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自去年10月當選國民黨黨主席，至今將近半年，並且即將出訪中國大陸。鄭很有活力，也能言善道，頗能吸引媒體的關注，她因此能夠宣揚她的「親中」兩岸路線，而訪陸也是在彰顯其兩岸路線。綠營當然極力批評鄭的兩岸路線，而即使藍營中，也有一些不大贊同的聲音，為何如此？

簡單說，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回歸馬英九主政時期及之前，國民黨的兩岸路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及「親美、親中」並行，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強調兩岸對話與和平，並與民進黨的「反中」「台獨」直球對決。

部份藍營人士不大贊同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因為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怕會被抹紅而丟失藍營的選票，因此輸掉11月的市縣長和市縣議員選舉。這些藍營人士是過慮了，11月的選舉屬於地方性選舉，主要關心地方事務，與「親中」「反中」的意識形態沒多大關係。

台灣實行選舉民主，政黨的目標是勝選執政，鄭麗文宣揚她的兩岸路線和「親中」意識形態，有助於國民黨贏得2028總統大選嗎？

總統大選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两方面，總統候選人團隊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和其意識形態，而後者尤其重要，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意識形態重要的證據可見於：國民黨的施政一向優於民進黨，譬如：建立台積電、實施全民健保、與對岸簽署ECFA等；民進黨則致力於「反中」的意識形態和「去中國化」措施；結果民進黨贏得最近3次總統大選。

早期國民黨的板塊遠大於民進黨，當時台灣人相當「親中」，甚至很多人自許為「中國人」。在李登輝和民進黨的長期灌輸下，台灣人不再那麼「親中」，而同步的國民黨的板塊逐漸縮小，現在已稍小於民進黨。國民黨與「親中」幾乎劃上了等號，因為國民黨的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台灣人的祖先也大多來自大陸，國民黨只有宣揚「親中」才能擴大其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安定力量。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

有些人認為，鄭麗文與盧秀燕的兩岸路線似乎有差距，恐怕有路線之爭，不利於2008盧參選總統。其實國民黨這樣的大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鄭、盧目前可說是各有所司而分進合擊之，鄭顧意識形態，盧顧施政能力/成績，都是總統大選需要的。宣揚「親中」和出訪大陸有潛力擴大國民黨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但也有風險，譬如失言而被抹紅，由鄭去衝鋒，即使出師不利，也幾乎不損害盧參選總統。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就像一杯水滿了，正不斷溢出填滿了落後之地，西方不解兵形象水，欲抽刀斷水，結果不言而喻。

當下美、以氣勢凌人，但早在幾年前伊朗已準備面對美、以蠢動了。在這輪衝突當中，伊朗展現出的反制分量，正是其反制裁戰略的現場驗證。這幾年中國為伊朗，已構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反制裁體系，而且關鍵作用正在被充分驗證。

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套成熟的霸凌公式，就是先在金融上封殺，再在物流上封死，最後在民生上拖垮，三步連鎖反應下來，很多國家很難扛住。而中、伊合作架構，剛好在這三個環節，築起了防火牆，逐一擊破。

首先，伊朗已有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道，徹底繞開了美元體系。美國慣用的手段，凍結海外美元資產、切斷金融往來。但當伊朗的核心貿易不再依賴美元路徑，這一招就沒了殺傷力，金融窒息的邏輯就失效了。

第二個關鍵，是物流維度。中國已打通中亞陸路通道，為伊朗創造了暢通的物流。美海軍可威脅海路，但無法切斷其陸路生命線，讓伊朗的原油出口、民生必需品進口，即便在局勢緊張時，依然能夠維持運轉。

第三點，則是民生維度。中、伊協議裡關於糧倉建設、藥品與日用品穩定供應的安排，是一層底線防禦。西方過去干預他國，常常先製造民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而當基本生存物資有長期保障，外部制裁就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社會失控，大幅增加了伊朗的抗壓韌性。金融不被卡死、物流不被封死、民生不被拖垮，美國落伍的制裁組合拳，在這套體系面前，效果被大幅壓縮。

這次局勢，是去美元化合作模式的實測。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用本幣結算、陸路互聯，用不受第三方金融霸權左右的平行世界與現有國際體係並行。也就是中國正在新興的平行世界引領全球走出單極世界、殖民世代，用真全球化取代西方的偽全球化。

