁榮其實是託乃木的福,有乃木在,台中、台南等地的縣政才不至於腐敗,他在淨化政治上頗有功績。」[15];但是本研究以為,兒玉時代的繁榮,是由於他們無需考慮「一視同仁」的,即有後藤那「不把人當人」的「生物政治學」,並不是他們真比乃木更高明多少啊。

最後,知否?在1907年,乃木竟然能在明治天皇的「欽點」下,擔任「學習院」的院長,那所學校是皇室王公貴冑子弟就讀的學校,那代表的是怎樣「崇隆」的意義?由日本的歷史文化看,乃木總督真的那樣失敗嗎?

  • 餘想─後藤與兒玉,真是「能吏」嗎?

此外,論者有如是稱許後藤者──

「後藤能夠順利廢止三段警備制,是有兒玉當強力的後盾,才能壓住在台灣的日本軍人的反對。這也是後藤在後來接近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頭的最大原因。1920年代軍部抬頭,尤其陸軍官僚氣焰不可一世,而以長州閥為主,擔當日清、日俄戰爭,改變日本命運的桂太郎、兒玉源太郎已經形成大派系,以後的吉田茂會接近寺內正毅、田中義一、宇垣一成等軍頭,也是效法後藤新平的政治手腕的。對於軍人以外的對手,後藤一再和他們抗爭,使一般官僚相當厭惡他的死纏態度。後藤只關心借助政治力來完成事業,卻無法達成政治家掌握權力的境地。」[16]

並且,視為可以誇耀的提出──後藤需要兒玉護航──

「在上任之初,為了壓制軍方人員的氣焰,即召來陸軍參謀長、各地旅團長等,到台北餐敘,言明今後以推行『民政』為要,不再是過去的『軍政』……讓這些將領們給他『背書』。」[17]

然而,這些真是值得誇耀的嗎?本研究卻認為那是後藤對於軍方的怯懦;被視為日本能吏的後藤──甚至美國學界論及他時,也頗肯定其能力,但是他對於軍部竟然也不能據理力爭?甚至還跟隨著兒玉那受到伊藤博文反對的滿州經營論,而往我東北主持南滿鐵路──[18]若我們由大日本帝國最後之毀於軍人之不受管制上看,作為「能吏」的他們,若不能根本地,以他們的能幹向軍方抗爭,改變可能陷國家社禝於危亡的不合理的體制,所謂的「能吏」,是否就只是「欺負百姓,博取功名」的「能吏」而已了,那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最後,根據一個誠實研究的學術態度,有一次重大事件的處理,我們認為他可能可以確實合乎「能吏」的標準,那是我們前面提起過它們處理我先民當年透過民俗信仰,成功地推動了整個社會戒毒的運動;而它們居然能夠很小心謹慎地將之打壓和撲滅到相當的程度,哪真可說是一「能吏」的表現──雖然我們立於不同的立場,我要咒罵他,但是我願意承認他確實是一「能吏」!──然而,我們看無論日本人或是美國人的霸權論述中,從來沒有人詳細論述該事件,如果那次我先民發動而被他巧妙打壓的偉大事件,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質疑說他沒有資格成為「能吏」,是否其實倒是頗為恰當正確的評斷?


[1] 此人名不見於「百度百科」,透過谷哥,可見於「日文維基百科」。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中,見不到該詞條;該「日文維基百科」中,叫不出中譯文。

[2] 「乙未征台日誌」,早川直義著,曾玉昆譯,刊於「史聯雜誌」第25期,頁87。

[3]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47。

[4] 同前註。

[5] 以政黨言,自由黨與進步黨各自立場不全相同,因而,攻擊政府的觀點可能不同,例如,有時以內閣為對象,有時著重在總督府政策,但是他們的批判,都是不可輕忽的。

[6] 「1897年台灣高等法院長高野孟矩罷職事件」,小林道彥著,台灣風物47卷二期,頁151。

[7]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8]「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62。

[9] 同前書,頁75。

[10] 同前書,頁214。

[11] 同前書,頁140。

[12] 同前書,頁163~164。

[13] 同前書,頁80。

[14] 一般學界論述,對此問題都僅注意當時的經濟負擔,其實,東京採取了攘逐殺戮政策,本應該為其成敗負責,付出更多的成本,經濟負擔增加是合理的;只是由於他們不肯正視前述政策之錯誤,因而只能含糊地責怪當時台灣的經費負擔過重。例如,著名的我留日學者涂照彥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也只能如日人之方式考察當年此欲賤售台灣的史實。〈可見於該書中譯本,李明峻譯,人間出版,頁34。〉

[15]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

[16] 「台灣現代化奠基者─後藤新平傳」,楊碧川著,克寧出版社,頁70~71。

[17] 「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青著,玉山社,頁95。

[18] 案,這是指兒玉在日俄戰後成為滿州軍的指導者,他拒絕撤軍,提倡滿州經營論;伊藤博文表示國際上門戶開放政策,清廷仍擁有東北主權,不可逾越;後藤之高昇就是赴我東北,繼續兒玉的主張;往後才會有九一八事變之發展。正是在滿州經營論下,日本資本主義快速膨脹。〈關於滿州經營論,可參見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金禾,頁80~86〉

讀史明回憶錄,批判「史明史觀」 | 郭譽孚

──如果他真是一位革命者,對他大力批判,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恭維──
──對於死者,若是真革命家,深入批判他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其一,他對於台灣史的看法──

個人根本懷疑他的那本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由收集到寫作與完稿是他獨力完成的。

由於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目前撰寫「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近百萬字,由收集史料而消化整理,二十年來,至今難以完稿,他的大作內容超過拙作甚多,若是獨力完成應該不可能;其能夠完成的理由,個人合理的懷疑,其許多資料來自日本官方資料,無須收集;也因此其書的價值,不過是拾日人之牙唾而已;也因此,我們看他的大作,除了年輕人易受其中「似乎」高度關注社會正義而傾心外,不過是剪貼了一大堆日人當年上報東京,公開的各種資料吧。。。
然而,他的台灣史觀,正因此是很有侷限性的。以下分為五方面──

一、 日本史學中「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差別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史學界就有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野;顧名思義,純粹史學,學者秉筆直書,講究實證,是非黑白,半點苟且不得;應用史學則沒有那樣嚴格的要求,僅以能夠達到官方認為社會所需要的水準就可以了。

由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正是當年戴國煇教授所感慨的框架──那是1982年在他所主持的學術性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創刊號」中,戴署名提出的,對於該誌的「期望」──
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

在日本的台灣史研究,所謂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為何?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日本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歧異之形成故事;那是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事在1891年,東京帝大教授久米邦武發表「神道乃祭天古俗」論文,遭神道家攻擊,次年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近於同時,另有重野安繹教授,則以論文「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而受到匿名信檢舉,懷疑其國家觀念;於是重野稍後也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1893年,一度他們所屬的史料編纂單位整個被廢除;後不久,雖然恢復該單位,但特立規章規定──
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論說不得公開,單位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

最後則形成──
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使他擔負了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因此存在著強調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實而掩飾相反的史實的傾向。

換言之,這是日本正統史學研究上的正統的限制。日本史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是流行著這樣的傳統。史明在日本整理出來的大作,自然就受到了這個大傳統的限制──其觀點絕不是「至公至平」的。

二、 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的禁忌──革命者史明的「桎梏」

由於日本史學明顯地早有前述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他在研究關於我島嶼台灣的歷史時,也就有了明白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外界看不到的「桎梏」。有些史料根本不許外流,有些史料則不可公開討論,已如前述─這也就是我們前述見到戴國煇教授在1980年代前期所描述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
換言之,戴國煇教授當年寫作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那不自由的「既存框架」下艱辛完成的;自詡為革命者的史明卻完全隱匿了自身在這方面的殘缺,好像自身在東京十分自由似的,完成了他似乎偉大的作品。
個人沒有去東京留學的經驗,甚至對於日文著作沒有掌握的能力,當然不可能看到白紙黑字的這方面框架的證據。但是,由當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自身作為的拒絕承認錯誤,強調不能有辱國體上看,其實,這類事例是很顯而易見的──那「框架」應該就是總督府不願意讓人攤開來「討論」的種種。

例而言之,馬關條約簽訂後,依約應該任便給我先民兩年期間,然而當局竟然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我先民的移民政策;所幸,由於其屠殺毒策破壞列強的貿易,引起列強的公開而強烈的批判;事態鬧到其天皇出面止殺,與撥款慰問我遭難先民;因而,原本寄望能把我島民儘量趕走,而其終於我島上僅消失的七十萬人,沒有成為無人島。這是個重要的例子;也是日本東京或是台灣總督府都不肯面對的史實──史明的厚厚大作中,果然絕對不曾深入關注這段史實──雖然他好像很關心我先民似的。
另外,類似的限制,是日人自我標榜的部分;例如,日據下各位總督位高權重,自然歌功頌德者不少;而相對的,對於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我先民可能讓當局失面子的事蹟,自然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
前者,每位總督上台通常都有一篇頌讚日本統治的文章,每次都強調日人統治非歐美殖民之統治所能比擬;自吹自擂,永不疲累。
後者,則可以1901年前後,我先民自動發起降筆會戒毒運動,由於其方式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理──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因而效果奇佳;然而,該一可說具有世界開創性意義的社會運動,竟然在日警的打壓下失敗了。我台先民這樣輝煌的社運經驗,在史明的革命大作中,簡直沒有任何蹤跡。
這樣的史實很不少,然而,史明置身在這樣明顯的「桎梏」之中,但是在其著作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他有體認這種「桎梏」的自覺?

三、 應該被同情的史明的「富裕的遭遇」?

