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主因是青年的皇民化 | 徐百川

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但是台獨以抗日先人的熱血、歡慶光復的熱淚,用來移花接木,魚目混珠,掩飾洗白當時青年的皇民化。

台獨否認了皇民化,於是「官逼民反」就成了二二八最合理的解釋了。「官逼民反」具有造反有理的正義性,這樣一來,二二八暴亂的罪惡就被淡化了,反過來還可以顛倒是非,誣指鎮壓是不公不義的屠殺。台獨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二二八從頭到尾,一切就都是錯在萬惡的國民黨。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

光復前後活躍政界的台灣大仕紳林獻堂(1881-1956)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投降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的問他的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

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光復時李登輝那一代的多數青少年,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1918-2019,本名施朝暉),他檢討了二二八失敗的原因,就發現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持著中國意識,以至於未能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結果史明竟然痛責老一輩的人還「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說這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種種事實加起來推論,日本對青少年皇民化的成功,是明確的事實。二二八的起因固然有官民衝突,以及美國、共產黨、日本的鼓動因素。然而就如內有大量易燃物的建築起火後,就立即烈焰沖天,迅即燒毀。易燃物並非起火的原因,但卻是建築燒毀的成因。當時青年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會席捲全島的成因。以日裔、日雜泛指作亂的台灣人來形容二二八,是失實而無力的。區別年齡層次才能清楚地指出當時青年的皇民化,找到二二八暴亂的真正主因。

讓台獨逃脫皇民化的因素,我們再如何辯解陳儀是如何好、軍紀沒這麼差、貪汙僅是極少數官員…等,都是有理說不清,難以駁斥「官逼民反」的說法。

 

一代奇女子~錢秀玲小傳 | 賈忠偉

錢秀玲,1913年生於江蘇宜興大塍鄉錢墅村(今宜興市新莊街道王婆村村民委員會)一個鄉紳家庭。錢家兄妹五人,她排行第四,自幼聰穎過人。她的堂兄錢卓倫將軍(1890~1967),畢業於江蘇陸軍速成學校第二期、陸軍大學,曾歷任國防部第一廳廳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高參兼國防部駐台灣辦事處主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等職,1967年在臺北過世,從小對這個聰慧過人的小堂妹尤為疼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奉派擔任比利時佔領區軍政府司令官的法肯豪森將軍,在中國擔任顧問期間與錢卓倫結下相當深厚的私人情誼。

【錢卓倫將軍】
【1948年2月,法肯豪森以比利時頭號戰犯的身份被押回佈魯塞爾,在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為了聲援法肯豪森將軍,錢秀玲除了親自上法庭為將軍作證外,在庭外接受比利時的法語報紙《最後一點鐘報(La Dernière Heure)》的專訪時強調:「如果我在大戰期間做過一點事情,值得接受一座國家感謝勳章,那是由於我當時的努力獲得結果,而這個結果是法肯豪森將軍給我的。是他冒著生命危險,做出極大努力的結果!如果沒有他的幫助,我將一無所成。也正因為法肯豪森將軍,對他所管轄的區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護,所以,比利時才沒有發生像荷蘭、挪威、波蘭等國家那樣的慘劇!至於法肯豪森將軍的命運如何,我不好預測。但我希望他能看到這篇文章,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將永遠對他懷著十分的感激和尊敬!他雖然是納粹將軍,但他是一個講人道、講友誼、富有正義感之人。我將永遠對他懷著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審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說出這一切!」】

【1935年10月27日,葛立夏(也翻成:白蘭芝)與錢秀玲結為連理】
【錢秀玲和她的五個子女】

1929年,錢秀玲的二哥錢卓儒(1909~1986,曾任社團法人中國礦冶工程學會理事、臺北工專礦冶工程科/現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教授)要去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由於從小就非常崇拜居禮夫人,當時只有17歲的錢秀玲就利用這個時機,請求父母能允許她和哥哥一道前往比利時留學。在母親的支持下,父親同意了她的請求。兄妹二人便一同搭船前往比利時,聰明的錢秀玲只花了一年的時間就通過了當地語言測驗,並以優異成績考入魯汶大學化學系,1935年獲化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獲取比利時博士學位的中國女性。同年,她與同校同學葛立夏(也翻成:白蘭芝,為俄羅斯和希臘的混血兒)醫生結婚。畢業之初,錢秀玲原本計畫在當地找工作,但因為是女性,又是中國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失望之餘,錢秀玲便說服了葛利夏一同回中國貢獻所學。後因有了第一個孩子,只好將行程延後。然而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粉碎了錢秀玲的夢想,同年葛立夏在布魯塞爾東南160多公里、與盧森堡交界的小鎮埃爾伯蒙上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他們全家於10月到那裡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錢秀玲透過堂哥錢卓倫與法肯豪森將軍的私人情誼,拯救了不少比利時人。戰爭結束後,為了表彰錢秀玲的貢獻,比利時政府特地頒給她「國家銀質感謝勳章(Médaille de la reconnaissance nationale)」。曾經受她救助的比利時瓦隆區艾克興市(Ecaussinnes),為感念錢女士曾義助過當地的地下反抗軍成員,特別將市中心的一條街命名為「錢夫人街(Rue Madame Perlinghi)」。戰後錢秀玲一家搬到布魯塞爾近郊居住,後進入聯合國核能科技研究所工作。1965年時,比利時僑胞創立中山學校,即聘請錢秀玲擔任首屆董事長及校長,這所學校是比利時第一所教授正體字的中文學校。

她的事蹟被曾經是大陸專業速滑運動員,後因受傷不得不退役,靠自修成為編劇、作家的張雅文女士在2002年改編成小說--《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A Chinese Woman at Gestapo Gunpoint)》,而這部小說在同年被改編成16集的電視劇在大陸上映。不過這個劇名讓錢秀玲的家屬非常不開心,錢秀玲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的夫人強調,該電視劇講述的是一個完全離譜、完全由作者自己杜撰的故事。該劇和小說取名為《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而她的婆婆──錢秀玲與蓋世太保沒有任何關係,事實只是:一個中國女子在比利時拯救了一些人質。另外這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所改編的小說戲劇,仍無法擺脫國共間的政治恩怨與意識形態對立,因此有關錢卓倫將軍的部分,全被刻意忽略不提,這自然使得錢秀玲一些家人不太滿意。

