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巫蠱之禍導致太子劉據、皇后衛子夫死亡，牽連到了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漢武帝後來醒悟到自己的問題，建立「思子臺」，還對自己的晚年行為反省寫下〈罪己詔〉。這一係列的事件，並不是一句「漢武帝晚年昏聵」可以概括的，細查漢武帝的一生，早早就有跡可循，巫蠱之禍不過是最後臨界點的爆發。

漢武帝此人與秦始皇非常像，愛出遊，愛找神仙。漢武帝一生有太多與鬼神打交道的經驗，甚至把女兒嫁給一個叫欒大的人，只因這人自稱會法術、能幫助他長生不老。後來他發現被騙，把欒大處殺，也沒改變繼續尋找神仙的想法。漢武帝的一生貫穿著尋找神仙—發現被騙—繼續尋找的輪迴。因為他對那個虛幻的神仙世界至死不渝地相信，被騙多少次都不覺得是錯的，於是才會給巫蠱之禍的罪魁禍首江充可乘之機。

江充知道漢武帝深信神魔世界是真實的，所以陷害太子劉據，在劉據的家裡藏了很多的小木偶。不相信神魔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問題，但是相信的人就會十分恐懼。漢武帝就這樣失去了理智，直到把太子逼到反抗、自殺。

不論是帝王還是普通人，都要十分警惕自己心中的魔，尤其是自己最為在意、喜歡的東西。自古以來，腐蝕官員是從這些地方下手，要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也是從這些地方下手，因為喜歡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自己的軟肋，被壞人看出來了，就是漏洞，沒有任何人能免俗，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近幾年有一本史學著作《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裡面的核心觀點大致是：巫蠱之禍導致了朝局的動蕩，官位的空缺，於是儒家士子趁虛而入，成為後來漢朝官員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外在的政治架構解讀。從精神的內在理路來說，這是又一次人文精神的復興。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過度重視神魔世界釀造的悲劇，其實在漢武帝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漢朝也沒有立刻停止這類的行為，巫蠱之風仍然盛行。全國上下的有識之士一定會反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行為到底對不對？人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敬奉上天？」這一系列的反思一定會讓人意識到：只有重視現實世界，踏實生活，從真實的生活中領悟神聖，才是正道。

從後世儒家典範韓愈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待神聖的態度。韓愈說：「假如佛祖能夠降給災禍，不是謹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更何況萬萬沒有這樣的道理。而且，『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行為像君子呢，還是像小人呢？如果是君子，絕對不會盲目降禍給守道的人；如果是小人，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他的魂魄也不會靈驗。天地各路神祇，昭然布列，莊嚴公正，又怎能允許這些鬼魂任意胡為，在天地之間作威作福呢？」

所以，相信天地鬼神莊嚴公正，做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沒什麼好怕的，也沒什麼好求的，因為孟子還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要你踏實活出生命的意義，即便肉身死亡，精神都會永存，何必去求肉身的長生不老。

剛剛跟一個在科技業做事的以前的學生聊Line。他認為，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原本毛利率就很低，再加上人工成本還在上漲，所以他悲觀地認為恐怕很快會全軍覆沒。他也很感慨，當年選擇留在台灣發展雖不後悔，但是看到台灣現在這樣卻也無言以對。（他是80年次、心智正常的未婚大男孩。所謂的心智正常，是指不是1450或者青鳥，雖然也不算真正藍色。）

E.H. Carr，在他的著作《1919-1939的歐洲》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看法：其實20世紀到1945年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戰爭或者備戰的狀態，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停止，1919-39年只能算是20年的戰間期。如果按照Niall Fergus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1953年的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之後，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也就是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也並非真正的穩定。

筆者過去只會死讀這些書，到如今才看得懂這些人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根本沒有和平，文明社會的常態就是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所以當熱戰暫停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為下一場熱戰做準備。同理，如果按照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結束的說法，那麼這70年的和平，實際上也只是在為下一場更慘烈的決戰醞釀或者說做準備而已。

我們看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不也是這樣。古代希臘城邦時代的有限民主，實際上只是整個上古文明當中的一朵奇葩，或者說一場奇蹟。實際上，在整個人類上古的重要文明當中，還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嗎？建立穩固強大的專制王權，來集中有效的資源、人力，共同來完成所謂偉大的使命，其實就是古代那些被歌頌的文明帝國的共同特徵，無論這個使命是世俗的或者宗教性的。

實際上，就連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後來歐洲議會政治的建立，我們放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範圍之內，其實都是一個小範圍的偶然。在中國的大清、在印度蒙兀爾王朝、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在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實際上都是專制權利更加上升，人民的思想自由，甚至身體與財產的保障，都受到不斷地壓縮。而這些大帝國的發展，實際上才是當時地球表面上大多數的「正常現象」。

所以，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如果對比到今天世界的狀況，那真是讓人覺得唏噓不已，這也難怪福山老先生後來幾次道歉，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台灣不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就不斷被吹捧為戰後新興民主政體的典範，李登輝被西方人冠上「民主先生」這樣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稱號。一個信仰日本軍國主義，歌頌日本帝國的人，竟然也可以被稱作民主先生，你就可以知道民主這兩個字到底有多麼廉價，或者說有多麼的工具性。

