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黃昏,還是改革的前夜?從羅馬到中美的歷史觀察 | Friedrich Wang

歷史上許多看似強大而且控制嚴密的帝國,最後都沒有逃過衰敗、混亂,甚至解體的命運。羅馬帝國如此,秦帝國如此,唐帝國如此,近代的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也差不多如此。它們在各自最強盛的時刻,都曾經讓周邊世界感到敬畏,甚至一度讓人以為那樣的秩序可以長久維持下去。然而歷史最後反覆證明了一件事:帝國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是來自某一場單獨的敗仗,而是來自內部治理、財政結構、社會整合與對外擴張之間逐漸失去平衡。

如果把這樣的視角放回今天,我們會發現,當今世界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政治體,其實主要只有兩個:中國與美國。它們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不再靠赤裸裸的殖民統治來控制世界,但在另一種現代形式上,它們都帶有某種明顯的帝國性。美國是典型的海權型、制度型帝國;中國則更接近一種大陸型、文明型、製造業型帝國。兩者的形態不同,路徑不同,但現在卻都碰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它們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足以支撐如此龐大的體量、全球性的責任,以及越來越高昂的治理成本?這或許才是當代世界最值得觀察的事情。

羅馬帝國的故事,是最經典的帝國教材。很多人談羅馬的衰亡,總喜歡從蠻族入侵講起,彷彿羅馬是被一群外人從外部突然推倒的。但如果稍微深入一點就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羅馬的真正危機,是從內部開始的。軍隊開支越來越大,邊疆防衛越來越重,中央財政不斷惡化,地方社會逐漸失去活力,皇帝與軍隊、元老院與官僚系統之間不斷發生權力鬥爭。當這些問題累積到某個程度時,外部入侵才成為最後的催化劑。換句話說,羅馬不是被一下子打倒的,而是先變重、變慢、變僵,最後才倒下。

秦帝國雖然短命,卻同樣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它並不是不夠強,相反地,它太強、太集中、太急於把統一後的新秩序徹底壓實到整個天下。法家式的高壓治理,在戰爭時代非常有效,但在統一之後,原本用來征服天下的制度,反過來變成壓垮國家的力量。徭役、法律、中央集權、政治整肅,短時間內看似有效率,長時間看卻讓帝國缺乏緩衝與修正能力。於是,秦朝不是死於不強,而是死於太剛、太急、太沒有彈性。

唐帝國則是另一種情況。它的前半段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帝國的高峰,開放、自信、文化輝煌,軍事與制度都達到很高水準。但也正因如此,它的疆域管理、藩鎮結構、邊疆用兵與中央財政之間形成了非常複雜的壓力。一旦安史之亂爆發,中央就很難再恢復原有的控制力。唐朝沒有立刻亡,但從那之後,實際上已經進入長期失血的下坡路。這也是帝國常見的命運:不是轟然一聲立刻垮掉,而是在表面上還很大、還很有威望時,內裡早已開始鬆動。

近代的奧圖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也同樣不是弱在一開始。奧圖曼帝國曾經橫跨歐亞非,制度與軍事都很有特色;俄羅斯帝國則疆域驚人,人口眾多,軍事力量也極可觀。但到了近代,工業化、民族主義、現代官僚國家與金融體系的競爭,逐漸讓這些傳統帝國顯得沉重而遲緩。它們不是沒有改革過,相反地,兩者都多次試圖改革,但改革往往太慢、太局部,或者方向不夠徹底,最後仍然追不上時代變化。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帝國衰敗,常常不是因為完全拒絕改革,而是因為改革總是來得太晚。

至於大英帝國,它提供了另一個版本。英國不是因為被誰直接征服而終結帝國,而是在維持全球秩序與海權優勢的過程中,逐漸耗盡自己的財政、軍事與工業優勢。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意識到自己無法再獨自承擔帝國的成本。這是一種比較體面的退場,但背後邏輯仍然相同:帝國不是突然喪失力量,而是治理全球的代價已經超過它自身能夠承受的範圍。

這些歷史例子放在一起看,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相對清楚的結論:帝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強不強,而在於它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能夠負擔自己的規模與野心。當規模越來越大、利益越來越複雜、外部責任越來越多,而內部制度卻停滯不前時,帝國的困境就會開始顯現。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美國與中國,都正站在一個很微妙的位置。

美國是典型的現代海權帝國。它不直接殖民大部分土地,但透過海軍、金融、科技、美元體系、全球軍事基地與同盟網絡,對世界施加巨大的影響力。從二戰後到冷戰結束,美國建立了一套相當成功的國際秩序,這套秩序的核心不只是武力,而是制度、可預測性與同盟信任。也正因如此,美國能夠在相對低成本的情況下維持全球領導地位。

