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4年07月07日發行、由紐約「美國鈔票公司（American Banknote Corporation，成立於1858年）」承印的平等新約紀念郵票，中華郵政的說明如下：

北伐成功，政府遵照國父遺囑，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迨抗戰發生，我國在國際間地位提高，（民國）30年美國首先表示願放棄在華特權，修改不平等條約，雙方且經換文。嗣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國與反侵略各盟國並肩作戰。（民國）31年10月10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我政府，自動放棄在華領事裁判及駐軍等特權，並願依平等互惠原則改訂新約，至（民國）32年1月11日，中、美、英3國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兩地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同年5月20日互換批准書後，正式生效。

紀念票圖案左邊上半部為中國地圖，旁立和平神，手執火炬，光芒照耀全國，下繪中、英、美3國國旗，右邊盾形框內，為領導全民抗戰爭取民族自由平等之蔣主席肖像，下端花框內第2行「民國32年」，地圖上並刊「1943」，為簽約年份。紐約美國鈔票公司以雕刻凹版印製，另以膠版套印國旗紅藍2色。

近年中國經濟不如以前亮麗，一些反共反中者於是趁機唱衰中國，《幻象帝國》（[1]）可說是其中的代表。這書的主旨：『為何本書以「幻象帝國」為題呢？中國獨裁者毛澤東慣於以「紙老虎」蔑稱美國…「紙老虎」這個詞語反而恰如其分地適用於今日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到底中美誰是「紙老虎」？

[1] 與其他唱衰中國的論述一樣，都只強調中國的不利面，如房地產業泡沫破裂、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外資出走等，幾乎不提其有利面，也不與美國相比，更不提美國的不利面，頗有自欺欺人之嫌。

先談經濟。疫情後的這三年，中國內需消費的成長雖然不如預期，其出口仍很強勁，對美國的出口雖減少，對其他地區的出口卻大增，足以彌補其對美的減幅而有餘，尤其中國擅長的電動車、機器人產業都是高成長的未來之星。
美國的GDP看似不錯，卻是高物價、高通膨撐起來的虛胖（中國幾乎沒有通膨），因為GDP的計算是根據所有產出產品的價格，高物價會增大GDP。美國多年來的大幅貿易逆差肇因於製造產業的空洞化，嚴重拖累其經濟。

中美目前都有大量債務，中國因有大幅貿易順差，能夠逐漸償還及減少債務，美國的債務卻是越積越多，還要打仗，所以中國經濟的前景明顯優於美國。

關於國際關係，作者痛惜在川普的總統第一任期，「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加速崛起，尤其是在亞洲地區…」；推崇拜登總統為美中關係重新校準方向，有助於西方和亞洲對中國威脅的覺醒。川普第二任期至今的言行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盟國，促使很多西方國家都在這幾個月內造訪中國，積極尋求合作。作者孤立中國的期望因此是完全落空了。此外，作者認定，俄羅斯在烏克蘭屢戰屢敗，大勢不妙，有可能政權垮台，將換成親西方政權，對中國形成包圍的態勢，則是可笑的誤判。

書中全面妖魔化中國大陸，指控中國迫害異議者、買賣及移植死囚器官、在新疆建集中營拘留少數民族等等。這些指控廣泛得令人失笑，譬如：影星趙薇、范冰冰都因逃漏稅被查，卻被歸類為受迫害的異議者！網路大咖馬雲因螞蟻金服的上市受阻而消聲匿跡一陣子，也被歸類為受迫害的異議者！書中摘錄了藝術家和作家艾未未對習近平和共產黨的很多批評。但多年來艾多次進出中國，曾長居中國和國外，雖有不少爭議，正顯示中共對異議者的包容。

作者很擔憂，再任總統的川普會使美國走向孤立，導致國力被削弱（這書的中文版比原來的法文版，增加了一些內容，完成於2025年）。這是書中極少數正確的研判。川普明顯的言過其實、欺世盜名，使美國更像「紙老虎」了。至於習近平，一向只是默默的建設中國，一點都不像「紙老虎」。

[1] Pierre-Antoine Donnet（董尼德）《幻象帝國：天朝中國的自我神話與天下敘事》左岸文化，2025.9。（Chine, l’Empire des illusions, 2024.1）

歷史上許多看似強大而且控制嚴密的帝國，最後都沒有逃過衰敗、混亂，甚至解體的命運。羅馬帝國如此，秦帝國如此，唐帝國如此，近代的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也差不多如此。它們在各自最強盛的時刻，都曾經讓周邊世界感到敬畏，甚至一度讓人以為那樣的秩序可以長久維持下去。然而歷史最後反覆證明了一件事：帝國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是來自某一場單獨的敗仗，而是來自內部治理、財政結構、社會整合與對外擴張之間逐漸失去平衡。

