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田總督就是前述安東總督噍吧哖事件時擔任民政長官的內田嘉吉；當時，其在眾目睽睽之下，黯然下台，對於殖民統治而言，是一可能打擊當局威信的動作；但是，當年確實佐久間總督重傷，我島在其治下，他先解散「台灣同化會」，後則公開將漢族與原住民混為一談，確實做法上有過分之處。

其前任田健治郎總督上台以來，如前述曾有同情島民的那些作法，曾引起民間相當的期盼；如何才能使我島民減其期盼，守己安分，應該是此時派出內田就任的目的。

他的獲得大位，等於直接向我島民提示，噍吧哖事件前的種種統治，並無大謬，無論日人或是台人，不可誤認自己的身分與地位。

記得安東總督在噍吧哖事件後，連續兩年總督對地方官廳所強調的「整肅官箴」嗎？顯然，時代雖已漸改變，內田的上台，仍很有警告的意味。

這應該也是內田總督的任期雖然不長，但是著名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就在其任期中展開，那是1923年12月16日，日警在全島，同日同時，針對當時我島上附和於東京的「台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大多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展開大搜捕；當天被搜捕與扣押者四十一人；被搜查並傳訊者十一人；被搜查者十二人；被傳訊者三十五人；一共九十九人。

1924年6月，在野的護憲三黨取得政權，民政黨上台；內田所屬的政友會下野。內田只能隨之。

此外，其政績主要在東京大震災後，發動民間的捐款與以我島上的木材資源支持日本的賑災復原工作。

8月10日的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針對「台糖經營治理及風險控管之檢討」專案報告，簡稱「為何放吳乃仁」質詢會，經濟部長龔明鑫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回答：尊重台糖的談判技巧。

這起牽涉到總統與黨籍派系大老的新聞焦點，從6月到8月，主管機關首次對這件事明確表態，居然是肯定台糖對吳乃仁與1億7397萬的縱放。

被肯定的台糖在同會質詢台上說，8月下旬第二次協商若無合理清償計畫，會再聲請管收。但這幾個月的進展是：管收撤掉了，期限消失了，兩個月過去，退回原點。這叫「台糖的談判技巧」。

提醒大家，台糖手上是確定判決。判決金額不是開價，是既判力。強制執行法給債權人的工具是查封、拍賣、管收，沒有一項叫坐下來談。公股債權的本金與利息若要減免，早有其既定程序。但6月22日撤回的時候，台糖沒有取得任何資產抵押或還款擔保，僅憑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坐下來協商就撤回管收，全台灣沒有一間民間公司會接受這種條件，沒有一間。

台糖不但先把唯一的籌碼「管收」交出去，再問對方要出什麼價。王鴻薇8月10日在質詢時說，吳乃仁方面提出的還款條件是每月償還5萬元，一算要還三百年才能還完。台糖副總蕭基淵當場只回「好像不大相符」，並以協商尚未結束為由，拒絕公開具體內容。有沒有這麼荒謬的？

比較少人問的是另一件事：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

台糖的說法換過四次。從一開始的撤回管收，推給應法官詢問而撤回，「並非主動申請撤回」，接著的版本是相關決定均諮詢台糖法務專業意見。最新的版本是撤回本是希望促成雙方坐下來協商，由台糖授權律師決定。四個版本，做決定的人從公司、法官、法務、最後是一名沒有名字的律師。

一家國營事業要放棄對1.8億元債務人的管收，授權到什麼程度、由誰核定、有沒有經過董事會或報請主管機關，這些絕對是有清楚資訊的，不可能公司內部沒人做決定，最後交給公司外部的律師主導一切。

一個涉及刑事責任的決策，台糖膽敢這樣做，不需要誰下令。做這個決定的人很清楚，做了以後不會有事。這兩個月發展的紀錄把這件事證明得很完整，撤回管收之後沒有人被調查，期限取消之後也沒有人被糾正。月付5萬元見報的同一天，主管機關的部長說那是談判技巧。每一個本來可以說不的環節，都說了可以，沒問題啦。

