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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美軍：中國財政難以承受之痛

1944年9月，對蔣介石（蔣中正）而言，是一個非常難熬的月份。

國內戰場上，剛剛經歷了中原會戰和長衡會戰的慘敗；國際外交上，美國總統羅斯福，又正在逼迫他將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全部轉交給史迪威。

更要命的是，在這種時刻，蔣介石還不得不分出精力，去處理牛的問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一）

1944年9月18日，雲南省主席龍雲，致電蔣介石，大吐苦水，抱怨駐華美軍，已經幾乎吃光了雲南的牛、豬和雞。

龍雲在電報裡說：

「滇省向非產牛區，年來供應盟方，概由黔省販運而來，前恐影響農耕，妨及糧政，曾經略加限制。嗣准盟方請求，即已取消。惟據商人瀝陳，近因盟方人士日漸增多，辦理愈感困難，實緣產源枯竭，以致供不逮求。查核所稱，確係實情。至於豬雞兩項，僅有農戶零飼養，素無專業，頻歲消耗之巨，亦遠過於生產。」（1）

按龍雲電報裡的說法，1萬餘名美軍駐紮在雲南，每日需要供應大量的牛、豬、雞。

雲南省府對此已感到難以承擔，不但雲、貴兩省的牛，差不多已經被吃完了，豬、雞供應，也快要面臨危機。

龍雲之所以給蔣介石發這樣一封電報，是因為在9月1日，駐華美軍總部向蔣介石告狀說，駐紮在昆明的美軍一萬零六百人，每天所需肉類，計牛35頭，豬50頭，雞1000隻，但雲南省政府一直不能按照這個標準，滿足美方的需求。

蔣介石接到告狀後，於9月11日致電龍雲，要求雲南省政府趕快採取措施，滿足美軍的需求。

蔣介石在電報裡說：

「查此肉類供應，攸關盟軍營養，同作戰力量（關係）甚大。惟牛只可飭市府在產牛較多之地方代為購買運昆明，其餘雞豬等項在昆明附近似可採購，此項關係較巨，希由該省設法協助，勿使匱乏，以敦睦誼。」

其實，類似的苦水，早在1944年初，龍雲就已向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吐過。

1944年1月21日，何應欽致電龍雲稱：中國駐印度遠征軍總司令史迪威，希望雲南能夠向印度美軍相關人員供應牛肉，且史迪威已經在印度置辦好接收、儲存牛肉的一切設備，只等雲南提供牛肉空運過去。

1月22日，龍雲回電何應欽，表示雲南的牛，已經被駐滇美軍吃完了，雲南沒有任何辦法，再供應印度。

電報說：

「美軍駐昆明年餘，消費甚巨。自三十二年度（1944年）人數日漸增加，入春以來，每日豬羊不算，菜牛每日須三十條，雞千餘隻，雞蛋數千枚。現在農村耕牛被其買淨，延至貴州盤縣購買，此種龐大驚人之消費，不但不能供給印度方面，即在滇者，亦將成問題。」

（二）

「一萬駐滇美軍吃光了雲南的牛」，聽起來像是一個荒誕故事，但卻是真實事件。

事實上，不僅僅是「一萬駐滇美軍吃光了雲南的牛」，事態最終甚至發展到了「十萬駐華美軍吃垮了整個中國經濟」的地步。

抗戰後期，駐華美軍曾一度超過10萬之眾。

美軍的消費標準很高，給中國政府帶來了極大的財政壓力，使本就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加速崩潰。

