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管虎的《八佰》又火了？很多民進黨支持者與中華民國反共藍認為這是對岸的統戰？諸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電影在片尾中的字卡：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
反對者認為，對日抗戰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以這是統戰話術。

首先，「倡導」跟「領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先敘明。
而且，整段文字的意思，贏得抗戰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是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中國人民，包括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各路國民革命軍，也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以及在敵後淪陷區的東北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冀東抗日聯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等。
所以這段文字其實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接下來就要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在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史觀裡，八年抗戰 (1937-1945）以「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為起點，指全面抗戰階段。
但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裡，十四年抗戰 (1931-1945)：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納入東北局部抗戰。
兩者關鍵差異在於定義視角：八年抗戰強調「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十四年抗戰則強調「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雖然兩者都止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總結來說，十四年抗戰的說法更涵蓋從局部到全面的整個抗日歷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突襲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
但由於國民政府當時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的方針，致使東北前線迅速失守，日軍很快攻佔了北大營，其後更迅速佔領整個瀋陽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隨後不到半年內，日軍陸續侵佔東北三省，其後步步進迫，進攻上海，又將矛頭指向華北地區，企圖侵吞中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民間武裝、義勇軍與地方抗日力量已陸續展開抵抗；其後中共系統亦逐步參與並整編部分敵後抗日武裝，由1931年9月組建的地方抗日武裝力量，到1933年5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組建，1936年2月，正式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我們或許可以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國民政府之所以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方針的苦衷，可是從1931年9月18日之後，一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那聲槍響之前，這近六年之間發生了那些事？

「一二八事變」 (1932年)：日軍在上海製造挑釁，國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擊，爆發淞滬抗戰。
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徹底將中國東北諸省分裂出去。
平頂山慘案 (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屠殺了3,000多名無辜居民。
熱河戰役 (1933年2月-3月)：日軍攻佔熱河，並將熱河併入偽滿洲國。
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1933年)：日軍攻佔長城各口，隨後迫使中國簽署《塘沽協定》，將華北門戶敞開，國軍撤出平津一帶。
「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將華北納入控制，引發「一二九運動」學生反日潮。
日軍兵臨北平 (1936年)：關東軍經長城沿線向關內運兵，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已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之勢。

以上等等，均是大日本帝國通過一系列蓄意製造的「事件」和「慘案」，步步蠶食中國領土並殘害軍民。這近六年內，日軍採取「以戰逼談、步步進逼」的手段，透過局部軍事衝突與製造恐慌，不斷擴大在華北的影響力，最終在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展開全面侵華戰爭。

所以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答案是：
八年，講的是全面抗戰。
十四年，講的是整體抗戰。
前者強調1937年後的全國總動員。
後者補上1931年後已經開始流血的六年。
兩者不是互斥，而是層次不同。

真正錯的，不是講八年。
真正錯的，是把1931到1937這六年從抗戰史裡整段刪掉。
因為從瀋陽北大營第一聲槍響開始，中國人就已經在打了。

1937年，不是抗戰開始。
1937年，是全面抗戰開始。
所以這場仗，說打了八年，沒錯。
說打了十四年，也沒錯。
因為前六年，有人已經先流血了。

還好不管是打了14年還是8年，最後中國人民終於還是打贏了。
歷史的維度不應該只有一種。
八年，是國家機器的正式開戰；
十四年，是民族靈魂的覺醒與自救。
這兩者並非互斥，而是層次的不同。

這篇圖文，獻給所有不該被遺忘的先烈。
但願朝陽長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時光穿越滿目瘡痍，好想與你們抵擋槍林彈雨，那些年戰火如麻，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如果有一天我們還能再相遇，我一定會告訴你，這盛世如你所願，山河無恙，國泰民安。

那位次長就是亂攀比，美國總統會對出訪地點保密，那是因為前往戰地或有衝突的地方，拿萊爾校長比，根本就是胡扯。

尼克森曾經在越戰期間，前往西貢探視官兵，他在公開訪問泰國的行程當中，搭乘直升機前往西貢之後，才對外公開。

那位次長舉了一大堆布希或者拜登，乃至川普的案例，抵達後才公開的事情，但那些都是到有軍事衝突的地方。

萊爾校長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如果真要說，擔心過早曝光，引起北京的政治壓力，這還說得過去，把美國總統扯進來，那就是笑話了。

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前，季辛吉是偷偷摸摸混進北京，但尼克森身為美國總統，第一次破冰前往北京，自然是風光抵達，怎麼會偷偷摸摸？因為不是去戰地，是外交儀節上必然的安排。

艾森豪總統當選後，就任前，曾經前往南韓訪問，探視美軍官兵，即使安抵南韓，也沒有宣布，而是回到美國後才公開，原因無非就是軍事衝突之故。

艾森豪卸任前，到亞洲訪問，原本只想到日本與韓國，但是日本民間為了《安保條例》鬧到全國沸沸揚揚，總理都搞下台了，日本政府無法保證能夠妥善接待艾森豪，艾森豪於是取消了訪問日本，改為前往台灣。