那麼，到底是誰讓台糖膽敢這樣做？到底台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狗膽知道這樣做也不會有事？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下旬，陳儀赴台接收前，在福州設下餞行宴。酒桌看似熱鬧，其實暗流湧動：軍統著眼治安與威權控制，台籍人士期盼能在新政中獲得位置，商界關心通路與物價，另有左派在一旁觀察風向。四股力量在同一張圓桌上交會，映照著光復初期即將面對的現實——語言隔閡、用人爭議、物價不穩與治安隱憂。
翌日，陳儀將抵達台北，主持受降典禮；而這前一夜的福州宴席，像是一面鏡子，把台灣戰後初期的矛盾、期待與彼此不安，都先行照了出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5幕 赴台前夕 宴會交鋒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23日（晚間）
地點：福州某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即將赴任，語氣沉穩，胸懷民族情感。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地方主政，恭敬周旋。
許德輝（45歲）：
軍統代表，語氣強硬，警惕左派滲透，與陳儀關係微妙。
李友邦（47歲）：
台灣義勇隊創建人，主張台灣人參政，立場務實。
嚴秀峰（40歲）：
李妻，三青團骨幹，冷靜觀察，潛在統戰橋樑。
沈仲九（43歲）：
延安地下工作者，謙遜低調，善於觀察。
胡允恭（29歲）：
沈仲九助理，低調記錄，冷靜應對。
陳姓商人（約40歲）：
台藉糖鹽商人，高雄大地主，眼光敏銳，捷足先登。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10月下旬　福州送行宴」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前的最後一夜，陳儀在福州設宴。酒過三巡，人人敬語，人人試探。
歷史的風暴尚未來到，但裂痕已然顯現。」
【劇情主體】
（圓桌佳餚豐盛，酒氣氤氳。眾人舉杯言笑，暗藏角力。）
黃市長（舉杯）：
「行政長官即將東渡，肩負重任。我福州市府以薄酒餞行，祝行政長官政通人和，賀台灣重歸祖國！」
陳儀（沉穩回敬）：
「此行赴台，不是為做官，而是為還我山河。台灣五十年未歸，今朝必須重回中華文化。」
許德輝（急切）：
「行政長官，此行不可掉以輕心。島上有殘留的日本人勢力，還有潛伏的左派。我們軍統方面一定全力配合。」
（沈仲九、胡允恭默然記錄。李友邦放下酒杯，語氣穩重。）
李友邦（圓融）：
「行政長官說得對，大家齊心合力，讓台灣五十年的離散成為過去，重回中華文化。」
陳儀（誠懇）：
「李先生有抗日之功，為台灣民眾所敬仰。我們此行，正要結合台灣有志之士，好好地重建台灣。」
嚴秀峰（輕聲）：
「只要給我們三青團多一點信任與參與，我們三青團一定會展現實力。」
許德輝（低聲質疑，壓抑懷疑）：
「三青團有多少實力，真到用時，能派上用場嗎？」
沈仲九（微笑，穩重）：
「靠東靠西都不如靠群眾。我們只要用對人，就能水到渠成。」
（氣氛凝重。黃市長舉杯，語氣爽朗，試圖緩和。）
陳姓商人（穩重中帶幽默）：
「今晚這席，正像未來的台灣。雖然各有立場，但志同道合。這一餐，就由我作東吧！」
（席間先是短暫沉默，接著笑聲響起，壓抑的氣氛逐漸化解。鏡頭推遠，燈火通明，酒宴進入高潮。）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10月下旬，赴臺在即。10月24日，陳儀自上海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10月25日），於臺北公會堂主持『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方由安藤利吉出席並遞交降書。自此，臺灣名義上重歸中國，一場由戰場轉向日常治理的交接，在臺北的正廳與廣場同步展開。」
「而在此前一夜，福州設下餞行宴。軍統要員、臺籍菁英、商界代表與幕僚同席，潛伏者亦在場觀風向。酒過數巡，四股力道逐漸浮現。這場看似餞行的酒局，實則已預演了光復初期的矛盾：語言隔閡、用人爭議、治安問題與物價動盪。」
「10月25日受降當日，陳儀透過廣播發表演說，宣示若干施政方向：
1. 尊重既有習慣，施政不可操之過急；
2. 推行國語教育，並兼顧地方語言與文化；
3. 改革司法，逐步汰換日制；
4. 平抑物價、穩定糧食；
5. 改善勞工待遇；
6. 公正用人，不限省籍；
7. 重建交通、醫療與衛生；
8. 提倡廉政，嚴禁貪污；
9. 維持治安，查緝黑市；
10. 培養地方自治，逐步落實三民主義。
這十要點，描繪出一幅理想藍圖。但隨後的現實卻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物價飛漲、治安惡化、民心失望。福州的酒桌笑語，最終在台灣化作矛盾的序曲。
歷史的裂縫，就從這一夜的酒宴開始擴散。」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5/10/23–10/25）：記錄赴臺行程節點（10/24 松山抵臺、10/25 受降）與當日要務。
•受降典禮官方影像與說明：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相關圖文、年表與典禮儀節敘述。
•李友邦／嚴秀峰回憶材料：戰後初期「臺籍入局」與青年動員的敘述脈絡。
•軍統系回憶與採訪文獻（許德輝相關）：戰後秩序控管、對左翼滲透之警覺與作法。
•沈仲九／胡允恭相關文獻：延安統戰語境與對臺情報工作之回顧（屬回憶層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真正的普世價值。

