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迎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100周年。百年前，黃埔子弟整裝出征，縱橫南北，統一分裂的中國；那場歷史性的軍事與政治行動，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也為全民族的現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礎。

近日，因賈永婕身世而引發的歷史討論，再次提醒台灣社會：對北洋政府及民國初年的歷史認識，仍存在不少斷層。長久以來，「北洋政府」被簡化為軍閥混戰、黑暗腐敗的象徵，但歷史從未只有單一版本。北洋政府雖然政局動盪，但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憲政嘗試、國會運作、新聞自由及思想開放，為後來的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這段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與進步性。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達成「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合作不僅是革命力量的整合，更是全民族對抗地方軍閥、追求統一與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國共兩黨共同建立黃埔軍校、推行軍隊黨化與政治教育，不僅強化了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力，也培養了後來抗戰與建國的儲備人才。可以說，這段合作為中國抵禦外侮、實現民族自強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北伐的成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它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全民族追求統一、政治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歷史性嘗試。北洋政府的憲政探索、國會運作，國共合作的政治整合，都是後來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重要準備。理解這一歷程，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的複雜性：沒有簡單的黑與白，只有多元力量互動下的歷史脈絡。

今年的賈永婕事件，反而成為台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化、理解北洋政府多面性以及國共合作歷史意義的契機。它提醒我們，歷史教育不是選擇性地記憶，而是要直面真實、承認複雜、從中汲取智慧。

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歷史，認清多元而進步的歷程，才能在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保持定力。北伐百年、北洋憲政、國共合作，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核心經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回望過去，汲取力量，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與科技的崛起，更是歷史自覺、文化承接與民族凝聚力的綜合實現。百年北伐的精神、國共合作的進步性，仍將激勵我們邁向民族復興的光明彼岸。

今天是2026年3月4日。從2月28日開始，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了「狂怒史詩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已經進入第五天。從2026年2月28日開始，美以聯軍針對伊朗核設施及政府核心機構發動了大規模空襲。行動首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與其家屬，及多名高級官員即在襲擊中身亡。

隨著衝突進入第五天，伊朗已對美軍驅逐艦及以色列目標發動多輪反擊，波斯灣戰火持續蔓延，包括阿聯、卡達等鄰國亦受波及。而伊朗的堅定盟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與葉門所支持的「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勢力已展開反擊。黎巴嫩真主黨已向以色列北部發動攻擊，隨後遭以色列空襲貝魯特作為回擊。同時，伊朗已宣佈封鎖荷姆茲海峽，試圖藉此掐住全球20%的石油供應，藉此向支持美以行動的產油國施壓。3月4日，伊朗發射的多枚飛彈精準擊中了以色列的「索雷克海水淡化廠」（Sorek Desalination Plant）並造成嚴重損毀；索雷克廠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水反滲透淡化設施，供應了以色列約20%的民生用水。若損害無法短期內修復，以色列將面臨嚴重的供水危機。除了以色列的海水淡化廠之外，伊朗的飛彈與無人機也襲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杜拜機場，以及卡達和巴林等的波斯灣各美軍基地與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哈梅內伊被刺殺，美國和以色列就真的贏了嗎？這種想法，不是天真，是壓根不懂什麼叫政治，更不懂什麼叫美式戰略的底層硬傷。
老美最擅長的那套「美式戰略」，核心邏輯就是商人邏輯：斬首、恐嚇、精準打擊。
這種劇本我們這幾十年看得太多，多到讓美國政府覺得只要把對方的領袖「點了名」，這場戲就能領到結尾的紅包，歷史就能原地轉場。
在川普眼裡，伊朗這國家就像一家公司，只要把董事長和高管全開除了，底下的員工不就得乖乖跪下求職？
對不起，這是伊朗，不是他在紐約的房地產公司。

問題就在這：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太習慣把一個國家理解成「一個人」，總覺得砍了腦袋，身體就必然動不了。可伊朗的國家權力結構從來不是一根直線，它是一張網，一張滲透進軍事、經濟與宗教血管裡的網。

哈梅內伊統治伊朗37年，他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象徵，是那個把神權合法性與軍事骨幹緊緊焊在一起的靈魂人物。但很多人誤解了伊朗的權力邏輯，總覺得砍了腦袋，身體就必然動不了。事實上，伊朗的體制不是一根柱子撐起來的涼亭，而是一座地底根系錯綜複雜的大山。真正支撐這台國家機器運行的，是早已滲透進血管裡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革命衛隊的指揮鏈、資源控制與內部維穩能力，絕不會因為最高領袖的身亡就瞬間蒸發。只要這個結構還在，體制就還在。把「斬首」直接等同於「體制瓦解」，是對權力運作方式最天真的無知。
這幫人手裡握著伊朗40%的GDP，控制著伊朗約1/3的進出口貿易和能源出口，所有的軍武導彈工廠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他們不是給伊朗政府打工，他們自己就是大股東。
你指望這幫手裡有槍、兜里有錢、腦袋裡還有宗教信仰的狠角色，因為「精神領袖」沒了就集體散夥回家？想得美。

更何況他們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巴斯基民兵」。「巴斯基」（Basij）在波斯語中意為「動員」，是伊朗一支極其特殊的志願準軍事民兵組織。它隸屬於伊斯蘭革命衛隊，作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輔助部隊，成員深入社會各階層，在幾乎每個城鎮、學校、大學及政府機構都設有支部。被視為政權維持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

