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航這樣的公司，歷經艱辛草創，幾十年來都不是一個正常治理的公司，若說照顧空軍人員，倒也無可厚非，但既然是上市公司，就該有公司治理的態度。

中東危難，政府無動於衷，若說華航派不出飛機接旅外的國人回台，好像又不是這樣，因為華航的確有多餘的飛機，可以讓行政院長到日本演戲，既然有多餘的飛機，那麼外交部就該情商派去中東，把受困當地的國人接回來。

可是我們的政府沒有這樣做，華航也沒有，華航選擇賠錢幫政府做秀，而非解決國人受困中東的問題，政府是連演都不演了，到日本作秀第一，困在中東的國人，置之不理，中東的外館所能做的有限，這個需要外交部下決心，但外交部與駐日代表處只想搞政治，根本不想管中東的事情。

一個政府在海外有急難事故時，連緊急申請航路，調派飛機到海外接人，都不想幹，你就知道這些當官的人，腦子裡都裝了什麼。

華航是上市公司，但卻是一個附庸於政治的奇怪公司，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府即為負責政治事務的機構，但現在的政府只是特定政黨攫取國家資產的機構，而不是照顧人民的機構。

至於從松山軍用機場起飛，那就是個實實在在的公務行程，一趟浪費公帑的行程，一個到了日本，卻不能稱為公務，而必須稱為私人行程的公務行程，如此卑賤，世所罕見。

一個名為私人行程的公務旅行，荒謬至極。華航不能秉企業良知，罔顧民生，攀附權貴，也不是一個良善企業。

過年五天時間，利用休息時間，一口氣把大陸最新拍攝的歷史劇《太平年》四十八集全部看完了，這部戲極其考究，對白充滿著文言文，劇情卻極其緊湊，編劇能操作如此複雜的歷史，讓數十個角色都能立體呈現，不只注意到五代（梁，唐，晉，漢，周）的制度變化，甚至注意到大宋、南唐與吳越的衣冠風格各異，還呈現出後世罕見的「插手禮」，看完當能填補社會大眾對「五代十國」的認識空白，並能深刻體會到戰亂帶來的悲歡離合。

這部劇提供給我一大啟發：五代紛亂，君主更換頻繁，然而政治秩序依舊能維持，有賴於馮道這類的「公務員」，兢兢業業恪守職責，不管最高層的政治鬥爭如何慘烈，儘可能在行政層面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再者，十國中，只有吳越國能保境安民，歷來君主都能關懷民生，守住一片淨土，讓百姓過著富庶的生活，更來自大家都遵循建國者錢鏐臨終遺命「子孫善事中國」的政策，甚至始終不自外於中國，一直與中原王朝保持緊密連結的關係所致。

還給天下太平，這是數代人的心願，從後周世宗柴榮開始，已經逐漸穩住昏亂的王朝，開始向外經營，最終當宋朝建立，趙匡胤展現王者氣象，杯酒釋兵權，終止軍人干政惡習，卻滅掉南唐，準備徹底一統江山時，錢弘俶同樣基於保境安民的思維，不願意吳越子民陷於戰火流離中，主動表示未來願意「納土歸宋」，放棄自己國王與其錢氏家族的榮華富貴，直到宋太宗時徹底完成此一壯舉，這種無私的胸懷與氣魄，真是不簡單。

比起《沉默的榮耀》反映出劇組對當年臺灣社會的生疏，《太平年》這部歷史劇拍得符合情理，在歷史的空白處填補深具慧心的內容。大陸拍攝歷史劇常有其政策性的意義。
臺灣要思考：自己想效法南唐，搞到生靈塗炭，金陵盡付於大火，不得不在屈辱中被統一；還是想效法吳越，最終和平回歸一統，共享太平盛世？
大陸則要思考：自己已經是「大宋」，懂得偃武修文，尊重天下讀書人，值得讓吳越國歸附，彼此共飲太平年的一杯酒嗎？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行政首長前往日本東京替WBC中華代表隊加油，遭質疑公器私用，首長親自回應，當日為個人休假且自費的私人行程，連維安隨扈的費用都是自費支付，在野黨則緊追不捨索要收據證明。

雖然首長都說是私人行程了；不過，劉杯杯仍是好奇，首長的加油行程可以算是公務嗎？
先說結論。
根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舉凡視察、訪問、會議、談判、考察、研究、進修等等與政府職務相關的活動，均可列為因公出國；在某一程度上，以最高行政首長的位階為國家隊加油，宣揚國威，提振民心士氣，均是職責所在，所以將此行視之為公務行程，並不為過。