美國總統出訪多是公開安排，沒有公開就是安全考慮。二戰時羅斯福到埃及與蘇聯開會，自然都不可能公開，邱吉爾戰時出訪也是這樣。

但萊爾校長根本就不是這種情況，他是遭遇兩岸的政治衝突。
萊爾校長被針對地惡整，這是咎由自取，陳水扁、蔡英文兩位民進黨總統都能夠順利訪問非洲，馬英九還可以玩玩過境印度，萊爾校長卻出不了門，完全是針對其個人荒誕不經的言行。
你要想的是，為何他的待遇比蔡英文還要差，都是民進黨，為何有如此差別，這個才是大家要檢討的地方。

如果這是元首外交，那就是個完全沒有外交儀節的安排，不顧其代表國家身分，純粹是為了個人面子的鬧意氣之爭。
那架飛機去來台灣都是我們付錢，就算是搭著國王出訪台灣，所有的費用，還是我們出，這架飛機號稱史國購買，其實是我們付錢送給那位國王，金錢外交的變形模式。

當外交變成打游擊，無疑是把民進黨搞成了像是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般的地位，這種非正常模式，如果還沾沾自喜，得意揚揚，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台灣處境有其艱難之處，但也不該搞出這齣外交游擊戰，完全只是為了幫萊爾校長討面子，而不顧體制上的尊嚴。
因為政治正確的緣故，沒有媒體膽敢挑戰國家元首偷偷摸摸的方式出訪。

國家元首進行外交訪問，自然是要符合外交儀節，但是台灣的情況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之下，就是很難達到這個理想。
抵達當地，接受軍禮致敬，這只是起碼的標準，雖然那架飛機都是我們花錢供養，但是仍然不是我們的飛機，一位元首用別人的飛機夾帶出訪，看似很靈活出招，其實是難登大雅之堂。

把外交出訪，搞成打游擊，真是讓外交部努力變戲法，化不可能為可能，可是，這絕非好典範。
堂堂正正的出訪被打壓，就改成偷偷摸摸的溜進去，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了，其實沒有改變什麼大局，就是這場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兩岸爭戰當中，小小的一場勝績，可是不會扭轉整個局勢。

這樣的搞法，就能讓世界看見台灣？其實真正關心的並不太多，非洲的新聞網站放在首頁，因為這是非洲事務，很正常，BBC分到非洲新聞頁面，也就是說，這只限定在非洲事務方面。

這個非洲小國靠台灣投入許多金錢資源供養，反正台灣現在邦交國剩下沒有幾個，花起錢來，就沒有以前負擔大了，用錢包養著，直到地老天荒吧。

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不是很好，雖然當紅的產業，如電動車、機器人、AI等，表現相當亮眼，但整體而言卻是内捲嚴重，大家普遍很辛苦。筆者長居台灣，卻關心大陸，又從大陸的親友、網友獲得不少實務資訊，在此說說我對大陸經濟的了解。

簡單說，經濟學家都主張「市場化」，大陸的主要經濟活動已相當「市場化」，但大陸人民卻不夠「市場化」，形成經濟發展的一些阻礙，因此大陸人民需要更「市場化」。

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化」是指，將原本由國家管制、計劃或公共提供的經濟活動，轉向依賴市場機制（供需與價格）來分配資源的過程。這意味著放鬆管制、引入競爭、私有化以及將經營行為企業化，以提高效率並達成供需平衡。 

大陸人民需要「市場化」是指，人民需要接受和遵從市場的規律行事，包括投資、就業等等，而不是不加思考的遵從一些傳統觀念行事。筆者觀察到大陸人民不夠「市場化」的現象有二：

中國古代是以農立國，人人都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即使現在已工業化，投資管道多元，很多大陸人還是非常偏愛房地產，我的一位親戚就是一例。他是大陸的資深大牌教授，薪資相當高（比台灣的大牌教授薪資高得多），他的妻子有正職工作，而唯一的女兒是高材生，因此他負擔不重而頗有餘錢。多年來他唯一的投資就是買房，自住宅之外已經買了不只一棟房產。教授都如此，一些土財主恐怕更偏愛房地產，大家都愛買房，建商於是一直申貸建房，直到房子都空置或爛尾，就爆發債務危機了。

中國人自古就尊重讀書人，即所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導致民眾普遍追求高學歷，人人都想念大學，大陸政府於是順應民意，一再擴充大學的招生名額（台灣也曾如此），現在每年大學的畢業生超過1200萬，造成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非常困難，而年輕人的失業率持續居高不下。各大學為了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想出各種提高學生「素質」和就業機會的措施，卻大多效果不彰，而只是逼得教授和學生都苦不堪言！

上述兩現象的解方似乎很明顯但需要時間。房地產的大崩盤已將近十年，愛房族應該已痛定思痛，不再幾乎盲目的投資房地產，而房地產業也應該會趨向比較保守穩健。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恐怕更緩慢。一方面，民眾要了解，進入技術專科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可能比進入大學（尤其後段大學）更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學應該縮減就業率低的系所，大約多是人文、社會科學系所，但可以增加這方面的跨系通識課程。

中國大陸的崛起太快了，國家又太大，政府和企業都大致「市場化」了，但是很多老百姓還不「市場化」，多少阻礙了經濟發展，老百姓的「市場化」急不來，需要時間，度過這段時間，大陸會更好。

