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益國家治理 | 張自立

中國的歷史文化不僅影響整個民族的民族性 (參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中國崛起的根本》),也深刻影響歷朝歷代的國家治理。

1. 兩千年治理大國的豐富經驗

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滅六國,一統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建馳道(形同今日之高速公路),為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奠定下基礎,秦始皇的琅琊刻石,"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所以中國是有二千多年大國治理的經驗。

2. 治國求穩

改革開放時有一句話"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從中國幾千年歷史教訓中學來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治理不易,所以能夠"百姓安居樂業,天下太平”,就是每一個中國主政者的理想,只有天下太平以後,人民才有機會富足,就是穩定中求發展。

3. 中國特有的任賢選能的官僚制度

自隋唐開始,開創了科舉制度,是全國選拔人才,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考場公正無私,舞弊被抓的,都是嚴厲處理,比較出名的,就是清朝咸豐年間,戊午大案,大學士柏葰(等比宰相)及其他諸多涉案的官員,皆斬於西市(菜市口),科舉能考上的,都是聰明人,以後官職的大小,就看個人的能力和政績,伏爾泰說,中國人發明的這種官僚制度,是唯一一種不靠愚昧和迷信,來統治國家的制度。

4. 沒有向外侵略的文化

中國自古以農墾立國,老百姓守著一畝三分地,只希望風調雨順,天下太平,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就心滿意足。做皇帝的,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累都累死了,四周都是蠻夷之邦,對中國沒什麼吸引力,在北方修一個萬里長城,只要別人不來打我就成,所以中國從上到下,自古到今,就沒有要侵略別人的想法。譬如,以鄭和下西洋所帶的軍力,打平任何一個南海國家都沒問題,但是只是去看看就回來了。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政府一再重複宣佈不稱霸、不結盟、不干涉他國內政,在骨子裡,中國就不是一個要去侵略他國的國家。

反觀以前的列強,豐臣秀吉剛剛一統日本,立馬向鄰國朝鮮和大明動手;英國從英倫三島變為日不落國;俄國侵佔中國海參崴、庫頁島一大片土地;美國從開國的東部13州,只用了不到200年,就拓展到今天的50州 (做美國的鄰居很倒楣,看看可憐的墨西哥)。

5. 從大局考慮處理問題

中國4000年來,總是在強敵環伺之下,習慣從大局考慮處理問題。在這裡,我們把中、美作一個比較。美國先打了多年的越戰(1961年美軍介入,1973年全撤),花錢無數,死了5萬8千多人,一無所獲。同樣的故事,911後的2003年,在阿富汗重演,出兵20年,同樣一無所獲。其原因很簡單,每一執政者,只有4到8年的政治壽命,根本沒有辦法深謀遠慮,因為考慮到選票,國家大政只是根據當時的民意,而民意只是快意恩仇,哪有什麼深謀遠慮。

對比一下,中國上一次的戰爭,是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當時中、蘇已交惡多年,蘇聯正陳兵百萬在中國的北邊;1975年,北越在美國全面退出越南以後,揮師南下,一舉滅了南越;隨後進軍寮國、柬埔寨,一心要成為東南亞之虎,而且忘恩負義的和中國翻臉,向蘇聯靠攏,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為了破解越南和蘇聯的南北夾擊之勢,中國發動懲越戰爭(詳見《從中越戰爭看中國的戰力戰略》)。此戰從1979年2月17日開始,到3月16日結束,總共28天,不但解除了中國在南疆國防安全的憂慮,而且穩定了整個中南半島的局勢。這次對越戰爭,戰爭的必要性、戰爭的時機、戰爭的準備、戰爭的執行和戰爭的結束,無不條理分明,絲絲入扣,尤其是忍住可以攻取河內的誘惑,果斷撤軍。不像美國,打了20多年的越戰、20年的阿富汗戰爭,結果均一無所獲、狼狽撤軍。

6. 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和台灣 (參見《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和台灣》)

