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時老中青三代國家認同的巨大差異 | 徐百川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

日本殖民台灣與韓國的不同 | 徐百川

韓國人反日,台灣人親日,源於日本對韓國與台灣的殖民史是不同的,因為當時韓國與台灣兩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韓國被日本統治時韓國的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如果日本想要完全除滅的話,是會激起韓國全民抗日的。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尊重韓國的體制結構和文化,以綏撫韓國人對日本的歸順之心,因而韓國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下層民眾都屬於渡海討生活的農工階級,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原本就稀缺,力量也單薄,又被屠戮殆盡。割讓後不到十年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

所以精明能幹的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極為奏效,就很容易壓制了台灣人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反彈心理。後來還洋洋得意自我表功,說他看出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的性格,顯然他忘了他屠殺的至少11950抗日台灣人。後藤成功地使得台灣人逐漸成了順民,在這個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做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先進的現代文明也就很容易地成了台灣人新的精神指標,使得台灣人喪失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氣節,傾向於對日本逆來順受。許多地主仕紳為求自保,甚至投靠日本想要分沾壓榨台灣人的餘瀝,也積極日本化(當然也有一些是不得不順從而出於虛與委蛇),他們形成了台灣新的主流精英階級。此外,還出現了一批崇尚日本、依附日本而出人頭地的「三腳仔」。這些地主仕紳和「三腳仔」對日本人恭順服貼,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以說日本話,吃日本料理,穿和服照相驕其鄰里;能夠幸沐皇恩成為改過姓氏的「國語」之家,視為無上光榮,這在韓國是難以見到的(在韓國改姓氏是強制,在台灣是恩准)。這些精英階級都有資格和財力讓他們的後代受到較高的日本教育,自幼薰陶在日本的文化與民族的觀點下,使得這些子弟完全皇民化,成了台灣人精英之中的精英。

零星存在的私塾到皇民化之後才受禁止,漢文的傳承維繫了一些人的民族血脈;有些人在與日人同校時,一些個性剛烈的學生在受到日本師生歧視和欺凌的羞辱之後,也不乏有人產生自覺的民族意識。是以第二代的台灣人還是有人承續著中華意識和反日情緒,如蔣渭水、賴和、楊逵、張深切…等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只能遮遮掩掩地在筆會、文集等文人的小圈子裡流露,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敢對日本政府提出訴求爭取台灣人權益的蔣渭水,在一次演講後還遭到政府當局唆使台灣民眾對他丟擲泥巴,當時的政治氛圍已經完全為日本所主導。

皇民化之後,在崇揚日本、詆毀中國的教育下,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衰亂落後的祖國自然成了鄙棄的對象,許多青少年已經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日本人全力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當然也就獲得了這些皇民仕紳、三腳仔與台灣青少年的熱烈響應,深慶自己幸何如也!能夠有機會升格成為日本人,『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皇恩浩蕩的再生之德。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二戰後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 徐百川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228兒時回憶 | 盛嘉麟

因為家父通日語,民國34年底就從大陸直接派來台灣,參與接收郵局的工作,那時台灣街頭全講日語。
我生於民國32年,那時才三歲,略有記憶。
首先我們來台灣搭的輪船,旅客很少,船上住寬敞的客艙,都在漂亮的餐廳吃飯,聽到後來民國38年撤退逃難來台灣的親友的經驗,有天壤之別。

228事變在民國36年,我已經五歲,記憶更清楚了。
起先家父的團隊接收屏東郵局,日本叫郵便局,我家住在屏東勝利路一棟日式房屋,院子很大,有花樹有竹林,馬路對面住一家開碾米廠的台灣人鄰居姓林,那時只能用日語溝通,林媽媽和我媽媽變成好朋友。其他家父的同事都不會日語,一時交不到台灣朋友。

因為日據時代規定日本人上午買菜,台灣人下午買菜,讓日本人先挑好的買,林媽媽一輩子都是下午去買菜,不敢上午去,媽媽跟她說沒聽過這樣的事,就硬帶她早上去市場,果然沒事,林媽媽高興的說中國人來了真好,不用怕日本人了。

那時候聽家父說郵局的日本職員非常猥瑣膽小,深怕生命不保,對來接收的中國人卑恭屈膝,在做郵局財產清冊準備交接的時候,關照說可以把你們現住的房屋產權登記為你們的名字,房產就是你們的,家具桌椅更是隨便拿回去用。有些中國人就貪了好處,這是貪污的開始,但是大多數人覺得頂多一年半載就回大陸去了,懶得弄什麼房產,家父才20歲出頭,有宿舍住就好,毫無房地產概念,理都不理。好笑的是不久就來了大颱風,把房屋吹壞得很慘,圍牆瓦片玻璃窗都嚴重受損,我家住宿舍,郵局總務處馬上派工人來修,貪污變私產的人家,只能自己找工人來修,所費不貲。兩次颱風以後,貪污的人又拜託總務處把房產回歸郵局。幾十年以後,當家父輩都成老人以後,長輩們回憶起來都把這件事當笑話來看,如果當年貪污到底,如今就多得了一筆財產,可見古人說「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真是靈驗。

當時外省人很容易分辨,穿正式衣服,有鞋有襪,頭髮有型,皮膚細嫩的大人小孩一眼就看出來,當時台灣人誇讚我和妹妹長得可愛漂亮,有鞋有襪,就說「你們是日本孩子」。228事變期間街上很亂,很多台灣浪人流氓搶外省人打外省人,我們全家就躲住到對街林媽媽家,受他們保護,家父的一兩家同事交不到台灣朋友,也過來躲住林家。常有浪人流氓來騷擾都被林伯伯趕走,因為林伯伯開碾米廠也認識不少人物,浪人流氓知難而退。

躲住到台灣人家的外省人最好躲在屋裡,不要在院子裡走動,被人看到這麼多人會起疑心,所以屋裡滿是人,我常在窗戶裡偷看對街自己的家,有好多次看到有浪人流氓進到空屋,拎著我的小三輪車、洋娃娃、妹妹的玩具、收音機、鍋碗瓢盆、窗簾布、電燈泡、手電筒、小桌椅…..公然搶劫,我們那敢出聲,命都不保,顧不了這點身外之物。

家父弄來一件破舊的日本軍官制服的上裝,套在身上,鬍鬚頭髮帶點蓬亂,看起來真像在台灣本地等候回國的落魄日本人,所有同事夫婦孩子十來人只有家父一個人敢出門上街,替大家去買菜買米,去郵局領薪水,去打探馬路消息,買報紙(反中的台灣組織的報紙傳單及日文雜誌)。路上遇到浪人流氓,聽不懂台語沒關係,家父就用日語講回去,那些浪人流氓馬上知所退讓,十分尊敬,有幾次從日本人在街上出賣家當準備回國的地攤上,買回來一些極為便宜的好東西,引得同事及太太們萬分羨慕,愛不釋手,有時就讓給他們,可見等待遣返的日本家庭也很可憐。

這樣過了好一陣子終於等到國軍開進屏東,浩浩蕩蕩的大卡車車隊從勝利路的一端慢慢開過來,車隊兩旁的士兵端著槍非常戒備的走過來,卡車上的大喇叭用國語台語吆喝大家走出屋子站在前院等候檢查,到了林家一個年輕帥帥的軍官拿出手槍對著林家十幾個大人小孩,其餘的士兵端著槍進屋裡,再到後院及防空洞各處搜查,我非但不覺得害怕,反而覺得這是我們的軍隊。

這時父親已經和軍官用國語聊開了,還互相握手,同事長輩都非常高興,只記得軍官說「我們來了,你們不要怕,大家趕快回自己家」。林家夫婦小孩不懂國語,站在一邊非常害怕,林媽媽一直嚇得又抖又哭,我看到媽媽幫國軍介紹他們是保護我們外省人的好人家,一面叫林媽媽不要害怕不要哭。軍人離去繼續搜索下一家,我們才敢走上勝利路走回自己家,有重見天日的感覺。從此所有的浪人流氓忽然都不見了,真是不可思議。

我還記得媽媽用粗話駡這些浪人流氓把我家偷搶一空,不留一點東西,電燈泡全被卸下偷光,連木屐都一雙不留,米缸茶葉,玻璃杯…..全偷光光,可見浪人流氓也是窮苦人家。

等到我家漸漸恢復正常,我們家又搬到高雄,家父參與接收更大的高雄郵局,才慢慢走出228的陰影,過正常的生活。不久我進了高雄大同國小、高雄中學、成功大學,一路到美國,如今已是垂垂老人,真是人生如夢。

戳穿對日本殖民台灣的美化 | 郭譽申

綠營為了貶低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總極力美化過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把台灣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大半歸功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所打下的基礎。好像日本特別善待台灣,優於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是這樣嗎?

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如何?經濟問題複雜而專業,一般人不易看穿綠營對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美化,所幸中研院經濟學者瞿宛文在其新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中,以一張圖清楚呈現了台灣經濟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工業化的梗概。

上圖呈現了1897年至1970年在台灣總出口中,米與糖所占的比例。自1900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逐漸穩定,糖的出口就穩定攀升,1910年之後,糖的出口占比達到60%以上,而米與糖的占比和達到70%以上。後因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米與糖的占比和稍有下降,但仍超過55%,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光復初期,米與糖的占比和又超過70%,直到1955年之後,台灣快速工業化,米與糖在總出口中的占比於是逐年下降,到1970年,台灣幾乎不再出口米與糖了。

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台灣出口大量的米與糖(日據時期出口到日本,光復初期銷售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有關殖民的研究早已確認,殖民者普遍主導及利用殖民地提供殖民者或西方市場上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包括能源、礦產和農產品等,就是所謂的大宗商品。殖民地因此普遍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成為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特徵。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台灣出口大量農產品,完全符合這樣的特徵,也確證了日本殖民台灣所實行的「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

殖民地經濟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絕不是好事。由於氣候變化、市場供需狀況的改變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常有較大波動。當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時,就很可能嚴重損害殖民地的經濟和民生,甚至導致社會和政治動盪。這種現象在今日的中東和拉丁美洲仍常發生,一些國家雖早已從其殖民母國獨立,但是仍持續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當某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就很可能造成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

從台灣歷年的出口數據,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殖民台灣就是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使台灣形成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與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就像其他殖民者一樣,也會為了本身利益,偶而對其殖民地做些好事或建設,台灣人實在沒理由因此而刻意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應該慶幸台灣光復後不久,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就迅速工業化,讓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經濟,而很多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至今都做不到呢!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 徐百川

郝柏村任行政院院長之時,1992年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做出死亡人數逾萬的結論,研究報告由行政院遴聘的一些學者花了約一年的時間撰寫完成,經由郝柏村批准核定,於是「二二八的死亡人數逾萬」至此成為「定論」。

郝柏村當時還曾請當時的內政部「慈祥地」清查戶籍(即是從寬認定,寧可多不可少),最後吳伯雄部長查出結果,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數爲500餘人,一律視同二二八受難者,予以撫慰補償,作為對死者的實質認定和撫償。

可是1995年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實行以後,多年來卻不及一千人的家屬出來登記申請。

加上郝柏村過去令吳伯雄比對戶籍得出的數字僅爲500餘人。日據時代的戶籍制度一直很嚴密,記載的也很詳細,包括童養媳、婚嫁等的戶籍移入移出筆筆分明,刑事入獄、民法上的一些行為都有記錄。二戰期間要憑「家甲簿」(現稱戶口名簿)去領配給物資,當時物質緊張連農戶養的豬隻數目都要登記的。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戶籍繼續沿用,受害家屬不必需要政府的二二八檔案紀錄,靠戶籍記載就可證明親屬在二二八失蹤或死亡的。

