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紛亂，我們小民無權無勢，只能當個吃瓜群眾，坐看台上群魔亂舞。想不到2025年到現在，川普和納坦雅胡這兩個魔頭把世界攪得天翻地覆。讓我們看得眼花撩亂，目瞪口呆，緊張得忘了吃瓜。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因為賄賂、詐欺與背信，三大案件纏身。罪證確鑿， 2016 年法院開始調查，2019 年正式起訴，2020 年開審，至今仍在審理中。但是他從1996年迄今三次擔任總理，奸惡狡詐，拒絕出席法院，司法拿他沒辦法。為了保持一己的政治地位，從2023年起，他利用攻擊加薩地區進行種族滅絕，殺死了70000人。然後攻打伊朗，殺死了6000人，再攻打黎巴嫩殺死了3000人，面對八萬多條生命的哀痛，不眨一眼。

美國總統川普受到猶太領袖納坦雅胡的誘惑，加上近身的猶太佞臣女婿Kushner及外交特使Witkoff不斷遊說，川普竟然不顧美國和伊朗正在日內瓦談判，在2月28日偷襲了伊朗。動用了數百架戰機及超過 1,000 枚 Tomahawk 巡弋飛彈猛烈轟炸伊朗，一舉殺害了伊朗的宗教，政治及軍事領袖50多人，預期可以造成民眾暴亂，摧毀伊朗政權，完成顏色革命，從此掌控伊朗。川普的一紙行政命令造成伊朗6,000人死亡，26,000人受傷。面對三萬多條生命的傷痛，不以為意。

大家原以為超級強大的美以聯軍，對伊朗出動了三兩百架戰機，投下了超過 6,000 枚包括巡弋飛彈，賈斯姆導彈，精準打擊飛彈，陸軍戰術導彈，精準炸彈，滑翔炸彈，鑚地炸彈等等。炸死了伊朗的宗教政治軍事領袖50人，認為伊朗必定崩潰瓦解。沒想到伊朗是波斯帝國的後裔，愈戰愈勇，用導彈無人機反擊了波斯灣的13個美軍基地，重創以色列國土。把戰爭演變成美國拖不起的持久戰，消耗戰。使川普脫不了身，急於有體面的華麗求和，但是伊朗以拖待變，可以繼續打下去。

川普原想用委內瑞拉一夕得手、45％的民調支持、伊朗兩三天打敗、盛大的南海菲律賓七國軍演、制裁五家中國買伊朗石油的煉油廠，帶著如虹的氣勢訪問中國。想不到伊朗堅持打到底、民調支持落到32％、七國軍演被更強大的中國海軍包圍演習而草草提前結束、中國隨即發佈了阻斷辦法，斬斷美國的長臂管轄，昨天中國的華宇能源已在上海、北京兩地法院，分別起訴花旗集團和摩根大通，這兩家銀行無故凍結其跨境匯款約 4150 萬美元，要求解凍賠償、加上美國900萬人在100個城市發動反戰游行。現在川普帶著纏身的厄運，將在5月14日來到中國。中國必然以歡迎，重視，冷靜，警惕，低熱的原則，外交基本禮貌的態度來接待川普。川普希望的500架波音，3500萬噸黃小玉的豐厚訂單恐怕難以得到。

美國總統川普今日訪華，將與習近平會談，全球屏息期待，有人剉著等！

這幾年大陸網民喜歡戲稱美國川普總統為｢川建國同志」，主要原因在於大陸網友認為川普從第一任以來所採取的許多對華強硬政策，不但沒有真正打壓到大陸，反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除了削弱了美國自己的國力、國際影響力、與世界各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更變相的幫助大陸內部凝聚團結、促進科技、經濟進步。

直言之，川普就像是臥底在美國的中國偉大建設者一樣，大陸人民對他的景仰，恰如滔滔江水一般，川流不息，無以名之，只能敬之以｢建國」！
這種適得其反的例子很多。

早在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時，兩國貿易總額占大陸年度進出口總額13.8%，是大陸第一大出口市場；到2025年時，只剩8.8%，美國退居為大陸的第3大貿易夥伴；而大陸對美國之外的歐盟、東協、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量則完全覆蓋了減少的對美貿易額。
這等於是協助大陸降低了對美的貿易依存度。

還有川普上任以來，退巴黎協定，退TPP，退NAFTA，退WTO，退UNESCO，一路退群退到了2026年1月，總共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機構與委員會；更有甚者的是，還對北約盟國冷嘲熱諷，說人家蹭國防佔美國便宜，不幫忙對伊朗作戰，連對英國都說了重話。
種種舉措都讓美國在國際變得孤立，等於是主動讓出了國際主導權，對大陸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居功厥偉。

再如，2019年將華為及其數百家附屬公司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向其出售晶片、軟體等零組件；孰料，此舉反而逼出了華為自行開發的鴻蒙系統以及搭載7奈米大陸自產晶片的Mate 60 Pro手機。
這不就是協助大陸科技升級嗎？