革命者史明,1918年出生的他,自幼生長在很富裕的環境;老祖母長期寄錢給他花費;晚年被我們島嶼青年圍繞成為革命導師;然而,我們來看這位革命導師的晚年大作「史明回憶錄」;居然其中可以允許有如此的描述──
在我們那個時代,士林人〈應該說是全體台灣人〉無論家境貧富,一整年都在做稞、過節、拜神明、祭公媽。」〈史明回憶錄,頁99〉

真的嗎,當年我們島嶼上,那是個怎樣的,「無論家境貧富」,都可如此過活的社會?
這應該是史明這個富家子,才會說出如此離譜的話吧?擁有這樣離譜的觀點,他怎能寫出那本他署名出版的革命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他真的曾經是革命者嗎?或者只是某種誤會?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其家族故事時,提到其家族中曾有「由於濟助乞丐而致富」的傳奇故事;但是,很離奇的,史明對於我華人社會中這類「善有善報」的傳統觀點,似乎全無同情與同理;相對的,卻說自身家族這類故事的真實背景應該是對於自身「強取豪奪」,錢財來路不明的誆語。

看來,他真是個特殊的「革命者」,他的家族故事,或許真如其自身的解說;因而他是真正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換言之,也難怪,這位寫出其革命大作的革命者是接受、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真正關懷弱勢者的宣傳家。
也由於他的家境是富有的,自從進入小學校之後,他可說就與日本小孩玩在一起;並且很特殊的條件是,他的身材高大,因而在學期間,由小學到大學,他沒有受到過日人真正的霸凌;尤其,在台北一中時期,他偶然由日籍玩伴處感受到了日人的「惟神之道」,其實只是某種「禁忌」而已,因而他沒有像其他台籍生一樣,發生對於「神道」難以充分認同的困擾 ;大學時代,他進入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能藉著每月祖母由台灣寄來的足量金錢,供他參加日籍同學的各種課外活動;那都是高度認同於日本文化的活動;所謂的──
日本二千年來的古代文化、生活,以及探訪著名的佛廟、佛像等,使我能親近日本的文化、生活的底子……帶我去參加日本茶道的講習會或彈日本琴會等,也去看歌舞伎,日本傳統的舞蹈戲。台灣留學生對此都沒興趣,都不去看。」〈頁248〉

因此,他比一般與台籍留學生同生活的留學生當然是更為日本化了。

四、 這樣的史明,算不算對於讀者、仰慕者的嚴重欺騙。。。?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如此描寫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
公學校六年間,各年級所教授的教學科目,在內容上與小學校相差不遠,但是在上學的功效上,與小學校的學生便頗有上下。」〈頁134〉

史實絕非如此,所謂內容相差不遠,事實上六年的課程,相差兩年;非經過教師補課,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怎能說相差不遠?
更何況,教育不只是有智育而已,更有德育部分,其影響可能深入地進入受教育者的人格內部;在日據時代,我們先民受到的是怎樣的德育──
那是他們的「修身」課程──比較當年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別,通常只說小學校不可體罰,公學校則時常體罰;其官方法令上則有如下的差別──
在小學校規則中──是詳盡的──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並以使其嫻熟日常禮儀為要旨。於此科須針對孝悌、友愛、仁慈、信實、禮敬、義勇、恭儉等諸徳傳授實踐方法,尤其力求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又須指示對國家責任之概要,兼使其知曉社會制裁、廉恥之重要……教員己身應為兒童之範,以浸染薰陶兒童。

在我們公學校規則中──則除了顯示可以體罰〈即其所及的訓誡〉外,僅是如此的──
修身係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使其熟悉日常禮儀,並傳授教育敕語之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第十條〉

當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教育專業,或許不能責怪他;但是對於外行的重要事務,只是以新聞記者是的隨感而任意發揮,這應該是我們讀他的著作時,必然會有無數陷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此外,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參加許多日本在地的文化性活動;甚至他除了為我們介紹了他就讀的名校中的名教授外,也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且與一些名人有了交往──例如,在日本有著貴族身分,那位著名的白樺派作家,被稱為日本人道主義者,並且曾經效法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精神,意圖在日本推行所謂「新村」運動的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這樣描述著──
我也認識了……日本貴族出身的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等文化人,他們很愛護我,每有機會,就邀我到他們的住邸,以日本料理招待我,或邀我一起看世界名畫,或是跟我談論有關日本的文化藝術。後來我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時,武者小路欣然幫這本書題字。」〈頁248~249〉

他接受日本文化,並且與日本貴族文化人,能夠發展出如此的關係;當年應該是很少見的,受到「愛護」的台籍留學生;不過,在此我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顯然應該是一批味道相投的人,不是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人而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應該是武者小路實篤這個文化人,這個與他味道相投的作家,後來為他的革命大作題詞的長輩,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都不知道嗎?為何他都沒有提及?
原來,確實,1910年,該文化人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創刊文學雜誌「白樺」,是當年著名的日本人道主義者。1915年,曾對我噍吧哖事件表示若干同情;受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影響,是一烏托邦主義者,一似托翁以設立理念中的「新村」 而備受矚目。

但是,史明沒有提及的,是在當年時潮中,該大作家也如共產黨員般逐漸「轉向」,鼓吹「作為藝術的戰爭」,甚至竟強調「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 。
甚至,當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該文化人更捨棄了人道主義急轉而支持戰爭;1942年,他曾印行「大東亞戰爭私感」一書,強調「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由其中的篇章標題,即可見其軍國主義化──「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與以後的事情」

史明會完全不知道上述該文化人轉向的惡質事蹟嗎?這樣重要的,由所謂「人道主義者」而軍國主義者的身分轉變,如果知道而不給予相當的揭露,只是描述該一所謂「人道主義」名人曾經為其革命大作題詞,這是否應屬於對於情熱的少年崇拜者,相當惡質的欺騙?

五、 史明真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
──或者算是怎樣的一位社會主義者?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六 鞏固與強化宰制 | 郭譽孚

通常論述殖民統治的「奠基」,論者多只重視前篇所及的警察政治與各項調查的完成,強調那是「資本主義生長的基礎工程」;當然,那種說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只是那樣就足以鞏固其體制,完成其對於我先民強烈的宰制嗎?本研究認為那是不夠的;更應該深入認知以下的相關方面──

一〉 「犯罪即決例」的發展

前面我們已曾論及警察政治的完成,論及苛虐的日式保甲,日本警察以其作為爪牙,宰制我們島嶼的先民們。現在讓我們更深入的考察當時的情況。
原來樺山總督在1895年11月時,首先就把日本帝國刑法的「違警例」拿到我島來擴大施行 ;那是一種節省時間,嚇阻效果直接的「即決」,是一告發與審理合一的糾問主義處罰模式,司法機關無從介入,也不適用通常行政救濟程序。美名稱為對於輕罪,由日本憲警負責當場執行。在日本本國行政機關之即決處分,僅限於違警事件。
那是在比一般行政體系相對封閉的警察體系內,有辦法的人一旦發生違警情事,在地方頭人如參事、庄長或保正出面說情的情況下,其罪罰就可以被豁免。換言之,案件以外的考量經常可以左右案件的裁決與否與罪罰的輕重為何。
早在1897年,總督府頒布「犯罪即決例」當時的規定是──「廳長對管區內之規定範圍內之犯罪,得為即決處分。其範圍包括:一、應受拘役或罰鍰之刑之犯罪。二、應受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三、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此項即決處分,並由支廳長即廳警部為之。」 ;相對於日本內地,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
到1904年,當局更以其所謂的「本島人及支那人富有拜金之思想」與「短期內的禁錮,於彼等並不痛苦。」 為理由,更推出敲剝我先民的「罰金與笞刑處分例」,該類取代「拘役」的易刑處分,由即決官署宣告而執行之。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一司法權力的下放,並不止於此法條的範圍,更進入了所有警察都可以任意教訓百姓的情況;這就是我島各地派出所層級,本應無權在派出所執法,但是我善良先民往往為了避免聽到我同胞哀嚎,繞道而行;各地警察都被稱為「警察大人」的原因。
這樣的統治使得我先民自難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悖於社會的公德與社會的安寧秩序,經常感受到的只是統治者的衊視與明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威壓榨取。
前及1901年,也就是我們前述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順利成功之年,殖民當局壓制我先民的重要行政措施,就是一例,那是一面特設警視總長,掌理全台警察事務,一面把全台行政區,分為二十廳;其下再細分為95個支廳,支廳人員也以警察充任;是如此地,又加上前述當局對於我傳統醫療體系的破壞,才抵制而破解了當時我先民偉大自覺的社會力量。

二〉 輿論控制──

1898年以前,日本的新聞紙法令,採申請許可制;1898年,依據即將公布的憲法,改為申請登記制 ;樺山總督與桂總督時代,島上先後出現薩、長兩派的媒體,形成監督與激烈對立 ;兩者衝突要到兒玉總督就任後,助守屋善兵衛把兩媒體買下,合併為「台灣日日新報」 ,當局支持它,將之作為控制輿論之官報。
但在台日人仍有其喉舌,先後有「高山國」與「台灣民報」之出現。前者,1898年11月,創刊於臺北,創辦人為日本眾議員照山佐佐木安五郎,強烈批判時政;刊行兩個月就被迫停刊。後者是在台北日籍律師團集資於1898年,以雜誌創刊。
1900年,總督府發布「台灣新聞紙條例」,意圖約束新聞媒體;也就在該年,該雜誌改為日刊 ,請前及「高山國」的照山眾議員為主筆。該刊仍強烈批判時政,揭發醜聞,深觸當局之忌諱;例如,該刊曾經在社會上傳說的「兒玉總督常在深夜前往日本料理店;從日本回來那個晚上與熟識的藝妓在官邸共寢,兩人衣物和自日本帶回的禮物全部被小偷偷走」與「黃昏時,後藤長官公然與藝妓乘坐兩台人力車在市內逛」 外,曾經強烈攻擊兒玉與後藤──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八重山製糖機械13,000元的設備要台灣製糖以73,000元買進,6萬元的差額由兒玉、後藤和八重山製糖機械的總經理中川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

這應該可以讓我們想像到長久以來流傳到今天的那個我台俗諺「第一戇 種甘蔗」的由來,是有一個巨大的分贓結構在怎樣地運作著。
然而,也因此,1902年,當「台灣民報」徹底攻擊當局對於「六三法」延長認可時,該報曾受到禁止發行七天的處分;至1904年,在日俄戰爭舉國一致的大氛圍中,該刊更被以「妨害統治」為由,受到停刊並解散的處分。
從此,島上已沒有敢於監督當局的媒體;統治菁英自然獲得了簡直沒有任何阻力、可以為所欲為的最大政策空間。
這應該既是我們島上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背景,也是往後「後藤系」在我們島上可以繼續割據發展的重要條件 。