今天在宜大參加郭雨新校友特展開幕典禮，看見有人誇誇其談在罵胡適，並散發四頁新聞稿，裡面兩頁談著雷震辦中國民主黨因此坐牢，胡適毫無表示，並且沒有探視雷震，文中還說殷海光與周棄子對胡適先生極度失望，相比郭雨新先生擔任該黨的常委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召集人，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貢獻，胡適與郭雨新相比差距甚大。然而，胡適真沒有對雷震案做任何表示嗎？

民國四十八年（1960）雷震案發生後，胡適人在美國。他立刻致電陳誠副總統批評逮捕雷震「甚不明智」，並指出外界會認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摧殘言論自由；他強調「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不應被視為叛亂，胡適並致電外交部，內容同樣批評這種作法，他還寫信給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請其轉告蔣中正要求把案件交司法機關，並對外國記者替雷震愛國與反共的立場辯護。

當年的11月18日，《胡適日記》記載胡適回到臺灣後求見蔣中正，胡適強烈批評雷震案的軍法審判程序太倉促，這樣的審判會讓我國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兩人有很激烈的談話。《蔣中正日記》則在11月19日指出對胡適的說法採取置之不理策略，只回答雷震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並用「卑劣之政客」這種難聽用語罵胡適，顯見兩人談話很不愉快。

胡適私下做許多事情，但的確沒有親自去看雷震，根據《余英時談話錄》的說法，這是因胡適不願意把探監變成媒體表演或政治表態，這在當時已是國民黨高層或情治系統關注的政治問題，而不是普通朋友探監這麼簡單而已。余英時轉述說胡適講過「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因為記者已經在等著他；外界會把探望解讀成胡適公開表態支持雷震。胡適還說，雷震「會知道我想念他」。

余英時因政治態度的關係，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無不洗耳恭聽。結果，今天卻聽見有人公開表示胡適什麼都沒有做，藉此表示胡適對民主政治的貢獻不如郭雨新。我不知道西瓜與香瓜誰會比較好吃，但我卻知道人如果不讀歷史卻愛拿歷史來說事，這是對歷史的莫大嘲諷。在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胡適有胡適的貢獻，郭雨新有郭雨新的貢獻，不要學中共罵胡適來捧他人，這會適得其反。

我本無惡意，且人微言輕。但，大學，始終該是個說真話的環境。

幫蔣介石設計了天下，卻被自己人暗殺：民國第一謀士的死局。
1936年10月25日，漢口海關大樓前的輪渡碼頭。
一聲槍響，劃破秋日的寧靜。一個身穿長衫的中年人應聲倒地。他最後的動作，是伸手去捂胸口湧出的血。
這個人，是被蔣介石視為「臥龍鳳雛」、被西方外交界稱為「南京政府的大腦」的——楊永泰。

訊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在官邸痛哭失聲，拍桌大罵：「楊永泰死了，我從此斷了一隻手臂！」
但弔詭的是，國民黨內部其他派系——管黨務的陳立夫、陳果夫，帶兵的黃埔系將領——聽到這個訊息，雖然面上悲痛，心裡卻都長舒了一口氣。
一個幫蔣介石「削藩」、幫國民黨把版圖從江浙一隅推向全國的大功臣，為什麼會成為全黨公敵？
因為楊永泰做了一件在那個年代堪稱「逆天」的事：他試圖在一個靠槍桿子說話的江湖裡，建立一套文明人的規則；他想用手中的一支筆，去指揮那百萬支槍。

第一章：隆中對，那個讓蔣介石醍醐灌頂的下午

楊永泰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他是舊政客出身，甚至跟過蔣介石的死對頭。
但在1928年的那個下午，他和蔣介石的第一次深談，徹底改變了民國的歷史走向。
當時的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實際上焦頭爛額。北有馮玉祥、閻錫山擁兵自重，南有李宗仁虎視眈眈，內部還有汪精衛搞分裂。蔣介石手裡的牌，其實爛得一塌糊塗。
他對楊永泰說：「這局勢，怎麼破？」

楊永泰微微一笑，拿出一張地圖，丟擲了著名的「削藩策」：
「對付馮玉祥，要用經濟手段，因為他窮，也沒地盤；對付閻錫山，要用政治手段，因為他愛權，喜歡搞獨立王國；對付李宗仁，要用軍事手段，因為廣西兵能打，必須在戰場上打服；而對付共軍，要用行政手段，『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這幾句話，如同一道驚雷，劈開了蔣介石腦子裡的迷霧。在此之前，蔣介石只知道打仗、收買、暗殺。是楊永泰告訴他：「領袖，打仗是下策。最高級的玩法，是搞政治設計。」
從此，楊永泰成了蔣介石身邊的「隱形宰相」。凡是蔣介石搞不定的軍閥，楊永泰總能拿出精準的「手術刀」方案。中原大戰蔣介石能贏，一半功勞歸錢（宋子文），一半功勞歸謀略（楊永泰）。

