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國旗、國歌、國徽? | 杜敏君

楊韻璇:
看到立委參選人提案修改國旗、國歌、國徽,我快昏倒了。

杜敏君:

不必昏倒,中華民國是由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先烈以鮮血創造的,國歌、國旗、國徽都有它的歷史意義與典故,經過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通過才一致遵行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硬式憲法,中華民國是黨國體制,要修改憲法不是台灣一個地區的公民有權利更動的,必須由全國公民(當然是全體中國公民)的代表參與公投通過才能更改。

李登輝主政時的六次憲改,將中華民國的攻擊性大戰略更改為防禦性戰略,並將領域縮限在台澎金馬,已是違憲亡國之擧,中華民國已成違憲政權,自毀前程,自我矮化成中國的地方政權,原來的叛國政權,反而扶正為中國合法政權。

這是歷史的弔詭,只要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國徽、國花不改,就具有它的象徵意義,國民黨仍是「中國」國民黨,日殖政權仍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詐騙集團,只要修改國號,便是叛亂政權,所以無論蔡總統如何執行台獨政策,總統背後的國父遺像暨國旗不敢撤除。
國會及地方縣市公家機構及議會的國旗暨國父遺像仍然高懸於主管背後,無法更改。

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大陸政權便會尊重中華民國體制,而不以地方政府視之,而是以對等相待,這是與港澳地區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如果我們不珍惜這歷史的關聯,而要自毀長城與矮化,大陸憑什麼要對我們實施「一國兩制」,台灣的人口與土地如果沒有國家的屬性,中共政權憑什麼讓台灣獨立存在?就算習近平個人願意看在血緣份上和平共處,大陸各省人民也會堅決反對台灣人民享有兩國制特權。

最後要提醒的是,中華民國的建國體制是黨國體制,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與美國大異其趣的是:
美國是因新教徒移民新大陸,驅趕印地安人,墾荒成為美利堅合眾國,是先有國家才有政黨。
中華民國是先有國民黨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是革命政黨,所以國歌是由黨歌移植過來,國徽有黨徽的影子(略有差別),國軍是國民革命軍,演進而來,國父遺囑就是總理遺囑,國民黨的黨綱以三民主義為宗旨,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心思想,國民黨的理想,貫徹五權憲法體制,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奮鬥目標,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密不可分。

如今中國國民黨到了日本遺民李登輝手裡,成了本土政黨,移花接木成了日本黨,再由扁、英偷天換日成了日殖政權,阿扁竟然喊出「民進黨永續執政的時日來到了」,這不是篡國,什麼才是篡國?
一個完全不認同中華民國的亂黨,完全以侵華為目的的日本走狗來手搖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確有所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流血革命,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台灣共和國,但是這些怕死的倭寇寄生蟲有種嗎?

照理說體制內改變,必須全國有2/3以上的縣市實施了地方自治,過渡了訓政時期,才能還政於民,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澎金馬合乎這個條件嗎?
憑什麼決定全中國人的重大事務,修改國旗、國歌、國徽?根本是痴人說夢,意想天開。

上背先人、下欺後人,蓋棺論定話史明 | 徐百川

史明是「台灣民族主義」、「台獨史觀」思想理論的開山祖師爺,至今他的理論仍是台獨思想的主軸。他本名施朝暉,1937年自台灣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受到馬列社會主義影響不小。
抗戰勝利後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奔赴大陸參加共產黨投入解放戰爭,結果不滿共產黨清算鬥爭的殘忍作為,以及把他調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待遇,逃離大陸返回台灣。

史明並不明顯地親日崇日,但是他的反華表現,充分顯示了唾棄鄙視中國的皇民教育對他所產生的作用。
參與台灣二二八事件起義失敗後,他離台赴日矢志建立「台灣國」,一面自創軍事訓練所,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一面處心積慮地寫出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以思想武裝台灣人民。

剛剛經歷過日本軍國主義鼓動人民侵略的洗腦宣傳,又學習到共產黨煽動人民革命的洗腦宣傳的史明,深得洗腦宣傳這一套手法的箇中三昧。為了武裝台灣人民思想,煽激鼓動台灣人民反中國,運用洗腦宣傳正是史明極力仿效,師法學習的現成榜樣。
於是史明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在其煌煌巨著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極盡所能地把中國形容得是如何貪腐自私,殘忍狠毒,簡直集罪惡之大成。
並且極盡誇張渲染,描述中國人在二二八對台灣人殺得痛快淋漓,殘暴無情地血洗台灣,他說中國在二二八殺了至少「十萬」台灣人。