【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國軍第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的法肯豪森將軍】

2008年8月1日,錢秀玲女士以95歲高齡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去世,比利時政府以國葬儀式,特地下令全國為她降半旗致哀,以感謝這位華裔婦女曾經在二戰時拯救過無數比利時人生命的恩德。

2015(民國104年)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馬英九總統特別在9月4日上午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對她在二次大戰期間無數比利時愛國青年之善行義舉,表達高度肯定之意。根據總統府發布的新聞稿,當時一起受邀訪問總統府的來賓包括錢秀玲的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伉儷、孫子傑瑞姆․彭林冀(Jerome de Perlinghi)教授伉儷,以及錢卓倫將軍姪孫女錢立瑄及錢立珊,而比利時臺北辦事處處長范睿可(Rik van Droogenbroeck)也一起陪同進入總統府。由於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身為國軍家族後代,他在接受媒體提問對近日(指2015年)中國大陸高調舉辦對日抗戰勝利活動的看法時,他說有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大陸舉辦紀念活動的相關畫面,但感覺是「不知該說什麼」,當初蔣中正與共產黨開始是一起抗日,後來因意識雙方而分道揚鑣,只是他可以確定的是──「母親的心是比較偏向臺灣的,就是中華民國」。

除了邀請錢秀玲家族來臺外,馬英九總統也特別邀約了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德國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總代表、也是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約翰拉貝(John Rabe)、金陵女子大學教務主任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以及金陵大學鼓樓醫院外科醫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等人的後人來臺,共同紀念這段歷史。當年翰拉貝、魏特琳等人在南京遭日軍攻陷後,勇敢的挺身而出成立「南京國際安全區」,保護了至少25萬中國人民免受日軍的屠殺與強暴。

【馬英九總統於中華民國104年09月04日,在總統府接見錢秀玲女士家族,稍早,總統頒贈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書及簡歷予錢秀玲堂兄陸軍中將錢卓倫的家屬,以感念她們對國家社會之貢獻。】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錢秀玲】(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7%A7%80%E7%8E%B2)。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亞歷山大‧恩斯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馮‧法肯豪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C2%B7%E5%86%AF%C2%B7%E6%B3%95%E8%82%AF%E8%B1%AA%E6%A3%AE)。

(Ⅲ)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9727/中華民國104年09月04日)。

(Ⅳ)隗延章:《尋找「中國版辛德勒」錢秀玲》(https://yulite.cn/每日热门文章/12120/)。

「日據」乎?「日治」乎? | 張輝

以武力或戰爭手段從別國取得的土地,稱佔領或佔據,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台灣藍綠或獨統在這一方面,剛好南轅北轍,各有說法。

綠的和現在執政的政府都稱日本殖民台灣為「日治」。

由於政府長期教育和綠媒的宣導,如今只有為數不多的老派人物,私下稱日本佔據台灣、殖民台灣時期為「日據」。

有些綠的或獨派說,依你的說法,清朝也是以武力取得台灣,鄭成功也是,甚至中華民國政府也是經由二戰的對日戰爭手段取得台灣。他們也都應該是「據」囉!看似合理反駁,其實差矣!

明朝鄭成功打敗「據台」荷蘭人而取得台灣,可以說是「收復」,因為台灣島上當時以中國閩粵兩省漢人為多數,荷蘭人或西班牙等外國人,相對為極少數。當時先後在台的荷蘭人、西班牙人都是較中國漢人晚來的外來少數。何況他們並不是荷、西兩國政府直接統治。

清朝擊敗鄭氏王朝繼之統治台灣,也是「收復」,因為被統治的臣民都以中國大陸移民為主。

1895,日本明治天皇擊敗大清帝國取得台灣,那就是以戰爭手段取得的他國領土,稱之「佔據」或「佔領」。

1945,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抗戰成為二戰同盟國的一員,日本無條件投降,歸還之前以戰爭手段武力佔領的土地,日方稱之為「歸還」,我方稱之為「光復」,即光榮回復母國之意。

有人不服氣,直接嗆我,荷/西和明鄭時代,島上平埔族群和高山族(原住民) 人數不比大陸來的漢人少,為何鄭氏就是「收復」而不是以武力據台?

輝答:其一,因為鄭氏攻台時已有軍隊,有政府行政組織,而當時是趕走遠自歐洲來的荷蘭勢力。其二,當時台灣各原住族裔(包括平埔族群)即使有部落組織,但零星分散,少有抗拒行動。此後清統治台灣220年間,平埔族群已被中國閩粵同胞漢化,不復再見。所以沒有「鄭據」或「清據」問題,只有「日據」,國民政府二戰後光復台灣,就更沒有「據不據」的問題了。

閒話南島語族 | 賈忠偉

考古學家以──距今約7,000年至4,700年之間位於今臺灣新北市八里區埤頭里公田聚落南方的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分析,在1,000年內大坌坑文化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之內。學者認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福建、廣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賈德.戴蒙因此直言──臺灣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故鄉,目前世界所有其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南島語,東到復活島上的,都是由臺灣出發的祖先群帶出去的。

《民族語》基於白樂思(Robert Blust,1940~,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語言學博士)1999年的新分類,將1,256種南島語言,分為10大分支(分群),是民族語有列出語系中,語言數目第二多的語系。而臺灣原住民說的26種南島語構成其中。

就因為南島語內部,包含上千種語言;因此一部分學界參照區分生物地理區域的華萊士線(Wallace Line),將南島語分別為東、西兩大支,即大洋洲語(Oceanic,含大洋洲波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三大群島語言,以及新幾內亞東部語言)與非大洋洲語(Hesperonesian,含馬來西亞語、印度尼西亞語、爪哇語、菲律賓語等)。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在語區上被歸屬為西支,但部分語言學家在與數百種南島語進行同源字鑑定與百分比計算、探求各語言之間的親疏關係後,有學者認為臺灣在南島語的源頭與擴散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獨立為福爾摩沙支,與東西兩支鼎立的說法。