現實是，老美這枚炸彈，直接把這群伊斯蘭革命衛隊還有巴斯基民兵惹火了。
這就是現在最滑稽的地方：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事實獨立」了。
這幾天，伊朗外長在國際上表現得像個受氣的小媳婦，說願意談判，說要降溫。
可回頭看看戰場呢？導彈像不要錢一樣往美軍基地砸，把大半個中東都捲進去了。伊朗外長兩手一攤：「不好意思，伊斯蘭革命衛隊不歸我管，他們在按照預設程序執行任務。」

根據最新消息，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啟動了所謂的「馬賽克防禦（Mosaic Defense）」，將全國拆解成31個獨立作戰單元，由基層指揮官按預設指令行動。這種「無人駕駛」的報復，反而讓局勢變得更不可控。

這就是老美戰略最打臉的地方：你把能談判的人都殲滅了，留下一群只會開火的機器。
哈梅內伊生前早就安排好了，只要高層「點名」，全軍自動切換到「死手模式」。
現在川普想找人停火，發現根本找不到人。你跟溫和派談，他們管不住槍；你想跟拿槍的人談，發現他們散成了幾十塊，每塊都在按原定計劃射導彈，而且根本沒人想叫停。

真正掌握武力、控制產能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本來就不完全服從伊朗政府，而是服膺伊斯蘭教的宗教軍隊。他們有一套運作了幾十年的組織邏輯。這種體制的韌性，絕不會因為宗教精神領袖的消失就自動蒸發，反而更團結奮進。你看，斬首之後，飛彈還是成批地發射，行動依然有節奏、有後勤，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對方的「大腦」雖然不在了，但其分散式的「神經系統」還在運轉，當聖戰指令一發動之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就在聖戰這個目標下按原定計劃作戰。

很多人會安慰自己說，沒關係，慢慢耗，他們總會垮。這句話聽起來更耳熟了。當年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內亂，初期誰不覺得勝負已分？誰不覺得時間站在自己這邊？但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從不因為我們期待一個結局，就乖乖朝那個方向走。薩達姆．海珊倒下後，伊拉克迎來的是十幾年的權力真空與動盪；穆安瑪爾．格達費死後，利比亞至今都還沒整合好。

空襲確實能把建築炸成廢墟，能震撼輿論，但它接管不了地面，也創造不了秩序。如果你沒有一套實質的接管方案，那麼所謂的「推翻」，其實只是把原本還能談判、還能預測的對手，變成了一堆散落在164萬平方公里高原山地裡、隨時會爆炸的變量。

接下來的情況才是最棘手的。有人看到伊朗射的是「舊式飛彈」與「便宜無人機」就覺得他們撐不久。這種分析只看了型號，卻沒算過帳本。美、以攔截一枚飛彈或無人機的成本，往往是對方來襲成本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當衝突進入這種消耗階段，勝負不再看誰的武器更先進，而是看誰的庫存更耐打、誰的財政更撐得住這種「金額不對稱」的自殺式消耗。如果伊朗用便宜的舊武器逼你消耗昂貴的愛國者三型或鐵穹防禦系統，用時間來拖垮你的國防產能，那麼勝負的標準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改變。到時候，標準不再是誰的武器更先進，而是誰的庫存更耐打，誰的社會承受力更強。阿富汗戰爭打了二十年，最後結果如何？大家心裡都有數。

其實，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往往不是報復，而是那種「失去控制的無序」。當一個體制失去象徵性核心，權力未必會消失，它只會分散。一旦分散，談判的空間反而會變得更狹窄，甚至連可以站出來代表談判的人都沒有。
所以，問題最後還是會繞回到那個最冷的核心：誰來收尾？

如果最後發現局勢變得更複雜、成本更高、時間拉得更長，那麼川普政府與支持者們當初慶祝的那些「歷史性突破」，很可能只是一種昂貴的政治宣傳和自我安慰。真正的勝利從來不在爆炸那一刻，而在爆炸之後，局勢是不是真的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穩定了下來。如果那一步沒發生，那麼一切，都還談不上結局。

沒有接管能力，就注定沒有終局能力。如果你不敢派海軍陸戰隊這樣的地面部隊登陸作戰，或是登陸之後沒辦法控制局面，那所有的戰術火光都只是過眼雲煙。很多時候，宣佈勝利確實很容易，發布幾段爆炸畫面、做幾次演說就能讓支持率上升，但建立真正的穩定卻難如登天。最危險的並不是暫時的挫敗，而是過早地相信自己已經贏了。

我在想，如果這種「斬首成功」最終卻換來一個更混亂的中東，這對誰才是真正的勝利？進一步想想看，如果美國真的避開地面戰，他們還有什麼手段能處理這種分散式的「權力碎片」？經濟制裁+金融封鎖？繼續對伊朗進行政治分化？長期圍堵式戰略？或者承認無法改變體制，轉為「管理衝突」？但這每一種都比單次毀滅性導彈空襲要複雜得多。

真正殘酷的現實是，戰爭從來不是靠斬首結束的，而是靠接管與重建結束。沒有接管能力，就注定沒有終局能力。把希望寄託在一場空襲就能改變體制，是把戰略問題交給了情緒處理。這種做法不是強硬，是輕率；不是決斷，而是賭博。

