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國民黨主席選舉，如同一場當代版的中原大戰：四位候選人，四股勢力，各自站隊、互相牽制、各顯神通。若我們回望95年前的歷史，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四大軍閥在中原平原的角力，幾乎成了當代政治鬥爭的縮影。今天，這四位參與選舉的黨內重量級人物，都可在歷史鏡像中找到對應。

郝龍斌：中央嫡系的蔣介石

郝龍斌，出身藍營正統體系，象徵黨中央的嫡系光環，猶如蔣介石鎮守南京的中央軍。蔣介石雖擁制度與資源優勢，但戰鬥力並非絕對，仍需依賴派系和人心支持。郝龍斌亦然，他握有象徵性的歷史正統，但在民調和年輕選民面前，仍難免顯得力不從心。

羅智強：南方桂系的李宗仁

羅智強則像李宗仁的翻版——南方基層能量強、口才犀利，擅於挑戰中央權威。李宗仁雖非中央嫡系，但以桂系地方根基，能對中央軍形成有效牽制。羅智強同樣擁有年輕群眾支持，攻勢凌厲，能在辯論中屢屢逼迫對手作出回應。

鄭麗文：北方西北軍的馮玉祥

馮玉祥北洋出身，後倒戈國民革命軍，行事獨特，總帶有「另類旗幟」色彩。鄭麗文亦如是：民進黨背景，後轉入國民黨，政治履歷異於傳統藍營。她的聲音既帶來新鮮視角，也引發忠誠質疑。在辯論場上，她像馮玉祥的西北軍般虎視眈眈，不失為一個可能改變局勢的變數。

張亞中：山西運城的閻錫山

張亞中正是山西運城人，地理呼應與歷史隱喻完美契合閻錫山——山西王、理論家、守土固陣。張亞中自成一套三民主義研習體系，長於理論與演講，但缺乏全局操作能力。正如閻錫山雖守一方，卻難以左右整個戰局。

四人競選：現代戰場的投影

想像這場選舉如同一張中原大戰戰略圖：
南京（中央）：郝龍斌堅守正統，等待時機反擊。
廣西（南方）：羅志強挑戰中央，以基層號召力牽制對手。
西北（異系）：鄭麗文虎視眈眈，行動大膽，可能改變局勢。
山西（理論防線）：張亞中自成一格，固守理念，靜觀變局。

四股力量互相牽制，攻防之間暗藏權謀與歷史重演的隱喻。選舉不僅是辯論的口舌之爭，更像一場現代政治的兵棋推演，勝負背後，反映出國民黨內部長期的派系分化與整合困境。

歷史的警示與現實的啟示

中原大戰的最終勝者是蔣介石，但代價是國民黨內部消耗與社會結構的不穩。2025年的國民黨主席之爭若僅停留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即便誕生一位勝者，也難以挽回黨的元氣。歷史告訴我們，勝利不只是掌握權力，更在於能否整合內部、凝聚共識，避免重蹈覆轍。

結語

四位候選人的辯論，如同一場時空交錯的歷史重演。南方與北方、正統與異系、理論與實務，皆在舞台上交鋒。國民黨若希望重新振作，不能只是重演中原大戰的舊戲碼，而必須找到真正的整合者——既能承接傳統，又能面向未來。否則，歷史的幽靈將再次在政治舞台上徘徊，提醒每一位藍營政治人：內耗只會消耗力量，而非帶來真正勝利。.

中國大陸於2025年9月3日舉辦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系列活動，重點項目就是分列式，各種方陣陸續通過閱兵臺，大陸的閱兵，不論是規模、陣容、整齊、精神等各項指標，公認是世界第一。閱兵只是一國武力的靜態展示，陸製武器實戰能力一直缺乏「表現」機會，然而，閱兵前不久的印巴五七空戰，使得中國武器有了「表現」機會。

2025年5月美國副總統萬斯訪問印度之後，印度聲稱巴基斯坦支持印控喀什米爾的一場恐怖攻擊行動，2025年5月7日印度戰鬥機群，向巴基斯坦發動導彈攻擊，巴方隨即自衛反擊，一下就擊落印方五架戰機，印方見勢不妙即收兵，巴方也未趁勝追擊，8日9日雙方續有小規模衝突，印方又被巴方擊毀兩套俄製S-400防空飛彈系統，戰爭就此結束。

