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歌《耿耿》，靈感來自楊渡老師的節目。聽完那兩期講孫運璿與李國鼎的故事，我久久不能平靜。

【耿耿】前人奉獻救國，後人跪著賣台？這首歌唱哭無數台灣人：護國神山不是你們巴結洋老大的籌碼！

我們現在都在談台積電、談晶片、談股價，甚至把這座「護國神山」當成地緣政治獻媚的籌碼。但很少人知道，這座山的地基，是用什麼樣的「血肉」填起來的。

這首歌裡有三個真實的歷史典故，希望大家聽歌的時候，能讀懂這裡面的痛：

1. 一口冷麻油（李國鼎的胃）
李國鼎（KT Li）曾是劍橋大學著名的凱文迪許實驗室的高材生，師從「核子物理之父」拉塞福。1937年抗戰爆發，他毅然放棄諾貝爾獎等級的學術前途，回國共赴國難。在流亡大後方的歲月裡，生活極度貧困，肚子裡長期沒有油水，腸胃乾澀到無法運作。為了活下去，他省吃儉用買到一點麻油，不是拿來炒菜，而是直接仰頭喝下去潤腸胃。就是這個喝著冷麻油、在廢墟裡修車的留學生，後來一手建立了台灣的科技產業。

2. 十三次流亡（搬家搬出來的護身符）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裡，李國鼎與新婚妻子宋競雄為了躲避戰火，同時堅持在後方進行科學與工業建設，兩人曾創下「一年搬家4次，抗戰期間總共搬家13次」的紀錄。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逃難，家當越來越少，但他們保護國家的決心卻越來越重。這「十三次流亡」沒有把他們打垮，反而煉出了一種打不死的韌性。這份韌性跟著他們渡海來到台灣，最終變成了保護我們至今的半導體產業。

3. 豆漿店的早餐會（孫運璿的局）
1974年2月7日，台北南陽街的「小欣欣豆漿店」。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召集了潘文淵等七位關鍵人物。在那個台灣外交最孤立、風雨飄搖的年代，這七個老男人擠在一張油膩的小圓桌旁，吃著燒餅油條，在一片熱豆漿的蒸氣中，拍板決定了台灣未來五十年的命運——發展積體電路（IC）。沒有豪華的國宴，沒有媒體的作秀，只有一群「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孤臣孽子，為這個國家賭上了一切。

為什麼歌名叫《耿耿》？白居易詩云：「耿耿星河欲曙天」。那是長夜將盡、天快亮時，依然孤獨閃爍的星光；也是成語「忠心耿耿」的那個「耿」。

他們燃燒自己像星河一樣，換來了台灣經濟的黎明（曙天）。但天亮之後，太陽出來了，星星的光芒反而看不見了，被遺忘了。

謹以此歌，獻給孫運璿、李國鼎，以及那個回不去的、有骨氣的年代。
這家國還安好嗎？

管仁健，山東莒縣人，跟眾多廢物外省二三代一樣都是綠畜寫手，更是山東之恥。而這垃圾自然也是貶低劉銘傳的，曾寫出『管仁健觀點》蔡正元錯了！劉銘傳不是「台灣鐵道之父」』的垃圾文章。

一、打臉「劉銘傳鐵路是廢物、被日本人全拆」

管主張：長谷川謹介全拆重建，劉的建設毫無遺留。
真實史實：日本人僅因「貨運載重」考量改建了坡度較大的基隆—桃園段。楊梅以南到新竹的路段，日本人沿用了整整 20 多年（直到 1920 年代才因擴張需求改線）。如果真的是管所說的「亂七八糟、不能用」，極度追求效率的日本人絕不可能讓這條「廢路」運作 20 年之久。

二、打臉「火車比轎子慢、要人推」

管主張：引用日本殖民當局宣傳，指清代火車是笑話。
真實史實：吳德功的詩作「辰發午即至」提供了 1890 年代的實測數據。從新竹到台北僅需 4 小時，這在當時是任何轎子、牛車甚至馬車都無法企及的革命性速度。管文刻意引用日軍「暴力超載12節貨車」導致的癱瘓特例，來取代長年的穩定運轉事實，是極其不專業的史觀操作。