於是郝柏村質疑原先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二二八紀念碑、以及自稱「歷史不是替政治服務」的薛化元,在其所主編的三民版歷史課本,受難者逾萬的說法都是有誤的。

郝柏村質疑後立刻招來排山倒海的辱罵,如:冷血、沒有良心,睜眼說瞎話、不尊重史實,反民主、反台灣、反人權,等等。
台獨駁斥郝柏村,堅持死亡有逾萬的一個理由居然是「共識」!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死亡逾萬人這是研究二二八的學者專家、受難家屬們多年來的共識,這已是幾十年來的說法了,因此教科書及二二八紀念碑宣稱死傷逾萬人,毫無更改的必要。
也就是相傳已久的傳言,由於深植人心,就可以不經過查證直接認定必是史實無疑。

對僅約千人的家屬申請死亡與失蹤的補償,參與過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的吳文星解釋說:
有人因為不滿政府的處理態度,未提出申請;也有人還是有疑慮,不敢提出申請;有的人是沒有後代,或後代沒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而申請補償需有具體事證,有的人生死不明,無法申請,也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都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

這才是睜眼說瞎話了!
二二八的補償認定極為寬鬆,還總共等了十二年,又有代位繼承,即是若死者無後,死者的兄弟姊妹均可申請,若無兄弟姊妹,則死者的姑姑阿姨叔叔舅舅,這些旁系親屬的後代都可依順位的次序出來認領,死亡的人有幾個是沒有後代,既無兄弟姊妹又無姑姨叔舅?死者家屬會遺忘這麼深重傷痛的記憶嗎?如果真有兩三萬,這些死者的親屬繁衍到現在也有數十萬了,即使資料被銷毀,證據已湮滅,如此眾多的家屬就甘於沉默,忍氣吞聲,連提出申請也不願?也不敢?這也未免太過有違常情了!
況且死者的家屬有600萬元可領。

一位網友說得好:「能領600萬而被刁難領不到,在台灣這種抗爭成性,找民代出頭的社會,特別是228這種刺心的事,早就把228基金會的門給拆了」。如此眾多的家屬居然毫無動靜,寂然無聲,沒有匯集成共同訴求,向政府爭議、抗議,這太不尋常了吧?

台獨還可笑地提出玩弄數據的人口統計,即是從1945到1949二二八那年1947的前後兩年,以這幾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做出比較之後,聲稱他們「科學地」「合理地」推估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

事實上這段時間前,出征的台籍日軍有20萬人之多,陣亡的有3萬人,這不會影響台灣的婚嫁與生育率?光復後又有大量日人陸續返日,這段期間的人口變動數,有可能正常嗎?
這種依據不正常情況所作出的人口統計有何意義?別說正確,根本很容易拼湊出一個所想要的數字。

台北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在定稿之前,草稿中原有21師登陸「肆行殺戮」「由北而南,肆行掃射」「任意株連,殃及無辜」等字句,起草小組(藍綠都有)覺得帶有主觀判斷,或刪或改,但受難者家屬的代表當時執意不得更改,認爲「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

事實上,二二八發生後的3月1~8日是暴民亂打濫殺大陸人,3月9日國軍21師登陸,暴民聞風四散逃逸,軍隊從北到南,一路直下毫無抵抗,幾無丁點戰事。
劃了7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1區死3、4人,唯一的一支二七部隊逃入山區,追捕時只死了7人,最後的總戰報加起來全台灣只死了43人。

師長劉雨卿就說:「說軍隊殺了很多人,根本是沒常識的說法,只有兩軍對壘,才可能有大量死傷。我軍入台,街頭走避一空,作亂者都躲藏起來,沒有戰鬥,哪來死大批人?」

當年21師的營長賈尚誼的追述:「3月8日在基隆登陸後一直到8月多,戰備結束,台灣完全平靜,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他們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再說,二二八事件成為言論禁忌是老蔣遷台以後的事,在二二八發生之後,對二二八的報導是不受管制的,當時毫無隱瞞死亡數字的必要。公佈的死亡數字還要上報中央,膽敢不實嗎?
更何況如果隻手遮天,公佈與實際相距過遠的數字,在當時不就成了台灣人嘲笑的世紀大笑話?假數字行得通嗎?

然而在台獨的宣傳中卻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的姦殺擄掠,諸如:「沿街見人便殺」「沿戶屠殺、強姦、虐殺。」「由北而南,肆行掃射,殺得痛快淋漓」,「慘絕人寰、人神共憤的歷史浩劫」…等等。

難怪綠營會有「死亡逾萬」「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的這些「共識」,並且有不少言之鑿鑿的目擊者,說他看到什麼、什麼的殘忍景象,見到上千、數千的死屍。
這主要固然是惡意居心的造謠,但是必然也有人並不是存心說謊,而是他們的的確確相信這些事曾經發生過,為了支持自己所信的事,如同相信自己是神、耶穌、被魔鬼附身的精神病患的心理,所以就說他親眼目睹過,希望大家也相信。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會被提出來,就是因為台獨都相信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至少一兩萬,如果有一兩萬的受害家屬站出來,造成人神共憤的爆發效果,國民黨不就一刀斃命?台獨就建國必成了!
沒想到他們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卻使真相大白。

為了使台獨建國神話的聖火繼續照亮台灣,只有繼續盡力捍衛台獨的鎮國之寶「二二八大屠殺」,以凝聚人心共同團結。於是以相信傳言的「共識」都作為理由,荒唐離譜地聲稱受害家屬無法提出申請,又不怕貽笑大方地拿動亂世局的人口統計都當作科學的證明。
還想要立法不准任何人質疑「二二八大屠殺」,比照德國對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九──「南部大陰謀事件」真相與「殖民的治理性」 | 郭譽孚

今日著名的「噍吧哖事件」,又名「西來庵事件」;也稱「余清芳事件」與「玉井事件」;但在1916年,日本記者大園市藏刊行的「台灣年鑑」中,另稱「南部大陰謀事件」與「南部陰謀事件」;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事件?

它的主要領導人是余清芳;它的策源基地是齋教的鸞堂西來庵;起義後,最被注目的悲慘戰役發生在噍吧哖地區;該地後來改名為「玉井」。這就是該事件有如此多別名的理由。

它發生在佐久間總督離任後,安東總督就任之初;自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安東總督的責任應該不大;但是,他必須負責善後。

可以想見他上任後遇到偌大的噍吧哖事件,他一定要調出所有的資料來認知事態發展的前因後果。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安東總督調兵鎮壓時,曾經擔任佐久間總督副手的內田長官並不同意,以至於內田辭職;接其任的長官是下村海南[1];下村長官上任前,曾特別研究過台灣統治問題;因而,頗有些與前人不同的想法。他接任後,一直擔任該職,直到田總督「倡言改革」的時代。

據稱,該事件爆發前,余清芳還曾經帶著其齋堂的善書,親自北上聯絡;不但接觸中部齋堂,也曾來到基隆、淡水、台北與觀音山一帶;可惜他們當時雖與中部後來著名反日文化人張深切的母系家族聯繫上了[2],但是張的父系家族已隨中部林獻堂家族參加了「台灣文化會」;另他雖遠上台北,似乎沒有能遇到當時在台北大稻埕擔任區長的齋教先天派領軍要角中醫師黃玉階,後來成為著名西醫的杜聰明,其家族,當年也屬於齋教此派[3]

難怪當年被稱為「南部大陰謀」;它由南發展到北,被收押者達1,957多人;被稱為世界級的刑案;它倉促中起義,轉戰在噍吧哖地區,通常我學界僅就此地區稱「革命黨人遭軍警擊死者甚眾,被逮捕者亦不少。日軍警訂下誘殺詭計……日人深秘其事,故無從知其被害者確實數字。據傳至少數千人。」[4];然而,究竟當年情況如何──整個台南地區的犧牲情況如何?

甚至,還有一說,據稱是下村長官下台後,在東京對於留日學生的某次活動中說過「西來庵事件僅係兩三小人物的行為,而由於警察的誤會而做出來的。」[5],那是真的嗎,或者,該說法只是該長官對於當年日本警察素質不滿之詞?

我們對於問題的認知,重視歷史文化與現實的真相,我們不知安東總督是否也看到了全部的史實資料──讓我們先參考殖民當局當年編印的「余清芳革命事件全檔」〈以下簡稱「全檔」〉,考察官方的一般說法,然後,以我們的理性考察該檔中,規避不談的史實,從而展開我們的考察──

其一、官方的一般說法

一、強調「匪首」怙惡不悛,曾送台東管訓

在法院的起訴書中,對於當時的碾米商余清芳,檢察官如此描述──

「被告余清芳曾以『二十八宿會』會員身分參與陰謀事件,……被解送服刑,因其巧善奸智……竟於明治44年間即被釋放,惟……惡性難移……不務專業……」[6]

在法院的判決書中,法官的描述是──

「被告余清芳,曾加入二十八宿會,企圖不穩陰謀,因事被發覺,被收管於台東浮浪收容所……於明治44年間被釋放,不僅不知悛改,反益加深……」[7]

在總督府上報給東京內務省的「匪徒事件經過概要書」中,如此描述──

「本島人余清芳者,與中國籍民羅俊等同謀……你南北呼應而舉事,以殺害並驅逐在台日人為目的。余清芳曾被解送至『台東浮浪者收容所』受管訓,被釋放後,其對官憲及日人之反感益增,自大正3年1月間起,經常出入於西來庵廟,察知掌管同廟事務之蘇有志、鄭利記等,對時事懷有不滿,勸其以驅逐日人為目的發起暴動,並使其同意……」[8]

強調余清芳其人在此事件之前,已經有過參與類似的「陰謀事件」的案底,並且曾被解送至「台東浮浪者收容所」受管訓;他被釋放後,其對官憲及日人之反感竟然益增;其「巧善奸智,惡性難移」。

二、強調匪首迷信、欺騙

根據碾米商余清芳也在台南市齋教西來庵擔任扶乩看字的神職,強調其革命行動起於「迷信」與「欺騙」;因而,在官方所保留的「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中,乃有大大強調所謂「託西來庵王爺之神詔示以:『日本人應以明年為限期歸還台灣,於限期屆滿當應同時撤退。』屆時彼等如仍割據不退,當要一舉而撲滅之,乃大於謠言蜚語,為使迷信能深入浸潤民間,並大談西來庵之如何靈驗,勸募信徒竟涉全島……」[9]之說的情況。

同時,在該檔案中,頗有強調人犯悔其自身輕率,誤信謊言的紀錄;例如,其中有地方保正,且身為學務委員,可稱地方財勢與學識俱有者,並非無知貧困之輩,也參與該事件中,紀錄中對於其起義的理由,竟只是錄下其人所謂──

「以台灣之慣例,老年長輩,且為詩文人之言,當應信之。是時竊以能脫離日本政府之統治而為所欲為,係何等方便,唉,係一念之差耳。」[10]

或者,一般的參與者則往往在該紀錄中,涉案者則僅以民間習稱的,自身遭遇到所謂「王祿人」〈騙徒之意〉稱之。所謂──「余先生係南部首領,……余未曾台南,自未知其詳。唯羅老係一王祿人〈賣膏藥的江湖客〉,余等被其所欺矣。〈長嘆良久〉」[11]

關於迷信天運流轉,素樸相信「天年」[12]之說的先民言,惡質的統治者可能氣運已盡,確實當時對於起義民眾之決意,是頗重要的因素──其時今天民主科學的時代,要政黨輪替,把不像樣的執政黨扳倒,不也有賴於類似的心理?