史明認為二二八是正義的、抗暴的、革命的,完全無視於二二八暴民打殺無辜的無理性行為,他說起義的青年「在行動上及心理上完全捲入反【阿山】(唐山來的人,即中國人)的漩渦裡,士氣高昂」,讚賞之意,溢於言表。
最令史明痛切惋惜的是「沒有抓緊時機,廣泛動員大眾(農民、勞動者、原住民系台灣人)來盡早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致使二二八流血犧牲,一敗塗地。

二二八悲慘失敗後,經過史明的深刻檢討,他「發現」台灣人在民族意識上,存在著連台灣人自已都不知道的兩個觀念,一是「空想漢族主義」,一是「傳統台灣民族主義」。

史明說在二二八革命起義的只是青年學生(他沒提台籍日軍)和知識份子,一般群眾之所以沒有響應,史明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舊時代的過來人───也就是當時台灣的中老年人,對中國有著「模糊性、懦弱性、自卑心理、依賴心理等」的心理缺陷。
以至於不能「向心結合」提高自己台灣人意識,「向外振作」以反對中國統治,而能夠共同參與打【阿山】的行動。

於是史明抨擊舊時代過來的中上代人「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史明對此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空想漢族主義」。
並痛責這個自認為中國人的「空想漢族主義」,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為了清除「幻想的、罪惡的空想漢族主義」,史明向台灣人宣告說「台灣、台灣人經過了四百年的歷史發展,在歷史、社會、意識上,都已成為與中國、中國人不同範疇的另外一個世界(社會)」。
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的正確性,史明對台灣歷史取其表象、棄其實質,否認台灣先民所抱持的唐山意識,倒過來說抗清抗日是「反唐山」的本地人起義。隱匿日本皇民化的成功,聲稱二二八與抗清抗日同出一轍,都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敵對武裝鬥爭。
接著史明從而得出一個結論,振振有詞地說:這當中有一個「台灣四百年反殖民抗暴歷史所發展出來」的「傳統台灣民族主義」,在台灣人心中不自覺地存在著。

在史明的「發明」和「創造」下,皇民化的功效隱入了歷史黑洞,那些醉心於皇民煉成,只知為日本的「大魂國命」盡忠,一心願為天皇效命。滿腦子只知依附日本、崇拜日本,沒有半絲半毫反殖民抗暴精神,還視過去抗日先人為【土匪】,只會令九泉之下的抗日先人痛心悲憤,捶胸難過的二二八皇民青年,就搖身一變,金裝加身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傳人,是台獨建國的先驅,是後代台灣人所應追隨效法的「烈士和精英」。

史明更是大聲疾呼,要台灣人記住他們在二二八的英勇犧牲,認清「二二八是在台灣民族發展史上以流血換來的一大指標」。
要從這個悲慘的血淚教訓,台灣人都能深切體認自身的台灣民族意識,以「肅清空想漢族主義的毒素」「刈掉了台灣人對於中國人在血統上的尾巴」,而成為「完整的台灣民族理念」,奔向獨立建國。

史明應該好好謝謝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使蔣介石在二二八作了急率處理,使台灣人覺得受了中國不公不義的對待和傷害,一直對之無法釋懷。
國共內戰使兩蔣在台灣實施了白色戒嚴統治,使台灣仍然籠罩著受外力統治的烏雲,生出的悲情受難意識一直使台灣人鬱鬱憤懣。
國共內戰使兩蔣為了全國反共一條心,而諱言忌談二二八,也就像是默認了民間對二二八的傳聞,使二二八的傷口輕易地被台獨加深擴大,而且無法癒合,一直在台灣人的心中淌血隱隱作痛。

這一切種種,都使台灣人對中國、對國民黨生的怨恨和惡感,在心中濃聚不散隱而待發。
於是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史明這麼一部極盡誇張渲染的洗腦宣傳大作,就在台灣人心中找到了生根茁壯的肥腴土壤。
這本巨著也就暗中在台灣,尤其是在有大量台灣留學生的海外公開傳閱下,影響和支配著閱讀過的人的思維和認知。