第二章：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那個被誤讀的戰略天才

楊永泰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搞陰謀，而是搞陽謀。
他在戡亂時期提出了著名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句口號。其實，這是楊永泰為國民黨設計的一套「政權下鄉」的系統工程。
他發現，國民黨之所以打不過共軍，是因為共軍有老百姓支援，而國民黨只有兵。國民黨的政令，出了縣城就是一張廢紙。
於是，楊永泰在江西搞實驗。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修碉堡封鎖經濟，搞行政督察專員制度。他的邏輯很冷酷也很有效：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讓行政權力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每一個村莊。誰不聽話，就連坐；誰支援政府，就給鹽吃。

這一招毒辣至極。共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除了自身指揮失誤，楊永泰這套「鐵桶合圍」的行政絞殺戰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將軍曾感嘆：「在南京政府裡，只有楊先生懂得，戰爭不僅僅是殺人，更是一種資源的控制力。」

第三章：行政院裡的獨裁者，動了誰的乳酪？

如果楊永泰只停留在出謀劃策，他或許能活很久。但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改革家。他想建立一個「新政學會」，一個以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集團，來取代那些腐敗的黨棍和粗魯的軍人。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搶黨務部門的權。他認為陳立夫、陳果夫搞的那些黨務工作（CC系），全是虛頭巴腦的洗腦，沒用。他主張「黨政分開」，實際上就是讓黨部靠邊站，行政系統說了算。這直接挖了CC系的祖墳。

第二，削軍人的權。他經常在蔣介石面前說：「軍人只能打仗，不能管民政。」他試圖把地方上的財政權、人事權從軍閥手裡收回來，交給中央派去的文官。這讓黃埔系的將領們恨得牙癢癢。

第三，搞小圈子。楊永泰太狂了。他仗著蔣介石的寵信，對同僚極盡排擠。張群、黃郛這些大佬，見了他都得繞著走。他的「新政學會」網路遍及朝野，儼然成了「第二中央」。

在美國外交官的檔案裡，有這樣一段描述：「楊永泰先生正在試圖建立一個高效的法西斯式文官政府。他的這種精英主義傲慢，正在讓他成為全中國最孤獨的人。」

第四章：漢口碼頭的槍聲，是一場必然的屠殺

1935年，蔣介石為了保護楊永泰（或者也是為了平衡派系矛盾），把他外放到湖北當省主席。這看似是重用，實則是把他推向了火坑。
在湖北，楊永泰依然死性不改。他大刀闊斧地整治吏治，打擊貪腐，甚至把手伸向了當時最黑暗的鴉片稅和軍運。這直接觸動了當地軍閥和國民黨特務系統的核心利益。

CC系的人早就想殺他了。當楊永泰離開南京那個權力中心，來到這個江湖氣極重的武漢碼頭時，他的死刑判決書就已經寫好了。
那顆射進他胸膛的子彈，名義上是某位「愛國青年」所為。但稍微懂點民國政治的人都知道：這是國民黨內部舊勢力對新派改革的一次集體絞殺。那個開槍的殺手，背後站著的，是無數雙在暗處冷笑的眼睛。

第五章：一個謀士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楊永泰死了。
他死後，國民黨內部再也沒有人能提出像樣的頂層設計。那個龐大的黨國機器，重新回到了「抓壯丁、喝兵血、搞派系鬥爭」的老路上。
楊永泰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近代中國轉型的悲劇。他試圖在一個前現代的社會裡（軍閥割據、封建迷信、文盲遍地），強行植入一套現代的行政邏輯。

但他忘了兩點。
第一，他的老闆蔣介石，本質上還是個新舊參半的軍閥。蔣介石需要楊永泰的術，但並不信任楊永泰的道。當楊永泰威脅到各派系平衡時，蔣介石的保護傘也就撤了。
第二，沒有基礎的改革是空中樓閣。楊永泰想用文官壓制武將，但他手裡沒有槍。在槍桿子就是硬道理的民國，秀才遇到兵，不僅有理說不清，還會丟了命。

歷史往往由勝利者書寫，但有時候，失敗者的背影更能引人深思。
楊永泰是個權謀家，但他也是那個爛透了的國府裡，少數幾個想幹實事的人。
他以為自己是執棋者，可以算計天下。卻沒想到，在那個禮崩樂壞的亂世棋局裡，棋子不僅會造反，還會跳起來把棋盤給掀翻了。
他的死，宣告了國民黨從「行政建國」向「軍事獨裁」的徹底墮落。而這種墮落，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局勢的徹底轉變。
所謂的「民國第一謀士」，終究謀得了天下事，卻謀不了身後身。

如果不是因為希特勒的形象實在太差，手上沾滿鮮血，不然的話他與艾娃的愛情故事，真可說是千古無雙，驚神泣鬼。

這個女孩18歲的時候就跟著他，那時候他還是一個街頭運動者，在講究階級的歐洲社會中沒有任何人看好這一個來自奧地利的流浪漢能有多大作為。可是這個女孩就一直跟著他，無怨無悔，不離不棄，哪怕他入獄之後，女孩經濟陷入困難，就去餐館端盤子也沒有變心。等到他出獄之後事業越搞越大，這個女孩就只有安靜的跟在他身邊，不吵不鬧，不鋪張浪費，從來不過問國家大事，也從來沒有提過自己要第一夫人的名分。