所以真正的勝利從來都不在你丟下炸彈而且成功擊殺對象的那一刻，而在局勢是否真的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穩定了下來。如果那一步沒發生，那麼這場所謂的「狂怒史詩行動」，留下的絕不是什麼「新秩序」，而是一個更混亂、更不可預測、也更難收場的戰場。

日本偷襲珍珠港，在國內被視為豐功偉業，在國際上成為歷史之恥。老美偷襲伊朗，同樣被川普引以為傲，國際上卻不敢嚴正譴責。共產黨談談打打，被視為卑下的伎倆，老美明顯以談判掩護偷襲，反共抗中者的表態比老美還要無恥。

我超級不贊成政教合一，但只盼自己不在其中，不會去管人家是不是政教一體。這回哈米尼被殺，連同其女兒、女婿、孫子及高級決策核心一併團滅。將來美國再發生類如911事件，別叫我譴責恐攻。我要譴責的是這次美、以的恐攻伊朗。G7諸國只敢講沒我的事，不敢譴責。

思想產生信仰，信仰產生力量。宗教是不經思想，直接從信仰產生力量的。信就好。信就得永生。如果先經過思想，那是講不通的。所以兩個不同宗教間的戰爭是不講道理的。他們必須靠每天成千上萬次無所不在的見證來鞏固信仰。他們奉行的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金句：謊言講上一千遍就是真理。不用思想。

於是宗教成了懦夫的避風港。他們沒有能力從研究道理、貫通思想後自發的產生力量，只好閉上眼睛先「信」再說。他們的勇氣與力量都是如此外求而來的，他們本身並不具有。一旦沒有宗教加持，他們軟弱無力，四顧茫然。所以他們一旦盲信，就再也離不開宗教了。

明明是人造神，卻講成神造人。「信就好」的懦夫們也自甘愚蠢，願意接受支配以逃避人生責任。造神者用所造之神征服世界大多數的愚蠢，剩下少部分的覺醒者才用劍來對付。如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勝於船堅炮利，勝於經濟制裁，是帝國主義最凶殘卻最沒有抵抗的武器，不但從對手內部爆破，還能從對手內部吸收叛徒。

除了從蘇萊曼尼到馬杜洛到哈米尼，美、以自2007至2025至少精準刺殺了14位伊朗重要科學家。殺人武器日新月異不足奇，美、以真正強的是情報。情報強的背後，真正強的是吸收叛徒的能力，就是在宗教輸出下操控懦夫與蠢蛋的能力。全世界懦夫與蠢蛋何其多。中國尤不缺漢奸。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中國不缺諂，台灣尤甚，看跪美後剩下的尊嚴德性即知有多諂。

藍白居然要放水軍購了。有多位藍嘴一再放言，沒有人反對軍購，真是滿嘴大便胡說八道。若是軍購過關，我支持年底投綠不投藍。只要能分贓，毫無原則，早該讓藍死透透。

眾多名嘴也在唬爛美國年底的期中選舉，預言川普大敗。但笨蛋，問題在經濟。川普的國情咨文講出了板上定釘的事實，股市一飛沖天，打臉22位經濟諾獎得主。中國罵人之極是無恥，道德最低點是廉恥；美國罵人之極是懦夫，道德最高點是勇敢。像川普這種無恥懦夫居然還能得逞，這個世界已不適合人類生存。

在台灣的公共討論場域裡，「攤牌」這兩個字經常被提起。有些人主張早日攤牌，認為模糊只會讓風險累積；也有人主張堅持現狀，認為時間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冷靜思考：攤牌究竟是什麼？延後攤牌又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這樣一個小型政治體而言，攤牌從來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結構問題。如何在「生存」與「尊嚴」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不對稱力量的現實下爭取最大空間，這是一場長期的歷史考驗。

一、什麼叫做攤牌？

攤牌，並不一定等於戰爭。
攤牌的本質，是把模糊狀態轉化為不可逆的明確狀態。
兩岸目前的局面其實是一種高度模糊的結構：
• 主權問題未解，但實質分治已久；
• 國際地位半明半暗；
• 安全承諾存在，但刻意保持戰略模糊；
• 統一與獨立都不是立即選項。
這種模糊狀態並非軟弱，而是一種刻意維持的戰略空間。一旦攤牌，模糊將消失，局勢會迅速進入不可逆的軌道。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失去模糊空間，往往意味著失去彈性。

二、情緒化攤牌與制度化攤牌

歷史上的衝突，多數發生在情緒與誤判交織之下。民族情緒高漲、領導人權威需要鞏固、國內壓力尋求出口，這些因素都可能推動快速而激烈的決策。這種攤牌往往是軍事化的、短時間的、成本不可控的。

相對地，制度化攤牌則完全不同。
它意味著，即便未來要解決問題，也必須透過長期政治框架完成：
• 多層級協商
• 民意授權
• 制度設計
• 國際環境配合
• 風險可估算的過程
制度化並不保證完美，但它降低了不可控性。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不是「是否攤牌」，而是「在什麼條件下攤牌」。如果攤牌發生在軍事最不對稱的時刻，那將是災難；若攤牌發生在政治條件成熟、成本可估的環境下，則至少保有談判的主動性。
因此，延後攤牌本身，並不是逃避，而是一種策略選擇。