(Ⅰ)賈德.戴蒙(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文化),p373~377。

(Ⅱ)維基《中文百科》之【南島語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E8%AA%9E%E7%B3%BB)。

(Ⅲ)《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Ⅳ) 詹素娟:《典藏臺灣史(二)臺灣原住民史》(玉山社),p16~17。

◆另根據《維基百科》與《百度百科》的解釋: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s)是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總稱,他們使用玻利尼西亞諸語言,屬於南島語系的一個分支,並居住在玻利尼西亞。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包括毛利人、薩摩亞人、東加人、吐瓦魯人、夏威夷人、塔希提人、托克勞人、庫克島人、瓦利斯人、紐埃人、復活節島人等10多個支系。以1978年的統計顯示,波利尼西亞人口總數約有90多萬人。

◆除了依據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判斷南島民族是如何移入臺灣的之外,也可以從山地陸稻(即旱稻)的移入路線來追蹤和推演臺灣原住民是從何移入的。目前已知,稻起源自長江流域,後來與山東起源的黍、稷一起往南方傳播,之後再隨移民進入臺灣,這個路線也許透露南島語族遷徙的線索……而從生物分類學來分析,陸稻和水稻其實是同一種(species),都屬亞洲栽培稻(Oryza sativa)。稻子既能生長在水田也能適應旱地,栽種在水田的叫水稻,種植在旱地的就是陸稻了。

根據南科文化遺址(臺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各個考古遺址的統稱)挖掘到的稻米化石,大約5,000年前,臺灣史前的原住民即以旱作的方式種稻,以作為日常食用的糧食。這個農耕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福建沿海一帶的漢人移民來臺,才引進「秈稻」和水田的耕種技術。

而這些經過千年環境演化,早已適應臺灣日照長度與溫度的山地陸稻,之後意外與日本的稻米品種--龜治和神力的基因混合,就孕育出適合臺灣氣候的「臺中65號」稉稻--即今日蓬萊米的祖先。

參見--《山地陸稻很有事!破解臺灣蓬萊米身世,發現南島語族遷徙線索》(https://research.sinica.edu.tw/hsing-yue-le-rice-gene-austronesian/)。

◆在追蹤山地陸稻之後,也可以從──雞、豬、狗、太平洋鼠(又稱玻里尼西亞鼠、緬甸小鼠、緬鼠,是世界上分布第三廣泛的鼠類,僅次於褐鼠,黑鼠)……麵包樹、芋頭、香蕉、構樹等70多種植物所構成的「農業包裹」來追蹤探討南島語族的遷移路徑與過程。這其中又以原生於東亞與中南半島的構樹最具代表性。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鍾國芳,透過分析──臺灣、大陸、中南半島、日本、菲律賓、印尼蘇拉威、新幾內亞及大洋洲島嶼,共計604個構樹樣本,在母系遺傳的葉綠體基因組ndhF與rpl32兩個基因間的DNA序列中,偵測到48個單倍型。其中分布在太平洋島嶼的構樹都帶有南臺灣構樹特有的單倍型cp-17,這可以證實太平洋構樹的起源地就是臺灣。而分布於北臺灣構樹的單倍型多樣性則較低,但幾乎都攜帶cp-1或cp-1衍生型的單倍型,cp-1是福建至華中一帶最常見的單倍型…由此可以推斷北臺灣帶有單倍型cp-1的構樹可能是南島語族「先祖」由福建從北臺灣登陸的證據。這樣的推論與臺北盆地五股13號鑽井中的桑科植物地質花粉出現年代,以及八里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有溝槽石拍打棒的年的相當一致,顯示構樹單倍型cp-1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先祖」、「出南中國」、「入北臺灣」的遺傳印記,而這樣的推論與近年來馬祖「亮島人」遺骸粒線體DNA分析結果也頗為一致。

此外,根據英國自然史博物館以及美國國家標本館於1959年和1964年採集自新幾內亞山區部落栽種的構樹標本,其中偵測到一株帶有cp-17、兩株帶有cp-34的構樹。由於cp-34是廣東至中南半島一代最常見的基因單倍型,最有可能源自於中南半島,暗示了「多元擴散路徑假說」的可能性。而同時發現cp-17與cp-34似乎又顯示,來自臺灣與中南半島兩股元素交會「入侵」了美拉尼西亞的新幾內亞海岸後,巴布亞人把此南島文化元素「整合」帶入新幾內亞山區,與「航海廊道整合說」不謀而合。

所謂的「基因單倍型」指的是,染色體上的DNA序列在複製的過程中偶爾會發生突變,造成了不同染色體間DNA序列的差異,這些位於同一染色體區位但序列不盡相同的DNA序列就稱為:「基因單倍型(又稱:單元型/haplotype)」。經過分析,單倍型之間的關係及演化途徑可藉由「單倍型網狀圖」呈現。染色體的某些區域中DNA中有較高的突變率,會產生較高單倍型多樣性,這些不同的單倍型隨著物種族群的消長而散布各處.而藉由分析單倍型地理分佈來檢視物種族群歷經傳播、擴張、隔離等歷史的研究領域,稱為親緣地理學。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1~125。

◆人類首次運用語言來解決民族起源問題,其實是從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研究開始的。早在十六世紀,人們就已察覺歐洲所使用的義大利語、凱爾特語、日耳曼語以及波羅的語、斯拉夫語,與遠在印度所使用的所謂「雅利安語」存在著相似性。英國的威廉•瓊斯 (William Jones)爵士在1786年第一個提出這些語言可能有共同的祖先,這就是所謂「印歐語系假說」……

臺灣的原住民在語言上是屬於南島語族,南島語系是西元1,500年之前世界上分佈最廣的語系,現在世界上講南島語的人口超過兩億,散佈在北到臺灣,西至馬達加斯加島,南至紐西蘭,東達復活節島之間的廣大地域。1600年,荷蘭商船在馬達加斯加島進行補給之後,一路航行至印尼,他們發現馬達加斯加島民所說的話與馬來語極為相似。後來學者又進一步發現西玻里尼西亞語也同馬來語類似。到了1838年,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了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一詞,來統括分佈於島嶼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語言。1906年,奧地利學者Wilhelm Schmidt提議以Austronesian(意為南方島嶼)一詞取代原先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