根據希特勒身邊的人回憶，希特勒多次表示唯有回到博斯加登的別墅，見到艾娃之後才能讓他真正放鬆，而且幾乎可以證明，希特勒就算發達之後也沒有別的女人。

後來，戰局終於逆轉，敵人從四面八方圍殺過來。希特勒不只是面對自己的窮途末路，身邊的人，那一些昔日高喊萬歲的同志，現在紛紛背叛。但是這個女孩還是堅守在他身邊，一直守護到最後一刻，本來已經安排好飛機讓她逃走，可是這個時候36歲的她果斷表示拒絕。
「沒有你的世界，我也不想要留下！」這是女孩堅定的言語。
她這一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等待，等待男人給她一個婚禮。最後兩人舉辦了一個簡單的婚禮，女人幸福的微笑，這一生已經無所求，這就是她要的全部。

男人殉國，女人殉情，一起澆上汽油，一起化成灰燼，我們的事業可以失敗，但是我們的精神與身體不可以讓敵人羞辱。這一生統治世界的夢想沒有達成，那我們就共赴黃泉！

這種愛情故事，真是千古無雙。

最近藍血人們很興奮
因為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居然可以用黨國抗戰宣傳
來打擊台獨
真是開心的不得了

但當大家都在高呼八百時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
無論是台灣的《八百壯士》
或是大陸的《八佰》
這個美麗敘事的結局
基本都是八百壯士
退入上海公共租借後結束
可故事就這樣完了嗎？
或許還有人知道謝晉元後來被殺
但…然後呢？

八百壯士是黨國美麗的抗戰宣傳
事實上他並沒有起到
蔣介石想要的獲得國際觀瞻
來阻止日本侵略
西方根本對日本的侵略不聞不問
而真正來支援中國抗戰的蘇聯
卻被黨國歷史抹去、消失了
死守四行倉庫的結果
是白白犧牲了一批人
卻一無所獲

而為了這個國際觀瞻
造成淞滬戰場的全線崩潰
間接導致了南京的失陷
八百壯士們
在日軍攻入公共租借後
被日軍送到不同地方去做苦工
最遠的甚至送到新幾內亞
客死異鄉的
等到2008年因媒體披露
台灣方面才派人去迎靈回來祭祀
那再下一個問題
活著的八百壯士呢？

以下大家可以參考閱讀
謝晉元的次子謝繼民的回憶：
1941年為了一家生計
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輾轉5省去見蔣介石
卻得到答覆
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
等抗戰勝利後
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
父親殉國後
國民政府特別撫恤5萬元
母親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
凌維誠用這些錢買了3畝地
自己耕作
維持一家8口的生活

抗戰勝利後
凌維誠帶著4個子女前往上海
由於錢款不夠
路上走了整整兩個月
為了讓小孩上學
凌維誠又去南京找蔣介石
宋美齡接見了凌維誠
答應將情況轉呈蔣介石
但後來就沒了回音

為了4個子女的讀書問題
以及八百壯士倖存者的居住、工作問題
凌維誠四處奔波
但各部門之間
都相互推諉毫無結果
大家想過一起開公共汽車維繫生計
還組織過工業服務社
生產毛巾、襪子、肥皂等
但都以失敗告終

上海解放後
凌維誠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
將自己與孤軍官兵
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進行了描述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指出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
其遺屬應致照顧
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
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
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資料來源：〈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網址：http://www.huangpu.org.cn/……/t20130726_4502237_2.html

大陸中央國台辦主任宋濤三月30日親自宣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組團，於四月7日至12日赴江蘇、上海、北京訪問。宋濤特別說明這是基於「鄭麗文就任以來多次表達希望訪問大陸的意願」。同日，鄭麗文在台北也舉行記者會說明接受央請訪陸，並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又說「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為訪陸定下基調。

鄭主席宣佈訪陸行程後，直到返台帶回大陸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綠營黨政軍及側翼名嘴自是提醒、警告、酸言酸語，無須贅述。

算起來，上一次國民黨在任主席訪陸是2016年洪秀柱短暫出任黨主席的時期，距今已近十年。因此，鄭麗文訪陸會晤習近平，也有國共兩黨再次破冰的意味。如今鄭主席訪陸之行順利結束，接著如無意外，五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北京，全球更會關注「川習會」，在我們台灣社會，朝野政黨關心的自是「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台北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直言「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問題被擺上習近平和川普總統談判的菜單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必定觸及台灣議題，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權，他們雙方達成的任何大小結論，就等於我們被邊緣化。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初起，蔡英文總統受訪時說在國際變局中，「我們是棋手，不是棋子」，點出了台灣社會的憂慮。稍後在2024年，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出席慕尼安安全會議，直率講評國際局勢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就會出現在菜單上」，警告各國必須選邊站－且須選對邊，否則就落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況。

我們在台灣大概多有這種必須選邊的壓力，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初起，民進黨政府很快就跟隨美國，開始抵制、制裁俄國，民間踴躍捐輸烏克蘭，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明天台灣有難，誰會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選邊」的意思－是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所以我們究竟是「入席」的獨立棋手？還是跟班跑腿的「選邊」扈從小弟？有三件事可參考反思：