三、小型政治體的生存邏輯

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大國擁有塑造秩序的能力，小國則擁有調整時間與空間的能力。
小國的優勢從來不在於硬實力，而在於：
• 彈性
• 韌性
• 時間管理
• 場域轉換

台灣的戰略核心，不是擊敗對岸，而是改變決策發生的時間與場域。只要能把重大決定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台灣就保有生存空間。
時間並非中性的。時間會改變人口結構、經濟實力、科技形態、國際聯盟與權力平衡。延後十年，可能意味著更成熟的產業布局、更穩固的防衛體系、更明確的國際支持網絡。
這種延後，本質上是在等待結構改變。

四、生存與尊嚴的雙重命題

台灣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同時維持生存與尊嚴。
只談生存而忽略尊嚴，會讓社會長期處於心理壓抑狀態；
只談尊嚴而忽略生存，則可能導致不可逆的風險。
真正困難的戰略，是既不屈服，也不冒進。
這種平衡，需要三個條件：

第一，足夠的防衛能力。
防衛不是為了打贏，而是為了讓對方知道成本不可承受。只要戰爭成本被普遍認知為過高，衝突就會被壓低到政治層面。

第二，穩定的內部制度。
民主社會的優勢，在於決策可修正、權力可更替。只要制度運作穩定，外部壓力就不易轉化為內部失序。

第三，克制的政治語言。
政治動員若過度民粹化，將提高誤判風險。成熟社會的特徵，是在強烈意識形態中仍保有理性空間。

五、北京的結構考量

若從對岸的角度觀察，其實同樣存在延後攤牌的誘因。
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經濟轉型、人口結構變化與地方財政壓力。這些問題需要穩定環境。對外高風險軍事行動，並非必然選項。
若北京將重心放回內部治理與民生改善，對台政策自然會偏向長期競爭，而非短期決戰。
冷和平的可能性，並不來自善意，而來自成本計算。
只要戰爭風險大於政治收益，理性選擇便是延後。

六、美國因素與戰略收縮

美國未來十年的角色，也是一個重要變數。
即使美國進行全球戰略調整，其影響力未必消失，而是轉化為槓桿式存在：在關鍵時刻介入，但平時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
這意味著，台灣更需要自我韌性，而非單純依賴外部保護。
外部支持永遠不會完全等於安全保障。
真正的穩定，來自自身制度與防衛能力。

七、延後攤牌是否等於問題不解？

有人會質疑：延後十年、二十年，問題難道會自動消失？
答案是：未必消失，但性質可能改變。
歷史上許多主權爭議並非被徹底解決，而是在時間中被轉化。經濟整合、制度演變、國際秩序變動，都可能重塑問題本身。
延後攤牌，不是凍結歷史，而是給歷史更多變數。
對小型政治體而言，時間本身就是資源。

八、我們正在寫歷史

台灣所處的位置，確實罕見。它既不是典型的大國附庸，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小國，而是一個高度經濟發展、制度成熟、卻面臨主權爭議的政治體。
如果能在長期壓力下維持穩定、避免戰爭、守住制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經驗。
也許未來的人會回頭看這段時間，認為這是一種少見的文明韌性實驗。

結語：真正的勝利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勝利，不是擊敗對岸，也不是在國際舞台上宣示情緒性的立場。
真正的勝利，是讓重大決定發生在自己準備充分、成本可控、制度穩定的時刻。
延後攤牌，是一種風險管理；
把攤牌從軍事場域拉回政治場域，是一種智慧；
在生存與尊嚴之間取得平衡，是一種成熟。
歷史不一定會給我們理想答案，但它會給我們時間。
而對小型政治體來說，時間，就是最大的戰略資產。

去年6月，美國和以色列大舉攻擊伊朗，但只打了12天就收兵，主要僅是轟炸伊朗的核設施。現在伊戰再起，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一下就被斬首，戰爭會不會像去年那麼快結束？美、伊談判了一陣子，不合川普的意就開戰，真是帝國主義。現在的帝國主義已經比18、19世紀進化很多，伊朗抵擋得住嗎？

在18、19世紀，西方列強憑藉帝國主義和船堅炮利就能輕易殖民全球，因為當時非西方世界尚缺少民族主義，多數人民沒有抵抗列強的強烈決心。進入20世紀後，民族主義在全球興起，列強即使仍有船堅炮利，終無法阻擋其殖民地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建國。這時列強的帝國主義逐漸演化進步為不僅憑藉船堅炮利。

美國為首的列強不僅有船堅炮利，更是相對富裕的國家，現在的帝國主義於是較少使用武力，卻多憑藉其富裕而經濟制裁不遵從的非西方國家。譬如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都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長期經濟制裁。長期的經濟制裁比使用武力更厲害，武力攻擊會激發受攻擊國家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抵抗情緒，使列強即使戰勝也有不小損傷；非西方國家受到經濟制裁，會使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但較少激發民族主義，而多激起人民對自己政府的不滿，國家於是接近瓦解，使列強幾乎可以予取予求。

伊朗長期受到經濟制裁，經濟瀕臨崩潰，不久前還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國家的狀況當然不好，削弱其軍事力量，但別忘了伊朗是面積164萬平方公里，人口近9千萬的產油大國，雖然軍力遠比不上美國，不可能毫無抵抗和還手之力。美國去年轟炸伊朗的地下核設施，歸於失敗，川普這次於是無恥的以談判掩護美軍發動斬首偷襲。