「聖賢才智平庸愚劣」證明「人類生而平等」不存在。後來一改再改的解釋為機會平等、法律平等、立足點平等，也都與事實不符。先天後天的不平等既是事實的存在，為什麼不承認？反而要在人們心中根植錯誤的觀念？

「生而自由」更不存在。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林立，全因「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都是出於自願，無人強迫。但我們從現在回望，就知道那不是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天有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童工、女工的規定，都是對「契約自由」的限制。人類自群聚以來就必須犧牲一部分個體自由，以利於在外部環境中贏得群體自由，文明愈進步，限制愈廣泛。兩千年前還可以約法三章，今日各國法條千千萬。

「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西方菁英們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他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但盲從以避免落單是群眾心理首要的考量，此現象並非人類所獨有，飛鳥沈魚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菁英們把「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以此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的強凌弱，現在來看一目了然。人們一面接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一面相信菁英們鼓吹的天賦人權說，絲毫不覺得矛盾荒謬。啟蒙運動正是啟菁英而蒙庶民。

強者以思想洗腦弱者，使弱者甘為所用，勝過消滅弱者。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起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弱者很難依靠自己而翻身，必得強者中有孫氏之類，本於求真求實與慈悲博愛來勸善強者，使人類文明建立起保護弱者的政策，脫離物種的進化而另闢天地。在優勝劣敗的大自然法則下，本該被淘汰的弱勢族群受到保護是人類文明逆天而行的作法。可惜西方個人主義強勢文化當道，孫氏基於東方集體主義之服務的人生觀遂遭埋沒。大道之行，仍不脫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世上少數服務的人生觀踐行者多本於自身的人道情操，並不知道孫文學說。

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乃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個人主義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他們服膺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與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力求「清零」在本質上迥然不同。

不論東方或西方，集體或個人，我們必得承認生而自由平等不存在。即使人類文明逆天而行，濟弱扶傾，也不會（且不該）追求強弱平等。世上沒有平等，才不致乏味，也才有人生價值的追求。「生而自由平等」這種實際上是由詐騙集團生產的外國月亮，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棄如敝屣。相形之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天生不平等及濟弱扶傾的「服務的人生觀」比較有道理。文明只是替弱者建立一道基本樓地板，予以保護。但這道樓地板仍然是強者建立的，東西方不同的思維與體制當然對樓地板的品質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高希均是菁英，是強者。他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在個人主義體制下優勝劣敗的思維。一方面能反映真實，另一方面也能刺激進取，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如前述，若非本身具有人道情操，這批菁英「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自私乃成為榜樣」、「此外無是非、沒有道德成份」，奉行叢林法則，無視弱者的存在，當然更不知服務的人生觀。

王又曾在小蔣時代想見小蔣一面都難，進入李登輝/郝柏村時代馬上成為中常委。電視上出現李/郝鏡頭時，旁邊擠也要擠出個王又曾。同樣的，這回馬英九回鄉掃墓，返台時旁邊總是擠個費鴻泰，這就是政客的嘴臉，爭相擠在光環邊上曝光而不覺突兀。但其中仍然風骨有別：政黨輪替後，在阿扁前十次出訪友邦之中，王又曾父子輪流陪同隨行七次，這種事費鴻泰一次也幹不出來。
高希均擠在光環邊上曝光是跟王又曾一樣不拘顏色的。