三、起義的實際理由模糊、闕如

在上述號稱「全檔」的資料集中,除了對於余清芳與羅俊這樣的要角外,對於此外的一千九百人的檔案資料中,對於我先民何以不怕殺頭也要起義反抗的理由,所見雖有,實在不多,不是任何問案,都一定要把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查問清楚,然後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嗎?

在這個理性的思考上,我們將發現該檔案資料中,關於各位人犯的革命理由關切得太少,雖有余清芳與羅俊部分在這方面有相當論述;例如──

「自日本統治台灣,極藐視台灣人而加以虐待,課以重稅,奪其產業;致而失其生計之道,令益陷於悲慘境遇。今而不覺醒,則前途堪虞。吾為先覺者,應廣糾合台灣同志,相機將日人逐出台灣,以脫此悲境。」[13]

「羅俊……訪前述賴冰宅,從事密談,賴冰、賴宜等均以日政府年年增加賦稅名目,且課重賦,致人民不堪苛徵,各種產業亦多為日人所奪佔,大加贊同起義。……」[14]

「〈羅俊曾於他里霧庄,擔任保良局事務〉諒係對日本政府有所不平,本保良局者係為日本政府工作者,期間因日本官方對待人民苛刻,乃起不滿也。」[15]

但是,這個問題豈非每個起義者,應該都有自身的感受?而如果充分揭露,我們就可以相當清晰地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

其二、關於噍吧哖事件[16]真相

該「南部大陰謀」發生前,我島社會的發展,剛在日人進行其所謂「資本主義奠基工作」初成之後,何以所謂「奠基」完成後,社會不能更為穩定,卻爆發了偌大的革命事件,這當然不能脫離資本主義對於社會工農階級的強烈剝削性,同時,革命時代的呼聲由海峽對岸傳來,使得我們「人心不死」的先民自然也傾向於以最激烈的形式反抗。

回看當年的史實,由那「不死的人心」來看,他們是怎樣地掙扎與憤怒著──

一、廟宇「西來庵」的信念──面對應有的正義

噍吧哖事件,在日本官書「台灣治績誌」中,名為「西來庵事件」,除了顧名思義,由西方來我島,確實是我先民移民的方向,等於懷想故國的種種,而傳統信仰中「西天」是神秘與神聖的,一般信仰所嚮往於往生的「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其例;因而,可說該名稱本身,就富於讓我先民聯想的意義[17]

當時,據日本記者在余清芳被捕後,對於該廟宇的描述,是「每年舊曆六月的例祭均舉行比台南任何寺廟都盛大的大賽會。其昌隆幾乎把全市的信仰集於一寺。如今,其他廟宇均腐朽不堪之際,竟能新築洋式門面,紫紅奪目的中國式大廟宇。」[18]

不過,更重要的可能是該廟宇所祀奉的五位神祗之故事,深具寓意。

原來,該廟宇所敬奉的是趕考的五個秀才,來到某地,共同夢見有惡靈在水井中放毒;他們雖願放棄趕考,也無計阻止人們取水;最後,竟然各人先後只能自飲井水以告,以至於皆陳屍於井邊,才得救其村人。

村人由驚恐而訝異而感動,終於共同告天,天帝哀其無私有愛的至誠;使他們不僅有解除瘟疫的神力,且在陰陽兩界皆被賦予了主持正義的司法能力;其麾下有執法家將,據稱,今日廟會中所見的「八家將」就是其流衍。

該廟宇是當時在台南市中心的大廟,如前述日本記者所述,信徒不少,香火頗盛。

由該廟所敬奉神明的故事,可以引伸的,除了瘟神當然重視信徒的健康,而有每年的作醮,在海邊火燒象徵自然災厄的王船外,對於當年我島嶼社會中種種讓人間不平的苛虐,當然也在該信仰的深度關懷之內,那也就是「八家將」所盼望於自身可代執行的天界正義。

這就是當年被日本記者以所謂「西來庵前面入口石柱刻有:『豎察是非陰陽皆一理』『稽查善惡賞罰無二心』。進入大門,正面有一豎牌『敬神如神在』。鬱壘所持牌版,有『緝拿兇惡』四字。四方柱上各掛有『行儀謹慎』『禁止喧嘩』『查理陰陽』『賞罰善惡』」等禁牌。養上匾額有『葆扶正氣』四大字……察之上述各句,宛然一座岳帝廟,幾無西來庵淵源由來之『天理良心』『主宰瘟疫』『禁遮流行病』,以及『祈福』之類字眼……如將上述與匪首余清芳諭告文比較,如今神罰正落在他們頭上,被『緝拿兇惡』的正是他們自己,可不令人發笑。」[19]而嘲笑的。

這樣的傳統民俗信仰,代表的是那個前近代知識份子在社會上之所以能有資格「被供養」的,「殺生成仁」之真實血脈傳承。

此外,由於日據下我島社會,是不被准許任意聚眾的,只有在廟宇信仰上例外,這應該是促進社會覺醒的運動往往必須與宗教信仰,相連結的另一重要原因。

任意操弄我島先民生死的殖民者眼中「迷信」的西來庵,與我社會歷史文化裡,那五瘟神到余清芳,所共同傳承的那頭角崢嶸的西來庵,我們島人應該傳承與發揚哪一個意義的「西來庵」?

二、余清芳事件中,被隱匿的身分──巡查補 

在上述的「全檔」中,有一項極重要的遺漏,就是對於余清芳的履歷,在起訴書與判決書,這兩個重要的文書中,我們如何也找不到余清芳早年重要的一項資歷──關於余清芳曾經兩次擔任台南地區的巡查補──當年日據下,如前及,巡查補是日人精挑細選下的青年菁英;在後藤長官時代定制選出;何以有此一遺漏?是認為不重要,所以,可有可無,還是太重要而必須隱匿?

試著回顧前面所及──起訴書、判決書與上報給內務省的「概要書」──對於余清芳的過往,都只是強調他曾經「以『二十八宿會』會員身分參與陰謀事件,……被解送服刑,因其巧善奸智……竟於明治四十四年間即被釋放,惟……惡性難移……不務專業……」[20];都沒有提及余早年曾擔任「巡查補」的經歷。

然而,在當時官報的報導中,我們卻看到檢察官在法庭發言時,並未迴避案主曾任巡查補的史實──當時記者的描述是──

「松井檢察官起立,開陳犯罪事實與起訴理由,被告余清芳,曾任巡查補,受懲戒免職;爾後為二十八宿會員參加陰謀,……」[21]         

這啟發了我們合理的懷疑,追究那段資歷──如果真的「二十八宿會」時,已有革命之陰謀,「匪徒刑罰令」的極刑,應早已對他們啟動,但是否可能更早他就有強烈之不滿;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我島先民曾有過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而剛好1901年前後,余曾兩度擔任該職;那時間正好就是我們前及我社會戒毒運動風行全台,其效果可以讓我們百年後的後人也感到振奮的期間[22],他正以通譯的身分,隨日警出入各個齋堂之間。

是否可以合理的論斷,因為余擔任該職時,負責在日警與我先民通譯時,看到了太多的我先民受到苛虐的真相;其中包括戒毒運動當年的所有成果;他曾經親見自己同胞如何戒毒,如何地有成效,那日人曾描述的「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只是本研究前面所見的只是文字資料,而余則曾經親見所有動人的真人真事。

當然,也包含了他也親見自己的同胞怎樣被日警打壓,以至於運動失敗的過程;甚至,我們只見到那一篇讓我們肅然起敬、望風遙想,由苗栗一堡金鸞堂堂主對日警提出的抗告文;而他若有心,在當年文風鼎盛的台南,很可能更看過其他同樣虔敬真誠,許多先民們願意為我們同胞「肝腦塗地」「成仁取義」的抗告文!──換言之,他的動機並非起於參加「二十八宿」的組織之後;並且難怪後來他被日人描述為很喜歡出入於曾經醞釀降筆會的場所──各地齋堂。

年紀輕輕的,既無舊傳統科名,或足以服人的門第,並無傲人的家世或財力,如何能夠向全島發展組織,如果不是有這類特殊的經歷,讓他對於自己的同胞與社會有深刻的信念,他如何能顯示革命領導者讓人誠服的識見[23]

也正是因此,在當年由總督府的秋澤次郎所著的名作「台灣匪誌」中,描述江定與余見面交心的場合,余對於自身的閱歷,只及於參加二十八宿會被管訓之事,應該是日人故意迴避了當年那段更為動人的史實──降筆會戒毒運動時期,一個年輕巡查補的洞察與深刻的覺悟。

三、絕非僅有「迷信」──運送軍火密謀革命

對於余清芳的革命,在那個年代,當然會有時代與社會的侷限性;那個年代,我島人的就學率,依據日人公布,該年只有9.63%[24];當時實務上,學童能夠讀完六年畢業的絕對不及半數,也就是只有4.8%左右;在那教育如此不普及,並且官方多方監視宰制的年代,民間要對先進的高壓政權挑戰絕不容易;動員無知的大眾,宗教信仰本是一大工具,只是領導人不能完全仰賴信仰,應該要有其務實的一面,余應該就是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但是,這場革命的失敗者確實為自身準備了一個很好的罪名──迷信、無知──其實那低智的教育,是統治者造成的啊;統治者卻很容易就可以取來羞辱我先民。

在教育極不普及,且教育根本不重視思考與討論的情況下,雖受教育也無力在面對稍微掩飾過的陷阱時脫困;因而許多起義事件,都不難被紀錄為屬於「迷信」的殘酷笑話。

本次革命事件,在所有公開的紀錄中都被指向愚昧的信仰與竟然使用傳統的冷兵器;從來沒有想過這位起義領袖的所歷練的「余少受教育,稍識文字,曾歷任巡查補、區役場書記,皆以品行不良免職,厥後,結交無賴,非為做歹,受戒告而不改,遂至入十八宿會,常以煽動愚民……」[25],設若都是真實的,這位曾經兩次受聘,隨時陪同日警出入辦案的巡查補,後來還曾出任區役場書記的「青年才俊」,真會竟然對於近代武器的威力毫無所知嗎?

由此問題,考察我島前人專訪該事件所有餘生者時,所曾出現的一項資料是──

「這是我所知、所聞、所見之事,余清芳。。。以台南亭仔腳為基地,假借廟要作醮來募款;募款範圍擴至台中,並且赴大陸買槍,用棺木裝運,後被人密告,日本政府即查緝買武器的人,余清芳得知……日本人稱抗日軍為『賊仔兵』,但抗日軍並無搶劫行為。。。」[26]

如果真的余是如官方所強調的那樣「迷信」,他何須募款買進大批槍械,且還勞煩如此秘密運送──據稱,第一批運送成功,第二批才被密告;何不啟用自身的靈符,豈不輕鬆安全?