川普得意洋洋的宣佈已斬首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但筆者卻認為，哈米尼是求仁得仁，決意以身殉教殉國。伊朗的地下藏得了大量的核設施，怎會藏不了哈米尼？必定是他不願躲藏。哈米尼是虔誠的伊斯蘭教領袖，寧願選擇成聖上天堂，而不要沒意義的壽終正寢。哈米尼已安排好繼任者，他的犧牲有助於平息伊朗人民對政府的怨氣，也能激發人民強烈的反美、反以抵抗情緒，使伊朗更堅強，也會驅使伊朗發起對美、以的全面報復攻擊。我不贊成神權統治，但還是尊敬哈米尼的殉教殉國精神。

川普的基礎目標是藉伊朗戰事拉抬他低落的民調支持度，推翻伊朗的宗教政權和銷毀核設施則是進階的目標。基礎目標容易達成，進階目標則不容易。他本來可以掌控戰事規模，先達成基礎目標，然後視情況調整決策，見好就收。現在他無恥的以談判掩護美軍發動斬首偷襲，造成哈米尼以身殉教殉國，這戰事於是將完全超出他的掌控，很可能沒完沒了，對世界造成重大損害，對川普在政治上也多半不利。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個人對於認識二二八事件有相當強烈的疏離感，疏離感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祖輩全都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由大陸來臺，我的家族並沒有任何人直接參與到此一事件中，這個事實對我們產生心理的距離；
其二，從李登輝擔任總統到賴清德擔任總統，總有人要將二二八事件導向「外省人原罪說」，意即這是來自「外省人迫害本省人造成的悲劇」。
這兩者相加到我們身上，對我個人而言，始終有著「莫名所以」的感受，這根本是我們家族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卻打從我一出生到現在，只因我是外省族群（其實對某些人而言，這就是指稱「我不是臺灣人」，該「臺灣人」的定義甚至直接等於閩南族群），就要背負著「犯罪的十字架」，在各種公共場合承受著莫名的指責，好像我們這群人生活在臺灣充滿著罪惡性，這種無端被人標籤化與妖魔化，甚至拒絕承認生活在臺灣合法性帶來的痛苦，現在陸配與其家人大概頗能感同身受，這卻是我青年時間相當沉重的負擔。

直到這兩年來，我開始注意到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尤其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廖繼斌前館長在民國一百一十年（2021）四月八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追思座談中，慷慨激昂替尚未獲賠的外省籍受難者發聲，呼籲政府承認其適用國家賠償的法律地位，並「重新審閱遭駁回的五百一十二件賠償申請案」，尤其再經閱讀唐賢龍在《臺灣事變內幕記》中，記載一則警察單位公布的彙整統計，其中包含外省人死亡四百三十二人，失蹤八十五人，兩者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不禁讓我大惑不解：根據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指出，二二八事件長期是政治禁忌，受難者家屬在恐懼中很難公開訴說其中內容，很多家庭記憶常使用「我們被外省人欺負」這種較口語且較安全的說法流傳，然而，如果這種說法屬實，意即如果二二八事件真是「外省人＝加害者，本省人＝受害者）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理則，前面這群估計超過五百人的外省人到底是怎麼死亡（或失蹤）呢？

根據蔡正元所寫〈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科學討論〉一文指出，其把二二八事件描寫成「本省籍民眾暴動」與「外省籍軍隊鎮壓」的結構，然而，現在的討論常聚焦在後半段，卻對於前半段隻字不談，然而，正因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這十天內，有前面數字的外省人在社會動亂中面臨群眾暴動（包括毆打、羈押與凌虐）而死亡或失蹤，接著纔會有後面軍隊鎮壓情事的發生。蔡正元指出，這些人涵蓋軍公教人員，甚至有無關於任何機關的一般外省人。外省族群死亡與失蹤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種數字比較像是警察系統將蒐集到的資訊快速彙整後對外公佈的統計，其具體名單尚需要再經比對，避免同一人被重複計算（例如不同單位都回報同一案件），然而，這個數字的存在本身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其表示在當時人眼中，外省人的受害現象已經嚴重到需要被警察單位統計與公布，意即外省人面臨死亡威脅並不是後來被人硬加進二二八事件敘事裡，這件事情在當時就已經被視作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僅因「數字可能不精準」否認其所指向的「外省族群受害規模」，這就會把「方法的謹慎」轉化成「敘事的排除」，進而使得外省人受難的歷史事實無法被公共化。更重要的是，外省人在這段期間的遇害並不需要完全依賴前面這一組彙整數字纔能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早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公布其所做《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裡面就直接記載民國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臺北多處出現民眾遷怒外省人「濫施報復」，導致外省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的現象，這導致無辜的公務員與其眷屬，甚至來臺短期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都變成「替罪羔羊」，其根據當時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對此事的回憶，當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該報告提供的內容來自私人的回憶，其數字未經核實（或許有被低估的可能性），但能讓我們獲得無法被否認的結論：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的確發生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致死的現象。