未來是亞洲世紀,趨向技術官僚統治 | 郭譽申

過去是歐美的世紀,民主制度是主流。2019年,Parag Khanna出版 [1],在書中主張,未來是亞洲的世紀,而亞洲國家多趨向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或架空民主制度。言在之意,技術官僚統治是優於民主制度的。

Khanna是印度裔美國人,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知名的全球戰略、趨勢觀察家。[1] 出版於新冠疫情之前,當時他即已看好技術官僚統治,當他隨後看到中、美抗疫表現的巨大差異,想必會更肯定(中國)技術官僚統治的優於(美國)民主制度。

書中呈現民主制度的不受肯定:「民主這個詞已愈來愈與一個國家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是否良好無關,從墨西哥到意大利,今日的民主國家都是民調呈現人民最不信任和尊重政治人物和民主體制的地方。」

「技術官僚政府是以專家分析和長期計畫為本,而非狹隘、短期的民粹狂想或私人利益。它是英才統治(推選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功利主義(尋求最廣大的社會利益)。技術官僚領導人的選擇方法是智商測驗多過於歡迎度競賽。他們是受過廣泛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豐富的專業者,不只是血統純正的菁英。」

在作者心目中,新加坡是「技術官僚統治的榜樣」,而中國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勸誡下,探索出的模式也是「向技術官僚化演進」。亞洲的三大民主國家,印度、印尼和菲律賓,被視為「從民主畢業到技術官僚統治」,「在意識到民主無法保證國家的成功後,…民主終於對自己感到厭倦,並投票給技術官僚統治。」選出來的莫迪、佐科威和杜特蒂大致都在實行技術官僚統治,而民主制度被架空。

「在亞洲各國,升高的所得、科技普及和世代交替,已經帶來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自由;但政治仍然受到相當地控制,因為政權喜歡如此,且大體上人民也喜歡如此。渴望穩定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天性,一如渴望自由。多元化且脆弱的後殖民亞洲國家沒有意願採用美國式民主,因為那將帶來穩定性的風險,而穩定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民主制度遭遇危機,可說已是歐美的共識。不過,歐美僅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改進方案(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幾乎從不認為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Khanna大約是第一位認定及傳播技術官僚統治優於民主制度的美國重量級觀察家。很多美國人難免頗難接受,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和刊物的嚴厲批評:「鄙視民主和人權」、「欽佩中國和新加坡的威權政府」。

Khanna現在是獨具慧眼,筆者相信,未來他必定會有愈來愈多的追隨者。中國的崛起帶動整個亞洲的發展,讓美歐絕難壓制。

[1] Parag Khanna,《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9》(亞洲未來式: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

十二生肖與圓明園生肖獸首銅像 | 鄭可漢

十二生肖(12 Symbolic Animals)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

隨著歷史的發展,十二生肖逐漸融合到中國相生相剋的民間信仰觀念,表現在婚姻、人生、年運等等,每一種生肖都有豐富的傳說,並以此形成一種觀念闡釋系統,成為民間文化中的形象哲學,如婚配上的屬相、廟會祈禱、本命年等等。現代,更多人把生肖作為春節的吉祥物,成為娛樂文化活動的象徵。

生肖作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號,古往今來留下了大量描繪生肖形象和象徵意義的詩歌、春聯、繪畫、書畫和民間工藝作品,顯示炎黃子孫數千年來對它們的熱愛。除中國外,世界多國在春節期間發行生肖郵票,以此來表達對中國新年的祝福。

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又稱為圓明園獸首、圓明園紅銅獸首及圓明園獸首銅像等,原來是清朝皇家園林圓明園海晏堂前噴水池的一部分,由義大利耶穌會會士清朝宮廷畫家郎世寧設計。此建築群的精華,十二生肖銅雕以水報時,聞名世界。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並且搶掠了十二生肖獸首及其他眾多的圓明園文物。