三、打臉「坡度與規格是技術低劣」

管主張：劉銘傳選線錯誤、坡度過陡是技術無知。
真實史實：
戰略選擇：劉銘傳選的是「最短路徑」與「軍事官道」，這在 1880 年代是為了保衛主權的精準眼光。
技術雙標：日本人嫌棄劉銘傳的坡度（47.6‰），但日本人後來蓋的阿里山鐵路（62.5‰）坡度更誇張。這證明坡度不是「不會蓋」，而是「成本與目的」的考量。管文無視劉銘傳在缺乏資源下完成的「主權建設」，卻跪求殖民者的「剝削規格」。

四、打臉「日本建設是台灣現代化起點」

管主張：長谷川謹介才是真正的鐵道之父。
真實史實：日殖鐵道是「剝削網絡」。其目的是切斷兩岸貿易、將資源單向運往日本。這種「降級現代化」（窄軌、輕軌、服務殖民者）在國府官員眼中，其品質與格局遠遜於上海、南京等大都會。

五、劉銘傳鐵路已經具備完整的信號與通信系統，這套系統在1890年代是與國際同步的先進規格：

1. 鐵路信號燈的設置
「臂板信號機」與燈號：劉銘傳當時從英國與德國引進了臂板信號機（Semaphores），這種信號機在白天透過臂板的角度、夜間透過煤油燈的顏色（紅、綠）來引導列車前行或停車。
許多抹黑劉銘傳的說法（如管之流）常暗示清代火車是靠「肉眼看前面有無障礙」，但事實上，劉銘傳在台北、基隆、新莊等車站都設有信號管制，確保列車進站的安全，這在吳德功詩中提到的「旋轉任自如」中也隱含了調度有序的技術背景。

2. 電報調度系統（Telegraph Dispatching）
電報與鐵路同步：劉銘傳在興建鐵路的同時，也鋪設了全台第一條電報線路。當時的鐵路調度並非盲目行駛，而是透過電報進行車站間的聯絡（Block System）。
技術規格：這種「電報閉塞」技術在當時的英國也是主流，確保同一區段內只有一列火車，大大降低了對撞風險。這說明劉銘傳鐵路具備「軟硬體整合」的現代化思維，並非日本人宣稱的原始。

3. 日本人的「隱惡揚善」
接收清單：1895年日軍接收鐵路時，接收清單中明確包含了電報機、信號標誌與相關的調度手冊。
史觀抹殺：日本人在後來的宣傳中，將這些信號系統的功勞全數歸於1900年後的改建工程。他們刻意不提劉銘傳早已建立了這些標誌，營造出一種「日本人教台灣人看燈號」的文明開化假象。

4. 吳德功詩中的「科技美學」
吳德功在詩中提到「敏捷勝奔馳」、「便捷兼爽利」，這不僅指速度，更指運行的流暢度。如果缺乏信號標誌與調度系統，火車在單線鐵路上必然會頻繁待避、混亂不堪，絕對無法達到「辰發午至」的高效率。

在剛結束的日本大選中，高市早苗所領導的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國會席次一舉突破修憲門檻。這個結果，不只是政黨輪替或施政路線的延續，而是意味著日本在制度上，首次真正具備了「改寫戰後國家根本方向」的能力。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修憲這件事本身，而是修憲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轉向。

如果日本真的依照高市早苗的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重新承認軍隊、戰爭權與全面的集體自衛，那麼這不只是一次法律調整，而是一場對戰後日本立國精神的根本否定。

日本為何能在戰後重新被世界接納？
這是一個殘酷卻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

二戰結束時的日本，是一個徹底戰敗、道德破產、軍事瓦解的國家。侵略亞洲、軍國主義橫行，使日本在短短幾十年間，從一個追趕西方的近代國家，變成亞洲最具破壞力的戰爭機器。
而戰後日本能夠重新站起來，靠的不是經濟成長本身，而是一個清楚而堅定的承諾：
日本不再以武力作為國家存在的手段。

《和平憲法》第九條不是附屬條款，而是戰後日本所有制度、外交、經濟與文化的道德基礎。正因為日本放棄戰爭權，世界才願意讓它重新融入國際體系；正因為日本不再擁有軍隊，日本的科技、工業與貿易才能被視為非威脅性力量。