過去2年鬧得沸沸揚揚的TikTok禁令更是經典。
所謂的TikTok難民（TikTok refugees）因禁令被迫摸進了小紅書，卻赫然發現大陸人民原來不是穿列寧裝、騎腳踏車的藍螞蟻，而是天天在曬精品、美食、旅遊美景的潮男潮女，大陸城市更是無人快遞車、自動駕駛地鐵、跟電動車滿街跑的現代大都會。
西方媒體多年來對大陸的抹黑宣傳，一下破功。

今天晚上川建國同志抵華，明天開始正式會談。
很讓人好奇的是，川建國同志除了建國大業之外，不知對於統一大業會有怎樣的貢獻？
很多人對於川建國同志是有期許的，因為川建國同志除了臥底之外，也是非常稱職的商人同志；萬事皆可談，萬物皆可售，交易萬歲！

畢竟，建國同志早在啟程前，就已經在白宮放出風聲，要和最好的朋友習主席好好聊聊；對於建國同志來說，遙遠東方的那一個小島從來不是什麼不可交易的民主堡壘，比較像是一個離大陸只有67英里，卻離美國有9500英里遠的待售資產。
邏輯其實不難理解。
國內死忠選民知道大豆、牛肉、波音客機、跟石油訂單可以帶來什麼。
至於那東方小島，叫什麼來著？
好像叫做Thailand！

北一女教師區桂芝稱『自己主張零軍購，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出版家與作家顏擇雅女士說：『如果要我補充區桂芝說法，我頂多說，不只和平會來，思想改造也會來。』

區老師的這段話，所針對的是這陣子立法院中對於國防軍費的討論；她反對在當前的時局下，過去軍購的軍備還沒有交貨，而執政者竟然不顧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沉重負擔，還要撥出鉅額的國防預算。因而乃主張零軍購。

她的說法應該不是不可解的？
個人就曾經一次在公車上聽過兩個年輕人反對戰爭，甚至大罵美國川普大總統的。
關於她所謂『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其重點在『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也就是。『零軍購』，即是呼應於今天年輕人『反對戰爭』的道理。

留學美國專修比較文學後回台的這位顏女士，
相當巧妙地把我島民間希望「零軍購」，更追求「兩岸和平」的焦點轉移到恐怖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完完全全避開了區老師所代表的民間拒絕戰爭的紅利，以及對於真實兩岸和平的認知與盼望。

顏女士相當雄辯地大談著她所嫻熟認知的──
『文言文比例會刪減，不少「紅色經典」會變成必讀，像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楊成武〈長征勝利萬歲〉、茹志娟〈百合花〉。像區桂芝這種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就算自願要教這些歌頌社會主義或解放軍的作品，中共也不可能信任你。。。』

相對於區老師的「為民喉舌」與顏女士論述上明顯的「為稻糧謀」，個人不想勉強作人品高下之別，但是以個人長期研究公民教育專業言，個人要指出顏女士的專業上，忽略了時間的因素；就個人長期的研究來看，所有的主義與思想都會在社會現實的變遷中受到教育的。也就是對岸大陸常常強調的那一句老話「摸著石頭過河」。
也就是傳說中老馬克思先生當年曾經夫子自道的宣稱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不與時俱化的意思。。。舉例言之，自從AI問世以來，多少行業不能不受到衝擊、與時俱化。。。即是。

今天的資本主義比起馬克思時代、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到今天川普大總統，有多大的改變，騙死烏克蘭、端掉委內瑞拉總統、毀掉伊朗最高領導人、露出了多少真面目；相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禮運大同而五四運動而三民主義、而北伐、抗戰而「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自力更生、掙扎著由文化大革命「三七開」後展開改革開放。。。把資本主義當作工具。。。溫家寶甚至將資本主義宗師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帶在身上，周遊歐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大時代中，那是怎樣的變化。。。

可惜的顏女士，似乎完全不知道，變化早已經開始；您在美國的研究所見應該確實不假，但是美國並非真實的自由，美國的教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嚴重掛帥的；簡直可說是排斥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由於美國川普大總統的作為似乎已經很難自制，下坡之勢已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當前看來，情勢應該穩步上升；相對的，教科書的問題相信只要是當局逐漸感到總體戰力上沒有問題，時間到了，自然會有更多、更為深刻的自由度。。。例如，前述的那本「道德情操論」竟然被中共接納成為社會重要的一份經典，就是重要的一例！那本書，當年個人在島上讀經濟學時，只知道書名，兩岸都沒有中譯本。如果顏女士不只是為政治服務，真有興趣做較嚴肅的學術探討，建議上網查看該書，如今在對岸有多少個中譯版本？

以上，是個人對於區老師與顏女士在這次對話中的想到的根本問題。個人衷心地樂見兩位女士帶動了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應有的關切。

顏擇雅（1967年—），本名顏秀娟，台灣出版家、著名專欄作家，雅言文化創辦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

台灣的國防與向美國軍事採購十分相關，目前綠藍白三黨正為了軍購預算吵得不可開交。有些軍事家或政論家憂心台灣的未來會與伊朗有些相似，伊朗戰爭雖然只打了一個多月就停火，双方已有不小的損耗，而仍在軍事對峙中，能給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何等教訓？