然而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1990年代那個信心滿滿的唯一超強。它面臨的問題非常多:債務高築,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製造業空洞化後遺症仍在,傳統盟友對其承諾的穩定性也開始出現疑慮。更麻煩的是,美國的全球角色並沒有因此縮小。它仍要顧歐洲、顧中東、顧印太,仍要維持金融霸權與科技優勢,仍要面對國內民主制度失靈與外部戰略競爭的雙重壓力。美國今天最大的危險,不是突然崩潰,而是它的內部治理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它原本的帝國角色。如果這種情況不調整,美國未來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贏,而是能不能穩。

中國則是另一種帝國性。它的帝國性不在海外殖民,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巨大文明共同體、超大規模國家機器與全球製造業中心,正在向外延伸自己的經濟、技術與政治影響力。它的優勢非常明顯:人口規模龐大,工業體系完整,國家動員能力強,對周邊與全球南方的經濟輻射日益加深。某種程度上,它很像歷史上的大陸型帝國:本土厚實、中心強大、周邊連動廣泛。

但中國今天的問題也同樣清楚。高速成長時代的紅利正在減弱,地方財政壓力上升,房地產與內需調整艱難,人口老化已經開始,青年就業與社會流動感的下降,也逐漸影響整體社會氣氛。更重要的是,中國原本成功的治理模式——高效率集中動員、地方競爭、融入全球市場——現在開始碰到新的限制。如果治理方式不能順勢調整,中國未來面對的未必是崩潰,而是更典型的帝國病:體量巨大,但轉身困難;決策集中,但執行僵化;對外越來越強,對內卻越來越重。

所以,今天的中美,其實都不是站在「帝國已經終結」的位置,而是站在「治理成本急速上升」的位置。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危險的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帝國往往還看起來很強,甚至比過去更有威勢,但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一種看不見的疲態。

歷史上,帝國改革通常有三種結局。最好的一種,是在壓力真正失控之前,能及時調整制度,重新平衡中央與地方、財政與軍事、秩序與活力之間的關係。其次的一種,是改了,但改得太晚、太慢,最後雖然拖長壽命,仍然無法避免下坡。最差的一種,則是拒絕改革,或者只做表面修補,最後讓所有問題同時爆發。

今天的美國與中國,其實都站在選擇的門口。美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維持國際領導角色的同時,修補自己的社會與制度;中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不失去穩定的前提下,給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留出更多調整空間。兩者都不是沒有能力,而是都必須開始回答一個相同的問題:你們要如何治理自己,才能繼續治理世界的一部分?

從台灣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台灣並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突然崩壞,也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為了轉移內部壓力而對外冒進。對台灣最有利的局面,從來不是誰的戲劇性勝利,而是主要大國能把更多力氣放在內部調整,而不是外部衝撞。換句話說,對台灣來說,最好的未來,不是帝國大戰,而是帝國改革。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篇文章,那就是:歷史上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帝國不夠強,而是帝國太大、太累、太舊,卻還不願意改。今天的中美,都還沒有走到黃昏,但都已經站在傍晚之前。接下來是改革的前夜,還是黃昏的開始,不只取決於國力,更取決於它們是否有勇氣調整自己。如果沒有,那麼歷史上那些帝國的故事,就不只是一種回憶,而會變成一種預告。

內亞史觀的安祿山貽笑大方 | Friedrich Wang

安祿山造反,重創大唐,是內亞的遊牧民族對中原王朝的一次反撲嗎?這幾年所謂的內亞史觀或新清史甚囂塵上,於是有這種怪異的觀點。

簡單說,安祿山是大唐的節度使,標準的朝廷命官,不是入侵的外族,相反地他幾次帶領帝國軍隊與外族作戰,立下不少功勞,靠打仗爬到這個位置。而大唐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北亞民族、西域各國,甚至連波斯王子都在朝廷供職,在盛世之中齊聚一堂,不分彼此。所以,唐玄宗並未視安祿山為外人,甚至收為義子,關係非常親密。

安祿山的造反,本質上是唐朝的統治危機。長篇大論就不說了,簡言之,府兵制度被破壞,政府只有招募彍騎,也就是募來的士兵。但是數量有限,還要花大錢。而且府兵的破壞是因為均田制的破壞,中央政府因此無法掌握足夠的財源、戶口、人力。那帝國的邊防怎麼辦?所以就給邊鎮極大的兵權、財政權,讓這些將領擁有可觀的權力,讓他們自己負責養兵。