如果把這樣的視角放回今天，我們會發現，當今世界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政治體，其實主要只有兩個：中國與美國。它們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不再靠赤裸裸的殖民統治來控制世界，但在另一種現代形式上，它們都帶有某種明顯的帝國性。美國是典型的海權型、制度型帝國；中國則更接近一種大陸型、文明型、製造業型帝國。兩者的形態不同，路徑不同，但現在卻都碰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它們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足以支撐如此龐大的體量、全球性的責任，以及越來越高昂的治理成本？這或許才是當代世界最值得觀察的事情。

羅馬帝國的故事，是最經典的帝國教材。很多人談羅馬的衰亡，總喜歡從蠻族入侵講起，彷彿羅馬是被一群外人從外部突然推倒的。但如果稍微深入一點就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羅馬的真正危機，是從內部開始的。軍隊開支越來越大，邊疆防衛越來越重，中央財政不斷惡化，地方社會逐漸失去活力，皇帝與軍隊、元老院與官僚系統之間不斷發生權力鬥爭。當這些問題累積到某個程度時，外部入侵才成為最後的催化劑。換句話說，羅馬不是被一下子打倒的，而是先變重、變慢、變僵，最後才倒下。

秦帝國雖然短命，卻同樣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它並不是不夠強，相反地，它太強、太集中、太急於把統一後的新秩序徹底壓實到整個天下。法家式的高壓治理，在戰爭時代非常有效，但在統一之後，原本用來征服天下的制度，反過來變成壓垮國家的力量。徭役、法律、中央集權、政治整肅，短時間內看似有效率，長時間看卻讓帝國缺乏緩衝與修正能力。於是，秦朝不是死於不強，而是死於太剛、太急、太沒有彈性。

唐帝國則是另一種情況。它的前半段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帝國的高峰，開放、自信、文化輝煌，軍事與制度都達到很高水準。但也正因如此，它的疆域管理、藩鎮結構、邊疆用兵與中央財政之間形成了非常複雜的壓力。一旦安史之亂爆發，中央就很難再恢復原有的控制力。唐朝沒有立刻亡，但從那之後，實際上已經進入長期失血的下坡路。這也是帝國常見的命運：不是轟然一聲立刻垮掉，而是在表面上還很大、還很有威望時，內裡早已開始鬆動。

近代的奧圖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也同樣不是弱在一開始。奧圖曼帝國曾經橫跨歐亞非，制度與軍事都很有特色；俄羅斯帝國則疆域驚人，人口眾多，軍事力量也極可觀。但到了近代，工業化、民族主義、現代官僚國家與金融體系的競爭，逐漸讓這些傳統帝國顯得沉重而遲緩。它們不是沒有改革過，相反地，兩者都多次試圖改革，但改革往往太慢、太局部，或者方向不夠徹底，最後仍然追不上時代變化。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帝國衰敗，常常不是因為完全拒絕改革，而是因為改革總是來得太晚。

至於大英帝國，它提供了另一個版本。英國不是因為被誰直接征服而終結帝國，而是在維持全球秩序與海權優勢的過程中，逐漸耗盡自己的財政、軍事與工業優勢。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意識到自己無法再獨自承擔帝國的成本。這是一種比較體面的退場，但背後邏輯仍然相同：帝國不是突然喪失力量，而是治理全球的代價已經超過它自身能夠承受的範圍。

這些歷史例子放在一起看，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相對清楚的結論：帝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強不強，而在於它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能夠負擔自己的規模與野心。當規模越來越大、利益越來越複雜、外部責任越來越多，而內部制度卻停滯不前時，帝國的困境就會開始顯現。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美國與中國，都正站在一個很微妙的位置。

美國是典型的現代海權帝國。它不直接殖民大部分土地，但透過海軍、金融、科技、美元體系、全球軍事基地與同盟網絡，對世界施加巨大的影響力。從二戰後到冷戰結束，美國建立了一套相當成功的國際秩序，這套秩序的核心不只是武力，而是制度、可預測性與同盟信任。也正因如此，美國能夠在相對低成本的情況下維持全球領導地位。

然而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1990年代那個信心滿滿的唯一超強。它面臨的問題非常多：債務高築，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製造業空洞化後遺症仍在，傳統盟友對其承諾的穩定性也開始出現疑慮。更麻煩的是，美國的全球角色並沒有因此縮小。它仍要顧歐洲、顧中東、顧印太，仍要維持金融霸權與科技優勢，仍要面對國內民主制度失靈與外部戰略競爭的雙重壓力。美國今天最大的危險，不是突然崩潰，而是它的內部治理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它原本的帝國角色。如果這種情況不調整，美國未來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贏，而是能不能穩。