三〉 爭取本地地主合作

如前所及,我們提到當年殖民者與我島嶼民間社會間的緊張絕非僅存在於其與抗日勢力之間而已,因而整個社會的治安當然就很難鞏固;如何使當時全島民間都感到的壓力能夠減輕,並甚至獲得支持的問題,尤其在日俄戰爭期間,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之時,最為關鍵。
當時,日人離台返日的情況十分顯著,來台的人減少; 當風傳俄國艦隊東來可能攻擊台灣之後,我們島上的日人就出現了巨大的避難潮,其數高達五千人 ;當時,台北的空屋激增,市內三區達千戶以上,居民明顯減少;島上日人小學校的合格教師大大不足 ;同時,市場出現囤積現象,物價飛漲;甚至也有我島人避難返回大陸者。
據日人稱,當時,「最令人擔心的是,日本落居下風時,台灣人的態度為何。日本人讓台灣人流了那麼多血,當然害怕被報復。」 ;因而,當局不僅極為罕見地公開布告,「官吏需謹言慎行,確守職責,使一般人民不生絲毫疑懼之念,各安其業,以免民心動搖。」 ,並且在社會流言的「強大俄軍……擊潰日軍,台灣將成為俄國領土,現在通用的所有銀券將成廢紙」與「表面尚稱平靜終難免蟄伏匪徒蜂起,再舉叛旗驅逐日本」 聲中,乃不得不派地方頭人出面,照面值收購民間因長期拒絕使用而跌價的台銀紙鈔兌換券;其中價差據稱至少在一成五以上,由負責收購者直接獲利。
也就在此聲中,以我台人自身為主體,以日人為真正經營者的嘉義銀行與彰化銀行先後成立 ;其主要的所有者是上述收購的獲利者與當時兩地的大地主;前者,彰化銀行的吳德功就是當年曾出面收購該台銀券而頗獲大利之一名人;後者,來自1903~1904年間,日人消滅我島傳統大租權後,依據強制收買辦法,1905年2月,收到大批公債券 的我先民地主們;當日俄戰爭期間,在前述流言下,市面上,農民物資惜售,百元公債貶至不到50元;社會高度不安。一般言之,該次政策之形成,日本學界多僅強調是當時對我島傳統大租權的安置;也是日據近十年以來,正式把殖民社會金融利權分潤給我島地主階級的作為;這裡我們則更要指出該時代背景日艦東來,苛虐的日殖當局實不得不然,以及該作為亦為殖民者對於我們社會內部分化的重要開始。

四〉 經濟發展的命脈──交通建設與台灣銀行

交通建設上,本期中之主要工作即各地公路的修築與縱貫鐵路之完成;在日殖時期,公路修築的開始,是招徠受其招撫的義軍,把道路開闊地修到義軍的據點附近,使得我先民失去自身藏身隱蔽之地;對於其掌握該地治安、宰制地方,很有效果;社會安定後,殖民者在我島上更是推動強迫的無償勞動,透過日式保甲制度,派訂我民人的沉重義務,由民間各地懼稱為「大人」的日警負責威壓進行 。
我島縱貫鐵路的完成,本自1899年開始動工;北部僅限於改良劉銘傳時代就完工的部分,在1904年初,日俄戰爭前,完工新竹到三義的部分;南部的鐵路工程由高雄開始,同時僅抵達斗南;然後,應戰爭壓力,以臨時線趕工於俄國艦隊東來的1905年前後;正式完工要至1907年,1908年正式通車。耗資達2,800萬元。
鐵路完工後,南北的高雄與基隆兩港也開始修築;我們今日論者多知曉交通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命脈,但是當年主要的功能可說只是作為當局吸食我先民膏血與鎮壓我先民抗暴的重要工具。因而,絕非只是巧合的,自1908年之後,我台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開始逐年漸行下降 ,應該正是我先民膏血逐漸被盡情吸食的表徵。
此外,還有1899年9月正式成立的「台灣銀行」 ,當時雖然兒玉與後藤已經上任;但一開始由於社會仍然動盪,集資並不順遂。也就是,1897年3月,為了充分掌握我島資金,東京雖已制定「台灣銀行法」,但是,當時的民心向背十分明顯,自然若想要我台人出資是困難的,況且,當攘逐殺戮之直後,台人並不可能信任當局,而日本資本家也望而卻步;因而,當伊藤內閣決定不把我島轉賣出去後,在如何使新領土能夠順利接受擺佈上,不能不考慮把我島貨幣金融上的自由情勢加以整頓與控制──據稱當時我們島上有百餘種貨幣,而使用哪一國的貨幣較多代表著那個國家對於該社會的影響力,更加上我島上的金礦產量可觀,也是其所欲掠奪的標的 ──這也是當局所不能忍耐的;台灣銀行的設立,正是為了處理這樣的重要工作 。
當時,台灣銀行總行雖設於台北,可是主持經營的日籍總經理,卻住在東京;股東大會也都在東京召開;直到1927年9月以後,鬧出「台灣銀行事件」〈有意者可先參看本章九之七〉後,才漸改變。
要獲得了前述各方面的基礎,當局才能充分發揮其宰制我們島嶼經濟的力量。

五〉「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由宰制糖業起步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然而,它的起始是這樣的;日人嗜甜食,每年在進口砂糖上的貿易達千萬元;我島是蔗糖的盛產地,這也是殖民者當年侵據我島嶼的重要動機之一。
我島的發展,在清代開港以後,就有可觀的成績;由1888年日本糖業專家曾經對於我島上的糖業所表示的讚嘆──
「有耕地者常在其土地上設製糖所,其職工勞役極為勤勉,規模亦巨大。……遙遙領先阿讚地方〈日本糖之名產地〉,分工經營,孜孜不倦地從事工作;分為日、夜兩班,……其餘暇均以睡眠為習慣。……我沖繩大島等地製糖,與台灣的製糖場相比,只是豬圈小屋而已。」

配合當年我島史家連橫曾在其「台灣通史」的「貨殖列傳」中,紀錄所稱──「沈德墨先生為台灣商業鉅子……習航海,貿易東南洋……同治五年,寄居郡城,遂家焉。……素諳英語,與英人合資建商行。既又與德人經營……以台貨赴西洋。嗣為紐西蘭海上保險代理店。台南之有保險自此始。初台灣產糖多,製法未善。乃自德國購機器。擇地新營庄。而試辦焉。」 ,可見我島發展本已有向國際糖業貿易市場自然發展的計畫;但這時的改朝換代的大動盪,改變了原來的發展型態;那是殖民者極度保護,犧牲我蔗農利益的如下兩方面的設計 ──
1‧資金補助──總督府的直接獎勵補助與台灣銀行為中心的砂糖融資。
2‧確保原料來源──設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把我蔗農的甘蔗作物在收成前就劃定其歸屬於哪一糖廠;使得我農民失去了販售作物的自由,只能把作物全部賣給該特定的糖廠。美稱其為「避免擾亂蔗價」。
它們的作為是1901年,後藤新平重金禮聘留德的農業經濟專家新渡戶稻造出任總督府殖產局長;但新渡戶所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並未獲得徹底的執行;該意見書中,原建議給予我台蔗農的基本保障完全被忽視了。新渡戶當然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他提供的本就是殖民地農業應該採行的建議;然而,我們先民完全沒有獲得組織產業組合的合理權力,相對的,自1905年當局推出了「原料區域採收制度」,限制了蔗農銷售的自由後,從此我台蔗農就成為任由日本糖業資本家宰割的俎上肉──官方圖利於糖廠的法令逐漸剔除對我傳統糖廍的部分,我傳統糖廍自然逐漸消失;這是自許「文明、進步」的殖民當局,完成了他們宰制我先民的一項重要的範例 。
這也就是儘管後藤在1906年已被調離台灣,卻被日人美稱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之理由;然而,為何我們卻稱之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奠基者」,這是因為我先民在後藤建構的制度中,我們先民是被設計在低智育的教育體制裡的。
日人所謂的「現代化」在殖民統治下,是以「低智育」為其基礎的;「低智育」是最能鞏固與強化殖民統治的工作──那是我們下一章要介紹的主題。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五 幫助宰制的各項調查 | 郭譽孚

前述警察政治是在他們這樣的堅持下,一面把我先民那在全台各地蓬勃發展的降筆會戒毒運動徹底壓制──原本1898年全台三縣三廳的行政體制,被後藤細分為由警察本署統一指導的20廳,每廳下再設各支廳,全台95支廳[1]──各支廳長都由擁有「犯罪即決」大權的警部擔任;1904年,繪成全島的「台灣堡圖」,共466張──這體制直到1909年才再改動,但該「犯罪即決制」已進入各地派出所成為威懾我先民的慣例──成為我台先民往往由於不忍聞見同胞隨時受刑的聲影,而每每繞道避開的地點。

這一統治工具的作用,已經絕對不只是民政與軍政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該制下,除了有強烈的宰制功能外,更有嚴密的調查功能。可說前述德川時代對於其社會「不可餓死」的宰制能力,是這樣地移植了過來。

一、專賣事業與社會調查

前面我們已提過後藤長官推出的「台灣鴉片令」,其中關於鴉片專賣事業明確地改變了過去當局對於我先民攘逐殺戮的對待態度;那是在打壓排斥之後,某種程度的、具有接納性的態度;不過,現在我們要指出的,是在這惡質苛毒的專賣制度之中,自然衍生出關於該毒品的專賣販售的特許權的授予問題;那是1898年3月,當後藤局長來台就任後,立刻在該月就把原來之「鴉片煙高販賣人的資格要件」所規定的「以原有鴉片從業者為限」,修改為由官方「擇其身份可靠者,任命之」[2];這所謂的「擇其可靠者」,就是指各地參與維持治安的相關人等,販售專賣品的壟斷特許權之利潤所得,等於作為收買他們的對價;這些拿到特許權的人,獲利十分龐大[3]