以前，筆者在這裡就說過，民主政治其實非常脆弱，如果你要信手撕破，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1987年到現在也不太久，不過短短38年，在人類歷史上不會超過兩行的記載。如果按照現在台灣政治的發展走向，司法重新變成統治者的服務工具，在野黨就算贏得國會選舉也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任何的法案，還要面對掌握所有行政機器與資源的執政黨所發動的罷免，地方上的黨部以及相關的活動人員可以被任意的逮捕，甚至於快速定罪，在野黨主席在沒有任何金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羈押至今。甚至連到對岸去吃一口飯的小生意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因為有對岸的長期居住證件而會遭到取消戶口的處分，更不要說那些嫁來台灣已經幾十年兒女成行的大陸女人，現在要面對的是取消身分證，直接送回原居地，管你是不是台灣人的媽媽。

按照「戰間期」的理論，實際上從1987年到今天的這38年的時間，也不過就是一場「獨裁間期」而已。就像失去戒指的索倫，其實並沒有消散，只是暫時退隱休息一下，等到恢復元氣，找回了魔戒，過去屬於他的時代自然就會回來。

如果在大歷史上看懂了這一點，可能就讓我們感到比較釋然。原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場派對，人類真正喜歡的是權力，而只有把權力發揮到極限，才是人類文明真正最適合的型態。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國民黨的史觀，總是過分簡化許多問題。抗戰期間中共在延安，你說他不抗日，壯大自己實力。好的，沒問題，但他無論如何壯大，整體兵力與火力，都不敵國民黨全部的軍隊。有生力量相對比之下，中共比國民黨要弱小的太多太多了。

重慶抗戰時，軍隊區分美械師、國械師，有人可以用美國裝備，有人用本國裝備，性能方面當然有差別，這種區別是怎麼出現的呢？如果不能一次供給所有人，就會有所選擇，選擇標準又是什麼？大家不難理解，這樣的差別待遇，部隊自然不能齊心。

你有幾百萬人，打不過人家最初的幾十萬人，這是人家很壞，還是你很笨？你越打人越少，人家越打人越多，這樣的問題，只是中共不抗戰坐大嗎？中共在東北打完後，才算是勉強讓自己的兵力，接近國民黨的兵力，有生力量的對比產生了變化，但是武器還是不如國民黨。

國民黨總是怪蘇聯霸占東北，把日軍武器交給共軍，即便是如此，東北林彪率領的軍隊，總數還是不如國軍吧，為何關內出來的國軍就是過不了塔山，救不了錦州之圍？國民黨軍隊又為何都只龜縮在長春、瀋陽城內，不敢集中力量，與對方決一死戰？無非自私使然。海空軍轟擊塔山，共軍毫無反擊能力，卻也消滅不了，關內的優勢兵力就是過不去，豈不怪哉？中共不抗日，真是坐大的原因嗎？

那麼多的軍隊在山東圍攻共軍，獨獨張靈甫被包圍了，其他同袍都在幹嘛呢？趕來救援，怎麼就突破不了包圍圈，搶救張靈甫呢？這樣的事情，在東北，在中國各地，乃至最後的徐蚌會戰，屢屢出現，優勢的火力與人力，打不過裝備比你差，你口中的匪軍，國民黨來台後，說是缺乏革命精神，真的只是這樣嗎？

不要老是說延安不抗日，所以後來能打贏內戰，中共再大，在1945年當時也沒多大，就如同台灣的黨外一樣，剛開始也沒多大，卻能越來越壯大，對方再壞，你如果沒有更笨，怎會鬥不過對方，從來不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怪別人，這就是國民黨史觀的最大問題，自己的腐敗貪婪，從來不肯認真面對。

人心才是勝負關鍵啦，連年征戰下的中國，民生凋敝，物價飛騰，打日本人，那是異族，打自己同胞，當然很多人不願意，你又沒有辦法提出個說理，有識之士當然轉向，你可以嘲笑他們在反右與文革時倒了大楣，但是你被打到一個小島上，這樣有比較好嗎？

蘇聯在東部戰線，最初被納粹打得落花流水，德國占領很多土地，可是這些地方有不少蘇聯游擊隊，起初只是隨便打打，但後來蘇聯與各個地區游擊隊取得聯繫，組織起來，當蘇軍準備反擊前，游擊隊會配合在納粹戰線後方，展開襲擾，破壞納粹的補給線與交通線，使其部隊不能正常運作。

重慶與延安就是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沒有一天少過，雙方雖然為了抗日，表面上合作，其實都是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重慶與延安早無合作的可能。美國天真的要以援華軍事物資補給延安，重慶就不同意，美國想在延安設聯絡處，重慶更反對，美方只是為了自己打算，延安畢竟在敵後，可以協助搶救美軍飛行員，重慶沒想透就反對，自然會讓美國人反感。

紀念抗戰，不要陷入國民黨史觀的窠臼當中，把一切中國內戰的失敗，都歸咎中共不抗日，這太簡化問題了。中央政府無能解決財政金融問題，台灣光復後，所出現的某些矛盾，其實在大陸淪陷區是一樣的，重慶出來的人，到了淪陷區，許多誇張的事情就出現了，自然影響到人心歸向，中共的宣傳能夠影響人心，無非政府太爛使然。

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台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鑒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布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傷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8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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