回顧歷次印巴戰爭，巴方首次占了上風，也是近現代戰爭中，穆斯林國家首次露臉，在國際擂臺上意義非凡，影響深遠。巴方能夠戰勝印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方引進中國大陸全套「整體作戰系統」，此系統涵蓋指揮、控制、通訊、監視等等關鍵制勝能力， 這也是軍事史上整體作戰系統的第一次實戰。

印巴五七空戰最大的贏家當然是巴基斯坦，其次就是中國大陸，陸產武器開始大賣，最大的輸家就是印度，國際地位大幅度跌落，更被美國始亂終棄，還課上50%關稅，第二大輸家是法國，原因是印方被擊落了五架戰機中，有三架是法國製造的陣風戰機，號稱是四代半的陣風，單機售價在2億美元以上，而擊落陣風的中國製造殲十C戰機，只是單引擎戰機，售價不超過四千萬美元，此戰之後陣風訂單紛紛被取消，殲十C訂單應接不暇，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見不得人好的事肯定有，針對中方閱兵，愛沙尼亞前總理，現任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相當於外長 ) 卡婭·卡拉斯稱，紀念活動期間，中國同俄羅斯、伊朗、朝鮮站在一起，不僅是在反西方，也是在直接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她還說，現在的人難道都不了解歷史嗎？中國和俄羅斯怎麼可能擊敗了納粹？中俄說自己是二戰戰勝國，這倒是件新鮮事。

中國抗戰始於，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為全面抗戰，1939年9月1日德國攻打波蘭，開啟二戰歐洲戰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啟太平洋戰場。

西方國家認為 1939年9月1日德國攻打波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開始，中國抗戰，德國併吞奧地利都不算數，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只是太平洋戰爭的 一部分。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是軍火原料的大賣家，美國源源不斷的供貨給日本與德國，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才參戰，打了不到三年，卻侵吞二戰絕大部分的勝利果實，歐洲戰場一直是蘇聯獨立抵抗德軍侵略，一直到蘇聯反攻到德國境內，美國與英國才發起諾曼第登陸，但是西方宣傳讓人誤以為，諾曼第登陸讓德國不得不投降，可是首先攻入柏林的還是蘇聯軍隊呀。

佔據話語權的西方國家，一直在進行思想殖民。九月七日新華社發表：《思想殖民—美國認知戰的手段、根源及國際危害》，具有二次打擊能力(核武報復能力)的中國，自衛武力十足的中國，開始反擊西方思想殖民。

美國的思想殖民是全球性的，美國的僕從國，是美國的得力助手，卡拉斯之流的言論就是典型的僕從例子，驕傲的言論中有輕浮、有敵我、還有無知，許多話美國或許不方便講，僕從就大剌剌地講了。卡拉斯的無知，並不是真的無知，而是謊話多講幾遍，總有人信。

美國發動貿易戰，歐洲國家也是受害者，但是歐洲國家仍然有嗟來食、分殘羹的地位，中國對於美國的貿易戰，一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新華社發表思想殖民一文，筆者認為這就是一篇檄文，目的在增強國人自信，並領導南方國家走向大同世界，大家可拭目以待。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天是918。這場事變，可說正式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點燃，日本人稱：「日本吞下滿洲，等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

台灣的李雲漢、蔣永敬等老學者認為918使得國府的結構性弱點畢露，種下了日後失去大陸的惡因。中國大陸自2018年後，將這天列為抗日戰爭的起點，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無爭議。

相關論述很多，筆者只說兩點。918事變的真正起因是滿洲的特殊環境。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滿清政府為了驅趕獨佔東北不還的俄國，而與日本、英美結成隱然的同盟，代價是讓日本可以得到東北部分的特權。後來，1908年後日、俄妥協，以北滿鐵路為分界，日、俄等於是瓜分東北。然而，1929年中東路事變，使得蘇、奉武力相鬥，日本最終得利。

其二，東北軍在1931年時大約有軍力20多萬，飛機300架，軍艦20餘艘，是除了中央軍之外最大的一支兵團。但是，因為國內軍閥的不斷混戰，加上張學良念念不忘他們家稱霸中原的美夢，所以1930年將精銳移駐關內，他自己也常居北平，控制大部華北，但卻導致東北空虛。終於，讓日俄戰爭後取得鐵路與駐軍權力的日本關東軍有了可趁之機，一舉發動事變，輕鬆拿下了整個東北。