該制度下可衍生出所有專賣品壟斷販售特許權的授予問題;如果鴉片的專賣,在我們島嶼社會形成一個大網;其效果如何,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確認其作用,但是由後來的社會運動中,當局曾把該類特許權當作工具,威脅要取消所有社運參加者,其擁有特許權者的特許權一事,可知該專賣特許有其忠貞於當局進行社會調查的意義。

由此一例,可以讓我們想像,日殖時期專賣事業,除了鴉片外,還有樟腦、食鹽、煙等三項[4],這四種專賣網路就可在社會中形成頗為嚴密的調查網路;作為對於當代社會進行社會調查的基礎,應該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二、人口與戶口調查

作為社會控制的基礎,給統治當局提供第一手的基本統治資料;在1896年八月,是「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的干涉,以致大殺戮停止,總督府告示並訓令,憲兵隊與警察官自明治29年9月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之期間內,應令各地部下就其所轄街村,詳細編制戶口名簿,其目的,美名曰:「以期帝國政府之眷撫保護一無遺漏。」[5];當時全台人口數為258萬人。

該數字與1887年劉銘傳「清保甲」時所整理出來的人口差距達60萬人以上,日本學者通常在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心態下,不肯正視該兩數據間的巨大落差,也因此,導致我島上缺乏主體性的學界很少人願意提起該落差[6]──更不要說是那些在日本獲得其崇高學位的所有主流學者了。

這種情況在前面,我們已經相當深入而普遍地論述其各方面;在此不再贅述。只針對該落差在研究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何,留下兩點提示──其一是造成大量人口消失的社會動盪,對於受害者言,必然造成社會心理的長期恐懼,可能是終生的創傷;另一是大量人口消失,相對的農田水利必然失修,勞動人口減少,造成農業產值的低落;但是這種農地荒蕪之充分復耕,只須勞動人口之恢復,然後我島上生產力自能恢復;也就是1887年我台人口為320餘萬人,至1895年,應該增加到335萬人左右。

就常理言,在農業技術沒有改進的情況下,當日殖初期人口由1897年的258萬人,增加到320餘萬人之時,我島上的產值才回升到1887年的水準──這應該是一個急不來的過程,日據下台灣總人口發展到320萬人,是在1908年;增加到335萬人[7],是在1911年;這是研究我們島嶼經濟發展,在時代大換手後,在我們社會生產力復原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那應該是研究我島日殖時期產值變化的真正起始點。

三、土地調查

如我們所知,土地是生產上的一大要素;由於它的不可或缺,與其有限性,所以俗話說,「有土斯有財」;所以,殖民者常把取得有生產力的土地,無論田園或林野,都當作資本「原始積累」的對象。據學者指出,我們島嶼的土地,有八成被殖民當局沒收成為官有地,僅剩下兩成屬我台人私有,世界上列強的殖民地中,從沒有殖民者的官有地達到那麼多的地步[8]

這是1898年,後藤局長就任後立刻推動的工作;該項調查自北而南,涉及私有土地產權與地租所連帶的財政收入;在攘逐大屠殺期間,自不可能得到民間的信任來進行測量工作;往後各地反抗不已,要到1902年後藤的誘降殺戮成功,社會逐漸無力反抗之後,才能加速進行;但最後要到1904年前後,才能完成該調查工作;這一調查工作,我們不能不肯定後藤真是一能吏;他在當局者攘逐殺戮、民間流離失所之後[9],進行此項工作,果然很有斬獲;它調查所得的田地面積比前述1887年劉銘傳清丈時的面積增加了七成以上。我們不知道其中增加的,有多少是由於沒有產權證明而成了「官有地」;但是我們在史料中可見到,當局還藉此時調高地租,增加農民的負擔,使得1905年官方徵收所得的地租額較1903年增收達三倍以上[10]

四、林野調查

這一調查起於1910年;那是殖民當局計畫與其1909年那「軍事討伐」的所謂「理番五年計畫」[11]同步進行的工作;由於原民所居住的區域都是山區,當局計畫趁此武力進出山地的期間,把我們島嶼的山區納入其殖民統治與開發的區域之內;他們所採用的原則還是與「土地調查」相同,凡是沒有產權證明的林野,也都一律收為官有地;然而,居住在林野附近的山民通常都沒有確立產權的習慣,他們謀生往往都是從俗而成,根據地緣共同使用林野;至於,原民則更是「村落共有制」[12]絕無這類產權證明,所受損失自然更大。

該調查的進行,要求所有業主「對未在土地帳冊登錄之山林、原野及其他土地而主張業主權者,向政府申報」[13],申報結果,全台提出申請者167,054件,但經調查後,判定為民有地者僅得6%弱,判定為官有地者則佔94%強;依其規定,另於1914年曾宣布根據「有關者優先購買」進行所謂的「林野整理」,當局曾將27萬甲無償或廉價轉讓給「民間」;但事實上該讓給「民間」的部分,其八成五是由日籍企業家取得[14]。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與1914年之所以發生驚動全台的「噍吧哖事件」,應該就與本期「林野調查」對我先民權益的傷害,密切相關。

五、舊慣調查

1898年,兒玉與後藤上台後,面對記者對於當局是否有新政策之質問,他們不提「殺戮攘逐政策」後施政的難處,卻漂亮地強調「無方針」,以「須研究」回答;而後,接續乃木時代民政局設立對於文化、風俗習慣的臨時調查股的作為,就加強策畫了該項調查工作。

該年7月,總督府以律令第八號宣布,「民法、商法、刑法及其附屬法令施行於台灣,但是對於台人與清國僑民或其相互間之行為不適用;皆依從來慣例與其他條理而處斷之」[15],才開始了當局正式調查社會舊慣的工作。

1899年,後藤長官計畫設立組織;至1901年才正式在總督府預算中設置該調查項目;該調查工作先收集我島嶼舊日社會習慣,然後才正式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該會以民政長官為會長,委員由內務省推薦,內閣任命;先後以日本學者岡松參太郎、織田萬等為指導者陸續完成了對於我們島嶼文化、社會與心理及風俗習慣的種種調查與整理[16]

該調查對於前述律令的順利實施,應該有相當的助益;同時,該調查所得的各類資料豐富,應該當然是學術研究上的可貴資料。然而,除了該調查進行時,態度不見得充分客觀、周到[17]外,該調查資料對於我先民的實際生活言,其是否具有積極意義?則恐難輕易斷言;例如,後藤早年為我台人制訂的「鴉片奴役制」,表面嚴禁,但往後多次以所謂「網羅」,接受新癮者,並無嚴禁之罰[18];甚至公開所謂「台人怕死、愛錢、好面子」之類[19];似乎理解民性不過只是作為殖民當局威壓統治之宰制工具而已[20]──一如前述德川幕府之吸收儒學,不過僅作為其統治工具。

此外,應該指出的,後藤所主持的調查,竟僅及於舊慣,似不注重我島社會中傳統宗教對於民眾生活的影響;顯示了他極可能自許生物科學觀點,但不能免除由於神裔自大而衊視我傳統的影響力,因而雖曾經遭遇前述我先民降筆會運動的抗爭,他並沒有充分認知到我島民間信仰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對於我島上宗教調查要到1916年,「噍吧哖事件」後,才正式展開。

但是,那時他們的殖民統治的基礎已經再度動搖,不能不重啟其「再奠基」的新時代了。


[1] 以台北廳為例,其下支廳為士林、錫口、新庄、枋橋、滬尾、小基隆等六支廳。

[2] 見於「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第一冊,省文獻會,1978.7;頁258。

[3]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169。據稱,鴉片專賣的利潤,1897年,台灣總督府製藥所的加藤所長曾經透露,當年至九月十一日,售出金額達三十萬元,而支出的金額僅六萬元不到,暴利驚人,因而,專賣販售者特許可分得的利潤很也相當高。

[4] 酒的專賣是1922年開始的,所以,此時沒有列入。案,鴉片,1896年;食鹽與樟腦,1899年;菸葉,1905年,分別開始專賣。官方獨佔巨大的利潤。

[5] 「台灣抗日運動史〈四〉,海峽學術出版,頁1029~1030。

[6]不過,學者卻往往面對1905年第一次普查的全台人口數312萬3000人時,回顧該258萬人而稱:「1896年就已有全省的人口數字。此數字雖不十分準確,但其所舉之台灣人人口數,與第一次普查時的人口數並沒有顯著的出入。」〈陳紹馨語〉

[7] 這裡可能有一個資料值得提出,那是1908年以前的人口增加幅度似乎沒有1908年以後那麼多;這可能是由於該年火車通車,使得當局對於社會的控制加強,地方治安較佳,使得我社會在「不可餓死」下,人口增加的幅度擴大;不過,到1911年以後,由於辛亥革命發生,使我台人反日之心加強,也造成社會的不安,因而人口增幅,隨社會局勢之變化動盪頗大。

[8] 「台灣史蹟源流」,林衡道口述,鄭木金紀錄,青年日報,頁241。

[9] 例如,在1897年,官方為了收拾雲林大屠殺下的殘局;曾經在全台各官廳設投訴箱;其中曾收到這樣的建議──「各地之田園,或因所有者之區域或因已逃走而荒廢者多,應更招農民耕作,其利不少。」;應該是一可參考的重要資料;引自「台灣抗日運動史〈二〉」,頁265。

[10] 可見於「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黃通、張宗漢、李昌槿合編,聯經,頁27。

[11] 日殖時期,殖民當局曾有兩次「理番五年計畫」;第一次始於1907年,以所謂「甘諾政策」欺瞞原民,效果不佳;1909年,改推出以軍事討伐為主的第二次「理番五年計畫」;1910年,開始進行的「林野調查」,應該是該軍事討伐計畫的目標;果然,至1914年,當局隨該理番事業之完成,也達成其宰制林野資源的調查。