對於眾多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防禦性佈局樣本，在面對貨幣與地緣風險時，如何提前築起自己的安全邊界。

這場戰爭，表面上在炸中東。但真正被消耗的，可能根本不在戰場上。
當油輪開始繞路、保費開始暴漲，有些國家的代價，才正要開始計算。當飛彈劃過夜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爆炸點，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在火光之中，而在油輪、保險單與航道風險的陰影裡。

而當這些看似「金融化」的成本開始浮現，一個更深層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戰場在中東，但壓力，正在精準地向東方擴散。

軍事戰略圈中一直有種說法，認為這是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戰爭。表面上是美國與伊朗的軍事衝突，實際上卻在系統性地消耗中國。這種說法不再只是陰謀論，因為市場訊號與物理打擊正同時發生。

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的風險被重新定價，全球航運業迅速進入高度緊繃狀態。一艘價值約3億美元的超大型油輪（VLCC），單次航行保費已從戰前的60萬美元跳升至數百萬美元等級。更關鍵的是，當沙烏地阿拉伯試圖透過延布（Yanbu）與東西向輸油管來「繞道」分散風險時，相關節點卻反而成為打擊目標。

這讓問題不再只是航道是否可用，而是「替代方案是否仍然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更直接的手段開始顯現——不只是封鎖，而是讓所有繞行選項同時失效。
這是一把「硬斧頭」：它不只封鎖了海峽，更物理性地粉碎了所有試圖繞行規避風險的希望。

然而，當物理封鎖與風險上升同時發生時，另一種更隱性的工具也開始浮現。
在這柄硬斧頭劈開舊秩序的裂縫中，另一把「軟刀子」正悄無聲息地切入。

當西方船隻因為拒保與天價成本而止步於海峽之外時，德黑蘭卻對特定的8個國家遞出了橄欖枝——只要石油貿易改用「人民幣結算」，便能換取通行特殊航道的安全保證。這不再只是能源供應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交易定義權」的政經突襲。

問題不在於油「有沒有」，而在於油「能不能安全地運到」，以及「用什麼貨幣買到」。對一個有四成以上原油進口需經過荷莫茲海峽的龐大經濟體而言，這是一場結構性的壓力測試。原本帶有折價優勢的伊朗原油供應雖受阻，但透過這把「人民幣結算」的軟刀子，部分獲准通行的船隻正沿著伊朗沿岸的影子航道，在美元體系的窒息區外獲得一線生機。

於是，一條新的現實逐漸浮現：能源不再只是供應問題，而是被重新包裝成結算與體系競爭的一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產線之外展開——那是庫存與貨幣的雙重博弈。外界普遍估算，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可支撐數月進口需求，但在這場「硬斧頭」與「軟刀子」的配合下，每一桶被消耗的庫存，背後都隱藏著一場去美元化的豪賭。

不過，如果只把這場戰爭理解為針對單一對象的戰略行動，仍然無法解釋另一個更現實的變化。

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專門針對中國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美國或許能承受一時的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失控且長期化、甚至讓美元霸權在能源市場邊緣化的中東戰爭。當法國等北約盟友公開拒絕為這場戰爭護航，反映出的是盟內對戰略成本與金融風險的不同判斷。

真正正在發生的，並不是單點對抗，而是多方在不同成本曲線上的重新排序。

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核心不在於「打擊誰」，而在於「誰能撐得更久」。

當這場戰爭進入第20天，博弈已不僅僅停留在保險單與人民幣結算上。隨著以色列轟炸伊朗的南帕爾斯氣田，以及伊朗報復性襲擊卡達的LNG設施，這場衝突開始從「流通層」向「生產層」延伸。

換句話說，問題開始從「油能不能運出」，轉向「油還存不存在」。

當這些位於源頭端的設施遭到破壞時，供應鏈本身的穩定性開始動搖。大型能源設施所依賴的關鍵設備高度專業化，一旦這些核心組件損毀，其修復週期往往以年為單位，遠超地緣政治能提供的緩衝時間。