台灣與伊朗的主要相似點在於都與世界強權長期對抗，伊朗自1979年起與美國長期對抗，而台灣自1949年起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長期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大約還比不上美國，但美國距離伊朗約12,000公里，其軍力又分佈在世界各地，因此中國大陸能施展於台灣的軍力其實超過美國能施展於伊朗的軍力。台灣比伊朗更不利，也因為我島的面積只有伊朗的約1/45，因此承受不起大量的轟炸。

台灣的國防預算只有對岸的約1/20，一向很少自行研發和生產武器裝備，而多倚靠向美國軍事採購。然而美國對我軍購卻姿態極高，曾一再收了錢，但交貨卻一延再延，而我政府根本無可奈何。近年俄烏戰爭和伊朗戰爭已經讓美國的武器生產捉襟見肘，我們的軍購幾乎必定又將延遲交貨，難怪在野黨對軍購預算很不情願而斤斤計較啊！有些人把軍購視為交保護費而不在乎延遲交貨，但美國收了保護費，也不保證會出兵護台啊！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美國出兵護台的可能性是愈來愈低。

伊朗戰爭給世界的主要教訓是，當面對強大得多的敵人時，你必須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也稱為「不對稱作戰戰略」。伊朗的具體作法是重點發展性價比高的飛彈、無人機，而不是傳統的戰機、戰艦；並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飛彈、無人機、雷達系統等裝備，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以保障在戰時武器的存活和持續的生產能力。

台灣的軍事力量遠比不上大陸，我們有實行「不對稱作戰戰略」嗎？比伊朗如何？伊朗在两伊戰爭（1980-1988）後就開始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但台灣到2017—2019年李喜明上將擔任參謀總長時才強調「不對稱作戰戰略」（參見《評李喜明前總長的「整體防衛構想」》），並且李前總長去職後，其構想就幾乎被束之高閣，直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我島才又重新重視「不對稱作戰戰略」，因此台灣在「不對稱作戰戰略」上是遠遠落後於伊朗的。要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大量的飛彈、無人機，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是浩大的工程，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

台灣的武器裝備，不論性能還是數量，都比不上對岸，又沒有盡量隱藏在山裡或地下，在對方的大規模第一擊之下，恐怕大半都將折損而不堪用，要如何保衛台灣？

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一向受美國擺布，美國既不願賣尖端武器（怕台灣共諜多，會洩露軍事機密），又優先考慮美國的利益，台灣的「不對稱作戰戰略」於是被推遲了很多年，要怪誰？

國民黨内絕不是所謂親中與親美的鬥爭，而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此觀點揭示了中國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的深層本質。以下將結合相關信息，探討其為何超越了簡單的「親中」與「親美」標籤，而是關乎民族立場與外部干涉的根本性抉擇。

 國民黨內部路線的歷史脈絡與派系分化

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歧並非新現象，而是長期以來權力分配、路線定位模糊和派系利益拉扯的集中體現。有分析指出，其內部大致可歸為三種路線：

「美國國民黨」：此路線以馬英九、朱立倫等人為代表，雖堅持「九二共識」，但更強調「一中各表」，其政策核心是「不統、不獨、不武」，主張在安全上依賴美國。這種路線被認為在根本上符合美國希望兩岸「分而不離、和而不合」的戰略利益，即維持兩岸現狀，避免走向統一。 

「本土國民黨」：以王金平為代表，根基深植於臺灣地方派系，更關注地方利益與選舉得失。在兩岸論述上，他們往往採取模糊或迴避的態度，傾向於「維持現狀」，對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缺乏動力。 

堅持民族立場的路線：以洪秀柱、張亞中等人為代表，明確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主張深化兩岸聯結，背靠大陸發展。 

 當前路線鬥爭的主要表現

近期的黨內矛盾，突出體現在對兩岸關係根基「九二共識」的解讀以及整體戰略方向的搖擺上。

「九二共識」的解讀分歧：黨內在「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上存在深刻矛盾。一方主張「一中各表」，甚至傾向於將其工具化、空洞化；另一方則強調「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和平發展基石的重要性，認為其核心在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整體戰略的模糊化：國民黨中央曾提出「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試圖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尋求平衡。然而，這種策略在實踐中常表現為戰略模糊和被動反應。例如，在迎合美國所謂「安全承諾」的同時，卻難以提出清晰、可行、能說服選民的兩岸和平方案，導致其在關鍵議題上常陷入「被動接招」的境地。 

 路線迷失的背後原因

國民黨在關鍵問題上屢屢迷失方向，源於以下幾個結構性問題：

選舉利益的短期考量：面對臺灣地區內部的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為爭取選票，傾向於採取模糊策略以討好不同陣營的選民，缺乏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原則性兩岸政策的勇氣。 

深陷美國戰略軌道：有觀點認為，國民黨內部分勢力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對美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其政策制定常以符合美國戰略目標為重要考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戰略自主性。 

本土派系的利益閉環：以地方勢力為基礎的本土派，其政治重心往往在於維護地方層面的利益分配，對全局性的兩岸關係大戰略缺乏興趣和遠見，這進一步加劇了黨的內耗和戰略短視。 