日本真正的國際地位，來自「道德特權」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遭受過核武攻擊的國家。廣島與長崎，使日本擁有全世界最無可辯駁的和平發言權。
這不是情緒，也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一種歷史現實。
正因為日本曾經發動過戰爭，也曾付出最慘烈的代價，日本才最有資格對世界說：戰爭不值得。
這種資格，不是靠軍力換來的，而是靠放棄軍力換來的。

修憲，真的能讓日本更安全嗎？

支持修憲的人往往會說：國際環境變了，中國崛起、俄羅斯擴張，日本不能永遠依賴美國。這些判斷本身未必全錯，但問題在於：手段是否會毀掉目的？
如果日本選擇用「成為正常軍事國家」來換取安全，它同時也會失去作為和平典範的道德高度，失去亞洲去軍事化象徵的正當性，也會失去戰後秩序守成者的信任基礎。
更現實地說，日本一旦走上軍事正常化道路，將立刻被捲入東亞的軍備競賽。屆時，日本不再是「特殊的日本」，而只是另一個被大國博弈吞噬的中等強權。

那麼，日本轉向，對台灣是利還是害？

這是台灣社會最常被簡化的問題。
不少人直覺認為：日本軍事正常化，代表台灣多了一個強大的盟友。但這種看法，忽略了台灣真正的戰略位置與結構風險。
對台灣而言，最有利的日本，不是一個重新武裝的日本，而是一個高度可信、低威脅、具有道德高度的日本。
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在台海議題上發揮穩定作用，正是因為它不是軍事威脅者，而是秩序維護者。如果日本修憲、重新擁有戰爭權，它將立刻被中國、韓國、甚至東南亞重新定義為潛在的軍事風險。
屆時，日本對台灣的任何支持，都將被放在「軍事對抗」的框架下解讀，反而更容易成為升高衝突的藉口。
換句話說，日本越像一個「正常軍事國家」，台灣反而越容易被捲入大國的正面衝突。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降溫器」，不是「加速器」

台灣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軍備競賽，而是時間、穩定與空間。
而戰後日本，正是東亞少數仍能發揮降溫效果的存在。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憲法，它不會讓台灣更安全，反而可能讓東亞失去最後一個真正具有道德約束力的穩定力量。

如果日本放棄和平，它還剩下什麼？

日本沒有資源優勢、沒有能源自主、人口老化嚴重。真正讓日本在全球體系中保持高度影響力的，從來不是軍力，而是制度可信度、技術能力與和平形象。
如果放棄和平憲法，日本不會變成「更強的日本」，而可能變成一個失去道德光環的亞洲強權，一個被鄰國重新警惕、甚至防範的國家。

歷史的弔詭在於：恐懼常常讓人親手毀掉自己

高市早苗的勝選，代表的是一股真實存在的民意焦慮。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

在恐懼中改寫國家根本，往往不是勇氣，而是短視。
戰後日本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在於它選擇了一條違反強權邏輯的道路。這條路讓日本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製造者，也避免再次成為悲劇的承受者。
如果今天的日本，因為焦慮而主動放棄這條路，那不只是政策轉向，而是對自己戰後身份的否定。
而那個代價，恐怕不只日本要承擔，台灣也會被迫一同承擔。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中，三個與外省人高度相關的展場——全國眷村、民國文化、徐宗懋圖文館——意外構成了一場無聲的審判。它審判的不是哪一段歷史，而是台灣主流政治，如何在二十年間，同時背叛了歷史與人。

其中最刺眼的對比是：
真正蔣介石色彩最淡的，不是高喊去蔣化的展場，而是「全國眷村」。
這不是巧合，而是一記狠狠打在台灣政治臉上的耳光。

一、民進黨的去蔣化，從未想理解外省人

必須說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主導下的「去蔣化工程」，從來不是為了歷史誠實，而是為了政治動員。
拆銅像、改校名、清標語，看似清算威權，實際操作卻是：
把威權簡化為一個人，
把歷史責任外包給一個族群，
把外省人整體壓縮為「黨國同路人」。