例如原本是中國主義,後來成為台獨理論家的文人陳芳明,讀了史明這本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作之後,他說:「我的動搖,始於三十歲那年讀完一冊關於1947年事變(他是這年才出生)的紀錄之後,我的整個世界崩潰了,那種瓦解之勢,較諸初春的雪融更加不可抵擋。」
這本書對那些年青稚嫩的留學生的衝擊,必然更加震驚萬分悲憤無比,能不為之午夜夢迴哀悽腸斷,如何不響應史明的號召,矢志為獨立建國而奮鬥?

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開始,史明這本墳頭鬼唱歌、滿紙荒唐言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為大學社團必讀的經典。
遠在現今的年輕人都成為【天然獨】之前,1993年台北大學生的二二八46周年遊行就已經舉著這樣的橫幅標語:「四六載血仇締造新台灣根基」「二二八大屠殺斬斷舊中國情結臍帶」「血債血還」。

解嚴後史明這一部《台灣人四百年史》就成了台獨的思想賴以發展的理論基礎,台獨理論家大抵都是依著史明「傳統台灣民族主義」的主軸,予以引申發揮。
都是把台灣四百年史哀稱之為「台灣人世代受害的血淚滄桑史」,而且比史明尤有過之,加入了頌揚日本醜詆中國的皇民史觀,對日本眾美歸之,對中國諸惡加之。

有了史明這本上背先人、下欺後人,竄改偽造的台灣史為依據,台獨隱沒掉皇民化所造成的影響和作用,高高舉起「台灣民族主義」的聖旗。於是光復以後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也就是從二二八到台獨建國這裏面貫穿全局的皇民運動,就被移花接木,魚目混珠說成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覺醒和發展」。
台獨也就堂而皇之地以數典忘祖為傲,以認賊作父為榮了。

這就叫做「依台灣人的立場、觀點與角度來解讀和論述的台灣史」,稱為「以台灣主體的思維解釋台灣歷史的演變」。

大陸有沒有人權? | 郭譽申

網友在我有關大陸的文章留言:「大陸沒人權」。可能不少台灣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本文因此探討,大陸到底有沒有人權?大陸的人權狀況如何?

雖然人們對人權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是對其基本內容還是有大致的共識。根據《維基百科》,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而自由權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基本內容,人權還有進階內容,包括發展權和民族自決權。上述各項權利除了民族自決權,望文生義就能大致了解;民族自決權是集體人權,強調民族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的干涉(美國常批評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明顯侵犯中國的民族自決權)。

很多人似乎會把人權扯上民主或政治,然而仔細檢視上述的各項人權,它們其實與民主或政治幾乎沒有關聯,與人權密切相關的是法治。憲法和各種法律的制定都是為了保障各項人權,即上述的人權基本內容。任何人,包括執法者,都不能逾越法律的規定,否則就是違法犯罪,人權因此獲得保障。換言之,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取決於其法治水準,跟民主或政治少有關聯。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典型的例子,香港從未實行西方民主,但是在最近發生「反送中」事件之前,其法治和人權一向受到推崇;新加坡實行西方民主,其民主制度明顯偏袒執政黨而常受到批評,然而其法治和人權都被公認達到很高水準。

人權狀況既取決於法治水準,大陸的法治狀況如何?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無法無天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劇烈改變,才逐漸重新建立其司法制度,此後的法治建設卻進展非常迅速。今年6月底,《世界經濟論壇》發佈2017至2018年關於「司法獨立」的調查報告,大陸與台灣同樣獲得4.5分。(詳見《從最近新聞比較兩岸的司法》) 根據這項國際性的調查報告,大陸與台灣的法治水準差不多,則它們的人權狀況也是差不多的。