 路線選擇與未來走向

國民黨的路線選擇，不僅關乎其自身的政治前途，更牽動著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親美」路線的潛在風險：緊緊依附美國戰略，可能導致臺灣地區被綁上外部勢力的戰車，從而喪失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敘事權，甚至將臺灣推向大國博弈的前沿，增加臺海局勢的複雜性和風險。 

堅持民族大義的根本出路：歷史與實踐表明，臺灣的前途命運始終與祖國大陸緊密相連。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在民族復興的大義下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才是保障臺海和平、促進臺灣繁榮穩定的根本之道。一個清晰、連貫、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戰略方向，才是國民黨乃至臺灣地區應對變局的正途。 

總而言之，中國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確實需要超越「親中」或「親美」的表面標籤，而必須從民族利益與外部干涉的角度審視。唯有認清歷史大勢，做出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正確抉擇，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最近管虎的《八佰》又火了？很多民進黨支持者與中華民國反共藍認為這是對岸的統戰？諸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電影在片尾中的字卡：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
反對者認為，對日抗戰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以這是統戰話術。

首先，「倡導」跟「領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先敘明。
而且，整段文字的意思，贏得抗戰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是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中國人民，包括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各路國民革命軍，也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以及在敵後淪陷區的東北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冀東抗日聯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等。
所以這段文字其實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接下來就要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在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史觀裡，八年抗戰 (1937-1945）以「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為起點，指全面抗戰階段。
但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裡，十四年抗戰 (1931-1945)：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納入東北局部抗戰。
兩者關鍵差異在於定義視角：八年抗戰強調「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十四年抗戰則強調「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雖然兩者都止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總結來說，十四年抗戰的說法更涵蓋從局部到全面的整個抗日歷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突襲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
但由於國民政府當時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的方針，致使東北前線迅速失守，日軍很快攻佔了北大營，其後更迅速佔領整個瀋陽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隨後不到半年內，日軍陸續侵佔東北三省，其後步步進迫，進攻上海，又將矛頭指向華北地區，企圖侵吞中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民間武裝、義勇軍與地方抗日力量已陸續展開抵抗；其後中共系統亦逐步參與並整編部分敵後抗日武裝，由1931年9月組建的地方抗日武裝力量，到1933年5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組建，1936年2月，正式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我們或許可以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國民政府之所以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方針的苦衷，可是從1931年9月18日之後，一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那聲槍響之前，這近六年之間發生了那些事？

「一二八事變」 (1932年)：日軍在上海製造挑釁，國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擊，爆發淞滬抗戰。
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徹底將中國東北諸省分裂出去。
平頂山慘案 (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屠殺了3,000多名無辜居民。
熱河戰役 (1933年2月-3月)：日軍攻佔熱河，並將熱河併入偽滿洲國。
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1933年)：日軍攻佔長城各口，隨後迫使中國簽署《塘沽協定》，將華北門戶敞開，國軍撤出平津一帶。
「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將華北納入控制，引發「一二九運動」學生反日潮。
日軍兵臨北平 (1936年)：關東軍經長城沿線向關內運兵，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已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之勢。

以上等等，均是大日本帝國通過一系列蓄意製造的「事件」和「慘案」，步步蠶食中國領土並殘害軍民。這近六年內，日軍採取「以戰逼談、步步進逼」的手段，透過局部軍事衝突與製造恐慌，不斷擴大在華北的影響力，最終在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展開全面侵華戰爭。

所以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答案是：
八年，講的是全面抗戰。
十四年，講的是整體抗戰。
前者強調1937年後的全國總動員。
後者補上1931年後已經開始流血的六年。
兩者不是互斥，而是層次不同。

真正錯的，不是講八年。
真正錯的，是把1931到1937這六年從抗戰史裡整段刪掉。
因為從瀋陽北大營第一聲槍響開始，中國人就已經在打了。

1937年，不是抗戰開始。
1937年，是全面抗戰開始。
所以這場仗，說打了八年，沒錯。
說打了十四年，也沒錯。
因為前六年，有人已經先流血了。

還好不管是打了14年還是8年，最後中國人民終於還是打贏了。
歷史的維度不應該只有一種。
八年，是國家機器的正式開戰；
十四年，是民族靈魂的覺醒與自救。
這兩者並非互斥，而是層次的不同。

這篇圖文，獻給所有不該被遺忘的先烈。
但願朝陽長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時光穿越滿目瘡痍，好想與你們抵擋槍林彈雨，那些年戰火如麻，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如果有一天我們還能再相遇，我一定會告訴你，這盛世如你所願，山河無恙，國泰民安。

那位次長就是亂攀比，美國總統會對出訪地點保密，那是因為前往戰地或有衝突的地方，拿萊爾校長比，根本就是胡扯。

尼克森曾經在越戰期間，前往西貢探視官兵，他在公開訪問泰國的行程當中，搭乘直升機前往西貢之後，才對外公開。

那位次長舉了一大堆布希或者拜登，乃至川普的案例，抵達後才公開的事情，但那些都是到有軍事衝突的地方。

萊爾校長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如果真要說，擔心過早曝光，引起北京的政治壓力，這還說得過去，把美國總統扯進來，那就是笑話了。