其三、關於「殖民的治理性」──由該案的「革命理由」與其犧牲來考察

 「殖民的治理性」,是清華大學的留英學人姚人多帶回國內的重要觀點;其主要觀點可以濃縮為很吸引年輕學子的一句話──「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27]──然而,那是真的嗎?如果為真,是以怎樣型態表現的?這裡我們就以「噍吧哖事件」中的六大革命理由問題來考察日本的殖民權力是怎樣地,如留英姚博士所稱「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

一、六大革命理由

我們看當年官方審訊時期的報紙新聞中,可見當時的革命宣傳──簡言之,當時曾有人提出該事件中,我先民革命的六大理由──

「1.各種稅賦皆重,人民不堪其苛徵。2.日人蔑視台民,動輒罵清國奴。

  3.警察蠻橫,不分良莠,俱加施虐。4.培植製糖會社,霸佔農業。

  5.實行林野調查,沒收台民私有林野。

  6.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28]

對於該案,真正關心該案的研究者,應該都會認定那是該案極重要的部分,但是在該「全檔」245萬字的內容中,對於這方面的供詞,相對於其犯行與前述「迷信」的描述,可說極少。這樣的官方檔案,怎可能是真正正義法庭上應該有的應對。

任何法庭正常的問答,豈非應該質問,嫌疑人犯意的來源?追究其所言是否真實?例如,警察如何苛虐、不合理,例如,「盜水井」的惡質;或稅收如何沉重,讓人「生不如死」,以至於平常如何受辱,以致於革命之時,為何發生殘殺婦孺,才能稍解嫌疑人的恨意,等等……沒有這樣的論辯的法庭審訊,哪裡是真實的近代法庭?在所謂的「全檔」中,簡直完全沒有這類的檔案資料,這樣的偏頗的紀錄怎會有多少可研究的意義?

是否更不要說那所謂的「愛好事實與真理」的「本質」了吧?

當代學界在為殖民者辯護時有所謂的「殖民的治理性」[29],強調殖民者的政策推出都有高度理性的基礎,也就是有豐富的決策根據;因而,很能受到被殖民者的肯定;史實真是那樣的嗎?但我們由此「全檔」看來,他們只是羅列出了他們願意公布的部分真相,真的能夠獲得我們先民的肯認嗎,是否除非我先民都是已被高度愚昧了的──如該六大理由中的第六大理由所及──

「不予台民受高等教育機會,企圖奴化,愚化台民。」

對應於前及國語學校的教務主任大石教頭禁止留日回台的教師使用討論教學法啟迪我台籍學生之後,獲得提升成為總督府視學,從此,在強調「從順」,允准大量體罰的德育觀點下,其人在更長期依據其所謂的「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被總督府拔擢負責對於全台教師督導的事務,可以想見當年我學子所受的是如何貧乏的教育。

此外,該革命發生的當年,我先民努力爭取所獲得的深造機會竟然僅止於前述偏重農業勞動的台中中學校,確實可以為其明證;當年的殖民當局,若有所謂的「殖民的治理性」,該「治理性」應該僅是建立在易於唬弄、易於籠絡的愚化與奴化的基礎上的!

二、此「南部大陰謀」的規模與犧牲人數

本案在當時,官方的報導原稱為「南部大陰謀」;不但其涉案人數很多,其中有閩南人、也有客家人[30],並且也有被標記為「熟番」與「生番」的原住民參加[31];並且它由南部、中部而向北發展,可惜由於中部首先機密走漏,組織被破獲;然後,循線而南,南部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倉促起事而失敗[32];當時涉案而送上法庭的人數很多,曾有「世界最大刑案」之稱。

該案依領導人而可分為余清芳與羅俊部分與江定部分;他們都受到殖民當局所謂「臨時法庭」的一審終結;前部分先判決,被宣告死刑者866名,有期徒刑者453名,行政處分者〈指病死或是刑求致死者〉217名,不起訴者303名,無罪者86名,其他8名[33];後部分,後判決,被告272人,起訴51人,死刑37人,有期徒刑14人,不起訴者221人。

然而,實際的受難人數為何──送法院的人數之外,官方從來沒有正式的數據;我們坊間只可見到各種回憶錄中殘酷的描述──

「日軍擊潰革命軍後,進行搜捕,藉口配發良民證、重新登記戶口,並揚言『十五歲以上未佩掛良民標幟者,格殺勿論。』,統一分發良民證的那天,男人優先集合在保甲廣場,書記〈戶政人員〉簡單敷衍幾句後,日軍乃以機關槍掃射,集體屠殺。」[34]

「我們約有十幾個人,就在玉井國小前挖洞……到傍晚洞尚未挖好,日軍就把要殺的人的人帶來了。……卸去腳鏈後,每一個人令其跪在洞邊……軍刀一揮,頭就掉入坑內,旋即將身體踢進坑內,然後要我們把每一個屍體用鋤頭再撈起來,日軍即用刀挖開胸膛取膽[35],其殘虐實令人不忍卒睹。最後又令我們埋土。工作的同伴,都手足發抖……可是眼見日人蠻不在乎的樣子,也就顧不了那麼許多了。」[36]

「養母涉嫌參加余清芳的革命,得了人情關係,沒有受到應受的處罰,我的親戚卻死了好幾位,被判無期徒刑的也不少,秋琳舅被判有期徒刑15年,算是屬於輕刑的了。當時,我們聽見許多匪徒被押解台中受刑,手腳都被鐵絲串連[37]著魚貫而行,滿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流言造出了恐怖的氣氛,我怕得好幾天不敢出門……」[38]

「台南監獄……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嫌犯在此囚禁很長一段時間;當審判結束,罪證不足的一批人對外宣布釋放時,實際上就在這座監獄裡秘密處決了。也從那時候起,那幾棟……人人害怕的凶舍。」[39]

「台灣總督府…把江定等13名及主要人物潘春香等43名,分別收押……其他220餘人,則予以不起訴處分。可是這些人自被捕後,從未看見他們回家,據傳可能也是被日警祕密地坑殺。」[40]

此外,近幾十年來,在南部地區整地興工時,常常發現的萬人塚,使得作為後人的我們,認為常被提起的「噍吧哖事件」的規模與其在南、中、北各地真實的犧牲人數是一個我們應該關切的題目──尤其,我們是一個慎終追遠的民族,我們每年七月都體悟到無緣「同體大慈」,一起「同體大悲」地唸禱著「普渡」的禱詞;我們豈不整個社會更應該充分理解這個疑惑;為「普渡」當年曾有許多無辜先民的魂魄,還無依地漂泊在我們的百餘年來的時空中而探究。

戰後日本學者曾估計此事件最後的犧牲總人數,那是日人喜安幸夫在其「台灣武裝抗日秘史」中,曾描述而願意承認的:「除革命戰死300多人外,據不久前尚生存的慘案目擊者稱,約有二萬至三萬五千無辜的台灣人,慘死在日軍警手裡。」[41]

但是,根據我們努力探索,在似乎曾經很徹底被毀滅的、很有限的現存資料中,發現1915年與1916年關於台南廳的數據資料,當時兩年間的紀錄,該廳的農業人口竟然下降達22萬人[42],印證往後在國府時期先後多次發掘出無名千人塚、萬人塚之事,確實上述該日學者所承認之數據,應該絕對只是極度偏低的估計──也似乎說明與印證了為何1920年代初期,由於大正民本潮流的衝擊,我島上「台灣文化協會」風潮在台灣中部與北部大起時,為何在台南獨獨缺乏熱情的真實理由[43]

這裡又讓我們觸及了那所謂「殖民治理性」的說法,下一章我們將還有機會探究,我們當然不能只是盲信殖民者這所謂的「治理性」而任其欺騙。


[1]下村宏,出身於士族,東京帝大法科畢業;1900年,曾在八國聯軍時,出任北京臨時郵局局長;後赴比利時專研郵政儲金業務;1915年,內田長官因噍吧哖事件而辭職,下村接手;就任後立刻巡視地方,然後向總督提出「有關統治台灣之所見」,其意見當時似具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重視教育與宗教;面對該大案,對於國會中關於批判性的質詢,拒絕接受,強調將加強「教化」;其就任後,對於語言政策似有些尊重漢語的觀點,但對於實際政策影響則不大;1914年前後,島上曾經一度風行女權擁護論,至其主政,曾親自撰文批判「內礙之妻」而扼殺之;1918年,其任內改「民政長官」為「總務長官」;其最著名的事蹟是,離開台灣後,轉新聞界發展,離開政界;在1927年出版的「台灣略史」與1936年出版的「台灣治績誌」中,都沒有高調其地位。但是,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在右翼堅持玉碎的情況下,他在天皇身邊扮演了堅決支持投降的要角。似乎因而使其當年的政績轉受肯定,相對於後藤長官被稱為「創業期」的能吏,美稱其為「守成期」的大功臣。在帝國議會他曾提出上述「教化」觀點,應付議員的質詢;似乎可以做為後來田總督提出「教化主義」的前導;他真的很開明嗎?。

[2] 「里程碑」,上冊,張深切著,文經社,頁67、120、98;收入「張深切全集」。

[3] 「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著,頁7。黃玉階一生茹素,未婚育,信仰齋教先天派,為杜母之義兄。

[4] 「台灣省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轉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81。

[5] 據稱是蔡培火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中,答辯時的回憶語。引自「台灣民族運動史」,頁241。

[6]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94。

[7]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三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49。

[8]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四輯第二冊,省文獻會,頁626~627。

[9]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95。

[10]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163。

[11]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159。

[12] 指我先民對於人的壽命長短,受天命的擺佈,不受人間臧否影響;所謂「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天年」的感慨,是其一例。時人厭惡日人統治,投射此厭惡,就形成了政權也由天命的控制。余清芳革命時,流行日人政權僅有天命二十年。1915年,正是其政權應結束之年。

[13]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二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381。

[14]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61。

[15]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省文獻會,頁259~260。

[16]在日本文獻中,通常都將它稱為「西來庵事件」,說是由於該事件策源地在該寺廟,故稱之──其實,本研究認為該說法是殖民者要強調該事件「迷信」的性質;而「噍吧哖事件」之稱,是由於在台南、嘉義、屏東山區,日人死亡最多,我先民犧牲最大,因而名之;但是,該革命之開展,一般通說,是由於台中羅俊方面先被警方破獲,領導人余清芳得訊脫逃往台南山區與江定會合,進入噍吧哖附近;故對於該一失敗的起義言,該地名深具紀念性,但也僅有局部性,失去了「南部大陰謀」原本擴及中部與北部的發展;至於,該事件另稱為「玉井事件」,是殖民政府在1920年代為了改變人們舊日的印象,不少舊地名都改了新名字;「噍吧哖」被改為「玉井」,故該事件也有稱為「玉井事件」者;不過,由於該地名在日本有風化區的意義,對於有主體性的研究者,罕見使用。在我們島上,也有稱為「余清芳事件」,強調個人與社會的民族主義意義,頗為深刻;但是以個人來代表整個社會,若未充分說明,其意義對於「非余姓者」似易於被忽視;在本研究中,將「南部大陰謀」與「噍吧哖事件」常並舉,是希望儘量呈現該事件歷史的真實。

[17] 這種型態,我們若以文化民族主義來看,可能意義特別深刻;例如,西遊記、水滸傳,岳傳等等,數千年文化的古國,可以聯想而自我啟發的偉大故事太多了;這裡舉出五瘟神,應該是最恰當的、適合於失去舊社會庇護的人群,其社會心理自我投射的一例。

[18] 「成為匪徒梁山泊的西來庵」,台灣日日新報,1915/8/23。轉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27。