另一項指標「監禁率」也顯示大陸的人權狀況不遜於台灣。監禁率是每10萬人中被監禁的人數,根據倫敦國王學院法學院國際監獄研究中心的《世界監獄簡報》,大陸的監禁率是119,而台灣的監禁率是277。若大陸經常侵犯人權,會把無辜的人逮捕收監,則其監禁率會很高;然而大陸的監禁率卻不到台灣的一半,顯示大陸的人權狀況應該不遜於台灣。另外,美國的監禁率達760,世界最高,其人權狀況令人質疑,而歐洲國家的監禁率多半與大陸接近 (詳見《美國的監禁率世界第一》)。

幾十年前的大陸確實沒有人權和法治,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已經迅速改善,以前大陸是以黨領政、黨比法大,現在則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其實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與人權、法治脫不了關係,若沒有人權和法治,社會必定紊亂,大陸的市場經濟怎可能長期高速發展?這些都顯示大陸的人權和法治已達相當不錯的水準。

儘管已經相當不錯,大陸的人權和法治當然仍不完美。大陸龐大,難免仍有些地方偶而會發生侵犯人權、破壞法治的事件,就像台灣偶而仍會發生冤獄和冤案。大陸與台灣的人權和法治水準接近,然而很多台灣人在長期的反共洗腦之下,至今還以為「大陸沒人權」,是該醒醒了。

國民黨需要中國論述 | Friedrich Wang

這裡,趁著今天精神比較好,靠北一下深藍。

深藍的朋友,真的很想請問一下,你們認為大陸十四億的人口,四面楚歌的國際局勢,南腔北調的複雜國情,要搞得好真的簡單嘛?人家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基本溫飽,部分致富,高鐵全國有,教育基本普及,國防實力大增,精密工業日盛….,真的那麼容易嗎?一個70年的政權,歷經冷戰以及與蘇聯翻臉,能走到這個成績真是不簡單的。歷史上,沒幾個朝代能這樣的。

很多人一講到共產黨就大罵。共產黨當然有些問題,Friedrich也從來不幫他們說話,但是請知道一件事,有多少人每天無時無刻,都在為這個廣大的國家奮鬥,甚至犧牲?不講別的,光是Friedrich的學生就有好多到邊疆支教,到各地當自願者,也就是義工,幫貧苦困難的地區服務。他們努力不懈,就是希望這個國家可以更好。人家的奮鬥與奉獻,你們看到了嗎?大陸有今天,真不是偶然的。

共產黨貪汙腐敗的大有其人,習近平上台以來,光是縣長以上的幹部就辦了700多人,加上他們的部屬家人,那肯定更可觀。共產黨的確有這些人,也都該抓,國家缺乏監督機制也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說共產黨就等於貪汙,這是一個重要的邏輯。貪汙,一定程度上與社會風氣,整體的官僚結構都有關係,不是全部怪到一個黨身上就可以了事。

今天,我們若是理性,若是還有中華認同,就該期盼大陸越來越好。蔣經國說過兩岸之間是制度之爭,那就比比誰把國家搞好,這是很務實的…..。民進黨希望中國崩潰,你們希望共產黨倒台,在Friedrich看來是大同小異的。共產黨若今天倒台,那中國誰來治理,國民黨嗎?拜託大爺大嬸,您就別鬧了。

兩岸的未來,誰也不敢預測。但是,中國要富強康樂,這應該是國民黨也要的主張。藍軍在台灣日漸邊緣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被民進黨帶了紅帽子。但是請問,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中國論述,結果被民進黨把紅帽子扣上,這也不是活該嗎?三民主義、孫中山、抗戰、民國、辛亥革命….這麼多武器國民黨都丟了,自己把自己掏空,太笨了。

深藍不要生氣Friedrich直說。國民黨若找不回自己的中國論述,與民進黨比賽愛台灣,那就是死路一條。

國慶十月看兩岸 | 郭譽申

台海兩岸的國慶都在十月,這個月兩岸自然都有一些慶祝活動,筆者雖然不怎麼熱衷,這些慶祝活動還是多少吸引我的目光,讓我頗有一些感觸。

台灣這邊的國慶活動主要是蔡總統發表國慶談話,及在各縣市舉行花車遊行、藝術展覽、音樂晚會、施放煙火等。由於這類慶祝活動在其他節慶時也常舉辦,它們似乎並沒受到多少關注,而參與的人數大概也沒太多,大約就是例行公事、行禮如儀而已。由於正在總統大選,蔡總統的挑戰者韓國瑜也發表了國慶談話,隨後的公眾焦點於是集中在蔡與韓的國慶談話內容,例如爭議蔡總統的「中華民國台灣」和「芒果乾」(亡國感) 對比韓國瑜的安全感。中華民國的國慶顯然比不上總統大選,而幾乎被邊緣化了。