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前，季辛吉是偷偷摸摸混進北京，但尼克森身為美國總統，第一次破冰前往北京，自然是風光抵達，怎麼會偷偷摸摸？因為不是去戰地，是外交儀節上必然的安排。

艾森豪總統當選後，就任前，曾經前往南韓訪問，探視美軍官兵，即使安抵南韓，也沒有宣布，而是回到美國後才公開，原因無非就是軍事衝突之故。

艾森豪卸任前，到亞洲訪問，原本只想到日本與韓國，但是日本民間為了《安保條例》鬧到全國沸沸揚揚，總理都搞下台了，日本政府無法保證能夠妥善接待艾森豪，艾森豪於是取消了訪問日本，改為前往台灣。

美國總統出訪多是公開安排，沒有公開就是安全考慮。二戰時羅斯福到埃及與蘇聯開會，自然都不可能公開，邱吉爾戰時出訪也是這樣。

但萊爾校長根本就不是這種情況，他是遭遇兩岸的政治衝突。
萊爾校長被針對地惡整，這是咎由自取，陳水扁、蔡英文兩位民進黨總統都能夠順利訪問非洲，馬英九還可以玩玩過境印度，萊爾校長卻出不了門，完全是針對其個人荒誕不經的言行。
你要想的是，為何他的待遇比蔡英文還要差，都是民進黨，為何有如此差別，這個才是大家要檢討的地方。

如果這是元首外交，那就是個完全沒有外交儀節的安排，不顧其代表國家身分，純粹是為了個人面子的鬧意氣之爭。
那架飛機去來台灣都是我們付錢，就算是搭著國王出訪台灣，所有的費用，還是我們出，這架飛機號稱史國購買，其實是我們付錢送給那位國王，金錢外交的變形模式。

當外交變成打游擊，無疑是把民進黨搞成了像是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般的地位，這種非正常模式，如果還沾沾自喜，得意揚揚，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台灣處境有其艱難之處，但也不該搞出這齣外交游擊戰，完全只是為了幫萊爾校長討面子，而不顧體制上的尊嚴。
因為政治正確的緣故，沒有媒體膽敢挑戰國家元首偷偷摸摸的方式出訪。

國家元首進行外交訪問，自然是要符合外交儀節，但是台灣的情況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之下，就是很難達到這個理想。
抵達當地，接受軍禮致敬，這只是起碼的標準，雖然那架飛機都是我們花錢供養，但是仍然不是我們的飛機，一位元首用別人的飛機夾帶出訪，看似很靈活出招，其實是難登大雅之堂。

把外交出訪，搞成打游擊，真是讓外交部努力變戲法，化不可能為可能，可是，這絕非好典範。
堂堂正正的出訪被打壓，就改成偷偷摸摸的溜進去，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了，其實沒有改變什麼大局，就是這場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兩岸爭戰當中，小小的一場勝績，可是不會扭轉整個局勢。

這樣的搞法，就能讓世界看見台灣？其實真正關心的並不太多，非洲的新聞網站放在首頁，因為這是非洲事務，很正常，BBC分到非洲新聞頁面，也就是說，這只限定在非洲事務方面。

這個非洲小國靠台灣投入許多金錢資源供養，反正台灣現在邦交國剩下沒有幾個，花起錢來，就沒有以前負擔大了，用錢包養著，直到地老天荒吧。

大陸中央國台辦主任宋濤三月30日親自宣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組團，於四月7日至12日赴江蘇、上海、北京訪問。宋濤特別說明這是基於「鄭麗文就任以來多次表達希望訪問大陸的意願」。同日，鄭麗文在台北也舉行記者會說明接受央請訪陸，並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又說「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為訪陸定下基調。

鄭主席宣佈訪陸行程後，直到返台帶回大陸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綠營黨政軍及側翼名嘴自是提醒、警告、酸言酸語，無須贅述。

算起來，上一次國民黨在任主席訪陸是2016年洪秀柱短暫出任黨主席的時期，距今已近十年。因此，鄭麗文訪陸會晤習近平，也有國共兩黨再次破冰的意味。如今鄭主席訪陸之行順利結束，接著如無意外，五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北京，全球更會關注「川習會」，在我們台灣社會，朝野政黨關心的自是「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台北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直言「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問題被擺上習近平和川普總統談判的菜單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必定觸及台灣議題，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權，他們雙方達成的任何大小結論，就等於我們被邊緣化。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初起，蔡英文總統受訪時說在國際變局中，「我們是棋手，不是棋子」，點出了台灣社會的憂慮。稍後在2024年，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出席慕尼安安全會議，直率講評國際局勢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就會出現在菜單上」，警告各國必須選邊站－且須選對邊，否則就落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況。

我們在台灣大概多有這種必須選邊的壓力，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初起，民進黨政府很快就跟隨美國，開始抵制、制裁俄國，民間踴躍捐輸烏克蘭，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明天台灣有難，誰會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選邊」的意思－是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所以我們究竟是「入席」的獨立棋手？還是跟班跑腿的「選邊」扈從小弟？有三件事可參考反思：