這使得能源市場的風險，從原本的「物流中斷」，進一步轉變為「供給能力下降」。即便航道恢復通行，如果產能尚未修復，市場仍將長期承壓。

於是，這場戰爭同時在兩個層面施壓：一端是航道與保險構成的流通壓力，另一端則是設施破壞帶來的供給壓力。

當能源同時在流動與生產兩端受限時，危機的性質也隨之改變——它不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整個能源體系是否仍能維持運作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種更隱性的博弈同步展開。航運成本上升、風險增加，使得結算方式與貨幣選擇成為新的競爭場域。能源不只是商品，更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當交易方式改變，權力的分配也隨之重組。

於是，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與金融市場之外展開——那是庫存、供給與結算體系的三重博弈。

最終，所有這些層層疊加的變數，仍然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但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單一方向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

美國或許能承受短期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長期化、且可能削弱美元在能源市場地位的衝突；而其盟友體系內部，也開始出現對戰略成本的不同判斷與分歧。

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是不是在打中國」，而是——真正正在發生的，是一場關於「戰略耐力」的極限競賽。

當戰爭同時影響航道安全、能源供給與結算體系時，所有依賴能源運作的經濟體，都被納入同一個風險網絡之中。問題不再只是誰能打贏局部衝突，而是誰能在長時間的不確定性中維持自身體系的穩定。

當這場戰爭無法快速結束，誰的國力，會先在保險單與儲油槽的此消彼長中被消耗殆盡？是守著高昂保費與美元信用的西方，還是正試圖在斷裂的傷口上，用人民幣縫補出一條新的路徑的東方？

時間，才是這場戰爭裡最昂貴、也最殘酷的資源。
當戰爭開始消耗時間，它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勝負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為此共同付出的代價。

而真正殘酷的地方在於——
這場代價，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京杭大運河，又名中國大運河。南起杭州灣錢塘江，北行抵達北京市「萬壽寺」鄰近之「廣源閘」。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全長1794公里，2014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隋焬帝繼位前即向父王建議開鑿大運河，即位後不顧民生疾苦強徵民工大事開挖。他揚言自己是秦始皇第二，成為千古一帝。

大運河分為四個河段，自南而北分別為江南河、邗溝、永濟渠、通濟渠。通濟渠（在河北省境內的河段）與永濟渠（在山東省境內的河段）係由隋煬帝開鑿，主要目的是爲了攻打高麗，運送與集結物資於通州（當前大陸在通州興建了至為宏偉的大運河博物館）。「邗溝」係吳子胥奉吳王夫差之命開鑿，始於江蘇揚州長約150公里。東周時吳王為逐鹿中原爭取擔任各大諸侯的盟主，調派兵馬睥睨群雄而開鑿。長江以南至杭州灣的河段為「江南河」。四大河段連結成為中國大運河。

我年近50初登大陸，即渴望一睹大運河風釆，民國87年我來到上海出席國際證券論壇（當時大陸正全面轉型改革，推行「股份式」公司組織），我為主管機關代表，被推為領隊。會議結束後座車經蘇州前往南京，來到無錫，駕駛告知大運河在附近，我當即請停車休息，全團人到運河岸邊拍照留念，大運河我終於來到了。我感嘆祖先數千年前在缺乏現代機具的環境中，全憑肉身及苦力完成此一宏偉的建設，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產與燦爛的文明生活。

民國105年我退休後，每年都訂定計畫前往大陸瞻仰祖先的遺蹟，凡大運河流經的城鎮或鄉村都列入行程。直到去年（民國114年）我來到北京市通州區參觀新建成的「大運河博物館」，在舘裡及河港邊留影。隔天前往北京城裡「萬壽寺」（清王朝皇家專用佛寺）鄰近的「廣源閘」。這裡有一皇家專用的運河，通往頤和園。兩者以「廣源閘」相隔離，「京杭大運河」北端終點即止於此。

近10年，我足跡遍及大運河流經的城鄉，它們在歷史長河中均留著流傳千古令子孫緬懷的事蹟。簡述如下：

1. 大運河南端起點，杭州灣錢塘江。

2. 杭州市中心，河港「武林門」詔告牌示「到北京看長城」。

3. 烏鎮，位於浙江桐鄉市。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為千年文化名城，歷來有64位進士出身於此，名作家茅盾為烏鎮人氏。目前，世界互聯網大會設址於此。