大陸慶祝國慶,當然也有國家主席習近平演講及在各地舉行一些與台灣類似的娛興活動,然而那些都是次要的,就筆者所知,大陸的最主要慶祝活動包括三項:啟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大閱兵和頒發「共和國勳章」。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定位為大型國際航空樞紐,可以滿足年旅客吞吐量一億人次需求。目前僅啟用一期工程,設計目標是在2025年達到旅客吞吐量7200萬人次。大興機場被英國《衛報》評選為「新世界七大奇蹟」之首,其工程建設只花了四年多的時間。

大陸的國慶大閱兵展示了許多自製的先進武器,如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東風-41」、高超音速彈道導彈「東風-17」、戰略轟炸機「轟6N」、無人偵察機「無偵-8」、無人攻擊機「攻擊-11」、「001水下無人航行器」等等。

共和國勳章是大陸授予公民的最高一級的勳章。習近平非常尊崇地頒發共和國勳章給8位獲獎人,其中3位是先進武器專家,2位是民用科技專家,2位是解放軍戰鬥英雄,1位是多年的勞動模範、優秀共產黨員。

總的來看,台灣的國慶活動相當平淡,而大陸則是風風火火、激動人心。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和大閱兵可說是向全國人民呈現其施政和建軍的成果,並高度鼓舞其民心士氣,台灣已很久沒有這樣鼓舞民心士氣的活動;大興國際機場的啟用既展示大陸工程技術的先進,也提振國內外對於大陸繼續高速發展的信心,有利於爭取內外資的繼續投資大陸;大閱兵展現許多自製的先進武器及對軍人的尊崇,無疑能提高軍人的士氣和榮譽感,達到民敬軍、軍愛民的目標,對比於台灣,台灣軍人的地位和士氣是無法比的;頒發共和國勳章給畢生獻身國家、功勳卓著的個人,是建立一種價值觀,獻身國家比追求個人成就(如財富)更偉大、受尊敬,台灣已幾乎沒有這樣的價值觀。

綜觀大陸的國慶活動,筆者感覺對岸確是腳踏實地地朝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進,前途雖然仍有困難,卻是充滿希望啊!

兩岸關係更惡化的新局面 | 郭譽申

8月起大陸全面停止陸客來台的自由行,至於赴台的團體旅遊,對岸雖然沒有明文停止,最近也是明顯減少,都損害台灣的觀光收益。幾天前,南太平洋我邦交國,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一個接一個,宣佈與我國斷交而與大陸建交。不知道後續是否還有友邦要斷交?距離總統大選只有3個多月,過去對岸在大選前都會特別克制,避免激起反中情緒而有利綠營選情,這次卻反其道而行,顯示兩岸關係更加惡化而進入新的局面。

兩岸關係更惡化的根本原因當然是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並且全面倒向美、日,然而兩岸關係無疑也頗受中、美關係影響。若中、美關係融洽,台灣的倒向美國不會令大陸太刺眼;現在中、美正在貿易戰並且幾乎全面互相對抗,台灣的倒向美國自然令大陸痛恨,而美國還順勢打「台灣牌」,例如賣台灣F16V戰機,大陸打擊台灣於是毫不手軟。此外,台灣或明或暗地支持香港「反送中」對抗大陸,也使大陸非教訓台灣不可。

大陸治理香港的經驗,如「反送中」事件,勢必影響其兩岸政策。為了避免類似香港「一國兩制」的困難,大陸有可能寧願選擇武力統一台灣(參見《看香港 憂武統》)。即使大陸仍追求和平統一台灣,其香港經驗顯示,大陸的示惠討好和給予經濟利益,例如香港不向中央繳稅、大陸全力支持香港觀光、双方合作大手筆投資興建港珠澳大橋等,都比不上英美意識形態的灌輸。示惠討好和經濟利益既然無效,大陸何必示惠討好台灣?台灣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大幅改變,因此兩岸的統一不可能因心靈契合,而只會是台灣不得不接受。大陸認清這點,於是限縮赴台旅遊及大力奪取台灣的邦交國,並且很可能繼續窮台、困台。