一是俄烏戰爭後跟隨美西方國家杯葛抵制俄羅斯，西方陣營列出工具機種類的系列清單不許銷售俄國及土耳其等可能轉口貿易的地區，我方在清單上再擴大加碼，搞成任何種類的工具機均禁止，俄國原是台灣工具機出口的最大買家，如今清零了，重戕我產業。

二是中東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不但不聲援巴勒斯坦，反而逆向捐款協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屯墾區設置醫療院所。這背後有沒有美國老大哥指點的影子？

三是巴西駐台代表日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輿論只注意到他講巴西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其實他在訪問中提及巴西是農業大國，也是牛肉輸出大國，目前可零關稅輸出牛肉至美國。但是他們代表處努力了十年，向我方政府各部門提出申請，迄今仍未獲准牛肉出口至台灣。原因？

讀者想想：如果價廉物美又安全的巴西牛肉獲准敲關入境台灣，勢必在市場競爭排擠了美國牛肉，這怎麼可以允許呢。試問我們是否已經選擇依賴靠攏美國了，這算是入席嗎？

再回到兩岸關係議題，台灣如何方能成為入席的棋手？在下認為：中國國民黨應勇於表達三個立場－反對台獨、支持統一、一國兩制，爭取在兩岸關係的主動參與。

反對台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自從去年十一月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一再陳述的都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悄悄地改變了前任主席朱立倫堅持的表述立場。例如2022年九月朱主席公開說：

「九二共識在國民黨的黨綱中規定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且不能改變，這是國民黨堅定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朱主席的講話是扭曲了當年海峽兩會達成的共識條件，「九二共識」的內涵其實主要在於「一中」。鄭麗文避開了「一中各表」，以「反對台獨」替換添補。這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是重新拉近了過去因「一中各表」而使國共雙方難以無縫銜接的尷尬。

「一中各表」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隱含兩個中國的「兩國論」，無論是(一)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甚或最近(三)雷倩提出的「四島橋接」建議中共讓香港、澳門、海南島與台灣整合某種自治實驗特區的經貿關係，都是中共難以接受的！因為上述的三種陳述中雖然看似曲折(李、張的憲政新銓)、雖然聽似摩登(雷的「橋接」)，都隱含想拖延兩岸問題終極解決的時程。然陸方所堅持的其實只有問台灣朝野政治人物簡單一句話：

「台海兩岸關係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去年底，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突然宣布辭職，他說是想「體貼總統的人事佈局」，又解釋說他曾想恢復兩岸對話來突破僵局，向對岸有關方面傳達期望釐清「九二共識」，但對岸回覆「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他再表達希望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為兩岸公約數來推動對話，卻遭層峰回絕，有志難伸，只得退位讓賢。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倡議兩岸關係是否可從「一個中國」微調為「一個中華」，無非也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框架。北京會接受嗎？我認為這是徒勞的。

其實，幹嘛這麼絞盡腦汁作文比賽！「九二共識」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寫「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意思，故海峽兩岸關係是「尚未統一，但從未正式分裂為兩個獨立國家」，本人去年曾有長文著墨於此(相關報導《風傳媒》：姜保真觀點：國民黨的三個工程－贖罪、除魅、和統)。

「反對台獨」就是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真諦。這四個字裡沒有朱立倫的「一中各表」，也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模糊。「不統」就是「獨」，而「不獨」就是「統」，怎麼可能既不統也不獨的「維持現狀」？耍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支持統一

不少有識之士曾指出國民黨似乎只想要兩岸關係的「和平」，但不談「統一」，只想享受和平紅利，絕口不提「國家統一」。鄭主席訪陸歸來，同行者受訪時再三地說對方「沒有講統一」，想以此安撫台灣社會民心。但像這樣天長地久「沒有統一」的兩岸和平關係，可能嗎？

反對統一者，常常是執著於國號之爭。然而形成「九二共識」的兩岸兩會1992年十一月香港會談，台灣海基會的論述是：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

大陸海協會的論述則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結束香港會談後，雙方後續函電來往中，海基會去電表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海協會稍後回覆：「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我會敬表尊重並接受。」

顯然，在「九二共識」的內涵中是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前提，而認為怎麼定義「中國」可暫略不表，「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或「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非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格對等化、分離切割化。正由於有了上述「國號暫略不表」的兩岸共識，方有後來1993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簽署多項協議以及後續的兩岸通商、通航、通郵。

簡單歸納來說，「九二共識」是針對海峽兩岸用什麼身份名號來磋商民間交流衍伸的爭端而達成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雙方同意同屬一個中國。而更早的1987年四月，蔣經國總統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同年十月開放台灣民眾赴陸探親，都可視為「國共/兩岸」的和解開端。