台大某教授因為相信《天下雜誌》報導的某未上市公司的未來榮景而參與投資，才不過半年，公司收攤，教授四百萬血本無歸，其中兩百萬是親友的，花了教授三年拼命寫書演講才一一還清，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原來所有的報導都是廣告，全本每頁都有價碼，就是沒有信用與格調。

最骯髒的是最大廣告費來源於政治，多年來五星級市長原來可以年年花數千萬買到，對於動輒幾十億的市政建設來說，幾千萬宣導費簡直就是小兒科。《天下》、《遠見》自甘下流，而今五星之由來大白，且看以後如何排名。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數十年，消耗社會巨大成本，禁不勝禁。《天下》、《遠見》在商言商，遵循西方功利主義，謀求事業最大利益，那也罷了，但別再冠以「文化事業」的招牌，帶頭行騙，玷辱斯文了。敢問高希均/王立行，台灣還有不染詐騙的淨土嗎？

走到21世紀，最先進的文明不是LGBTQ的解放，而是謊言的解放。說謊莫說除罪化，甚且成為時尚。做為全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不但總統川普一天可以講30個謊言沒事，連消毒水都可以治新冠。

所有的廣告都是詐騙，尤其是賣藥。
所有的理財都是詐騙，尤其是股票。
所有的媒體都是詐騙，尤其是BBC。
所有的政客都是詐騙，尤其是盎薩。

高希鈞/張作錦的文章曾經撥動我年少的心弦，現在都已被看透。前者市儈，後者囿於僵固的意識形態，俱無可觀。不是文人相輕，若謂言之有物，我不敢讓，參考「奮起」網站。高/張皆為長期擁有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於今之局，難辭其咎。

當年BNT疫苗原本能直接賣給台灣？是中共阻攔所以才不行？所以大家快去怪中共？你們這些綠營的KOL看這次打慈濟好像打不大動還引火自焚？所以要趕快帶風向轉移目標？

德國 BioNTech（BNT）疫苗在大中華地區（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臺灣）的總代理商為中國企業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復星）。

德國 BioNTech（BNT）新冠疫苗在包含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獨家原廠代理商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而在台灣本土的實際疫苗進口與配送物流，則是委託裕利醫藥（Zuellig Pharma）辦理。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單純的代理商，更是德國 BioNTech（BNT）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早期投資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5,000萬美元認購 BioNTech 1,580,777 股普通股，也就是直接成為BioNTech股東。

另外，上海復星支付 8,500 萬美元的授權費、臨床開發註冊與銷售里程碑款。
所以，上海復星不是只負責賣BNT疫苗，而是利用自己的臨床、法規與商業能力，參與 BNT162 在中國市場的開發與臨床試驗。
而且，該協議中還包含產品銷售後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典型的「原廠出貨 → 代理商加價轉售」模式。

上海復星這種身份，不只可以要求交易經過他，甚至可以說擁有大中華地區生殺大權都不為過。

謝志偉（時任中華民國駐德代表）文中所提及的「後來洽購直接向BNT洽談」，是指政府在技術與商務談判上直接對接德國BNT原廠；但在商業代理法律架構上，因為上海復星享有BNT疫苗在大中華區（包含台灣）的獨家代理權（Exclusive License），台灣後續採購的所有BNT疫苗，名義與商業合約上仍須經過上海復星（或由 BNT 取得復星授權/拆分潤）。

謝志偉刻意不告訴你的是：德國BNT與上海復星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即已簽署「戰略合作暨獨家許可協議」，協議中劃定的「大中華地區獨家代理權」即已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
而德國BNT在提交給美國SEC的2020年Form 20-F中亦明確寫道，2020年3月13日，它與上海復星醫藥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簽訂 Development and License Agreement，而契約涵蓋的「Fosun Territory」就是：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Taiwan。