這種嚴重傷害外省人的現象，從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爆發後，隔天（三月一日）就開始在全島蔓延開來。譬如張炎憲、胡慧玲與高淑媛採訪記錄的《悲情車站二二八》，就有當時在八堵車站擔任調車員的謝國全親身見證說法，他表示「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並說「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這就出現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提到其發現隱藏在人跡罕至古道中的〈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並表示該紀念碑「恐怕才是真正的全國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該紀念碑的出現，來自三月一日基隆要塞直屬臺士兵汪烏家在八堵車站被民眾群毆致死（同時還有七名士兵受到傷害），槍枝甚至被奪，這些軍人有帶槍，卻沒有開槍，基隆要塞司令部發文要求八堵車站提供毆打軍人的名單未獲處理，根據《基隆區署二二八事變經過報告書》在當年四月的記載，甚至有流氓數十人持著木棍與短槍直接衝入基隆區署毆打外省籍職員，搶劫其宿舍，奪取派出所的槍枝與彈藥，因此情況惡化到三月九日臺北與基隆宣佈戒嚴。

二二八事件中，三月九日是個關鍵時間點，這一時間點前，就是外省人大規模受到無辜傷害的時間段落，這一時間點後則是國家機制主導的鎮壓。根據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的研究（2025），臺灣省專賣局台中分局科員劉青山就是其中被暴民群毆死亡甚慘的例證。劉青山年僅二十八歲，在三月二日被暴民猛擊昏厥送到醫院，隔天（三月三日）晚上，再有流氓十餘人，衝到醫院中割除正在病床上的劉青山耳朵與鼻子，挖其雙眼，再加猛擊令其斃命。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一一０年（2021）五月一日發布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該報告刊登蘇瑤崇的文章〈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傷亡〉，其未經仔細調查就直接表示根據〈臺中市二二八事變傷亡調查表〉中「劉青山」的傷亡原因寫「打撲外傷腦出血」，備考欄位則寫「三月七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死」，判斷該報告「詳盡較為可信」，蜀蓉居士寫的〈臺中歷險記〉紀錄劉青山還被暴民在醫院殘殺的細節則「顯然是刻意抹黑之說」。

蜀蓉居士所寫〈臺中歷險記〉收錄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的《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這本書中，該書的出版來自警備總部柯遠芬參謀長擔任社長主持的正義出版社，只要對當年政府不具信任感的人，大可藉由「作者匿名」來質疑其說法的可信度。然而，有關劉青山死因，張若彤指出：蘇瑤崇所稱劉青山死於「打撲外傷腦出血」，其紀錄來自於「三二報告」（該報告由國防部保密局臺中組通訊員江海濤整理），就算蘇瑤崇不願意信任警備總部的說法，寧可相信保密局的紀錄（不知兩者的有效性高低從何而來），然而劉青山在醫院被殘殺的事情，〈臺中歷險記〉並不是唯一的資料，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其工作的專賣局同事在二二八事件後出版《專賣局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就已經指出劉青山「後送醫院治療，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張若彤質疑拿政府預算來運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什麼有「雙重標準」，對來自安徽的劉青山死因如此錙銖必較，卻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死亡，即使不知其姓名，卻表示「姓名不詳但確有死人」呢？

因此，值得反思的現象是：我們當真想要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嗎？王曉波教授曾在《二二八真相》二００二年版的序言中沉痛指出：「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這就是為何廖繼斌館長會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的序中接著指出：「經過了二十三年頭，二二八事件被渲染成『中國人有計畫地屠殺臺灣人』圖像，除了省籍衝突的暗流外，二二八事件還深深堆疊出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敵意螺旋。」廖繼斌與張若彤並在合著的《我聞二二八：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中的研究指出（2026），隨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償業務在民國九十三年（2014）末逐漸接近尾聲，體制內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開始出現明顯的性質轉變，其開始往支持民進黨的政黨競選活動靠攏，而與本來「體制內平反二二八」的界線呈現高度模糊的狀態。

這就能解釋我作為歷史學者，縱然從研究方法而言，很容易就能檢視任何人的研究是否符合嚴謹的查證程序，但個人卻始終不想觸碰二二八事件的議題，因為這個議題已經被單一政黨壟斷敘事正義，變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稍微有不同角度來探討就會被人惡鬥，而無法就事論事的釐清真相。然而，當我在今年（2026）二月八日參加奉元書院潘朝陽院長與統一聯盟王永主席聯合舉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受邀擔任武之璋主席、廖繼斌館長與張若彤先生演講塲次的主持人，聆聽三位專家的高見，對此深獲精神的療癒與撫慰。武之璋主席指出：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前，其實是外省族群被大規模傷害甚至殺害的一段日子，這個問題長年不被政府重視，釐清其具體的人數與名單，反而持續掩蓋真相的揭露來展開政治操作，他對此深感不能苟同，大家亟需正視這個問題。廖繼斌館長則指出：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的事實不能獲得補償，更不能被社會大眾看見，讓他這位真正屬於閩南族群的二二八受難家屬同樣蒙受巨大的痛苦，畢竟族群和解需要來自對真相的還原。