大陸很可能繼續奪取台灣的邦交國,直到台灣的邦交國數目接近零。有些人認為這不會對台灣有實質影響,筆者不這樣樂觀。假使台灣每年都被大陸奪取幾個邦交國,美國想阻止卻無能為力,這些都會上國際新聞,外國資本家看到大陸勢大而兩岸關係如此惡劣,還敢投資台灣嗎?當台灣的邦交國數目接近零時(可能5年、8年之後),外國會如何看待台灣?外國是否會擔心大陸隨時要武統台灣?若有這樣的擔心,就會影響台灣的貿易訂單。當台灣的邦交國數目接近零時,台灣的人心是否會受影響?部份有錢人恐怕會移民國外或把資產滙出國,都是不利台灣的啊!

在中、美幾乎全面對抗之下,台灣完全倒向美國,又支持香港「反送中」對抗大陸,使兩岸關係更加惡化,大陸因此限縮赴台旅遊及大力奪取台灣的邦交國,並且可能繼續窮台、困台,使台灣逐漸失去所有的邦交國。蔡政府的兩岸政策已經把台灣越來越陷入反共反中的困境裡,無辜的台灣人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似乎只能怪自己自作自受,選錯了總統。

讀史明回憶錄,批判「史明史觀」 | 郭譽孚

──如果他真是一位革命者,對他大力批判,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恭維──
──對於死者,若是真革命家,深入批判他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方式──

其一,他對於台灣史的看法──

個人根本懷疑他的那本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由收集到寫作與完稿是他獨力完成的。

由於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目前撰寫「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近百萬字,由收集史料而消化整理,二十年來,至今難以完稿,他的大作內容超過拙作甚多,若是獨力完成應該不可能;其能夠完成的理由,個人合理的懷疑,其許多資料來自日本官方資料,無須收集;也因此其書的價值,不過是拾日人之牙唾而已;也因此,我們看他的大作,除了年輕人易受其中「似乎」高度關注社會正義而傾心外,不過是剪貼了一大堆日人當年上報東京,公開的各種資料吧。。。
然而,他的台灣史觀,正因此是很有侷限性的。以下分為五方面──

一、 日本史學中「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的差別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史學界就有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之分野;顧名思義,純粹史學,學者秉筆直書,講究實證,是非黑白,半點苟且不得;應用史學則沒有那樣嚴格的要求,僅以能夠達到官方認為社會所需要的水準就可以了。

由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正是當年戴國煇教授所感慨的框架──那是1982年在他所主持的學術性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創刊號」中,戴署名提出的,對於該誌的「期望」──
希望不受『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對學術研究的進展願能保持相對的自由……」

在日本的台灣史研究,所謂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為何?
對此,我們有必要回溯日本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歧異之形成故事;那是著名的久米邦武筆禍事件;事在1891年,東京帝大教授久米邦武發表「神道乃祭天古俗」論文,遭神道家攻擊,次年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近於同時,另有重野安繹教授,則以論文「從事史學者其心應至公至平」,而受到匿名信檢舉,懷疑其國家觀念;於是重野稍後也被解除東大教授職務;1893年,一度他們所屬的史料編纂單位整個被廢除;後不久,雖然恢復該單位,但特立規章規定──
招致社會議論的考證、論說不得公開,單位內史料一律不許外洩。

最後則形成──
以日本史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使他擔負了確立國體觀念、涵養國民思想的任務。因此存在著強調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實而掩飾相反的史實的傾向。

換言之,這是日本正統史學研究上的正統的限制。日本史學界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是流行著這樣的傳統。史明在日本整理出來的大作,自然就受到了這個大傳統的限制──其觀點絕不是「至公至平」的。