因此，德國BNT原廠在法律上無法越過上海復星直接「獨立販售」BNT疫苗給當時的蔡英文政府。這根本不需要中國政府說什麼，上海復星就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德國直接對台灣的貿易。
也因此，2021年7月，台灣才會由鴻海/永齡、台積電、慈濟採購1,500萬劑BNT疫苗捐贈給政府，當時所簽署的採購合約就是由買方與「復星實業（香港）」及BNT原廠共同簽訂。

就算到了2022年4月，衛福部疾管署自行與BNT簽署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時，即使政府由官方出面談判，合約架構依然是「衛福部、上海復星、德國BNT」三方合約，上海復星仍以大中華區總代理身份參與商務合約。

2022年12月爆發BNT次世代疫苗採購論戰時，上海復星亦以「BNT大中華區獨家合作夥伴」身份發表聲明，表示未來的訂單皆可更換為次世代雙價疫苗，顯示其大中華區代理權始終有效。

謝志偉所指的「沒有問題了」，主要是指政治障礙解套與談判管道順暢化（即德國BNT原廠、上海復星與中華民國政府三方，已摸索出商業與政治上皆可接受的簽約範本），而非在法律商業合約中徹底抹去上海復星的代理權。

簡單一點講：當年台灣的蔡英文政府原本想越過正牌代理商向原廠買平行輸入貨，順便趁機偷渡「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被正牌代理商上海復星拿著契約阻止。然後駐德代表開始罵中共，要不是中共阻攔，台灣早就直接買到疫苗啦！

其實，只要按照對方的規矩來談判，當年我們的確真的可以早就買到BNT疫苗。只是民進黨政府經常偷雞摸狗就是了。
後來乖乖的按照規矩走，2022年的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不就買到了嗎？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還沒超過十年，當年倖存下來的我們都還活著，也不是每一個都是金魚腦，也還沒有罹患阿茲罕默症。許多當年的科普資料都還在我們的電腦硬碟裡。不要隨隨便便就想洗民眾的記憶。

當年台灣缺疫苗，政府自己偷雞買不到，最後是鴻海、台積電、慈濟出手，才幫台灣買到BNT。既然民間買得到，政府當初為什麼買不到？為什麼還要讓民間自己掏錢？中間又到底拖了多久？
鄭麗文更直指，當年真正該為疫苗政策負起政治責任的，是蘇貞昌、陳時中。

慈濟最後不只真的出了錢，更實際協助買到500萬劑BNT。
如今慈濟因詐騙案受害，損失的更是社會大眾一筆一筆捐出的善款，民進黨政府不去正視詐騙問題，反而趁機說風涼話、轉移焦點，才更令人無法接受。
政府買不到，民間出錢、民間救急；如今出了事，還想回頭反咬慈濟？
當年的疫苗帳，台灣人沒有忘記。

田曾學漢學十年；歷任高知、神奈川等縣警部長；1890年入中央政府；其後歷任郵政局長、通信局長等職；1895年，與原敬同時任台灣事務局委員，主張同化政策與以文官總督治台；1898年曾任鐵道局長；但不久罷官，轉任民間鐵道會社負責人；1901年，當選眾議員，曾獲連任，且於1906年，獲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與後來拜相的原敬同屬藩閥時代罕見的民間政友會要角。

1919年，明石元二郎總督去世；正當日本藩閥政治終結之時；寺內正毅內閣下台，原敬內閣上台；田獲任台灣總督。就任前，田曾親訪原首相，陳述其教化而同化的治台意見，以及未來取得南洋群島時，應委任總督府治理，前者獲得首相之認可；後者涉及國際關係，難以預定。該同化政策之公開，使得我島民對之頗有期待。他是日本政黨政治下，我島第一位文官總督。政黨政治以政黨輪替為特色，因而任期都頗有限。 

他曾經在就任後，公開理性地表示──
「教化台灣人必須跨越學校教育之藩籬而擴張之。這種教育必須在政治社會生活和教室中進行：例如，若一個人有資格在總督府中任職，一定不會因為他是個台灣人而受到阻礙，禁止日台人通婚的法律必須修改，因為日本人可以與外國人通婚，更何況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儘速推行義務教育，儘管現在公學校的出席率不理想，但必須開辦更多的學校。……呼籲僚屬為同時容納日台人的學校制度作準備。」
其內容確實頗符合當年我島社會的實況，應該是確實說出了民間的感受，難怪民間對他會有相當的期待。