於是，在這套敘事裡：
外省人不再是被動員、被遷徙、被安置的人，
而是天生站在加害者位置的集體名詞。
這不是轉型正義，這是敘事不義。

而「全國眷村」之所以顯得如此刺眼，正因為它拒絕配合這套話術——
它呈現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的人，如何被國家拖進歷史，又被歷史晾在原地。

二、反共藍的民國情懷，同樣不敢面對眷村

但問題不只在民進黨。
國民黨與反共藍長期以來，也同樣在逃避眷村的真實樣貌。他們需要一個「乾淨、正統、英勇」的外省人形象，於是：
外省人被塑造成反共鐵軍，
眷村被浪漫化為忠貞共同體，
所有裂痕、貧困、底層與怨懟，被集體抹平。

在這套敘事裡，蔣介石必須永遠站在中央，因為：
一旦蔣介石退場，
反共藍就必須承認——
他們捍衛的不是民國，而是一段無法收尾的歷史。
這也是為什麼，反共藍最怕的，不是去蔣，而是把眷村講清楚。

三、民國文化與徐宗懋，只是誠實暴露了藍綠的共同困境

「民國文化」展與「徐宗懋圖文館」，至少是誠實的。
它們坦白承認：
一旦敘事焦點放在制度、正統、戰爭與決斷，蔣介石就不可能缺席。
問題不在它們「蔣味重」，而在於——
藍綠二十年來，只允許上述的兩種敘事存在。
結果是：
藍營用蔣介石綁住外省人，
綠營用蔣介石清算外省人，
外省人本身，始終沒有說話的位置。

四、「全國眷村」真正動搖的，是整個藍綠結構

所以，「全國眷村」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它淡化蔣介石，而是它讓蔣介石變得不重要。
它直接拆穿了一個藍綠都不願承認的事實：
外省人之所以成為問題，
正是因為他們被藍綠同時過度政治化。
當外省人被還原為：
一個父親
一個母親
一個在違建眷舍長大的孩子。
藍的神話、綠的控訴，會同時失效。

五、結語：台灣的歷史病，不是威權，而是不肯讓蔣下台

台灣真正未完成的，不只是轉型正義，而是敘事正義。
只要歷史仍然只能服務政黨：
民進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威權象徵
國民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反共領袖
那麼外省人，永遠只能是工具。

今年書展最諷刺、也最誠實的一幕是——
真正讓蔣介石退場的，不是政治清算，而是生活史。
而這恰恰證明了一件事：
當歷史終於回到人身上，
藍綠長期操弄的那套敘事，
就再也站不住腳。

這不是去蔣化的完成，
這是政治對歷史的失效。
——而台灣，至今仍在逃避這一刻的到來。

這個憲法是麥克阿瑟送給戰敗日本國的禮物。
憲法第九條，約束了曾經侵略亞洲的日本，不可以發動境外戰爭。
憲法第九條其實讓日本減少了許多無謂的軍備支出，對於日本的復興有很大的助益。

隨著美國力量的式微，1990年代美國在中東發動波灣戰爭後，日本被國際（特別是美國）強烈批評「只出錢、不出人」，於是被迫提出PKO案，這是繼1960年代的安保事件後的政治爭議，通過此案後日本自衛隊可以出兵海外，但僅能是聯合國維和任務。

日本的極右派法西斯成員，幾十年來，一直藉著「正常國家」的偽稱，想要推動廢止憲法第九條，但是都沒有成功，安倍晉三生前也想要改，但沒改成，就被人打死了。

高市早苗更重要的議題，應該是解決日本內政問題，提振日本經濟，復興日本產業，不該是搞憲法第九條。

廢除憲法第九條，這個幕後一直有美國的影子，美國當年急著簽《舊金山和約》，除了要結束戰爭外，最重要的就是日本重新武裝，分擔美國的壓力，因為當時有韓戰背景，美國無法在日本太多駐軍，又擔心蘇聯會偷襲日本，需要日本恢復武裝，建立自我防衛力量。

日本用自衛隊名稱，就是為了避免亞洲其他國家的疑慮，美國其實盯著日本很緊，尼克森與北京發展關係過程當中，對於反霸權這件事情，就不只是針對蘇聯，也把日本是否可能在亞洲成為軍事霸權，提出了討論。