過去的兩德及兩越，今天的兩韓，確實都已是具有國際法人身份資格的兩個獨立對等國家，兩德與兩韓各自擁有建交的友邦，均加入聯合國為正式會員國；南北越是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自聯合國以降，但凡需要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在其他國際組織裏，我方多半是要以一個其他會員國共識能接受的名稱與會，最常用的就是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在「世貿組織」(WTO)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而雖為創始會員國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後來我會籍也被改名為「Taipei, China」；即使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這樣真正純民間的國際作家團體，我方會籍也被更名為「Taipei Chinese Center, P.E.N.」(國際筆會台北中文中心)，但在台灣正式登記立案的名稱卻仍為「中華民國筆會」。少數例外仍能保有國號參與的國際組織，如有15個會員國的「中美洲開發銀行」(CABEI)，我方會籍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但中國大陸則不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換言之，從未出現過在國際組織中同時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

整體來看，我方在國際組織活動使用的名號，都暗示我們與中國大陸母體脫不了關係，使用最多的「Chinese Taipei」會聯想這是「中國的台北」或「中國人的台北」，謝長廷先生曾說他對於「Chinese Taipei」也是不滿意的。2018年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堪稱最接近「正名制憲」之舉，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未通過。

民進黨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解讀，認為如含有「共謀國家統一」就是不可接受的，說那是「消滅中華民國」。其實，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指政權更迭就是「亡國」，民族傳統文化消亡(如課綱的去中化，中國古史納入東亞史)才是「亡天下」，「亡國」不那麼可怕。前財政部長即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他家裡陽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國旗，但2023年他受訪時表示自己認為先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大哥，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小弟，「可是今天小弟發展比大哥好，但我們是兄弟，應該要互相幫忙，應該要和平統一。」試問今天的國民黨有這樣的眼界、胸襟與魄力嗎？

台灣有部份人士對「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有依戀之情，嚴格說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歷史上抗拒國家統一的地方割據政權，若無借助外力護持，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史家提到大明王朝，都是說它亡於1644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而非南明永曆帝死於1662，或1683年的台灣鄭克塽降清。1950年三月蔣介石先生在台北自行宣佈「復行視事」，重新出任總統，幾日後向黨內幹部講話：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氏的自我剖析，不但符合現實，也與歷史觀點吻合。

我們不妨回顧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是怎麼表述的，它的全案名稱叫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換言之，提案的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不是要邀請一個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然後將另一個舊國家(中華民國)排除出去，議案主旨是認為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代表權歸屬需要檢視討論，內容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上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只以「蔣介石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稱之，提案者是認為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代表席位就是被「竊佔」(非法佔據 unlawfully occupy)，應該「立即驅逐出去」(to expel forthwith)，並「恢復」(restoration)真正原主的權利。此所以今日聯合國網站記錄各會員國入會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1971年入會，而是寫為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是取代我們國家的國際法人地位，這當然會引人訝異，卻是2758號決議案的本質，是台灣社會少有人知，也不想讓人知道的史實。

脫離中國而創建「新而獨立的國家」若不可能，為何不反向思考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性？五月即將登場的「川習會」，川普總統會不會公開講出「反對台獨」或/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或簽署第四公報？我們是被動等待人家說「You have no cards.」好呢？或是我們主動「入席」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比較好？

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後，2018年演講時說「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不排斥統一的可能性」，又解釋說：

「所謂『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會、也不一定會，必須視條件與時機，如果不是和平的，也不是民主的話，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馬先生的言論不盡周全，如果不是和平的統一過程，就會落入俗稱「武統」的陰影，也就談不上人民是否同意、接受。馬又說統一需要「民主」程序，這也令人困惑，他是暗示某種公投嗎？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謂的「人民自決權」，其適用性在於某地區曾受外國武力佔領或長期殖民，當地居民想要透過公投表達脫離原宗主國。對於同一個國家內部相同種族的某個地區，是不能宣稱要以投票方式脫離中央政府的，顯然我們台灣也不適用所謂的「統獨公投」。

我國當前的《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皆未將大陸地區及人民視為「外國」，如要實施「統獨公投」是有法理正當性的疑慮，如果執政者硬要橫柴入灶，彼岸甚至國際間都難以接受。陳水扁總統先於2004年提出「防衛性公投」未過關，復於2008年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雖有550萬人投下同意票，但仍然未達最低門檻而失敗。2018年紀政女士推動成案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公投未通過。這三次公投案都隱藏「國號正名」用意。

2026年四月，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民意調查，有50.7%的受訪民眾同意「主動面對兩岸統一討論，方能保障安全」；但若再問「是否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統一談判？」則有57.5%的人不願意，僅有29.0%的人願意。這可能是當前台灣民眾的思維，普遍理解不能再對兩岸問題裝聾作啞，但仍然不願意與彼岸在「一中」前提下統一。所以我們需要中國國民黨承擔責任，勇敢帶頭倡議「支持統一」。難嗎？

一國兩制

2019年一月初，習近平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公開說「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首度提出願意與台灣社會探索「一國兩制」在此間如何落實的「台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在同日下午發表公開談話回應：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今天對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早在1982年時，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即表示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並以兩岸應該是「一國良制」回應。台灣藍綠白三黨大抵都是同樣的態度拒絕「一國兩制」，但如果認真面對統一問題，我們台灣這方面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2019年四月22日《中國時報》曾刊出我的投書，文中我提醒國民黨：你們過去有過「一國兩制」的經驗，1928年六月黃埔革命軍攻進北平，盤據東北的張學良並未立即歸順中央，而是與蔣介石談判，至年底方撤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達成的協議就是蔣軍不出關，東北財經軍政大權均由張學良主持，過去不屬東三省的熱河也併入東北管轄。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可以勇於面對。