[12] 參見於「台灣歷史百講」,馮作民著,林衡道監修,青文出版社,頁176。林衡道另在其「台灣史蹟源流」中,稱此制為「村落共同使用制」。

[13] 「台灣林野調查規則」之第一條。

[14]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周宗賢著,台南縣政府委託;頁50。

[15] 「日據下之台政〈一〉」,頁431。

[16] 較著名的調查資料有:「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同前〉第二回報告」、「〈同前〉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調查報告」、「台灣私法」、「清國行政法」等。

[17] 我學者林衡道曾經指出「這份調查資料算是投下空前絕後的巨資、人才來完成的,所以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拿來參考。可是別忘了,帝國主義者的偏見很多,處處充滿侮辱我們的言詞。…但因交通不便,只能以台北、台南為主,其他地區都是輕描淡寫……做個對比的話,光復以後,我們的學術界不斷地從事田野調查,深度比當年的日本人要多得多。因此,參考這一套舊習慣調查資料的人,絕對不要存有『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理才好。」;引自「台灣史蹟源流」,林衡道著,頁244~245。另可參見「日據下之台政〈一〉」,頁433。

[18] 通常真正的「緩禁」之令,是對新癮者嚴厲處罰,遏制新癮者增加,對老癖癮者才給予同情寬貸;日人在台的管制,對新癮者並無嚴厲處罰。故批判之。

[19] 據說,兒玉總督以後,每一位台灣總督獲任命後,都要去拜訪後藤,請教其治台的寶貴訣竅;這「治台三策」,就是他對於我台舊俗的掌握。

[20] 另,例如,後藤在台建總督官邸,豪奢受指謫;他舉出我台俗諺「未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之語搪塞;另,兒玉當年出巡如清廷高官,常備有八人大轎;應該都是其懂得過去民俗的運用;往後日本高官一面批台人迷信,一面祭拜我島上神祇也可為例。

一位中間選民的隨感, 談談蔣渭水與他的台灣民眾黨。。。 | 郭譽孚

~~ 願以詩的悲哀,克服生命的悲哀  更以大我的希望,照亮小我的幽暗 ~~

研究台灣史多年,最早知道他,是1960年代中期在牯嶺街舊書攤裡買到一本1946年前後出版的「蔣渭水遺集」;再後來是買到杜聰明的傳記──「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這是一本經過杜先生授權的作品,1960年印行,作者葉炳輝與許明章先生在其中更生動地描述了杜氏和蔣先生他們一起在醫學校決定要去北京毒殺袁世凱的往事;因此,在我1980年自費出版的「原論─一個現代青年愛國者對三民主義四年的研究」專書中,就首先花了三百多字的篇幅,引述了他們兩位共同關懷祖國命運的這個熱血故事;我可能是當時青年輩中最早正視兩岸革命史的小子之一,如今也已年過七十了。。。在這執政者正大力推動「去中國化」的時代裡。。。

今天看到柯市長要組黨的消息,取其名為「台灣民眾黨」,我是頗為感動的;柯市長竟然願意出面復活這個台灣歷史上重要的名字;不過,幾乎同時,網路新聞也傳來了某些似乎很義正辭嚴,對柯批判的聲音。。。我立刻就有了提供自身對於「台灣民眾黨」與「蔣渭水」的一些認知,給關心這個新聞的朋友們參考的想法──

運思不久,很巧合地,就看到當年『夏潮』的福成兄已經先貼出了關於台灣民眾黨政綱部分的論述;正好,『夏潮』是台灣最早為我島戰後社會發掘日據社運史實的出版物;有吳兄為我們指引,那麼我就不再那方面花時間了。。。以下,我就由其他方面,提供個人的觀點。

盱衡當前的局勢,柯市長的抉擇只是由於大選的緣故,才如此臨時起意的嗎?想想應該不盡然,因為柯市長早在擔任台大醫師時代,就對於渭水先生有相當的研究,甚至由於研究上有相當心得而去對岸參加關於蔣先生的學術研討會。而渭水先生一生中最讓人難忘的應該就是他為台灣民眾而做的種種奮鬥與奉獻──

儘管,可能有人會強調「台灣文化協會」的重要性,但個人認為,由於當年該協會的成立,是基於日人以台灣文化落後為藉口,拒絕給予我先民成立自治議會,所以其意義不如「台灣民眾黨」之積極──「台灣民眾黨」的活動可以包含台灣文化方面的活動,但文協的活動,在社會中難有民眾黨的積極作用;所以,柯會以再組「台灣民眾黨」來鼓舞自己與我們當前認同紊亂的社會,應該是頗經深思,是有相當合理的理想性──無論我們是否支持他。

就個人的研究,「台灣民眾黨」的歷史,在我們今天「去中國化」的島上,由於蔣當年是反日親華的祖國派要角,應該是當局「去中國化」大業中的一個重要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強韌生命點。。。絕對是讓有嚴重僵化傾向的綠營當局頭痛的一個重要焦點。

在深綠背景中,能夠出現這樣深具反省意義的觀點,個人認為絕對比浮泛浪漫的「兩岸一家親」,更值得我們各界深深省思;看來我們島嶼真有機會如辯證法理想所指示的,產生奧服赫變式的揚棄與發展──作為一個理論思考的愛好者,能夠看到這樣的發展,無論其成敗,我是愉快的。。。

也因此,我個人對於某些綠營所不敢言明的緊張,我是相當能理解的;也因此,對於某大報先後推出幾篇關於蔣渭水後人,為了柯將成立「台灣民眾黨」而猛烈批柯的新聞,也很能夠諒解──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雖是深綠的陣營內部,也不是他們可以「一手遮天」的,不過,他們仍估計著一般受過「偉大教改」的民眾水準,對於他們所餵出的所有雜物,無論是什麼教育程度,似乎都會滿意地吞下。。。

我相信他們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確實已有屢試不爽的本領,只是作為傻傻的公民教師,且研究台灣史幾十年的自己,還是覺得自己應該試著做一些說明。。。那是我所在乎的關於我們台灣歷史中的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的傳承問題。。。

以下,我將個人研究的一得之愚,由該黨在今天的時代意義,到蔣渭水革命心志的究竟,提供給我們往上的朋友們參考。

首先,我願與大家一起考察「台灣民眾黨」對於我們時代的意義

相信真的稍為深入台灣史的讀者,都知道「台灣民眾黨」的歷史形象,絕非台獨政黨;不只於此的,更是一個堅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政黨;由今天我們的執政黨對於日本卑躬屈膝的情況看,如果綠營高官曾經真有一點獨立的理想,應該早就愧殺自己了。

而更為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台灣民眾黨對於兩岸關係的認知與處理;我們要指出,當年在殖民者千方百計的隔絕與打壓下,孫中山奉安大典時,台灣民眾黨還派出了代表,前往致祭;而該黨的宜蘭支持者,蔣先生的同鄉鄭清火在該黨被解散的三年後,由於個人申請赴華受阻,憤而以礦場的炸藥攻擊基隆關。而後潛逃幾個月後,壯烈自殺;被地方人士建祠祭拜──他的死,當時海峽對岸廈門的媒體都有報導。蔣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今天執政黨之「去中國化」與破壞兩岸關係的態度,必然大惑不解吧。

至於,更深入的看史實,當年「台灣民眾黨」之呼應對象是貧困積弱、備受列強侵略、被蔑視為「東亞病夫」的中國;而今天執政者所堅決要「去中國化」的中國,卻是一個已經努力奮鬥成長為可以領導落後國家對抗美國惡質霸權的國家。。。卻要如此地「去」而後快。。。這是怎麼一回事啊。。。當前藍綠兩黨與民間好像大家又都很敬重蔣先生當年的抉擇與奮鬥?

其次、蔣先生革命心志的究竟──在失去主體性的日據台灣史中

這個重要的誤解,來自我們的日據台灣史受到日人抹殺的影響,使得我們過去的研究,很難充分理解蔣先生與傳統社會文化的關係。

這裡,我們把他分為三部分,即,時代背景,個人際遇,時代召喚:

一、時代背景

我們長期以來的日據反抗史受到日人有意的抹煞;其中最為重要的,也是最早的抹煞,當然是他們對於乙未抗日的原因,日人把當時他們陰謀使用卻失敗的「攘逐殺戮」政策,蓄意的模糊與抹殺〈該政策下我先民消失了七十萬人,相對於原來的三百數十萬人,減少了五分之一左右〉。

在宜蘭平原幾乎只留下了一個勇於「以我的老頭皮,換取全城性命」,最後,卻因日人照樣「殺戮攘逐」而被當成笑柄的悲情故事,那個死於1902年的,由甘肅在萬人傘歡送下,退休返鄉的老知縣李望洋。。。

而可能是對我們先民主體性更重要的一次抹殺,那是1898年到1902年在我島南北蓬勃發展的「鸞堂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那是我島當年流行的民俗宗教,與今日一貫道類似,是當年的士人中流行的「在家佛教」;又稱「齋教」,日據中期有「儒宗神教」之名;由於該運動所提倡的戒毒法,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則〈宗教輔導、社會輔導與心理輔導合一〉因而曾風起雲湧遍地開花地讓當時我島社會欣欣向榮──當時曾有這樣的報導──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上述的這段重要的、我台先民主體性光輝燦爛的歷史,幾位讀過?教科書上有嗎?遺漏了我島傳統社會的這一段歷史。。。知否,我們當年的蔣先生與他同時代的杜聰明與翁俊明是在那樣的時代中成長的。。。他們也親見那個光輝燦爛前景如何被日警與殖民當局摧殘殆盡。〈關於詳情,請看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郭譽孚著,海峽學術出版社〉

二、個人的際遇

在著名的前立委黃煌雄先生著作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中,對於出生於1891年,九歲入學於宜蘭宿儒張鏡光門下的他,有這樣的兩段描述──

「蔣氏幼年曾一度周旋於廟會之間,並做過類似今天所謂的乩童……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事先犯了錯,根據扶乩的規矩,犯錯者在求問時應會顯示出來,但蔣氏這位犯錯的朋友在求問時,並沒有顯現,這次失靈使幼小的蔣氏對神明失去信心,加上他以後唸醫校,受到新式科學訓練,蔣氏不僅從此對神明永不回頭,在以後推展政治社會運動時,更對惡習與迷信,抨擊得不遺餘力。」

「九歲起,蔣氏曾受業於宜蘭宿儒張鏡光秀才。張茂才弱冠即設館……隨李望洋赴甘肅河州任所……當日人據台之初,肆意殺戮,張茂才曾為文諷政,一度被囚,後因蘭民罷市,終獲出獄。張茂才的行誼與國學素養,實為影響蔣氏的第一人……」

很可惜的,黃先生的描述,完全忽略了我們前述提及的重要時代背景;他那個朋友的故事,我不知真假;但是這個個人的故事,如果為真,在前述的大時代史實中,應該如何安置?