一是俄烏戰爭後跟隨美西方國家杯葛抵制俄羅斯，西方陣營列出工具機種類的系列清單不許銷售俄國及土耳其等可能轉口貿易的地區，我方在清單上再擴大加碼，搞成任何種類的工具機均禁止，俄國原是台灣工具機出口的最大買家，如今清零了，重戕我產業。

二是中東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不但不聲援巴勒斯坦，反而逆向捐款協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屯墾區設置醫療院所。這背後有沒有美國老大哥指點的影子？

三是巴西駐台代表日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輿論只注意到他講巴西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其實他在訪問中提及巴西是農業大國，也是牛肉輸出大國，目前可零關稅輸出牛肉至美國。但是他們代表處努力了十年，向我方政府各部門提出申請，迄今仍未獲准牛肉出口至台灣。原因？

讀者想想：如果價廉物美又安全的巴西牛肉獲准敲關入境台灣，勢必在市場競爭排擠了美國牛肉，這怎麼可以允許呢。試問我們是否已經選擇依賴靠攏美國了，這算是入席嗎？

再回到兩岸關係議題，台灣如何方能成為入席的棋手？在下認為：中國國民黨應勇於表達三個立場－反對台獨、支持統一、一國兩制，爭取在兩岸關係的主動參與。

反對台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自從去年十一月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一再陳述的都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悄悄地改變了前任主席朱立倫堅持的表述立場。例如2022年九月朱主席公開說：

「九二共識在國民黨的黨綱中規定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且不能改變，這是國民黨堅定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朱主席的講話是扭曲了當年海峽兩會達成的共識條件，「九二共識」的內涵其實主要在於「一中」。鄭麗文避開了「一中各表」，以「反對台獨」替換添補。這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是重新拉近了過去因「一中各表」而使國共雙方難以無縫銜接的尷尬。

「一中各表」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隱含兩個中國的「兩國論」，無論是(一)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甚或最近(三)雷倩提出的「四島橋接」建議中共讓香港、澳門、海南島與台灣整合某種自治實驗特區的經貿關係，都是中共難以接受的！因為上述的三種陳述中雖然看似曲折(李、張的憲政新銓)、雖然聽似摩登(雷的「橋接」)，都隱含想拖延兩岸問題終極解決的時程。然陸方所堅持的其實只有問台灣朝野政治人物簡單一句話：

「台海兩岸關係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去年底，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突然宣布辭職，他說是想「體貼總統的人事佈局」，又解釋說他曾想恢復兩岸對話來突破僵局，向對岸有關方面傳達期望釐清「九二共識」，但對岸回覆「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他再表達希望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為兩岸公約數來推動對話，卻遭層峰回絕，有志難伸，只得退位讓賢。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倡議兩岸關係是否可從「一個中國」微調為「一個中華」，無非也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框架。北京會接受嗎？我認為這是徒勞的。

其實，幹嘛這麼絞盡腦汁作文比賽！「九二共識」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寫「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意思，故海峽兩岸關係是「尚未統一，但從未正式分裂為兩個獨立國家」，本人去年曾有長文著墨於此(相關報導《風傳媒》：姜保真觀點：國民黨的三個工程－贖罪、除魅、和統)。

「反對台獨」就是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真諦。這四個字裡沒有朱立倫的「一中各表」，也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模糊。「不統」就是「獨」，而「不獨」就是「統」，怎麼可能既不統也不獨的「維持現狀」？耍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支持統一

不少有識之士曾指出國民黨似乎只想要兩岸關係的「和平」，但不談「統一」，只想享受和平紅利，絕口不提「國家統一」。鄭主席訪陸歸來，同行者受訪時再三地說對方「沒有講統一」，想以此安撫台灣社會民心。但像這樣天長地久「沒有統一」的兩岸和平關係，可能嗎？

反對統一者，常常是執著於國號之爭。然而形成「九二共識」的兩岸兩會1992年十一月香港會談，台灣海基會的論述是：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

大陸海協會的論述則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結束香港會談後，雙方後續函電來往中，海基會去電表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海協會稍後回覆：「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我會敬表尊重並接受。」

顯然，在「九二共識」的內涵中是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前提，而認為怎麼定義「中國」可暫略不表，「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或「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非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格對等化、分離切割化。正由於有了上述「國號暫略不表」的兩岸共識，方有後來1993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簽署多項協議以及後續的兩岸通商、通航、通郵。

簡單歸納來說，「九二共識」是針對海峽兩岸用什麼身份名號來磋商民間交流衍伸的爭端而達成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雙方同意同屬一個中國。而更早的1987年四月，蔣經國總統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同年十月開放台灣民眾赴陸探親，都可視為「國共/兩岸」的和解開端。