圓明園未毀前的樣貌

馬首、牛首、猴首、虎首、豬首,回到中國

1980年代末,獸首銅像首次公開拍賣,於美國紐約舉行,當時的拍賣品是馬首,由中國商人王定乾購買獲得,後來王將銅像轉售予一位台灣商人,至2007年重新拍賣。

2000年4、5月,中國保利集團在香港佳士得和蘇富比的拍賣會上以774.5萬港元競投獲得牛首,以818.5萬港元競投獲得猴首,以1544.5港元競投獲得虎首。

2003年,豬首的美國擁有者將銅像轉讓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澳門企業家何鴻燊向該專項基金捐款逾600萬人民幣將其購買。2007年9月,何鴻燊在蘇富比拍賣會舉行前以6910萬港元購得馬首。

上述五尊銅獸首皆先後捐予中國官方,現存於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但願其他銅獸首也能盡快回歸中國。

從中越戰爭看中國的戰力戰略 | 張自立

最近不少歐美將領、智庫警告,中國大陸有可能發動以武力統一台灣。武統的關鍵在於中國的戰力、戰略,從中國的上一次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可以看出中國的戰力、戰略。

先說一下中越戰爭的背景,1969年起中、蘇交惡達於頂點,蘇聯此時兵鋒正盛,陳兵百萬在中國的北邊;1975年,北越在美國全面退出越南以後,揮師南下,一舉滅了南越。

此時的越南,有百萬久戰之師,中國、蘇聯和美國的武器,全國皆兵,認為二戰之後,能連續戰勝法國、美國兩大強國,自許為世界第三的軍事強國,立馬進軍寮國、柬埔寨,要成立「印度支那聯盟」,同時與泰國在邊界開火。泰國的西邊是緬甸,南邊是馬來西亞,均無一是越南的對手,所以越南一心要成為東南亞之虎,而且忘恩負義的和中國翻臉,全面排華,向蘇聯靠攏,締結「蘇越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面對如此不利的局面,中國決定要對越南動手,中國做了三件事:
1. 在中國北邊,各大軍區備戰,預防蘇聯入侵。
2. 大軍開始聚集在廣西、雲南邊界。
3. 中美建交,時在1979年1月1號,同時鄧小平訪美,向全世界表明,雖然中美不是同盟,但是友好。

等到鄧小平回國之後,懲越戰爭即發動。三路大軍同時攻入越南北部,而且戰爭非常的殘酷,對越軍全是殲滅戰,一直打到越南北部戰略要地,諒山,拿下諒山之後,一馬平川,僅150公里公路直接就到河內,北越已無險可守。就在越南全國震動,從柬埔寨把精兵調回之際,中國向全世界宣布,懲越戰爭達到目的,全面撤軍。撤軍同時,摧毀所有的越南防禦工事、公路、鐵路,能帶走的全部帶走,不能帶走的全部破壞。基本上,越南北部,全部掃平殘破,元氣大傷。

此戰從2月17日開始,到3月16日結束,總共28天。(後來,越南不甘心,在中越邊境,小打小鬧不斷,就是老山與者陰山的「兩山輪戰」,又打了10年,但是與大局無關) 對蘇聯而言,戰爭來得突然,還沒有想好該怎麼辦,戰爭就已經結束,自然沒有出兵支援越南。對越南而言,雖然沒有被中國打死,但是國力大傷,雖然嘴硬,號稱自己勝利,但是終於體會到什麼叫做「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也了解中國不會任由越南對東南亞諸國為所欲為,蘇聯老大哥不是那麼靠得住。

此戰不但解除了中國在南疆國防安全的憂慮,破解被南北夾擊的困境,而且穩定了整個中南半島的局勢。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搞不定的事,中國可以搞定,大大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開始了與美國10幾年的蜜月期,使中國的經濟和國力快速提升。

這次中國對越戰爭,戰爭的必要性、戰爭的時機、戰爭的準備、戰爭的執行和戰爭的結束,無不條理分明,絲絲入扣,尤其是在攻佔諒山之後,忍住可以攻取河內的誘惑,果斷撤軍。不像美國,打了20年的越戰、20年的阿富汗戰爭,結果均一無所獲、狼狽撤軍,這種蠢事,中國是不做的。