[19]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228。

[20]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25。

[21] 「匪徒事件公判」,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9月18日,記者報導。

[22] 1998年,我曾經代課於我初中時期的母校,五省中木柵聯合分部,今日的台北市國中,我在認識台灣的歷史篇講課時,曾為學生講述這段我先民的義烈可風的歷史故事,學生不僅聽得聚精會神,並且問我怎從來沒人提起,讓他們覺得身為台灣人很窩囊;它們說,聽得很過癮。故我有此語。

[23] 羅俊曾為教師,兼通醫術,又擔任保良局書記,曾經遊歷南洋;蘇有志是曾經相當成功的大商人,也是西來庵的執事;江定是領導一方的頭人;都不是泛泛之輩;各有其社會的識見,應該不是容易唬弄的腳色。

[24]「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新自然,頁275。

[25] 「匪首斷案原委」,台灣時報之漢文時報,1915.10.20。

[26] 「陰謀事件紀要」,台灣時報之漢文時報,1915.8.20,第71號。

[27] 「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姚人多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第42期,頁119-182。該文中以日人進行人口調查為例,強調殖民者如何求真求實,因而可敬可佩。

[28]引自「余清芳傳」,程大學著,頁32。原文見於〈「第二陰謀事件顛末──宛然是一篇小說」〉〈台灣日日新報〉,1915/8/19。

[29] 當今流行於學界的後殖民研究,在福柯一系中,認為過去的論述過份著迷於殖民帝國如何二元論地透過對殖民地人民的「扭曲」,建構出自我表揚的種族神話。他們批判,在這樣一個大致對焦在以文學文本為基礎的文化想像的研究路徑中,彷彿殖民權力永遠是一個不喜歡事實、不喜歡真理的權力,彷彿殖民國家什麼都不會只會一昧地醜化被殖民者。該論述已成為西方爪牙為殖民統治辯護的重要力量。在我島上,清華大教授姚人多屬之。〈以上由於個人對於福柯的著作沒有研究,不敢自評;引自「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的編輯室報告。〉

[30] 在該案的涉案人中,南化鄉中有被註明「廣」身分者,達20人。應是廣東人。可見於「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93。

[31]本事件中部員林、南投一系的主持人「游榮」與「李火見、李火生兄弟」,就是平埔族;皆可見於「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頁33、91、93、98、100。

[32]當時起義的情況,義軍雖然被迫在逃避緝捕中起事,但是轉戰幾庄,僅在甲仙埔未得手;而數百人攻佔南庄派出所後,因迭次取得勝利,士氣大振,但交戰傷亡,人數漸少;此時,因有傳聞已攻下阿猴廳與中國革命軍即將在安平港登陸,進攻台南,以及中國海軍軍艦也將前來,海陸合攻日軍;因而,募兵十分順利,義軍增至千餘人。惜因日軍的武器與訓練皆非義軍的舊式槍砲可比,終至潰敗;除了羅俊起義前已被捕外,最後並肩作戰的余清芳與江定也不得不分手,另謀再起。但在日軍威脅利誘的強力掃蕩下,余清芳先被捕,回其熟悉的山區藏身的江定,在半年多之後,才被當局動用地方耆老說降誘捕。

[33]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25。

[34] 「回首噍吧哖」,溫福住著,台南玉井鄉公所,1999年印行,頁64~65。轉引自「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2000年10月。該周氏之外祖父,當場被擊斃;大舅父因傷重致死;二就負責伏在死傷者下,幸而逃過一劫。

[35]此資料,原以為孤例,不擬用,後因在日本維新史中有類似之事,且在我島的雲林大屠殺與霧社事件中都有類似的史述,所以,在此處也予揭露。

[36] 「余清芳傳」,程大學著,省文獻會,頁183~184。

[37]此一描述,難以想像;然而,往後還曾見於光復後之台灣史中,為留此歷史脈絡,故乃如前述的我先民遭「取膽」事例而引用之。

[38] 「里程碑」,上冊,張深切著,文經社,頁67。

[39] 「埋冤1947埋冤」,李喬著,下冊,海洋台灣出版社,頁301~302。也有日本學者稱「台灣民間曾謠傳經大赦令後來刑滿出獄的人,半年後莫名其妙的死亡,在他們出獄前,曾接受打毒針云云。」〈引自「台灣武裝抗日史」,喜安幸夫著,廖祖述譯,作者發行,頁168〉

[40] 「清廷台灣棄留之議」,王詩琅著,德馨室出版社,頁145~146。對於此江定的部下,另有一說為「其他有義士227人被捕後,據傳全部被警察活埋而殉難。」,可參見於「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著,上冊,蓬島文化,頁449。

[41] 「台灣武裝抗日秘史」,喜安幸夫著,頁166。

[42]這是本研究仔細考究各種現存資料,發現的數據;那是分別見於1915年排印的「南台灣」,第二回南部台灣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日本大正四年排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印行,頁8。台南廳農業人口為334,234人;1918年排印的「台南廳管內概況」,大正五年庶務課編,大正七年排印本,成文出版社影印印行,頁41。台南廳農業人口為113,000人;前後落差達221,000人,故有此言。

[43] 學者林柏維在其專著中,曾經如此描述其不解,「自1923年十月文化協會本部移設台南開始,台南州的會員人數並未因此而大幅度的增加,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顯然以蔡培火為專務理事的文化協會台南本部,並未大力開拓會員人數的成長,……」,然而,台南本部真會如此怠惰嗎?當年噍吧哖事件消失的人數如果是二十萬人上下,官方可以封鎖消息,但是民間親朋好友鄰居的恐懼,台灣文化協會台南本部的熱情智識份子,怕是很難真實理解而看破,只能認命地被埋怨,台南本部辦事不力了。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五 ──理番政策〈由樺山總督至兒玉總督〉| 郭譽孚

本書開篇以來,我們還沒有關切到原民的部分;這是由於日人來台之後的政策,原先就偏重在對於我島最多數的居民的鎮壓和宰制上;那一方面的鎮壓和宰制一旦開始論述,沒有到達一個適當的段落,難以停止的緣故──如今,我們對於漢族的處境已概要地描述到一個段落,現也要來關心原本似乎不太受到侵略者「關切」的──即指「殺戮與攘逐」──他們稍後在歷史中,是受到統治者怎樣的「關切」?以下,就是殖民者最初的形象與其在時局中的發展。

  • 樺山總督的訓示

我們前面提到樺山總督是一位「台灣通」,那是他在牡丹社事件前曾經來台做情報偵察;而由他當時曾親自冒險進入蕃地,並與蕃人交際,其實,他也可說是當時的「蕃地通」。他在1895年8月25日發出了關於理番政策的第一號「關於接待生番的訓示」,其中顯示他無知於原民的馘首信仰,或也為醜詆我漢族先民而強調「生蕃……一令其心懷惡感,則日後無法挽回,觀夫二百年來,敵視支那人而敢為反抗,可謂確切之例證;果欲開拓本島,必須先令生蕃馴服,……倘使生蕃視日本人如同支那人,則本島拓殖大業,勢必大受阻礙,故本總督欲以綏撫為主。」[1],因而,日本學者皆稱此期理番政策為所謂「綏撫政策」。

在該訓示中,讓我們很容易地發現樺山理番政策起始的特殊之處──很早,他們就注意到應該如何分化他們在我島上的對手了[2]

關於往後的理番政策,由於總督府的決策還一直以壓制漢族為主,因而沒有餘力對付原民;我們可以把其作為依時序先後而分為三期,即由桂到乃木的撫墾署制、攘逐殺戮後的剿撫與圍堵時期,來分別認知。

  • 桂總督到乃木總督,撫墾署的綏撫政策

簡言之,就是把原民居住的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與漢人的普通行政區分開;由撫墾署來治理蕃民蕃地。外表看來,主要沿襲清代撫墾局體制──該局中,總辦一名,委員一名,幕友在總局四名,屬二名;司事四名;通事二至十餘名;另有防遏蕃害、保護墾民的局勇四至八名與醫生與其他雜員之設置[3]

此時,總督府的撫墾署內分置主事八人,為各撫墾署之長;技手22人,受署長指揮,經理署務;通譯生11人。與前清頗有對應[4]

其實,兩者間的差異頗大,除了清時的局勇、醫生與那些雜員,此時該署都未設置外,該署的職能較前清的局,卻更擴大包含了前清樟腦腦務局的監管職能;也由於樟腦貿易在當年的重要性[5],因而,才會出現總督曾提議每署設巡查20名,但因經費不足,未獲允許的情況──原來前清末期腦務為私營,腦務局僅負責海關收稅之類;此時,腦務轉為公營,由該署負責,故管理與取締的人力需要比前清局勇大大地增加了。這是兩者明白的差異。

但深入的對比,殖民者的撫墾署下,沒有設醫生,自稱各署員可兼任簡單醫療,以省經費;其實可反映了殖民當局雖曾提出「以赤誠守信義,撫育無誤法,史歸順番民服從,絕非難事也」[6]與所謂的「不論中國民族或番民,同被日本文化,極力多數移住我內地良民,使其彼此相接近,漸次移風易俗為上策。」[7]之說,但以其神裔自大的民族性言,其確實具有根本「不把我原民當人看」的強烈歧視觀點,自然無為我原民設醫生之必要。因而,過去學者雖說「樺山總督對清代的撫墾局有相當良好的評價」[8],可能應該也要提及兩制間存在著這類歧異,才能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段史實吧。

樺山總督時,開啟此制度,所謂「綏撫」,其實只是避免原漢聯合;後桂總督短暫在位,難有變動;至乃木總督就任後,如我們前面所見,他雖受命要「一視同仁」,但仍繼續進行殺戮;義軍不敵,多有逃入內山者;據稱由於擔心「原漢聯合反抗」,因此更強化了上述「撫育授產」的綏撫政策。所以,該制度少有改動。

然而,這樣的所謂「撫育」,並不能阻止「番害」的發生;所謂「番害」,可以1896年12月,乃木總督時,發生在花蓮新城的「新城事件」為例[9];由於日軍不僅破壞原民芋田,並且先後兩次姦淫當地番婦,引起太魯閣番突襲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13人;當局不僅不自省認錯,直接於1897年1月10日起接連發動現代化軍隊、軍艦「葛城」,及動員南勢阿美壯丁征討,但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且瘧疾流行,只能在5月停止撤軍。該次征討失敗。據日人稱,太魯閣番的反抗與漢人通事李阿隆的指使密切相關,正可說是他們所歸罪的「漢番聯合反抗」的一種形式[10]

1897年,全年各地都有番害;當局曾經討伐新竹大坪、上坪、內灣等地;次年初,則發生討伐太魯閣的情況。

根據日人官方紀錄,由於總督府全力對漢族鎮壓,因而,在理番問題上,甚至於採取儘量迴避與番人交涉的方針;以至於在1897年1月,總督甚至曾下令,「欲行起訴番人之犯罪案件時,檢察官長應先請示台灣總督」[11],也因此所謂「政策」,實僅有若干設施;如前述的「官設隘勇」即是,另外,則「探勘番地」[12]與資料蒐集的「調查研究」以及番人的簡易教育,如禮儀、沐浴而已[13]

那是總督府內殖產部與內務部的衝突;前者重視樟腦業的採收,倘若無法與原民妥協,將威脅我島對外貿易,影響財稅收入;後者則由於番害嚴重,影響地方治安;希望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而一勞永逸;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島內還有從事樟腦業的外商,他們的生命財產必須保護──再發生引起國際問題、國會關注的雲林事件〈即,雲林大屠殺〉是他們真正擔心的。