4. 蘇州吳中區木瀆古鎮，春秋時代吳王闔閭的行政中心；項羽於此號召8000人江東子弟起兵討伐秦始皇。此區「寶帶橋」連橫53個橋孔，為中國最多橋孔的石橋，大運河毗鄰而過。

5. 蘇州城，春秋時名稱為「姑蘇城」。闔閭命吳子胥興建姑蘇城牆並於蘇州城外靈岩山興建姑蘇台。夫差於姑蘇台興建舘娃宮，宮裡打造「響碟廊」，踏歩於上會發出樂聲，以取悅西施，西施擅於輕歌曼舞以娛夫差。越王勾踐進貢西施予吳王，夫差中了美人計，卒至亡國。
蘇州城外寒山寺，唐朝時張繼考進士落榜，落寞時分乘船大運河南下，行至姑蘇城，天色已晚，船隻彎進支流停泊於寺前「江村橋」下過夜。心情低落時，寒山寺傳來鐘聲，寫了「楓橋夜泊」詩。詩句「…江楓漁火對愁眠…」，對照場景應當是「江村橋」與相鄰之「楓鎮橋」，加上運河船隻的燈火形成的畫面。中學時期考國文翻譯，當時老師的答案是「…江上的楓與船上的燈火…」，𦲷臨現場發現，完全不對頭。

6. 無錫，它位於太湖邊，是吳文化發祥地。秦始皇時期當地挖得石碑，上刻字「有鍚兵 天下爭；無錫寧 天下清」。錫為鑄劍重要成分，引來兵家必爭，秦將王翦主張此地無錫比較好，無鍚地名由此而來。

7. 鎮江，三國時期鎮江名為「南徐」，是吳國的行政中心，長江與大運河交滙於此。《三國演義》諸葛孔明錦囊妙計戲耍周瑜與孫權發生於此；民間故事《白蛇傳》白娘娘水漫金山寺發生於此；蘇東坡「水調歌頭」完成於金山寺；南宋大將韓世忠大戰金兀朮於長江，他的夫人梁紅玉於金山寺高台擊鼓揮旗指揮戰船擊潰金軍。

8. 揚州，大運河自鎮江穿越長江，北上第一站來到揚州，當地亦建有大運河博物館。唐朝時期，揚州「大明寺」住持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前後7次將佛教傳入日本。著名的「瘦西湖」實為大運河水流進入揚州彎來拐去形成的湖泊，兩岸景緻比美西湖，但湖面狹窄細長，所以稱之為「瘦西湖」；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曾在揚州擔任縣令3年，他將見聞口述予朋友，朋友依他所說寫入名著「東方遊記」。

9. 淮安，大運河於此建有閘門，除調節船舶水位外，亦方便運河轉運物資。明、清時期南方地區向朝廷進貢糧草、稅銀或其他物資都在此登陸改由馬匹䭾運，稱為「漕運」，淮安設置「漕運督都府」，官階不低。民國34年底國共內戰開始，中共原擬建都於淮安，與距離不遠的南京分庭抗禮，蔣介石調來重兵將共軍趕進山東。

10. 宿遷，項羽與他的勁敵韓信同為宿遷人氏。當地有景色秀麗的「駱馬湖」，大運河沿著湖的西岸北上。湖堤道路左邊是大運河，大木船在河上徐徐北進，道路右邊是湖面，波光粼粼，湖邊遍植楊柳，釣客悠哉悠哉等魚兒上鉤。

11. 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徐蚌會戰黃伯鞱兵團自運河以東準備撤到運河以西的徐州總部，總部指示他多停留2天掩護另一西撤的部隊，黃司令未利用那2天在運河架設浮橋，2天後大軍西撤，河面僅1座橋，擁擠不堪，導致西撤速度緩慢，共軍即早在西岸阻擋國軍。黃兵團被包圍10天後被殲滅。

12. 濟寧，大運河進入山東省，沿微山湖北上。劉邦故鄉江蘇沛縣在微山湖西岸。水滸傳小說，江湖好漢聚集的梁山水泊位於此地。大運河彎進市區，著名的太白樓座落在岸邊。李白在濟寧生活20餘年，日日在太白樓飲酒賦詩。太白樓庭院裡有仿舊日李白與朋友飲酒的茅亭，具有思古之幽情。