在日本社會內部，如果憲法第九條那麼重要，自衛隊的招募就不會那麼困難了，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日人對於戰爭的慘痛記憶逐漸淡去，大概只有到廣島，看到原爆紀念館，才能提醒大家戰爭的恐怖。

日本是否要廢除「和平憲法」，其實無損於日本的自我防衛，可是一旦廢除了，難免讓外界疑慮，這是日本要擴大介入海外軍事衝突的陰謀，而這個陰謀的幕後，當然就是美國複製《舊金山和約》的經驗，需要日本強化扮演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的角色。

日本境內有那麼多美軍基地，這對日本政府來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那些基地真的是生雞蛋無，生雞屎多；是穩定亞太的力量，亦可能變成引發亞太衝突的導火線。

現在有些人會說：「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國！」他們還打比方：「英國殖民印度，英國會變成印度的朝代嗎？」這種歪論如何破解？

我們反問：英國統治印度時，會說自己是繼承了印度古代阿育王的法統嗎？會說自己是印度文明的繼承者嗎？當然不會！但是元朝和清朝都自稱「中國」，自認繼承中華王朝的正統。

中原的核心吸引力在哪？就在那套以漢字為載體、周朝奠基的「天命觀」和「天下體系」！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核心目標就是爭奪這個「中國正統」，因為只有掌握了它，統治才有最高合法性！看看元、清自己是怎麼說的：

元朝忽必烈，1271年頒佈《建國號詔》，開宗明義：「紹百王而紀統」，我們繼承的是三皇五帝秦漢隋唐這些中華帝王的正統！對外國文書，比如《奉書日本國王》、《詔諭直送使通好日本》，都自稱「中國」。就連最後元順帝被朱元璋趕回草原，他老人家還覺得自己是「中國的元朝皇帝」呢！

清朝更不用說，從順治到乾隆，個個都強調繼承三皇五帝道統，修帝王廟把歷代皇帝（包括元朝皇帝）供起來。康熙在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時，用拉丁文自稱「中國皇帝」（Sinarum Imperatoris），不是「大清皇帝」；用滿文簽約不稱「大清子民」而直接稱呼為「中國人」。雍正親自寫《大義覺迷錄》，苦口婆心論證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在於繼承文化道統和實現疆域大一統。乾隆更是直接宣告：「中華統緒，絕不斷線！」

他們持續用漢文、開科舉、尊孔孟，中華文明的血脈何曾斷過？

如今更有歪論稱，「清朝並非中國，只有清國」。更是無知至極。皇帝條約如前所述，就連清朝小說《紅樓夢》第五十二回，談及外國人會寫詩，寶玉、寶釵等人也道：「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可見明清時期，以「中國人」區隔「外國人」習以為常。

《中日修好條規》簽約時，日方不同意清朝在條約中自稱「中國」。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則力爭：「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元清非中國」這種論調哪來的？根源是政治目的！日本在侵華前，特別是20世紀初到二戰期間，為了合理化侵略東北滿蒙，系統性地拋出「滿蒙非中國論」、「元清非中國論」，或稱「征服王朝論」，就是要從歷史和法理上切割中國！當今有些人大肆宣揚此論，不是蠢被忽悠，就是抱持噁心中國的不良居心。觀史當洞燭其奸，勿為讕言所惑。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嚴重動蕩了大半年，導致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通過《香港國安法》。這法律實施以來香港如何？黎智英剛被依此法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巨浪後》（[1]）是一本論文集，包含序論和十篇論文，探討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主要是有關反共反中、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也包括已離開香港的原香港人。

不僅《國安法》，還有香港立法會2024年3月通過的《國安條例》，以彌補《國安法》的不足。《國安條例》就是《基本法》23條的立法，2003年曾嘗試立法但未成功，這時迅速通過。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有反共反中傾向的主要媒體大多經營不下去，而很多公民社會組織也被迫或主動解散。另一方面，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等則順勢興起，相當程度扮演起過去主要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的角色。社區報、獨立書店、港人跨國離散媒體都可說是小衆媒體，前兩者立足在香港當地，也有聯繫志同道合者的功能，最後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透過網路傳播到香港。這類小衆媒體可以刊出政府不允許的內容，卻不容易被政府查禁，但多有收入有限，營運不穩定的難處。