中國則是另一種帝國性。它的帝國性不在海外殖民，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巨大文明共同體、超大規模國家機器與全球製造業中心，正在向外延伸自己的經濟、技術與政治影響力。它的優勢非常明顯：人口規模龐大，工業體系完整，國家動員能力強，對周邊與全球南方的經濟輻射日益加深。某種程度上，它很像歷史上的大陸型帝國：本土厚實、中心強大、周邊連動廣泛。

但中國今天的問題也同樣清楚。高速成長時代的紅利正在減弱，地方財政壓力上升，房地產與內需調整艱難，人口老化已經開始，青年就業與社會流動感的下降，也逐漸影響整體社會氣氛。更重要的是，中國原本成功的治理模式——高效率集中動員、地方競爭、融入全球市場——現在開始碰到新的限制。如果治理方式不能順勢調整，中國未來面對的未必是崩潰，而是更典型的帝國病：體量巨大，但轉身困難；決策集中，但執行僵化；對外越來越強，對內卻越來越重。

所以，今天的中美，其實都不是站在「帝國已經終結」的位置，而是站在「治理成本急速上升」的位置。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危險的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帝國往往還看起來很強，甚至比過去更有威勢，但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一種看不見的疲態。

歷史上，帝國改革通常有三種結局。最好的一種，是在壓力真正失控之前，能及時調整制度，重新平衡中央與地方、財政與軍事、秩序與活力之間的關係。其次的一種，是改了，但改得太晚、太慢，最後雖然拖長壽命，仍然無法避免下坡。最差的一種，則是拒絕改革，或者只做表面修補，最後讓所有問題同時爆發。

今天的美國與中國，其實都站在選擇的門口。美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維持國際領導角色的同時，修補自己的社會與制度；中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不失去穩定的前提下，給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留出更多調整空間。兩者都不是沒有能力，而是都必須開始回答一個相同的問題：你們要如何治理自己，才能繼續治理世界的一部分？

從台灣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台灣並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突然崩壞，也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為了轉移內部壓力而對外冒進。對台灣最有利的局面，從來不是誰的戲劇性勝利，而是主要大國能把更多力氣放在內部調整，而不是外部衝撞。換句話說，對台灣來說，最好的未來，不是帝國大戰，而是帝國改革。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篇文章，那就是：歷史上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帝國不夠強，而是帝國太大、太累、太舊，卻還不願意改。今天的中美，都還沒有走到黃昏，但都已經站在傍晚之前。接下來是改革的前夜，還是黃昏的開始，不只取決於國力，更取決於它們是否有勇氣調整自己。如果沒有，那麼歷史上那些帝國的故事，就不只是一種回憶，而會變成一種預告。

提到人造鑽石，大家馬上聯想到璀璨奪目，價值不菲，代表愛情的裝飾珠寶。其實人造鑽石的主力是用於散熱降溫的5G/6G通訊、AI算力中心、量子計算與半導體晶片，成為解決高熱問題的關鍵材料，用於平滑打磨的精密加工、半導體、軍工等領域具有戰略價值的耗材，人造鑽石產業是一個重要的工業領域。

中國在人造鑽石領域已是全球主導力量，佔全球產量約 90%，珠寶鑽石產值10億美元，工業鑽石產值170億美元，並在工業級與高科技應用中具有壓倒性地位。不僅在產量與技術上突破，還透過出口管制與高端應用掌握全球供應鏈與市場格局。

珠寶級人造鑽石中國年產400 萬克拉，約佔全球 50%。中國的主要產地是河南的鄭州與柘城，佔中國產量約 80%，是全球產能最集中、規模最大，包括石墨原料、催化劑、切割、拋光等各項技術最成熟的生產基地。中國生產的初級鑽石，送到印度切割打磨 ，再出口以歐美品牌出售，這是目前全球人造鑽石典型成熟的供應鏈模式。

目前全球珠寶鑽石70%是天然鑽石，30%是人造鑽石，而且人造鑽石的比例年年增加。早期鑽石零售商註明這是人造鑽石，價格較低，與天然鑽石區隔銷售。但是天然鑽石與人造鑽石都是碳原子形成的晶體，無法用肉眼及放大鏡區分。因為天然鑽石難免有些許瑕疵，而人造鑽石接近完美無瑕，必須使用光譜及顯微鏡才能判斷。所以2018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修改了珠寶法令，取消了對人造鑽石的歧視標誌，承認兩者都是真正的鑽石，結果引起鑽石價格的波動與調整。人造鑽石由於供應量激增，這幾年價格降低了80%，天然鑽石價格受到拖累也降低了30%。未來鑽石代表愛情，價值不菲的概念將漸漸淡化。