有關南島語系的起源問題,臺灣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有不少學者主張臺灣及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是南島語系的早期起源地,特別是澳洲的考古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1943~)。其他的語言學家也多有贊同此說者,如Robert Blust(白樂思)認為在大約西元前4,500年的時候,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臺灣和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澳洲語言學者Darrell Tryon則推測最早的南島語起源於華南,在5,000~6,000年前遷移到臺灣,再由臺灣東南部的阿美語族群遷徙至菲律賓,並進一步擴展至馬來半島、印尼及大洋洲。其他如Stanley Starosta(帥德樂)和Lawrennce Reid等語言學家也持近似的看法……

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系起源地的說法,在語言學研究中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優勢的見解,但是最近遺傳學家所做的基因研究中,卻提出不同的觀點。像中國大陸的──宿兵與金力等學者就南島族群男性的Y染色體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東南亞才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不過,看似較為「科學」的DNA分析也有歧異的研究結論,Terry Melton的基因研究就支持「臺灣南島原鄉論」的觀點,他推測臺灣為遺傳獨立區域,環太平洋地區的南島族群極可能自臺灣擴散出去。也有學者的DNA分析結論是認為:東印尼才是南島族群的原鄉,可能的地區為婆羅洲東南部及印尼東部的摩鹿加。另外更有學者指出從DNA分析來看,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不是只限於最近的6,000年,而是更久遠,甚至早於12,000年。

針對語言學與遺傳學研究結果的歧異,大家都寄望於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已故的張光直院士曾提出臺灣北部的大坌坑文化(距今約7,000~4,700年前,為臺灣新石器時代)很可能是南島民族早期所遺留的考古文化,最近焦天龍先生在張光直先生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東南史前文化在特徵上表現出很強的共性,其發源地是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臧振華以考古證據提出一種綜合性的假說──《多元擴散路徑假說》,他認為南島民族是原居於大陸福建、廣東沿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約在5~6,000年前開始向臺灣移民,而這批抵達臺灣的南島居民主要是在臺灣獨立發展,並透過海上活動與大陸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的人群有所接觸,而可能受到若干影響,其間也有可能偶爾有來自華南及東南亞的少數新人群移入,結果才造成了現代臺灣南島語言和文化的高度複雜性。

參見--陳健文:《語言與民族起源及遷徙的關係~以印歐語言和南島語族為例》。

澳洲學者貝爾伍德提出的《南島語族出臺灣說》,則是整合了考古學、語言學、遺傳學等資料,貝爾伍德認為南島語族的「先祖」是新石器時代活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民,在人口增加與土地需求的壓力下,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向外擴張,並於公元前4,000~3,500年間來到臺灣,距今5,000年前一部分南島語族人「出臺灣」向南擴散到菲律賓北部,到了公元前2,500~2,000年間,他們迅速擴張,取代了東印尼群島以狩獵和採集維生的原住民。距今3,400年前,南島語族進入近大洋洲,而到了公元1,000年前後,南島語族已拓殖大洋洲多數島嶼。紐西蘭考古學家葛林(Robert Curtis Green)強調南島民族的複雜性,以《航海廊道整合說》闡述南島語族由島嶼東南亞「入侵」近大洋洲後,「整合」了美拉尼西亞住民(美拉尼西亞人來自非洲,在遷移的過程中,曾先後和已經滅絕的──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混血過)在地的物質與技術,「創新」形成拉匹達文化(Lapita Culture),奠定了南島語族成功拓殖大洋洲的關鍵。拉匹達文化是在西元前1600~1500年的大洋洲新石器文化。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宿兵(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博士、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所研究員)與金力(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生物醫學/遺傳學博士、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分析了東南亞、臺灣、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波里尼西亞地區的36個族群,共計551位男性的19個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所組成的單倍體基因型(haplotype),發現臺灣南島民族(即通稱的臺灣原住民)普遍出現的Y染色體單倍體基因型,和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普遍出現的基因型差異極大:臺灣原住民的主要型態為H6至H12(但不同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各有不同的基因型態),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為H1、H5、H6等,而美拉尼西亞則為H1、H5、H17。但在島嶼東南亞族群中,前述兩個地區的單倍體基因型都有出現,顯示島嶼東南亞可能是這兩個地區南島族群共同的起源地……

宿兵等人在這一篇論文發表之前一年,已經檢測東南亞地區34個族群925位男性的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發現中國大陸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較少,且都被大陸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所包含,因而推測現代人在最後冰河期進入東亞後由南向北遷移(Su et al. 1999)。

而金力與宿兵甫於2000年11月份在Nature Reviews發表的一篇回顧論文中,更進一步確認現代智人種(homo sapiens)「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理論(Jin and Su 2000),他們認為:現代智人種於六萬至一萬八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最後一個冰河期間進入中南半島,其中一波由南往北遷移,形成現今東北亞的族群(日本、朝鮮、蒙古),另有一波則往南遷移,經過馬來西亞與印尼,並往東遷移至大洋洲。上述研究所包含的阿美、排灣、泰雅、雅美等四群臺灣原住民的血液檢體,係由1992至1996年中研院主題計畫「臺灣與東南亞南島民族的生物與文化類緣關係之研究」所提供。

這一些震撼臺灣原鄉論的資料主要來自遺傳基因的分析;但是並非所有遺傳基因的分析都指向這個結論。至目前為止,被用來探討南島族群起源地的基因資料,除了Y染色體之外,還包括紅血球血型、人類白血球抗原(HLA)、微衛星體 (microsatellite)、粒線體DNA(mtDNA)等。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不同的指標所得到的結論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

參見--陳叔倬、許木柱:《臺灣原鄉論的震撼~族群遺傳基因資料的評析》。

林崑岡武秀才抗日史蹟考 | 郭譽孚

林崑岡是台南著名的傳統抗日人物;但是他的著名不是來自科舉功名或豪俠義勇,而來自其不但身為文秀才,且喜歡練武,乃有武秀才之號;他不但在鄉間開私塾,並且還在當地的關帝廟中建「文昌祠」且設「育英書院」;更在馬關條約後,表現了其愛鄉土與其救亡圖存的堅忍態度;但是這位馬關條約割台之後的書生,他的抗日事蹟究竟如何?