所以，918的悲劇，一方面是清末不平等條約的遺禍，二方面是民國以來軍閥混戰下的惡果。這告訴我們，國家的貧弱、分裂、不團結、甚至內戰，那付出的代價必然可觀，甚至有亡國的危機。

字數約八千多字，是我跟KIMI的對話記錄，挺好玩的（太長了，在此省略）。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鉅款」的利息修繕頤和園的事情。

討論過後我才知道，原來將慈禧釘在恥辱柱的原始材料，僅是三則斷簡殘篇的紀錄，完全沒有任何的完整明細，甚至連完整地檔案記錄都沒有，就是三段殘缺破碎的隻字片語。而現在這麼多言詞激昂，大罵慈禧禍國殃民的歷史博主們，我只能說，你們這群狗東西，連基本的求證都做不到，質疑的精神都沒有，活著還不如去死。

另外，從這一點也可以約略得知，當初大肆宣傳滿清有多腐敗、滿清有多顢頇的革命黨文宣，真實性到底有多少？我簡單說吧，所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現在的揚州市轄下，乃至揚州與泰州之間，都沒有任何當初屠城的亂葬崗或者萬人坑。

《揚州十日記》，是曾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所著，其中明確指出在揚州市掃垢山上處理了幾十萬罹難者，然而不要說疑似屠殺後處理屍體的遺址，那地方就連一般民間的墳墓都沒有幾個，因為那裡風水極差，所以才被稱做「掃垢山」。如果這裡都沒有任何屠城的罹難者遺跡，那麼這場大屠殺的可信度有多少？同樣的「嘉定三屠」也是一樣。

（掃垢山是江蘇省揚州市歷史地名，原名騷狗山，因清順治二年（1645年）史可法抗清戰役後，清軍遺屍叢葬引發野狗聚集而得名，康熙年間因避諱改稱掃垢山。其地處揚州二道河區域，系疏浚護城河積土堆積形成的人工山體，現對應華懋購物中心與萬象匯商業區範圍。）

這些歷史論述，都僅使用有限的孤證，而且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也不考慮邏輯的合理性。如同我與KIMI討論的內容一樣，慈禧本身的內帑可用度資金或許高達2億兩白銀，如果260萬兩白銀的8％年息都有20多萬兩，那麼2億兩白銀的年息有多少？1600萬兩。慈禧是一個帝國的太后，不是一個暴發戶的老闆娘，他每年有1600萬兩白銀的利息收入，還要去貪汙20萬兩白銀的軍費利息？慈禧腦子有問題啊？不管大清帝國的體面了嗎？這種話術顯然都是要欺騙一般庶民百姓的說法，因為只有庶民百姓才會覺得20萬兩白銀好多錢啊！

滿清貴族都是混蛋！可只要稍微去探討裡面的心理與邏輯問題，就不難發現，現在對於清朝的許多所謂「定論」都是一種主觀臆測，甚至是謊言。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861年至1865年），在1863年3月，美國國會制訂一項徵兵法案，授權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要求18-40歲的男性青年必須服兵役入伍，但交納300美元稅金（相當現在的3萬美元）的人可以免除兵役義務。

法案通過後，紐約市政當局開始「抓壯丁」，於是，憤怒的市民暴動了，整個紐約市一片混亂。除了紐約，北方陣營中的波士頓、紐澤西、托雷多、俄亥俄、伊利諾、馬薩諸塞等地皆爆發反徵兵暴動，暴亂持續到第四天，美國政府調來的軍警仍然無法平定暴亂，最終這場暴亂還是在波托馬克軍團的殘酷鎮壓之下才落下帷幕。在鎮壓中，紐約市民被殺者超過一千人。

亞伯拉罕·林肯堅定大一統，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者。歐美自古有喜歡神化過去君王的人品道徳和政績的傳統，對總統也不例外，所以上述的紐約徵兵暴動很少流傳，以保持林肯的完美形象。其實很多證據顯示，林肯重視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超過廢除奴隸制。

林肯幸運，不是中國台灣省的領導，不然會有無數台獨和民進黨指責他是屠夫、殺人魔、獨裁者。林肯不僅出動一般軍警，還使用正規部隊，表示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暴民，必須要重拳出擊，把這些渣渣送去見上帝審判，對台獨和民進黨也需要如此！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薛岳將軍（1896-1998）的「戰苟」哲學，本質是亂世中融合軍事智慧與政治生存的極致務實主義。以下從戰場策略、政治周旋、人生處世三層面剖析其「苟而能勝」的生存邏輯：