黃雖指出了張鏡光對於蔣影響很大,但是他卻沒有注意到張的岳父李望洋,不僅是前清的舉人,還是宜蘭著名的退休知縣,知否,張的岳父曾經在1895年天真地向日人表示「願意以老頭皮,保全一城性命」,也是宜蘭著名的一位鸞堂主持人──他在1890年創立「新民堂」,自任鸞生,而在甘肅辭官時,由於深受民間愛戴,而獲得百姓歡送,有志節、有理想的當年典範人物;他卒於1901年,蔣九歲入學,極可能蔣不只見過他,還親自跟他學過乩童,或受過國學啟蒙──

1901年,那年苗栗金鸞堂堂主因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而被捕,流傳出其「義烈可風」的對於日警的抗告文──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那年,後藤新平基於對抗我島全台蓬勃的降筆會戒毒運動,把全台的行政區細分為二十廳,以利徹底監視與壓制;最後更配合發動破壞我島上的傳統醫療體系,管制中醫師資格──舉辦了日據下唯一的一次中醫師資格考試〈規定行醫十年以上才能應考,考過才有行醫執照;否則違法〉,使得我們先民終於在民間專業醫生不足的情況下,終於不能不把自身難耐的各種病痛求助於官方專賣的麻醉劑──鴉片。

試問,九歲入學,曾經為乩童,在那樣的時代中,是怎樣的意義?

九歲入學於張鏡光門下,張鏡光是曾經陪李去甘肅為官,是李的女婿,是李創辦鸞堂「新民堂」的贊助人之一;他真的是幼年為乩童嗎?還是入學以後才做乩童?或者從九歲以前做到九歲以後,在他十一歲以後,降筆會戒毒運動才因醫療體系被破壞而該社會運動才被壓制?如果說黃說的蔣受到張的影響,我們認為也應該認清張不只是張個人的,也應該知道,那整個悲愴時代中傳統社會似確有斯文一脈「養天地正氣」式的另類堅持。。。

蔣幼小的心靈,如果他曾經親見到信徒痛哭流涕地來求助,來許願,到最後,又有許多人歡天喜地地來還願感謝的過程,他會為了朋友一次故事,就輕易地否定自身所親見的奇蹟嗎?

是否正是因此,我們在蔣的一生行誼中,在台灣文化協會中,他反對迷信,所反對的是不顧現實生活地貧困卻浪費金錢在迷信的事物上,請注意,在他為治警事件而答辯,論及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動機時,他曾公開地如此說,「我要感謝神明,……」,是否應該就顯示了,蔣反對的應該是迷信,並不反對生命處境的信仰,他反對的應該是讓理性迷失的信仰,那是一個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理性態度。。。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那種理性的態度,今天看來,還十分先進,他不是以否定傳統為進步,他是在傳統中探索發現自我更新的方式,並且真的成功了──看看當年戒毒成功的這樣的幸福報導──

『蓋前期戒煙者之多數係因飛鸞降筆之迷信而中止吸食,遂成為戒煙者,……。而據聞他們戒煙後之狀態,比之吸煙當時,其身體極為健康,且在家計上似非常增進幸福者云。』

如果曾經經歷且感受到那樣充滿了希望的時代氛圍,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力量。。。

三、時代的召喚

1927年前後的台灣,1927年前後的中國,1927年前後的日本。。。

一〉1927年前後的台灣

那是一個高度貧富不均的社會,當時主要是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社會關係就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業佃關係──簡直是生活中很少能看到希望的情況,那是──

「父親原為佃農,處處仰頭家鼻息。為著生計,佃農要向頭家租地,需取得其歡心,致使佃農間競爭異常激烈。例如,為著獲得承租權,佃農會向頭家進貢;但是其他佃農也會竭盡所能,冀求『頭家』首肯。……其中約六成半繳給頭家做租金。……頭家以土地……坐享其成,生活收入相差非常懸殊。…若碰到『歹年冬』,佃農仍然要依約定分毫不差地給頭家六成半稻米。然而,收成又沒那麼好,只能向頭家借糧,藉以維持生計……明年若還不了,便延到後年、大後年,甚至終生舉債度日,永不翻身。」

那是一個殖民者玩弄法律的社會,當時有作家留下了這樣的描述──

「阿統舎……以便宜的價錢買了個丫頭,便以婢女的名義去辦理戶口手續,但是日本仔的員警大人搖頭拒絕接受,他還說這是奴隸買賣,依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不准的。……這樣子好了啦!以養女或者同居人的名義就好了,倒是親切地開一條路……」

那是個極少數人能有受教育的機會,但是雖受教育,卻因為以「從順」為目標,不准問難討論,自然那是人權絕不能受保障的時代。。。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18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

因而,我們的先民曾經留下這樣的憤慨之言──

「日本人以鴉片毒化……又對台灣同胞的大戶,故意放寬法令,鼓勵他們納妾,同時,又有日本人的流氓律師,專門到台灣同胞的家庭製造爭產糾紛。……日本人就笑咪咪地說:『台灣人的參政時期還早,因為他們連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其實,這三種陋習都是日本人蓄意製造出來的。」

二〉1927年前後的中國

當時的中國傳統社會正受到天翻地覆的衝擊──由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批判開始,經過了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聯共聯工農的改組,到1927年的北伐。。。

中國社會當年雖然貧困積弱,但是個高度歡迎發問、面對各種批判的時代──『把線裝書都丟到茅坑裡去』,是一重要的口號,但是那只是一次大流行病,「禮運大同篇」的傳統理想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或「君子時中」之類的格言,以及其他發人深省的故事終究還留在人們的腦海裡。。。隨時可能引起他們的趣味,他們若好奇找去,並不難重新涵泳在古今人類相通的那廣袤而深沉的意識世界。。。一面可以任意吸收著西方最先進的各種進步思潮。。。不只是空洞的理念。。。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一面表現了對於社會中工農階級的強烈關切,呼籲團結奮鬥之外,在其黨綱中,也宣示了老大的這個民族將努力實現當代世界最進步的「兒童本位教育」。

到1927年全國統一之後,國府在全國的範圍內的師範學校與初等與中等教育中,開始正式引進了「兒童本位教育」中典範模式,道爾頓制;那是依據每位學童天賦與努力給與教育機會的一種理想教育模式,可以每人有不同的課程進度,成績沒有滿分的限制,可以超過一百分;絕對沒有體罰,歡迎發問與討論,沒有庸俗的惡性競爭,教學的方式是自學輔導法。

該體制最後雖因社會貧困而難於維持,只持續的數年,但是也留下了理想的方向──就研究所知,趙耀東與柏楊那一代的名人,都是受過那種典範教育的理想人物。

在中國,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著名的文學家郁達夫曾經如此描述當時的理想青年如何迎向那個它們準備要毀家紓難的時代──

「大約隔了一個多禮拜的樣子,上海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裡,當傍晚來了一個體格很結實,戴著近視眼鏡,年紀二十五六歲,身材並不高大,……有點像學生似的旅客。他一到旅館,將房間開定之後,就……去買了這禮拜所出的舊報紙來翻讀;當他看到了地方通訊欄裡的一項記載蘭溪火災,全家慘斃的通信的時候,他的臉上卻露出一臉真像是心花怒放似的微笑。」

三、1927年前後的日本

雖然,這時由日本留學回來的人不會很多,但是作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於我們社會的影響不會沒有,所以,我們在此也來看看當年日本的情況。

1925年,日本開始普選,但是日本的階級性文化根深蒂固;日本式的家族主義強大,兩者都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西方學者曾指出,1900年,其「治安警察法」頒行之後,工人運動比過去更難樂觀;1925年,普選法案施行之際,社會運動蓬勃,同時頒行的「治安維持法」,也宰制了社會運動原本應該隨著普選法案而增加的潛力。

尤其,開始普選之後,社會運動的百家爭鳴中,唯獨對於極端威脅日本國體的政治主張是禁止的,共產主義是其中主要的壓制對象,因為他們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以及反對天皇制,近十年後,這種禁制也可以及於自由主義。

早期,最具有指標意義的是與共產國際相關的共產黨的發展,在1924年,由於該黨的最高理論家山川均主張日本工人階級還很不成熟,因而共產黨很難發揮作用,所以該黨就在該年解散了,這真是相當尷尬的時刻──該年也是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主張聯俄聯工農的時候。

不過,兩年後,山川均的反對派福本和夫在共產國際的扶助下,以極左翼理論,例如,分裂對手陣營的「極端列寧主義」與性解放的「極端柯倫泰主義」批判當時各派社會主義理論與行動,積極鬥爭,重建了日共;時在1926年。然而,該黨的兩條路線,究竟哪一條才是正確呢?1928年,政府大抓共產黨人,並且根據治安維持法要求它們解散。據稱往後社會主義政黨就更一蹶不振,而到1933年,該黨入獄的領導人更是走上了公開向社會承認錯誤的末路。。。

結語、關於台灣民眾黨的潛力、取徑與其他

如果上述的探究,可以調整且充實我們舊有的認知,我們現在要試著提振日人過去對於蔣先生與台灣民眾黨所忽略的認知,至少可在兩方面──

一〉台灣民眾黨當年的進步力量為何那麼強大?

每一位研究日據台灣史的朋友,面對泛黃的史料時,應該難免都會感受到台灣民眾黨的精神,怎樣地散發出自求解放的力量;然而,它們怎能擁有那樣巨大的力量?