國民政府的美籍財政顧問楊格，經過計算後認為：當時1名駐華美軍的開支費用，相當於500名中國士兵的費用。

也就是說，10萬美軍駐紮在中國，相當於國民政府平添了5,000萬本國士兵要養。（2）

孔祥熙對美國財長摩根索在1944年的一次「洽議中國財政」的商討會所說的一段話，尤其直白地指出了美軍在華開支，給中國財政帶來的巨大壓力。

孔祥熙說：

「我們面臨財政破產的邊緣，你們在中國所支用的每一塊錢，我們得發出這一塊錢的紙幣，除了我們所擔負的各項重大工程以後，這每一張紙幣，增加了我們的通貨膨脹。

你提到為了美軍，在中國進口了很多物資。

我不知道諸位是否體認到這對中國要負擔多少——上一個月中國為供應美軍，得支出三億元。

去年的冬天，我們為供養每一位美國士兵，每天得支出九十元。

我們在中國都以素食為主，窮苦的人，吃不到什麼肉類。

你們的子弟，要吃牛排，早餐雞蛋必不可少。

我瞭解在英國你們得事前申請，每一個月也許能吃到一個或二個雞蛋，但在中國，你們的子弟每天要吃六個雞蛋。現在才減少到每天四個。

但你們每人每天吃一磅牛肉。

在昆明一地，我們要每天供應一萬二千斤牛肉（每斤約多過每磅的四分之一）。

中國不像美國，中國養牛為了耕田，不是供人食用。

為了供應牛肉，我們必須屠宰耕牛。

為此雲南省政府主席根據雲南省參議會的反對，向我提出抗議說：所有為農耕需要的牛群，巳屠宰殆盡，農民無法耕田。

雲南既無法可想，不能不求諸鄰省貴州。但貴州也有同樣困難。貴州省主席在四月初打電報給我說：他已發出命令禁止牛類出境。」（3）

孔祥熙的抱怨不是謊言。

事實上，駐華美軍當日的飲食，完全按美國軍醫署所提供的標準供給。

每人每日需要：肉類（牛、豬、雞）18英兩（約0.56千克）、雞蛋4個、蔬菜20英兩、洋芋10英兩、乾菜2英兩、麵粉12英兩、豬油2英兩、糖6英兩、鹽0.5英兩、水果11英兩、花生1英兩、茶葉0.4英兩，以及其他香料。

按該標準，駐昆明兩萬美軍，每天需雞蛋8萬個，黃牛100頭。黃牛被吃光後，戰地服務團不得不改用水牛代替，水牛吃光後，美軍只好另吃犛牛肉。

負責招待美軍的戰地服務團團長黃仁霖，曾不無僥倖地感慨：經過適當的飼養，犛牛肉味道還可以，美國人不太容易分別其與普通牛肉的區別。（4）

「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對此也深有感觸，曾這樣說道：

「為美國人提供膳食，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平均來說，中國的南方人多食米，北方人多食麵。通常食用這些主食配一點蔬菜，只在節日才有少量的肉吃。美國人一餐所吃的肉即比多數中國家庭一年所吃的還多。因此不久，第十四航空隊的肉類供應，便成為嚴重問題。雞蛋是主要的食品，但中國的雞卻供給不上每天早晨要吃兩、三個雞蛋的美國人。」

可供對比的是，不論質，單論量，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還只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獲得。

1940年後，經濟形勢惡化，國軍普遍改三餐制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

1944年，號稱待遇最好的國內部隊的駐滇遠征軍，也不過「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而且為了滿足駐昆明美軍的需要，這「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也被挪用掉了。

同年，美國專家隨機抽取了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

1945年初，國軍士兵每日的副食費標準已僅剩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5）

1944年，供應駐華美軍的費用，已經占到了國民政府全年財政開支的五分之一。

一位國軍軍長，在昆明召開的後勤會議上，憤然說道：「盟軍打仗不行，一個士兵伙食，吃得比我們一個軍長都好，餐餐牛肉、牛奶，還有咖啡！軍需署對外國人比親爸都親！」

戰地服務團團長黃仁霖，則當場站起來，指著該軍長的鼻子罵道：「差伙食給洋人，洋人他媽的不吃；差伙食給你吃，偏偏你還搶著吃！」

黃的怒氣可以理解，戰地服務團專職為美軍的吃住服務，已經征光了雲南的牛，但美軍仍不滿意，本國部隊又怨聲載道。

略而言之，如果將駐華美軍的開支，和為美國空軍修築飛機場的費用，合算在一起，1944年，中國政府總共為美軍提供了331.565億元法幣的墊款，而當年，中國政府全部的財政收入，只有200多億元法幣。