同年12月，命下村長官就七項政務進行調查，準備改革。即，除了教育上有「日台共學」與設立大學的計畫外，其他還有「確立台灣地方制度，公佈縣廳郡市官制；確立地方公共團體之基礎，行市街庄自治制度；民治與員警分開，使分擔教育、土木、衛生等；制定戶籍令，公認日本人與台灣人相互婚嫁……等等」。

稍後，1920年2月，第二十四屆國會散會後，3月，田總督往訪原首相，提出政務上的七項改革計畫，獲得首相之同意；然後，田總督曾率下村長官拜訪法制局長請速行審查；還曾對原首相特別陳述，請將地方制度方案交付疏密院諮詢；甚至到參謀本部訪問上原勇作總長。。。

然而，民間所深刻感受到的不滿，官方要認知到其問題原本不難，但是要處理問題卻並不簡單，尤其在族群歧視的相關問題上，改革現狀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決心，願意相對地做出巨大的付出，是很難實現，只能成為一種口頭的正義。

田總督是怎樣的總督？

1921年11月，被後世稱為「平民首相」的原敬被右翼份子刺死；原本提出的改革項目，除了「廢除笞刑」一項外，最後大都乏善可言。該項改革，由於當局手中可以宰制我先民的毒辣手段甚多，如「犯罪即決例」就是，此項體罰手段實無必要性，該一改革自然可行；但其他各項宣示都未能真正通過完整的調查。例如，關於日台共學的制度，大多數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不能共學，只有中、上學校才能進行共學，但是中、上學校中台籍生的錄取率遠低於日籍生，同班的日籍生的素質簡直都低於我台籍生！我台籍生怎會不感受被嚴重歧視了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田總督所宣示的重大變革，當然只能停留在文宣的階段。某種意義上，國體派勢力太大，號稱「平民首相」的原敬也頂不住──也就是，在「輕賤生命」的日本政壇上，若不是已決心為理想付出生命，人們所宣示的理想，其實可能永遠只是一場漂亮的欺騙。

換言之，就像今日的日本右翼張狂，日本雖然也有左翼份子，也有強調和平主義的聲音，但是左翼的和平主義者們，如果不能拿出比右翼分子更大的決心，付出更高的代價，就極可能只是淪為在軍國主義血腥圖騰下僅僅做為美學點綴的和平鴿而已。

田總督治下，他雖努力阻止東京我台人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允許「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為《台灣通史》的出版題辭；還公開罷黜了發言不遜的台籍稅吏〈該稅吏向我島人說「感覺稅負太重的話，就回去支那去」〉。

1921年2月，總督府發布『台灣總督府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明定若具有相當的資格且熟悉台灣情況的台人，可依該令任命為地方理事官，亦即是可出任郡守等奏任以上高等文官。看似一種開放，然而，就像開放共學制一樣，其中錄取率的內規，才是其體制的核心；該任用令的內規是該理事官僅能成為幕僚人員與地方行政官，影響於民生發展者極少，真是矢內原原忠雄所說的只能成為官方的手腳；是對於當時我島社會運動啟動之初，相當有力的分化；因而，對於該制，民間有「總督府中僅有的三名台人行政高等官悉數被任為勸業課長」之譏。

1922年，推出「新台灣教育令」；就是前述的日台共學制的實施；當局自詡為多麼理想的體制，然而，我島上的台灣民眾黨在1929年對它的批判卻是──
「教育方面……男女中等學生人數，台灣人較日本人為少。共學制……標榜教育機會均等主義，其實是限制台灣人入學。臺北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均為島內及由日本內地招募之日本學生所獨佔，高等專門學校之台灣人學生比較新教育令公佈以前反為減少。」

其次，關於台灣地方自治制度，田總督下，設立了由地方的協議會到總督府的評議會，也是當年進步改革的重點，但都僅是諮詢性的；我島先民在1927年也曾有如此的回憶：
「到了第一代的文官總督……才施行了好看不好吃的地方自治制度，使人民加重了州市街庄等的經費，所以台灣人都恨田總督是個滑頭的政治家，說他用著假自治，騙了真稅金。」
「田總督的治台方針，主要是使台灣作為被榨取的殖民地。例如製糖會社的區域制度，土地的強制收買問題等，既有資本的榨取，又有勞力的榨取。內台人不融合的原因，皆根源於經濟關係，現在在台的日本官吏有2萬人以上，連同眷屬合起來不下10萬人，而每年預算半數四、五千萬元，即花費在這些官吏的薪俸旅費上面……」