有人說啟,這就是「筆勝過刀劍」的道理;然而,真的「筆」一定勝過「刀」嗎?那麼古今中外的文化人,真的能達到那個境界的人,何以總是受到高度讚揚的?

通常日本學者喜歡強調那是日本近代殖民教育的功勞,我們的學者很少懷疑;並且故意強調我先民在噍吧哖事件後才轉向文化抗日的觀點,好像過去的反抗很野蠻、愚昧似的──那都算是它們殖民統治的功勞。

然而,上述我先民在降筆會上的反抗,不是一種來自文化的抵抗嗎?

更重要的,我們要指出的是──我們對於蔣先生的認知中,過去學者研究時忽略了上述時代背景中的各相關部分──那是很重要的部分──作為一文化人,一般人易流於個人浪漫的自由解放。。。他極可能因而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篤定的大我信念──

因為,他不只是張秀才的高足而已,他是那整個降筆會戒毒運動、那個悲愴時代之子;他曾經親見鄉人如何戒毒成功,如何整個社會欣欣向榮,甚至他可能讀過前及的那類「義烈可風」的抗告文;他對於自身的傳統社會是有相當信心的──如果讓我們傳統社會自己好好發展的話。

過去的歷史論述中,完全忽略了這塊殖民者蓄意抹煞的重要部分;因而,我們對於先民的形象就只能讚嘆,只能自感慚愧而得不到更真實的認知,尤其,在我們今天的教育中總有形無形地宣講著鄙夷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理論;我們簡直難以想像自身傳統社會可能具有正面的巨大能量,就像很多甚受皇民化影響的朋友,至今仍拒絕承認中國僅僅花費四十年,竟可以有今天的進步成就。

二〉台灣民眾黨何以取徑「親中」的理由

對於蔣所主導的民眾黨之「親中」問題;由前述的時代召喚上看,他的「親中」,絕不是總督府教科書與教師所描述的那個愚昧無望的「清國奴」或「東亞病夫」;當然也不只是空泛的民族主義,而是蔣對於少年記憶中那曾經欣欣向榮的社會印象的堅決嚮往──應該也是很接近這幾年來坊間頗有人提起的理想主義者不忘「初心」的意義。

當時的中國,確實落後,貧困,甚至在大都會上海的冬天可以看到路邊有凍死骨,但是曾經親見我島上的傳統社會曾經在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上動人成績的他,作為一位青年醫生,就像他不會挑剔病患是否髒臭的疾病,他只會以他堅強的病理與生理信念來完成自身解除患者的痛苦為自身的職志。。。

更加上,我們似乎可以遙想,他曾經讀過孫先生1917年署名發表的「中國存亡問題」,其中怎樣獨立不倚地描述了孫拒絕參加歐戰任何一方的態度──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

1927年的他,是在對於孫這樣的理解上,續讀1924年中山先生所主導的聯共聯工農下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而理解當代中國自力自強的取徑。。。在這樣的理論指導與蔣介石那篇發表於1926年8月,著名的「在長沙重申出師意義宣言」的闡釋下──

「……吳賊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所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為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眾之赤化,換保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眾為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為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所謂赤化者,實行革命之民眾化耳。……值此國族存亡之交,時代轉捩之日,所謂全國農工商學兵各界,咸聯合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

蔣心目中所見到的,應該是,中國是這樣獨立不倚,中國將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且自求解放的理想,加上前述的他對於中國傳統潛力所深具的信念之結合。

其時,相對的,當年日本的社會主義政黨的表現,竟如前述,日本所公開展示給世界的,顯然並不能讓大多數理想主義者接受──尤其是那些對於日本傳統國體論缺乏充分理解的理想主義者,必然更難信服,而我島當年知青因受歧視而反日,肯於理解其自大的國體論者應該極少。而當年列寧任命的婦女部長與人民福利委員,提倡性解放的柯倫泰,1922年已經被俄共當局流放,離開中央到瑞典,擔任外交代表,往後不曾再回到權力中心;蘇聯第三國際對於東方國家與殖民地各自的特殊性缺乏有效的指導,有明顯的教條主義傾向,不可能充分處理各地支部應該自為主體的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可以論結,台灣民眾黨的結成,與其確立其明白的親中路線,在日本苛酷的殖民統治下,該一決定絕不只是基於單純的民族感情而已,而是當年頗經深思熟慮而後做出的決定──就像今天我們島嶼的處境,希望我們無論哪一股勢力,在2020年上台之後,希望都能深思熟慮的跳脫過去簡直完全沒有主體性的混沌作法。

以上,就是個人依據個人研究台灣史與其相關問題後,對於關於台灣民眾黨的潛力與其取徑的認知。

批判林濁水

最後,綠營大理論家林濁水對於這次柯市長組黨的消息中,針對蔣的後人的無知批柯,竟然努力轉出了似乎很高明的所謂「在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現象下,歷史的解釋是多麼難以定於一尊」,還以所謂的,「所以當年前總統李登輝主張228紀念碑不要有碑文就表現了一個雄才大略的哲學家總統面對歷史的謙卑。」,不只是大大費心地吹捧了自己幫派的老大哥,也不忘以自我浪漫的所謂「人的天命就是怎樣在歷史的資產和殘酷夾擊中殺出血路,這便是一個主體真實地覺醒的歷程。」,自娛了一下。

其實,只要問一句為何要「定於一尊」,自然也就沒有所謂「難於定於一尊」的問題了;相對的,若以真大師或是真哲學家總統的高度,只要二二八事件的碑文以事實並呈各種面向,絕對更能如實的反映出人生與社會的複雜性而展示其啟發性;是否只有那樣,人們才會真正的謙卑、謙卑再謙卑。。。哪裡還需要由理論家特別出頭,費心來肯定自己那短視的「雄才大略」呢。。。

想想看,如果上引的蔣介石當年文告,人人可以讀到,是否對於民間對於偉人當年的先知情況有自然進行「除魅」的作用,幫助整個社會的自我警惕而對於現實與理念的差距進行永遠的監督呢?至於把當代的問題,推給所謂的「受中國史必有正史陋習影響的台史界,支持的更少。」,沒想到大師在這華航醜聞未退的當前,參加了對於「陋習」說的高級護航行列。。。

個人觀點,麻煩的是那些很有些小聰明的人,永遠看不到複雜的這些,才會面對複雜的現實時,每每技窮卻不肯面對現實。。。而眷戀自身顧盼自雄的舞台,該下台,不下台;該認錯,不認錯;該道歉,不道歉;歷史只能停留在那個陰暗的轉角處,大家不停的內耗,終至於其小聰明不但沒有偷雞成功,並且極可能遺臭萬年。。。

若由這樣的角度看來,李登輝之流,自認為大哲學家總統與其跟班的大人物們,那些口稱「謙卑、謙卑再謙卑」,「溝通、溝通再溝通」,不斷自我誠實表態,其實無比虛假的人們,真的很可能是造成我們社會未來不斷內耗而終將不得不沉淪的大罪人啊。。。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一 ── 「善後」與轉型──「鴉片緩禁策」| 郭譽孚

殖民者對於自身的殖民統治規劃不善,由李鴻章被刺傷起,沒有充分保護外交使節;執行攘逐殺戮政策,招致國際社會矚目,甚至被指責沒有成為殖民者的資格;以至於不只是以天皇名義賑濟雲林災民,並且終至台灣的乃木總督公開建議把新得手的殖民地轉售出去;件件事情都處理不當,究竟如何是好。治理我們島嶼的情況,是否可以逐漸步上軌道?
在我們主流有著強烈抄襲日人說法的各書中,對於其如何「奠基」問題,往往有一面強調其豐功偉業,一面避重就輕的情況;我們當然不希望讓讀者陷入那種落入陷阱而竟不知道自己已被俘虜的情況;因而,這一段史實我們將要努力以較多的篇幅,來呈現當年的真相。

善後與轉型
雲林大屠殺爆發在1896年六、七月間;官方以天皇與皇后名義,在年底公開撥款關切賑濟流離失所的災民,安撫慘被燒殺攘逐的我們先民;隔年1月,當局就公布了前及的「台灣鴉片令」──如前及,當然仍然有善後的性質──只是這一善後,可更來自某種的未雨綢繆;例如,日人防盜習慣,養成玄關前,所有鞋子的鞋尖都朝外,就是隨時準備追擊海盜的好習慣。
關於「台灣鴉片令」,最早起於1895年九月,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對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所發出的調查指示,民政局提出「阿片是項調查書」;然後,1895年12月,後藤依內相野村指示,向伊藤首相提出「有關台灣島阿片制度意見書」;1896年2月,在內閣中獲得採行。1896年3月,進一步向台灣總督府提出「有關鴉片制度施行意見書」;1896年4月,後藤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他推薦加藤尚志為總督府製藥所所長。6月,後藤隨伊藤首相與新任桂總督來台視察;總督府製藥廠〈產鴉片〉落成。
不過,更重要的,是該令具有在動盪中的轉折作用,它除了顯示當局對於其內部原本的調查所得的認知──

「此地中流以下人民,一日有二十錢即可過相當生活。為所謂苦力之類下流人民,如將終日所得工資二十錢,先以十五錢購買阿片煙,乃剩五錢以維持其一己及妻子女之生計,自為不可能。如何維持其經濟生活,更屬困難之至也。尤其吸煙者為滿足一己之煙癮,終日前後不分,怠惰成自然,豈有早起勵業之精神?終於維持妻子女之生活亦成問題矣。此即從國家經濟上言,亦深信以嚴禁為上策矣。」

該令自認為巧妙地提出了「緩禁」的決策,應該是透出了當局不再攘逐我先民的意義。
過去,當局曾表示嚴禁吸食鴉片,吸食者與供給、幫助吸食者,都將受嚴懲,其目的是驅逐我先民──他們認定我先民嗜吸鴉片,在難忍禁斷之下,只能離開我島;如今以「尊重民俗」與「體恤老癖者」為名,表示對我先民有條件對該毒品開禁;這樣,家族中的老癖者若要留下繼續吸食,青壯輩自然不可能獨自離開,當然也可留下來了。
就如此,沒有公開而一年多雷厲風行的「攘逐殺戮政策」,也不公開地結束;雖然由於洋人之干預,使得官方的屠殺沒有繼續下去,但是我們島上的先民大約已消失了70萬人以上,但是,無須宣布停止,對於當局卻好像從來不曾發生過一樣──從此,極為要面子的當局,儘量不提起這段日據初期的嚴重錯誤。