正是因此,儘管前述1897年5月,總督府發布「地方官官制」,總督已把民政局權力收回[14],撫墾署不再直屬於民政局,而降級隸屬於各縣廳,被學界認為就是當時理番政策由綏撫轉向積極管理的發展,但是乃木在1897年12月還以總督內訓,強調了在理番政策上不變,仍採取綏撫政策[15]

  • 攘逐殺戮漢族後,兒玉的「威撫兼用」

上述情況,到1898年6月,兒玉總督就任後,才大改變[16]。就在該月,兒玉總督在殖產會議上預告了往後不再「綏撫」的新方針──

「平地各種事業,今已漸告就緒,需移步武進行番界之拓殖工作,而棲息番界之番,人頑蠢難馭,野性等於禽獸,若饗之以酒食,加以撫慰誘導,則長年之間,當見其相當進化,然而現下急需經營以新領土,絕不許以如此遲緩之手段,正宜致力掃除前途之障礙。」[17]

那是他一面積極施壓反抗的漢族義軍,並推出招降政策,一面利用前清樟腦業者擁有對抗番害的自衛武裝,即隘勇制度;我們由,1900年,總督府追加預算,增加了防番費24,000多元;同時,秘密訓令開始在台北縣與台中縣設立官辦隘勇,注重素質[18];顯然,對於隘勇在「防番」與「防止漢番聯合」上的成績,可以接受;尤其,此後,官辦隘勇的情況日增,可見當局應該是頗為滿意的。這顯示了綏撫的政策逐漸的改變──但仍努力維持番人與日警少交涉的原則。

同時,他逐漸展開了一連串剿番的殺戮行動;例如,1898年八月就討伐了新竹方面泰雅族;1900年八月,討伐了大嵙崁的泰雅族;1902年,討伐新竹南庄的賽夏族、苗栗的馬那邦社、恆春的排灣族;1903年,討伐了阿猴的拉巴爾番;1905年,討伐了台中的南勢番……當時的情況,日本官書自述稱,「由於當時的討伐效果少,因而番害自然多。」[19],顯然其效果是不滿意的。

此一理番政策的變化也顯示在其該年新頒的「地方官官制」的改變上,原本的撫墾署與警察署完全被廢除;只在縣廳之下的辦務署中設置負責「番人番地」的第三課,全由警察負責其業務[20]

是在上述兒玉的指示下,1902年,乃有了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那著名的、強調「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番地而不見番人。番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21]的關於番政問題的意見書,與1903年那簡明的三條「理番政策大綱」之提出;從此這種與前清絕不相同的「不把番人當人」的觀點,成為當局理番政策的主軸。

因此,1902年,出現了對於番界警察的任用特例,即免除其考試──把原民「不當人」,則其行為自不受法律的規範;例如,對番人不是用普通刑法,其處置僅重視有效的威壓;當然,其最有效的威壓物是近代化武器,例如,山砲、臼砲等,就在1903年開始設置於樞要番地;1904年,則在各要地埋下地雷;另在番害最嚴重的地方設置了高壓電的鐵絲網。至1905年,則開始在各地普遍地使用這些近代威懾科技[22]

日本學者在此時強調「威撫兼用」,因為持地提出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把番地分為南、北兩區,對北番主剿,對南番主撫;好像真的只是區別對待,既忽略了那是一種分化;也忽略了他們共同地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待遇。因而,往後沒幾年才會在當時被當局視為模範番社的新竹上大坪地方竟發生了日據五十年期間抗日殺戮日人次多的「北埔事件」──要到二次大戰需要原民們成為砲灰時,才取得了日本人的戶籍,即得到了日本人的身分,而能成為日本兵源〈詳後〉。

這也就是後來被日本學者尊為「番界調查第一人」,最後竟死於非命的森丑之助,所批判的──「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23]之開始。

  • 日俄戰爭時期的圍堵政策

 在前述的「不把番人當人」的政策下,征伐原民的軍事行動,收效不佳;而東京當局對於維持台灣統治的花費,深感沉重;巨大財政壓力下,總督府可開發的資源,除了加強剝削平地的地租外,最主要的財源就是各種專賣,其中以樟腦專賣的利益最高;但維持樟腦產量必須逐漸深入番地;這時平地統治已漸安定,1903年起,殖民當局透過警察本署連續三年舉辦三次全台與番務有關者統一意見的「番務會議」,該會中不僅完成了前述以近代科技防番的隘勇線,並以該隘勇線的推進與連結來封鎖與鎮壓我原民的設計,並且,對於警察在番務上的使命,確認其概要如下──

「防番以外,更應負起積極推動殖產事業……隘勇線的推進,…。從最有利益的地方開始著手,至於山腳村庄地區的安全則有保甲人民自行負責;…採取『撲滅之策』,凡是妨害事業的發展者,格殺勿論,至於撫育政策因為緩不濟急,不得再行採用。」[24]

這種使用隘勇線的推進來代替軍警發動的武力攻擊,其戰力自然不及軍方行動;但是警方掌握的隘勇線通常比軍方對於兇番有更多的理解,更能以孤立的方式,其決然的「格殺勿論」,因縮小打擊面,僅對於出草殺人的兇番嚴懲,對於其他番社則施以交易與授產給予方便而進行懷柔的安撫,這樣以分化的方式瓦解敵番、殺戮敵番的作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與我們前面論及的大和武尊透過交友殺敵故事的犯行頗為近似,不另贅述。

不過,可以顯示本其統治方針的,除了隘勇線的推進,鎮壓與封鎖了我原民的生存空間外,在1903年,發生在中部山區,日本官方紀錄中的所謂「南北番大鬥爭」[25],是一個可以充分顯示當局理番政策簡直已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個重大的例子。

那是日方利用南番布農族的干卓番,向北番霧社番提出願意埋石和解兩番往日的仇恨,要在兩番交界之處,飲酒講和;其實秘密埋伏干卓番,趁著霧社番當晚酒醉之際,進行屠殺;該屠殺計畫順利成功,一次霧社番被殺死一百多人;該事件後,南北番的互信關係完全斷絕。霧社番過去龐大的實力難以恢復──前述當局重要的「理番政策大綱」的第一條,關於將南北番分而治之的提示,才獲得確實建立;而北番的翹楚霧社番,在該年底,其頭目自動下山,向日方請求准許鐵器的供應,並表示願意充任隘勇;從此直到1930年只能成為殖民當局口中,全島的「模範番社」。


[1]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56~257。根據「理番誌稿」,第一篇,頁2,當時稱呼為「支那人」,故改用之。同在此書的該頁中,民政長官水野遵也醜詆我先民稱「夫蕃民常事殺戮,以襲擊中國人為能事,實因中國官民以譎詐欺騙蕃民所致。」。

[2] 分化對手的情況,在今日,我們還可看到一些隱晦的紀錄,例如,「1895年,日本與東台灣接觸,聯合台東卑南族,阿美族、組成義勇隊,攻陷抗日民眾。」,可見於「台灣原住民與土地關係之研究─花蓮、台東部分」,委託單位,行政院原委會,研究單位:中國地理學會,1999年印製。頁100。這並不奇怪;日本神話中有須佐之男斬殺九頭大蛇的故事,是每個小孩都熟悉的故事。

[3] 此外,撫墾局還有「番婆、教讀、教耕、剃頭匠」等雜員,是此時撫墾署所無的;由於此時新制初起,功能不可能完備,因而,此部分不做比較。〈番婆是女性原民嫁出內山者,負責招待內山原民外出的食宿〉

[4]清時的「總辦」,似等於日殖下的民政局長;委員等於主事,多為營官;幕友等於技手;主事補等於司事;通譯生等於通事。更加上局、署之間一字之差,於是就有殖民者沿襲前清之說。當時總共11署,任命8名主事後,其餘3名由他職者代理;並且因蕃地的蕃人多擁有刀槍武裝,屬危險地區,故其署長大多由軍人出任;與前清的委員多為營官相近。

[5] 清代腦務局統計,每月收入的灶稅和釐金,共計五萬五千餘元;一年總計達六十六萬兩千餘元;當年由淡水港輸出的商品中,樟腦的出口額僅次於茶葉。而樟腦產於山區,番人問題處理不慎,可以引起出草;在1891年10月至1892年八月,香港市場沒有台灣樟腦的交易紀錄,據稱就是發生生番糾紛的結果。

[6] 「理番誌稿」,第一篇,頁10。

[7] 「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省文獻會,頁143。

[8]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6。

[9] 此一太魯閣番事件,在當年的地位應該十分重要,既顯示了當年日軍的軍紀不佳的實況,也聯繫到1907年太魯閣的威里社事件,到1914年,日軍動員兩萬人征伐的太魯閣戰役;對於往後總督府的理番政策應有重大的影響──採用隘勇線制度,可減少日番接觸;可惜在藤井女士不只是在上述的學術著作中,竟然全無提及;在後來簡直作為官書,藤井教授於2001年出版的「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中,也未提及該重要事件。

[10]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潘繼道著,台灣文獻第61卷第一期。file:///C:/Users/User/Desktop/401061114_%E8%8A%B1%E8%93%AE%E5%9C%B0%E5%8D%80%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6%85%B0%E9%9D%88%E7%A2%91%E9%81%BA%E8%B7%A1%E5%88%9D%E6%8E%A2.pdf

[11] 「日據下的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

[12]例如,以測量言,由陸軍測量隊隨著各地守備隊的軍事活動而展開,在1896年二月已經完成平地部分的測量;然後,就開始著手進行番地與周遭各島的測量。番地與島嶼的測量都有探險隊的性質,其中最大規模的是1897年三月,紅頭嶼的探險隊共有103人,還邀請了美國記者大衛生;其他另有六次,都是奉派踏勘鐵路交通線的測量,是較小規模的,成員在1~20名之間;其中深堀大尉所帶領的一隊15人,由埔里經霧社,入中央山脈往花蓮港途中,全數失蹤;經查是在奇萊溪上游被太魯閣番殺害。就是一例。

[13]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298~301。

[14] 民政局之下,原來有八部一署;即,總務、內務、殖產、財務、法務、學務、通信等八部,一署即撫墾署;與民政局對應的是軍務局。1897年,乃木的改革是縮編,民政局下僅剩外事、縣治、警保、衛生、法務、學務、殖產、通信等八課。在縮編之下,軍務局消失,改以海軍幕僚與陸軍幕僚,直接隸屬於總督。另,財務部獨立為財務局,直屬於總督,民政局長失去了財務權,其實力更是大大削弱。

[15]這應該是乃木總督晚期一面想收回民政局的大權,一面在動盪的百忙中,仍意圖大力理番的型態──他並未退縮,相反的他計畫推出前述「奠立警察政治」的前身時,做為他設計的「三段警備制」中的一環,即被視為可能利用熟番而取消撫墾署的「護鄉兵」。然而,該設計的展開並不順利,乃木就辭職了。有意者可參考「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治津枝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頁55~59。

[16] 此一改變,我們前面已提及,總督府恢復民政獨大、且較水野時代更為有力的體制,其長官為民政長官,民政部轄下十六課;總督府新制中,海陸軍幕僚不能參加與軍部無關的會議;其後有一千多名官吏去職。