彭帥事件平議 | 郭譽申

大陸女網名將彭帥,原來我只在媒體聽過其名,不曾注意。近日她的新聞無所不在,卻讓我難免閱聽。我沒看到她的第一手發文,而各家媒體似乎都加油添醋,未必足以採信,不過事件的基本樣貌是清楚的:彭帥自我爆料,與已退休的前副總理張高麗曾有不倫關係。由於彭帥的國際聲望,以及她發文後就消聲匿跡,這事件引起國際的高度關切,甚至可能影響大陸即將舉辦的北京冬奧。

政治人物多有不倫關係,本來不足為奇。譬如,柯林頓總統與白宮練習生的醜聞;川普競選總統前被媒體爆出不只一樁婚外關係,都是以錢解決;拜登看來像好男人,卻被前女部屬吐嘈,有時動作太親暱,幾乎構成性騷擾。彭帥事件特別引起國際關注,因為她是女網名將,又在發文後消聲匿跡,也因為反華勢力撿到槍,趁機以人權攻擊中國。

不倫關係大致有兩類:你情我願,或者不情願,但是權力不對等,不得不從。當然也可能是兩類的綜合,權力不對等,但是半情願、半推半就。彭帥與張高麗的不倫關係顯然是權力不對等的,不知道當初彭情願不情願,至少在她發文時是不情願的,因此彭很值得同情,而張高麗該被譴責。張現在必定被紀委監委立案調查,玩女人未必有罪,但是多半同時有其他的罪行,彭帥是此案的證人。

彭帥在發文後,為何消聲匿跡?有些媒體和國際人士甚至聲稱擔心她的安危,言下之意是大陸政府可能暗中除掉她。其實恰恰相反,中共現在最怕的是,彭帥承受不了巨大壓力而尋短,若如此,則中共將含冤不白,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西方媒體多半認為,彭帥的消聲匿跡是被中共軟禁而失去自由。這是完全不懂中西文化的差異,不了解彭帥承受多巨大的壓力,而很可能不願面對社會和媒體。

近年掀起的#MeToo運動,鼓勵女性公開被性侵與性騷擾的經歷,用以譴責這種不當的行為,並使人們能認識到這些行為的普遍性。由於西方崇尚個人主義,#MeToo運動在西方相對容易推動,每個人公開#MeToo的經歷,幾乎只影響本人,而甚至被推崇為英雄。

中國與西方不同,仍相當崇尚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各有優缺點)個人的行為不僅影響本人,也可能影響其父母、親戚、朋友等等所有周邊的人。彭帥原來無疑是父母、親友們的最大光榮,她自曝不倫關係後,雖然會有同情,大概再也無法保有這樣的光榮,反而得面對四周異樣的眼光。可以想見,這是她面臨的巨大壓力,使她很不願面對社會和媒體。

筆者祈願媒體別去打擾彭帥,讓她少一點難過和壓力。當然這不可能,我只能祈願彭帥能夠堅強挺過面前的難關。此外,有些人因為反中而消費彭帥,故意繪聲繪影、渲染事件,是可恥的,可以休矣。

習近平稱拜登為老朋友,合適嗎?美國是中國的老朋友嗎?| 謝芷生

習近平在視訊峰會稱拜登為老朋友,引起多方的意見。筆者不揣鄙陋,也談談這樣的稱呼合適嗎?相關的,美國是中國的老朋友嗎?