據稱當年他雖然不幸犧牲,但是卻因而激發出當年那所謂「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日軍「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的時代力量。

關於其史實,通常有兩個先後著名的說法,都是台南文化人的紀錄。

其一,是日據初期已經頗有文名、後曾經去對岸辦革命報刊的連橫,

另一,是日據中期成長、晚期介入地方政爭的文化人吳新榮;

由關懷鄉土言,應該兩人都會有探究的動力;但是,何者的論述更為真實,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以下,就由他們兩人對於林氏事蹟的論述談起──

一、根據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的記載,概述──

「漚汪庄人……。乙未戰爭嘉義城陷落後,林崑岡聽聞義勇軍屢遭敗仗,乃召集曾文溪以北各莊人士籌組義勇軍,宣告說:「臺灣亡矣,若等將何往?吾欲率子弟,衛桑梓。若等能從吾乎?」響應者百餘人,公推新營莊生員沈芳徽為統率,而自己作為輔佐。派人赴臺南請求撥付武器裝備,但僅得舊銃數十桿。林崑岡率所部與日軍對戰於鐵線橋。崑岡手持盾牌與利刃,勇士數人跟隨之,踴躍前進,日軍因而稍為退卻。其後再戰於溝仔頭,殺死一日軍中尉,沿途莊民亦持械助戰。他們採取遊擊戰術,日軍疲於奔命。農曆二十三日,日軍集中兵力發起總攻勢,崑岡指天發誓說:「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眾皆感泣。鳴鼓出。林崑岡被子彈貫穿胸部,死時仍手握利刃坐於地,其長子亦於該役戰死。5日後,莊人收屍時,仍神色倔強如生,時年45歲。」

個人作為一研究者,對於連的記載,雖不應該盡信,例如,原文稱其為「漚洪庄人」,個人認為顯然應該是手民之誤,應該是「漚汪庄人」;但是,真的是錯誤嗎?很巧的,在觀看出身附近的王炳忠先生,陪同其父親往當地介紹林崑岡的故事與文物的視頻時,我卻發現原來台南本地的鄉音聽來,發音確實是「漚洪庄」;

換言之,前述我個人的自以為是,其實有誤。

因此,該文的紀錄,由於連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台南人,並且是當時已經18歲,其準岳父是當年懂得幾國語言,引進德製機器的新興企業家;他是那樣背景下,有家國意識的知識青年,似乎只要真實關切林崑岡該事件的話,應該不難獲知當年的實情。

二、根據吳新榮《震瀛採訪錄》(1981年)的說法──

「光緒廿一年八月廿六(1895年10月14日)有人在漚汪文衡殿前立起掛有白布的竹竿,白布上面並寫「大日本帝國順良民」的字樣。次日林崑岡大怒將竹竿白布撕棄,並向大眾表示願傾盡家產抗敵,號召附近聚落居民加入其行列。到九月一日(1895年10月18日),前來的壯丁據說多達數千人。林崑岡排香案祝告天地,說「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隨後他命西甲戴姓的棉被牌陣為前鋒,進軍到竹篙山,與急水溪對岸渡仔頭的日軍對峙。數日之後,日軍見林引領大軍突來反攻,即以包圍戰術大攻竹篙山,當時台民見日軍不戰,竟侮為『番仔直目』,不能戰;林催起戰鼓,兩方人馬交戰,但林崑岡中了頭門銃,右膝關節受傷無法行走。最後林崑岡以自己的軍刀自戕。」

吳新榮先生的採訪與連橫的史述,直接衝突的部分,除了日期之外,似乎沒有;主要的差別應該在兩方面,一是,關於在文衡殿前,當時竟然有人豎起打算做順民的旗子,被林崑岡撕棄了;另一是講述者對吳提出了當年林曾經當眾說出關於「日本天年與自身中頭門銃」的動人觀點;這兩者都是連的史述中沒有提及,但是頗為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後者,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簡直可以成為鼓勵大家一起投降算了──所謂的「日本天年」,就是老天決定了,無論日人如何苛虐惡質,已不可能改變的,也是不可反抗的意思,這會真是林氏的話語嗎?相對於連前文所提的「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戰,當先中彈而死。」;兩者句型雖近,其社會意義卻頗耐人尋味。

個人看來,考察這個問題,應該深入比較上面的兩個問題,並且呈現更多的史實脈絡;且看該問題的幾個方面──

其一、在文衡殿前,樹立起投降的大旗,是否真有其事,個人查考,當年在該地帶確實曾留下這樣的說法,那是鹽分地帶大掌櫃吳修齊先生所描述的──

「有一位年歲與祖父相當,但與我同輩的吳昌才……開了一家源昌行,……經營的事業很龐大成功。……父親說吳昌才曾寫信給崑崙公,說日勝清廷,來台是要統治並不是殺戮,只要舉寫『善良民歸順』之白旗,便可平安無事。」

故其事似乎應該不假。不過,如果其事為真,但事實上,我先民間口耳相傳中,日軍並不積極立榜安民,原來史實是殖民者陰謀攘逐殺戮我先民,然後大量移民來我島嶼,可見於當年其全權大臣陸奧宗光文書中之「台灣島嶼鎮撫策」中──攘逐之後,將類似北海道在1869年只有人口五萬八千人,其後大量移民進入其地,至1901年,其人口竟達一百萬人──林崑岡不肯信任如此的日人,應該是對的。

其二,在吳新榮此訪問中,該「頭門銃」的重要性似乎極高,兩軍交戰,剛好第一槍就把統帥級的人物射殺了,實在是很少有的事;同時考察兩位的前後史述,有一值得重視的,是前述連橫筆下林的義軍與日軍相遇至少有三次;一次是日軍退走,一次是義軍以游擊戰法殺死一日軍中尉,第三次才是林的壯烈犧牲;但是吳所描述的情節只有一次交戰,且就在九月一日的該次交戰中發誓後就中了頭門銃;