13. 聊城，大運河與黃河在此相會。水滸傳小說武松打虎的景陽崗位於此地；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即為聊城人氏。

14. 山東省德州市，位於山東省與河北省的交界。19世紀德州是南方9省（冀、魯、豫、蘇、皖、浙、湘、鄂、贛）通往北京的重要漕運通道。此地歷史名人包括漢朝時期東方朔、唐朝顏真卿、7.7蘆溝橋事變我方指揮官宋哲元。

15. 天津市，大運河北上至天津與海河交會。海河係華北5河，滹沱河、清河、子牙河、南運河、欒河𣾀合而成，向東行注入渤海灣，清朝時期在河口建置堅固的大沽口砲台。北運河往西北方向進入北京。

16. 北京通州，逐漸接近大運河北端的終點，位於北京萬壽寺旁的「廣源閘」。萬壽寺為清廷皇家專用的佛寺，寺廟前有皇家專用的運河，直通頣和園的昆明湖。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自頤和園起駕回宮，搭乘運河的御船至萬壽寺，拜佛後換乘馬車回宮，下令監禁光緒皇帝。「廣源匣」區隔皇家運河與大運河，可視之為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

近來很多西方國家的元首造訪北京，當然是因為習近平比川普對待他們好多了，這相當程度平反了習的長期被西方媒體所厭惡。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歷經4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習是西方媒體最不喜歡也批評最多的，為何？會改變嗎？

習近平主導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並且已連任第三屆，甚至可能成為終身的最高領導人。西方國家自18世紀以來就反對帝制，並逐漸以民主制度取代之。這成為西方的基本價值，西方媒體因此把習的修憲和連任視為走向帝制，而大加撻伐。其實習的修憲是在2018年，在這以前，西方媒體對他就沒有好話。

鄧小平主政的大部份時間，蘇聯集團尚未崩潰，美國集團非常歡迎中國的加入，因此西方媒體對鄧多是讚美之詞（雖然天安門事件後有些改變）。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主政都在蘇聯集團崩潰後，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施政有何差異？

習的意識形態比江、胡更左傾，即他更傾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自由主義，又不像江、胡奉行「韜光養晦」不張揚的對外政策。譬如：習特別推崇毛和中共革命時的奮鬥精神；比江、胡更公開的限縮言論自由，並在疫情期間限縮行動自由；大力支助新疆的發展，同時限縮其自由，以遏止疆獨的不法活動；制定《香港國安法》來壓制香港追求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動盪；以一帶一路計畫支助很多國家的建設，削弱美國和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影響力。這些都挑戰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為西方媒體所厭惡。

在江、胡時期，中國大陸的主要工作是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是脫貧，當時中國的產業大多屬於勞力密集型，與西方國家的產業少有競爭；但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不僅要脫貧和發展經濟，還追求國家的強大，因此要實行法治、反腐和軍事改革，而且這時中國已發展出不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產業，與西方國家的產業產生高度競爭。

在江、胡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少有產業競爭，也少有國際權力的競爭，西方媒體因此寬待江、胡；但到了習時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已有頗多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構成西方國家的不小威脅，西方媒體因此對習有特別多的批評，有些甚至是不實的抹黑，譬如把習打擊貪腐說成是政治鬥爭，期望藉批評習削弱中國大陸。

簡單說，西方媒體厭惡習，有兩個原因：與習的意識形態有很大差異，及双方有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前者不容易改變，後者卻在改變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其實主要是中美的競爭，西方國家全力挺美，因此成為中西的競爭（如很多西方國家聽從美國，限制進口中國的電動車）。現在川普對很多西方國家課徵高關稅，加上言語羞辱，使西方國家遠美而親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於是減弱，西方媒體因此比較寬待習，雖然双方仍有意識形態的差異。無論如何，這對中國都是好事。

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很多中國企業也成功崛起，憑什麼？市場不開放、政府補貼、仿冒、侵犯人權、破壞環境、人口紅利，多數的西方政客、專家、媒體會列舉這些負面理由，好像中國企業一無是處。《中國為何創新崛起？》（[1]）的作者撇開這些負面理由，觀察到中國的一些成功企業擁有關於創新的九大長處（被稱為催化因子），是這書的主題。（作者是專業經理人，專長於全球市場和行銷。）