同一個用詞在不同語言中,有時意思是不同的。例如德文與英文是同源的,但往往拼音相近,甚至相同,但意思卻不盡相同。就拿漢語“朋友”這個詞來說吧,翻成英文叫friend, 翻成德文叫Freund。看來英文、德文很相似,發音也很相近,但意思卻有微妙的差異。德文中的Freund(朋友)一詞是不能亂用的,否則會有“交淺言深”,或“有意高攀”之嫌,是不恰當的。德文中稱對方為Freund (朋友)時,表示二者關係非比尋常,有近乎親戚或世交的關係。若非如此,則應稱為Bekannte(r)(熟人)或Kollege(同僚)或Kamerad (同伴、同學)等。

據筆者印象與經驗所及,英文中的friend,與漢語中的朋友似乎十分相近,甚至並無區別。因此11月15日習主席稱拜登為老朋友,應屬一種禮貌上的稱呼。而他們自2011年8月起就相識了,以中國人的習慣,如此稱呼對方又有什麽不妥呢?以一個即將滿八十歲的老人,為著美國的利益,與中方領導人從15日19時46分,談到21時21分,其精神是可佩的。習主席以壯年之身,對對方熱情親切些,完全合乎我們中國人的待人之道。

至於那些反駁諷刺的人,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就不值得去一一駁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台獨分子過分強調稱呼上的區別,卻給人一種心理有缺陷的印象。美國人有美國人的待人之道,他們愛怎麼稱呼,我們一律予以尊重。

美國人是我們的老朋友嗎?筆者在上篇拙文中(參見《反華勢力絕難阻止兩岸走向統一》),曾提到美國人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曾勸阻其他列強,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莫進行瓜分。雖然它的動機,主要是鑒於自身力量有限,又正值與西班牙搶奪殖民地,無力專注於列強對華的瓜分行動,才提出了“利益均沾”,停止瓜分的主張。

二戰期間,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在太平洋發生激戰。此時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期間。 若從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已單獨抗擊日寇長達6年,若從九一八事變算起,則已長達十年。由於兩國面對日本法西斯同一敵人,美國確曾給中國提供了不少援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美空軍為中國運輸抗戰物質,飛躍駝峰,為此付出了令人觸目的犧牲,共墜機1500架,人員傷亡達3000人以上。對此中國人不會忘記美國曾給予的幫助。而日本戰敗投降後,美國還協助當時的中國政府光復臺灣,收回南海諸群島,並劃定11段線。

就這些美國曾給予的幫助而言,美國當然算得上是中國的好朋友及老朋友了。即使這些援助發生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但依國家學說與國際公法,這些權利與好處,已完全由新中國概括繼受了。我們難道應一概不認帳嗎?

美國可以是中國的好朋友。尤其拜登曾多次訪華,與習主席私下接觸超過約25小時,認識時間更長達約40年。這樣的經歷在國際高層間是罕見的。筆者直覺,中美關係會在二人的努力下,獲得開創性的改善。這既有利於中美兩國,也有利於世界各國,而對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是有利的。

拜登是個溫文爾雅的人,與人有親切感、親和力。但我們瞭解,美國政黨與政治人物的後臺老闆,是軍火商、軍工複合體,他們左右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因此我們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既要樂觀,又要保持警惕。

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中國崛起的根本 | 張自立

民為邦本,國家是以人民為基礎,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歷史的鍛鍊成為有獨特民族性的優質民族。

1. 中國人聰明。世界上IQ最高的國家是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

2. 特別重視下一代的教育。中國父母親願意為下一代的教育,砸鍋賣鐵,竭其所能。

3. 喜歡學習。中國人有超凡的解決問題能力,現在正在創新方面,尋求全面的突破,近年來,在發表的科技論文數量,申請專利數量,每年均大幅成長。

4. 生活節約,喜歡儲蓄。

5. 辛勤勞作,而且守紀律。中國工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人,中國的工程師,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台積電的張忠謀曾說,台灣的工程師遠勝於美國的工程師。

6. 注重家庭,以家庭為奮鬥單位。舉一例,我們常常看到,兒子、女兒、媳婦出外打拼,鄉下老人在家看孫子或者外孫,全家一起奮鬥,這就是了為什麼沿海工廠,可以找到成千成萬的工人。