[17] 「日據下之台政」,一,省文獻會,頁341。在一般抄襲日人著作時,很容易忽略這個重要的指示,僅強調總督府參事官持地的說法,並說其作為受到美國的影響,個人認為總督的指示應該是參事官研擬發展的大方向,並且合於日本神裔自大,輕賤弱者生命的傳統,所以,在此提出此指示。例如,在藤井教授的名著「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中,就沒有提及。

[18] 除了重視體格與能力外,其素行也在遴選之考慮內,然後給予武裝配備;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抗日份子混入其中。往後,民辦的稱為隘丁,官辦的稱為隘勇。

[19] 「台灣治績志」,井出季和太著,南天影本,頁320。

[20]該辦務署由警察主導,設在平地,依實際需要再向番地或山腳地區設置辦務支署或警察官派出所。據稱如此每年可樽節20萬元經費。

[21]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26。

[22]同前書,頁144~145。1906年,地雷埋設擴大到南投、斗六、蕃薯寮、台東四廳。

[23] 很遺憾的,我島學界,對於此觀點似乎完全無視;「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417。

[24] 「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番政策」,藤井志津枝著,國立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頁153。

[25] 同前書,頁157。

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四 ──國際聯盟開啟的理想時代 | 郭譽孚

1918年11月,一次大戰結束;國際聯盟是歐戰中戰勝國主導重建戰後新秩序的組織;當戰爭正式結束前,已經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懷,戰爭結束後,立刻付諸實行;它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最大的意義應該是醜惡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同時被充分地被高揭起來,被廣泛地看見了;尤其,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與保守的理想主義之間的互動;其中有多少是戰時為了動員社會底層共同捍衛自身的體制才提出的;那些美好的說詞,也使得沒有直接赴歐洲參加歐戰,甚至原本抱持著神裔自得的日本社會也開始嚮往起平等與自由的世界。

這段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沖動了日本傳統社會,前面那影響重大的「米騷動」,使藩閥感到無法應付,才有出現原內閣的機會;但是如前述,「米騷動」影響雖大,其前雖發生過政黨主催得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該騷動發展的型態卻讓所有關懷者都感到那是前近代的型態,所以當時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西方社會問題的革命化;以下,我們把這前後的歷史文化脈絡做這樣的論述。

  • 脫亞入歐

日本社會是個階級性的社會,雖然好像都是「神裔」,但彼此階級分明;另方面,階級就意味著本分與特權;這特權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日本武人的權利,……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就叫做武人的威風,遭受這個整體壓迫的,就是孤苦無告的小民。……」;就由於這樣的習性,在國際關係上,雖然號稱「文明開放」,他們很早就接受了西方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觀點,例如,前及的啟蒙大師福澤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公開發表了「脫亞論」──「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1]──鼓吹「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與「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順利的發展;這「脫亞」肯認要「模仿西洋人」,而西洋人都是指歐洲人,自然也有了「入歐」的意涵。

如前所及在明治時期曾有一段雷厲風行的西化時期,可說正是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後來雖然被國學派大力抵制而未能繼續全面進行,但是在接受國際事物上,以其為前導是毋庸懷疑的──時序來到一次大戰,依此指導原則,它將如何面對此時的西方思潮。

  • 威爾遜、列寧、俄國革命與國際聯盟

英、法、俄、義協約國與德、奧、匈、土同盟國兩個集團的對抗,美國遠處海外,本沒有參加的必要;但是,這時的美國總統是著名辯才無礙到被喻為傳教師的法政學者威爾遜,因知歐洲發生戰爭,對他們而言是個做生意的好機會;1914年8月,歐戰開始後,它們立刻發布了「中立宣言」;然後就鼓勵大企業像對立的兩集團提供戰爭物資,大大促進了美國的繁榮;此外,他還曾坦述「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獲勝。……儘管德國在殘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國也在攫取財富」[2];因而,要到1917年,德國展開無限潛艇政策,威脅到上述他所認知的美國利益後,他才在該年4月,以他那「措辭用語極能感人」[3]的演講,請美國國會通過國家進入戰爭狀態。參加了協約國。

就在稍前,1917年3月,戰爭進行已兩年多的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沙俄倒台,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但11月,又發生十月革命,4月才返俄的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人革命成功──在二月革命成功之際,在海外社會黨人爭論中發展的他就起草了「遠方來信」,已提出「真正民主的、真正光榮的和約」,主張「不受任何條約的約束……立即公布所有的這些條約,以便讓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盜目的當眾暴露……一切交戰國馬上締結停戰協定……工人農民的和平條件,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附屬民族、被壓迫民族和沒有充分權力的民族」[4]

十月革命後,他呼籲協約國全體停戰,「本政府所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實現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俄國政府向一切交戰國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和約」「廢除秘密外交」,並向交戰三強國的工人呼籲「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即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效地進行到底」[5],協約國沒有答應那種和平;12月,蘇德簽訂停戰條約──俄方在極為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6]下;1918年3月,俄軍與德、奧停戰,退出歐戰。列寧這一態度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引起各地社會黨人相當的回響。

威爾遜在戰前是美國保守派的學者、教育家;在1914年的演說中,他就曾自述「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商人的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地區。當我想使自己成為一個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7];1916年,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是強調和平主義的「他使我們免於參戰」;遠離戰場的他使用「和平」兩字,如是描述著「和平而體面地征服國外市場,是美國合理的雄心壯志」[8];1917年,他曾經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來調解兩集團之對抗;二月革命後,他首先承認俄國政府;我們不知,他與列寧所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彼此誰受到影響,但列寧的停戰呼籲,則當然影響了他──1918年1月,居於世界獨強地位的他,競爭性地提出了漂亮強調戰敗國家境內「民族自決」「國際裁軍」與「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國際組織,保障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等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作為他理想中的「世界和平綱領」以對抗列寧那可能動盪世界的號召。

他的這個文件,由於戰爭時印成傳單,散播敵軍後方,很受東歐民族的歡迎[9],也引領世界成立了戰後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卻拒絕成為其正式的會員國,也就是美國拒絕給予支持;歐戰後,美國已是世上國力最強的國家,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自然很難帶給世界真實的秩序;不過,列寧與威爾遜他們的作為,在各地所激起反思,卻足以在各地給其統治者帶來了各自的難題。

三、西伯利亞撤軍問題

    當初出兵時,日本外相是由我台人所熟知那惡毒卻不敢拂逆軍部的「能吏」後藤出任,在他所謂的「如考慮到帝國國民之財力,知識及性格,在相同條件下終究不能與歐美人競爭,可知,防止美國在西伯利亞活動之措施,必然是以我所擅長之武力活動,彌補我國民不足之處,由此在競爭中獲勝。」[10]之下,寺內內閣決定了出兵西伯利亞。

    出兵需要準備大量米糧,米價更高漲,也更促進了「米騷動」;上述三百婦女和警察衝突,演成暴動;不數日間波及全國,以致最後當局只能出動軍隊鎮壓,才使各地平靖;暴亂影響太大,因此,至9月,雖受山縣元老護持的寺內內閣,也不能不辭職。此時距大戰結束只有兩個月。時當人民大騷亂之後,新任內閣特由平民出身的原敬接任。

寺內派往西伯利亞的軍隊,當初期順利達成救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後,就該撤軍;但是由於陸軍參謀本部中有部分軍官對於西伯利亞具有相當的野心,造成其後的增兵;這樣的野心,雖大戰結束,凡爾賽和議已成,竟然還派出新的師團;直到英、法、美軍都已撤軍完畢,還把日軍留在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鐵路沿線,隨時遭受到俄軍小部隊的偷襲[11]。這時候是原內閣時期。

雖這時是護憲運動之後,軍部氣勢已稍降,但是原內閣卻不能及時處理[12],以至於終於在1920年5月前後,發生了日人七百人犧牲的「廟街虐殺事件」;當然,這對於日人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也促成了朝野的反省,當時的情況是雖是要開始撤兵,甚至找不到撤兵的對象。往後幾經周折,到1922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成,陸軍還須向海參崴出征的荒唐情況[13]

出兵西伯利亞,可說是與後來偷襲珍珠港類似,是軍方在事後承認的大錯誤[14]。我們前面每論及殖民者不會承認在我們島上的政策錯誤,而這兩次海外的大錯誤,可說是由於其對象都是國際社會的列強,所以,軍部是不敢或無法抵賴才承認吧。

  • 由韓國三一運動到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的東亞,先後發生了這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日本學者曾經如此描述韓國三一運動──「受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朝鮮也廣泛開展了三一運動。在東京的朝鮮學生幾乎全部〈約600人〉在二月八日集會於東京神田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召開獨立大會,決定發表宣言,但中途被下令解散。在朝鮮京城,三月一日有29人集會,通過獨立宣言書,唱朝鮮獨立萬歲後到總督府自首。以此為契機,暴動在朝鮮全境擴大起來。日本政府在一千幾百處布置了軍隊,到年末終於鎮壓下去。」[15];當時的情況,是原內閣;據原敬日記所見,它的態度是「訓令朝鮮總督:『要把此次事件視為對內對外都極為輕微的問題。但實際上要採取嚴厲的措施,以期不再發生』」[16]

當時的歷史大環境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前述1905年受歧視的華工工約以來與各地收回路礦利權問題上的憤怒,經過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在1月就提出了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問題,但會議竟不受理,而要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當然很容易激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朝鮮三一運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可說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國五四運動,正是發生在朝鮮三一運動後兩個月,蓄積了清末以來我民族所受的屈辱──尤其是不久前那日本簡直要把我國蔑視為其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與身為歐戰的參戰協約國的一分子,派出大量工人參戰,竟然在和會中不能根據「十四點和平原則」收回德國過去在山東取去的所有利權;美、英、法諸國竟然要把山東利權轉給帝國主義者的日本;對於原本在歐戰後受到西方理想主義辭令迷惑的所有民眾,無分中、日、韓、台,當然這是一個逼使他們不能不省思與重新認清列強帝國主義真面目的深刻事件。

當年歷經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改組中華革命黨的孫文,正省思了這個問題,在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存亡問題」的大文,其中對於大戰的雙方都有深刻的批判──

「……如謂此役為正義而不得不戰乎?則德國方面,其違反人道之處,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同是對付敵人,何以英、法用以餓死人之政策,便為甚合於人道,而德國稍稍管束征服地之人,便不可恕?……謂德國代表有強權無公理之勢力,德國一勝,公理將淪;則試問英國……逼我吸銷鴉片,劃我國土地為彼勢力範圍,據何公理?法之吞我安南,俄之吞我滿洲,間我外蒙,又據何公理?就此數十年來之歷史,無甚高論,協商國亦豈非有強權無公理者乎?數十年前,英國能用其強權以行無公理之事,則不顧公理,今日英之強權遜德,則目德為無公理,而自諱其從前之曾用強權,……吾知公理人道云云不過極少數人所誤信,至於大多數主張戰爭者,皆不過借為門面語,並不實心信奉,所以三數語後仍舊露出利害之辭……」[17]

而巴黎和會中,中國山東問題與各地弱小民族與殖民地的問題,在現實中,竟完全沒有得到威爾遜所高標的「人道、正義、和平與光明」的處理[18];國際聯盟沒有實現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辭令,卻喚起了殖民地人們心靈中深沉而巨大的尊嚴呼聲。

五、日本式的社會與國家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脫亞入歐」的日本,如何考察自身的處境?如何努力由自身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中發展出它們最大的潛力,以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1944年出版的「帝國在鄉軍人會三十年紀念刊」中,描述了這段歷史的開端──