人造的工業鑽石才是重要的產業，中國的工業鑽石，就是金剛石產業，約佔全球的 90%以上，是全球絕對主導者。金剛石粉末顆粒是世界上最堅硬的品質，是地球上散熱能力最強的材料，也是優良不導電的絕緣體，已成為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核心散熱及平滑打磨的基礎材料。其它工業上用於切削、研磨、鑽探、拋光等領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堅硬的金剛石碎屑必須研磨成不同等級的金剛石粉末，粗細不同的粉末，從幾毫米、幾微米，甚至到奈米級，用在不同等級工業生產的需要上。譬如石材切割、鑽探、鋸片（粗顆粒）；研磨輪、切削工具（中顆粒）；精密研磨、光學拋光（細顆粒）；半導體晶圓、光學鏡片（超細粉）；生醫、潤滑、量子材料（金剛石奈米細粉），在全球的工業製造過程是不可或缺的耗材。但是生產不同等級的金剛石粉末，必須嚴格區分，保證無瑕可靠的品質，是非常複雜又精密的過程。河南是全球最大金剛石粉末基地（佔中國的80%），山東是超硬金剛石粉末加工基地，安徽是超細微金剛石粉末加工區，湖南是高純度金剛石粉末生產地。中國具有獨到的機械設備及經驗，供應各國不同等級的金剛石粉末，執世界的牛耳。

2025年11月起，中國對人造金剛石粉末、單晶、線鋸、砂輪及鑽石設備與技術列為國家安全項目，實施出口管制。這是與稀土元素同樣重要的工業工具、原料及耗材，被視為對美日科技封鎖的有力反制，凸顯人造鑽石在精密加工、半導體、軍工等領域的戰略價值。如果說稀土元素管制影響到美國的軍工武器如戰機、雷達、導彈，也影響到太空航天、人工智能AI產業。工業鑽石管制則影響到半導體的光刻機以及其上游設備的製造，也影響到範圍更廣的民用產業如航空、汽車、精密加工等領域。

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都需要進口中國生產的金剛石粉末，最依賴中國金剛石粉末耗材的國家依序是日本（精密加工）、韓國（半導體）、美國（軍工武器）、德國（精密光學）、印度（切割工具）。日本是全球最依賴中國金剛石粉末耗材的國家，中國的進口佔了28.2%。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佔了 10%，百分比看似不高，但是他們也高度依賴越南、臺灣及墨西哥的來自中國的轉口貿易，仍然脫離不了中國。所以在工業製造的高純度單晶和低成本大宗耗材領域，中國幾乎是不可替代的單一來源。制裁美國、日本的金剛石粉末出口，和稀土禁運有同樣的打擊效果。

鄭麗文自去年10月當選國民黨黨主席，至今將近半年，並且即將出訪中國大陸。鄭很有活力，也能言善道，頗能吸引媒體的關注，她因此能夠宣揚她的「親中」兩岸路線，而訪陸也是在彰顯其兩岸路線。綠營當然極力批評鄭的兩岸路線，而即使藍營中，也有一些不大贊同的聲音，為何如此？

簡單說，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回歸馬英九主政時期及之前，國民黨的兩岸路線「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及「親美、親中」並行，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強調兩岸對話與和平，並與民進黨的「反中」「台獨」直球對決。

部份藍營人士不大贊同鄭的兩岸路線，就是因為其意識形態比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更「親中」一些，怕會被抹紅而丟失藍營的選票，因此輸掉11月的市縣長和市縣議員選舉。這些藍營人士是過慮了，11月的選舉屬於地方性選舉，主要關心地方事務，與「親中」「反中」的意識形態沒多大關係。

台灣實行選舉民主，政黨的目標是勝選執政，鄭麗文宣揚她的兩岸路線和「親中」意識形態，有助於國民黨贏得2028總統大選嗎？

總統大選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两方面，總統候選人團隊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和其意識形態，而後者尤其重要，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意識形態重要的證據可見於：國民黨的施政一向優於民進黨，譬如：建立台積電、實施全民健保、與對岸簽署ECFA等；民進黨則致力於「反中」的意識形態和「去中國化」措施；結果民進黨贏得最近3次總統大選。

早期國民黨的板塊遠大於民進黨，當時台灣人相當「親中」，甚至很多人自許為「中國人」。在李登輝和民進黨的長期灌輸下，台灣人不再那麼「親中」，而同步的國民黨的板塊逐漸縮小，現在已稍小於民進黨。國民黨與「親中」幾乎劃上了等號，因為國民黨的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台灣人的祖先也大多來自大陸，國民黨只有宣揚「親中」才能擴大其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安定力量。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