尤其是當我看見張若彤先生持續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中道角度，不偏於左右，不偏向於中共與台獨這兩端，撰寫多本二二八相關著作，持平還原那段複雜的歷史，不希望那一輩的軍公教人員蒙受不白奇冤，這讓我對這一議題的澄清，終於點燃起希望的火焰。這讓我不禁回想一段塵封太久的往事：在我童年時期，常見乾爺爺王壽椿先生來家中作客，當二二八事件開始見諸報端，在輿論中發酵與討論，祖籍浙江省溫州市的王爺爺曾經跟我說，民國三十六年期間，他正受電信局的委派，在全臺督導架設電線與電竿，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爆發動亂，閩南人只要看見不會說閩南語的外省人就會狂打與殺害，有位本省籍的醫師收留他在家中躲藏十天，期間還要承受高壓面對暴民的敲門盤問，直到整編第二十一師從上海開拔到基隆，臺北重新恢復秩序，他纔能繼續出門工作，他心中很感念這位充滿正義感的本省籍醫師。王爺爺的這段回憶，在我童年時期閱聽到的輿論經驗中充滿著「政治不正確」，我始終只能放在心上，直到若彤的大作問世，我纔終於能把這段往事公諸於世。

單就二月二十八日當天來說，其實是「外省族群受難日」，大量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在十天內無辜遭到傷害甚至殺害，這件事情豈能說跟我們無關？如果我們保持冷漠，正就是在給有心人顛倒敘事的機會。如果探討二二八事件常要拿現在的人權標準來論斷當年的社會現象，我反覆縈繞心中徘徊不去兩個問題：
其一，面對嚴重剝奪被害者人權的現象，當年的政府除宣佈戒嚴與軍事鎮壓外，還有沒有更恰當的辦法來依法制止暴亂？
其二，現在的我們是否能接受同屬中華民國的同胞被無差別攻擊而覺得無關痛癢？
外省族群對臺灣社會的付出至深且鉅，卻始終被污名化對待，甚至子孫常害怕承認自己的祖先來自大陸，使得有相當大量的年輕人已逐漸淡忘自己祖先艱辛渡臺的犧牲與奉獻，這何嘗不來自於對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過程中引發的恐懼心理？當時我在研討會中呼籲廖繼斌館長與武之璋主席兩位前輩攜手合作，有朝一日各自代表自己的族群，共同設立「二二八事件外省族群受難紀念碑」，讓臺灣族群和解跨出重要的里程碑。畢竟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伊朗國家電視台正式宣布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已經身亡，證實稍早之前美國總統川普與以色列媒體的說法。輿論場立刻有人斷言伊斯蘭共和國走到終點，中東將迎來新秩序，美國與以色列將完成歷史性戰略突破。
這種說法不是大膽，是草率。

哈梅內伊統治37年，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象徵。他接班自Ruhollah Khomeini，將伊朗塑造成一個以神權合法性為核心、以軍事力量為骨幹的體制。
但伊朗從來不是單點控制政權。真正支撐國家安全與對外打擊能力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革命衛隊的指揮鏈、資源控制與內部維穩能力，並不會因為最高領袖身亡而瞬間蒸發。只要這個結構還在，體制就還在。把斬首等同於體制瓦解，是對權力運作方式的無知。

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無知的代價。
Saddam Hussein被推翻後，伊拉克沒有迎來穩定秩序，而是權力真空與長期動盪。
Muammar Gaddafi死後，利比亞至今難以整合。
政權可以在幾週內倒下，但國家結構的重組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甚至永遠無法完成。
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只要「斬首成功」就等於戰略完成，那是在用二十年前已經被證偽的理論，為今天的政治情緒背書。

再談軍事。

伊朗在最高領袖身亡後仍然保持對外打擊節奏，持續對以色列、約旦、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聯酋、巴林和科威特領土發動高強度打擊，對多個美軍目標造成損害。這代表什麼？代表它早就為極端情境設計了接替機制。任何成熟的強硬政權都不會把所有控制權押在單一人物身上。

至於飛彈消耗，有人看到舊式武器就下結論說伊朗撐不久。這種分析只看表面型號，不看成本結構。
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與美軍部署的愛國者飛彈系統（Patriot missile system），攔截成本遠高於來襲飛彈成本。當衝突進入消耗階段，問題不再是誰技術先進，而是誰的庫存更耐打。

如果空襲真能推翻政權，那阿富汗戰爭不會拖二十年。伊拉克戰爭也不會留下長期結構性後遺症。
空襲能摧毀建築，不能接管地面。空襲能震撼輿論，不能接管權力真空。真正決定政權存亡的，是地面控制與合法性轉移。

伊朗國土164萬平方公里，高原與山地縱深極深，不會因為幾輪精準打擊而歸零。若目標是推翻體制，最後只有一條路，地面佔領。
問題是，美國敢不敢？
阿富汗的教訓還在，中東民意風險還在，財政壓力還在，全球戰略分散還在。

如果不派地面部隊，那麼所有「推翻政權」的豪語，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宣傳，而不是可執行戰略。
戰略的衡量標準很簡單。能不能改變誰在掌權。
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勝利，只是聲量管理。
爆炸畫面可以剪接，勝利宣言可以發布，支持率可以短期上升。
但政權如果還在，指揮鏈如果還在，軍事能力如果還在，那所謂的歷史性打擊，就只是歷史性自我安慰。

真正殘酷的現實是，戰爭從來不是靠斬首與空襲結束，而是靠接管與重建結束。沒有接管能力，就沒有終局能力。
把希望寄託在一場空襲改變體制，是把戰略問題交給情緒處理。
這種做法不是強硬，是輕率。不是決斷，是賭博。
如果最終沒有地面行動，沒有權力轉移，只有幾輪高強度互射，那這場衝突留下的，不是戰略突破，而是另一個未完成的戰場。

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李登輝身上，有如下的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竟然就認同了該說法，視其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當年的史實為何！