過去的兩德及兩越，今天的兩韓，確實都已是具有國際法人身份資格的兩個獨立對等國家，兩德與兩韓各自擁有建交的友邦，均加入聯合國為正式會員國；南北越是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自聯合國以降，但凡需要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在其他國際組織裏，我方多半是要以一個其他會員國共識能接受的名稱與會，最常用的就是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在「世貿組織」(WTO)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而雖為創始會員國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後來我會籍也被改名為「Taipei, China」；即使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這樣真正純民間的國際作家團體，我方會籍也被更名為「Taipei Chinese Center, P.E.N.」(國際筆會台北中文中心)，但在台灣正式登記立案的名稱卻仍為「中華民國筆會」。少數例外仍能保有國號參與的國際組織，如有15個會員國的「中美洲開發銀行」(CABEI)，我方會籍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但中國大陸則不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換言之，從未出現過在國際組織中同時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

整體來看，我方在國際組織活動使用的名號，都暗示我們與中國大陸母體脫不了關係，使用最多的「Chinese Taipei」會聯想這是「中國的台北」或「中國人的台北」，謝長廷先生曾說他對於「Chinese Taipei」也是不滿意的。2018年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堪稱最接近「正名制憲」之舉，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未通過。

民進黨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解讀，認為如含有「共謀國家統一」就是不可接受的，說那是「消滅中華民國」。其實，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指政權更迭就是「亡國」，民族傳統文化消亡(如課綱的去中化，中國古史納入東亞史)才是「亡天下」，「亡國」不那麼可怕。前財政部長即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他家裡陽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國旗，但2023年他受訪時表示自己認為先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大哥，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小弟，「可是今天小弟發展比大哥好，但我們是兄弟，應該要互相幫忙，應該要和平統一。」試問今天的國民黨有這樣的眼界、胸襟與魄力嗎？

台灣有部份人士對「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有依戀之情，嚴格說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歷史上抗拒國家統一的地方割據政權，若無借助外力護持，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史家提到大明王朝，都是說它亡於1644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而非南明永曆帝死於1662，或1683年的台灣鄭克塽降清。1950年三月蔣介石先生在台北自行宣佈「復行視事」，重新出任總統，幾日後向黨內幹部講話：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氏的自我剖析，不但符合現實，也與歷史觀點吻合。

我們不妨回顧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是怎麼表述的，它的全案名稱叫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換言之，提案的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不是要邀請一個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然後將另一個舊國家(中華民國)排除出去，議案主旨是認為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代表權歸屬需要檢視討論，內容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上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只以「蔣介石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稱之，提案者是認為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代表席位就是被「竊佔」(非法佔據 unlawfully occupy)，應該「立即驅逐出去」(to expel forthwith)，並「恢復」(restoration)真正原主的權利。此所以今日聯合國網站記錄各會員國入會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1971年入會，而是寫為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是取代我們國家的國際法人地位，這當然會引人訝異，卻是2758號決議案的本質，是台灣社會少有人知，也不想讓人知道的史實。

脫離中國而創建「新而獨立的國家」若不可能，為何不反向思考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性？五月即將登場的「川習會」，川普總統會不會公開講出「反對台獨」或/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或簽署第四公報？我們是被動等待人家說「You have no cards.」好呢？或是我們主動「入席」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比較好？

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後，2018年演講時說「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不排斥統一的可能性」，又解釋說：

「所謂『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會、也不一定會，必須視條件與時機，如果不是和平的，也不是民主的話，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馬先生的言論不盡周全，如果不是和平的統一過程，就會落入俗稱「武統」的陰影，也就談不上人民是否同意、接受。馬又說統一需要「民主」程序，這也令人困惑，他是暗示某種公投嗎？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謂的「人民自決權」，其適用性在於某地區曾受外國武力佔領或長期殖民，當地居民想要透過公投表達脫離原宗主國。對於同一個國家內部相同種族的某個地區，是不能宣稱要以投票方式脫離中央政府的，顯然我們台灣也不適用所謂的「統獨公投」。

我國當前的《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皆未將大陸地區及人民視為「外國」，如要實施「統獨公投」是有法理正當性的疑慮，如果執政者硬要橫柴入灶，彼岸甚至國際間都難以接受。陳水扁總統先於2004年提出「防衛性公投」未過關，復於2008年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雖有550萬人投下同意票，但仍然未達最低門檻而失敗。2018年紀政女士推動成案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公投未通過。這三次公投案都隱藏「國號正名」用意。

2026年四月，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民意調查，有50.7%的受訪民眾同意「主動面對兩岸統一討論，方能保障安全」；但若再問「是否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統一談判？」則有57.5%的人不願意，僅有29.0%的人願意。這可能是當前台灣民眾的思維，普遍理解不能再對兩岸問題裝聾作啞，但仍然不願意與彼岸在「一中」前提下統一。所以我們需要中國國民黨承擔責任，勇敢帶頭倡議「支持統一」。難嗎？

一國兩制

2019年一月初，習近平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公開說「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首度提出願意與台灣社會探索「一國兩制」在此間如何落實的「台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在同日下午發表公開談話回應：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今天對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早在1982年時，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即表示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並以兩岸應該是「一國良制」回應。台灣藍綠白三黨大抵都是同樣的態度拒絕「一國兩制」，但如果認真面對統一問題，我們台灣這方面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2019年四月22日《中國時報》曾刊出我的投書，文中我提醒國民黨：你們過去有過「一國兩制」的經驗，1928年六月黃埔革命軍攻進北平，盤據東北的張學良並未立即歸順中央，而是與蔣介石談判，至年底方撤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達成的協議就是蔣軍不出關，東北財經軍政大權均由張學良主持，過去不屬東三省的熱河也併入東北管轄。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可以勇於面對。