「1916年乃日本國家危機時代的開始。自1919年殖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陷入黑暗的深淵,絕非過甚其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自由流入,加上唯物主義、功利主義、金錢萬能的信仰滲入每一階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思想如傳染病似的散佈在學生和青年工人間。誠實地為國家著想的有識見有智慧的人不忍見此。」[19]

其實,作為文化與社會的武士傳統的陸軍,對於如何鞏固自身的社會結構,從而強化自身的社會基礎,其考慮的時間更早;他們早就注意到「團結不但能消除內部衝突,也使日本能以實力面對外國人」,因而,在明治維新後,既使在1870~1880年代失去權力的異議份子和明治政權的其他反對者,在這點上,都與政府同意;因而,他們有意識地努力建立了「一個不受文人控制,卻不論中央或地方層次〈在地方層次上,影響經由徵兵制度產生〉都能影響文人政府的軍事組織」[20]

前面提及的山縣元老是其堅定的主張者;桂太郎與寺內正毅是其主要參與規劃推動者;而未來將要出列在政友會總裁大位的後備役將軍田中義一,是他主要的實際主持推動者。

他們最早的型態是透過地方上擁護政府的退伍軍人團體,高調「研究軍人精神、增養活力充沛的天性,改進公共道德,提高軍人聲望,並成為一般大眾的模範」起始;然後,利用地方上好戰組織的原始草根性,設計受過教育的地主兒子只需服役一年,就以中尉階級退伍,而它們的佃農卻需要服役三年或兩年,但回家時仍為士兵的制度,讓地主兼軍官感受到該服役一年是於己有利的;因為該服役加強了村民對於當地領袖的尊敬。此外,地方社團提高了軍人的聲望,並且增強了團結與生產效率,也阻滯了地方分離運動的發展[21]

他的特色是使這個協會成為一個社會教育的機構;努力「統一並指揮這個組織以達成舉國一致,而同時又能允准下級有足夠的自主,至少呈現這協會表面上的獨立性並確保龐大的會員人數。」;他們描述為「以私人協會方式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法律上受陸軍大臣的指導,而不受其指揮。」[22]

上述的組織,據稱1906年,全國有如此4,000個以上的地方組織;1910年,則增至11,000個以上;該年,全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在東京盛大成立,繼續不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發展;1918年,其中央總會之下,已有分會支會達13,000個以上;會員達到2,300,000人;[23]這個強調私人協會的組織,發展蓬勃。到1926年,在上述的基礎上,陸軍還是不出面,由文部省發表關於青年訓練所的命令,要求地方社區應設立四年制學校,容納八成的強迫教育後不再升學的日本男子,負擔其經費;那些15~20歲的男子,將在四年內在該學校受滿800小時的教育──包括400小時的軍事訓練與100小時的倫理教育[24];因為他們深信「訓練十幾歲少年作軍事演習可產生較好的個別公民」[25];該年,這個訓練開始時,據稱就有800,000少年參加[26]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們很大的衝擊;他們看到德國如何發動總體戰,正能呼應它們這個武士民族對於戰爭型態的「偉大想像」;雖然在它們組織下的民眾,在1918年,也不乏有參加「米騷動」者。

不過,田中的豐功偉業上,據稱在其擔任陸相主持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曾發生「曾經吞沒出兵的大批機密費入私囊」[27]的事件。

我們的島嶼台灣,身為日本的殖民地,處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在朝鮮三一運動之後不久,寺內內閣下台,明石總督與寺內先後病死;當時,在朝鮮總督府出現了被韓國史家批判稱「本質不變」的「文化政治」[28];在我們島上則出現了日據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所謂「文官總督」田健治郎。

這也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本研究稱之為「大正民本」的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在時代的衝擊下,據日人自身的描述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美國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運動,對人權運動是強大無比的支持。在台灣,內地人被本島人殺害、刺傷、打傷或丟進池塘裡等諸多報導,經常散見於各報,這些新聞報導的都是下層階級的內地人仍以領台初期的態度對待本島人,所以自食惡果……台灣社會已無法再用領台初期的單純構圖加以說明了。」[29]當時,我們的島嶼社會在被強烈侮辱與損害之餘,殖民者卻是如何任意的安排著我們的未來。


[1] 福澤諭吉著,原刊於「時事新報」,社論,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2] 1917年,威爾遜在內閣中語。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277。

[3] 「威爾遜總統百年祭」,法蘭斯‧法默著,陳國新譯;華國出版社,頁8。他的講演,有人批判他的作風,稱,「老是找些極高超的理想來鼓勵和改造公意。」「他被自己的美妙辭令所麻醉」。

[4]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33~134。

[5] 「第三國際史」,上,鄭學稼著,台灣商務,頁108。

[6] 德軍強迫革命政府放棄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等國土地與過去俄土戰爭中割取來的土地,這引起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該黨其他領導人大都反對,但德軍堅持威壓;幾次拒絕,最後在德軍最後通牒與挽留列寧的情況下,接受了德軍的條件;簽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該約中,俄方總共損失126萬方公里〈四分之一國土〉,人口損失則達6,200萬人〈四成四的人口〉,另,農產損失33%,工業損失54%,製糖業損失80%,鐵礦損失73%,煤礦損失75%

財政收入:共損失約27%,此外,並賠款60億盧布。以上資料可參見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3%E5%88%97%E6%96%AF%E7%89%B9-%E7%AB%8B%E9%99%B6%E5%A4%AB%E6%96%AF%E5%85%8B%E6%A2%9D%E7%B4%84

[7] 1914年,威爾遜的演說。可見於「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主編楊生茂;人民出版社,頁276。

[8] 同前書,頁277。

[9] 「西洋現代史」,李邁先著,三民,頁70。

[10]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桂冠,頁121。

[11] 此處批判資料,主要依據「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

[12] 在「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2~523中,有談及1918年底,原內閣決定減兵三萬,參謀本部強烈反對;而後因萼木斯克政府垮台與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增兵聲再起;源仍是繼續撤兵。上原參謀總長反對,陸相田中義一也主張撤兵;最後,原建議陸相改組參謀本部。原當時似乎相當努力,在其被刺殺之前,由1920到1921年,曾自西伯利亞撤兵三次。

[13] 「日本軍閥興亡史」,中,頁51~62。1918年,大戰中,在協約國要求下出兵,引起「米騷動」;初有戰果,繼續增派軍力,遇俄游擊戰與無法適應的寒冬;但在大戰結束後,因暗藏野心,還派出軍隊;到1919年6月,凡爾賽合約簽訂後,仍然繼續在俄對游擊隊的討伐作戰;直到1920年1月,美軍全軍撤出,獨日軍仍留在西伯利亞,被俄人視為有領土野心;3月,發生日本軍民七百餘人被屠殺的「廟街事件」。原內閣被反對黨批為「政府以無名之師,使我忠勇官兵曝骨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中」;最後,要到1925年才將全部派出的軍隊撤回。日本史家批之為「六個師輪流出征,軍費消耗九億三千美元,三次改變戰爭目的……不但毫無所得,反而招致尼港慘案的發生與四千官兵的傷亡,並引起內外疑惑,對國民播下不信任軍部的種子。……損失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對我陸軍過去光榮歷史,初次印下了不可磨滅的大污點。」。

[14] 是怎樣輕微呢──這可能要把日本學者上述紀錄與韓國史家的紀錄對比;韓國史家稱,「這三一運動的餘波,曾繼續數年;除『民族代表』33人及其他多數志士都被捕下獄外,僅據日帝統計,這次運動前後參加人員計達136萬3,900餘人,被害的6,670餘人,投獄的有5萬2,770餘人,此外焚毀教堂、學校及住宅無數;其在中國東北延吉邊地,經、庫頁島等地,尚不在內。」〈引自「韓國史大觀」,李丙焘著,許宇成譯,正中,頁481。〉

[15] 「日本政治史」,二,升為准之輔著,商務,頁524。在韓國史家的認知下,也說「中國革命給予同性格與同命運的韓國人民,尤其亡命海外的韓國志士以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與影響極大!流亡中國的韓革命志士,更因在反帝排日方面,與新興的中國同其路線,故非僅得到中邦人士知覺大同情,且更進一步,互相鼓勵與提攜……」

[16] 同前註。

[17] 「中國存亡問題」,由孫中山口述,朱執信執筆。可見於中山全集。

[18] 當時許多青年知識份子都感到憤怒;據稱當時的李大釗就如是批判著,「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哪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做幾個大強盜國家的犧牲!」;當時的陳獨秀,則憤怒地慨歎著「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點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名的空話。」「現在還是強盜世界」。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流出一種諷刺,「威爾遜發明了一個公式,十四等於零。」

[19] 「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基礎」,金禾,頁33。

[20] 同前書,頁15。

[21] 同前書,頁18~19。

[22] 同前書,頁26。

[23] 同前書,頁31。

[24] 同前書,頁51。

[25] 同前書,頁49。

[26] 同前書,頁52。

[27]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頁245。

[28] 日人對於朝鮮「三一運動」前的日本殖民政策,名之為「武斷政治」;新任總督為海軍大將齋藤實,將舊日政策略作更動,即名之為「文化政治」;韓國史家多批其為「本質不變」。

[29]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頁181。

蔣介石保下岡村寧次成立「白團」 | 盛嘉麟

以岡村寧次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地位,原本要送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必被判絞刑,但是蔣介石把他保下來,交由上海軍事法院審判。

1948年8月23日,法庭公審岡村寧次的當天,不僅審判場所上海市參議會禮堂內有1000多人旁聽,禮堂外的廣場上也擠滿了人,外面的大立柱上還懸掛了兩個高音喇叭。
上午9點30分,審判準時開始,岡村穿著西裝出現在法庭上。
石美瑜庭長首先審問岡村寧次,他總是避重就輕,百般推脫。至12點,上午的審訊結束。下午3點審訊繼續進行。幾位辯護律師與法庭之間展開了激烈辯論,場內氣氛一度緊張。下午6點30分,庭長石美瑜宣佈庭審結束。

拖延幾個月之後,1949年 1月26日上午10點,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第二次公審,公審時間和具體地點並沒有對外公佈,開庭時只允許20餘位新聞記者到場旁聽,與第一次公審時千人旁聽的場面簡直是天壤之別。在公審時,石美瑜象徵性地問了幾個問題後,於當日下午4點宣讀了判決書,宣判岡村寧次無罪。

判決書宣讀後,法庭內全場譁然。石美瑜拒絕回答記者的提問和質疑,立刻宣佈退庭,慌忙躲進庭長室。憤怒的記者們不顧憲兵的阻攔,衝入辦公室向法庭抗議。這時候,岡村寧次在法庭副官的耳語下,趁機從後門走脫,徒步返回寓所。岡村寧次被判無罪,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不滿,眾多具有正義感的人士提出抗議,而中國共產黨也對此發表抗議聲明。

1949年1月底,岡村寧次及其他259名日本戰犯從上海乘美國輪船回國,2月4日清晨,岡村寧次踏上日本國土,隨後被安排在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療養。後來,岡村寧次率領一些原日本軍官來台灣出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被稱為「白團」(「白團」之「白」字,恰好與「紅軍」之「紅」字對抗,意為對抗中共「赤魔」)。白團在台灣擔任軍事顧問近20年(1950-1969)。1966年,岡村寧次因心臟病發去世,享年82歲。其生前編著《岡村寧次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