安祿山一個人兼任三個節度使,掌握半數以上大唐的邊防軍,惟二能跟他對抗的一個是哥舒翰,另一個是郭子儀。哥舒翰也是胡人,郭子儀麾下軍官多胡人,所以安祿山並不特殊,就是兵權過大,缺乏制衡。哥舒翰中風,必須留在長安養病,成了安祿山造反的一個導火線。

內輕外重,尾大不掉,帝國的統治危機在制度遭到破壞後漸漸浮現,幾個導火線一旦被點燃,終於釀成了一場大禍。其實,過程中若不是玄宗的昏聵,肅宗的自私,這場亂事可以三年內搞定。追根究底,還是朝廷太差,本質上這就是一場政治事件,與歷史上其他朝代的兵變差不多,不是甚麼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的對立這種奇怪的觀點。

將北亞與中原王朝加以二元對立,是內亞史觀最大的問題。固然中原本位觀點必須要有些修正,但是矯枉過正的結果,就會出現這種削足適履的怪結論,貽笑大方。

楊貴妃死於安史之亂

美女和美酒,大唐天子腳下的長安城適合過年! | 鄭可漢

「拜倒在石榴裙下」,讓人想到美女,尤其大唐美女:
古人將石榴的果皮及花搗碎,研汁染布,再做成紅色衣物,因此,人們也將紅裙稱之為「石榴裙」。

武則天詩歌的代表作《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說法,源自於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
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不理朝政,大臣們不敢指責皇上,遷怒於楊貴妃,對她拒不使禮。一天,唐明皇設宴群臣,邀楊貴妃獻舞助興。楊貴妃趁機向皇上耳語:「這些臣子對臣妾側目而視,不使禮,不恭敬,我不願為他們獻舞。」唐明皇感到寵妃受了委屈,下令百官,爾後見了貴妃一律使禮,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嚴懲。眾臣無奈,見到楊貴妃身著石榴裙走來,無不紛紛下跪使禮,「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說法因此流傳下來。

長安城的美酒!
西安出土西漢美酒,這50多斤美酒距今2000多年仍香氣四溢,是考古界與科技史上的重大發現。

西鳳酒產於陝西省鳳翔縣。鳳翔古稱雍,爲炎黄文化和周秦文化發祥地和中國著名酒鄉,文化積澱十分豐厚。西鳳酒始於殷商時期的「秦酒」,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商周時即爲王宮御酒,獨特釀造工藝不斷代代傳承,至今已形成其獨特風格。

憑借三千年的獨特古法釀造工藝和五百年的酒海祕藏儲存方式,西鳳酒形成醇香典雅、甘潤挺爽、諸味諧調、尾勁悠長的鳳香型白酒典範。作爲鳳香型白酒典型代表,西鳳酒多次榮獲國際大獎,是我國最早的歷史名酒之一。並爲首屆國家四大名酒之一。其優良品質被古今名人甚爲推崇。

西鳳酒不愧是老四大名酒,西鳳酒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清而不淡,濃而不艷,酸、甜、苦、辣、香,諸味諧調,又不上頭。據了解,西鳳人成功研製開發出了鳳香型西鳳酒、精品系列西鳳酒、珍品系列西鳳酒、特製西鳳酒等四大系列的100多個新一代系列西鳳酒。

美女和美酒,大唐天子腳下的長安城適合過年!

中古中國的鮮卑-中亞元素 | 郭譽申

中國的正史一向以漢族和儒家文化為中心,比較忽略其他的種族和文化及其對漢族和中國文化的影響,使後人大多不了解不同種族和文化融合的過程。筆者最近讀了陳三平所著《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學到很多,願以此短文分享中古時期(五胡十六國、南北朝、隋唐)進入及逐漸融入中國的一些異族元素。

唐朝皇室自稱祖上是隴西李氏,甚至可以上溯到道教始祖老子李耳(正史上都這麼記)。唐朝因此特別推崇道教,在唐太宗時,和尚法琳很可能為了對抗道教,公開質疑:「琳聞,拓跋達闍,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結果法琳被流放至死,而當代沒人敢再提出類似質疑。近代早有一些學者認為唐朝皇室是北魏拓跋王朝的後裔,因此屬於鮮卑族,而作者在書中提出更多唐皇室異於漢文化的證據。

筆者相信作者的說法,中國自從西晉覆滅,北方大多被入侵的異族統治,而北魏拓跋王朝是那時期最興盛的,後分裂成東、西魏,再由北齊、北周繼承。唐朝皇室雖屬於鮮卑族,但已大部份漢化(仍保留一些鮮卑餘緒),其統治不區別胡、漢,因此可被視為中國的本土政權。