讓我們考索兩者,應該何者為真?請注意,如連的史述至少三次交戰,所謂「頭門銃」那誓言,豈不應該發生在前面兩次交戰中,怎會遲到九月一日才發生?如果只有一次交戰,連怎會紀錄第二次游擊戰時,殺死一中尉?要知道,他的書在日殖時期出版,如果沒有相當根據應該會怕被官方苛毒的究責吧──因而,本研究認為該一「日本天年」的一段應該並非史實,那是一段日人意圖消滅我先民反抗的設計;以史實言,連的描述應該比吳作更近真相。

正是有前兩次與日軍接戰,表現不惡,因而才會使日軍另派一軍由布袋嘴登陸;最後,林雖犧牲而日軍「不能越曾文溪而南」。甚至當時還傳出近衛師團的伏見親王在這一帶被殺死。

其三、關於「日本天年」一段,若為假,其由來為何?

這說法應該是日人精心捏造的;簡單的「頭門銃」幾個字,既暗示了日人大殺戮的合理性;也銜接啟動了天意難違的世俗觀點;精通我國圍棋的日本殖民當局,用「定石」的觀點,來進行了這一扭轉時局的設計。林崑岡義軍之影響,依據連的紀錄,是使日軍攻勢不順,「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炮攻城,陷東門,總兵……營官……同知……武舉……生員……等皆死。……二十一日,略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道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庄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

這樣能與關聖帝君信仰結合的書生對於當時與後來的社會可能留下怎樣的影響?

想想看,如果當年我民間真出現上述那「假使日本的天年到了,他將中頭門銃,以免多殺同胞」的自誡,是否當時,包括那給日軍噩夢的嘉義之戰的威脅都可以無形解消?

難怪後來林雖死去,但衍生出了這樣的歷史脈絡──

一、1899年,我島第一座幼稚園,開辦於台南市關帝廟。當局要建立低智育與體罰教育為其教育目標的教育體制,需要如何更基本的幼稚園?──如果沒有特殊的目的的話?──這個關於林崑岡的「日本天年」的說法與後來散播關於噍吧哖事件的謠諺「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有志」,應該都是殖民當局重要的目的吧。完全沒有自省當初他們所陰謀進行消失我百萬先民的悲慘記憶,與其後長期不斷的蔑視,怎麼可能輕易地消除於人們的記憶中呢。

二、大正四年〈1915〉,我先民在噍吧哖事件起義的理由中,有一控訴教育上的愚化與奴化問題──1899年已設立了其所謂的「幼稚園」,怎還會出現愚化與奴化的問題?該年蕭壟公學校的漚汪分校成立,次年開始招生。並且當局傳令日後各地教育經費,不可浪費在校舍建築門面上。

三、大正六年(1917),竟出現了日本和尚岡元擔任漚汪文衡殿住持,以日語誦經,主控漚汪的信仰文教工作的一幕,據稱往後在該日本和尚宰制之下,竟有八年之久。

四、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據稱在上述文衡殿仍維持著在他處所罕見的、不屬於官方教育體制的幼稚園活動;根據此一脈絡當年林崑岡事件與余清芳事件後,當局之污衊與扭曲史實之作為,或有其統治上的必要,是否有以致之。

五、國族不幸,割讓台灣;教育不幸,低智他律;學而不問,何以攻錯,何以成為主體?由此林崑岡故事,我們怎能不深自警惕。

應該深深刺痛我們的台灣記憶─軍夫軍屬與南遷規畫 | 郭譽孚

在疫情與時局中偶然讀到這個「時代故事」──

『隱身於喧囂中的臺灣記憶──烽火下的軍夫軍屬』

https://storystudio.tw/……/twmilitary-porter……/…..

以下是個人的感言:

故事是人在說的;是否只有三歲小孩不會發問,

心智稍微成熟的大人應該都會思考與發問吧。。。

例如,為何軍伕、軍屬地位那麼低?

因為當初軍伕與軍屬是徵用的,不像軍馬、軍犬、軍鴿要長久飼養照顧與訓練,無須時間栽培就可信靠的?

至於,為何軍伕、軍屬為何可能薪給很高,因為對於我台人不能信任,只能靠薪給來抓住忠誠;

在戰時我台人要有命,才能花那個薪給啊。。。所以有人講過,在盟軍空襲台南建機場時,民間被安排出動牛車運物資,工資是平時的兩倍;輪到的富農怕死,不肯去;由不怕死的貧農代工,富農出加倍的工資;貧農每次冒死回來都會到當地的廟宇中感謝神明保佑。

要說這個故事,到這裡,這是不是故事的全貌?

個人覺得應該還要加上一個大背景,才比較周全;

那是日據我島五十年,對我島的教育從來都不只是受歧視的「清國奴」或「貍仔」而已,

更是精心設計為低智與奴役的,他們自知如此,哪裡是五年十年的皇民化政策所能夠改得過來的。

知道嗎,大戰晚期日人計畫了什麼?

要把所有沒有改姓名的台灣人用軍艦運到南洋各島去,名冊都造好了;

也因此,當年的改姓名運動,沒有太強制。。。

通常的資格是志願兵與公學校畢業生想要升學,就要改姓名;教師與公務員、公司職員、地方頭人等都要改姓名。。。這樣才是當年可說是完整的故事啊。。。

最後的這段故事背景,可以在吳濁流與葉石濤的文章中見到──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

唉,這樣親愛與友善的日本,在1895年初決定要移民我島的帝國主義者,原本計畫把我島民完全「攘逐殺戮」,因國際不滿而僅消滅我島民百萬人的「大哥哥」,

大哥哥,如今您們是在如何算計我們啊。。。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被刪改陷害蔣介石 | 徐百川

吳俊瑩在2016/4/29發表《你看的真的是行政院版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嗎?》。以下節錄部份原文:

行政院版的二二八報告1992/2/22日正式公布。但是這份報告乃至十冊的檔案史料集,當時並不容易看到,現在也是。

目前坊間容易入手,也是學者引用最多者是1994/2/20日由時報公司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本書封面掛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直覺地會以為這就是行政院版的報告。