不過,據稱,就在「雲林大屠殺」爆發成為國際注目的外交問題之後,也就是在研究與頒布「台灣鴉片令」的同時,不敢不重視「脫亞入歐」國策的軍部在該年的10月就發動了一次深入的調查,前及的參謀次長川上與參謀本部部員奉派視察台灣與親赴法屬安南考察西方的先進統治經驗;考察結果,軍部既定的觀點極少改變,只是放棄了他們名之為「台灣住民放逐論」的「攘逐殺戮」,它們如此自行描述放棄「急治」的善後──

「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反之,其舊來之慣習制度則非以開發感化之手段逐漸加以容許不可。要言之,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除運用漸進感化之法外,終究別無良法。」

這是軍部在這個問題上的善後觀點。

轉型──透過「鴉片緩禁策」

上述所謂的「鴉片緩禁策」,作為時局中的政策,當局不僅是有條件開禁,也是有條件地大轉折──他們不要求無人島了,他決定要開始統治我們先民了。要使用什麼方式呢──在當時的「台灣鴉片令」中,我們只能見到關於「鴉片專賣」的主張,它可說只是一個「謀財」的計畫;但是由前述當局明明知道鴉片毒癮的作用是「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中止,且終將養成墮民之原因……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我們可以知道,該政策簡直已經接近「謀財害命」的程度──那簡直是由秘密「攘逐殺戮」到秘密「謀財害命」的轉化。

比起前及軍部的放棄「急治」,轉向「漸進感化」,這位曾為醫生的當局者,看來真像是遠比那兩位軍人更為心狠手辣的呢。
此外,重要的,應該是我們竟發現以下四件資料──
一是上述法令頒布後的第四天,總督在其關於統治方針的演講中,還公開在台中強調了──

「鴉片之害,人皆知之;然而癮者喪身以致破家,尚不知反省,其毒害之可怖,無甚於此……我總督府已宣布此方針,即未有癮者一律嚴禁,已有癮者,以不妨礙生命為度,嚴禁之。至嚴禁而有生命危險之癮者,則准其吸煙如故。」 。

似乎真是要推行嚴禁政策;只是為了少數老癖癮者而「開恩」吧。

二是讓我們還看到當時的官方公告所自述的卻是──

「……對習慣已久之土人,一旦禁止其使用鴉片,因對其生命將有造成危險之憂,將來在政府對於鴉片依一定的規則,就作為藥用應准許可使用,希望島民能體察本總督之意。」

而該漂亮的公告所銜接的,竟是當年在總督府給予地方官吏的內部訓令中,對於如何給予鴉片吸食特許的手續問題,那所強調的──

「凡年滿二十歲以上,有鴉片吸食習慣,且欲繼續吸食者,不論男女,均應發給證明,前項證明,並不需經過精密診斷。」
「對女人之鴉片癮者,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遺漏。」

這些則讓我們今天可以確認當年真的有這樣「明知故犯」的非人道的罪惡政策在進行。

就史料所見,直到1901年,官方還曾經如此確認,且公開刊出這樣的報導──「就臺北廳管內癮者調查結果,癮者所分娩之嬰兒,比一般嬰兒,較為虛弱,並且發育不全,往往成為白癡喑啞等殘廢者之點,幾乎一致也。」 ──似乎蔑視我們先民,已經入於其所設計的彀中,陷於永遠不能翻身的困境,因而統治者乃可以公開所有癮者不可避免的命運而志得意滿地談論嘲笑著。
回看前及當年日本外相陸奧文書中,那段話語──

「一以本島作為將來展弘我版圖於對岸中國大陸與南洋群島之根據地;一則在開拓本島之富源,移植我工業製造,壟斷工商權利。……務必貫徹我佔領之要旨,使之成功。……清民稟賦自尊倨傲……且清民勤儉耐勞、團結聯合;與福建廣東商民內外相應,交互救援,島內製造工作、貿易事業皆彼等掌握,歸我有管轄權後,豈容成新加坡與印度群島的殷鑑,為防遏此弊,其方案……」

透過上述的惡毒的鴉片政策,我們先民雖然天賦相當優異,然而在難以克制的毒癮肆虐之下,豈非正可以實現其充分壟斷全島利權的目標?
當時的情況,確實是極為不幸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國家,被日人蔑視為「支那人」的中國人以及其流衍的我島人,同時,陷於列強所推動的鴉片吸食的迷障之中,簡直毫無例外的。

「鴉片緩禁政策」的真相

一、 馬關和議前後的決策

在李鴻章被刺之後,日人主動提出和約草案,已如前述;其中論及台灣割讓問題;也就在此時提及台灣鴉片問題;那是李不想割台,提出台地瘴氣嚴重,使日軍傷亡頗重,且致台人吸食鴉片的想像;希望日方知難而退;不意,伊藤博文不僅稱「但看我日後據台,必禁鴉片。」,更稱「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煙之人」 ;消息傳出,英國正有反鴉片的團體,將伊藤之說法視為知音,大為揄揚,甚至還因此致送表揚狀給伊藤,稱其為「現代救世主」 ;據稱,也因此,「伊藤首相所給的訓令,其中也有嚴禁鴉片的一條」 。這是日本當局對於台灣鴉片政策最早的表態──1895年3月16日。

其次,主要的主張來自前述外相陸奧的文書「關於台灣島嶼鎮撫策」,其中在「攘逐而減少清民方面:……務必將此島日本化」之論述中,其方案中有:「(第五)島內嚴禁吃用鴉片;」一項。
換言之,原本當局對於島內鴉片問題的處置態度是與日本內地一樣採取「嚴禁」,也就是與前及台灣總督府製藥所同樣態度的。

二、 水野遵的現實考量

首先登陸的樺山總督在1895年7月6日發布的「台灣人民軍事處分令」的第一條中,就公佈了這樣的規定──
「第一條 台灣人有下列行為者處死刑。……第八項 將鴉片煙及吸食器交給大日本帝國軍人、軍眷,或其他從軍人員以及提供吸食處所者。」

但首任民政局長水野則以我義軍統領吳湯興曾貼出維護吸食鴉片權力的抗日檄文為理由,並不主張嚴禁;甚至1896年2月,樺山總督雖曾公開貼出將准許藥用鴉片的公告 ,而水野局長更是到乃木總督時代,一直都以准許藥用鴉片之名,對未有癮者一律嚴禁著稱,但事實上並不嚴格執行;此外,他還有類如「台灣一切事業,應由台日兩民互相親信同和、合資戮力以經營之,利害得失相與共之」 的美妙之說;不過,整個大局在「殺戮攘逐」之下,其美妙作用應該本不過是具文而已〈如前所及,他給樺山總督的呈文,並未獲得批可〉;我先民逃命要緊,鴉片與美妙言語,終究該都是身外之物吧。
然而,水野卻因此而已得我島儒者肯定其有「老成而有漢學,有柔桑台灣之心,懲戒日人之欺侮台人者,斥責其奪取台灣之權利者,其政略以安輯內外,使永遠無事」 之美名。

三、 後藤新平的現實考量

總督府的衛生顧問,醫界出身的後藤,也接受了藥用鴉片的觀點,不難想像;同時,殖民帝國利用推廣鴉片來牟利,在各殖民地早已司空見慣;因而,由他只是循其他列強的作法上看並沒有多少創造性,其罪惡性並不特別大。
不過,由他特別強調「尊重民俗」與「體恤老癖癮者」,強調因而似乎很不得已地採取,嚴格控管的「緩禁制度」,但是在其治理之下,當局暗地裡使用的卻一直是前述「對二十歲以上的男子……不需經過精密診斷。」與「對於女子……應特予方便,均應頒發特許牌照,不得有遺漏。」的,控管寬鬆的所謂「特許制度」。卻讓我們感到這位留德醫生喪失醫德之可怕。

這時的總督是被日人誣稱為「不懂得政治」的乃木總督;如果懂得政治的話,會怎樣呢──是否會把這個「內訓」的資料毀屍滅跡?
而更值得深思的,可能應該是他曾經對於自身的政策,留給其後任極為著名的如此告誡──

「不可使之為他國所聞,亦不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覘之……」

作為一位被皇民們尊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的他,所努力推出的政策,原來也是如此見不得人的政策;他似乎很有自知之明。在往後的統治之中,還會有多少不可告人的陰狠手段啊?
這樣的所謂「現代化的奠基」,與我們今日對於「現代化」的認知,是否有值得我們深深沉思與反省之價值?

此外,就在此時,據稱為了應付高野法官對於攘逐殺戮政策的強烈批判,在東京曾引起輿論與政黨的重視,前及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與參謀本部的部員明石少佐為了善後,曾在1896年10月時,以四個月時間,專程來台灣視察與到中南半島的法屬安南考察法人先進的統治經驗;但是他們檢討所獲得的竟然毫無對於殺戮攘逐政策認錯的傾向,卻是強調「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之壓制手段,保存舊慣即可轉用為於我有益之事。風俗習慣等等則一任彼之所好,以為報酬。」 之結論;那是認定當時我島上的鴉片惡習,正是它們可以利用的舊慣,並且被視為可以做為對於我先民之「報酬」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乃木總督在此時雖然接受了天皇「一視同仁」的旨意,下令地方官不可虐待住民,但他也履行了前述「無須改變以往行於該島的壓制手段」的觀點,1896年12月,派軍警攻擊了雲林大屠殺所激起的地方反抗力量;那是經過一番激戰,雲林大坪頂的柯鐵所部,在該年底被擊敗退走,這可見乃木當時如何迅速向當時的軍部配合著。

〈待續,請看──
殖民統治之「奠基」須知 十一之二──降筆會戒毒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