書中回顧了2010年代的香港在野勢力，分為「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泛民主派大多是成年人，主張溫和路線和建設民主中國；本土派大多是年輕人，主張激進抗爭路線，強調香港人身份，並追求香港自決乃至獨立。這兩派在《國安法》出台以前不時彼此對抗，《國安法》出台後双方才趨向和解，一起對抗中港政府。

書中的主調是反共反中，但一位香港在地的作者馬嶽指出：「個人的觀察是，香港政治和社會事件受海外傳媒報道時，不成比例地是負面和自由受損的個案和新聞，因而海外人士對香港現況的觀感都會很差。不過，對在香港每一天生活的人來說，這些事件發生的頻率並不高，因而感受和體驗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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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國安條例》的實施壓制了香港反共反中的勢力和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活動，這些異議人士或沈潛於社區報、獨立書店之類的小衆媒體，或離開香港，受到一些外國政府相當程度的支持（[1] 的出版也是台灣政府的一種支持），他們繼續與中港政府隱然對抗，顯示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也顯示《國安法》《國安條例》對香港的安定和安全似乎確有需要。

香港的在野勢力，早期主要是「泛民主派」，能被中港政府所容忍。2014年雨傘運動後「本土派」興起，主張香港自決乃至獨立，抗爭活動愈來愈激進，終造成反送中運動的嚴重動蕩，中港政府於是不再容忍。國民黨像「泛民主派」，民進黨像「本土派」，香港「本土派」激起中共「收復」香港，民進黨執政恐怕也會同樣激起中共收復台灣！

[1] 梁啟智、吳介民（編者）《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左岸文化，2025。

美國「召喚」盧秀燕，究竟在釋放什麼訊號？
最近，美國數度安排與盧秀燕市長互動，這位「媽媽市長」看來即將再次訪美。這樣的安排，當然可以被解讀為美方對國民黨內部路線的一種偏好表態，甚至可以說，是對另一種聲音的柔性警告。
潛台詞很清楚：
美國目前較能接受、也較感到安心的國民黨形象，並不是最近與中國大陸互動頻繁的那一路線。

但問題是，這樣的偏好，真的對國民黨本身有利嗎？

過去十多年，國民黨的主流路線幾乎可以總結為「親美、遠中、低風險、低衝突」。這條路線確實安全，也確實不會被貼上太多標籤。但冷靜回頭看，這條路線為國民黨帶來了什麼政治成果？
答案恐怕很殘酷：幾乎沒有。如果遊戲規則不變，結果為什麼會改變？

如果國民黨始終在民進黨設定的論述邊界內活動，只是努力證明「我們其實也一樣安全、也一樣親美、也一樣不會亂來」，那麼選民自然會問一句最現實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選原版？

在這樣的結構下，國民黨幾乎不可能重新取得執政機會，而民進黨的長期執政，也意味著既得利益結構、內外依附關係與政策惰性將持續下去。
這不只是某一個世代的問題，而是台灣下一代的前途問題。

鄭麗文的「反向操作」，真的只是自殺行為嗎？
鄭麗文近期的路線調整，確實讓不少人感到不安，也引來大量唱衰的聲音。有人等著看年底選舉的失敗，有人預言深藍將徹底崩潰。

但或許更值得問的問題是：
國民黨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

如果一個政黨只是為了苟活，只是為了延續組織生命，而不願意回應時代結構的變化，那麼這個政黨的消失，或許只是歷史的自然結果。反過來說，如果它連「提供不同思考路線與政策想像」這個最低限度的功能都放棄，那麼存在本身就失去了意義。
如果只是為了不輸、不被罵、不出事，那不如直接併入民進黨，至少誠實。

馬英九時代的教訓，真的學會了嗎？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曾擁有國會四分之三的席次，這在民主政治中幾乎是「全開模式」。結果呢？改革無力、方向模糊、錯失窗口，最終徹底喪失社會信任。這樣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