小孩都知道的花木蘭故事,完全來自《木蘭辭》。根據很多研究,《木蘭辭》講述的很可能是北魏鮮卑族對抗北方柔然族的戰事。漢人女子柔弱,遊牧民族女子雄健,木蘭應該是鮮卑族而非漢族。木蘭被加上花姓,並無根據,很可能只因為蘭在漢文是高雅的花卉。木蘭應該不是漢文,否則這樣女性化的名字不可能在軍隊裡隱藏木蘭的女兒身。木蘭應該是從鮮卑語轉譯成漢文(在那時代很普遍),表示雄鹿/公牛之類動物,也可能表示傳說中的麒麟。

草原文化盛行收繼婚,即女性在丈夫死後,嫁給丈夫的兄、弟或夫家的其他男性(因為草原遊牧生活艱難),因此遊牧民族家族間缺乏清晰的「輩分」觀念,親屬中比自己年長而比父親年輕的都有一樣的稱謂,只區別男女。

在中國古代,「哥」並不代表兄長,哥等同於兄長,是唐代中晚期才出現的,源自於鮮卑語。

「稽胡」又稱「步落稽」,一向被視為南匈奴的殘餘後裔,過去常被忽略。然而敦煌石窟藝術中最重要的佛教僧侶劉薩河是步落稽;中國最重要的韻書《切韻》的作者陸法言也是步落稽。

草原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他們積極引入許多西域、中亞民族,因為他們與西域、中亞民族一向比較親近,而這也可視為一種「以文明制文明」的政策(相對於漢族常採取「以夷制夷」政策),因此使一些西域、中亞文化,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都經由絲路進入中國,曾產生相當大影響。

作者羅列很多證據,認為大詩人白居易的祖先來自西域龜茲。書中另外提到,元禛是拓跋王族後裔,而劉禹錫是匈奴或鮮卑的後代。

涇原兵變–小氣唐天子錯失中興機會 | 王僧劍

小叫獸沒要說什麼啦!只是看到了一些歷史故事,感慨係之,與大家分享。下面為了方便,有些語句直接引用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E6%B3%BE%E5%8E%9F%E5%85%B5%E5%8…

話說大唐德宗即位後,決心削除藩鎮割據。當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繼承他老子的節度使職位。德宗皇帝不答應,有點像是康熙皇帝要削三藩一樣。李惟岳於是聯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個節度使一同舉兵,是為四鎮之亂。

最初嘛!效忠朝廷的軍隊處於上風,四鎮節度使敗的敗,死的死,降的降。只餘魏博節度使還有實力。於是嘛!德宗皇帝勝券在握,可威風了,英明神武呀!對參與平亂的武將與節度使等,開始第一次小氣,不肯滿足其賞賜要求。於是這般人就轉而與叛軍結盟,還救援叛軍,反而圍困襄城。

德宗皇帝於是詔令涇原節度使等各道兵馬援救襄城。這個時候,德宗皇帝還不醒悟,又吝嗇了一次。十月,涇原兵五千抵長安。當時天寒地凍,士兵又累又餓,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優厚賞賜,結果一無所得。

士兵到了滻水,德宗下詔京兆尹犒賞軍隊,結果只有粗飯且腐臭,士兵更是不滿,鼓譟譁變。我們聽聽那些士兵憤怒什麼?吶喊些什麼?

「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
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

於是叛軍擊鼓吶喊,進攻長安。德宗慌了,急令每人賞賜布帛二匹。叛軍益怒,箭殺中使,擁立前涇原節度使朱泚(朱滔兄)為帥,攻入長安。大肆掠奪皇宮府庫金銀。

德宗皇帝帶著皇室貴族,狼狽逃到奉天,身旁只有數名宦官護駕。在奉天又被圍困月餘,史稱奉天之難。

自此,唐朝皇室為諸鎮所輕。皇帝只有更加倚賴宦官,把宮廷神策軍都交給宦官,導致唐朝從此一蹶不振,內有宦官專權挾持皇帝,外有諸節度使各自擁兵。

有些人是要賣命的。你要小氣,就不要癡心妄想,以為假哭幾滴眼淚,說些漂亮話,到時候大家會賣命。譬如一週前(2018/4/28)打火兄弟死了五位。總統、內政部長等發表慰問,依例假哭之外,說要奉祀忠烈祠。然後不顧公務人員自提儲金遠高於勞保之類的議題,繼續要砍軍公教退休金,卻有八千億去蓋捷運,幫建商炒地皮。

不過話又說回來,國家垮了,政客也不在乎。政客更在乎他的小圈子裡,那些狂妄的思考。