二、 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的禁忌──革命者史明的「桎梏」

由於日本史學明顯地早有前述應用史學與純粹史學之別;他在研究關於我島嶼台灣的歷史時,也就有了明白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外界看不到的「桎梏」。有些史料根本不許外流,有些史料則不可公開討論,已如前述─這也就是我們前述見到戴國煇教授在1980年代前期所描述的「『正統』與既存框架的約束」。
換言之,戴國煇教授當年寫作的許多論文都是在那不自由的「既存框架」下艱辛完成的;自詡為革命者的史明卻完全隱匿了自身在這方面的殘缺,好像自身在東京十分自由似的,完成了他似乎偉大的作品。
個人沒有去東京留學的經驗,甚至對於日文著作沒有掌握的能力,當然不可能看到白紙黑字的這方面框架的證據。但是,由當年台灣總督府對於自身作為的拒絕承認錯誤,強調不能有辱國體上看,其實,這類事例是很顯而易見的──那「框架」應該就是總督府不願意讓人攤開來「討論」的種種。

例而言之,馬關條約簽訂後,依約應該任便給我先民兩年期間,然而當局竟然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我先民的移民政策;所幸,由於其屠殺毒策破壞列強的貿易,引起列強的公開而強烈的批判;事態鬧到其天皇出面止殺,與撥款慰問我遭難先民;因而,原本寄望能把我島民儘量趕走,而其終於我島上僅消失的七十萬人,沒有成為無人島。這是個重要的例子;也是日本東京或是台灣總督府都不肯面對的史實──史明的厚厚大作中,果然絕對不曾深入關注這段史實──雖然他好像很關心我先民似的。
另外,類似的限制,是日人自我標榜的部分;例如,日據下各位總督位高權重,自然歌功頌德者不少;而相對的,對於居於被統治地位的我先民可能讓當局失面子的事蹟,自然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
前者,每位總督上台通常都有一篇頌讚日本統治的文章,每次都強調日人統治非歐美殖民之統治所能比擬;自吹自擂,永不疲累。
後者,則可以1901年前後,我先民自動發起降筆會戒毒運動,由於其方式暗合今天最先進的戒毒原理──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因而效果奇佳;然而,該一可說具有世界開創性意義的社會運動,竟然在日警的打壓下失敗了。我台先民這樣輝煌的社運經驗,在史明的革命大作中,簡直沒有任何蹤跡。
這樣的史實很不少,然而,史明置身在這樣明顯的「桎梏」之中,但是在其著作中,我們簡直完全沒有看到他有體認這種「桎梏」的自覺?

三、 應該被同情的史明的「富裕的遭遇」?

革命者史明,1918年出生的他,自幼生長在很富裕的環境;老祖母長期寄錢給他花費;晚年被我們島嶼青年圍繞成為革命導師;然而,我們來看這位革命導師的晚年大作「史明回憶錄」;居然其中可以允許有如此的描述──
在我們那個時代,士林人〈應該說是全體台灣人〉無論家境貧富,一整年都在做稞、過節、拜神明、祭公媽。」〈史明回憶錄,頁99〉

真的嗎,當年我們島嶼上,那是個怎樣的,「無論家境貧富」,都可如此過活的社會?
這應該是史明這個富家子,才會說出如此離譜的話吧?擁有這樣離譜的觀點,他怎能寫出那本他署名出版的革命大作「台灣人四百年史」?

他真的曾經是革命者嗎?或者只是某種誤會?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其家族故事時,提到其家族中曾有「由於濟助乞丐而致富」的傳奇故事;但是,很離奇的,史明對於我華人社會中這類「善有善報」的傳統觀點,似乎全無同情與同理;相對的,卻說自身家族這類故事的真實背景應該是對於自身「強取豪奪」,錢財來路不明的誆語。

看來,他真是個特殊的「革命者」,他的家族故事,或許真如其自身的解說;因而他是真正相信「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的?換言之,也難怪,這位寫出其革命大作的革命者是接受、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真正關懷弱勢者的宣傳家。
也由於他的家境是富有的,自從進入小學校之後,他可說就與日本小孩玩在一起;並且很特殊的條件是,他的身材高大,因而在學期間,由小學到大學,他沒有受到過日人真正的霸凌;尤其,在台北一中時期,他偶然由日籍玩伴處感受到了日人的「惟神之道」,其實只是某種「禁忌」而已,因而他沒有像其他台籍生一樣,發生對於「神道」難以充分認同的困擾 ;大學時代,他進入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能藉著每月祖母由台灣寄來的足量金錢,供他參加日籍同學的各種課外活動;那都是高度認同於日本文化的活動;所謂的──
日本二千年來的古代文化、生活,以及探訪著名的佛廟、佛像等,使我能親近日本的文化、生活的底子……帶我去參加日本茶道的講習會或彈日本琴會等,也去看歌舞伎,日本傳統的舞蹈戲。台灣留學生對此都沒興趣,都不去看。」〈頁248〉