〈時報版〉與〈行政院版〉約間隔二年,前研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的賴澤涵,在〈時報版〉序中提到:

報告公布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回憶錄和論文相繼問世,『執筆人已參考相關資料對本報告加以修改或補充,因之本稿文字較公佈時略有增刪,惟解釋與觀點並未因之而改變,特此聲明。』

但是執筆人究竟增刪什麼內容?沒有比對,不得而知。

〈行政院版〉提到蔣介石的「責任」問題,有以下結論:

【無疑地,蔣主席在平息「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是眾所矚目的問題。身為國家元首,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然而,此項決定有無瑕疵、執行過程有無弊端,卻也不容忽視。據各項資研判,處委會之所做所為充其量只為求高度自治,並無反叛中央之意,但蔣氏因軍務倥傯,無暇查證,又過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疵。

其後,蔣氏亦了解真相,但歷史的錯誤已鑄,難於挽回。其次,在執行綏靖任務時,報復、違紀事件不少,亦一憾事。固然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但終未能防止弊端之發生。而在事後,臺籍官僚(如丘念臺、蔡培火)曾建議懲治失職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納,以致留下長期的社會傷痕,確有考慮未週之處。】

這段內容竟然在〈時報版〉完全刪除,一字不留,取而代之的是換上一段〈行政院版〉報告所無之內容:

【「二二八事件」誠然為近代台灣史上之重大悲劇,而此悲劇的造成,乃為諸多因素交互激盪的結果。台民在殖民統治下五十年,日人處心積慮所設計的隔離政策,造成台民對祖國的隔閡,更何況在日人有心的教育下,台民的認知和價值觀,已與大陸民眾有明顯的差距。

相對地,大陸民眾及政府官員對台灣的情形,亦非常陌生;加上當時大陸戡亂情勢日趨惡化,政府自無心力對台灣付出更多的關懷,而主政者不能體察民情,反在政治上打壓台籍人士。再者官員無能,貪污情況嚴重,更加深人民對政府的不滿。

惟台灣在二次大戰時曾遭到嚴重的破壞,中國大陸又因政局動盪,戰亂不絕,無力支援台灣,復原工作自非短期所能達成,此項客觀適時始終未能普遍為當時台民所了解。故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行政院版〉與〈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時報版〉刪除了「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這個命令關鍵到所謂「大屠殺」的責任歸屬,顯然地,〈時報版〉之所以刪除,欲陷蔣介石於不義的用心昭然若揭。

雖然〈時報版〉的結論是「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但是對發生的因素,指出的有「在日人有心的教育下,台民的認知和價值觀,已與大陸民眾有明顯的差距」,可是,什麼樣的「認知和價值觀的差距」,卻是語焉不詳。

然而明確指出「主政者不能體察民情,反在政治上打壓台籍人士。再者官員無能,貪污情況嚴重」,導向官逼民反的含意不言而喻。

二二八的偽悲劇與歷史重複鬧劇 | 路況

又到了二二八政治提款機的自動提款紀念日,簡直比大陸的雙十一光棍節更好提款更吸金!

偶然讀到德國存在哲學家雅斯培的《悲劇之超越》(Tragedy is not enough):

「悲劇成為少數權貴分子的榮耀—在這場災難裡,其他人必須知足於無關輕重地被剔除。悲劇變成少數人獨裁政策,而非全體人類的特徵。作為榮耀的戮記,這個哲學變得妄自尊大與可厭;它以誘拐我們的自尊來安慰我們?」

雅斯培這段話意指德國納粹的偽悲劇哲學,尤其是對華格納歌劇與尼采悲劇哲學的濫用誤用!但置於今日台灣,怎地竟有似曾相識的強烈「既識感」(Déjà vu)?只須給「悲劇」冠上「二二八」,把「人類」改成「台灣人」:

「二二八悲劇成為少數皇民權貴分子的榮耀—在這場災難裡,其他人必須知足於無關輕重地被剔除。二二八悲劇變成少數皇民的獨裁政策,而非全體台灣人的特徵。作為榮耀的戮記,這套偽悲劇哲學變得妄自尊大與可厭;它以誘拐台灣人的自尊來安慰台灣人?」

二二八正是一場純屬杜撰虛構的偽悲劇!二二八的真相與本質就是美日帝國勢力在背後操縱的「皇民化復辟,三腳仔反撲」,少數皇民地主甘為殖民帝國之漢奸走狗,煽動唆使皇民化教育之台籍青年、退役皇軍遺孽、日本浪人、地痞流氓,加上美國長老教會神裩牧師與CIA之插花,夥同造反復辟,挑釁濫殺外省人與國民黨,企圖恢復三腳仔的漢奸買辦利益與魚肉鄉民的黃金歲月!

可誰想得到半世紀之後,史明、李登輝等皇民遺孽竟公然扭曲顛倒史實,恬不知恥地做賊喊捉賊,作亂殺戮者反過來佯裝成被殺害者喊冤哭訴,瞎掰鬼扯編造出一套「外省人打壓屠殺本省人,中國人打壓屠殺台灣人,東方專制野蠻打壓屠殺美日現代文明」之假台灣人悲情的皇民復辟史觀!

馬克思在某個地方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歷史總是重複,第一次作為悲劇,第二次作為鬧劇!」

二二八的偽悲劇可反證馬克思與黑格爾都錯了!二二八作為歷史事件的「第一次」根本就不是什麼狗屁悲劇,而是一場皇民倭奴三腳仔反撲惡搞的鬧劇,而且是一場愚昧血腥至極的殘酷劇場,如斯賓諾莎所說的「野蠻中的野蠻」、「終極野蠻」!

什麼是二二八的歷史重複呢?當然就是太陽花!太陽花就是在重複二二八偽悲劇之皇民化復辟之歷史鬧劇,蔡英文與民進黨在重複皇民地主三腳仔充當美日帝國爪牙之漢奸走狗,太陽花學生在重複皇民化青年的認賊作父、自我殖民倭奴化,馬英九則是在重複陳儀的迂腐偽善、姑息養奸、誤判形勢、縱容邪惡、誤國誤民!