當然，如果一定要說是私人行程，也未嘗不可。只是，首長此行很難直接認定為私人行程。

首先，就是是否使用公費的問題，除了像是機票食宿這種實打實的支出之外，隨行維安、免通關、松指部起飛等這種，雖然沒有付費，也沒有收據，但也都是公家的行政資源；如果用了，那就算是公務行程。

其次，此行是否有諸如會見日本政要，或是不公開的官方交流？如果有，因為可能會有外交效果，那也應該被視為公務行程。這點就不得而知了，搞不好3個月後突然宣布個跟日本的重大外交突破也未可說。

再者，首長是否以官職的身分出席；事實上，以首長的出關、入關優遇，跟坐在第一排的VIP席加油來看，首長不會是以球迷甲的身分到日本，就是以最高首長的身分前往。

再退一步說，這趟是因為出國才眾說紛紜，如果首長是到去年在台北舉辦的WBC資格賽為中華隊加油，所有的交通、維安、隨扈、優遇也都是使用公家資源，但應該不會有爭議吧！

其實，就算使用維安人員，也不會是濫用公家資源；因為高階官員的維安並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國家職位；因此無論是出席公務活動還是私人行程，維安人員都是必須的，因為維安保護的對象是｢職位」。
說白了，就算首長完全是私人行程赴日加油，維安人員隨行也不會有公器私用的問題。

討論至此，至少以劉杯杯的認知來看，將首長的這一趟日本加油之旅視為公務行程應該還算可以接受。
那為何輿論反彈如此之大呢？

這就是政治層面的問題了。
首長身負重責，動見觀瞻，在世界局勢動盪，台灣天然氣馬上見底，要面對嚴苛經濟環境的當下，還能好整以暇的前往日本觀賽加油，在這個時間點做這件事，是否恰當，是否必要，是否符合社會期待，才是真正的問題。

更何況首長不知是因為怕誤會還是為了彰顯清廉，早早的就說是自費行程，連隨扈的錢都是他出的，搞得在野立委拼命追索單據，這其實是首長有點弄巧成拙了。

年輕時學清末的歷史，戊戌變法，或稱為百日維新，是清朝最後的改革重振機會，但是被慈禧太后所扼殺，被稱為戊戌政變，所以慈禧太后是清朝滅亡的主要罪人。然而最近才知道，雷家聖教授研究這段歷史有新發現（[1] [2]），其結論是：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不僅沒有過錯，反而是有功的。維基百科也接受這觀點。本文可算是 [2] 的摘要轉述。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發生在1894年和1895年，戊戌變法、戊戌政變發生在1898年。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雖想要改革，卻主張「中體西用」，並不全面，甲午戰爭的慘敗促成了戊戌變法的全面改革。對於改革，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當時的大臣大致可區分為「變法派」和「保守派」，變法派旗幟鮮明，領導人是康有為，保守派人數衆多，卻不那麼明顯。

甲午戰後，中國人當然很「反日」，但卻沒有持續多久就改變為「親日」，尤其變法派。甲午戰敗曝露了中國的衰弱，根本無力單獨抵抗列強的侵略，在日本的極力遊說下，結好日本（和英國）及學習其維新於是成為主流思維。

由他們的著作和經歷可知，康有為、譚嗣同都很急於求成，對國學傳統有厭棄之心，但是對西學並不深入了解，並且都有世界主義的觀念，在國內改革尚未有成時，這可說是好高騖遠。康、譚有這樣的思想背景，於是容易接受「借才」「合邦」的提議。
「借才」是借用外國的人才來推動中國的變法事業。
「合邦」是多國合為一國，可有多種方式。
涉入中國政治頗多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就常鼓吹「借才」「合邦」，並與康有交往。在戊戌變法開始前，康就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就商議要召開「合邦大會議」。

戊戌變法始於光緒皇帝在4月23日（文中的日期都是當時使用的陰曆）下詔「更新國是」，當時的皇帝早已親政，但慈禧太后在幕後透過事後的報告（抄本），仍可以監督重要的朝政。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譬如默許皇帝罷黜保守的重臣及帝師翁同龢。

7月24日刑部主事洪汝沖上書提議「借才」（「才」是指剛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與日本合為聯邦」，隨後有多位變法派官員也建議重用伊藤，於是皇帝決意要開懋勤殿，選集東西各國英才共議國政。
7月28日皇帝賜楊銳密詔，報怨太后「不願將法盡變」。可能是太后質疑「借才」「合邦」和懋勤殿計畫。