催化因子一：解決創新的兩難，實現雙元創新
兼顧「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
案例：字節跳動（TikTok）
字節跳動的「探索式」創新：AI推薦系統演算法
字節跳動的「開發式」創新：利用growth hacking加速擴增使用者

催化因子二：當個造橋人
為電商造橋
案例：阿里巴巴（淘寶、支付寶）
社交電商
案例：小紅書

催化因子三：像未來主義者一樣思考
案例：大疆創新的無人機
案例：喜茶的新式茶飲
案例：新型態的網紅（包括虛擬網紅）

催化因子四：建立新的價值星系
透過垂直整合，以及建立合作關係和協作網路，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形成價值星系。
案例：阿里巴巴、微信（堪稱全球最強大的價值星系）
案例：盒馬鮮生―建立強大的新價值星系和新零售

催化因子五：擁抱「小s」策略
「大S」策略是從宏觀到微觀，屬於由上而下的戰略。
「小s」策略著重於營運靈活性、系統支持、日常流程。
案例：海爾―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家電公司

催化因子六：促進逆向創新
逆向創新是針對低階市場，展開創造或創新，提供簡化或夠好，又價格低廉的產品。
案例：小米―智慧型手機和智慧生活
案例：比亞迪―中國電動車正要稱霸全球
案例：拼多多―農業也參與數位革命

催化因子七：加速數據化，刺激企業發展
案例：元氣森林―科技公司或飲料公司？
案例：百勝中國―讓速食變得更聰明
案例：SHEIN―快時尚走向即時零售
普遍實現快速到貨

催化因子八：縮短開發時間
案例：華為的手機
案例：蔚來的電動車

催化因子九：善用融合，解鎖新潛能
案例：逸仙團隊/完美日記―融合美妝和科技，改變產業遊戲規則。

[1] 的英文原版出版於2024年初，寫作時間應該是在2023年，至今不到3年。當時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AI）和機器人產業還不成氣候，書中也沒有提及，但3年後的現在，中國的AI和機器人產業蓬勃發展，已能與美國爭鋒，即使其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無理制裁，再度確證了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1] Joanna Hutchins《中國為何創新崛起？九大催化因子改寫全球競爭力，其他國家如何趕上？》啟動文化，2024。（Chinafy: Why China is leading the West in innovation and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 catch up, 2024）

今年，我們迎來了國民革命軍北伐100周年。百年前，黃埔子弟整裝出征，縱橫南北，統一分裂的中國；那場歷史性的軍事與政治行動，不僅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也為全民族的現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礎。

近日，因賈永婕身世而引發的歷史討論，再次提醒台灣社會：對北洋政府及民國初年的歷史認識，仍存在不少斷層。長久以來，「北洋政府」被簡化為軍閥混戰、黑暗腐敗的象徵，但歷史從未只有單一版本。北洋政府雖然政局動盪，但也孕育了中國最早的憲政嘗試、國會運作、新聞自由及思想開放，為後來的現代國家制度與政治文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在這段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性與進步性。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達成「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這一合作不僅是革命力量的整合，更是全民族對抗地方軍閥、追求統一與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國共兩黨共同建立黃埔軍校、推行軍隊黨化與政治教育，不僅強化了國民革命軍的組織力，也培養了後來抗戰與建國的儲備人才。可以說，這段合作為中國抵禦外侮、實現民族自強提供了現實的基礎。

北伐的成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它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一次全民族追求統一、政治現代化與社會進步的歷史性嘗試。北洋政府的憲政探索、國會運作，國共合作的政治整合，都是後來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立的重要準備。理解這一歷程，我們才能看到歷史的複雜性：沒有簡單的黑與白，只有多元力量互動下的歷史脈絡。

今年的賈永婕事件，反而成為台灣社會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化、理解北洋政府多面性以及國共合作歷史意義的契機。它提醒我們，歷史教育不是選擇性地記憶，而是要直面真實、承認複雜、從中汲取智慧。

百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唯有正視自身歷史，認清多元而進步的歷程，才能在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道路上保持定力。北伐百年、北洋憲政、國共合作，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核心經驗，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回望過去，汲取力量，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是經濟與科技的崛起，更是歷史自覺、文化承接與民族凝聚力的綜合實現。百年北伐的精神、國共合作的進步性，仍將激勵我們邁向民族復興的光明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