但他在任期間，最重要的政績可能就是他為了爭取1923年皇太子來台巡視，曾公開向東京當局拍胸脯表示──果然一切順利──
「台灣思想之惡化，蓋止於東京……未到危險程度，而一般人民極為忠實順良，感受一視同仁的聖恩，絕無危險之處」

直到1923年9月，東京大震災後，田總督就奉召高升離台了。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新一代055型大型驅逐艦再次下水服役的消息，幾乎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伴隨著航空母艦、兩棲攻擊艦、901型大型補給艦以及新型核潛艦陸續加入解放軍海軍，中國海軍的整體規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擴張。

許多人看到這類新聞時，第一個問題往往是：「055到底有沒有美國神盾艦厲害？」「中國的新型驅逐艦到底能不能打？」這樣的討論固然有其價值，但如果我們真正從海軍史與海權發展的角度來觀察，這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海軍已經開始由一支區域性的近海艦隊，逐漸朝向真正的遠洋海軍發展。而這種變化，對未來東亞海上權力平衡所造成的影響，很可能比單一艘軍艦的性能更加深遠。

驅逐艦群的快速成長，不只是數量增加。若回顧中國海軍近二十年的發展，可以清楚看見一條十分鮮明的演變路徑。二十一世紀初期，052C型驅逐艦開始服役，它代表中國第一次真正建立具有區域防空能力的現代化驅逐艦，也象徵中國海軍正式跨入新一代大型水面艦艇的時代。

隨後服役的052D型，則在雷達、飛彈發射系統、電子設備以及整體作戰能力方面全面提升，逐漸成為中國海軍今日最重要的主力驅逐艦。若以目前公開資料估算，052C與052D系列合計已超過四十艘，而055型大型驅逐艦亦已形成相當規模，使中國新世代大型驅逐艦總數突破五十艘。如果再搭配航空母艦、054A與054B型護衛艦、901型大型補給艦、兩棲攻擊艦以及潛艦部隊，中國海軍已經不再只是增加幾艘大型軍艦，而是開始建立一支具備完整架構的新世代遠洋艦隊。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055是否優於某一型美國驅逐艦，而是整個艦隊架構已經逐步成形。真正的挑戰，不是造艦，而是培養人。我個人認為，真正決定中國海軍未來高度的，並不是造船廠一年可以建造多少艘軍艦，而是另外一件事情，人。

世界各國海軍都有一句相當類似的觀念：造出一艘現代化軍艦，也許只需要幾年；培養一支成熟海軍，往往需要一個世代。中國目前快速增加的新型軍艦，意味著大量的新艦長、新副艦長、新作戰官、新輪機官、新電子戰軍官，以及數以萬計的新士官與水兵，都必須同步培養。軍艦可以按照設計圖快速建造。但是海軍文化、指揮經驗、艦艇傳統以及士官制度，卻不是短時間可以建立的。

歷史上，美國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英國皇家海軍之所以能長期保持高水平戰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並不是他們擁有最好的軍艦，而是他們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累積，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人才制度與海軍文化。一名優秀的艦長，並不是軍校畢業後立即誕生，而是經過多年航海、值更、艦隊演習以及各種危機處置，一步一步累積而來。這種能力，很難用任何數字衡量。因此，中國今天快速增加的軍艦，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值得觀察的是，這些軍艦上的官兵，是否能在未來二十年逐漸形成屬於中國自己的遠洋海軍文化。比單艦性能更重要的，是整支艦隊。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許多人討論海軍時，往往只關注單一軍艦。例如： 055到底有多少垂直發射系統？雷達性能是否超越神盾？反艦飛彈射程有多遠？然而，真正的海戰，很少是單艦決勝。現代海軍作戰，更像是一個高度精密的系統工程。055大型驅逐艦，本身並不是孤立存在。它真正的價值，在於與052D、054系列護衛艦、航空母艦、預警機、補給艦、潛艦、衛星偵察以及資料鏈系統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航母打擊群。每一種艦艇都有不同分工。有的負責區域防空，有的負責反潛，有的負責對海打擊，有的則負責遠洋補給。真正考驗的，不是其中某一艘軍艦有多先進，而是在高強度戰爭環境下，整支艦隊能否持續維持指揮、通訊、補給與協同作戰能力。