真相是日本當局竟完全沒有依照國際條約的規定，本是「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日本國准割讓地方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之外者，任其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 ；哪裡有「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那樣惡霸引申的道理。

請考察我們先民對於當年史實的描述──
「我民俱思清官已去，唯望平治，盡皆歸降。不意此賊大非人類；任意肆虐，無大小之最，無善惡之分，無黑白之辨，唯肆殺戮；拏之即決，燒庄燬社，淫辱婦女，種種非法，難以盡擬，本總統…與伊抗拒……誓欲滅彼……實為我生靈，並非希圖漁利也。」

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甚至，當年乃木總督也承認──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且進而表示──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

關於此情況我們可由當年松芳內閣關於「台灣實況」的史料來理解──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
難怪乃木總督有所謂「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之說。

由於李登輝是基督教徒，此引當時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遣來台的日本人大儀元一郎曾坦白地如是描述隨日軍來台的13,000位平民，指出──
「他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墜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
「1893年9月，馬偕返國休假，此時北部教會已有教堂六十，傳道員六十名，信徒兩千六百四十一名。但甲午戰後，日本接收台灣，教會受到擾亂，北部約有二十座教堂被日軍占用，信徒在政權交替期間被殺及失蹤者約七百三十五名。」
作為基督徒的李先生，都沒聽說過嗎？

因而，儘管到1898年，日方報章仍然努力自我粉飾這段其自知醜陋的史實，公開有所謂：
「自28年〈1895〉6月至29年〈1896〉3月30日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內閣閣員責之以無政績可言。輿論主張懷柔主義對內地人不利，甚至咒罵未採取驅逐本島人以內地人取代之策。雖其議論之狂妄本不足取，但當時俗論之盛，風靡於世。」
的混淆自欺之詞。

但是來到1902年，我島上民間的報紙還曾如此描述當年的情況──
「卑劣之醜行助長種種惡風……當時冒險投機之空想逐漸發生，僥倖射利之心理不分官民支配全部在台之內地人。同時，另一方面引來奢侈、虛飾、輕浮、放蕩等惡風，厚顏無恥，道德敗壞、荒淫無度等卑劣行為亦在『台灣不同於內地』之所謂台灣精神驅使下，使在台內地人思想甚為墮落腐化。……彼等所蓄之金錢即所謂泡沫錢，以只知今日有，不知明日如何為常事。故彼輩此項積蓄之使用不過如下二途，獲悉用之於非生產性消費，餘者亦用之於賄賂……一時，台灣之中心台北自不待論，連以台中、台南為首如埔里社、台東、花蓮港以至番界，悉被奢侈淫靡之惡風所席捲。隨之，都暴露出道德敗壞、寡廉鮮恥四處流行。或揮霍委託資金、詐欺騙錢、偽造私人文件、恐嚇斂財等事，……民間之主要惡風摘記若干：因雇員盜用公款而造成非常之損失；用報紙、雜誌等文明之利器作惡，道德敗壞，居間抽頭；為僧侶、傳道者陷入墮落醜行；擁有堂堂招牌之商人陸續失敗，對損失與不講信義，毫不介意；半官半商之徒，欺瞞土著居民，貪圖不義之富貴；甚而因寡廉鮮恥罪而入獄之罪人在青天白日之下被邀出席歡迎之宴；藝妓娼妓之操賤業者，亦在嚴肅之會議儀式上橫行等等。」

而我島史界人物則仍然以如此的某種總督府的史實而陳述之──
「6月17日，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始政紀念典禮後，雖經五個月，總督府仍未公布台灣住民可以行使國籍選擇權，箇中原因，後來總督府文件記載說是由於叛亂陸續發生之故。……」

大約也正是類似原因，我們島上以研究「台灣第一」聞名的我們台灣史專家對於這段歷史能充分把握者已經很少；像可敬的、以研究「台灣第一」著名的莊永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其阿公莊老先生，竟似全不知體恤地責其尊長者為「頑固」；其所批判的理由是──
「1895年，台灣政權轉移，日本憑著和清廷簽訂的『馬關條約』接收台灣，那年阿公正是四十歲盛年。他害怕異民族的統治，會將他辛苦了半生的儲蓄給沒收，而且台灣總督府又頒布台灣住民有二年選擇國籍的權利，不願做『在台的日本人，可以自由離去』。於是他下定決心，返回老家去。」
身為文史專家的莊先生竟似不知道本研究前所指出種種史實，那樣的史實之下！那樣的抉擇真有錯嗎？莊先生那樣進出台灣史，真的曾經理性地探討嗎？

當年台灣總督府實際頒佈國籍選擇權時，已是1896年11月之後；莊老先生若真是當時離台，那時已經是日人在我台展開其毒辣的「攘逐殺戮的排除政策」後，是否極可能阿公與阿嬤當年曾耳聞或親歷前述乃木總督與立見軍務局長所承認的日軍那讓人沒齒難忘的惡行；如果老人家因而對於日人統治不能信任，那怎能只說我們的長者離台是一種「頑固」啊。這是本研究覺得很感驚訝的問題，簡直是個不應該發生的問題。

李登輝學童的遭遇，如所見，確實是李總統當年受訪時所親自描述的，可想而知，也是當時多數年輕人的遭遇，因此對台灣人的被殖民心態影響深遠。這個問題，本研究稱其為「李登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