8月3日監察御史楊崇伊上書太后，反對重用伊藤博文。
8月3日夜譚嗣同接受康有為的指示，密訪由天津來京的袁世凱（袁剛被皇帝召見並提抜為候補侍郎），譚對袁說，直隸總督榮祿獻策，將廢立弒君，要袁起兵勤王，殺榮祿，囚禁太后。8月5日袁回到天津，當夜向榮祿報告此事。
也在8月3日夜，一些變法派官員在康有為家中聚會，決定多人上摺，應是有關「合邦」的主張（5日、6日的上書）。

8月4日康有為又拜訪已來京的伊藤博文、李提摩太。
8月5日監察御史楊深秀上書皇帝，主張與日、英、美「合邦」。
8月6日監察御史宋伯魯上書皇帝，也主張與日、英、美「合邦」，以免被俄、德、法瓜分。
也在8月6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捉拿變法派。
8月7日榮祿派人到北京陛見太后，應是在此時報告袁世凱告密之事。

由這過程可以推論，保守派和變法派雖有不同意見，並非水火不容，慈禧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但當變法派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太后才發動政變。政變後，太后發現變法派曾策動袁世凱發動軍事政變，因此處死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戊戌變法帶頭的康有為、譚嗣同雖有愛國心，卻缺少治國的經歷，又急於求成，竟然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殊不知弱國與強國「合邦」，必受強國的控制，等於自己滅國，他們真是太無知又自以為是，幸虧慈禧太后予以阻止。

[1]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萬卷樓，2004。
[2] 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五南出版，2016。

這場局已經不是川普能單方面喊停的。當波斯大象完成了代際權力更替，且全球能源供應鏈開始集體休克時，這場『殺豬盤』的莊家，已經分不清誰才是那頭待宰的豬。

2026年初，當白宮僅用4小時便在加拉加斯總統府帶走馬杜羅時，那場「潑天富貴」成了川普政府最致命的麻醉劑。這種「斬首即勝利」的幻覺，讓決策層無視專業軍事將領對波斯高原的幾何級警告，像簽署一份併購合約般輕率地扣動了對伊發射鍵。然而，伊朗並非委內瑞拉，它是一個將164萬平方公里高原要塞化、並將革命衛隊嵌入國家命脈的韌性體系。當哈梅內伊在美式「政治殺豬盤」中殉道，美國親手拆掉了談判桌，卻意外激活了伊朗化整為零的「復仇者模式」，讓這場原本宣稱「48 小時解決」的閃電戰，演變成了一場公開的戰略處刑。

白宮預想中的政權崩潰並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指揮權全面下放、化整為零的三十多個獨立作戰單元。這種「去中心化」的不對稱反擊模式，讓美軍傳統的層級化防禦顯得捉襟見肘，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失去頂層統一指揮後，各單位沒有了層層請示的繁瑣流程，行動效率反而大幅提升，反擊變得更加直接且迅猛。伊朗的反擊戰術非常直接：只要有美軍基地，導彈與無人機就全線出擊。這種「復仇者模式」雖然引發了國際社會對誤傷平民的譴責，但對於長期處於反美情緒下的中東民間而言，砸向美軍基地的流星火光反而成了街頭歡呼的背景。

戰場的硝煙迅速蔓延。從巴林、卡達、科威特到阿聯酋，十多個美軍基地遭到前所未有的導彈飽和攻擊。第五艦隊司令部的燃料庫火光沖天，衛星影像顯示科威特的空軍基地幾近夷為平地，連美軍自己都不得不承認蒙受了「重大傷亡」。到了3月9日，「真實承諾-4」行動已推進至第30波飽和反擊，速度超過14馬赫、可攜帶重達2噸彈頭的「霍拉姆沙赫爾- 4」導彈與「海巴爾．謝坎」、「法塔赫」等多彈頭與高超音速導彈像暴雨般砸向以色列。

就在前一晚，3月8日，伊朗政壇完成了驚人的權力過渡，更為強硬的新任最高領袖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正式掌舵，並隨即對以色列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清算。特拉維夫、海法，以及負責信號情報的8200部隊總部，皆在「伊瑪德」與「卡德爾」導彈的精準點名下化為瓦礫。3月9日最震撼的消息來自沙烏地：由於伊朗導彈精準命中了杜哈附近的通訊節點，美國駐沙烏地大使館已下令非必要人員緊急撤離；美軍也證實部署在中東的一處「薩德」攔截陣地在第30波攻擊中受損。