歷史上一支成熟海軍最大的特色，不是某一艘軍艦特別優秀，而是當其中一艘軍艦受創甚至退出戰場後，整個艦隊仍然能夠迅速調整隊形，繼續完成任務。 這才是真正的海權，也是未來中國海軍真正需要跨越的一道門檻。

工業能力，才是中國海軍真正的底氣。如果說中國海軍近二十年的快速發展，有一項真正不能低估的優勢，我認為並不是055大型驅逐艦本身，而是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回顧近代海權發展史，無論是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都有一個共同特徵：真正支撐海權的，不只是軍艦，而是背後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軍艦受損，可以迅速修復；武器消耗，可以持續補充；新艦服役，可以源源不絕接替老舊艦艇。這種持續生產與維持戰力的能力，往往比單一武器性能更具有決定性。今天的中國，已經建立世界最大的造船產業之一，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都具備相當可觀的建造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開始具備建立大型遠洋海軍所必須擁有的工業基礎。

當然，工業能力並不等於戰鬥力，但沒有強大的工業能力，長期維持一支大型海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未來中國海軍真正的優勢，很可能不是某一型軍艦，而是整個國家的製造能力、維修能力以及持續補充戰力的能力。

東亞海權，正在重新進入競爭時代。中國海軍的快速成長，自然也牽動整個東亞戰略格局。日本近年大幅提高國防預算，持續強化海空力量；美國則重新調整印太部署，加強第一島鏈的整體防禦；澳洲、菲律賓與韓國，也都不同程度擴充自己的海空軍實力。台灣方面，除了持續建構不對稱作戰能力之外，也積極發展各型無人機與反艦飛彈，希望在有限資源下提升整體嚇阻能力。

換句話說，中國海軍的壯大，不只是自身力量的增加，也促使周邊國家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戰略。這種互動，其實正是近代海權競爭最典型的現象。十九世紀末德國海軍迅速崛起，引發英國全面擴充艦隊；冷戰期間，美蘇雙方也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海軍競賽。今天的東亞，同樣開始出現類似的結構性變化。

未來東亞是否會因此更加緊張？答案並不完全悲觀。歷史同樣告訴我們，均勢有時會增加衝突的風險，但也可能因為彼此都清楚戰爭代價過於巨大，而形成新的平衡。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任何一方取得絕對優勢，而是各國能夠在競爭之中維持理性克制，使海洋繼續成為交流與合作的空間，而不是全面對抗的戰場。

結語：

真正決定海權的，始終還是人。回到文章一開始的問題。055到底強不強？我的答案其實並不複雜。我相信，中國近年建造的新型驅逐艦，在技術上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其戰鬥力並不需要刻意低估。然而，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某一艘軍艦，而是整支海軍。

我常把它比喻成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他每天到健身房鍛鍊，肌肉愈來愈發達，力量也愈來愈強，這當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健身與真正走上競技場，終究還是兩件不同的事。真正的考驗，在於臨場判斷、心理素質、團隊默契，以及面對突發狀況時的應變能力。

海軍亦然。和平時期的大規模演習，可以累積經驗，也可以建立默契，但真正成熟的海軍文化，仍需要長時間的遠洋航行、聯合作戰訓練，以及一代又一代官兵共同累積。因此，我認為未來二十年，真正值得世界關注的，不只是中國還會建造多少艘055型大型驅逐艦，而是中國能否逐步建立起一套成熟、穩定且具有世界水準的遠洋海軍文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東亞海權平衡將真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如果仍停留在硬體快速擴張，而人才、制度與文化未能同步成熟，那麼再先進的軍艦，也未必能完全轉化為相應的海權。

回顧近代海軍發展史，我們終究會發現一個始終沒有改變的道理：軍艦可以在數年之內建成，但海權，永遠是一個世代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