換句話說，即便將當年中國所有的財政收入，都用來供應在華美軍，也是不夠的。

國民政府唯一的辦法，就是開動印鈔機，大量地印發鈔票，然後再去承受瘋狂的通貨膨脹。（6）

（三）

國民政府之所以需要為美軍的飲食問題操心，源於1942年6月2日中美兩國所簽訂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

按照該協定，美國以「租借」的形式，向中國提供援助，中國則需要向駐華美軍提供食宿等日常供給。

中國對美軍的供給開支，記入「租借」帳目，戰後再行結算，可用於抵消中國的借款。

換句話說，在整個戰爭期間，美軍在華的各種開支，需要由中國政府墊付。

不過，考慮到中國原始的小農經濟已因長期戰爭而支離破碎，國家財政相當困難，截至1944年1月，美國也支付了1.3億美元的現款給國民政府。

但這只是杯水車薪，遠不足以抵消駐華美軍開支，給中國財政帶來的沉重壓力。

事實上，早在1944年初，蔣介石就已經意識到了，本已破敗不堪的中國經濟，即將被駐華美軍的龐大開支徹底拖垮。

所以，當他在1943年底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獲悉美英方面決定取消在開羅會議上對中國所作的承諾，不再在南緬孟加拉灣發動代號為「海盜」的兩棲進攻時，他立即抓住這個機會，將其作為爭取新美援的砝碼。

12月9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在同意取消海盜計畫的同時，卻不無威脅地指出：中國戰區之危機不僅在於軍事之薄弱，而經濟之危機，更足以影響戰時軍民心理之動搖，隨時招致整個戰局之崩潰。

蔣介石說，現在中國的形式，無論軍事與經濟，決不能支持半年之久，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美國繼續向中國提供10億美金的借款，以解決中國經濟上的迫切需要。

12月20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稱，美國財政部正在研究中國貸款要求及財政問題。

不過，羅斯福所謂的「正在研究」，其實只是拖延戰術。

羅斯福和美國財政部早已決定拒絕中國的請求，但直到1944年1月，羅斯福才將這一決定，通過電報告知蔣介石。

可想而知，蔣介石接到電報時的心情會如何糟糕。

1944年1月15日，蔣介石再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措辭非常激烈、非常強硬的電報。

蔣介石要求：要麼美方再貸款10億美元給國民政府，用來減少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幫助在華美軍的開支；要麼就由美國政府直接負擔其在華的一切軍事開支。

在電報的末尾，蔣介石表達了一種無可奈何式的「威脅」：

「如果貴國財政部對於上述兩項建議均不能接受，則中國只有一可循之途徑，就是盡其所能之力量，繼續持久抵抗共同之日寇，以竭盡我聯合國一分於之義務，關於戰時經濟與財政，亦只能聽其自然之變化。」

電報發出後，蔣介石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高斯，羅斯福回復這封電報的期限，是1944年3月1日。

在那之後，如果事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那麼，在華美軍的生存和工作，只能依靠自己，中國政府將不會、也沒有能力再給予任何幫助與便利。

但蔣介石的威脅並不能讓美國人退步。

高斯提供給華盛頓的建議是：「不論目前的形勢發展多麼不愉快，不論在金錢問題上與中國的分歧是如何的不幸，我們應該堅定立場，不為恐嚇和憤慨姿態所脅迫」。

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則在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怒駡蔣介石是在「訛詐」，發誓說他不會再為「這夥騙子」去國會山「要一個子兒」了，「讓他們跳長江去吧。」

美國財政部顯然並不能如蔣介石那般，深刻瞭解10萬駐華美軍的開支，對脆弱的中國財政而言，意味著什麼。

為此，雙方不斷電報往來，互相爭吵，美國陸軍部甚至一度想要花費10億美元，扶植某個蔣的政敵，來推翻重慶政府。（7）

雖然美國政府最終選擇了，坐下來繼續與國民政府談判，而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舉措，但一切都為時已晚。