更令美、以盟友心驚膽顫的是，這場變局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盟友們精緻利己主義下的崩潰眾生相。曾經的中東小霸王以色列，此刻正表演著一場「地堡外交」。納坦雅胡一邊在特拉維夫瘋狂逮捕拍攝伊朗導彈攻擊實況影片的以色列平民，用媒體輿論戰營造「攔截成功」的假象，試圖掩蓋「鐵穹」與「箭式」防禦神話破滅的真相，一邊熟練地開啟避難模式。以色列人驚覺，多年來耗費鉅款打造的防禦系統在飽和攻擊下就像一把漏水的雨傘，當領導人跑得比導彈還快，那種從內部瓦解的戰略自信，遠比硝煙更令特拉維夫窒息。

太平洋彼端的日本，則陷入了極度的精神分裂與絕望。作為一個95%原油依賴進口的國家，隨著霍爾木茲海峽流量驟降70%，那條生命線簡直是降維打擊。東京外務省發現，為了填補中東被擊穿的防空網，美軍正像拆家搬運工一樣，將原本用於亞太防禦的薩德系統與愛國者飛彈成批抽走。這讓東京徹底明白：在「美國第一」的帳本裡，盟友不過是隨時可被變賣或挪用的抵債資產。這種被極度輕視的悲哀，讓日本民眾不禁想起2014年那場荒謬的「全球鷹」軍購案：當時日本支付了數千億日圓，卻換來三架「到貨即退役」的過時廢鐵。如果說當年華盛頓是用一張紙（軍購協議）從日本納稅人手中憑空掠奪了數千億，那麼2026年的今天，美國則是用一張調令抽走了日本家門口的護欄。這再次戳破了所謂「盟友」的畫皮——在霸權眼中，日本從來不是客戶，只是個上貢保護費及隨時能被拆卸零件去修補主子地堡的戰略提款機。

與此同時，德黑蘭眼中最後的一絲幻想已被爆炸聲震碎，他們轉向與東方建立更為堅定的戰略鏈條。雖然3月7日晚上，美以聯軍襲擊了伊朗三個戰略油庫和一座煉油廠，試圖切斷波斯的戰爭血脈，但德黑蘭的報復沒有任何遲疑，作為對等清算，伊朗導彈反手精準命中了以色列北部的命門海法煉油廠，火勢之大，幾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焚天烈焰。

即便在封鎖最嚴密的時刻，伊朗龐大的影子網絡依然支撐著能源與工業物資的循環，每天上百萬桶的原油輸出確保了波斯導彈工廠的二十四小時運轉。伊朗這頭「波斯大象」在戰火中展現出驚人的生存韌性，這種韌性讓美國的極限施壓徹底淪為一場無效的自我消耗，反而在全球引燃了從喀什米爾到土耳其多地的聲援抗議和、譴責美以行徑，以及從葉門首都薩那到倫敦美國大使館外的數萬人群反戰示威的反美浪潮，甚至迫使西班牙等歐洲盟友公開糾正華盛頓的「嚴重錯誤」。

然而，真正讓帝國感到痛楚的，是能源與政治信用的雙重血崩。伊朗並不需要物理性地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只需在公海進行幾次「開盲盒式」的無人機襲擊，便足以讓全球保險巨頭勞合社將保費調高400%。就在剛才，國際油價（WTI）一度飆升至118.88美元，全球航運巨頭馬士基（Maersk）宣布正式無限期停航所有經過阿曼灣的線路，美國國內多個州的加油站已經出現排隊搶油潮，這個承載全球20%原油運量的「世界油閥」在經濟意義上已經歸零。能源危機的火苗迅速傳導至美國中西部的加油站，川普承諾的「2美元油價」成了美國加油站前最黑色的幽默。當通膨的火苗燒回美國中西部的選民手中，曾經瘋狂喊著「MAGA」的川粉們才會發現，自己選出的是一群被軍工複合體綁架、且對「打完之後怎麼辦」毫無概念，也沒有答案的提線木偶。全美汽油均價的破底式飆升，正將經濟問題轉化為針對白宮的政治審判。