有些人認為，鄭麗文與盧秀燕的兩岸路線似乎有差距，恐怕有路線之爭，不利於2008盧參選總統。其實國民黨這樣的大黨，有不同意見很正常。鄭、盧目前可說是各有所司而分進合擊之，鄭顧意識形態，盧顧施政能力/成績，都是總統大選需要的。宣揚「親中」和出訪大陸有潛力擴大國民黨板塊，並抑制「反中」的民進黨，但也有風險，譬如失言而被抹紅，由鄭去衝鋒，即使出師不利，也幾乎不損害盧參選總統。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就像一杯水滿了，正不斷溢出填滿了落後之地，西方不解兵形象水，欲抽刀斷水，結果不言而喻。

當下美、以氣勢凌人，但早在幾年前伊朗已準備面對美、以蠢動了。在這輪衝突當中，伊朗展現出的反制分量，正是其反制裁戰略的現場驗證。這幾年中國為伊朗，已構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反制裁體系，而且關鍵作用正在被充分驗證。

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套成熟的霸凌公式，就是先在金融上封殺，再在物流上封死，最後在民生上拖垮，三步連鎖反應下來，很多國家很難扛住。而中、伊合作架構，剛好在這三個環節，築起了防火牆，逐一擊破。

首先，伊朗已有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道，徹底繞開了美元體系。美國慣用的手段，凍結海外美元資產、切斷金融往來。但當伊朗的核心貿易不再依賴美元路徑，這一招就沒了殺傷力，金融窒息的邏輯就失效了。

第二個關鍵，是物流維度。中國已打通中亞陸路通道，為伊朗創造了暢通的物流。美海軍可威脅海路，但無法切斷其陸路生命線，讓伊朗的原油出口、民生必需品進口，即便在局勢緊張時，依然能夠維持運轉。

第三點，則是民生維度。中、伊協議裡關於糧倉建設、藥品與日用品穩定供應的安排，是一層底線防禦。西方過去干預他國，常常先製造民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而當基本生存物資有長期保障，外部制裁就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社會失控，大幅增加了伊朗的抗壓韌性。金融不被卡死、物流不被封死、民生不被拖垮，美國落伍的制裁組合拳，在這套體系面前，效果被大幅壓縮。

這次局勢，是去美元化合作模式的實測。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用本幣結算、陸路互聯，用不受第三方金融霸權左右的平行世界與現有國際體係並行。也就是中國正在新興的平行世界引領全球走出單極世界、殖民世代，用真全球化取代西方的偽全球化。

對於眾多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防禦性佈局樣本，在面對貨幣與地緣風險時，如何提前築起自己的安全邊界。

這場戰爭，表面上在炸中東。但真正被消耗的，可能根本不在戰場上。
當油輪開始繞路、保費開始暴漲，有些國家的代價，才正要開始計算。當飛彈劃過夜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爆炸點，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在火光之中，而在油輪、保險單與航道風險的陰影裡。

而當這些看似「金融化」的成本開始浮現，一個更深層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戰場在中東，但壓力，正在精準地向東方擴散。

軍事戰略圈中一直有種說法，認為這是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戰爭。表面上是美國與伊朗的軍事衝突，實際上卻在系統性地消耗中國。這種說法不再只是陰謀論，因為市場訊號與物理打擊正同時發生。

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的風險被重新定價，全球航運業迅速進入高度緊繃狀態。一艘價值約3億美元的超大型油輪（VLCC），單次航行保費已從戰前的60萬美元跳升至數百萬美元等級。更關鍵的是，當沙烏地阿拉伯試圖透過延布（Yanbu）與東西向輸油管來「繞道」分散風險時，相關節點卻反而成為打擊目標。

這讓問題不再只是航道是否可用，而是「替代方案是否仍然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更直接的手段開始顯現——不只是封鎖，而是讓所有繞行選項同時失效。
這是一把「硬斧頭」：它不只封鎖了海峽，更物理性地粉碎了所有試圖繞行規避風險的希望。

然而，當物理封鎖與風險上升同時發生時，另一種更隱性的工具也開始浮現。
在這柄硬斧頭劈開舊秩序的裂縫中，另一把「軟刀子」正悄無聲息地切入。

當西方船隻因為拒保與天價成本而止步於海峽之外時，德黑蘭卻對特定的8個國家遞出了橄欖枝——只要石油貿易改用「人民幣結算」，便能換取通行特殊航道的安全保證。這不再只是能源供應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交易定義權」的政經突襲。

問題不在於油「有沒有」，而在於油「能不能安全地運到」，以及「用什麼貨幣買到」。對一個有四成以上原油進口需經過荷莫茲海峽的龐大經濟體而言，這是一場結構性的壓力測試。原本帶有折價優勢的伊朗原油供應雖受阻，但透過這把「人民幣結算」的軟刀子，部分獲准通行的船隻正沿著伊朗沿岸的影子航道，在美元體系的窒息區外獲得一線生機。