1944年1月26日，羅斯福再度致電蔣介石，含蓄承認「由於兩國相距遙遠以及考慮角度不同，可能會有一些因缺少配合，而引起對共同問題的爭議，進而出現作出不符合兩國利益決定的危險」。

羅斯福並保證說，鑒於中國財政困難，「本政府已充分準備承擔其在華作戰努力的全部費用，包括部隊的食宿和建築」。

隨後，談判圍繞著各種細節，曠日持久，直到1944年11月，中、美雙方才就美軍在華開支的問題，達成一致協定。

此時，巨大的通貨膨脹，早已如潮水般吞沒了整個國統區。

國民政府美籍財政顧問楊格後來評價說：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軍駐華的月耗費，從10億元（法幣）迅速增漲到了200億元；很清楚，美國給中國帶來的軍事利益——特別是B-29行動，它在戰爭期間只發動了20次空襲——與給中國虛弱的財政造成的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

以1945年為例，該年中國政府用於美軍的開支，占了當年貨幣發行量的53％以上，其對中國本就不堪重負的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四）

楊格所談到的「得不償失」，通過下面這組數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自1937年7月，至1946年1月，抗戰期間，中國軍各部隊，累計至少消耗彈藥（僅包括步槍、手提機槍、輕機槍、重機槍子彈）18.2億餘顆。

據何應欽的統計，國軍彈藥消耗，以1937～1938年間為最烈。至1938年12月，已消耗步、機槍子彈7.2億餘顆，占總消耗約五分之二左右。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此一時期，如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均屬前後參戰部隊達百萬上下的超級會戰，消耗甚巨。

1939年之後，因彈藥庫存耗盡，且彈藥補充能力極為有限，國軍彈藥消耗量驟減。以國際採購而言，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國府自蘇聯、瑞典、德國、比利時等國，共購進步、機槍子彈約4.6億顆，雖遠不足以彌補戰場上高達7.2億顆的巨大消耗，但仍屬可觀。

1939年之後，因歐戰形勢變化，自德、蘇等國購入彈藥的途徑斷絕，美國轉而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武器援助國，但數量遠不能與1939年之前相比——自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美國援華步、機槍子彈，僅2.14億顆，其中1.64億顆被史迪威撥交給了印、緬中國遠征軍，以滿足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利益，中國國內部隊僅得0.5億顆。

換句話說，當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援助國後，中國所得的實際援助其實並不多。

此一時期，中國軍隊的彈藥供給，大部分仍仰賴自製。

具體到步、機槍子彈，1939年生產了約0.88億顆，1940年生產了約1.14億顆，1941年生產了約1.20億顆，1942年生產了約1.40億顆，1943年生產了約1.44億顆，1944年生產了約1.54億顆。（8）

所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曾公開抱怨：

「中國軍隊自與盟國聯合作戰以來，所得援助之實際數量，幾不足供英美軍一師作戰一星期之用。但我軍民以堅毅之心，代替武器之不足，恒常單獨抵抗日軍十個師團以上兵力的進攻。」（9）

不可否認，美國的各項援助，在幫助中國堅持抗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同樣不可否認，為了爭取這些援助，中國政府乃至民眾，也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駐華美軍所帶來的財政危機，不過是這諸多沉痛代價中，微不足道的一角而已。

注釋：

（1）何應欽等為大量供給美軍肉類與龍雲往來電（1944年1～9月），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 外交（一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7，P322-324。下文相關電報引自該處者，不再另註；

（2）參見：楊格（ArthurN.Young），《中國與外援》一書《總結1937～1941年》部分，哈佛大學出版社，1963年。轉引自:《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下），P672；

（3）《摩根索日記》，1965，P1170。轉引自：（台）朱孝儀《苦心·遠見·定力–記述總統蔣公領導抗戰的一段心跡和事證》，收錄於《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7輯》，1977，P240～241；

（4）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鏢？飛虎隊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2008；

（5）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1）（7）任東來，《被遺忘的危機：1944年中美兩國在談判貸款和在華美軍開支問題上的爭吵》，《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

（8）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

（9）《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冊．臺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P618。

＜諶旭彬（201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