此刻，川普面對的不僅是中東的一鍋粥，更是國內政治信用的全線血崩。從曾經的鐵桿盟友塔克·卡爾森的公開炮轟，到民調跌破39%的心理防線，這場戰爭正將MAGA的旗幟撕裂。選民們開始意識到，那個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統，似乎正被軍工複合體與他國利益所綁架。這場由傲慢開啟的棋局，正一步步走向一個無人能全身而退的滑鐵盧。

當3月9日傍晚的油價跳動在118美元的紅線上，當德黑蘭官方剛剛發布了新任最高領袖 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 的首份全軍動員令，強硬回應了川普之前「新領袖沒美國批准活不久」的言論，伊朗革命衛隊隨即宣布對海灣地區的美軍資產發動「無限期飽和打擊」，川普終於發現，這場殺豬盤不僅沒殺掉波斯大象，反而賠掉了美國最後的能源安全與盟友體系。

帝國的力量從來不只是軍事存在，而是對時間與秩序的掌控力。當白宮把戰略誤判為流量博弈，當資源被拆東牆補西牆地揮霍，時間便站在了不確定性的一側。這場衝突真正的考驗不在導彈準度，而在於美國是否意識到：強硬不等於穩定，震懾也不等於解決。如果接下來衝突無法降溫，這場行動將不僅是中東的硝煙，更會成為美國全球霸權信用崩潰的墓誌銘。

台灣棒球隊被日本隊難堪的7局扣倒，真是有恐日症侯群，應該好好檢討，但隔天1分險勝韓國隊，似乎又過關了，狂喜的聲音明顯蓋過檢討的聲音。

什麼叫做真正檢討，看看韓國歷史上最強打者秋信守的評論就知道。秋信守的年代是韓國棒球真正的黃金時期，投打陣容處在最佳狀態，他們面對擁有松坂大輔、鈴木一朗陣容的日本隊，不是還沒比賽就說我好怕喔，而是正面擊敗日本。

秋信守對於韓國棒球的現狀確實曾提出多次直言不諱的批評與建議，特別是在他回到韓國職棒（KBO）效力後。他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心態不夠積極、球場設施落後以及人才斷層等問題：

球員缺乏急迫感：他在2026年初受訪時指出，韓國球員在心態上與美國大聯盟（MLB）有顯著差異，批評部分球員缺乏「活在當下」的全力拼勁，建議後輩若想進軍大聯盟，必須具備更嚴謹的自主管理與職業意識。

球場設施過時：秋信守多次公開抨擊韓國職棒部分球場（如蠶室球場）的客隊休息室與設施極其惡劣，直言這類「客隊應受虧待」的陳舊觀念會阻礙職棒進步，並促使多支球團隨後進行整修。

國家隊競爭力下滑：在2023年經典賽（WBC）前夕，他曾感嘆韓國國家隊的實力比過去衰弱，並公開支持應選入具有爭議但實力強勁的年輕球員（如安佑鎮）以追求實質進步，此番言論當時引發韓國社會巨大的輿論爭議。

制度與文化改革：他認為韓國棒球在世代交替上過於保守，呼籲球界應更勇敢地給予年輕才俊機會，而非僅依賴資深球員的經驗。

雖然台灣棒球的缺失與韓國棒球未必相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棒球若想要克服恐日症侯群，也要像秋信守對韓國棒球一樣，深刻的檢討和改進才行。

盎撒集團、猶太資本，狼狽為奸，歷時至少150年，如今仔細看看，的確效果斐然。尤其是從克林頓組織猶太內閣開始，猶太勢力急速膨脹，忘乎所以，逐步把盎撒勢力視為幫傭、打手。這種局面是遲早會改變的。盎撒的兇殘，絕不下於猶太勢力，這方面值得密切觀察。

歐洲近千年歷史揭示，各地基督教封建勢力，一向有借助猶太資本鞏固政權與取得經濟利益的傳統。然而遇到經濟危機，多將責任推諉至猶太人身上，導致一個個排猶、屠殺、奪財事件。

這些歷史，猶太學者算過兩筆賬：
一是，德國法西斯上臺以前，基督教文化圈早已殺害了至少600萬猶太人口。規模相當德國法西斯統治期間。
一是，德國法西斯排猶期間，歐洲約有16個基督教國家參與、配合了排猶活動。

我問Gemini：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種說法，即德國法西斯消滅歐洲猶太人期間，參與排猶的基督教國家有十六個之多。請問是哪十六個國家？十六個國家的數字確切嗎？