 一、戰場之「苟」：以柔克剛的軍事智慧

1. 「天爐戰法」的消耗哲學
薛岳獨創的「天爐戰法」是其「戰苟」思想的軍事結晶：
核心邏輯：以空間換時間，透過梯次防禦、誘敵深入，在預設決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軍，避免硬碰硬的消耗。
經典案例：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1942）中，他主動放棄新牆河、汨羅江前沿陣地，將日軍引入長沙盆地（「爐底」），再以第10軍固守長沙城，外圍第4、20、99軍三面合圍，殲敵5.6萬。此役被羅斯福譽為「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
對比反差：與張靈甫（孟良崮硬拼）、孫立人（緬北強攻）等將領相比，薛岳更注重「保存實力」，甚至被譏為「畏戰」，但長沙三戰殲敵11萬的戰績證明其策略的有效性。

2. 避實擊虛的用兵原則
長征圍堵：四年湘江戰役，薛岳指揮八個師三面夾擊紅軍，殲敵過半卻避免正面強攻，以尾隨消耗為主。
內戰保存實力：1947年萊蕪戰役敗於粟裕後，薛岳私下抱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隨即被蔣介石撤職，實為主動脫離內戰漩渦。

二、政治之「苟」：權謀夾縫中的生存術

1. 依附強權而不盲從
早期站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薛岳冒死護衛宋慶齡突圍，獲孫中山「智勇雙全」評價，奠定政治資本。
左右搖擺：1927年曾建議中共抓捕蔣介石未果，後鎮壓廣州起義；1930年中原大戰支持桂系反蔣失敗，流亡香港兩年，直至蔣介石「不計前嫌」重新起用。

2. 與蔣氏的微妙關係
表面忠誠：抗戰期間憑藉長沙大捷獲青天白日勳章，被蔣稱為「最得意之作」。
實際疏離：1947年萊蕪戰敗後，蔣當面斥責「會不會打仗」，加之地下黨劉斐挑撥，薛岳徹底失寵。
退台後邊緣化：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虛職，1993年因付不起房租被銀行起訴，法庭上怒吼「我曾消滅十萬日軍！」引發輿論聲援。

3. 同僚鬥爭中的自保術
樹敵眾多：與陳誠、白崇禧、胡宗南等多有矛盾，但總能找到靠山（如早期依附張發奎、李濟深）。
晚年反李登輝：1990年反對「修憲」觸怒當權者，被停發補貼，卻因輿論壓力免於流落街頭，體現其對民意的精準利用。

三、人生之「苟」：長壽即勝利的終極邏輯

1. 不殉節、不被俘的「善終」
大陸時期：1949年任廣東省主席時直言「此去是送命」，海南島「伯陵防線」潰敗後及時撤退，未如張靈甫般戰死或被俘。
台灣歲月：拒絕參與權力鬥爭，晚年移居嘉義鄉間破屋，以書法「精忠報國」自勉，活至102歲，成為國民黨將領最長壽者。

2. 歷史評價的辯證性
功過交織：抗戰殲敵數可能為國軍將領之最（三次長沙會戰殲敵11萬），但「剛愎自用」性格致豫湘桂戰役潰敗。
符號化命運：大陸影視將其塑造成「長沙戰神」，台灣青年卻不知其名；臨終遺言「寧用奴才，不用人才」，既控訴體制，亦自嘲一生。

 薛岳「戰苟」策略的對比與實踐

維度	典型事件	「苟」之體現	結果
軍事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	誘敵深入，避正面決戰	殲敵5.6萬，獲國際讚譽
政治站隊	中原大戰後投蔣（1933）	接受「不計前嫌」招安	重掌兵權，任第五軍軍長
內戰選擇	萊蕪戰役後（1947）	消極避戰，被撤職	脫離內戰前線，保全身家
晚年抗爭	房租訴訟（1993）	利用輿論壓力對抗當局	免於流落，保全最後尊嚴

 結語：亂世生存的悖論性智慧

薛岳的「戰苟」本質是弱者的強勢生存法則：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黨內傾軋的亂世中，他以「不爭一時之勇，務求長久之存」的邏輯，用軍事上的彈性防禦換取戰略空間，用政治上的靈活站隊規避致命風險。其人生軌跡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崩塌的舊秩序中，「活得久」本身即是對時代的無聲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