於是，一條新的現實逐漸浮現：能源不再只是供應問題，而是被重新包裝成結算與體系競爭的一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產線之外展開——那是庫存與貨幣的雙重博弈。外界普遍估算，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可支撐數月進口需求，但在這場「硬斧頭」與「軟刀子」的配合下，每一桶被消耗的庫存，背後都隱藏著一場去美元化的豪賭。

不過，如果只把這場戰爭理解為針對單一對象的戰略行動，仍然無法解釋另一個更現實的變化。

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專門針對中國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美國或許能承受一時的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失控且長期化、甚至讓美元霸權在能源市場邊緣化的中東戰爭。當法國等北約盟友公開拒絕為這場戰爭護航，反映出的是盟內對戰略成本與金融風險的不同判斷。

真正正在發生的，並不是單點對抗，而是多方在不同成本曲線上的重新排序。

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核心不在於「打擊誰」，而在於「誰能撐得更久」。

當這場戰爭進入第20天，博弈已不僅僅停留在保險單與人民幣結算上。隨著以色列轟炸伊朗的南帕爾斯氣田，以及伊朗報復性襲擊卡達的LNG設施，這場衝突開始從「流通層」向「生產層」延伸。

換句話說，問題開始從「油能不能運出」，轉向「油還存不存在」。

當這些位於源頭端的設施遭到破壞時，供應鏈本身的穩定性開始動搖。大型能源設施所依賴的關鍵設備高度專業化，一旦這些核心組件損毀，其修復週期往往以年為單位，遠超地緣政治能提供的緩衝時間。

這使得能源市場的風險，從原本的「物流中斷」，進一步轉變為「供給能力下降」。即便航道恢復通行，如果產能尚未修復，市場仍將長期承壓。

於是，這場戰爭同時在兩個層面施壓：一端是航道與保險構成的流通壓力，另一端則是設施破壞帶來的供給壓力。

當能源同時在流動與生產兩端受限時，危機的性質也隨之改變——它不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整個能源體系是否仍能維持運作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種更隱性的博弈同步展開。航運成本上升、風險增加，使得結算方式與貨幣選擇成為新的競爭場域。能源不只是商品，更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當交易方式改變，權力的分配也隨之重組。

於是，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與金融市場之外展開——那是庫存、供給與結算體系的三重博弈。

最終，所有這些層層疊加的變數，仍然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但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單一方向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

美國或許能承受短期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長期化、且可能削弱美元在能源市場地位的衝突；而其盟友體系內部，也開始出現對戰略成本的不同判斷與分歧。

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是不是在打中國」，而是——真正正在發生的，是一場關於「戰略耐力」的極限競賽。

當戰爭同時影響航道安全、能源供給與結算體系時，所有依賴能源運作的經濟體，都被納入同一個風險網絡之中。問題不再只是誰能打贏局部衝突，而是誰能在長時間的不確定性中維持自身體系的穩定。

當這場戰爭無法快速結束，誰的國力，會先在保險單與儲油槽的此消彼長中被消耗殆盡？是守著高昂保費與美元信用的西方，還是正試圖在斷裂的傷口上，用人民幣縫補出一條新的路徑的東方？

時間，才是這場戰爭裡最昂貴、也最殘酷的資源。
當戰爭開始消耗時間，它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勝負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為此共同付出的代價。

而真正殘酷的地方在於——
這場代價，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京杭大運河，又名中國大運河。南起杭州灣錢塘江，北行抵達北京市「萬壽寺」鄰近之「廣源閘」。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全長1794公里，2014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隋焬帝繼位前即向父王建議開鑿大運河，即位後不顧民生疾苦強徵民工大事開挖。他揚言自己是秦始皇第二，成為千古一帝。

大運河分為四個河段，自南而北分別為江南河、邗溝、永濟渠、通濟渠。通濟渠（在河北省境內的河段）與永濟渠（在山東省境內的河段）係由隋煬帝開鑿，主要目的是爲了攻打高麗，運送與集結物資於通州（當前大陸在通州興建了至為宏偉的大運河博物館）。「邗溝」係吳子胥奉吳王夫差之命開鑿，始於江蘇揚州長約150公里。東周時吳王為逐鹿中原爭取擔任各大諸侯的盟主，調派兵馬睥睨群雄而開鑿。長江以南至杭州灣的河段為「江南河」。四大河段連結成為中國大運河。