7. 堅忍卓絕。中國的軍人在不可想像的艱苦條件下,在韓戰中跟美軍作戰;中國的解放軍、工人、工程師在十分艱苦的自然環境下,修建進藏的公路和鐵路;歷史上的張騫出使西域,蘇武在北海牧羊,從古到今,多少的中國人,在萬般艱苦的環境中,拋頭顱,灑熱血,只為維護著國家民族的利益;今年9月,一個18歲的英國小女生,Emma Raducanu,拿到了美國女子網球公開賽的冠軍,由於她的成功就像是一個神奇的童話傳奇,一時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在訪問中,她提到她的母親是瀋陽人,她回東北姥姥家時,她感覺媽媽的一家人mentally resilient(翻譯成中文就是堅忍卓絕),沒有什麼可以打倒他們,她深受影響。

基本上中華民族的特色是受到兩千年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本身是世俗文化,注意現實,不受神的束縛(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教導人民勤勞和愛學習,所以在儒家文化養育下,聰明、勤勞、好學的中國人民是中國能快速發展的底氣。現在世界上很多的國家民族,不夠聰明,不勤勞工作,不好學,一旦有了這些致命的缺點,而想改正是非常困難,而且幾乎不可能。

所以我們中國人應該飲水思源,感謝我們的老祖宗,傳給我們這麼好的基因和這樣好的文化傳統,台灣早年經濟能快速發展也正是同樣的原因,在東南亞,日本、韓國和現在的越南亦然。

中國的大一統文化和台灣 | 張自立

中國人建立起兩千多年的大一統文化,主要的推手是秦始皇的書同文。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統一的文字,要想維持統一,是很困難的。中國大陸近年也想明白了,少數民族不是光給優待就行,現在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族,大家通通都學中文。

所以中國以前的藩屬國,韓國和越南想脫離中國,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廢棄中文,創造自己的文字,韓文是韓國皇帝造的,越文是法國人造的。歐洲各國,用的文字是拼音系統,語言不同,文字就不同,語言文字都不同,要成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統一文字是給大一統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是這個中國兩千年的大一統是有實際上的需要。

第一,對抗北邊來的侵略。中國是農業民族,以農耕為主,每天拿的是鋤頭,很少殺生,而北邊的侵略者是遊牧民族,那邊自然條件不適合農耕,騎馬狩獵、彎弓射大鵰,是他們生存的必要條件。打起仗來,農夫一般當然打不過騎馬的,那麼要抵抗他們,只有成立一個大帝國,用全國之力來對抗北方的敵人。

第二,中國的農耕主要是沿著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那裡雨太多,就氾濫成災,雨太少,就是旱災,每隔多少年還會發生蝗災,這些大災難來臨時,都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平常沒有天災的時候,也需要每年修堤,以防水災,所以在中國,一個統一的大政府,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國家要統一,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共同的願望。至於重視到什麼程度,舉例來說,皇帝去世時,如果國家是統一的,那麼皇帝去世,叫做「崩」;如果國家沒有統一,是沒有資格用這個「崩」,只能用「殂」。下至平民百姓,國家的統一也是念茲在茲的事,南宋詩人陸游死前的絕命詩:「到死方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年初我在新聞上看到大陸一個有名的音樂人趙英俊四十多歲早逝,他離世前說有三個遺憾,最後一個遺憾,就是沒有看到祖國的統一。

在華夏的歷史中,縱有胡馬窺江、金甌殘破,但是追求統一,始終是一條主線。且不論台灣在地理位置上對中國的重要,就在這幾千年的文化背景下,我認為今天大陸十四億人,從上到下,都期待著祖國的統一。台灣想永遠自外於中國,我是看不出有什麼可能性。

六中全會,習近平憑什麼比肩毛、鄧 | 郭譽申

前兩天,中共的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剛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百年黨史上的第3份歷史決議。前兩份歷史決議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而這第3份歷史決議則肯定習近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毛有建國的大功,鄧有改革開放的大功,習近平憑什麼能與毛、鄧比肩並列?