歷史作為鬧劇式重複,當然不只一次兩次!從二二八到太陽花的歷史重複鬧劇,還可加上老蔣對皇民漢奸的以德報怨,輕輕放過,未執行歷史轉型正義之清算懲惡!(乃有蔣公紀念歌搞笑版:「總統 蔣公,您是皇民的救星,您是台獨的國父」)以及小蔣誤信拔擢皇民遺孽李登輝之「你等會」笑話!

太陽花與馬英九對二二八與陳儀的歷史重複,當然更是鬧劇中的鬧劇,愚昧中的愚昧,野蠻中的野蠻:它以誘拐台灣人的自尊來安慰台灣人並出賣台灣人,使台灣人被當成豬賣掉還幫著數鈔票,被強迫吃毒豬核食還感恩不已?

謝南光:為祖國出生入死的台灣人 | 郭譽申

戚嘉林教授最近出版《謝南光-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黨》。承他贈書讓我認識重要的兩岸歷史人物謝南光,在此表示感謝。謝南光因為加入共產黨,其人和事蹟在台灣少有流傳,但願本讀書報告能讓更多人認識這位為祖國出生入死的台灣人。這也是戚教授以嚴謹學術方法,紮實耕耘,撰寫此書的目的。

謝南光(1902-1969),原名謝春木,是台灣彰化二林人。1921年他以第一名自「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由母校保送「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乙系。1925年又以全系第一名畢業,後升入高等科(研究科),直到1927年。

謝春木還在東京求學時,就參加了「台灣文化協會」,並且多次趁暑假時回到台灣,參與協會的文化活動,如發表演講,以喚醒台灣人民的反日民族意識。他也加入《台灣民報》的編輯工作,發表許多文章,批評日本殖民體制和政策的不公和壓迫。

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是台灣第一個政黨,謝春木是創立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台灣民眾黨在1931年被台灣總督府嚴令解散。4年間很多跡象顯示,謝春木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蔣渭水。在蔣和謝的領導下,台灣民眾黨是中國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政黨。

1931年底,謝春木離開台灣,遷居上海,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大約從此以後改使用謝南光之名。這時在「華僑聯合會」的支援下(當時台灣人被視為華僑),謝南光創辦「華聯通訊社」,以他對日本的熟悉和密切觀察,發表很多有關日本國情和侵華陰謀的報導。由於這樣的經歷,抗日戰爭爆發後,謝南光被國民政府聘任進入「國際問題研究所」,是對日情報工作的核心單位。1939年他加入中國國民黨。

1941年謝南光和一些流亡在大陸的台灣人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宗旨是保護祖國、收復台灣,並以台灣人的身份在國內外宣揚中國收復台灣的訴求,有助於影響美國的對華決策。抗戰勝利前夕,謝呈報了詳盡的收復台灣方案。1946年,他出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副組長。1952年謝南光回到已是中共統治的大陸,很受重視,1959年起擔任全國人大代表,1965年更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務委員。

謝南光功在祖國,他的明顯功績是對日的情報工作,以及宣揚、規畫收復台灣。此外,他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曾奉中共指令三次赴西北面見張學良,以同為淪陷地區志士身份,勸說張停止內戰,實行抗日。他的行動有助於後來的國共合作抗日。(謝從事情報工作,他的貢獻多半是機密,而不為人知的。)

謝南光身為台灣人,從事國共兩方的情報工作,無疑是極端危險的。他曾因為發表反日報導而被日本軍警追捕;曾先被國民黨懷疑是日本間諜,後被國民黨懷疑是中共地下黨員,而被逮捕偵訊。由於他的機警,或許加上一些運氣,才能多次化險為夷。

台灣早期歷史的重大研究突破-中國人在台南赤崁築城早於荷蘭人佔領台灣 | 王永

荷蘭人佔領台灣之前,中國人對台灣到底有無實質經營?這在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爭議。中國史籍在這方面記載甚少,多屬商貿活動和零星的軍事行動,而主張台獨的學者則喜採用荷蘭、日本文獻,以證明中國並未實質經營這塊地方。

近年,有漳州地方文史研究者涂志偉先生,從浩瀚的文獻中,循其脈絡發掘出眾多漳州人在嘉、南一帶頻繁活動,並且在「赤崁」一地築城的事蹟。期間大約落在1575~1620年之間,也就是海盜林鳳集團之後,而在泉州人李旦集團的勢力抵達台灣之前,從而彌補了這段歷史文獻不足的缺憾,也讓世人得以連結當時其他的中國、荷蘭、西班牙、日本文獻,把這段歷史清楚的勾勒出來。(註1) (註2)

涂志偉先生的研究證實,當時台灣南部不僅出現眾多漢人居住,而且明朝政府的軍事管轄權也已明顯的擴及台灣,同時南部地區也成為閩粤亦商亦盗海上武裝集團屯聚的基地。他們打出旗號,稱王稱國,各霸一方,各立山頭,前前後後爭為雄長的事例比比皆是,包括林謹吾集團及長泰人沈國棟、漳州人李新等一批漳籍的武裝勢力,而其中又以趙若思的勢力,因具有明朝軍官的身分,更令人注目。

趙若思即趙秉鑑,漳浦縣人,萬曆末年,在名將沈有容麾下任水師水標中軍左翼把總。文獻指出,趙若思亦官亦寇,為鞏固他在台灣的盤踞勢力,於1617、1618年間,在台南以當時的快速築城工法,建成簡易的赤崁城堡。時間上,比荷蘭人據台建城,早了大約6~7年。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一書的作者湯錦台,對涂志偉先生的這項研究如此評價說:「他(涂志偉)對台灣史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毋庸贅言的,讓中國人可以大聲說出,台灣進入世界歷史的視野,是閩南人的功勞。」

註1. 「赤崁」是台灣西拉雅族地名,即後來荷蘭人佔領台南後築「普羅民遮城堡」的所在,西元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將其改回赤崁原名。

註2. 涂志偉:《明萬曆末年間台灣赤崁築城及晚明台灣開發》,閩學研究(季刊),2019年第3期(總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