我年近50初登大陸，即渴望一睹大運河風釆，民國87年我來到上海出席國際證券論壇（當時大陸正全面轉型改革，推行「股份式」公司組織），我為主管機關代表，被推為領隊。會議結束後座車經蘇州前往南京，來到無錫，駕駛告知大運河在附近，我當即請停車休息，全團人到運河岸邊拍照留念，大運河我終於來到了。我感嘆祖先數千年前在缺乏現代機具的環境中，全憑肉身及苦力完成此一宏偉的建設，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產與燦爛的文明生活。

民國105年我退休後，每年都訂定計畫前往大陸瞻仰祖先的遺蹟，凡大運河流經的城鎮或鄉村都列入行程。直到去年（民國114年）我來到北京市通州區參觀新建成的「大運河博物館」，在舘裡及河港邊留影。隔天前往北京城裡「萬壽寺」（清王朝皇家專用佛寺）鄰近的「廣源閘」。這裡有一皇家專用的運河，通往頤和園。兩者以「廣源閘」相隔離，「京杭大運河」北端終點即止於此。

近10年，我足跡遍及大運河流經的城鄉，它們在歷史長河中均留著流傳千古令子孫緬懷的事蹟。簡述如下：

1. 大運河南端起點，杭州灣錢塘江。

2. 杭州市中心，河港「武林門」詔告牌示「到北京看長城」。

3. 烏鎮，位於浙江桐鄉市。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為千年文化名城，歷來有64位進士出身於此，名作家茅盾為烏鎮人氏。目前，世界互聯網大會設址於此。

4. 蘇州吳中區木瀆古鎮，春秋時代吳王闔閭的行政中心；項羽於此號召8000人江東子弟起兵討伐秦始皇。此區「寶帶橋」連橫53個橋孔，為中國最多橋孔的石橋，大運河毗鄰而過。

5. 蘇州城，春秋時名稱為「姑蘇城」。闔閭命吳子胥興建姑蘇城牆並於蘇州城外靈岩山興建姑蘇台。夫差於姑蘇台興建舘娃宮，宮裡打造「響碟廊」，踏歩於上會發出樂聲，以取悅西施，西施擅於輕歌曼舞以娛夫差。越王勾踐進貢西施予吳王，夫差中了美人計，卒至亡國。
蘇州城外寒山寺，唐朝時張繼考進士落榜，落寞時分乘船大運河南下，行至姑蘇城，天色已晚，船隻彎進支流停泊於寺前「江村橋」下過夜。心情低落時，寒山寺傳來鐘聲，寫了「楓橋夜泊」詩。詩句「…江楓漁火對愁眠…」，對照場景應當是「江村橋」與相鄰之「楓鎮橋」，加上運河船隻的燈火形成的畫面。中學時期考國文翻譯，當時老師的答案是「…江上的楓與船上的燈火…」，𦲷臨現場發現，完全不對頭。

6. 無錫，它位於太湖邊，是吳文化發祥地。秦始皇時期當地挖得石碑，上刻字「有鍚兵 天下爭；無錫寧 天下清」。錫為鑄劍重要成分，引來兵家必爭，秦將王翦主張此地無錫比較好，無鍚地名由此而來。

7. 鎮江，三國時期鎮江名為「南徐」，是吳國的行政中心，長江與大運河交滙於此。《三國演義》諸葛孔明錦囊妙計戲耍周瑜與孫權發生於此；民間故事《白蛇傳》白娘娘水漫金山寺發生於此；蘇東坡「水調歌頭」完成於金山寺；南宋大將韓世忠大戰金兀朮於長江，他的夫人梁紅玉於金山寺高台擊鼓揮旗指揮戰船擊潰金軍。

8. 揚州，大運河自鎮江穿越長江，北上第一站來到揚州，當地亦建有大運河博物館。唐朝時期，揚州「大明寺」住持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前後7次將佛教傳入日本。著名的「瘦西湖」實為大運河水流進入揚州彎來拐去形成的湖泊，兩岸景緻比美西湖，但湖面狹窄細長，所以稱之為「瘦西湖」；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曾在揚州擔任縣令3年，他將見聞口述予朋友，朋友依他所說寫入名著「東方遊記」。

9. 淮安，大運河於此建有閘門，除調節船舶水位外，亦方便運河轉運物資。明、清時期南方地區向朝廷進貢糧草、稅銀或其他物資都在此登陸改由馬匹䭾運，稱為「漕運」，淮安設置「漕運督都府」，官階不低。民國34年底國共內戰開始，中共原擬建都於淮安，與距離不遠的南京分庭抗禮，蔣介石調來重兵將共軍趕進山東。

10. 宿遷，項羽與他的勁敵韓信同為宿遷人氏。當地有景色秀麗的「駱馬湖」，大運河沿著湖的西岸北上。湖堤道路左邊是大運河，大木船在河上徐徐北進，道路右邊是湖面，波光粼粼，湖邊遍植楊柳，釣客悠哉悠哉等魚兒上鉤。