「九二共識」指的是兩岸目前尚未統一時，雙方來往互動的基礎準則，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也要「共謀國家統一」。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呢？這是不少台灣人民擔心的，也是政客喜愛藉此搧風點火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說統一之後即使有「一國兩制」，也是好可怕。

其實統一不是兩岸關係的終點，反而是無限可能的起點，因為彼岸提出的是「一國兩制」，給予台灣社會相當多的自治自由。我曾引香港回歸中國作類比，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台灣應該就是「晶圓照樣生產出口」。2023年王建煊先生一度想參選總統，他說自己如果當選就會跟大陸談判，要維持我們這邊的自由民主制度，還可以爭取到很多利益，鼓勵大陸廠商多來台灣投資、建設，讓台灣的經濟再發達起來。

可能相當多的台灣人不是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不利，而是不信任共產黨，對中共多有恐懼與蔑視？我曾說這得歸咎於國民黨自兩蔣以來持續妖魔化、鬼魅化中共。而民進黨也不遑多讓，藍綠兩黨接力反共。

統一需要溫情與敬意

2024總統大選前，馬英九先生接受「德國之音」(DW)記者訪問，馬英九表示「就兩岸關係而言，你必須相信他(習近平)。｣如果問我，我會說我也願意相信習近平與中共，認為他們不會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傷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尊嚴與感情。

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內涵，北京方面歷年提出過葉九條、江八點、國台辦七點好處…等等，但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一樁需要理性與感性兼備的任務。錢穆先生曾說我們對於自己所從出的民族母體歷史，應懷抱溫情與敬意。各位讀者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對彼岸大陸還有多少溫情與敬意？捏造謊言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還在其次，王建煊先生常自嘲「我這隻外省豬」，如果認真計較，四百年前從閩南渡海來台的羅漢腳算不算是外省豬？這樣講下去，豈還有溫情與敬意。

論到兩岸文教交流，我是第一位獲北京批准，組師生團赴大陸參訪的台灣老師。1995年我率領23位興大師生赴北京，行程中我們安排赴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衣冠塚，我請北京林業大學執事人員代備一個花圈，並在輓聯右方書寫「國父」，對方面帶難色說這得請示上級。第二天他歡喜回覆說上級批准了。

沒有分離主義意識，什麼都可以商量。

我在現場，詢問碧雲寺服務人員以前可有台灣團體來此參拜孫中山？他搖頭說有個人或旅遊團來觀光遊覽，像我們這樣來自台灣的團體還有準備花圈三鞠躬的，是第一次見到。

那次行程我們也去了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館外巨大的醒獅銅像前也獻上一個大花圈，兩條白色輓聯是我寫的：

甲午戰渤海，倭寇侵我國土，中華兒女哭中華
乙亥履神州，同胞攜手共進，唐山子孫回唐山

從宛平返回北京的車上，陪同的北京林業大學老師對我說：「姜老師，你們那個花圈輓聯是誰寫的？看了好感動。」我笑答是在下撰稿，不知兩聯音韻對仗是否工整？

2009年，我與大陸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率74位台灣師生赴陝西省舉辦「華夏農耕文化淵源體驗營」，是台灣單一大學往訪大陸人數最多的團體。

這營會名稱是我訂的，讀者可能不知，我中華農耕文化的起源是在陝西省。

營會行程內容也是我與彼岸來回磋商擬定的，有大陸老師講課，有外出參訪農林據點及歷史文化景點如秦始皇陵及黃帝陵。各位，我可比馬英九基金會的類似活動早了多少年。我們在台灣製作一幅紅布字條，在大陸初次掀開時，彼岸師生都為之驚訝鼓掌，布條上寫的是：

兩岸中華兒女
攜手共促復興

各位：習近平先生是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可是比習大大早了三年講復興呢。我去彼岸從不飲酒，也就沒有與對方人員勾肩搭背唱卡拉OK「你是我的兄弟」，然而，活動中的兩岸師生都能感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溫情與敬意。

1990年十月兩德統一之前，我正在瑞典留學，收聽「德國之音電台」(DW)的英語廣播，人家一再重複一句話「One Germany」(一個德國)，從各角度反覆強調東西德原本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應該儘速統一。這是一份溫情、一種感性訴求。而我們海峽兩岸原本也有的共識就是「One China」－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可近年來少有聽聞此岸藍綠白政治人物再講這個名詞了。失去了溫情的共同基礎，自然也沒了敬意，只剩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講統一，何其遙遠渺茫。

1989年我第一次組團率台灣師生往訪大陸，海協會在北京的歡宴上，記得我的致詞是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們是沒有恩怨情仇的一代中國人。」

各位朋友：就讓我用魯迅這兩句詩作結尾吧。誠摯祝福咱們共同的中國。

(*作者為文藝作家，興大農資學院退休。本文係作者於2026年04月25日，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短講的內容。)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