Gemini回答：

“十六個基督教國家”的說法確實是一個模糊的數字，因為它試圖量化一個複雜且程度不同的歷史現象。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納粹德國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發起者和實施者。然而，除了德國之外，許多歐洲國家和地區都以不同程度的共謀和合作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具體來說，可以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參與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軸心國盟友

這些國家正式與納粹德國結盟，並在其各自的領土上或其佔領區內積極參與了反猶政策和對猶太人的迫害，甚至直接殺害或協助驅逐猶太人。主要的歐洲軸心國盟友包括：
* 義大利：雖然一開始對驅逐猶太人較為抵制，但在德國佔領義大利北部後，義大利的傀儡政權薩洛共和國積極配合德軍圍捕和驅逐猶太人。
* 匈牙利：在1944年德國佔領後，匈牙利箭十字黨政府積極將猶太人運送到德國集中營。
* 羅馬尼亞：是其中一個積極迫害猶太人的德國盟友，在其境內和佔領區內殺害猶太人。
* 保加利亞：將猶太人移交給德軍進行殺戮。
* 斯洛伐克：作為德國的附庸國，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移交。
* 克羅埃西亞：作為一個由德國和義大利扶持的傀儡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積極自發地迫害猶太人。

被佔領國和合作政權

在德國佔領下的許多國家，其地方政府、員警部隊以及部分公民與德國佔領者合作，協助識別、逮捕和驅逐猶太人。這包括：
* 法國：維希法國政府積極頒佈反猶法律並與德國合作。
* 荷蘭：儘管沒有正式結盟，但荷蘭地方官僚機構和員警部隊協助圍捕、拘留和驅逐猶太人。
* 比利時
* 挪威
* 希臘
* 塞爾維亞（作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有當地傀儡政權）
* 波蘭：在德國的殘酷佔領下，但也有部分波蘭員警和鐵路人員在德國脅迫下參與了驅逐。
* 立陶宛：在德國佔領後，立陶宛當地的輔助部隊和民眾參與了大規模屠殺。
* 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類似，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屠殺。
* 愛沙尼亞
* 烏克蘭：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民族主義者和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白俄羅斯：在德國佔領區內，當地輔助部隊參與了反猶行動。
* 奧地利：在被德國吞併後，其猶太人也直接受到納粹迫害。
* 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猶太人被驅逐。

總結

因此，如果我們將納粹德國及其正式的歐洲盟友（6個），加上那些被佔領後出現合作政權或地方力量協助納粹實施大屠殺的國家和地區，這個數位遠不止16個。

雖然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十六個國家”名單，但可以明確的是，大屠殺是一個涉及整個歐洲大陸的複雜罪行，除了納粹德國之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認識到，大屠殺不僅僅是單一國家的罪行，而是廣泛的共謀和合作的結果。

通常在寫歷史論述文章時，我努力提供大架構，舉證史實，建立論述的脈絡，盡量避免涉及時政的人事物，因為後者可能把文章的格局拉下來，降低了深度，也削弱的價值；儘管如此，這本書是我的例外，原因是談到台灣「戀殖」現象時，主要是涉及到具體的文化政策和對象，從他們的表現來談戀殖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的要觸及具體的人事物，或是還包含了許多具體細節，如此論證才有可信度。

事實上，我寫這成本書的動機，正是被過去兩年具體的人事物所觸發的，而且我參與其中，寫了很多批判文章，這本書主要就是這些批判文章的集結。
第一就是針對公視影集《聽海湧》；
第二就是「公民團體」推動大罷免，影視圈和文藝圈一些帶頭的人的言行；
第三就是比較韓國和台灣的軟實力的消長，剛好2025年6月我參加了首爾國際書展，親身領受了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用金錢圈養的文化獨裁，對此有深刻的感受，我把文化觀察和親身的經驗相互結合。
最後，就是針對電影《大濛》消費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強烈批判，同時也分享我參與具體案例的經驗。
因此，許多文章我都是用第一人稱來書寫，以加強真實感和現場感。

以上這些事情雖然涉及的題材不同，但都具有一項共通性。也就是民進黨政府揮霍納稅人的公款，用圈養的方式，製造了戀殖與白色恐怖樣板戲產業鏈。這項政策正把台灣帶向無根、無智、無品的失敗社會，我決定出版這本書，就是希望留下這個階段的時代見證，同時也提供有關當前台灣戀殖現象更廣大的歷史和文化評析。

《戀殖亡台論》基本資料：
尺寸：21 x15 公分
頁數：約300頁
字數：約15萬字
定價：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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