11. 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徐蚌會戰黃伯鞱兵團自運河以東準備撤到運河以西的徐州總部，總部指示他多停留2天掩護另一西撤的部隊，黃司令未利用那2天在運河架設浮橋，2天後大軍西撤，河面僅1座橋，擁擠不堪，導致西撤速度緩慢，共軍即早在西岸阻擋國軍。黃兵團被包圍10天後被殲滅。

12. 濟寧，大運河進入山東省，沿微山湖北上。劉邦故鄉江蘇沛縣在微山湖西岸。水滸傳小說，江湖好漢聚集的梁山水泊位於此地。大運河彎進市區，著名的太白樓座落在岸邊。李白在濟寧生活20餘年，日日在太白樓飲酒賦詩。太白樓庭院裡有仿舊日李白與朋友飲酒的茅亭，具有思古之幽情。

13. 聊城，大運河與黃河在此相會。水滸傳小說武松打虎的景陽崗位於此地；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即為聊城人氏。

14. 山東省德州市，位於山東省與河北省的交界。19世紀德州是南方9省（冀、魯、豫、蘇、皖、浙、湘、鄂、贛）通往北京的重要漕運通道。此地歷史名人包括漢朝時期東方朔、唐朝顏真卿、7.7蘆溝橋事變我方指揮官宋哲元。

15. 天津市，大運河北上至天津與海河交會。海河係華北5河，滹沱河、清河、子牙河、南運河、欒河𣾀合而成，向東行注入渤海灣，清朝時期在河口建置堅固的大沽口砲台。北運河往西北方向進入北京。

16. 北京通州，逐漸接近大運河北端的終點，位於北京萬壽寺旁的「廣源閘」。萬壽寺為清廷皇家專用的佛寺，寺廟前有皇家專用的運河，直通頣和園的昆明湖。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自頤和園起駕回宮，搭乘運河的御船至萬壽寺，拜佛後換乘馬車回宮，下令監禁光緒皇帝。「廣源匣」區隔皇家運河與大運河，可視之為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

近來很多西方國家的元首造訪北京，當然是因為習近平比川普對待他們好多了，這相當程度平反了習的長期被西方媒體所厭惡。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歷經4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習是西方媒體最不喜歡也批評最多的，為何？會改變嗎？

習近平主導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並且已連任第三屆，甚至可能成為終身的最高領導人。西方國家自18世紀以來就反對帝制，並逐漸以民主制度取代之。這成為西方的基本價值，西方媒體因此把習的修憲和連任視為走向帝制，而大加撻伐。其實習的修憲是在2018年，在這以前，西方媒體對他就沒有好話。

鄧小平主政的大部份時間，蘇聯集團尚未崩潰，美國集團非常歡迎中國的加入，因此西方媒體對鄧多是讚美之詞（雖然天安門事件後有些改變）。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主政都在蘇聯集團崩潰後，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施政有何差異？

習的意識形態比江、胡更左傾，即他更傾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自由主義，又不像江、胡奉行「韜光養晦」不張揚的對外政策。譬如：習特別推崇毛和中共革命時的奮鬥精神；比江、胡更公開的限縮言論自由，並在疫情期間限縮行動自由；大力支助新疆的發展，同時限縮其自由，以遏止疆獨的不法活動；制定《香港國安法》來壓制香港追求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動盪；以一帶一路計畫支助很多國家的建設，削弱美國和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影響力。這些都挑戰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為西方媒體所厭惡。

在江、胡時期，中國大陸的主要工作是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是脫貧，當時中國的產業大多屬於勞力密集型，與西方國家的產業少有競爭；但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不僅要脫貧和發展經濟，還追求國家的強大，因此要實行法治、反腐和軍事改革，而且這時中國已發展出不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產業，與西方國家的產業產生高度競爭。

在江、胡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少有產業競爭，也少有國際權力的競爭，西方媒體因此寬待江、胡；但到了習時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已有頗多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構成西方國家的不小威脅，西方媒體因此對習有特別多的批評，有些甚至是不實的抹黑，譬如把習打擊貪腐說成是政治鬥爭，期望藉批評習削弱中國大陸。

簡單說，西方媒體厭惡習，有兩個原因：與習的意識形態有很大差異，及双方有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前者不容易改變，後者卻在改變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其實主要是中美的競爭，西方國家全力挺美，因此成為中西的競爭（如很多西方國家聽從美國，限制進口中國的電動車）。現在川普對很多西方國家課徵高關稅，加上言語羞辱，使西方國家遠美而親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於是減弱，西方媒體因此比較寬待習，雖然双方仍有意識形態的差異。無論如何，這對中國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