習近平主政9年,政績豐碩,至少包括:嚴懲貪污,加強環保,整軍建軍,整體脫貧,安定香港,新疆反恐,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執行一帶一路政策,抵抗美國的全面打壓等。這每一項都是大功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基礎。政革開放雖然釋放中國的巨大動能,卻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習的重大貢獻是把改革開放納入章法、納入正軌,使中國逐漸成為依法而治的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常態,私有制是例外,只允許少數很小型的私有企業。因此改革開放要實行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完全無法可依,甚至是根本違法;也不可能事先及時立法,因為在沒看到私有制的好處之前,習慣於公有制的人們,包括中共,都不可能支持改制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艱難)。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因此只能交給地方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譬如,公有制沒有徵稅的制度,地方官員於是與私有企業自行協商稅額。

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例如,直到1999年才制定《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讓市場經濟逐漸有法律可以遵循。各地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造就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章法、無法無天,也導致許多弊端,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後者多半因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官員政策或企業行為的損害而聚集示威抗議,甚至造成衝突。

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相當類似,大多因為官員有幾乎不受約束的行政裁量權,亦即沒有法治的緣故。法治不僅要立法,更要能執法。各地官員已多年習慣於自行其是、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並從中獲利,要他們戒除積習、放棄利益而改為依法施政,當然有極大的阻力。因此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普遍流傳順口溜:「不反貪腐要亡國,反貪腐要亡黨」;而很多人也憂心,愈來愈多的群體性事件終將動搖國家社會的穩定基礎。

改革開放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很多人早就看出來。但是阻力太大,江澤民、胡錦濤在任時都做不到或不敢做,使問題愈積累愈嚴重。幸而習近平上台後,他意志堅定,手段高明,終能排除萬難,嚴懲貪腐,使中國逐漸走上制度化、法治化之路,使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都大為減少,才能繼續推進更上層樓的發展。習近平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共,因此足以與毛、鄧比肩並列。

歐洲在中美間的抉擇 | Friedrich Wang

德國以及幾個歐洲國家決定將境內孔子學院全部關閉,而歐盟各國也在日前宣布不再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這,應該是近三十多年來中、歐關係最大的一次震動。

這,基本上等於在文化上經濟上對中國是接近斷交了。看來歐洲,至少是西歐,已經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筆者一直都說,最近這五年的美中對抗是一場文明衝突,對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來講,中國的崛起可以說是挑戰了其300年來在地球上的霸權地位,這會比中國的經濟以及軍事力量的強大對其衝擊更多。這種危機感,其實與19世紀的黃禍論差不了多少。

遙想在二戰期間,或者在戰後第一代的歐洲知識分子,大部分都對於歐洲失去了文明主導的地位感到悲傷。布洛克、李德哈特、富勒、曼斯坦、哈夫納,甚至於風光一時的邱吉爾、戴高樂等人也都一樣,他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徹底毁滅。而這是一場歐洲文明的內戰,歐洲人等於愚蠢地自己把寶座讓給了美國與蘇聯,只能做一個兩者中間的附庸。

但是弔詭的是:歐洲人雖然有這樣的認知卻沒有真正去反省自己本身文明內部的矛盾本質。歐洲人雖然感嘆卻不知道自己從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殖民主義以及文明霸權主義,才是上述自我毁滅的真正原因。歐洲還有很多的文化遺產,但卻不曉得用這些文化遺產來與其他的文明和平共榮,共同為人類的未來而努力。所以歐洲人的感嘆,也就只能是感嘆。

今天歐洲如果再度選擇與美國的戰爭機器綁在一起,參與對中國的各種圍堵以及敵意,甚至不惜像英國這樣派出航空母艦到東亞來耀武揚威。那,真的只能說愚蠢到了極點,兩次的毁滅戰爭並沒有給歐洲人帶來什麼樣的智慧以及覺悟。

歐洲如果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文明地位,在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強權中間找到一個和平的第三條路,那麼歐洲未來也只能是非常黯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