「九二共識」指的是兩岸目前尚未統一時，雙方來往互動的基礎準則，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也要「共謀國家統一」。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呢？這是不少台灣人民擔心的，也是政客喜愛藉此搧風點火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說統一之後即使有「一國兩制」，也是好可怕。

其實統一不是兩岸關係的終點，反而是無限可能的起點，因為彼岸提出的是「一國兩制」，給予台灣社會相當多的自治自由。我曾引香港回歸中國作類比，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台灣應該就是「晶圓照樣生產出口」。2023年王建煊先生一度想參選總統，他說自己如果當選就會跟大陸談判，要維持我們這邊的自由民主制度，還可以爭取到很多利益，鼓勵大陸廠商多來台灣投資、建設，讓台灣的經濟再發達起來。

可能相當多的台灣人不是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不利，而是不信任共產黨，對中共多有恐懼與蔑視？我曾說這得歸咎於國民黨自兩蔣以來持續妖魔化、鬼魅化中共。而民進黨也不遑多讓，藍綠兩黨接力反共。

統一需要溫情與敬意

2024總統大選前，馬英九先生接受「德國之音」(DW)記者訪問，馬英九表示「就兩岸關係而言，你必須相信他(習近平)。｣如果問我，我會說我也願意相信習近平與中共，認為他們不會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傷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尊嚴與感情。

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內涵，北京方面歷年提出過葉九條、江八點、國台辦七點好處…等等，但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一樁需要理性與感性兼備的任務。錢穆先生曾說我們對於自己所從出的民族母體歷史，應懷抱溫情與敬意。各位讀者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對彼岸大陸還有多少溫情與敬意？捏造謊言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還在其次，王建煊先生常自嘲「我這隻外省豬」，如果認真計較，四百年前從閩南渡海來台的羅漢腳算不算是外省豬？這樣講下去，豈還有溫情與敬意。

論到兩岸文教交流，我是第一位獲北京批准，組師生團赴大陸參訪的台灣老師。1995年我率領23位興大師生赴北京，行程中我們安排赴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衣冠塚，我請北京林業大學執事人員代備一個花圈，並在輓聯右方書寫「國父」，對方面帶難色說這得請示上級。第二天他歡喜回覆說上級批准了。

沒有分離主義意識，什麼都可以商量。

我在現場，詢問碧雲寺服務人員以前可有台灣團體來此參拜孫中山？他搖頭說有個人或旅遊團來觀光遊覽，像我們這樣來自台灣的團體還有準備花圈三鞠躬的，是第一次見到。

那次行程我們也去了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館外巨大的醒獅銅像前也獻上一個大花圈，兩條白色輓聯是我寫的：

甲午戰渤海，倭寇侵我國土，中華兒女哭中華
乙亥履神州，同胞攜手共進，唐山子孫回唐山

從宛平返回北京的車上，陪同的北京林業大學老師對我說：「姜老師，你們那個花圈輓聯是誰寫的？看了好感動。」我笑答是在下撰稿，不知兩聯音韻對仗是否工整？

2009年，我與大陸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率74位台灣師生赴陝西省舉辦「華夏農耕文化淵源體驗營」，是台灣單一大學往訪大陸人數最多的團體。

這營會名稱是我訂的，讀者可能不知，我中華農耕文化的起源是在陝西省。

營會行程內容也是我與彼岸來回磋商擬定的，有大陸老師講課，有外出參訪農林據點及歷史文化景點如秦始皇陵及黃帝陵。各位，我可比馬英九基金會的類似活動早了多少年。我們在台灣製作一幅紅布字條，在大陸初次掀開時，彼岸師生都為之驚訝鼓掌，布條上寫的是：

兩岸中華兒女
攜手共促復興

各位：習近平先生是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可是比習大大早了三年講復興呢。我去彼岸從不飲酒，也就沒有與對方人員勾肩搭背唱卡拉OK「你是我的兄弟」，然而，活動中的兩岸師生都能感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溫情與敬意。

1990年十月兩德統一之前，我正在瑞典留學，收聽「德國之音電台」(DW)的英語廣播，人家一再重複一句話「One Germany」(一個德國)，從各角度反覆強調東西德原本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應該儘速統一。這是一份溫情、一種感性訴求。而我們海峽兩岸原本也有的共識就是「One China」－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可近年來少有聽聞此岸藍綠白政治人物再講這個名詞了。失去了溫情的共同基礎，自然也沒了敬意，只剩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講統一，何其遙遠渺茫。

1989年我第一次組團率台灣師生往訪大陸，海協會在北京的歡宴上，記得我的致詞是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們是沒有恩怨情仇的一代中國人。」

各位朋友：就讓我用魯迅這兩句詩作結尾吧。誠摯祝福咱們共同的中國。

(*作者為文藝作家，興大農資學院退休。本文係作者於2026年04月25日，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短講的內容。)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