不先拋下勝敗，就連生存都談不上。
最近不少老牌新聞人冷眼旁觀、等著看戲，或許各自都有盤算。但我只想說一句很簡單的話：
如果一個政黨無法先拋下對勝敗的恐懼，那麼它連生存的空間都會越來越小。
真正能重新掌握輸贏的前提，往往是——先不那麼在乎輸贏。

聽得懂的朋友，自然知道我在說什麼。

北京以可能影響川普訪問中國大陸，對美國軍售台灣提出了質疑。
大陸官方媒體含蓄的說明，習近平希望川普謹慎對台軍售，但沒有提到這會影響川普訪問大陸的規畫。

美中對軍售問題沒有共識，這是幾十年來的慣例，美方後來根本不遵守《八一七公報》的精神，北京也就認為，既然你不仁不義在先，我照我自己意思搞，也是可以的。

不過，美國總統對於訪問中國大陸，因著個人不同，就會有著某種奇特的情結，因為那象徵某種外交成就。競選時，宣稱當選後要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的雷根，不僅食言，還去了中國大陸訪問，同時奉送台灣一個《八一七公報》。

1990年代的柯林頓，不是一位擅長外交的總統，巴爾幹半島的亂象，部分起因於柯林頓政府對於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問題不夠謹慎，造成南斯拉夫內部尋求各自獨立，讓某些國家當成是鼓勵與認同，結果就造成了巴爾幹半島多年的戰亂。

不以外交見長的柯林頓，為了訪中，最後與江澤民在上海演出了一場「新三不」（即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參加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狠狠的打了李登輝一巴掌。

如果美國軍售立場堅定，北京推遲或取消川普訪問大陸，這不是不可能，北京斷然不會把話說死，可能暗示、影射，讓川普感到有壓力，只有白宮、國務院能夠對於川普訪中的問題，有最後的影響力，但以川普過去的習慣，最終還是他自己的決斷。

有两個可能，一個是藉口台灣在野黨反對特別預算，就順勢賴給台灣在野黨，然後進行某些調整，讓川普好對北京有所交待，這樣也能化解他訪問大陸的阻礙。
另一個可能當然是川普不去大陸了，但這位經常模仿雷根的人，難免還是會有些虛榮，想要到北京去走走。

從這個事件看來，台灣就是兩大之間的籌碼，美國玩台灣，北京也玩台灣，拿台灣逗弄川普。最好笑的是，台灣當家的人卻甘於被人玩弄，而不能思考如何開展自己的迴旋空間。
太過依賴美國，就被華府與北京玩到死。

寫出這種文章就想來「洗地」？你把洗地這事想得太容易了吧？這篇論述實際上完全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中華民國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相反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包含歷次的憲法增修條文）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俗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範圍被定性為「大陸地區」，而非「外國」，屬特殊「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管轄形式，兩岸關係為「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實質特殊關係。

具體的法律與實質現狀如下：

憲法層面：《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中華民國領土分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大陸地區為「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法律層面：《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處理兩岸事務的專法，明確區分兩岸人民，大陸人民不具外國人身分，不適用一般「外國」法律規範，自然也不適用《中華民國國籍法》第20條。

實質現狀：大陸地區人民或大陸配偶若要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身分，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須先申請「居留」最少4年，再申請「長期居留」2年，才能申請「定居」；於申請「定居」時必須提出「註銷大陸戶籍」的公證書，經許可定居後，需在30天內（特殊情況可延長）持定居證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即可申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這並不等同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故意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是刻意的混淆視聽。

陸配入籍無需放棄中國國籍，只需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在最終「定居」階段註銷大陸戶籍。也請不要把「註銷戶籍」與「註銷國籍」混為一談。

而且，陸配加入中華民國戶籍後，即取得中華民國公民資格，擁有投票權；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陸配入籍中華民國滿十年後，方可擔任公務人員。2006年，司法院《釋字第618號》審查了該項法律規定，認其符合比例原則，由是確立規範陸配參政權利的憲政基礎。

因此，從技術法律觀點，兩岸互不隸屬，但並非「國與國」的關係（本國與外國），而是法律上的「特殊地區」關係。

你問我為何陸配無須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家啊！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是真的不懂，還是故意裝作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