因此,他比一般與台籍留學生同生活的留學生當然是更為日本化了。

四、 這樣的史明,算不算對於讀者、仰慕者的嚴重欺騙。。。?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如此描寫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
公學校六年間,各年級所教授的教學科目,在內容上與小學校相差不遠,但是在上學的功效上,與小學校的學生便頗有上下。」〈頁134〉

史實絕非如此,所謂內容相差不遠,事實上六年的課程,相差兩年;非經過教師補課,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怎能說相差不遠?
更何況,教育不只是有智育而已,更有德育部分,其影響可能深入地進入受教育者的人格內部;在日據時代,我們先民受到的是怎樣的德育──
那是他們的「修身」課程──比較當年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差別,通常只說小學校不可體罰,公學校則時常體罰;其官方法令上則有如下的差別──
在小學校規則中──是詳盡的──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並以使其嫻熟日常禮儀為要旨。於此科須針對孝悌、友愛、仁慈、信實、禮敬、義勇、恭儉等諸徳傳授實踐方法,尤其力求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又須指示對國家責任之概要,兼使其知曉社會制裁、廉恥之重要……教員己身應為兒童之範,以浸染薰陶兒童。

在我們公學校規則中──則除了顯示可以體罰〈即其所及的訓誡〉外,僅是如此的──
修身係傳授人道實踐之方法,使其熟悉日常禮儀,並傳授教育敕語之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第十條〉

當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教育專業,或許不能責怪他;但是對於外行的重要事務,只是以新聞記者是的隨感而任意發揮,這應該是我們讀他的著作時,必然會有無數陷阱,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此外,在他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參加許多日本在地的文化性活動;甚至他除了為我們介紹了他就讀的名校中的名教授外,也告訴我們,他認識了,且與一些名人有了交往──例如,在日本有著貴族身分,那位著名的白樺派作家,被稱為日本人道主義者,並且曾經效法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精神,意圖在日本推行所謂「新村」運動的武者小路實篤──他自己這樣描述著──
我也認識了……日本貴族出身的大文豪武者小路實篤等文化人,他們很愛護我,每有機會,就邀我到他們的住邸,以日本料理招待我,或邀我一起看世界名畫,或是跟我談論有關日本的文化藝術。後來我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時,武者小路欣然幫這本書題字。」〈頁248~249〉

他接受日本文化,並且與日本貴族文化人,能夠發展出如此的關係;當年應該是很少見的,受到「愛護」的台籍留學生;不過,在此我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武者小路實篤的介紹,顯然應該是一批味道相投的人,不是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一人而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應該是武者小路實篤這個文化人,這個與他味道相投的作家,後來為他的革命大作題詞的長輩,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都不知道嗎?為何他都沒有提及?
原來,確實,1910年,該文化人與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人創刊文學雜誌「白樺」,是當年著名的日本人道主義者。1915年,曾對我噍吧哖事件表示若干同情;受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影響,是一烏托邦主義者,一似托翁以設立理念中的「新村」 而備受矚目。

但是,史明沒有提及的,是在當年時潮中,該大作家也如共產黨員般逐漸「轉向」,鼓吹「作為藝術的戰爭」,甚至竟強調「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 。
甚至,當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開戰後,該文化人更捨棄了人道主義急轉而支持戰爭;1942年,他曾印行「大東亞戰爭私感」一書,強調「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由其中的篇章標題,即可見其軍國主義化──「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與以後的事情」

史明會完全不知道上述該文化人轉向的惡質事蹟嗎?這樣重要的,由所謂「人道主義者」而軍國主義者的身分轉變,如果知道而不給予相當的揭露,只是描述該一所謂「人道主義」名人曾經為其革命大作題詞,這是否應屬於對於情熱的少年崇拜者,相當惡質的欺騙?

五、 史明真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嗎
──或者算是怎樣的一位社會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